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越人的务实精神体现
丹纳认为，一个生存于艰苦环境之中的古老民族，其文化性格必然是以讲究“实际和实用”为特征的。他在《艺术哲学》中写道：“为了要生存，……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和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象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
绍兴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使这里的历史推前到了七千多年前。但偏于东南沿海之滨的地理位置表明，当时的人类古越族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险恶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多夭”，与河海相伴，除了要时时经受水患及水中生物的侵扰外：“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湿热的气候也容易带来瘟疫，经常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的成年男子染上疾病的概率自然更大，一旦染上，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状态下，“丈夫早夭”会危及家庭，甚至将会给整个部族带来灭顶之灾。在这样的环境下，古越人慢慢产生出讲求实际的行为，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努力保护自己不受到侵害。
几千年后，地球进入冰川末期，气候逐渐转暖，海侵开始，海水上涨，海平面渐渐上升。《尚书·尧典》中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真实地描绘了海侵之际，滔滔海水漫过古越大地上的平原、丘陵，甚至一些低矮的山地，水天一色的景象。古越人的其中一支不得不迁徙到海拔有近千米的会稽、四明山。迁徙的过程是异常艰险的。除了要避开被水淹没的低洼之地，来到不被洪水吞噬的山地，还要和山地中的原住民防风氏争斗，抢夺他们的地盘，以获得能够生存的栖身之所。曾经生活的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如今只有林木蔽日、土质贫瘠、毒蛇猛兽出没、充满着许多未知秘密的山野；曾经可以驾舟驰骋，如今却要依靠肩挑背驮、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翻山越岭。直到夏朝时期少康分封他的儿子无余到这里，作为他们先祖大禹的守陵人，才渐渐有意识地“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兽以给食”。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更是形成了不事浮华、不好高骛远，以一种稳重的、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的求真务实的生活态度。早在远古时期，这里的越人就养成了以陶瓷礼器随葬于墓的习俗，这个有别于中原地区使用青铜礼器随葬的习俗，显示了越人将更为重要的青铜去铸造武器，用以对付来自周边族群的侵袭，保障自身的生存，并从血脉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真如丹纳所说的：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
在绍兴人中有一句口头禅非常流行，那就是“做人做人，总要做。不做，怎么成人？”将“做”视为“成为一个人”的唯一途径，而这个“做”其实就是务实的代名词。古越大地上，早期环境险恶，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围湖造田、开荒种粮，但仍然不能解决这里人口日益繁殖后产生的人多地少矛盾，吃了上顿赶紧筹划下顿，一不做事就要饿肚子，一遇有灾荒战乱之年，更是“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为乞丐之列者”。久而久之，这里的人们将务实视作自觉的生存习惯，而绝难容忍偷懒这种行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寸寸进，尺尺延，八百里鉴湖在眼前；今天放点懒，明天放点懒，志要松，气要散，两百根骨头会发烂”，更是将“人”的标准定位于是否“懒”上：“有力不使不是人”，由此在古越之地上普遍形成一种注重实干的民风。
发生在古越大地上最突出的“理性务实”例子，无疑是勾践率领古越人民战胜强大的吴国这一历史事件。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源自这里的人类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鲁迅自幼就喜欢去离家不远的禹穴、禹庙游览，也曾和三弟周建人、工友王鹤照去大禹陵附近采集植物作为标本，大禹那种务实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鲁迅。留学回国在家乡任教时，他还曾带学生去大禹陵祭扫，师生人人胸佩一朵小白花，并拍照留念，热望大禹的务实精神同样能为学生所认同。
鲁迅出生的周氏家族，因他祖父周介孚寒窗苦读多年，终于考取了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以及内阁中书，使周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其“翰林”匾额被高高地悬挂在三个周家台门的门楣上，使每个来到周家的客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代表着读书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以苦读跻身官宦阶层的人，本应是非常看重读书进仕，希望他的子孙与他一样以读书作为立身之本，并进而与他一样光宗耀祖，然而，他却以一种通达、开明的态度，给儿孙指出了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道路，认为“读书不成，倒还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正因为有他的允许，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才能够先后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做一个当时被视作猥贱的摇旗呐喊的水兵。这在当时，是被认为除了科举进仕、做师爷成为幕僚外，最不被人看好的一条出路：“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但正因为有祖父的支持，周氏兄弟二人才能离开偏僻、保守的故土，走向广阔的天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思潮的洗礼，进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如果祖父不是有一种务实的看待事物的眼光，他必然会同其他人一样，要么让鲁迅继续诵读和研习八股文，去参加与他一样的科举应试的老路，再不济，也会请托他的朋友，让鲁迅学做师爷，成为某个官僚的幕僚。如果真是这样，哪怕鲁迅自己有强烈的愿望想要离开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故乡，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这种务实的精神，在古越大地上古已有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有这样的叙述：“越王虑（谋）伐吴，欲人之轻死（想使战士勇敢不怕死）也，出见怒蛙（指瞪目鼓腹如怀怒气的蛙），乃为之式（式，同轼，轼本是古代车前的横木，此指凭俯车前横木以示敬意）。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指勇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馀人。”
