绪论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1]。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为止，其间三百多年，战乱频仍，烽火连天，却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2]金毓黻先生也说：“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明之果。”[3]沈刚伯先生指出：

东汉之后，自三国一直到隋朝，是一个大变而特变的时代。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上，因外国民族之移入而使我们在种族融合方面发生大的变动；而且学术思想也因佛教之东来与玄学之兴起，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加以经济上的发展，与海外的扩张，都超越前代。这种新文化解放了个性，注重到实用，使当时的学人们，一方面吸收并融汇外来的文教艺术，一方面更勤于搜集同整编旧有的典章图籍，于是乎史学的发展，乃突过前人。[4]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史学呈现出几点鲜明的特色：

第一，六朝史书数量非常大。班固《汉书·艺文志》反映西汉以前文献状况，其中史学著作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只有《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卷。至唐初魏徵等修《隋书·经籍志》，特立史学一部[5]，其所著录存于唐初的史学著作，共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加上唐初已经亡佚的史书，计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较之汉志，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真可称得是洋洋大观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时期社会动荡，文献散佚严重，《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文献并非史书的全貌。单就杂传而言，清人姚振宗就补出书目二百五十一种之多[6]。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7]。观此二者，可思过半矣。

第二，六朝史书种类非常多，呈现出“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的新局面[8]。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分史书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隋书·经籍志》经过调整，分史部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以杂传类为例，又包括了人物总录、地方人物、高士隐逸、孝友、忠良、名士、文士、儒者、家传、幼童、妇女、名僧、仙道、鬼神怪异等多种类型。体例之多，堪称空前[9]。

第三，六朝史学理论发达，史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胡宝国先生指出，除了继承前人的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故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10]赵俊先生则分别从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研究的范围、著史态度、家学承继、治史特点、文质关系、编纂体例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特点，并指出：“在扼要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成就之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繁荣发达，魏晋南北朝实为关键发展阶段。”[11]

第四，六朝史学风气浓厚，史书的撰写者身份极为多样，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之士，多热衷于写史[12]。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谈的是曹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创作实绩和号召力量，事实上，他们在史书的写作上也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魏文帝曹丕以帝王之尊，崇讲学术，撰著史书，开创前所未有的风气。其《典论·论文》自称“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所著《列异传》三卷，录于《隋书·经籍志》。他的弟弟曹植虽以文学名世，也有撰史之志，如其《与杨德祖书》所云：“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至于南朝，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等，皆曾撰史。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响所及，遂至一般文人皆有志于史学。

除了上述史书数量大、种类多、史学理论发达和史学风气浓厚之外，六朝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如刘节先生所言：“这个时代的史学界有一种特殊风气，与汉代以前固然不同，与隋唐以后也大不相同，我们讲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讲出来，才可以说是完成任务。”这个特殊风气便是该时期的史学家大多兼是文学家或玄学家，正像孔稚圭《北山移文》里所说的：“既文既博，亦玄亦史。”[13]六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现在可考的有六十多位，这些人中以文学家或玄学家而兼史学家的，就有不少，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云：“其有才堪著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如陆机、谢灵运、沈约、江淹等，皆是佳例。

中国古代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与史学之间常常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其在文学和史学分别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六朝时期[14]，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吾国文史之学，以魏晋南北朝之世为极盛。”[15]六朝史学既如此兴盛[16]，不能不对当时文学产生相当之影响。同样的，六朝文学的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巨大辐射力，包括史学在内的各种学科无不受到当时文风与文学思潮的熏染。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史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六朝文学、史学乃至六朝文化研究之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17]。

就目前之学术状况来看，不论是六朝之文学还是史学，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8]。其中六朝传记文学之研究，牵涉文学和史学两大领域，呈现出比较兴盛的局面。单就传记文学史而言，就先后出版了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多种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六朝之史学著作。专书研究则有段法雷《范晔〈后汉书〉传记艺术特征论》（浙江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程方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博士论文）、钟书林《〈后汉书〉文学论稿》（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以及李敏《〈宋书〉的文学价值》（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郭晋《融文心入史心——略论南朝人所撰三部史书的文学特色》（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19]，分别对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史书的文学特色进行了探讨。非正史类著作较早的研究当推朱东润先生，其《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试图系统总结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认为汉魏六朝的别传和僧传成就最高，并对此进行了论析[20]。晚近之研究则可以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辽海出版社2004年版）和朱静《魏晋别传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为代表，前者深入探讨了杂传的概念、分类、兴起、发展、文体特征及小说化倾向等问题，并梳理了六朝杂传与唐传奇的渊源关系[21]；后者则探讨了魏晋别传繁兴的原因，并对其史学价值和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历史文献，探讨各朝史书之文学特色，而很少注意到六朝史学与文学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张亚军的《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算是对先前史传文学研究的一种突破，即不是探讨史传本身的文学特点，而是“对南朝四部正史当中所呈现的文学面貌进行分析和梳理，考察在官方史学家的眼中，文学究竟是怎样被描述、被反映、被评判的”，角度比较新颖，所论如六朝时期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并不是瞬间的清晰的决断，而呈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牵连；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史学之间也毋宁是一种有机互动而又相互渗透的关系”等，也比较宏通，颇有启发性。

