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编
革命家章炳麟

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运动，主要由三大运动构成。其一，是民族主义运动；其二，是农民运动；其三，是现代化运动。三大运动路向并不一致；三大运动内部，倾向也不一致。章炳麟曾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被誉为“革命家之巨子”⁽¹⁾，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但同样倡导改革，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意见却大相径庭；同样致力革命，他和孙中山等人却屡次发生抵牾。晚年，他一度置身于新的革命洪流之外，甚至站在其对立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高压下，他曾不得不退回尘封的书斋，但最终又走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章炳麟作为革命家，一生所走过的路，其曲折，其颠踬，其成功，其挫失，其奥秘都在他同上述三大运动的特殊关系。

一、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最初质疑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场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高潮席卷中国中南和东南广大地区，这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起义。太平天国是小农中国两千年来周期性爆发的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起义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制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通过财富共有、平均分享的办法，建立起农民与手工业者理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²⁾的“小天堂”。但是，这种“小天堂”像夜空的流星一样，虽然光芒夺目，却无法持续存在。农民领袖们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后，侈靡恣肆，竟不弱于他们的对手。“小天堂”从理想层面返回实际层面，成了对农民一场新的剥夺。农民运动终于不敌对手血腥的屠戮，从高潮转入低潮。

章炳麟后来在倡导革命时，曾以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1906年他在为《洪秀全演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

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³⁾

这里虽然主要从推翻清王朝这一点上立论，但有意复兴太平天国的事业，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继续，这一态度是鲜明的。1902年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史目，将《洪秀全考纪》特别列入⁽⁴⁾；1903年他为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译《孙逸仙》一书题辞，称赞孙文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是“掩迹郑、洪为民辟”⁽⁵⁾，郑，指郑成功，洪，为洪秀全，民辟，即民众领袖。承袭了郑成功、洪秀全的事业而成为民众的领袖，对孙文的这一评价，说明在章炳麟的心目中，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是值得承袭与效法的对象。

章炳麟的同时代人，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暴的影响。而章炳麟后来对这场农民运动产生强烈共鸣，除去他本人的经历外，与他的家乡、他的家庭特殊的遭际，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章炳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仓前镇，宋、明以来就相当繁华，因为这里是漕米集中与转运的重要处所，仓前即以众多米仓耸立在镇后而得名。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方。不仅仓前一地，浙江杭嘉湖整个膏腴之地，都是如此。但是，经过战乱，到章炳麟出生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光绪余杭县志稿·田赋志》中述该县“咸丰之季，迭被兵燹”，同治四年（1865）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报，余杭县荒芜未种及流亡未报并掘壕荒废田2180顷有余，零地614顷有余，零山2248顷有余。从马新贻到他的后任李瀚章、杨昌濬，连续几届浙江巡抚都奏请蠲免余杭应征银钱，其理由如《光绪余杭县志稿·恤政志》所录马新贻奏稿列称：“浙江杭州等府属自遭兵燹，元气大伤，闾阎困苦，民间粮产或限于人少，或开垦无资，以及流亡未报，被贼挖掘濠垒遽难挑浚者，实与寻常灾荒不同。”⁽⁶⁾与余杭县相邻的安吉县，乾隆年间户口已达18468户，丁口71937人；咸丰年间户口达近3万户，丁口13万人；同治三年（1864）土著户仅存3500户，丁口6838人，另有棚民烟户78户，丁口144人。户数仅及原来九分之一，丁口仅及原来十九分之一。到同治十年（1871）方增至土著户4108户，客户3291户，棚民464户，丁口23500余人。户数、丁口数均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⁷⁾安吉知县刘兰敏说，该县是时“人民摧残，庐宇倾圮，不毛之田，漫山猕谷，不可疆理。邑之居民，皆来自江、淮、徽、歙、台、宁诸郡，生土著者仅有孑遗”。他的前任汪荣更说，战乱后人物凋残，“老成硕望，百不一存，文学之士，存者亦十二”⁽⁸⁾。这一状况，在杭嘉湖地区极具代表性。

但是，战乱之后，并非只是凋蔽与荒芜。江浙农村土地关系经由这场战乱，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曾国藩1863年一份奏稿中说过，太平军初兴之时，“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⁹⁾。根据记载，当时太平天国基层政权首领监军曾命令“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¹⁰⁾。太平天国失败后，土地关系的这种改变，在不少地方给保留了下来。由于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废，大批外来移民占地垦辟，形成新的自耕农群。田主权势衰落，佃农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这些改变，使江浙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且不多久之后便有了新的发展。温鼎《见闻偶录》述当时湖州南浔的情况，更极有代表性。《见闻偶录》说：“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汙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秋收仅钱粮数百文，向之业主，不敢顾问。”《见闻偶录》又说：“近来佃农输田主租额不过六七斗，顽佃或仅输三四斗，不敷纳粮。同、光以来，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¹¹⁾江浙农村还出现了永佃制，田主只有田底权，田面权归佃户，“佃户欠租，业主遂不能起田”，佃户由此也有了较多发展生产的热情。《萧山县志稿》在记述永佃制产生经过时，便指出，它系“至洪、杨时，田主无权，民心大变”，乡民“私议”而成。⁽¹²⁾清廷，特别是坐镇江、浙的各级官员，面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这些变化，至少采取了接受既成事实的默认态度，有的还故意纵容，加以保护。农村土地问题的有限解决，小农经济活力的加强，成了战争创伤迅速得到医治、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之，正如《乌程县志》所述，战乱之后，“流亡既复，垦辟荒芜，租税既轻，愈修蚕事，曾不数年，桑绿如海”，“自还乡以后，岁丰人和，见夫士秀于庠，农力于野，商贾填于市肆，熙熙然若不知为甫离兵燹也者”⁽¹³⁾。

太平天国在江、浙等地所引起的社会变动，不仅使章炳麟这一代人重新思考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使他们深切地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平均分配及小农经济活力问题。章炳麟后来举起反满旗帜，立志推翻清朝统治，呼吁“均配土田”，要求保护“中人以下”利益，显然与这一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章炳麟的家庭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江、浙期间的特殊遭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运动对章炳麟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

章家发达于嘉庆、道光年间。根据《章氏家谱》记述，章炳麟的曾祖父叫作章均，字安圃，又作安溥，号治斋，曾任训导，教于海盐儒学，董理家业，经营数十年，成为仓前镇上的富户。道光八年（1828），他捐钱三万缗，创建了苕南书院，并以其余资存典生息，充当膏火费；又捐田千亩，建立了章氏义庄，“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月赡粟米，贫者婚丧给费；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补廪中式，皆给资”⁽¹⁴⁾。章均于1832年去世。章均生有六个儿子，章炳麟的祖父章鉴是章均最小的儿子。章鉴，字晓湖，曾入县学为附贡生，援例为国子监生。章均去世时，他已30岁，六个兄弟分了家。他因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籍，精研30年，起初仅为亲戚治病，其后时为贫者治疗。太平军占领余杭期间，苕南书院毁于战火，仅存基址石坊；义庄券册，也焚毁无余；章鉴转徙避匿，不得不以行医为活。当时，太平天国设立乡官，章鉴曾被任命担任此职。但是，他并不想卷入太平军与清军征战的旋涡，所以，在一次为太平军将领治好病后，他便“浼言辞职”，获准后，居于乡间专为贫民治病。⁽¹⁵⁾同治二年（1863）在太平军失败前一年去世。章鉴生有四个儿子，章炳麟的父亲章濬是章鉴的长子。章濬，字楞香，一作轮香，生于1825年，廪生，屡试优等，但一直未能中举。太平军攻占浙江时，他取了《章氏家谱》伴着章鉴带着全家到处躲避，历时三年。1863年左宗棠率领清军至余杭县东南闲林镇时，他赶去“献地图，并陈善后策，颇见用”⁽¹⁶⁾。战后返回家园时，家中已无余财，只留有田一顷。章濬悉心钩稽章氏义庄田地，努力加以规复，并游历江南、浙西诸县，了解各地情况。从表面看，章濬改变了乃父置身事外的态度，转而与清军合作，但是，实际上，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家乡一带战后如何恢复与发展的事宜。1867年，新任杭州府知府谭钟麟延揽他入幕相助，1869年，为镇压捻军，谭钟麟调任河南按察使，“从军佐幕府者皆有功”，谭钟麟邀请章濬一同前往，章濬竟“以母老辞”⁽¹⁷⁾，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与章鉴其实一致。返乡后，他热心勘荒修塘，规划东乡水利，也利用家传医学，时常为贫者治病。他所立的《家训》，叮嘱子弟：“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尔曹当知之。”⁽¹⁸⁾实际上，是要求子弟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濬于1890年去世，去世前曾从容遗命：“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¹⁹⁾死后入敛，只准穿汉、唐、宋、明相沿的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而不准穿清代官服补服。章家特别是章鉴、章濬的这种对清廷若即若离的立场，使章炳麟接受太平天国的社会影响，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与动摇，有了来自家庭的内在渊源。

直接触发章炳麟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的，是章炳麟的外祖父朱有虔。朱有虔，一名有泉，字左卿，一字秉如，浙江海盐人，出生在显宦世家，本人为庠生，曾历任各大吏幕宾，撰有《双桂轩集》20册，1874年他在首册封面上改题为《双桂轩诗文集》，1884年又改署为《秋芳馆漫录》。⁽²⁰⁾1876年，他来到余杭，亲自课读外孙，前后四年。

章炳麟在其自定年谱中说：

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暇亦时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虽未读其书，闻之启发。⁽²¹⁾

1933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22周年的讲演中，对此说得较为详细：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²²⁾

稍后，他在回忆少年事迹时，说法又与此略有不同：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²³⁾

在此之前，章炳麟曾一再说及当年因读《东华录》而产生“逐满之志”的事⁽²⁴⁾。虽然没有提及朱有虔的名字，但足可与他晚年的回忆相印证，说明其事绝非向壁虚造。

给了他以震撼性强烈刺激的，是雍正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吕留良—曾静一案。

曾静，湖南永兴人，于雍正五年（1727）令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策动这位岳飞的后裔起兵反清。曾静在致岳钟琪的书信中，列数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等十大罪状，要岳钟琪本着“尊华夏贱夷狄”的宗旨，诛灭雍正，为汉人复仇。岳钟琪向朝廷告发。曾静被捕入狱。审讯中，供称思想渊源于吕留良《四书讲义》。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生于明末，尊程朱理学，服膺夷夏之防大义。《东华录》雍正七年四月说他“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谓“邪书”，指的是吕留良的主要著作《四书讲义》。吕留良认为，君臣之义、夷夏之防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后者尤重于前者。曾静案发时，吕留良已去世近50年，雍正下令将他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将他的另一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将他的孙辈及家属发遣宁古塔为奴，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或戮尸，或凌迟，株连九族。

吕留良—曾静案，是清代文字狱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清王朝由满族人作皇帝，满族亲贵在朝廷中占居支配地位。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特别忌讳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因此而屡兴文字狱，对一切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文字、著述，都严加惩治。康熙年间浙江富商庄廷因刊刻《明史》如实叙述清朝前史而被开棺戮尸，株连被杀者70多人。后来，安徽桐城人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多涉及南明史事，并沿用南明年号，甚至奉南明为正统，在翰林院编修任上被告发，同族16岁以上全部被斩首。雍正年间，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因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试题，被诬指为“维止”二字系将“雍正”二字砍去首部，下狱庾死，仍遭戮尸。类似文字狱，都在章炳麟思想上激起了狂澜。他同情无辜的牺牲者，而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用以反清的所谓华夷之辨，则正给章炳麟质疑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根据。

