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与贫困作斗争
1899年盛行留络腮胡子，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都不例外。那年头，见到的是荒诞而夸张的行为，贫者与富人的天壤之别，还有写满了漫画和报纸的愚蠢偏激的政见。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躲在大石头背后，把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当做靶子来射击。英国人因此倍受打击，恼怒非常，幸亏后来陆军部识破了这个伎俩，就把红色军装换成卡其制服，给了布尔人一点厉害。
我对战争的消息都只是零散听闻的，有从爱国歌曲和戏剧里，也有从那些画着将军像的香烟卡片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敌人都是十足的恶棍，而我们在经历种种失败后终于胜利了。母亲从未跟我提过这些，她有自己的战争要打。
那年雪尼十四，已经在河滨马路邮局里做了报差，不再念书了。母亲继续靠缝衣服挣点微薄的收入。那时她在一家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衣能拿一先令六便士，需要工作十二小时。母亲最多一周内缝了五十四件，总共只能拿六先令九便士。靠母亲缝衣服挣的血汗钱和雪尼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勉强可以支撑得下去。
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看见母亲缝衣服的样子，她低头凑近缝纫机，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而微微张着嘴，盯着在缝纫机下高速移动的线。重复的机器声会让我再次进入梦乡。常常是因为某一笔分期付款的钱又要到最后期限了，母亲才会这样缝衣服缝到深夜。
后来遇到了一件难事：雪尼需要一件新衣服。因为他一周七天都穿着那套报差制服，惹得所有朋友都取笑他，导致他有两个周末都足不出户。母亲想尽办法凑足十八个先令，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哔叽衣服。这就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所以雪尼周一穿制服去上班时，母亲就把那套哔叽衣服当了，换来七先令，周六再赎出来给雪尼在周末穿。一年多来，这已经成了惯例，直到有一天那衣服已经开始破损，当铺的伙计说什么也只肯给三个先令了。这算是一个大打击，一向坚强的母亲也急得直哭，那七先令可是用来维系我们一周生活的啊！
同样，我在兰开夏童伶班的那套衣服也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补丁，变得像小丑的戏服一样。有一天我穿着这身衣服，遇到了当时在斯托克韦尔街的玩伴。我羞愧得不好意思问他来这儿做什么，他却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打量我的窘样罢了。于是我尽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跟他说，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刚去上了一节讨厌的木工课。
但他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兴趣，又问起我母亲，我笑容满面地说她去乡下了，还关切地问他：“你还是住原来那儿吗？”
“是啊。”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出了什么大错似的。
我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回去了。”
他淡淡一笑，跟我道了别，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了，我则气恼而羞赧，匆忙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了。
母亲经常教导我：“总是取悦别人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她自己却并不这样做，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而觉得丢脸和气恼。有一天，母亲在路上停下，责怪几个欺负流浪女人的孩子。那女人衣衫褴褛，留着短头发，这在当时极为少见，所以小孩们大声笑话她，对她推推搡搡，多亏母亲帮了她。这时那衰弱的女人却认出了母亲：“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啊。”
母亲立刻认出这是个演歌舞剧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非常难为情，只好在拐角那儿等她过来。那些孩子都嘲笑我，我恼怒地回头看着母亲，她居然和那流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向我走来。我听见那肮脏的女人说，她抱过小时候的我，这真让我一阵反胃。更难堪的是，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们看。
母亲说这女人当初漂亮又可爱，人称“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不过据那女人自己说，她病过一次，出院后就穷困潦倒了。
母亲带她到公共浴室里洗了澡。然后带她回家，居然还让她睡了雪尼的床，这让我异常懊恼。之后母亲又把自己所有可以给的衣服都给了她，额外还借给她两先令。三天后，这个“时髦姑娘”离开了，从此杳无音信。
在父亲去世前，我们曾一度搬出波纳尔弄，住在母亲的一位教友泰勒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显得精神气十足，而且因为信教的缘故对母亲额外照顾，把自家三楼的一间屋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母亲。她那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她的丈夫是一个技工，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帮着打打杂。她女儿跟她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年轻得多，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这父女俩不信教，但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感化他们。
泰勒太太把她的女儿当宝贝，不过我母亲不喜欢她。有一次，母亲跟泰勒小姐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又搬回波纳尔弄了。
