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姚爱斌

《王船山“情几”诗学发微》是杨宁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一部专著，此书现将付梓，首先我要向宁宁表示祝贺，并借此机会谈一点感想。

杨宁宁是山东济宁人，来自孔子故里。2009年9月，他和文爽一起成为我指导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之后，他和文爽又双双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他报考的是童庆炳先生的博士生，中间虽经历了一点曲折，但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成了童庆炳先生的“关门弟子”。童先生因考虑我曾担任过杨宁宁的硕士导师，就把我列为杨宁宁的副博导。杨宁宁朴实、善良、好学，读书用心，爱思考，多有自己的思路和看法，因此无论是跟着我读硕士，还是跟着童先生读博士，其学业都很突出、优秀。2015年6月，正值杨宁宁博士学业的关键阶段，童先生不幸离世，遵照文学院和文艺学所的安排，我接手了杨宁宁博士研究生最后一年的指导工作，帮助他推进博士论文的写作。2016年5月，杨宁宁以优秀成绩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圆满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

杨宁宁对船山诗学的关注和研究，贯穿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阶段。在硕士研究生第一学期修学的“中国古典诗学专题”课后，杨宁宁曾完成过一个关于船山诗学的读书报告，阐述了他对船山诗学的初步感受和思考。也许是折服于船山诗学博大而深邃的理论魅力，又也许是契合了他自身执著善思的秉性，杨宁宁自此与船山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硕士论文以船山诗学中诗歌整体思想为研究对象，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解析船山诗学中蕴涵的“圆净成章”的诗歌整体结构之美和“骀荡灵通”的诗歌乐章节奏之美。选择船山诗学，对一篇硕士论文来说，其研究难度不言而喻，但因为杨宁宁肯花功夫，学得主动，所以论文完成得比较顺利，质量也很高，答辩时得到高度肯定。这次学术经历也让杨宁宁对船山诗学内在学理的深刻、系统和复杂有了更深切的感知和认识，并直接促成他在博士研究生阶段继续探索船山诗学之堂奥的努力。

在决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杨宁宁显然有了更大的目标和勇气。20世纪30年代以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船山诗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一块学术高地，无论是相对松散的范畴式研究，还是比较缜密的体系性研究，都已积累了丰富成果。如何立足学术前沿，在既有船山诗学研究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杨宁宁博士论文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挑战。可喜的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充分消化和认真检讨，通过对船山诗学原典和相关哲学、史学论著的深入研读及细心揣摩，杨宁宁逐渐明确了其博士论文的着力点和新思路：针对船山诗学范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表面化、松散化之弊，杨宁宁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对船山诗学进行体系性研究；针对船山诗学体系性研究中存在的套用西方文论模式之偏，杨宁宁的博士论文致力于揭示船山诗学自身独具的内在理路；针对部分船山诗学体系研究中存在的将其诗学观点一一对应于其哲学思想的机械划分之失，杨宁宁的博士论文更重视呈现船山诗学体系的有机性和生命力。倘若说此前关于船山诗学的很多研究（包括北美汉学界提出的“抒情传统”说）已经充分认识到以“情”为本体是船山诗学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杨宁宁从船山诗学原典中用心拈出的“情几”之说，就进一步揭示了船山诗学中本体之“情”生成、流动、授受、转化以及呈现的内在机制，从而在其船山诗学研究中达成了体系性、内在性和有机性的统一，实现了对既有研究思路的超越。杨宁宁的论文牢牢扭住船山诗学中几个关键的人性论命题和诗学命题，如“心者，几也”，“情者，阴阳之几”，“诗之情，几也”等，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情几’诗学”这一兼有学理基础和个人创造的范畴。应该说，杨宁宁博士论文的这个着力点选得很准，抓住了船山诗学的灵魂，也打通了船山诗学的经脉。由此切入，杨宁宁在具体研究中不仅完成了船山人性论与其诗论的内在贯通，而且完成了船山诗论诸层次和诸维度的贯通，刷新了关于船山诗学一系列概念、命题及论述（如“现量”说、“情景”论、“声情”论、“诗事”说、“诗理”说等）的理解和阐释，提出了不少富有理据和创造性的论断，如“性体情用”（“心体情用”）说、“情体诗用”说、中国古典诗学“主情传统”总结说等。