当然，章炳麟这时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热血少年面对不平之事所产生的感情冲动和义愤。但是，它已足可表明，在“反满”意识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后，经过太平天国的鼓吹，这一意识又复活了，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一意识仍在传播，并在青少年一代引起了共鸣。

1903年章炳麟在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中曾感慨万千地说过：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²⁵⁾

洪氏，指洪秀全。曾，曾国藩。李，李鸿章。罗，罗泽南；彭，彭玉麟；邵，邵懿辰；刘，刘蓉；罗、邵服膺二程的“洛学”和朱熹的“闽学”；彭、刘服膺陆九渊的“金溪之学”与王守仁的“余姚之学”。衡阳，指王夫之，他所著的《黄书》，特别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区别。

章炳麟所叙述的事实证明，反满的意识并不因为有华夷之辨观念的存在就自然地产生。曾国藩非常钦敬王夫之，还曾刊刻《船山遗书》，湘、淮两军的首领对《黄书》都很熟悉，对宋、明理学家们所述的夷夏之防全不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效忠于清廷，全力翦灭太平军。这当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大清王朝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益、权力、地位的一致性，完全压倒了《黄书》观念上的影响。这反转来也说明，文字狱的历史，王夫之的论述，之所以能在章炳麟情感上、思想上激起波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章炳麟这一代人、这一批人心目中，大清王朝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再那么值得信赖，它的权威性、它的合法性已从根柢上动摇，这使他们对现存政权产生怀疑、进行反省和批判有了可能。

最初的质疑是稚气的。但是，在得到默许和鼓励后，章炳麟便有意识地去拭抹历史灰尘，了解清王朝统治的真相。他后来回顾说：“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²⁶⁾“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²⁷⁾经过较为自觉的反省，稚气的质疑开始转变为对清王朝统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强烈抗拒。当然，从这种情绪发展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实际行动，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二、初试时代主题：救亡、启蒙、变革

投身于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章炳麟社会政治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他在整个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迅速贴近救亡、启蒙、变革这三大时代主题，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首次飞跃。正是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使章炳麟与清王朝实际地走向离异和决裂。

维新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写道：

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间，鼾寢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²⁸⁾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极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辐凑而来的危机感，康有为倡导先后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强学会，呼吁天下“通人学士”聚合在一起，共同讲求“中国自强之学”。章炳麟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立即交去16元入会，就是因为他急切地要求救亡，因而完全认同强学会的宗旨。早在1894年9月，他在《独居记》一文中就写道：“文武解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虽有合者，财比于虮虱。于是愯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²⁹⁾大群之将涣，肢体骨肉之裂，都表明他已充分意识到国家、民族危亡的形势是多么严重；强力忍诟以图之，则宣示了他奋力投身救亡运动的决心。1897年3月，他在《变法箴言》一文中写道：“方今疆圉日棘，黔首罹瘼。愚贱者无计虑，而毒之晏安；仕宦之子，则择利便，据形势，置齐州不恤。务得趣死不顾之人以振之，患犹可弭。”⁽³⁰⁾疆圉日棘，黔首罹瘼，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当时外患内忧交相迫近的危急形势，而“趣死不顾”，则正是他拍案而起、矢志力挽狂澜的生动写照。

爱国救亡，特别是面对着西方列强与东方日本这样前所未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体系，新的行为准则，需要全体民众具有有别于先前的新的素质。这样，爱国救亡运动便呼唤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到来，维新运动同时就成了思想启蒙运动。

对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章炳麟有深切的体会。他在1898年3月发表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指出：

中国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场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

自宋与明作则之主，将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而惧其腹诽唇反，不仰事天而俯画地，则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而仍使不足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故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非直不能卫周、孔，且求一墨翟、禽滑厘而不可得。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殆以此也。

一方面，是儒冠之士本身，脱离社会与政治实际，另一方面，宋、明以来，历代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互不相顾，互不相知，终于导致民族与国家危亡。为此，章炳麟倡导“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陷，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他鉴于清政府一直无所作为，便寄希望于士民自己的奋起：“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于是奔走展转，搜徒索偶，以立学会。……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³¹⁾

章炳麟身体力行。除去参加上海强学会外，他还和浙江维新变法的著名鼓吹者宋恕、陈虬等人于1897年6月创建了兴浙会，章炳麟在《兴浙会序》中指出：“方今浙江之俗，稍益选愞，而隐居求志者，盖时见于山樊。然或讼言时务，而不能深探其本；或以旧学为城堞，其学不足以经世。离群涣处，莫相切厉，卒迷阳而不返。”⁽³²⁾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在《兴浙会章程》⁽³³⁾中要求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了解中国古代典籍要义，经以《周礼》、大小戴《礼记》最要，史以《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等为最要，诸子以《管子》《墨子》为最要，并以《荀子》持衡诸子。这是要求经学研究面向实际，通过读史深切了解中国实际，通过诸子研究使思想得到解放。二，致力于经世之学：“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三，掌握方舆之学，了解阨塞险要所在。四，以体操变化气质，如德国军制，“寓兵于农，文武自将”。这是章炳麟发动思想启蒙的初步框架。

1897年秋季，章炳麟还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创办了译书公会，计划采译欧、美、日本政治、法律、教育、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近时切要之书”介绍给中国民众。是年11月，他们出版了《译书公会报》周刊，选译英、法、德、日等国报纸上的论述，以及若干专门著作。章炳麟担任该周刊的主笔。他在《译书公会叙》⁽³⁴⁾中指出：“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他直率地批评五口通商以来，士大夫不治国闻，怀安饰誉，致使其祸立见于今日。他还指出，以推进维新变法而论，由于不了解五大洲情况和已有各种经验教训，“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前却失据”。创办译书公会，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此，他写道：“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欲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斯又夸父、精卫之续也。”这里，非常明确地将启蒙与掌握五大洲文明的各种已有成就结合于一起。章炳麟不懂外文，便同其他人合作翻译，由他人口译，他作笔述，或由他润饰译稿。《昌言报》上连载他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就是曾广铨口译，他笔录成文的。

1897年至1898年间，章炳麟除去参与《时务报》撰述外，还参与创办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刊物，担任这些刊物的主笔。《时务报》改组为《昌言报》后，由他主持笔政。他比较了建立学会、创办图书馆及开设报馆在启蒙运动发展中的不同功效，指出，前二者的创建要艰难得多，影响的范围也有很大限制，“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大坂之报，一日而籀读者十五万人；《泰晤士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人。以中国拟之，则不可倍屣计已”⁽³⁵⁾。这也就是他本人毕生特别重视报刊的一个基本原因。

维新运动又是一场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章炳麟和同时代其他许多人一样，作为康有为的追随者，参与了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但是，又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他自己鲜明的个性。

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时，曾说：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有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³⁶⁾

在这里，急欲从政治上划清同倡导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界限，所以，强调了同康、梁的分歧。但是，交康、梁，谈变法，终究是事实。

章炳麟晚年所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于这段经历叙述较详，也较平实：

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谗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³⁷⁾

以1897年而论，章炳麟对清王朝的统治确实很不满。沈瓞民回忆是年在杭州求是书院凤凰山馆与章炳麟谈话，章炳麟“谈索虏入主中国”，愤愤溢于言表；说起浙江清代文字狱各案件，更是如数家珍，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³⁸⁾但是，综合考察这时章炳麟的政治立场，他既反对清王朝“壅遏民气”，也反对“揭竿斩木”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认为：“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但是，若采取激烈手段推翻清朝，“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为避免因内部相争而让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渔利，章炳麟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他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³⁹⁾礼秀民，聚俊材，实际上也就是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所主张的“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⁴⁰⁾。两人的区别是存在的，这就是康有为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乾坤独断”，而章炳麟则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使民众自相为守。

章炳麟在上层也不是没有作过努力，但都是以失望而告终结。

努力之一，是1898年2月上书李鸿章。李鸿章是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推进洋务运动方面卓有贡献，对维新运动也有同情的表示，因此，章炳麟对他抱有一定希望。在这封长信中，针对“瓜分之形，皦如泰山”的形势，章炳麟建议“与日本合从”；针对“下民离瘼，疆圉孔棘，天下之势，系于金柅，其忧有甚于瓜分者”的内部问题，章炳麟强调“非内政修明，不足以自巩”。在信中，章炳麟还作了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古之道术，源于荀子、司马迁、刘歆，以及盖次公、诸葛亮、羊叔子及黄宗羲。信中对李鸿章多所赞誉，以至说：“念今世足以定天保者，无过相国，故不得不鸣其一得之见，以达于持橐之史。”⁽⁴¹⁾章炳麟希望李鸿章能够采纳他的建议，或者能够对他的建议有所重视，但是，书上之后，却并未引起李鸿章的注意，结果是无声无息。

努力之二，是1898年4月西上武昌争取张之洞。张之洞在办洋务方面也很有成就，曾积极支持成立上海强学会，为筹办《正学报》，接受陈衍、夏曾佑、钱恂等人推荐，邀请章炳麟赴武昌。章炳麟兴冲冲地乘轮赶到武昌，受到盛情接待。但是，他很快就同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等人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们借康有为经今文学论点，“并其大义亦加诋毁”，章炳麟“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使得“举室眙”⁽⁴²⁾。紧接着，章炳麟又同张之洞本人发生了争论。章炳麟回顾争论的情况说：

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毛饮血，视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弑君，又称先皇帝讳，于经云何？”应之曰：“《春秋》称国弑君者，君恶甚。《春秋》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极，其子孙不为隐。当复为其子孙讳耶？”之洞谢余。⁽⁴³⁾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内编体现“中学为体”，外编体现“西学为用”，内编坚持传统的名教，“以正人心”，外编因应世界变化，“以开风气”。当章炳麟到武昌，此书正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章炳麟当着张之洞的面只肯定外编“为翔实矣”，对内编未着一词。⁽⁴⁴⁾对着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则淋漓尽致地批驳了内编效忠清王朝的说教，听者吓得与气得辫子都翘了起来。章炳麟当然不可能见容于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梁鼎芬等人，在乘舟返沪途中，写下《艾如张》一诗，想到殷、周时代的“汤、武革命”，发出了“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⁴⁵⁾的感叹，表明他对上层已经完全失望，一心指望下层的发动，推翻清王朝的信念日渐强烈。

章炳麟返回上海不久，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有了先前同李鸿章、张之洞打交道的经验，章炳麟的头脑保持了冷静。他看到，尽管变法诏书一道道从紫金城中飞出来，一到各职能部门及各地方，却像雪片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他写了一篇《董逃歌》，断定在清王朝下变法成功不了：

变风终陈夏，生民哀以凉。

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

九域尊委裘，安问秦与羌！

这是借宋、明以来华夷之辨，说明清朝统治者不会改变其反对生民的本性，不能指望他们真正实行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变法。

齐州有主后，素王县如丝。

如丝亦危断，流涕空汍澜。

吾衰三百年，刑天烝舞干，

狼狐又横怒，绛气殷成山。⁽⁴⁶⁾

说的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列强横行于中国大地，正是清王朝统治所造成的恶果。

然而，即使是这样有名无实的变法，竟也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统治势力。变法自6月11日始，至9月21日终，前后总共百日。一场军事政变，变法的设计者康有为仓皇出逃，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软禁，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作为主持变法的中坚力量“奉旨正法”。