《吴越春秋》中同样记载了勾践“轼蛙”的故事：“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指自割颈死，使家人献头）。”
显然，在准备兴师伐吴这样重大事件时，勾践对祭天占卜等仪式活动并没有过多的讲究，他更看重的是民心士气的鼓舞，所以出征吴国之际，勾践将美酒洒向那条小河与军民共享，因之而被称为投醪河，一直在古越大地上流淌了千年之久，并将继续流淌下去。也正是勾践充分认识到“人”是决定事件成功最为主要的载体，他将任贤士、揽民心作为打败吴国的两大国策，也较早地形成了“士民者，国之根本”的民本思想。
《计倪内经》中，勾践的谋士计倪对农业、气象和旱涝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用阴阳五行的变化进行解释：“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说明要根据自然规律来种植、囤积粮食，勾践听取了他的策略后，在短期内完成了财富的积累，拥有了可以战胜吴国的经济基础。
《越绝书》在总结越兴吴亡的历史教训时就认为：“问曰：‘吴亡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还引用范蠡的话说：“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者，失天下者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田地之间，人最为贵”。这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真实，也写出了《越绝书》成书的东汉时期越地士人对人的基本认识。可见“理性务实”已成为古越人民的基因之一。吴越争霸最终越国能够战胜强大的吴国，除了统治者勾践的雄才大略外，离不开一切军事、物力上的积累和发展，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切实作风才有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同样，传说中的越人远祖大禹，主要并不是以古圣先王，而是以一个关心民瘼的治水英雄形象，以其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精神垂范后世。如今，散布在古越大地上的鉴湖、应宿闸，以及绵亘几百里的湖堤海塘等水利工程，更是越人务实精神的历史见证。明人徐渭誉之为“缵禹之绪”，深刻地揭示出马臻、贺循、汤绍恩等一代代在水利建设事业上作出卓杰贡献的越地先贤州牧，与大禹力行务实精神的内在联系。
还有王阳明的“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浙东学派的黄宗羲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作为治学宗旨，都是将虚妄、空想排斥在外，重视现实、崇尚实干的务实精神。陈训慈更是将经世务实作为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来看待：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汉代王充说：“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则更是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夫天道，自然也，无为；若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显示出这位前代哲人在当时神道谶纬迷雾中批判各种保守、愚昧的习气，发扬实事求是的理性自觉。而这也成为越地越学发展的基础。北宋，有“明州四子”“永嘉九先生”，到南宋乾道、淳熙之后，更是盛况空前，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反对一味空谈心性；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事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吕祖谦兄弟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提倡博学通识、学以致用的作风，主张“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金华学派崇实致用的思想通过明末的刘宗周而流传到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万俟同以至清代中期章学诚等人的浙东学派，后者虽以史学为其主干，而依然沿袭着前者“经世砭俗”的主张，在清代风行的汉、宋之学以外同样呈现出它的异彩，而其后劲直达章太炎和蔡元培。
正视严峻的现实而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处理事物，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而不尚奢华、侈靡，这就是古越人在长期艰苦生存斗争中世代相传的性格，而近代绍兴人闻名于世的善于敝衣恶食、忍劳耐苦，便是古越族先祖勤劳简朴风气的遗传。
理性务实同样在鲁迅亲友身上得以体现。
祖父周介孚在对孩子启蒙教育方面，也有着自己一套切合实际的方法：“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周介孚亲自手书给鲁迅等孙子的一张字条，更是对幼儿循序渐进地读书的很好的注解：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周介孚作为一个“学而优则仕”，通过苦读才进入仕途的士子，替百姓谋利去疾是他的抱负。在江西金溪任知县时，“自理讼词，并叫年纪还幼小的外甥偷偷走进监狱里去观看，他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及虐待犯人的事情时，就连夜坐堂，亲自用火光照看伤痕，严办狱卒”。但清廷腐败，周介孚的性格又耿直无忌常常出言批评他认为不对的人和事，却又偏偏遇上了科场行贿案，在清末行贿成风，但他“运复蹇”，被他曾经抨击过的人趁机死死咬住不放，最后落得自己遭受牢狱之灾，每当秋后又担惊受怕，担心被斩首，儿子被革去秀才的功名，还早早离世，几个孙子东躲西藏，不得不寄人篱下，家里置下的田产也因他的事打点而所剩无几。