父亲并不常常去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但有一个晚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却突然心血来潮，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结果真的看见他坐在角落。我正打算离开时，他却笑着招我过去，我很惊讶于他的热情，因为他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走近之后，我发现他眼睛凹陷、身体浮肿，估计已经病得很重。他很亲切地问了母亲和雪尼的一些近况，还在我走之前把我抱到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个星期后，他被人灌醉，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他知道自己身处医院之后，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才三十七岁，却有很严重的水肿，医生从他的膝盖那放出了十六夸脱的水。
那段时间，母亲每次探望父亲过后都很伤心。她告诉我，父亲提到要跟她一起，去非洲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听了之后欢喜异常，但母亲心里明白，她摇着头说：“他只不过是要讨我们高兴罢了。”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身无分文，想要由戏院慈善团体负担父亲的丧葬费。但卓别林家族里的人全都闹着反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丢脸了。最后，一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负担了丧葬费。他当时正在伦敦。
下葬的那天，雪尼因为上班而没能去。母亲提前两小时领我到了医院里，她要在父亲入殓之前再见他一面。父亲的棺材里垫着白绸缎，绸缎旁和父亲脸旁都放着白色的雏菊花朵。母亲觉得那花素雅动人，问是谁放的。管事的说，一大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男小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下葬时大雨倾盆，掘墓人铲起泥块抛在棺材上，那声音凄厉而厚重。我看着那肃穆可怕的情景，忍不住哭了。之后，亲人们都把花圈和花朵扔到墓穴里。我们没什么可扔，母亲就拿出那块我最珍视的黑边手绢，轻声对我说：“就把这当做我们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去自家的一间酒馆里吃午饭，临走之前，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发现菜橱只有一碟从烤牛肉上滴下来的油。母亲最后的两便士也已经当饭钱给了雪尼。父亲病后，母亲就几乎没有做缝衣服的活，现在又快周末了，雪尼七便士的工资早就花光。我们都饿了。母亲只能很舍不得的把一个旧煤油炉子卖给了收破烂的，用换来的半便士买了点面包，我们就用面包蘸着那油汁勉强填饱了肚子。
母亲是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去医院领了父亲的遗物，其实也不过是些破旧衣衫，不过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枚半镑的金币，真是上天怜悯我们啊。
后来有一天，我说服母亲借给我一先令当本钱，做起了卖水仙花的生意，这时我臂上缠着的黑纱就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些酒馆里的太太小姐知道我是给父亲戴孝之后，就会给我赏钱。我一下午就卖了五个先令还不止，母亲觉得奇怪。有一天从酒馆出来，我跟母亲撞了个满怀。对于她这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孩子在酒馆卖花是一种耻辱。“酒已经把你父亲害死了，在这里赚的钱只会让我们蒙受不幸。”她留下了我赚的钱，但再也不让我卖花了。
我天性爱做生意，但没处去找本钱。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离开学校去工作，成了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过小伙计，还在一家诊所里当过小佣人，接的是雪尼以前的班。这儿待遇很好，每周能领到十二先令，做的是服务生和打扫诊所的工作。在前一项工作上我很讨病人喜欢，但由于个子小，打扫诊所则很吃力。后来诊所的人很和善地跟我说，我太小了，做不了这事。
听到这话，我难过地哭了，所里的金西－泰勒医生看我可怜，就雇我当他家里的小佣人。能在这么尊贵的人家当佣人，真是让我欢喜异常。那也确实是一件好差事，所有的女仆都把我当成孩子一样喜欢，如果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个大管家。但后来有一天，太太让我去清理地下室，我无心打扫，却拿着一根铁管子当喇叭吹，被太太逮了个正着，于是她就把我辞退了。
我在一个卖报刊的老板那儿工作过，觉得这活儿很好，不过他发现我太小之后马上辞退了我。然后我又去吹过一天玻璃，但让那热气给熏晕了，被抬出去之后，甚至没回去领那天的工资。后来我又跟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的人吹嘘，说我可以操作菲代尔印刷机，因为我曾经在外面看见过那机器转动，以为这活很容易。正巧碰见他们在招男童工，就去了。对我来说，操作这么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东西很是困难，不过我还是接下了这个每周能挣十二先令的活儿。
从此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冒着严寒去上工。不过印刷所的工作也不那么让人讨厌，除了要清洗那些巨大滚筒上的油墨之外，其余的活儿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但三个星期之后，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母亲又强迫我回去上学了。
那年雪尼十六岁，他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当号手的差事，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的一艘非洲客轮上工作，负责饭前吹号和一些其他的活儿。这都得益于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号。这个工作每月能拿二镑十先令，给二等舱里用餐的客人服务的时候还能拿到小费。出海前公司预支了三十五先令给他，他都交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就搬去了切斯特街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因为觉得将来的日子会有转机了。
