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类童年的悠远的回声
本卷所论及的外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指远古和中古的文学经典。本卷主要论述古埃及等古代东方国家的文学经典、古希腊罗马等古代西方国家的文学经典，以及中世纪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
古代外国文学经典，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是人类起源以及人类童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展现和珍贵记录。超越时空而流传下来的古代外国文学经典，无疑是人类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童年时代穿越时间隧道而发出的悠远的回声。
古代文学经典生成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过程。如荷马史诗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反映了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场景和风土人情，被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1]。但丁《神曲》的“百科全书”性质同样被人们所认知，老舍说：“《神曲》里什么都有，……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美术、科学都在这里。”[2]
尤其是荷马史诗中的战争，已经不完全是为了部落集体的利益，而是变成了奴隶主们掠夺财物、劫取奴隶的手段，独特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本质特征。而《奥德修纪》中所表述的家庭悲欢离合，突出体现了英雄人物的勇敢机智以及为维护私有财产和家内奴隶所展开的斗争。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关系已经确立，史诗中对佩涅洛佩忠于夫君的赞扬，也是旨在确立新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而作为古希腊人民留给后世的口头文学遗产希腊神话，则是人类认知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典型体现。希腊神话中人神同形同性，人性与神性相映成趣，神性的探索包涵着人性的奥秘。因此，希腊神话洋溢着人类认知自然、寻求宇宙奥秘的辩证思想，譬如，有关司农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儿珀尔塞福涅的故事，就通过丰富的想象，解释了一年中的时序的更替和季节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可见神话在人类认知自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斯芬克斯、美杜莎、达那俄斯等相关传说，更是折射了人类最初的伦理选择、对自然力的恐惧，以及人类从群婚制朝血缘婚姻的过渡。而特洛伊战争的起因——金苹果的纠纷以及帕里斯的选择，更是反映了古代希腊人追求现实生活享受的朴实的现世主义思想。可见，希腊神话“反映了阶级社会前人类生活的广阔图景，也以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勇敢的精神”[4]。
古代外国文学经典是认知批评的难得的珍贵文本。认知科学认为：“物质的本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和智能的呈现是人类关注的四个基本问题。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都与四个基本问题之一的‘智能的呈现’密切相关。”[5]外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是人类文明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原始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诗歌、音乐、舞蹈这三者的合一（三位一体）。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诗歌是最初的艺术形式，在其诞生之后才有了其他的艺术形式。从劳动歌谣、巫术以及原始宗教等各个方面起源的人类文学艺术，记录了人类在童年时代成长的历程，尤其是在没有其他文献记载的远古时代，古代文学经典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原始文献价值。而古代埃及的《亡灵书》，体现了古埃及人对生命与死亡的独特理解。古代埃及人相信，生命并不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逝，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延续着生命的存在，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下界经受各种磨炼，以复归上界，获得复生。古代埃及人“相信人的肉体死去之后，他们以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毁灭，不过是人的生命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死仿佛意味着生活的另一阶段。古埃及人认为死后的生活，是人间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连续。他们把死后的世界，描写为人间世界的变相”[6]。这种原始的宗教理念，以及王权神化、神王合一等思想的发展，对于《亡灵书》等文学经典的生成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古代文学经典生成的过程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过程，那么文学经典的传播则是人类以维持生存发展的“种性机能”[7]而获得超越其他物种的飞速发展的典型体现。无论是口口相传的“脑文本”，还是因为文字的产生而记录下来的实物文本，这样的传播手段、方式或媒介的更新，都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进程。传播速度的快慢直接关联着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亦充分表明：“一部文明演进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8]
本卷第一章就是主要探究古代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媒介和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经典经历了多种传播途径，经历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多种书写形式，以及到成熟的拼音文字的历程，而且历经了从纸草、泥板、竹木、陶器、青铜直到活字印刷术等多种传播媒介的变换和发展。这些传播媒介和途径的发展和变迁，为文学经典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而且，传播媒介的形成和变异，与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密切相关。纸草和象形文字的使用促进了《亡灵书》的生成与传播，楔形文字与泥板的使用促进了《吉尔伽美什》的流传，而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使得文学经典的传播不再依赖繁杂的人工抄写，在人类文明史上以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