变法运动的失败，使章炳麟对清王朝的不满更为强烈。在为祭奠谭嗣同等人灵柩而写的《祭维新六贤文》中，章炳麟痛斥那拉氏、荣禄发动军事政变，杀害谭嗣同等人，“匪丧陈宝，丧我支那！”⁽⁴⁷⁾救亡、启蒙、变革，三大时代主题，一个都未完成。但是，沿用原来的方法，显然不行了。他写了《杂感》一诗，说：

血书已群飞，尚踵前王武？

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⁴⁸⁾

《大明》，《诗经》名篇，称颂周武王伐纣灭商；亥午，出自纬书《诗纬泛历枢》：“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亥午，正是革命一词的代称。很明显，章炳麟已经严肃地在思考，有必要用革命的方法推动救亡、启蒙、变革三大目标的实现。

三、革命之路的择定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的一次重挫。随之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表明中国的农村危机和民族危机双双在极为急剧地加深。章炳麟从具有革命倾向到最初择定革命道路，正是在这重重危机全面激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首先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不容许改革者以合法的方式和平地推进维新变法。他们发动军事政变，屠杀了谭嗣同等人，软禁了光绪皇帝，缉拿康有为等人。章炳麟远离政治中心，可是，因各地报馆被明令封禁，各主笔被明令捕拿，他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满腔爱国热忱，却连继续在上海立足都不可能。往哪里躲避？日本友人安藤阳洲、山根虎臣当时在上海创办刊物《亚东时报》，介绍他避往日本占领下的台北。1898年12月初，他乘轮到达基隆，转到台北，凭日本驻沪领事的介绍信，被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延聘为他所控制的《台湾日日新报》的特约撰述。

章炳麟尽管受到很大打击，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在清王朝统治下合法进行改革的希望。当时，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公布了光绪皇帝在政变前所写的朱笔密谕，发布了《奉诏求救文》。在康有为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个“通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哀中国之阽危，悯生民之涂炭，忧勤图治，发愤自强”的真诚改革者；光绪帝“以开创为守成，以变通济时艰，万方不得康乐，则引为失职，山谷不闻新政，则引为大耻”，值得人们信任；光绪帝“任贤则直推心腹，去佞则若拔恶草，绝无嗜好，日以忧国保民为事”⁽⁴⁹⁾，值得人们依靠。康有为以同光绪皇帝有过密切接触的特殊身份所作的这番宣传，当时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章炳麟因不满当时反动势力对维新派的各种攻讦与诬陷，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遭际，对康有为关于光绪皇帝的描述虽不一定全信，却也没有认为全非。于是，设计了“客帝”与“分镇”两个方案。

《客帝论》1899年3月12日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5月20日又以“台湾旅客”署名发表于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第15册，修改后收入《訄书》时改题为《客帝》。章炳麟在文章中历数清王朝当年“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的罪恶，以及多年来“刓敝府库”、奴视汉人、“以华夏为异类”的种种逆行，说明“吾义士之谋攘逐者”完全合乎情理。但是，章炳麟同时又强调，要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而光绪皇帝已“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这样的皇帝当然也无须攘逐。如何将这互相矛盾的两种取向结合在一起，而找到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方案呢？章炳麟建议，虚尊孔子为“支那之共主”，光绪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而为“客帝”，臣民视之为“长官”而不再是“后辟”，这样可以消除反满与拥满的冲突，而让光绪帝得以主持实际政务，厉行变法。

《分镇》，见之于《訄书》初刻本，认为“今方镇苶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极至于虚猲政府，使从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桡；割地输币，无敢有异议”。各地方权势过弱，无法自保一方，以与列强抗争。为此，章炳麟主张在中央权力得到根本改善之前，不如用“分镇”的方法加强各地方自治自卫的能力。他建议：“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实际上，这就是改大一统的郡县制为联邦制的最初设想。章炳麟以为：“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⁵⁰⁾在此之前，他在所撰《藩镇论》⁽⁵¹⁾中便倡导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因“敌国外患日冯凌而无已”，必须“分其大柄以归将帅”。日本萨摩、长州二藩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证明了“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篇《官统》，见之于《訄书》初刻本，述官制当如何改革，而劈头说：“万祀家天下之制，以宣父之适为辟王，而视旋机者犹霸主也。黜陟之柄，辟王勿与焉。霸主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镇授，辅殷自府辟。如是，则教令壹，吏部废，世胥黜矣。”⁽⁵²⁾仍是以孔子后裔为虚君，而以清帝负责政务的方案。

旅台期间，章炳麟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很多文章署名都作“菿汉阁主”。菿，或释作大，或释作复。菿汉，意为大汉，或复汉，都包含着反满的意思。也有一些文章，署名“支那章炳麟”，用“支那”而不用大清，也有不承认清王朝的意思。说明章炳麟反对清王朝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但是，在付诸政治实践时，他仍设想借助光绪皇帝发挥一种连接与调节清王朝与反清要求的作用。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章炳麟的主张完全行不通。他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清了，光绪皇帝也好，康有为等人也好，解决不了中国现代化问题，解决不了农村危机和农民运动方向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问题。和平的、渐进的、折衷式的变革之路尽管很理想，却完全走不通，因为它只会导致现代化被阻遏，农村危机更严重，国家和民族危亡更紧迫。

促使章炳麟思想转变的第一件事，是他1899年6月离开台湾来到日本，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及其他一些康门弟子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许多号称新党的人物，热衷于追名逐利，互相攻讦，并没有多少现代化意愿及素质。“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⁵³⁾对这些人，他深感失望，发现依靠他们而成事，几乎全无可能。而在横滨梁启超居处，他首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因倡导革命，在伦敦被清使馆绑架时，章炳麟正在时务报馆，初次得知孙中山的志向。这次见面虽相知不深，但孙中山坚持必经“流血”方能使中国振起，还是给章炳麟留下深刻印象。一类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孙中山，一类是仍寄主要希望于光绪皇帝的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则希望促进两者的联合，面对这一局面，章炳麟有了条件对他们的主张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使自己的认识深化。而局势的发展，很快就使这一比较有了结果。

1899年8月底，章炳麟由日本悄然返沪，筹划将他论学论政的专门著作付梓出版。其事甫定，传来消息，慈禧太后决定立溥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皇帝，由溥取而代之。因一些地方督抚有异议，外国使馆害怕废黜光绪帝会引起政治动荡而出面干预，光绪帝未为溥所取代。但这一事也足以表明，光绪帝懦弱无力，被慈禧玩弄于股掌，并不那么英明有为，依靠这样一个人物来推进历史性的大变革，显然希望太过渺茫。

废立之议喧起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寓沪绅商士民1231人于1900年1月27日发电抗议，领先50人都署真实姓名，章炳麟事先并未与闻，由经元善代署其中。通电公布后，慈禧震怒，电令上海，“计开发电谏阻之五十人，一一严拿”⁽⁵⁴⁾。章炳麟因此又一次被追捕。经元善逃往澳门，章炳麟躲入租界。而这一事件，使章炳麟对清廷更加失望。他虽然不是主动列名参加通电，但绝不申辩。他表示，宁愿“委身以待累绁”，也不愿通过申辩而对经元善落井下石，向清廷乞怜求免。⁽⁵⁵⁾

而这时，一场新的农民运动的风暴，已经在华北大地上兴起，这就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是清代郁结已久的农村危机在北方地区的一次总爆发。南方地区因太平军与捻军起义，这一危机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19世纪9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清王朝横征暴敛和外国人兴造铁路、开采矿山、深入内地传教所造成的农业秩序的破坏，激起乡村民众特别是大批青年农民普遍的骚动。这本是农民运动，却没有直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是在“灭洋”的口号下，使这场运动变成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当清王朝朝廷中当权的一派对他们转剿为抚，利用他们进行“排外”时，他们拆铁路，挖电线杆，将矛头指向现代化取向。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保定，列强从大沽口外军舰上调派军队进入北京增强使馆护卫，同时组成联军向北京进发。6月21日，清廷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督抚，如南京的刘坤一、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济南的袁世凯，则拒绝接受朝廷的“乱命”，和列强实行“东南互保”。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东南十三省督抚联名要求朝廷镇压义和团。8月4日，得到增援的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攻，14日进入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等人出逃。

面对民族运动、农民运动、现代化运动严重错位的复杂形势，章炳麟所提出的“客帝”、“分镇”等主张，其不切实际、无实施可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崇奉孔子为帝，而由光绪皇帝主持实际政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章炳麟不仅觉悟到这纯属纸上谈兵，而且觉悟到这其实是“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从京津民众于八国联军占领后的反应中，他痛切感到：“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洲之陪隶已矣。”⁽⁵⁶⁾

当东南各省督抚表示不赞成清廷对列强宣战时，章炳麟以为，实施“分镇”主张的一个大好机会已经来到。他分别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建议他们“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⁵⁷⁾。当时，孙中山在日本也派人到广东活动，劝李鸿章据华南地区实行独立。但是，刘坤一也好，李鸿章也好，都无意同清廷决裂。李鸿章7月8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受命北上主持和谈，7月21日到达上海，逗留在这里继续观望，8月7日，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在得到列强和清廷双方的保证后，9月18日抵达天津。随后，他就同列强谈判，最后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态度，使章炳麟清楚地看到“分镇”主张是多么荒诞。为此，他对“分镇”主张作了尖锐的自我批判：“怀借权之谋，言必凑是。今督抚色厉中乾，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人完全不足以依靠，“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偷取”⁽⁵⁸⁾。

针对自己对清廷、对光绪皇帝及地方督府的幻想，章炳麟还痛自责备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分镇》与《官统》下篇，亦其伦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⁵⁹⁾

对清王朝，章炳麟是彻底失望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清王朝办不到；慈禧因为听说外国人竟要求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为了一己私利和发泄私愤，冒失地对列强宣战，希冀通过降神附体和各种巫术战胜列强的现代武器，失败时仓皇逃窜，最后又完全屈服于八国联军淫威之下，使中国国际地位空前下降，主权和自卫能力进一步丧失，巨额赔款进一步堵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驻北京的外交使团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显而易见，清王朝非但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和现代化运动这三大社会运动中起不了中坚作用，领导核心作用，相反，站到了这三大社会运动的对立方面。1900年7月下旬，当唐才常等人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议会”时，针对唐才常坚持以“勤王”为旗帜，章炳麟终于不再犹豫，奋起反对，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

“中国议会”系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成立。是日，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80多人出席了成立会，议决：“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⁶⁰⁾议会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章炳麟出席了成立会，但反对以扶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为目标的“勤王”主张，写了一份说帖给全体与会成员，要求将“中国议会”的宗旨确定为：“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朝；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⁶¹⁾他的这一要求未被采纳，于是，他愤然宣布退出“中国议会”。

1900年8月3日，章炳麟为了充分显示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了对清王朝表示忠顺的长辫，脱去清代长衫。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说明他剪去辫子和改穿西服的用意所在：

庚子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贤骏，横挑强邻，戮使掠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勿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泰古。⁽⁶²⁾

8月8日，他又致书孙中山，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认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并说明自己“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乃是明示“不臣满洲之志”⁽⁶³⁾。孙中山指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旬报》发表了章炳麟的来信及《解辫发说》等文，并在后记中给予极高评价：