第一次出海回来的时候，雪尼带了三镑多的赏钱，都是银币。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一直放在手边把玩，不停地把他们堆起来，再放倒，一直摆弄着，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
那时候我们着实阔绰了一阵子，吃了很多精致的东西，早餐吃的是美味的熏鲱鱼和鳕鱼，周日早晨能吃上松饼，夏天还能买上冰激凌。雪尼在那段时间里给我们讲了他在航行中遇到的很多趣事。不过后来他挣的钱都花完了，幸好公司又一次雇他出航，同样提前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但三周之后，这钱就被花光了，到雪尼回来还有三周。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那工钱不够我们开销，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
我想了个法子，打算把母亲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掉。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拿着那些旧衣服，在纽因顿靶子场上像个老练的小贩一样吆喝着，“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有些行人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走掉了。对面珠宝店里的人也对我望着。我有点窘，但还是坚持在那待着，把一双还算好看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后来珠宝店里的那位先生走过来，问我这买卖做了多久了。我听出他话里有些讽刺的意味，同时也觉得该走了，就包好剩下的东西回了家，母亲对鞋套卖了六便士的价格很不满意，她觉得应当能多卖一点。
那段日子我们为了不交房租而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回到波纳尔弄三号去了。
这之后，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的一个老头和他儿子，他们是迁徙于各个城镇的玩具小贩。这种玩具生意最多只要一先令的本钱：准备些不要钱就能弄到的鞋盒子、软木屑，一便士的胶水，一便士的木头，二便士的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纸，再有三卷每卷两便士的彩色锡箔纸。只要这么一先令，就能做成七打小船，看上去五颜六色，招人喜欢，很有市场。每只小船可以卖一个便士。
跟他们熟了之后，我开始帮点忙，所以很快学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搬走之后我就自己经营起来。我在一个星期内，花了六便士的本钱，做了三打小船，手指也因为剪硬纸板而磨出了水泡。可惜对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言，我们的顶楼显得太小了，母亲的罩衣常常摆满整个房间，所以总担心我的胶水弄脏了那些衣服。而母亲的活儿能挣的多点，所以我只能放弃这门生意了。
那段日子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他得了痛风，不能再修鞋了。过去他总会用省出的一两个先令补贴母亲，有时候还会给我们做一种十分可口的燕麦牛奶粥。
我小时候，外祖父对我要求很严格，就算说话的语法这种小事也不例外，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他因为风湿症而住院，母亲总会去看他，每次都能带回满满一袋鸡蛋来，这真是我们穷苦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啊。母亲自己不能去的时候就让我去。外祖父看见我就会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很能逗看护们笑。风湿症好点儿之后，他就去厨房里帮忙，所以才能拿到那些鸡蛋。他每次都偷偷地塞给我，我在走之前就赶紧掖在海军服里。不过我总是很担心被人看出来。那几周，鸡蛋就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所以外祖父病好了出院的那天，确实让我们有些难过。
六个星期过去了，雪尼还没有回来。最初母亲还没有慌乱，但一周之后，她就写信去那个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询问，得知雪尼因为风湿症留在开普顿就医了。这让母亲更加焦虑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她继续干活，幸好我也有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别人教教舞蹈，每周能得五先令。
就在这时，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是我母亲的朋友，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自从母亲离开舞台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们夫妇，没想到七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很少能去看他们一家人，但我很快跟他们的儿子沃利成了一对好朋友。我总是在放学后先赶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做，紧跟着就跑到沃利家去。我们常常在他们家住的霍克特大厦后面玩演戏。身为“舞台管事”的我总是安排自己演坏角色，因为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演坏人比演好人要好玩。我们每次都玩到沃利要吃晚饭才停。开饭前，我总会表现得很讨喜，从而让他们家人留我吃饭，不过这法子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时我就只得留恋地回家。母亲看我心情好，就会用烤肉的油煎些面包，或是把外祖父弄来的鸡蛋煮一个给我吃，再泡上一杯茶。有时候，她会读书给我听，也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评论着过路的人，编出种种故事逗我开心。
一个星期后，雪尼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我太年幼无知，没法感觉到母亲的焦虑，也意识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几天她总是沉默地坐在窗口，毫无精神，连屋子也不收拾了。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家服装店对母亲做的活开始挑挑拣拣，不再给她工作了。因为没法交分期的付款，缝纫机被收走了，我教舞蹈挣的钱也没了着落。我并没觉出，这些问题接踵而至，母亲却表现的迟钝而冷淡。