在人类童年阶段，人们有着对自然力的恐惧，以及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究，本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涉及的吠陀文学、圣经文学以及希腊神话等文学经典，便是人类童年时代精神和生活状态的一种折射，也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最初源泉。吠陀文学中的《阿闼婆吠陀》和《梨俱吠陀》，具有强烈的巫术乞灵性质，其巫术咒语涵盖了当时人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祈祷疾病痊愈等诗作，与当下文学与医学研究中的文学医治功能或疗伤功能一脉相承。而圣经文学的独特性，主要也就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历史的紧密缠绕，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经典”一词与宗教的最为直接的关联。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的渊源中，劳动歌谣、巫术、宗教活动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宗教，特别是《圣经》、佛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现象，对外国文学经典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价值观念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构成方面。尤其是《圣经》，不仅促使了文学与宗教的交融，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思想方面的深层思索，而且其本身作为文学文本所具有的象征、隐喻、讽刺、比喻等技巧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样式，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抒情和叙事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进程。《圣经》因而成了西方文学创作灵感的渊源。“因为《圣经》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诺思洛普·弗莱把《圣经》称作‘文学象征渊源之一’。他还断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为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9]
希腊神话也与圣经文学一样，其惊人的艺术魅力和认知价值就在于其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凝练的语言探究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奥秘。
如今，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如果将如今的文学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这棵大树是植根于古代土壤之中的。本卷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则是从叙事文学的最初代表作品荷马史诗、抒情文学的最初代表古希腊抒情诗以及戏剧文学的最初代表古希腊戏剧等三个方面，探究这三种文学类型最初的生成和相应的传播，以及对现代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荷马史诗无疑是西方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无论是浓缩在51天里的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长达10年的漂泊经历和家庭的悲欢离合，无论是铺陈还是倒叙，都在艺术结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卓越的典范。而古希腊抒情诗中所体现的思想层面的个性意识觉醒以及艺术层面的诗与音乐的关联，都体现了抒情诗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诗的音乐性，正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所在。萨福、阿尔凯奥斯、阿那克里翁等琴歌诗人，无论在主题还是在技艺方面，都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抒情诗的基本概念，为抒情诗艺术的最终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史诗和抒情诗，古希腊戏剧才得以生成。古希腊戏剧在语言和诗体形式上得益于史诗和抒情诗，在题材上无疑受惠于古希腊神话，而《俄狄浦斯王》等经典悲剧中的悖论特征则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与氏族贵族之间复杂的矛盾和政治冲突。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促使了古希腊经典悲剧的生成。
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直接传承者，古罗马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从本卷第八章所探讨的古罗马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古罗马文学的生成首先是一个希腊化过程，与广泛译介古希腊文学经典密切相关。正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才促使古罗马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又怎会生成《埃涅阿斯纪》呢？正是对古希腊文学的借鉴，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才得以形成。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是极具启迪意义的。
本卷从第九章起所探讨的是中世纪文学经典。第九章所探讨的波斯诗歌和第十章所探讨的《源氏物语》是这一时期东方文学的杰出代表。波斯诗歌的生成与发展与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理论苏非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波斯作为诗国的确立以及《鲁拜集》等波斯经典诗歌的国际影响，都离不开翻译的介入。正是菲茨杰拉德的不朽翻译使得波斯诗歌作品成为不朽的经典。而作为日本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源氏物语》，无论是作为写实小说还是作为长篇小说，都在世界叙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文学中，中世纪作为宗教神权统治一切的时代，其文学一方面成了神学的奴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先声。第十一章所论及的英雄史诗和第十二章所论及的骑士文学，都体现了近代民族文学的特性。而第十三章所论及的但丁的《神曲》，不仅是宗教层面的“地狱—炼狱—天堂”这一宏大的结构，而且更是体现了中世纪人们从陷入迷惘到经过磨炼，最后达到至善至美的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翻译。翻译是应对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根据神话传说，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一致的，但是上帝害怕人类因语言一致导致思想一致从而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便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使人类不能共享信息。所以，翻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抗上帝、让人类共享信息的行为。翻译使受到时空限定的文学作品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实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一千零一夜》本身是由波斯（包括印度）、伊拉克、埃及三个地区的故事汇集而成的。最早来源是波斯故事集《一千个故事》，讲的是印度的奇闻逸事，由梵文译为古波斯文，后译成阿拉伯文得以传播。中古波斯的《鲁拜集》，正是因为有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才引起关注，得以成为文学经典。文学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而文学经典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外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的融合，而且也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发生着紧密的关联。实际上，正是有了文学翻译活动，世界文学才得以产生，一部世界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翻译文学史和文化交流史。