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⁶⁴⁾

在上海，在整个江、浙人文荟萃之区，章炳麟是公开倡导反清革命的第一人。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孙中山的热忱欢迎，也吓住了他的许多朋友。甲午名将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反对他剪辫易服，宣布要与他断绝往来：“去矣非吾徒！因风泪滂沱。”⁽⁶⁵⁾宋恕则说：“削发欲何之？区中不可为！赠君无别语，莫作稼轩词。”⁽⁶⁶⁾面对着周围的各种压力，章炳麟凛然不为所动。

1900年8月21日，唐才常、林圭等人在武汉策划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事泄，为鄂督张之洞派兵逮捕，次日20余人就义于武昌滋阳湖。各地清吏受命捕杀与自立军相关人员。章炳麟因曾参与“中国议会”，也被牵连，第三次被指名追捕，而这则更磨炼了他反清革命的意志。

章炳麟第四次被追捕，系因《訄书》的出版与流传。章炳麟所著《訄书》出版后，连原先和他往来密切的孙宝瑄都惊恐地称：“菿汉所著书出，颇鼓动一世，造孽无穷。”⁽⁶⁷⁾他的另一朋友胡惟志，也致函给他，“以《訄书》刻后，谣诼颇多，嘱勿寓彼宅中，致遭侦捕”⁽⁶⁸⁾。果然，1901年阴历正月初一日清晨，他正在余杭家中度岁时，他的挚友吴保初派人从上海赶来紧急通知他：“踪迹者且至矣，亟行。”⁽⁶⁹⁾他连忙跑到一所寺庙中躲了十天，风声过后，潜返上海，住到新闸路吴保初家中。1901年8月，经吴保初推荐，他到苏州由美国传教士主持的东吴大学任教。

这时，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一篇长文⁽⁷⁰⁾，说明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文章的中心，仍是以光绪皇帝与那拉氏这两个人为中国命运的决定者，似乎只要去掉了那拉氏，让光绪皇帝亲政，中国就有了希望。章炳麟看到，继续美化光绪帝必定会使人们继续对清王朝抱有幻想，妨碍人们投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便写了一篇《正仇满论》，寄往日本东京，发表于留日学生所创办的《国民报》⁽⁷¹⁾，对梁启超的文章正面进行反驳。

《正仇满论》指出，光绪帝支持变法，其实出于保其权位的需要。即使他取那拉氏而代之，他只要不能捐弃其所有，那么，他就不会改变清王朝统治的陈法，这是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皇帝即使真下决心进行改革，现存统治机构不打破，他的改革必定施行不了，因为既得利益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必定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变革，是时，“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佰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佰于荣禄”。因此，想依靠光绪皇帝扭转乾坤，只能是自欺欺人。文章还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这不是旧式的仇满，而是因为清王朝的各种举措，“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

这篇文章文笔犀利，说理透彻，揭开了后来革命派与保皇派大论战的序幕。

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章炳麟利用课堂，积极宣传革命，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很快为清廷耳目所侦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江苏巡抚恩寿，浙江巡抚任道镕，两个总督，三个巡抚，函电交加，密谋逮治章炳麟。⁽⁷²⁾“事为督臣电奏，有密旨严捕立决”，孙宝瑄感叹说：“以天下之大，仇一匹夫。”⁽⁷³⁾

1902年初，又正逢农历正月初一日，章炳麟得到南京来的电报，要他“急赴沪”⁽⁷⁴⁾。他还不明所以，上海吴保初派人前来告急，要他立即赴日本走避，东吴大学传教士也派了告急者前来通知他尽快躲开，正在杭州的孙诒让、宋恕等友人也得到信息，知道任道镕正在布置派人前来逮捕他，要他立即离开余杭。章炳麟知道事已危急，1902年2月21日抵沪，“次日附日本舟东渡”⁽⁷⁵⁾。这是章炳麟第五次被追捕。

1902年2月28日，章炳麟第二次抵达日本。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留日学生中秦力山等人开始同保皇主义决裂，转向革命。《国民报》就是秦力山等创办。章炳麟到达东京后，便与他们相会合，并介绍他们和居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相识，推动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革命活动的结合。后来，章炳麟曾就此写道：

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⁷⁶⁾

1902年4月26日，是阴历三月十九日，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身死正值二百四十二年。章炳麟和孙中山、秦力山等人商定，为明朝亡于清朝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会原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事先得知这一计划，要求日本警视总监出面禁止。东京牛込区警察署为此传唤章炳麟等人，要求停止举行纪念会。章炳麟长衣大袖，手摇羽扇，日本警长问他：“清国何省人？”他答道：“非清国人，支那人也。”日警大为惊讶。⁽⁷⁷⁾26日这一天，在军警阻拦下，数百名与会者不能进入精养轩。在孙中山建议下，纪念会改至横滨永乐酒楼举行。孙中山任纪念会主席，章炳麟宣读纪念词。在纪念词中，章炳麟历数清王朝统治的残暴与黑暗，指出：若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则势必变成“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⁷⁸⁾，民主立宪和抵御殖民侵略者都将不可能。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运动，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都集中到推翻清王朝统治上，而推翻清王朝则又利用了明朝为清朝所取代及满汉冲突的历史。这一事实表明，章炳麟所从事所献身的革命，其内容确实是现代的，但其形式却是相当传统的。它表明，革命虽然已在实践中提上日程，思想上、理论上却远未成熟。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经常是这样，即社会变革、社会运动的实践走在思想与理论的前面。但是，尽管使用的是悼念明王朝灭亡这一陈旧的形式，这次纪念会却成了在日本留学生中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动员。纪念词在香港《中国日报》发表后，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也产生很大影响。它也表明，章炳麟已经走出了个人彷徨与探索阶段，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将革命意念推向社会，动员广大社会成员在社会大变革中从不自觉走向自觉。

四、民族革命的社会政治动员

在日本逗留期间，章炳麟和孙中山、秦力山等人就中国革命的目标、步骤、城乡政策等许多问题深入进行了讨论。为了开阔自己的思路，深化自己的认识，章炳麟购置了一大批日文出版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及文学、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新的实践，新的思考，使他深切地感觉到《訄书》初刻本许多论点亟待修正。为了给他所献身的革命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及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基础，以为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进行一场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章炳麟于1902年7月即潜行返国，一边修订《訄书》，一边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积极筹划编撰《中国通史》。

当章炳麟潜心著述时，革命意识在中国留日学生及上海新学学生中迅速传布和高涨。就在章炳麟离日返国时，东京留学生秦毓鎏、张继、叶澜、冯自由等人创立了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⁷⁹⁾。1902年秋冬，蔡元培、叶瀚、蒋智由、黄宗仰等发起创设的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所谓理想的国民，是“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的国民；所谓理想的国家，是“共和国家”⁽⁸⁰⁾。1902年11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六个班200多名学生为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学生，集体退学离校。中国教育会决定创办一所“共和学校”，接纳这批学生，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学校定名为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1903年5月，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学生退学风潮，40多名学生来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学生都是学潮的积极分子，所以，特别富于自主性，追求思想自由，具有饱满的爱国热忱。为反对法国出兵广西，反对沙皇俄国拒不撤走1900年来到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发动了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倡导军国民教育运动，一时间，有声有色，俨然执江浙一带爱国运动之牛耳。

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一成立起，蔡元培等就要求章炳麟来沪参与其事。1903年3月，《訄书》修订甫毕，章炳麟便离开余杭，来爱国学社担任三、四年级国文教员。

章炳麟在爱国学社任教，给了他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学生运动及社会各界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一个极好的机会。章炳麟将课堂作为宣传反清革命的场所。他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篇《本纪》即自己的生平纪年，过去，只有皇帝的编年史方能称作“本纪”，人人的编年史都叫作“本纪”，则明示人人与帝王居于平等地位。他号召学生们都要闯过“纪孔、保皇”二关。⁽⁸¹⁾1903年4月，在日本留学的张继、邹容、陈独秀因惩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剪掉姚文甫的辫子并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为清公使及日本外务省所迫，返国来到上海。章炳麟对他们热诚欢迎。陈独秀不久返回安徽，章炳麟与邹容、张继及从南京来的章士钊则日日相聚，约定四人“当为兄弟，戮力中原”⁽⁸²⁾。在他们的带领下，爱国学社从爱国运动的中心发展为革命宣传活动的中心，反清革命成为他们最经常的话题。

这时，上海各界人士频频集会。4月27日，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拒俄大会，抗议沙俄拒不撤出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反而提出新的侵略性要求；4月30日，1200多人集会成立了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土国权为目的。接着，爱国学生们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张园成了章炳麟和爱国学社其他师生向社会各界宣传革命的讲坛。

革命浪潮的高涨，需要革命理论的深化。章炳麟于五、六月间，撰写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康有为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代表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⁸³⁾，进行了系统批驳，重点说明了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反清革命为什么必要，以及取得流血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可能，阐明了中国正在酝酿中的革命的新的性质。

先前，章炳麟在说明“反满”的理论根据时，多求助于传统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驳康有为书中，立论的根据进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以“历史民族”而不是以“天然民族”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表明章炳麟所倡导的“反满”和顾炎武、吕留良的“反满”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内容。

在清王朝统治下，中国能不能建成这样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呢？章炳麟坚持《正仇满论》所已阐明的观点，通过清王朝创建直至戊戌之变的作为，进一步论证了独有“贵族之权”的清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腐败之成法”愚弄和锢塞广大民众，方能维持其统治。所以，他们不会容许广大民众摆脱奴隶地位，而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将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希望放在这样一个孱弱无能的光绪皇帝身上，结局必然是完全落空。

章炳麟指出，只有通过流血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中国才能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康有为认为，中国人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没有能力革命。章炳麟以李自成迫于饥寒而起义到形成包括剿兵、救民、赈饥、济困在内的全局方略的过程，以及义和团“扶清灭洋”到景廷宾起义“扫清灭洋”发展的过程，证明革命实践本身，正是提高人们觉悟、改变旧俗的最好机会。他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宣告：“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驳康有为书在沪刊行，同时，被带交正寄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一时间，“上海市上人人争购”⁽⁸⁴⁾，这封信在朝野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黄宗仰题诗《驳康书书后》：“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虏伥，麟起噉之暴其肠。”⁽⁸⁵⁾高旭《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诗中则说：“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⁸⁶⁾

章炳麟撰成驳康有为书时，邹容也完成了《革命军》。章炳麟给《革命军》写了序，评之为“雷霆之声”⁽⁸⁷⁾。高旭在《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将这两部著作比作《独立宣言》和《民约论》，就此写道：“天崩地岌云惨淡，苍鹰搏击饥虎啸。砧上之肉终噉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指好头颈对镜笑，男儿定要吃一刀。《独立檄文》《民约论》，谁敢造此无乃妖？少所见应多所怪，唁唁跖犬纷吠尧。冷血动物悉蠕蠕，鸡鸣风云独嘐嘐。请看后人铸铜像，壁立万仞干云霄。”⁽⁸⁸⁾对章炳麟、邹容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1903年5月下旬，坐落在上海汉口路的《苏报》社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聘请章炳麟等人担任撰述。《苏报》由此一变而成为上海革命人士鼓吹革命的喉舌。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一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苏报》上发表；就《革命军》一书出版，《苏报》发表了邹容自序和章炳麟的序言，还发表了介绍和评论这部著作的几篇专门文章。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中，章炳麟和他的同志们利用《苏报》向清廷发起了空前猛烈的宣传攻势。