“爰将生平所闻所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周介孚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写下《恒训》，以便让儿孙们借鉴和效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中提到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事业，到处可吃饭安身，家亦可保”。“惟有业可立于不败之地”，事业不在于大小，哪怕在路边摆一小摊亦可。正由于他有这种务实的理念，当鲁迅提出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祖父予以了支持。在得知杭州求是书院这所刚创办不久的新式学堂招儒生时，立刻给周作人写信：“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考列上等，每月有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说明周介孚认为当时的社会，如果还是拘泥于传统的国学模式，已不适应了，还应该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而且“凡大事，必从小事作起，家事不能了了，安能办国家大事乎？”
第2节 鲁迅的务实精神体现
血管里流淌着古越务实精神的基因，同时又浸润着身边师长们的教诲，鲁迅同样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
早在少年时期，鲁迅非常喜欢《花镜》一书：“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除了家藏本外，他还自己购买了一部。鲁迅阅读此书并不是一翻而过，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本馆藏《花镜》上留有鲁迅的许多批注，如对书中说的不少花木栽培法，鲁迅都亲自动手进行栽种，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像“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在此处注有：“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在“仙人掌”条处，又注上了书上所没有的仙人掌的形状、特性、栽培方法等文字。显然鲁迅一定是经过实践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因为父亲被中医的庸医所害，年纪轻轻就抛妻弃儿离世，鲁迅一直对中医耿耿于怀，那时中国国势艰危，许多青年人亟待找寻救国之路，得知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当有机会赴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鲁迅根据自己的需要，有了切合实际的设想：“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也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照，但在看了日俄战争中，中国人被杀，而其他的中国人面无表情地充当着看客的形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认为“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1909年秋至1911年底，鲁迅辑录整理了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36种，编成《古小说钩沉》一书，该书取材很广，既有收录于《汉书》《隋书》《新唐书》等书的内容，也有未见于史志著作的，针对大量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总是选取较好的校本或刻本作为底本，再结合其他的钞校本、刻本和其他材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认真校勘，力求去伪存真，达到较完善的校勘。怪不得近代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对鲁迅的辑录成就赞叹不已：“乃闻鲁迅先生所辑《古小说钩沉》已于沪上出书，求之此间书肆及图书馆不得，久之，始展转假得其书，两相比较，此编多得二十余事。然《钩沉》采书十二种，其中《优古堂诗话》、《钱围山丛谈》、《困学纪闻》三种，皆向未检及者。虽其事多据他书辑入，但《纪闻》中一事则失录。即蔡司徒在洛阳见陆机事，既据以补录，谨著其事于此，不敢掠人之美。”对《会稽郡故书杂集》这部乡邦文献辑集，鲁迅也是辑录自各种古籍，并且多方考证，相互校勘补充，力求达到较完善的版本：“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鲁迅以为，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说：“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他告诫青年，求职一事上不应多所挑剔，不要嫌什么卑下而不屑为，就因为“人不能不吃饭”，而“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以研究自己所愿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粗俗，但却是真理。鲁迅不相信世界上真的会有所谓“隐者”，就是基于隐者同样不能不吃饭这一简单而冰冷的事实。陶渊明之所以能够清闲地写他的田园诗，因为“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给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堕落，要么回来。鲁迅后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杂文的创作中，获得“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就是认为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形式能够快速地针砭时弊。晚年的倡导新兴木刻，也即在于这种“虽极匆忙，但即刻能办”的艺术形式能够快速地反映这个社会，并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进步的又一武器。而且确实如鲁迅所预想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种新兴木刻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起来。
鲁迅在1914年与友人的闲谈中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当《嘉泰会稽志》即将石印出版之际，鲁迅又写道：“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在鲁迅看来，绍兴民众这种与其他地域迥然不同的饮食习惯，必然是由于这一地区经常会遭受大饥馑，久而久之这里的人形成了对抗这种灾荒的务实习性。