从宏观上探讨六朝文史之关系的论文，则有李少雍《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古人的文史观念，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文史之间的分合、联系与区别等，以之作为“史传文学概论”[22]。王东《从学术传统看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3期）认为：“就史学与文学这两大知识门类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两者间的关系既呈现出划然可分的边界，又往往相互含摄、彼此纠缠。”张丽《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分野》（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指出：“文史分野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历经反复，但各自独立并最终分道扬镳，确实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而言，郝润华的《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的讨论更为集中。其认为六朝史学在取得独立地位与特征的同时，又与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分别从史家身份、史书语言和史书征引文学作品等方面，谈了文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与之相应的则有陈传万《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一文（载《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从正史列传中收入文学作品、杂传创作的兴盛、史籍里有关传主的文学观念论述的记载、很多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等方面，就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虽然篇幅无多，但也提示了一些条例，颇有参考价值。然这些论文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并不能兼顾具体和深入，六朝文学和史学之关系，还有待进一步之研究。

以上所论皆为文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学研究著作同样涉及六朝史学和文学之关系，而且因其关注点不同，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的《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认为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史学慢慢脱离经学走向独立，因之出现了一系列新史学写作形式。该书集中探讨了杂传、别传、志异小说等兴盛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性格，虽然局就魏晋一段而言，可是往往推溯源流，辨章学术，对笔者启发甚大。胡宝国先生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与逯先生的著作可谓桴鼓相应，其中如文史之学、史论、杂传与人物品评、州郡地志等章，都涉及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所论魏晋史学与南朝史学因皇权控制之强弱而产生差异；只有史学和文学划清界限，史学才真正独立；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等观点，都能从宏观上把握六朝文史之发展，足以开阔视野。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第八章谈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史籍，其文章风格渊源于《史记》……自从荀悦、杜预以后，作史者模仿《左传》的就很多了”；并对六朝史籍“排偶之什，纷然杂陈”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蒙文通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探讨了六朝史家对骈俪文风的批判和反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到六朝时，认为“比经学更早发生变化的是史学，这种史学的变化又是随着文章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以类书的出现、史学的古文复兴等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

总而言之，前述史传文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史学著作，很少关注史学对文学的影响；部分论文注意到了文学和史学的相互关系，但是格于体例，限于篇幅，往往缺乏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至于逯耀东、胡宝国等先生的著作，在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也仅对魏晋杂传、别传、州郡地志等进行探讨，难以反映六朝史学之全貌。故我们认为六朝史学与文学之关系还有不少发掘空间和研究余地，本文拟在已有研究之基础上[23]，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把重心放在文学和史学二者之关系上，择取六朝时期最有特色的一些史学门类及其代表性著作，联系时代背景，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辨析，力图得出平实而可靠的结论。

六朝史籍虽然很多，其散佚也非常严重[24]。据清人章宗源、姚振宗各自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可知，在唐人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六朝典籍时，便有大量的典籍不复存在，时至今日，更仆难数。因此本文拟从目录学出发，细读《隋书·经籍志》和清人徐崇、侯康、姚振宗、丁国钧、文廷式及近人聂崇岐、陈述等各种补艺文志[25]，比较全面地把握六朝史籍之种类和数量及其存佚情况，充分利用现存六朝史书和清代以来的辑佚材料[26]，钩稽爬梳，排比类列，建立起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全文拟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考察，即观察六朝史学批评怎样受到六朝文学之影响。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评之意，是对魏晋史学的一大总结，具有承先启后之意义，因而其史学批评也最有代表性，故此部分即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为例，并且旁搜远绍、上下求索，探讨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为全文的展开作铺垫。第二部分为个案研究。大致而言，六朝史学著作可以划分为正史和非正史两类[27]，其最富六朝之特色者，端在杂传、别传、地志等非正史著作[28]。故本文在正史著作中，唯选取“一代词宗”沈约之《宋书》一种进行论述，而把更多的篇幅放在六朝地志、《异物志》《高僧传》《高士传》等非正史著作的讨论上，以此考察六朝史学之特色。左思的《三都赋》可称大赋“长篇之极轨”，虽非史学著作，却与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本文单列一章，就《三都赋》与魏晋史学之关系进行探讨。

本文致力于文学与史学的交叉研究，试图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将文献学和文艺学二者结合起来[29]，既有理论之概括，又不乏个案之研究，从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综合考量，对六朝史学与文学之相互影响与离合关系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一方面希望凸显六朝史学之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则希望在交叉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六朝文学的特质所在。除此之外，本文虽将六朝史学作为一个总体来论述，实际上六朝史学本身也和文学一样，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按照胡宝国先生的观点，魏晋时期门阀制度兴盛，政在大夫，人物品评风气綦盛，相对应的杂传著作也最多；而到南朝之后，士庶关系发生变化，君主权力加强，体现在史学著作中，则是皇权对于修史进行了更多的干涉，各种史体也相应有所变化，州郡之类著作增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