章炳麟和爱国学社其他师生的革命宣传活动，使清廷大为惊恐，密令对他们查禁拿办。爱国学社与苏报馆都设在租界之内。清政府为封禁《苏报》，逮捕有关人员，不断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进行交涉。工部局捕房因之也一次又一次传讯章炳麟、蔡元培等人。远在武汉的端方认为两江总督魏光焘镇压不力，密告清廷。清廷严谕魏光焘，责备他“形同聋聩”，令他一定要逮捕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魏光焘于是派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专程到沪查办。当时，租界领袖领事比利时驻沪领事薛西尔出面劝告蔡元培等出国走避，俞明震也约见吴敬恒即吴稚晖，暗示他出国避风。章炳麟不愿再次流亡，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⁸⁹⁾6月30日上午，章炳麟正在爱国学社帐房间，工部局巡捕前来捕人，他气宇轩昂地应声回答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⁹⁰⁾他被拘入四马路总巡捕房。邹容在章炳麟感召与要求下，7月1日到总巡捕房投案，和章炳麟一道被禁。同时被捕的还有苏报馆经理陈范之子陈仲彝等人。

当时，日本评论家烟山专太郎说明清廷为什么逮捕章炳麟、邹容时指出：

陈范、章炳麟、邹容等夙在上海英租界中组织苏报馆之新闻社，频鼓吹革命主义，对于满清政府，主张兴起第二之长发军。章炳麟著书与康有为相抗，邹容又公刊《革命军》，痛排现政府，目皇帝为鼠贼。……此种革新党鼓造，支那少年之新知识极其郁勃，倘豪杰之士一旦蹶起，掀翻自由之旗，则四方爱国之士必猛然相向，共与推倒现时之政府，有断然也。政府亟欲抑制此运动之机，乃一著手，使上海道捕此等鼓吹革命主义者。⁽⁹¹⁾

这一分析，显然不是过甚其词。章炳麟慨然就捕，也正是为了以自己的牺牲唤起民众，起到社会政治动员的作用。

工部局捕房逮捕章炳麟等人后，两江总督就不断向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交涉，清外务部也不断向各国外交部及驻华公使交涉，要求将章炳麟等人引渡交南京审讯。签署逮捕令的美国驻沪总领事赞成引渡，他曾致书上海道袁树勋说：

外人之租界原非为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亦将罹其危难。⁽⁹²⁾

当时，俄、法驻沪总领事倾向于支持美国总领事的态度。但是，他们这一态度受到租界外文报纸的强烈批评。如《捷报》便抨击美国总领事此函说：“美之讲自由平权，久为各国所公认，而总领事又为一国之代表，乃竟有不明公理之一函出诸其口，此真吾所不解也。”⁽⁹³⁾国外舆论，则多强调租界治外法权不容破坏，若将章炳麟等押送南京交清廷审判，必定损害租界居住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英国首相、外相、驻华公使、驻沪总领事以此都坚决不同意将章炳麟等人移交清廷审理。意大利总领事反对移交，态度尤为坚决。他们的态度得到日本等国的支持。结果，决定由英、美、日驻沪领事与清廷所派官吏组成会审公廨，派员在租界内审理。但由于各国与清廷意见不一，各国之间意见也不统一，7月15日和7月21日会讯两次之后，就延搁下来，转为各国与清廷以及各国之间的幕后交易。

章炳麟曾有一函，叙述初审情形：

此案各项事与，工部局坚持不令陷入内地。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褂，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译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⁹⁴⁾

孙宝瑄为这番审讯，在其日记中感慨万千地写道：

余杭章炳麟，一布衣耳。而政府疆臣至以全力与之争讼，控于上海会审公堂。清政府延讼师，章亦延讼师，两造对质。无论胜负如何，本朝数百年幽隐不可告人事，必被章宣播无遗。盖讼词一出，俄顷腾走五洲，满人之丑无可掩矣，章虽败亦何恨？……今章炳麟亦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复得伸眉吐气，炳麟虽败亦豪哉！⁽⁹⁵⁾

章炳麟和邹容被捕及审讯，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江苏》杂志称，这是清廷“与我全国国民下宣战书”⁽⁹⁶⁾。《国民日日报》刊登诗称颂他们：

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

危言不怕死，感世斯至深。

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

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心。⁽⁹⁷⁾

另一诗说：

神州男子气何壮，义如山岳死鸿毛。

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⁹⁸⁾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以《革命魂》为题发表评论说：

法国大革命炫耀数千秋之历史，震动五大洲之人物，凡接踵而起者，不胜枚举……今试按之中国历史，吾知革命之事亦必项背相望。……

革命者，一绝大无外之美名词也。苟安者不可言革命，偷生者亦不可言革命。彼素有此思想者，不为则已，为则必达其极点，非空言者所可比拟也。……

攻《苏报》者，非指为叛逆，即讥为疯狂，而不知人苟有心，真理不灭。《苏报》诸君子，发为议论，著于报端，而千万人观之，则其舆论之表同情者，极不乏人。使以《苏报》诸人加以极刑，是适令中国之有志者愤激而图举义也。⁽⁹⁹⁾

这一评论，清楚指出了章炳麟等人所从事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是近代世界范围的革命大风潮的一部分，血腥屠戮，只能激起人们更为剧烈的反抗。

迁延数月，经过清廷内部、各国相互之间以及清廷与各国反复交涉，由上海县知县与英国陪审官等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于1903年12月3日、4日、5日、7日对章炳麟、邹容进行会审。12月24日宣判二人“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不利于君，谋危宗庙”，都应“凌迟处死”，兹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减刑为“永远监禁”。判决书公布后，海内外舆论大哗，领事团不得不宣布判决无效。又经过近半年的幕后交易，清廷与各国驻华公使一再讨价还价，最后于1904年5月21日，由清外务部会同各国驻华公使公同签署了一份判决书，判处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逐出租界。

章炳麟、邹容被捕、受审及入狱，这整个事件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及人们的政治观念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审讯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律师说：“章炳麟大逆不道。”他列举了章炳麟三大罪名：谋反悖逆；聚众闹事；扰乱人心。⁽¹⁰⁰⁾他尤其痛恨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中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说：“若直书今上名字，尤大逆不道。况再加以小丑二字，更使民人无亲上之心。”⁽¹⁰¹⁾“想著书者当时实欲使通国之人皆无尊君亲上之心，扰乱国事，莫此为甚。”⁽¹⁰²⁾在最后宣布的判决书中，章炳麟的《訄书》《革命军序》及《驳康有为书》同被定为“言词纰缪，形同悖逆”⁽¹⁰³⁾。控方紧紧抓住这点不放，正证明了章炳麟触及了皇权政治的致命点。整个《苏报》案，实际上就是维护皇权至上和打掉笼罩在皇权上的神圣光圈的较量。章炳麟虽然给判了罪，但是，清王朝的无上权威却不复存在了，被一介书生从人们的观念中给无情地打掉了。章炳麟“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¹⁰⁴⁾和邹容“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¹⁰⁵⁾的视死如归英雄气概，在人们的心目中则树立起革命的权威。章炳麟、邹容的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苏报》案，影响将不会那么大。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思想解放，至少不下于著作本身。

《苏报》案，充分暴露了清王朝末期的腐朽暴虐、外强中干，以及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如何奴颜婢膝、昏聩无能，激起了人们对清王朝更为强烈的鄙视与愤慨。公开的革命宣传受到阻碍，人们转而结成秘密的革命团体，转向武装斗争。这方面最为显著的直接成果，就是光复会的建立。

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被封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人员纷纷走避。被拘的章炳麟即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对教育会和学社要“尽力持护”，不可令反动势力“遂谓天下之莫予毒”⁽¹⁰⁶⁾。于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议决照旧活动，爱国女校照旧开办，章士钊、张继等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冬，蔡元培回到上海，创办《俄事警闻》，不久改名《警钟日报》，组织了拒俄同志会，不久改名争存会，继续推进反对俄国阴谋强占东北及其他列强侵害中国主权的斗争。后来成为章炳麟女婿的龚宝铨这时则在上海成立了秘密的暗杀团。在东京成立的浙学会重要成员陶成章等人则在浙江各地秘密联络会党，准备发动起义。章炳麟认为联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致书元培等策动之”⁽¹⁰⁷⁾，推动他们互相结合，在1904年冬成立了江、浙、皖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章炳麟虽然身系狱中，仍积极参与了光复会的酝酿与组建。以“光复”二字为会名，就是根据他在《革命军序》中所提出的“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¹⁰⁸⁾的主张。为了推动革命派更大范围内的联合，章炳麟还专门写了信托张继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尊称之为总统”⁽¹⁰⁹⁾，要求以孙中山为领袖把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

章炳麟三年刑期，系从被捕之日算起。1904年5月21日宣判后，他还有两年零一个多月刑期。判决后，他就被送到提篮桥上海西牢关押。

章炳麟曾有一文，专门叙述在狱中遭受虐待的情况：

狱事既决，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犹闭置空室，未入铁槛。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既入铁槛，余断食七日不死。……余复谓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处之之道。”自是狱卒陵籍，余亦以拳拟之，或夺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史公所谓知死必勇者。以是遭狱卒踶趹二次。印度人尤暴横，每举足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间，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而狱卒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余复受梏三次。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数矣。⁽¹¹⁰⁾

关铁槛，遭踶趹，受梏刑，章炳麟则以绝食、还手相抗。他“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¹¹¹⁾，表明献身于改变国家与民族历史命运的革命事业，给了这位文弱书生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1905年4月3日，邹容当出狱在即时突然暴卒于狱中，引起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光复会重要首领徐锡麟探知清廷欲收买狱卒毒死章炳麟，从日本赶回上海“为奔走调护”⁽¹¹²⁾。租界当局害怕事端扩大，不得不对章炳麟稍示宽容。章炳麟的苦役，从缝纫改为炊事。因此，章炳麟将自己得以生存下来看作邹容以其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余之生，威丹之死为之也。”⁽¹¹³⁾

鲁迅论章炳麟时说过：“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¹¹⁴⁾三入牢狱，首先是这三年禁狱；后来，在《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他也曾被拘禁，当是二入牢狱；袁世凯篡权后，他又一次被拘羁软禁，当是第三次入牢狱。鲁迅的话，应用于他这一时期，七被追捕，三年禁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也完全适合。章炳麟以其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不屈不挠为革命奋斗的人格力量，为人们树立了楷范，鼓舞了更多的人走向革命。

五、革命领导中枢革命党的建设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三年禁狱已经期满。这一天，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刘光汉等人和同盟会总部从东京派来的代表龚练百、仇式匡、邓家彦，早早来到狱外，迎候他出狱。上午十时许，章炳麟获释，被欢迎者拥至中国公学休息。同盟会代表邀请他即赴东京，和孙中山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香港、厦门等地发来十多起电报，祝贺他光荣出狱。当晚，他即乘轮离开上海，第三次流亡日本。

当章炳麟再次来到日本时，他所企盼的革命力量在孙中山领导下大联合已经实现，这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将原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一批地域性革命团体集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并确定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以及“平均地权”的共同纲领，建立了总部及各地方分支机构。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黄兴任庶务，负责执行部，对全国革命活动统一进行部署。章炳麟经横滨到达东京后，7月7日即由孙毓筠作介绍人，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旋即，他就被同盟会总部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人和发行人，住进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