病了很久的麦卡西太太突然去世了。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麦卡西先生能和母亲在一起，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我和沃利又是那么好的朋友。
麦卡西太太的葬礼后不久，我跟母亲提起：“你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多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打赌他会娶你的。”
母亲的笑容很黯然，说：“那就让这个可怜人来跟我求婚吧。”
“只要你打扮整齐，跟以前一样叫人喜欢，他肯定会来的。可你连试都不试，只是在这脏屋子里坐着，让人看了害怕。”
我真后悔说这些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那是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虚弱。但第二天，她却不知哪来了力气，又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那正是暑假里的一天，我还是只想躲开家里那间顶楼，所以觉得还是早点到麦卡西家为好。他们家留我吃午饭，但一种直觉让我觉得要回母亲身边。刚走到波纳尔弄门口，我就被邻居的几个小孩拦下了。
一个小女孩对我说：“你母亲疯了。”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嘴里嘟囔着：“你们在乱讲些什么啊！”
“是真的啊，”另一个孩子说，“她刚刚敲门，分给每个人家一块煤，说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去问问我妈。”
我不再听，一路跑进大开的门，一个箭步冲上扶梯，推开房门，喘了一口气之后，紧盯着母亲看着。那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极度闷热。母亲跟平时一样坐在窗口，慢慢地转身看我，苍白的脸上全是痛苦。
我大声喊着：“妈妈！”
她很冷淡地问：“什么事？”
我跑过去，扑到她膝上，脸紧紧地偎在她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好了，好了，”她抚着我的脑袋，很亲切地说，“怎么了？”
我哽咽着：“你身体不好。”
她安慰着我：“我身体好着呢。”但看起她是那么神思不定，忧心忡忡。
“不是！不是！他们说你去每家人那里，去……”我已经泣不成声。
她很虚弱地说：“我是去找雪尼呀，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见他。”
这时候我才相信了那些小孩的话。
“妈妈，你别这样说！快别说了！”我哽咽着，“我去找医生。”
她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
我大声说：“妈妈，你让我去找医生来。”我站起来跑向门口。
她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看：“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医生，一会就回来。”
她不再说话，只紧盯着我。我跑到楼下去找房东太太，跟她说：“我妈妈病了，我去找医生！”房东太太告诉我他们已经找过医生了。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而且营养不良，教区的医生跟我解释，说这是饿的。他把母亲的病症写在一张纸条上给了我。
房东太太安慰我：“还是让她到医院里好，她在那儿可以多吃一点儿。”
她帮母亲穿好衣服。这时的母亲因为过度虚弱，像个孩子那样温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们。
医院大约在一英里外。我扶着母亲缓缓走着，她虚弱到像喝醉似的，踉踉跄跄。我们的悲惨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被暴露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之下。我觉得身边的人像梦中的影子一样。母亲一言不发，仿佛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自己也急着要去那似的。我宽慰着她，而她已经虚弱到无法说话，只是一路微笑着。
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们。母亲顺从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看护要领她走的时候，她却突然转身，很痛苦地察觉到我是要把她丢下了。
而我强颜欢笑地说：“明天见！”
她急切地一直回头看我。看着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身问我：“孩子，你怎么办呢？”
我实在不想回贫民学艺所里生活了，所以很礼貌地跟他说：“我去我姨妈家。”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我已经难过到整个人都麻木了，但我知道，母亲在医院里，要比没吃没喝地坐在那黑屋子里要好，所以也稍有安慰。可我无法忘记看护领她走的时候，她脸上那伤心的表情。我想到了她的好，那开朗的性格和温柔和蔼的样子，想到这个瘦弱的人常常沿路精疲力竭地走回来，可一见我扑向她怀里，就一下有精神了，满面笑容地看着我。这时我总是急着看她给雪尼和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放在纸袋里。就连那天早晨，我伏在她膝上哭的时候，她还拿出一点糖果给我吃。
那天，我没勇气直接回家。只是一路走到纽因顿靶子场那儿，徘徊到下午很晚才回去。顶楼显得那么空寂和破败。菜橱里除了半小包茶叶之外没有一点儿吃的。母亲搁在壁炉台上的钱包里，放着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她刚刚给我吃的糖果还摆在桌角。看到这些我又哭起来了。
那晚我睡得很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第二天醒来，照在地上的阳光让这屋子显得愈加冷清了。房东太太上来对我说，在她把这顶楼租出去之前，我还可以住那，还让我饿了就尽管去找她要点吃的。我谢了她，说雪尼回来后会补上房租。可我羞于向她要吃的。
这一天我没有兑现跟母亲的承诺，没有勇气去看她。但房东太太去找了医生，并听说母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伤心事反而让我的良心稍稍好过了一点，因为那儿距家里有二十英里远，我是去不了的。等雪尼回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母亲。刚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向认识的人提起母亲的事。
我总是一大早就溜出去，在外面闲晃一整天，随便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过房东太太也曾邀我去她那吃饭。