鲁迅对于居住地点，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自己的特有选择。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选择上海作为生活、战斗的地方，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个并非没有苦恼、不存在内心矛盾的选择。就个人情感而言，鲁迅是喜欢北京，愿意以北京作为自己生活之地的。他对这个曾住过十七年的文化古城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多次产生过携眷北上的打算。吸引着他的不仅是那里的气候与人情，更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而上海，这个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且不说作为冒险家乐园光怪陆离、充满肉欲血腥的生活，单是充斥于文坛的那种势利、无耻的市侩气，那种无赖式的搬弄是非的争斗，就会让一个正直的文人难以忍受。鲁迅痛感“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多次产生离沪移居他处的想法，“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很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
然而，鲁迅最终没有离开上海：
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一个人，并非是天生就具有取之不竭的深邃思想的，而在于必须时刻与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保持紧密联系，从中捕捉所需要的信息，触发出思想的火花，紧扣住时代脉搏，从而能够获得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上海正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四方杂处，泥沙俱下，多种社会势力、文化力量在这里汇聚、冲撞，时代风云以最集中的形式迅捷地在这里呈现。这正是鲁迅所谓“烦扰”中的“别有生气”原因。这种独具的环境优势，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所迫切需要、自觉追求的。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就曾有过失去社会环境刺激以至思想枯窘、创作凝滞的教训。他在当时给友人的信中就一再诉说：“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这反映出鲁迅在现实教训下跻身变革运动现实环境、主动寻求思想刺激的自觉。晚年鲁迅病体支离中坚持在上海这个对他身心健康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中居住，哪怕有人劝他到日本、苏俄等国疗养，甚至已给他做好了前期准备，但他在思考良久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依然在这鱼龙混杂的上海大都市生活、战斗，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作家，鲁迅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因此，曾有人质疑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其实，鲁迅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和计划。1924年暑假，鲁迅受邀赴西安讲学，除了想去领略一下大唐遗风外，最主要的是他想构思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也有说是想把它写成一部三幕的剧本）。他对郁达夫、许寿裳、孙伏园、冯雪峰等人都有提到这个想法，他们也曾就此事写过相关回忆文章。鲁迅还对盛唐的时代背景、宫廷建筑及衣食住行都做过考证研究。郁达夫回忆：“朋友的L（鲁迅）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可见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朋友谈起过创作这部作品的愿望。而且，鲁迅认为“七月七日长生殿”盟誓，表明唐玄宗对杨贵妃已经没有了爱情。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在当时绝对是很新颖的构思，是唐明皇被暗杀时，刀落到脖子上的一刹那，他脑海里闪过他的一生。但当鲁迅亲眼看了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幕悲剧的地方时，“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给山本初枝的信），从此也打消了创作《杨贵妃》的念头。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同时也是受苏联小说《铁流》的影响，鲁迅还曾有意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的小说，并与刚好在上海养伤病的红军将领陈赓进行了两次秘密会面。会谈中，鲁迅向陈赓详细地询问了许多苏区人民生活、军民关系，甚至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等等细节，陈赓不但向鲁迅详细介绍了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作战场景，还为鲁迅绘制了一张苏区军事形势草图。不过，虽然鲁迅通过交谈收集了不少相关的资料，最后，还是因为对红军的生活太陌生而遗憾地放弃。鲁迅的这两次创作长篇小说的前期工作做得都很充分，最后还是未能完成，除了他日常事务繁忙、身体羸弱外，可能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所要创作的小说不是充分的熟悉，尤其是创作红军题材的小说，鲁迅并没有当过兵的经历，身边熟悉的人中，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但他的气质更多地在于文人，陈赓也只见过两面，方志敏更是连面都未见过，鲁迅以一个务实的精神来看待他的写作：“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因为无法从心中流露出他要写的内容，所以他最终放弃了写作这些小说的打算。
第3节 务实精神在《故事新编》人物中的体现
在《故事新编》中，务实精神同样在一些人物身上有所体现和流露。