来到东京后，章炳麟立即深深感受到，和四年前离开日本时相比，无论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还是在内地各省，革命力量已经十倍、百倍地扩大，革命已经成了中国社会转折中众多呼声内的最强音。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两千多人举行集会，热烈欢迎章炳麟，当时正在下雨，许多人进不了会场，冒雨站在会场外面，一直坚持到散会。章炳麟深受感动，他在演说中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¹¹⁵⁾

革命形势发展了，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要将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半革命者即虽倾向革命但仍不时动摇的人、附和革命者即随革命潮流而动的人，集合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一个近代型的革命政党。这样的政党，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要有稳定的领导中枢和能够将分散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的各级组织机构，要有明晰的活动方略和准确及时的决策。当章炳麟面对众多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时，很快就已意识到，他的努力，他的主攻方向，已不再是先前那样的个人探索，或直接向周围的人进行革命宣传。革命党的建设，尤其是革命党的思想与政治建设，是他义不容辞关注的重点。

究竟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革命党？对于这些问题，章炳麟先前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思考过。现在，他不得不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章炳麟提出，一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用宗教发起信心，就是要倡导“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道德，树立“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的信仰，由此而“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所谓用国粹激动种性，“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即爱惜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以使爱国爱种的心，“风发泉涌，不可遏制”。章炳麟强调，若不能成就这种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¹¹⁶⁾。他希望通过提倡宗教和国粹，使革命党人思想上感情上真正融洽起来，行动上真正团结起来，变各各分散的力量为一支真正组织紧密的力量。

在接掌《民报》主编职务后，他接连发表了《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等长篇论文，进一步申述了他关于用宗教发起信心的主张。这些论文，试图为革命党人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其直接功能，则是希望借此使革命党人不顾利害、蹈死如饴，奋起斗争。他在《建立宗教论》中说：“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¹¹⁷⁾《民报》以六大主义为其宗旨：“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一、建设共和政体；一、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一、土地国有；一、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一、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大主义作为《民报》简章的中心内容刊载于《民报》每一期封底内面。章炳麟说：“《民报》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则怯懦者不足践此主义，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庶几民德可兴，而六条主义得人而弘道。”⁽¹¹⁸⁾倡导宗教，中心是增强革命党人的献身精神、甘于清贫精神、自信自立精神及求真务实精神，以确保革命宗旨、革命目标的实现。

《革命之道德》更加尖锐地提出了革命者道德修养的问题。章炳麟在这篇论文中写道：“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章炳麟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职业有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等十六种，其道德之次第相应地有十六等，农人于道德最高，其后等而下之。他说：“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通人的道德状况，章炳麟作了相当具体的描述：“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卑谄污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犹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针对通人的道德状况，章炳麟认为，在革命党中，必须特别倡导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这四大道德，若能举此四者“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他一再指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如何从先前对这一问题未加重视转为现今深感这一问题极为重要：“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氏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为是倾写肝鬲，以贻吾党。”⁽¹¹⁹⁾

在《革命之道德》中，章炳麟已指出，在戊戌维新运动和自立军起事中，戊戌党人和庚子党人的不道德，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致命原因。1906年12月他在《民报》第10号上又发表《箴新党论》，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新党”各派作了一次总的剖析，要求革命党人以之为鉴。

《箴新党论》叙述了清末“新党”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指出了他们为什么在理论上必然走向哗众取宠，在政治上必然为清廷所役使。

章炳麟认为，新党萌芽于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劾李莲英废黜。新党之立，则以康有为内资翁同龢之力，外藉张之洞之援，设强学会、保国会以号召天下为标志，时许多京朝官和地方大吏也往往参错其间。戊戌变法失败后，新党内开始倾侧扰攘；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新党内有些人转向清廷告密，自戕其爪牙；其后，新党开始颓废。“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章炳麟将他们与汉、唐、宋、明党人作了一番比较，指出：“若夫前世党人，未尝涉历幕府以为藉也，未尝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尝逢迎驵侩以营利也，而今之新党，则泊然不以为耻。均之竞名死利，其污辱又较前世为甚。”⁽¹²⁰⁾

对于新党人物的种种高论，章炳麟评论说：

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¹²¹⁾

《箴新党论》对新近用事的即供职于清政府许多机构的一批“新学”学生，也提出了警告。论文指出：“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章炳麟对于他们奔走于公卿门下，甚至“以其爵命夸耀诸生”，尤为不满，愤然说：“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指望依靠这些新学学生辅佐清廷而使“新政”成功，因此，也就绝无可能：“今满人习于承平之乐，惟声色狗马是务，诸所举措，纷无友纪；而学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顺为正。海内向风，既明且哲；反唇偶语，且不得闻。而欲建立议院，以匡救庙堂之阙，此必不可得之数。然则虏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国刬类，固可以旦夕俟之。”⁽¹²²⁾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革命党人敲起警钟，企盼他们不要重蹈“新党”的覆辙。其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将逾二万人，加入同盟会者亦不下二三千人，留学生中已成了一种革命风气。”但是，正如一位当事者所说：“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¹²³⁾章炳麟的呼吁也就特别有针对性。1906年12月2日举行《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章炳麟在演说中集中批评了借督抚之权进行革命的主张。他指出，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革命党人多为学界中人。而学界中人，志气的下劣，自信心的薄弱，远过于会党和强盗，因此最易产生借用督抚的心。章炳麟说明了督抚革命万无可望，而政治改良的事更不可指望他们去做，因为历史成事早已证明：“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中国的现状，更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对此，“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¹²⁴⁾这次纪念会出席者有5000多人，一说有7000多人，他的演说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反响特别强烈。

为了给中国同盟会提供更为系统而全面的行动准则，章炳麟和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余件文告。这些文告，强调了“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倡导“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¹²⁵⁾，与章炳麟的思想和主张相一致。这些文告，非常明确地宣布：革命党所要建立的是“国民平等之制”，这就是“以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这也就是“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不再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而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¹²⁶⁾。这些文告，使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行动准则趋向统一。

然而，作为一个近代的革命政党究竟应当怎样建设，对于包括章炳麟在内的中国革命家说来，毕竟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处理好内部的矛盾，他们缺乏成熟的经验。尤其当清政府及日本当局震慑于同盟会的急速壮大，而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加紧压迫和破坏时，如何善于识别和沉着应对，他们更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准备。因此，中国同盟会在其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他们的领导人常常不知如何妥当处理，结果，便使革命党的建设受到许多伤害。

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所谓孙中山接受日方馈赠而离开日本。1907年初，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清廷献策，要求对日进行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查禁革命党，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是时，日本正在中国东北扩张其势力，要从清政府手中攫取更多权益，而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日活动正是他们手中用以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清廷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为了示好于清廷，便要求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当时，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予孙中山7000元为离日费用，并答应孙三年后可重返日本。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又赠孙1万元。孙中山以1000元举行告别会，以2000元留民报社作维持费，携余款赴南洋筹划钦廉潮起义。章炳麟对孙中山未给民报社留下更多经费不满，尤反对孙中山不对日本提出抗议而接受日本政府赠款自行离日，气愤地取下了挂在民报社里的孙中山照片，张继等人则提议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以取代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尽管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下来，同盟会领导层的团结协调却受到了严重伤害。

六、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联合

主持民报社工作后，章炳麟同流亡日本的其他国家革命家以及日本革命家主动往还，了解他们的斗争状况，在致力于中国同盟会建设的同时，又致力于促进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沟通与联合。

给了章炳麟以深刻影响的，首先是日本革命家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堺利彦等人。幸德秋水等人，是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幸德秋水所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都早译成中文，《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甚至有两三种中译本。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分成三派，一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主张工人阶级应当投身于议会斗争，争取获得议会多数，被称作议会政策派。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等反对将工人阶级引向议会斗争，主张发动工人总罢工，进行暗杀，被称作直接行动派。堺利彦主张议会斗争、直接行动二者都需要，但与幸德秋水等更加接近。在这三派中，章炳麟所钦敬的是幸德秋水一派，和堺利彦也有接触，和片山潜一派则没有什么交往。章炳麟和张继于1907年3月26日写给幸德秋水的明信片，约定次日午后一时去幸德家拜访，至今仍保存在幸德家中。幸德秋水翻译了德国罗列所著《总同盟罢工论》，张继立即转译成中文，章炳麟为这部著作专门写了序言，盛赞总同盟罢工主张，说：“以贫病棰挞死者，视以罢工横行死者，一岁之中，数常十倍。孰与铤而走险，姑忍数日之饥，一创之痛，以就大名，而有捊多益寡、称物平施之利！”⁽¹²⁷⁾幸德派成员白柳秀湖翻译了意大利马刺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张继也立即转译成中文，章炳麟为这部著作也写了序，称赞这部著作“批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壒，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丘夷渊实，荡覆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说“岂弟首途，必自兹始”⁽¹²⁸⁾。这些思想表明，章炳麟和幸德秋水等人思想上政治上非常契合。

作为幸德秋水所期待的“中国革命主义者和日本社会运动者携手合作”⁽¹²⁹⁾，其第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主要由张继、刘光汉筹办，而从一开始就得到章炳麟的积极支持。他在《民报》上刊登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说：“同人……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¹³⁰⁾讲习会每两周集会一次，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都应邀出席讲演，章炳麟于1907年9月22日集会上讲演了国家问题，1908年3月20日集会上讲演了人性问题。幸德秋水这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实际上，他主要是对第二国际议会主义不满。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观点，他做了许多宣传工作。这些都对章炳麟的思想向新的方向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转变，就是幸德秋水所说的，“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要另外谋求人民幸福之途”⁽¹³¹⁾。

章炳麟在同日本革命家往还的同时，又同流亡日本的印度志士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章炳麟到东京不久，印度法学家缽逻罕就来到民报社拜访他，给他介绍“印度衰微之状”，“语次鲠咽，神气激越”。章炳麟非常关心地询问了印度国民协会即国民大会党斗争的情况，和缽逻罕相见恨晚。⁽¹³²⁾章炳麟认为，中印二国，“旧肺府也，当斟酌其长短以相补苴”。他说：“支那士人喜言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于宗教倜然无所归宿。虽善应机，无坚确之操。印度重宗教，不苟求金钱储藏，亦轻生死，足以有为，独短于经国之术。二者相济，庶几其能国乎？”他一再强调，中印两国，“虽异族，有兄弟之好”；对于自己不能使本国有所成就，和遭到“沦陷失守”的印度相扶持，深感悲痛。⁽¹³³⁾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应邀出席印度留日学生于1907年4月20日举行的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并专门撰文驳斥日本大隈重信在纪念会上美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及劝告印度人“勿怨他人，勿谋暴动”的演讲，指出：“以蒙古游牧腥膻之国，其待印度，犹视今之英人为宽。……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仁为补，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大略如是。……今之印度，一大给孤园耳！仁人志士观此，宜无不流涕摧心者！”⁽¹³⁴⁾理正词严，表达了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斗争的热烈支持。

和幸德秋水等革命家及印度爱国志士们交往，直接推动了联合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组织亚洲和亲会的建立。

亚洲和亲会，又名东亚亡国同盟会，1907年7、8月间成立⁽¹³⁵⁾。首次集会在东京青山印度会馆，出席者有中、印、日三国革命家。第二次集会在东京九段下一所惟一神教教会，除中、印、日三国革命家外，出席者还增加了几位越南和菲律宾革命家。随后，又有缅甸、马来亚、朝鲜等国革命志士。日本革命家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森近运平、竹内善朔等人，都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中国革命家除章炳麟外，还有张继、刘光汉、苏曼殊、陈独秀等人，一说还有陶成章、樊光等人，也多具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