因为不想让麦卡西家知道母亲的事，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后我对这随遇而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最怕的是如果雪尼再不回来，房东太太就要把我的情况跟教区负责人说，我就会再次被送去汉威尔，所以我一直躲着她，甚至睡在外面。
我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小巷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浪汉模样的劈柴人。我觉得他们干的这活很有意思，几天后开始帮着他们做。我无意于卖柴火，只是觉得在棚子里和他们一起劈柴很热闹很好玩。
他们都不到四十，安静而和善，不过样子和动作看起来却很老。老板（我们对他的称呼）鼻子通红，满嘴就剩了一颗虎牙，但他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和蔼可爱的样子。另外一个人脸色很黄，嘴唇厚厚的，虽然挺和气，但是沉默寡言，说话很慢，有癫痫症。每当中午快一点钟，老板总是抬起头来跟我说：“你吃过奶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我回答：“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啊。”
于是他哈哈一笑，露出那颗牙齿，递给我两个便士，我就跑到路角阿希的小店里，买回来一便士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我很讨阿希喜欢，所以他总会多给我些。我们把乳酪皮洗干净了，加上水、盐和胡椒。老板有时再放上一块咸肥肉和一点洋葱屑儿，外加一罐热茶就是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并没向他们要工钱，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周末时老板竟给了我六便士。
老板还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过一场戏，我们坐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楼座位。我甚是激动，因为那周上演的是弗雷德·卡诺（几年后我进了他的剧团）的喜剧《早起的鸟儿》。
上学的事则一直让我很担心。劈柴的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因为暑假结束了，他们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白天特意躲着他们，到该放学的时间再过去。但这样的日子是冗长而难熬的，因为我要在酷热的阳光下闲逛到四点半，然后才能到他们那阴凉的地方去。
一天夜里，我正要溜上楼去睡觉，却被一直等着我的房东太太叫住了。她很激动地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明早十点在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去接雪尼的时候，我的样子太寒酸了，衣服脏乱邋遢，鞋子大张着嘴，帽子的衬里耷拉得像女人衬衫一样，因为怕提水的时候从房东太太门前经过，所以也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脸，只是在劈柴人的水龙头底下那么冲一下而已，前晚上污垢还留在耳朵后面没洗干净。
雪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怎么了？”
我顾不上婉言相告了，直接说：“妈妈精神失常，我只能送她去医院了。”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控制住情绪，问：“你现在住哪儿？”
“波纳尔弄，老地方。”
他转过身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苍白和消瘦。他叫了辆四轮马车来拉行李，我发现他的行李里居然有一筐香蕉！于是马上急着问：“香蕉是咱们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太生了，过几天才能吃。”
他一路上都在问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所以估计他只听了个大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在开普顿医院治病的经历。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从一些士兵那赢来了二十镑，原先是准备把钱都给母亲的。
他跟我说他打算演戏，不再去航海了。估计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过上二十个星期，他就在这段时间里去戏院找工作。
我们带着香蕉、坐着马车的归来引起了那小弄里的轰动。房东太太跟雪尼说了母亲的事，不过为了免去他不必要的烦恼，就省去了一些细节。
雪尼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晚，我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雪尼一直说着：“要是妈妈今晚也在，还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
那一周，我们去凯恩－希尔探望母亲，在会客室里的焦急等待让人难以忍受。终于，在听见一串钥匙响之后，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母亲走进来了。她认出了我们，但没有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种欢欣鼓舞的神情。一个喋喋不休的看护陪着她，她说母亲今天身体不舒服。
母亲微笑着很有礼貌地瞥了她一眼，好像要等她走开。
看护走之前补了一句：“她身体好点了，你们再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雪尼一直想要给母亲打起精神，所以一直说着为什么在国外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又怎么运气好，怎么挣了钱，但母亲只是坐在那，边听边点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她很快就会痊愈的。于是她难过地说：“是啊，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医生跟雪尼说，母亲这次精神失常一定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虽然她现在有时能清醒，但完全康复还要几个月，需要继续治疗。之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着：“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