古代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翻译。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我国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学者的不懈努力，许多优秀的古代外国文学经典都被译成了中文，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杨宪益翻译的《荷马史诗》、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剧以及《诗学》等理论著作、杨周翰翻译的《埃涅阿斯纪》、朱维基翻译的《神曲》、方重翻译的《乔叟文集》、张鸿年和张晖等学者翻译的18卷“波斯经典文库”、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沙恭达罗》、金克木等翻译的《摩诃婆罗多》、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杨烈翻译的《万叶集》、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等，都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我国的思想解放以及文化事业的进程同步发展。可以说，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历程的折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翻译文学真正开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则始于五四运动。因此，几千年的外国文学经典，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或是当代，无论是史诗、诗剧、神话还是小说、散文、抒情诗，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现代主义作品，都在差不多的同一时间段里译介到中文世界。结果，各个时期的外国文学经典的渊源关系受到忽略。对古代外国文学经典的接受也是混淆在其他时期的文学经典之中。跨越数千年的多种文学思潮的文学经典同时译介，对我国文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颇为错综复杂的。
如同翻译，改编对于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文化的传承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文学经典的生命力是在改编的状态中得以实现和完善的。“电影和电视可以利用拍摄、剪接、特技、特写、电脑等技巧，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摄影、光学、声学、电子科学等集合于一身，使电影和电视具备了巨大而又独特的表现能力，它们把文学名著中的语言描述，变成了直接可视可感的银幕形象或屏幕形象，就使得观赏者获得了更大的愉悦和多方面的艺术享受。”[10]这些银屏形象在展现复杂的事件和情节方面比语言文字更为直观，甚至更为生动。就拿神话故事来说，“甚至连复杂的神话事件如今也能完全被银屏形象所陈述或转述”[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代外国文学经典也是新媒体改编和跨媒体流传的重要资源，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外国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和生存空间。由荷马史诗改编的电影《特洛伊》和《木马屠城》，由骑士传奇改编的电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由《神曲》改编的多种动画电影，由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而改编的同名动画电影……所有这些，不仅普及了外国文学经典，而且为新媒体传播和改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和智慧的想象。优秀的外国文学经典可以成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可借鉴的重要文化财富，反之，新媒体改编和跨媒体流传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承也同样具有独特的意义。
本卷所涉及的外国古代和中古文学经典，时间跨度大。在自公元前3000年到中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亡灵书》《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英雄史诗、《神曲》《源氏物语》《鲁拜集》等一系列外国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珍贵的遗产。研究这些经典产生的语境以及其在产生、译介和流传过程中的发展、变异和成熟，对于学习先进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样，研究中华民族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借鉴和接受，在一定意义上是探究民族精神成长历程的一个重要途径。
[1] 引自西方古典学者哈夫洛克（E．A．Havelock）的观点，参见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老舍：《老舍文艺评论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1页。
[4] 楚图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后记》，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下），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69页。
[5] 张淑华等编著：《认知科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6] 刘汝醴：《古代埃及艺术》，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7]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8] 同上书，第6页。
[9] 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徐钟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0] 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1] Roger D．Woodard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Myt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