首篇《补天》中，务实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女娲的所作所为上。人类始母女娲抟土造人，所造之人在带给瑰丽的天地间几许人气的同时，也在人类不断增长的贪欲中最终爆发了战争。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面对“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以及随着水流冲过来的几座山，女娲首先将这几座山搁在巨鳌的脊梁上，嘱咐“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以防那些山随着水流横冲直撞，产生更大的破坏力，接下来她努力了解情况，以便想出对策。但目之所及的，不是直挺挺的已经死亡了的，就是神情呆滞，表情木然。问了一圈，这些人类只顾着向女娲哭诉，表明自己这方的正义立场，指责对方是导致“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的祸首，而其实是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解答，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如尚书样的文言句子拗口又费解，也使女娲摸不着头脑。女娲只能依照自己的猜测：是战争破坏了原本安宁的“肉红色的天地”。这令她“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事实上，“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产生的后果确实非常严重：“天上一条大裂纹，非常深，也非常阔。”
当知道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后，女娲并没有用随手就有的泥土来补上被撞坏的天空中的裂缝，用泥土来补缝隙，确实是省心省力，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泥土被洪水一冲，很容易被再次破坏，天空中的水依然会顺缝隙倾泻而下，地上洪水肆虐的灾害依然存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严峻。在飞快地权衡利弊后，女娲不顾辛苦，堆上芦柴，想用和天一色的纯青石炼石来修补天空中的裂缝。地面离天空很高，女娲只得先将芦柴日日夜夜地堆叠上去，在这过程中，女娲所造的人类又在干些什么呢？“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那群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战争，争夺着地盘，宣誓着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不包铁片的”“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的只顾着人云亦云，没有任何思想，但也不忘在乱世时期做着小偷小摸的勾当：“从别一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没有一个人来帮忙：洪水侵袭的事情好像与他们完全无关，俨然成为了最古老的看客们。女娲只能孤独地忙活着。柴堆日渐堆高，她也日渐消瘦。尤其令人可恨的是在寻找补天的石头时的遭遇：
当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纯青石的，然而地上没有这么多，大山又舍不得用，有时到热闹处所去寻些零碎，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伊于是只好搀些白石，再不够，便凑上些红黄的和灰黑的，后来总算将就的填满了裂口，止要一点火，一熔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
用纯青石将天空中的裂缝补上，天空还会像以前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大山里有纯青石，但女娲显然考虑到挖大山里的青石一则需要费时费力，单靠她一个人的力量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完成，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这会耽误更多的生灵死于洪水，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裂缝补好，减少死亡，让天地重现美丽的色彩；二则是如果取了大山里的青石，有可能使堪堪顶住的有裂缝的天空出现新的裂缝，最后导致整个大山都无法支撑住天空，整个的天都塌了下来，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全部陷入死亡这个可怕的后果；三则是大山缺少了部分纯青石后，会影响大山本身的坚硬度，大山会阻挡不住洪水一次次地冲刷，最后会像女娲最初所看到的那几座在波浪堆里“打旋子”的山一样，不但不能给人类以庇护，反而成为人类灾难的一部分，将会有更多的人类不但遭受到洪水带来的灾难，还有山的灾难了。女娲想用由天空裂缝中掉下来的青石来补上，这是最现实和可行的方法。女娲出于实际考虑，这样的为着人类着想，但这些人类又是如何对待这位无私的人类之母的呢？那些青石早已被那些人类在纷争中作为战利品被收归己有了，哪容得女娲来取走，虽然这些青石对人类丝毫没有用处，但既然已归他们所有，就容不下别人再来从他们手中拿走，哪怕是女娲想取这些青石来补天，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自身有个适合生存的环境也不行。所以，“冷笑”“痛骂”“抢回去”“咬伊的手”，这样的言行纷纷出现在女娲取青石的过程中，而这不正是《药》中夏瑜所受到的遭遇吗？原来，历史一直在做着重复的运行，为了人类的大多数奉献着自己的启蒙者们，在启蒙愚昧的人类的过程中，不但没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还要被恶意地冷笑、痛骂和伤害，完全没有意识到，启蒙者并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完全是为着大多数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女娲在艰难的补天过程中，不但受到行为上的伤害，同时受到的还有精神上的侮辱：一个顶着长方板的小人指着竹片对女娲说：“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怪不得狂人“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原来在刚有人类这个生物族群时，所谓的“仁义道德”就已随之而诞生了。
但女娲的伟大就在于并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她对言行上的伤害一概置之不理，只着眼于现实的补天这项工程。当青石不够，就添上白石，再不够，就加上一些红黄色的和灰黑色的石头，把它们堆叠在裂缝中，一切以能够补好天上的裂缝为前提。用从火树林里的一株燃烧着的大树来点燃她起初堆好着的芦柴堆，为了加快修补的进度，使天空出现裂缝引起的灾害早点结束，在芦柴堆上的好几处地方都点上了火，火势渐渐成了“重台花”，又成了“柱”，将石头溶解成饴糖似的满布于裂缝中。随着火势慢慢冷却，溶解了的石头终于将裂缝消弭了。但女娲还不是非常满意，因为摸上去很有些参差，天空再也不能像往昔那样完美了。
在补好了裂缝，消除了洪水肆虐而下的源头，女娲并没有停止她的工作，虽然她早就“累得眼花耳响”，快支持不住了，但她依然将芦灰填在大水里，因为裂缝虽然补好了，但当初倾泻而下的洪水还在地面上四处横流，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只有把洪水带来的所有危害消除了，人类才能真正得到安全。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后，“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女娲以自己一己之力，切合实际的所作所为努力挽救了这个世界，挽救了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后，才安然地闭上了双眼。