章炳麟所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起始便说，亚洲各国，文明起源甚早，“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学术既衰，惟功利是务”，终于一一沦亡或受制于西方诸国。亚洲和亲会即是针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为奋起进行抗争而建立：

曩者天山三十六国，自遭突厥、回鹘之乱，种类歼亡。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¹³⁶⁾

《亚洲和亲会约章》宣布，该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项下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和亲会的任务列出三项：

一、亚洲诸国……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

关于和亲会组织，约章规定：凡会员，每月聚会一次；会中不设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总部设于东京，中国、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设立分会。⁽¹³⁷⁾

参与创建亚洲和亲会的竹内善朔回忆，宣言书系以章炳麟名义发表，用中、英两种文字分表里两面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英文定名为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纸幅长54厘米，宽21厘米，横叠成七折。用了上百斤上等纸张印成分发出去。

从约章和会员构成状况可以看出，亚洲和亲会是亚洲各国革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争取各国独立、自由与解放而建立的革命联盟组织。较之孙中山等人先前指望通过日本大陆浪人向日本朝野以及向欧美各国政府寻求对中国革命提供某种援助的做法，亚洲和亲会的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革命家们惟有这一份文件，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明确地将亚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这是民族革命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民族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

1908年1月17日，日本警察当局逮捕了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竹内善朔等人，张继也险遭逮捕，不得不走避法国。6月，堺利彦、山川均等又一次被捕。他们都是亚洲和亲会的骨干，或被捕，或秘密出走，使亚洲和亲会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章炳麟仍利用《民报》这一阵地，揭露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奴役亚洲各国的罪恶行径，介绍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自由与解放斗争的事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宣传亚洲和亲会的宗旨。

章炳麟特别重视中、印两国革命的互相支持与联合。《亚洲和亲会约章》中就说过：“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亚洲和亲会建立后大约半年略多一些时间，章炳麟就撰写了《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印度人之观日本》《印度人之论国粹》《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于《民报》，对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热情的介绍和积极的支持。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说：“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吾与印度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¹³⁸⁾“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¹³⁹⁾他对印度用罢工、各村落相约不用英货、利用报刊宣传光复旧物、倡导本国历史与宗教、建立大学及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方法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给以热烈赞扬，对国民大会党斗争表示支持。章炳麟对中国人中诈伪无耻、缩朒畏死、贪叨罔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等秉性最为不满，号召要断雕为朴，代文以忠，说自己“固知精勤任恤者必兴，而惰废凉薄者必败”，所以，“书此以祝印度之兴，亦以为吾民励也”⁽¹⁴⁰⁾。

基于对中印两国革命联盟的高度重视，《民报》从第21号起至第24号，译载了《印度自由报》《印度社会报》《印度母国万岁报》《印度柯来因报》文论十四篇，如《印度自由报》发刊辞《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如《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如《圣神权利宣言书》，如《母国今后之问题》和《政府与人民》等。《民报》第22号至第23号还译载了印度小说《婆罗Sala海滨遁迹记》。这部分内容，成了《民报》后期一个显著特色。

对于越南，章炳麟也非常关心。他与越南爱国志士阮尚贤等人交往甚密。阮尚贤，河内人，父亲官至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他本人对越南亡于法“日夜悲愤，誓雪国耻”，“所至之处，必与遗臣义士相往来，外以讲明学说或设立商会为名，内实招纳同志为排法计”，1907年来到日本，“联合同志，定所以救国之策，以振作民主、开导民智为先务”⁽¹⁴¹⁾。章炳麟从他那里得悉法国殖民主义者奴役越南的实际状况。1908年7月他在《民报》第22号上发表了《越南设法伥议员》一文，揭露法国殖民当局“以越人制越人”的阴谋，并指出：“综观亚洲诸国为他人有者，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其最著矣。法于越南最狼戾无人道。英于印度，重税以浚其生，而纵民外出，不为禁遮，则少宽于法。”

对于已为日本所全面控制的朝鲜，章炳麟尤为同情。1908年春，民报社接到侨寓美国的日本人佐藤兴一郎的来信，附有韩国人在美洲所创办的《共立新报》所刊“大韩帝国倡义将军李麟荣”檄文两篇，信中斥责李麟荣的檄文系“肆意狂吠”，说日本之所以将韩国变为保护国，是“欲其不受他国之侵凌，为韩国人民增进幸福”，要求《民报》对此“评论其是非”。《民报》第21号全文刊载了李麟荣的《告韩侨檄文》和《檄告在外国同胞文》，同时摘登了佐藤兴一郎来信，特别说明：“吾辈……其间情事，尚未确实调查，不能施以评论。据事直书，以存实录，其曲其直，待韩人与日本人自判定之。”两篇檄文揭露日本名为对“韩国独立保全，实为并吞我国之计”，历数日本在韩“专夺国权，借托军用，强占民地，半夜宫中，胁废皇位，白昼都城，炮杀人命”以及“杀我生民，烧我家舍，夺我妻女，骗我财产”等罪行，大声疾呼：“到今事机，倡义决死忘生，则兴复可期；若苟偷生恬嬉于前，则殄灭无类”，号召海外侨民，“惟以国事为重，结心仗义，齐声协力，内外响应，互相援助”。在东京日本当局高压之下，《民报》用这样一种两造并存的方法刊出了韩国义士声讨日本侵略的檄文，对朝鲜人民的命运和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支持。

1909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中国东北刺杀日本前首相、韩国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章炳麟为此写了《安君颂》和《吊伊藤博文赋》。《安君颂》介绍了安重根生平，刺杀伊藤博文时“举发七丸，皆中要害”的情景，被捕后“风烈四播，义夫感愤”的影响，热情歌颂安重根“操仆姑兮射天狼，弸义声兮震四方，膰民不亡”⁽¹⁴²⁾。《吊伊藤博文赋》则对这位侵韩元凶痛加声讨：“嗟乎！假金版以制人兮，媚上帝于钧天。信作法之必毙兮，戟偃盾皆在前。矧佳兵之不祥兮，夫安免乎凶年！”⁽¹⁴³⁾1910年日本强行以“合邦”为名并吞朝鲜，章炳麟又撰写了《哀韩赋》，沉痛地指出了韩国遭致灭亡的深刻教训。⁽¹⁴⁴⁾

对于印度、越南、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了解，和日本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开阔了章炳麟的眼界，深化了章炳麟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的革命活动有了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更为广泛的意义。

七、和立宪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论战

章炳麟主持《民报》期间，革命党人在思想和理论战线上一大任务，就是乘胜追击，将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进行的论战，继续推向深入。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应当说章炳麟是最初发动者。1901年他的《正仇满论》，正面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1903年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正面批驳康有为的《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当章炳麟仍在上海西牢服刑时，展开了全面论战。

新一轮论战的导火线是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专制论》及《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3号号外宣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共十二项，中心是中国要共和还是要开明专制？中国是国民恶劣还是政府恶劣？中国是否需要民族革命及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民报》从第4号开始，对梁启超的论点逐条加以驳斥。代表同盟会一方同《新民丛报》论战的主要成员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张继、汪东等人。当章炳麟接掌《民报》之时，这两个刊物论战正酣。

这场论战，对于论战的双方来说，都深化了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比较具体地触及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大变革中实际操作的问题，都加深了对于源于西方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理论的了解。当章炳麟刚到日本时，《新民丛报》于1906年7月21日出版的第83号上发表了徐佛苏的一篇文章，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建议两刊停止互相攻讦。梁启超希望通过徐佛苏出面调停，使革命党不再反对他的温和主张，他也不再非难革命之进行。《民报》第9号和第10号分别发表了汪精卫的《答佛公》和弹佛（汪东）的《驳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拒绝了徐佛苏的调和。论战继续进行下去。1907年1月，梁启超又托徐佛苏与蒋智由出面和宋教仁、章炳麟晤商，章炳麟曾表示可以考虑“许其调和”，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都表示反对，⁽¹⁴⁵⁾两刊和解终于未成。《民报》每期批驳《新民丛报》的论文，经常占到一半以上篇幅。1907年3月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离开日本赴南洋，他们转而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为主要阵地同当地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民报》上论战文章篇幅略减。但是，直到1907年8月《新民丛刊》停刊以后，批驳的文章仍在继续。

章炳麟本人也撰写了长篇论文，对梁启超等人的论点进行批驳。他曾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厉，故持论稍平。”⁽¹⁴⁶⁾胡、汪，即胡汉民、汪精卫；卓如，即梁启超。所谓“持论稍平”，其实，主要是更加注意说理，避免人身攻击。但与此同时，也能明显看出，正是在论战中，章炳麟吸取了论敌立论中的不少合理部分，进一步充实与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1907年3月出版的《民报》第12号上，章炳麟发表了《〈社会通诠〉商兑》一文，详细申论了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本质。文章直接针对严复译述著录的英国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

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英国法学家，1896—1903年任牛津大学英国法学讲师，1903年起任伦敦法学协会会长。《社会通诠》撰于1900年，并非甄克思的代表作。严复选择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夏曾佑说他是作了一件“神洲之急务”，因为这部著作叙述了社会“进化之阶”，既可破除人们的执著而推进变法，又可使人们知道“蜕化有期，而铁血又可以不用”⁽¹⁴⁷⁾。严复在译序中则更直率地指出，这部著作关于社会进化阶段的划分，所阐述的“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天演法则，有助于认清中国之社会，了解中国“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秦代曾一度有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之势，但结局“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中国“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¹⁴⁸⁾。在书中，严复在所写的按语里，更为明确地据甄克思的历史演化阶段论，断定“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¹⁴⁹⁾。严复还依据甄克思所概括的所谓宗法社会重种族不重国家的特征，断言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¹⁵⁰⁾

这些论述清楚表明，严复译述《社会通诠》针对性非常明确。他依据甄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秦汉以来的中国概括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即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过渡的社会，由此，他论定中国现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当是提倡“军国主义”及期望“人人自立”，而不是“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因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强吾种”。严复的这些论点，被当时反对革命的政客们奉若经典。如章炳麟所说：“以世俗之顶礼严氏者多，故政客得利用其说以愚天下。”这些政客们“疾首于神州之光复，则谓排满者亦宗法社会之事，于是非固无取，于利害则断其无幸”⁽¹⁵¹⁾。

面对严复的译著和政客们的言论，章炳麟首先指出：

甄氏之书，卑无高论，未极考虑之智，而又非能尽排比之愚，固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¹⁵²⁾

为什么说甄克思的著作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呢？章炳麟指出：“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而且，社会学从孔德起，不到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¹⁵³⁾即如甄克思关于宗法社会基本特征的概括，所依据者仅是西方一部地区成事，衡之中国宗法社会，便大相径庭。将甄氏所述当作不易的真理，用以衡定一切是非，显而易见，必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关于严复其人，章炳麟写道：

抑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至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疏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牴，则不敢容喙焉。⁽¹⁵⁴⁾

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切的了解，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简单化地比照中国，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章炳麟认为这是严复最大的弱点。钟情西方，鄙视本族，当然就更不可能明辨是非。

关于民族主义，章炳麟指出：“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宗法社会有民族主义，图腾社会也有民族主义，军国社会更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故意大里收合余烬，而建王国，德意志纠合群辟，而为连邦。此同民族者之求合也。爱尔兰之于英伦，匈牙利之于奥大利，亟欲脱离，有荷戟入榛之象。此异民族之求分也”。至于美国，以新造之邦，地广人稀，不得不招徕殊族，以谋生聚，“然其翕合无间者，惟数种白人而止，当地之赤人，固不与共苦乐，而黑奴则惟有解放之名”，同样是一种民族主义！⁽¹⁵⁵⁾足见将民族主义同宗法社会相等同，而同军国社会相对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其社会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章炳麟说：