童庆炳先生生前指导学生做研究，常化用前人的“出入”说以启悟弟子。童先生所说的“入”，是指研究者要深入阅读原始文献，入其境，会其心，感其情，通其理，不割裂，不臆断，不附会，在阐释具体概念和命题时，不仅要依据全篇，而且要依据全书，顾及全人。童先生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要真正做到融会贯通，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有所超越，仅靠“入”的功夫是不够的，还要善“出”。童先生所说的“出”，是指研究者在深入原典的基础上，又能跳出文本，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置于古今对话与中西比较的宏大视野中作深度反思，并重视分析文学文论与其他学科门类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包括从更高理论层面对研究对象的观照和分析。要言之，“入”为基础，“出”是升华；“入”为返本，“出”为开新；能“入”才能立住脚跟，能“出”方可开拓眼界。杨宁宁考上童先生的博士生后，常面聆童先生之教诲，对其“出入”说应该非常熟悉，且也应能够领悟在心。我在披览杨宁宁的博士论文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整体感受：既抓得牢，又放得开。其文思是细致的，其文笔是细腻的，其行文始终紧扣着船山诗学的一手文献往前推进，这种写法和文风让人感到特别踏实，特别牢靠。但同时，杨宁宁的论文又不至于让人陷没于文献的繁杂和材料的琐碎之中，这是因为作者不仅在论文的首尾等要害之处确立了主脑，明确了主线，敞开了理论视野，而且在篇章结构安排和具体论述的一些节点上时时拎起，时时提振，从而使材料与思想、细节与主题、观点与阐释之间始终保持着辐辏相接般的呼应和关联。这样的研究和写作是扎实的，也是灵动的；是学术的，也是有思想的；是历史的，也是有个性的。

我本人治古代文论已约有20年，但未曾写过一篇关于治学方法之文字。此非由自谦，实因藏拙。根据个人很有限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仍然是对古代文论经典文本、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题之理论内涵的准确理解。当然，“准确理解”这个说法可能会招致一些争议、怀疑甚至否定，尤其是来自西方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理论流派的资源似乎也为反对者提供了强大的批判武器。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朴实的，不能背离常识，要始终面向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保持一种本真的、朴素的关系，这中间不宜前置性地塞进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某某主义”、“某某方法”之类的理论工具。如何做到对古代文论的“准确理解”？我想可以找到一个很普通、很平实的标准，这就是“融会贯通”——如果所研究的问题关乎一篇，即寻求对此一篇的“融会贯通”；如果所研究的问题关乎一书，则寻求对此一书的“融会贯通”；如果所研究的问题关乎一人，则寻求对此一人思想的“融会贯通”。以“融会贯通”为目标的古代文论研究，虽不固持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相信能够做出具体语境中的明确说明（而不是滑向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虽不执着某种一成不变的思想和观点，但相信能够发现变化背后的规律、动因和机制（而不是满眼都是历史的“断裂”和“碎片”）。“融会贯通”式研究的要义是使古代文论成为“活物”，激发古代文论的内在生机，在人心、人性和人情的根基里，应机就便地建立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和沟通，促成传统向现代的融入和转化。

在我看来，杨宁宁笔下的船山诗学是“活”的——它有性之根基，有情之魂魄，有心目之往还，有物色之葳蕤，有声韵之流动。在研究中，杨宁宁对船山诗学始终抱着最大的敬意，以“同情心”和“同理心”相对待，读其书，知其人，会其意，逆其志，然后条理之，发明之，张皇之。这样的学术成果是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应属于学术研究中“有用功”。因此，无论是对杨宁宁，还是对古代文论研究界，此类成果都是多多益善。

是为序。

庚子春避“新冠”之疫，于昌平沙河恒大城之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