如果说《补天》中的女娲是以她的死亡为代价生成了她的务实精神，那么《理水》中的大禹则是以牺牲他的家庭和健康，才完成了他的务实行为的。
《理水》是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一传说来展开的。灾荒之下，那些避居于文化山上的学者们每月吃着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面包和鱼，还不切实际地讨论着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普通的百姓们，在洪水肆虐，洪水滔天，灾荒连年，没有粮食的状况下，处境非常困苦。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一切能找到的东西来填充自己空空的胃：
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那么，明年春天树枝梢还是长叶子，有收成。如果托大人的福，钓到了黄鳝……
从鲁迅塑造的这一顺民的口中吐露的，更多的是对朝廷大员的溜须拍马之语，一副谄媚的嘴脸，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这些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眼中的愚人们，面对困境，并不是无所适从，或者怨天尤人，而是以自己所能，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用榆叶和海苔果腹度日，并且费尽周折，将这些难以下咽的材料做得尽可能的好吃，难得钓了条黄鳝，更是成了他们兴奋的源泉。他们也并没有只顾眼前利益，有什么就吃什么，还想到了长远的未来，没有将树皮全都剥光，要不然等到第二年春天就长不出来了，如果灾荒还在，将失去果腹的材料了，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
这和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不但嫌弃空运来的鱼带有泥土气，还说百姓们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滔滔洪水也是他们弄出来的，还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还认为百姓吃的“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在灾难之前，真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恰恰是这群只会做所谓学问的学者们，“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朴实的百姓们正以自己的能力乐观地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水利局的人忙着为上面派下来的考察员们摆酒接风，讲着水乡沿途风景，发着无聊的议论。而本应是水利考察员切实应该做的工作，诸如水灾情况如何，百姓生存如何，如何才能把水灾治理好等情况，这些考察员中丝毫不予以关注，简直将考察水灾情况当作了旅游消遣。而在这个时候，大禹带着一大群乞丐似的大汉风尘仆仆地考察归来了。大禹在详细考察了山水菏泽的情况，并认真听取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再将导的手法局部应用于治理洪水中后，最终得出了先前用“湮”的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改变洪水对人们的侵害，运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只会导致洪水更加迅猛地祸害人们，是错误的，只有用“导”这个方法才能最终将天下的水患治理平复。但在刚宣布用“导”这个方法时，立刻遭到了一群学者们的指责，有说应“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有认为“‘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的。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对这些学者作了虽刻薄但却非常切合实际的评价：“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
面对这些指责，大禹一概“一声也不响”，因为他清楚“导”的方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与一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的人，在多年奔走于水患之地，变得“面貌黑瘦”“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时，才找到的一种切合实际的解决方式：“也有人在说我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正是因为大禹不像其他水利考察员，将考察当作旅游和消遣，而是切切实实脚踏实地地考察水情，倾听民意，才找到了治理水患的关键之处。查明原因之后，大禹带着他那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的随员们又奔走在治理水患的征途中。
正如大禹后来在舜爷面前所说的：“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在以大禹为代表的这些实干家们的努力下，淤塞的河道被人们一点一点地疏通，水患被慢慢地治理成功，人们有了安居的处所，生活景况也日渐好转繁盛。
但人们的安居乐业是以大禹等人牺牲自己的家庭和亲情换来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启，不入门，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过门不入，不得有子爱之心。《帝系》云‘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也。”新婚四天就辞别妻子治理水患去了，把家里的一切困苦都扔给了妻子，儿子阿启出生后，他有三次在治理水患途中刚好经过自己家的门口，但为了能够尽早把水患治理好，他一次都没有走进家门，以至于阿启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叫“禹”，直到十多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是以大禹等人牺牲自己的健康换来的。“面貌黑瘦”、并不屈膝而坐，因为膝盖不好，无法灵活弯曲，可能是长期浸润在水中，生了“鹤膝风”，随着年龄的老迈，腿脚将越来越不方便行走，后世将大禹的走路形态称之为“禹步”。西汉扬雄的《法言》卷七《重黎》中记载“巫步多禹”。李轨为之注：“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大禹的脚底更是被所走之路磨出了许许多多栗子般大的老茧。而这也隐含着大禹所生活的时代，古越人的生存环境是极其险恶的，为了生存、发展，人们不得不花大力气，努力将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类居住。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各种困难，需要人们从教训中得出更合理的经验，满足当时当地的实际，这种以“适用”“务实”的态度解决实际情况的精神一直从远古时期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曾经提到：“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大禹正是“埋头苦干的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在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这种务实的精神同样体现在《非攻》中的墨子身上。与大禹的务实体现在埋头苦干不同的是，墨子的务实更多的是“为民请命”。但不可否认的是，墨子与大禹一样，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
楚国要攻打宋国之时，墨子既不在宋国，也不住楚国，本与他丝毫没有关系，但他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兼爱”“非攻”思想促使他要解决宋国将被楚国攻打的危机。
墨子一方面不辞辛劳远赴楚国亲自劝说楚王放弃攻打的打算，一方面让学生们做好准备工作，以防劝说不成功，将能在宋国被攻打之时有个应对之策。尤其是路过宋国国都时与学生管黔敖的对话，更是突出了墨子的这种务实表现：
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了。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便问。
“是的，防云梯的。”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和他很难说，”管黔敖怅怅的答道。“他在这里做了两年官，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
“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墨子并没有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显示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一语点出了墨子对自己能否劝退楚王攻打宋国并没有抱以百分之百的希望。所以他让学生们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他的绝大部分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行事也非常务实，而且工作也做得非常细致到位。既了解自己的实力，试验了连弩，观察了地势，募集了麻、灰、铁等在对敌战斗时需用的物品，还了解楚国会有哪些攻城的工具，公输般所造的云梯会用在攻城上，所以准备好沙子，将它装在袋子中用来对付通过云梯爬上城墙的楚国士兵。
墨子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只凭个人的臆想，而是应该以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作为认识的依据。所以当他在赴楚国途中，看到他的另一个学生曹公子在鼓动人们，希翼让楚王看看他们宋国的民气，墨子对此是完全不赞同的，认为这是在“弄玄虚”，哪怕死了也是“于民无利”的。鲁迅同样对这种宣传、鼓动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对青年学生的游行、请愿是极不赞成的，认为这很容易造成学生的无谓牺牲，并不是一种务实的行为，而事实上也确如鲁迅所想到的：刘和珍、杨德群等许多青年学子倒在了游行队伍中。
墨子到了楚国后，他并没有立刻去见楚王，而是先去见了他的老乡公输般，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在劝说楚王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公输般给楚王建造了能够攻克城墙的云梯，从而勾起了楚王攻打别国的欲望，只有先劝说公输般放弃造云梯，放弃攻宋，才能够进而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别国的想法。墨子在见到公输般后，并不是一开口就说公输般造云梯，支持楚王攻打宋国的行为是不对的，那样一来，肯定会受到公输般的反感，不但劝说不了公输般，达不到他所要达到的让楚王停止攻宋的想法，反会使事情僵化，矛盾进一步激化。所以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以自己给公输般钱让他帮着杀人，引申到公输般造云梯帮楚王攻宋这件事上：
“可是先生这么远来，有什么见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静的说。“想托你去杀掉他……”
公输般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块钱！”墨子又接着说。
这一句话，主人可真是忍不住发怒了；他沉了脸，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义不杀人的！”
“那好极了！”墨子很感动的直起身来，拜了两拜，又很沉静的说道：“可是我有几句话。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要去攻宋。宋有什么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不能说是智；宋没有罪，却要攻他，不能说是仁；知道着，却不争，不能说是忠；争了，而不得，不能说是强；义不杀少，然而杀多，不能说是知类。先生以为怎样？……”
公输般果然顺着墨子的思路，严厉斥责了墨子让他去杀人的行为，从而醒悟到他的帮助楚王其实如同帮墨子杀人是一样的道理。在他的引见下，墨子见到了楚王，并用一个人不要好东西，偏要去偷邻居家的坏东西为例子，让楚王自己得出这是个生了偷摸病的人，进而引申出楚王攻打宋国就像那个小偷的行径。楚王认同了墨子的说法，但作为一个当权者，他已对攻打宋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并不是说墨子的一番话就能够完全打消掉他的计划的，在这种情况下，墨子又实施了他的第二步劝说行动，与公输般两人“各各拿着木片，像下棋一般，开始斗起来了”。如此反复几次，公输般或者攻，或者守，最后都在墨子的防守和攻击下全面失败了。公输般在攻守的演练中失败后还不死心，认为只要把墨子杀掉，就没有了攻宋的妨碍，也能完全把宋国攻打下来，但事实上墨子在来楚国之前就早已做好了一应准备：“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成功地劝退了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
墨子在结束楚国之行前对公输般说的话很可以作为他务实精神的写照：“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墨子在实施他的劝退计划之前，按照公输般和楚王在听了他的劝说后可能会做出的反应，不但自己做好相应的对策，还让他的学生事先做好楚王最终未被劝说成功而还是要攻打宋国的所有准备。
墨子的学生在做着迎战的准备工作时，身为宋国人，不但没有同仇敌忾，一起迎敌，还在别人帮助自己，要求募集一些战时所需物资时，“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与女娲补天时所遇到的情况是何其相似，总是有那么多的看客，只希望暴政是暴政在别人的头上，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结尾，鲁迅给墨子安排的是：
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为着与他毫不相干的宋国人们，墨子“为民请命”，不但千辛万苦地远涉楚国，以自己的智慧和理念说服了楚王，本应引得尊重的人，最后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铸剑》以复仇为主旨。但在复仇过程中，每个人都是以务实的精神实施着复仇这一行为，并最终使复仇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眉间尺的父亲，千辛万苦花费了毕生精力铸成了像冰一样的剑，当看到世上无二的剑在自己手中诞生的那一刻，作为铸造师感到非常自豪，代表着他的铸剑技术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他的眼中放射出了大欢喜的光彩，但立刻，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当他把剑铸成之日，也就离他的死亡之时不远了，王必定是会用他来祭剑的：“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否则，若他还在这个世上的话，其他人就有可能会请他去铸剑，不但王手里的这把剑做不到独一无二，还可能会被人用新铸成的剑来对付王，这样，王的安全将不会有保障了。意识到自己所将面临的悲惨结局后，眉间尺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悲天悯人，也没有携家带口逃亡，更没有提剑去刺杀王，因为他清醒地知道，一则逃亡不现实，“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就明白无论是谁，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提剑杀王更不可行，不但王宫戒备森严，作为普通人根本无法顺利进入王宫，就是在王宫外面，王的身边也总是有着一队队“拿着木棍，戈，刀，弓弩，旌旗的武人”和“拿刀枪剑戟的骑士”守护着，无法走近王的身旁，更别说眉间尺的父亲只是个单纯的铸剑师，并不精通剑术，一去不但只会让自己白白送命，而且还要连累妻儿，成为刺客的家属而遭到株连，甚至会因此而丧命，复仇更是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所以他早在整整三年的铸剑过程中，就已想好了切合实际的对策：将那块纯青透明的铁铸成雌雄两把剑，将雄剑留下，雌剑献上去。既完成了王要他铸剑的使命，铸成了王所需要的剑，而王还不会知道有一把比雌剑更厉害的雄剑存在，也就只会将他杀害，放松对他家人的追杀。多年后，一直以为身边这把可以保国、杀敌、防身的剑是世上唯一的王也会日渐变得更加刚愎自用，身体也已变得老迈的时候，长大成人的眉间尺就可以用那把雄剑替他复仇了。
与眉间尺的父亲一样，在对待复仇这件事上，眉间尺的母亲同样做到了理性务实，而非急功近利。杀夫之仇给眉间尺母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丈夫竭尽所有的精力铸造成功的剑，不但没有给他带来荣耀，反而遭到了杀身之祸。当时的她怀着孕，正是处于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但王却把她的丈夫给杀害了，而且是死得那样惨：“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亲。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遭遇，但眉间尺的母亲却隐忍了下来。因为她知道，作为一个女性，单凭她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为夫复仇的目的的，只有结合现实，将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才是实施复仇的第一步。所以她牢记丈夫临别之语：“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抚养。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所以十多年来，她一直以丈夫的这句话作为精神支柱，重复着“白天做得劳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单调的日子，把复仇的火焰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为了好好地生存下去，丈夫遗留下的铸剑工具也“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丝毫没有要留下丈夫一些物品以作纪念的打算，一切以能够将眉间尺抚养长大为宗旨。在抚养眉间尺的艰辛岁月里，眉间尺的母亲从未在他面前露出过丝毫的复仇之意，不是她不想说、不会说，而是考虑到孩子年龄太小，过早地说出眉间尺父亲的血海深仇，不但没什么效用，而且会使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副沉重的复仇担子：“我早想告诉你的了；只因为你太小，没有说。”但当眉间尺十六岁时，已是舞象之年。《礼记·内则》中有“成童，舞象，学射御”之言，《疏》曰：“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表明已到了可以去为父复仇的年龄了：“自然。我也只得说。”她在一五一十告诉眉间尺事情的始末后，让他掘出了床下的那把雄剑，穿上她早早就做好了的长短正很合式的青衣：“你穿了青衣，背上这剑，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为眉间尺的复仇做好了应有的准备，唯一使她放不下的，是眉间尺优柔的性情会阻碍复仇的实施，所以临行之际再三告诫他要改变他的这种性情。
眉间尺在母亲“失望的轻轻的长叹”声中走上了复仇之路。他的复仇意识是在一夕间完成的，最初，他明知自己的性格可能无法完成替父报仇的愿望，但心中复仇的火焰暂时压制住了他的理智。不过在一次次准备刺杀途中所碰到的事：为突然跑过来的孩子差点碰上他背上的剑尖而出了一身汗；王宫附近密密麻麻地围满了人，他又担心他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当人们从他背后拥上来时，他又一次宛转退避；当终于看到杀害他父亲的王时，怒火灼烧之下提剑跨出去，却跌了一个倒栽葱，因此惹上了一个干瘪脸的少年，纠缠不休下，不但王的仪仗早已走远，自己面对无理取闹的干瘪脸的少年和旁边看热闹的闲人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
远离热闹的城市后，眉间尺又想在地旷人稀的南门外准备对王行刺，觉得既不会误伤无辜，又能更好地施展行刺的行动。但冷静下来的他不久就意识到，他在复仇过程中怕误伤普通人，以及面对普通人的纠缠都无法脱身，都是优柔的这种性格表现，对他的复仇是极为不利的。在面对普通人都无法果断地与之对抗，更何况是作为强权代表的狡猾的王，更是无法实现替父复仇这个愿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