所为排满洲者，岂徒曰子为爱新觉罗氏，吾为姬氏、姜氏，而惧子之殽我血胤耶？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而已。故所挟以相争者，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¹⁵⁶⁾

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正是立足于所谓军国社会。章炳麟进而明确指出：

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熔解者。……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故内之以同国相维，外之以同患相救，当是时，则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¹⁵⁷⁾

通过民族主义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的这场争论，章炳麟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自“军国社会”始，亦至“军国社会”终，是19世纪以来发端于欧洲、影响及于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核心是“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即在人人自立的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民族联系，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社会通诠〉商兑》一再强调：“吾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孳殖者，舍军国社会而外，无他法”，“令以此系于政治之民族主义而破宗法，犹秦皇之统一六合，以破封建之列侯”⁽¹⁵⁸⁾，都突出了民族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熔解宗法社会而确立军国社会的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立足点，《〈社会通诠〉商兑》进一步阐述了革命党人在国内民族关系和中国同列强关系上的具体政策。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章炳麟所持的仍是汉族中心主义，对汉民族以外其他各民族，强调友好相处，“必非美国之视黑民”，“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¹⁵⁹⁾。在中国与列强关系上，指明之所以有所谓“排外之事”，是因为“欧、美诸邦以通商为名号，直钞盗边塞而处吾土”，“若以单身为宾萌于中国……则中国未之排斥也”。之所以爆发反洋教斗争，是因为“基督教之来也，常挟国权以俱来，而所至有陵轹细民之事，入其教者又藉此以武断闾里之间，是所以促其反动”，“浸假而基督教人之在中国，循法蹈义，动无逾轨，则人民固不以异教而排斥之，亦不以异种而排斥之”⁽¹⁶⁰⁾。凡此，都表明，章炳麟本人，乃至中国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宣传上和实际政策上比之前几年已经成熟多了，当然，传统的华夷之辨、斯宾塞以来的种族优劣论及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所造成的汉族中心主义在他们思想深处影响还很强固，但是，很明显，他们所持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夷夏之防有着本质的差别，两者不能混同。

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还受到巴黎主办《新世纪》周刊的一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猛烈抨击。

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有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等人。他们受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影响甚深，尤其服膺克鲁泡特金，在《新世纪》上译载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法律与强权》《面包略取》《狱中逃狱》等许多著作。他们将易朝改姓称作旧世纪革命，将倾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称作新旧过渡时代革命，将“扫除一切政府”叫做“新时期革命”⁽¹⁶¹⁾。他们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方才“义广理全，至公无私”。对于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及其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褚民谊曾专门撰文加以批评：

今主民族主义者，即排满也。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因其满人，不分善恶，而一网打尽，其私一。……因其汉人，不分善恶，而置之不问，其私二。……满汉两族，各以民族主义互相仇雠，如吴越之报复不已，反置图社会之进化以排强权为革命之主要者于度外，不凭公道真理，而惟各以非吾族类者互相仇，其私三。之三私者，彰彰可见……故曰：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自私主义也。⁽¹⁶²⁾

对于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攻讦，章炳麟写了《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文加以辩驳。

关于无政府主义，章炳麟指出，它“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排满平议》对此作了专门剖析，强调“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据此，文章断言：“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¹⁶³⁾

关于排满，《排满平议》指出：

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剚哉！或曰：若是，则言排政府足矣，言排满何为者？应之曰：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满洲何怨？⁽¹⁶⁴⁾

关于对汉人是否不分善恶都置之不问的问题，章炳麟指出：“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桓、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¹⁶⁵⁾

《定复仇之是非》申论种族革命所倡导的复仇，并非“上古野蛮之事”⁽¹⁶⁶⁾。《排满平议》中已指出：“复仇者，以正义反抗之名，非展转相杀谓之复仇。”⁽¹⁶⁷⁾《定复仇之是非》进一步说明了革命党人所持民族主义的正义性。文章指出：“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但是，“规定行事者，至急莫如切肤，至审莫如量力，今日汉人其智力岂足方行域外，则斯事固为后图矣。”⁽¹⁶⁸⁾就排强种与排王权而言，“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必举具体之满洲清主，而不举抽象之强种王权者，强种与王权其名无限，满洲与清主其名有限。今之强种孰如白人？今之王权孰如独逸帝？苟取无限之名以为旌帜，则中国之事犹在后，而所欲先攻者乃在他矣。今只为一区说法，斯无取笼罩一切之名，惟此见量在前者是”⁽¹⁶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源于元末明初，革命党人借用来动员民众投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不过是借用人们所熟悉的古代服装，演出历史变动的新场面。但是，这一口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则毋庸置疑。立宪党人强调满族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是合乎历史实际的。《新世纪》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都已是过去很久的事件，以此为理由号召人们起来复仇，理由其实并不充分，这一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包括章炳麟在内，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统治的抨击，在不少方面是不公允的。但是，革命党人同清王朝、立宪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平心静气地在进行一场学术讨论，革命党人在实际地动员人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清王朝，而立宪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利用革命党人理论上的偏颇或不成熟而对革命党人大肆攻讦，从现象上看，他们很公允，很高妙，在实践中却将民众的斗争引向屈从于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歧途。章炳麟在论战中伸张了革命党人进行反满斗争的正义性，也通过论战纠正了先前一些不妥当的提法，更为明确地给反满、排满的时代内容作了阐释，使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进一步充实。

八、民众斗争的进一步发动

当革命党人积极开展斗争之时，国内各地抗租抗粮、抗捐抗税的民众暴动，以及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起事纷纷爆发。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7年，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福建便发生抗租、抢米和饥民暴动50起，其中五分之三以上发生于江苏、浙江两省。这两年，四川、河南、直隶、江西、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陕西又发生抗捐抗税、反对调查户口斗争近40次，直隶、山西、河南、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发生秘密会社起事近50次。⁽¹⁷⁰⁾这些斗争表明，广大民众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清王朝统治的根柢已经走向崩解。

同盟会一直重视会党活动。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会党中活动尤力。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击毙安徽巡抚恩铭，震动整个清廷；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广泛联络会党图谋响应安庆起义的秋瑾受牵连被捕，遭到杀害。章炳麟在东京为他们举行公祭，在《民报》第17号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及《秋瑾集序》。究竟如何更好地开展会党中的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章炳麟催促日本平山周将他来中国对会党进行调查后写成的著作《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一书及早出版，并为这部著作写了一篇序言，指出：

会党初起，盖在两汉之间，然非素有造意者。赤眉、铜马，迫饥寒，走相集；及黄巾、五斗米道之兴，其情异矣。唐、宋间多名为社。白莲教者，亦白莲社造端，是以有香军之目。值胡元猾夏，民心思宋，故其教兼为种族。王道陵迟，政失其序，亦有屯聚以抗官吏者。无为、闻香诸教，自明始也。要之比传释、道，人易信从。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其后乃有哥老、三合，专务攘除胡貉，而与宗教分离，扶义倜傥，不依物怪，视白莲诸教为近正。

在这里，章炳麟扼要叙述了会党在中国兴起的原委，从赤眉、铜马、黄巾、白莲到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演变的历程，说明了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以及种族意识、宗教意识在什么背景下发生作用，使人们由此对会党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历史的了解。

章炳麟在序中接着写道：

民者，生而性恶，不有摄其志者，值穷饥则恒心少，起为盗贼，犹可原也。又乃诈伪接构，自相贼杀，其行义又不逮白莲。故务民义与敬鬼神，得失相庚，在互辅其短而已。日本平山周，游中国久，数与会党往复，集为《支那秘密结社》一篇，盖其情伪纤悉尽知之矣。余念会党各为部伍，符号仪式，所在互异，其人往往不相闻知。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遗缺。不有是书，将何以遍照哉！⁽¹⁷¹⁾

这里，分析了民众自发暴动与通过会党有组织起事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了解和集合会党及“因成法利导之”并“参而伍之”的任务，表明章炳麟深切关心着实际的民众斗争当如何发展。

当各地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与会党起事蜂起之时，群众性收回利权运动也纷纷开展起来。以收回铁路建筑权和矿藏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收回利权运动，斗争矛头直指攫取中国经济命脉的列强，以及为虎作伥的清廷。《四川》杂志当时论及这些利权丧失的危害性时，曾率直指出：

此不特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存亡关系之问题也。何则？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以保护路线，屯置军队，缚我手足。一旦势力巩固，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¹⁷²⁾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收回利权的斗争不仅是一场群众性的经济斗争，而且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积极支持这一斗争，成为章炳麟发动民众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章炳麟首先关注的是江浙民众收回两省路权的斗争。1898年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迫使清政府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其后，英方即要求清廷尽速签订正式合同。江浙两省绅民则要求废除草约，收回主权。1907年，江浙两省绅民集资开工兴筑苏杭甬铁路苏杭段，英国公使要求清政府下令停建，清廷以向英国借款筑路名义，企图在官办形式下废止商办，而让英国取得实际控制权。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和绅民奋起抗议。1907年11月3日，东京的浙江同乡会在锦辉馆开会，但未作决议，仅推举几名代表准备向清廷请愿。章炳麟非常不满，与陶成章发起设立研究会，遍请浙人，商讨对策。11月10日发起重新集会，到会者有江浙两省人员及来宾800多人。章炳麟在会上首先报告会议宗旨，“言发电报、举代表之无益，并言此次借款与造路为二事，今日办法，惟有由股东收回股本，及自行断路，或运动省城罢市，庶可收回”⁽¹⁷³⁾。其后不久，11月17日，东京的豫晋秦陇协会又发起留学界全体大会，支持江浙维护路权的斗争。会场仍在锦辉馆，出席者达4000人。章炳麟在会上发表演说，“谓恐吓主义无用，所主张者积极的则罢工，消极的则断路”⁽¹⁷⁴⁾。章炳麟这一鲜明坚定的态度，成为两个大会的共同立场，给国内的斗争以很大影响。据报道，浙江随后“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¹⁷⁵⁾，斗争向纵深发展，且扩大至四川、湖北、云南、贵州、河北、山东等地，推动收回利权运动普遍高涨。

1908年夏，为收回山东矿权，山东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到山东巡抚袁树勋的蛮横弹压。章炳麟在《民报》上痛斥袁树勋为虎作伥的卖国行径，号召山东民众“要结齐民，坚不鬻地”、“限制开矿，抵制德货”，若清政府“遮禁之，格杀之”，山东士民就应当“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衍圣公曾以军乐迎德皇画像至其第）；为林清、王伦，无为吕海寰。北出则拊建州之背，西迤则断燕京之喉，东下则捣胶州之脊。事不就，则尽六千万人归魂于泰山蒿里！”⁽¹⁷⁶⁾

在努力推进民众反抗运动的同时，对于清廷的宪政骗局，章炳麟则不断加以揭露。

1906年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将“仿行宪政”。上谕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为此，上谕规定，仿行宪政应“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从官制改革入手，进而厘定各项法律，再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俟数年后规模初具，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¹⁷⁷⁾。和清廷的动作紧相配合，梁启超积极筹组以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政党。由于内部纷争不已，结党未成，于1907年夏秋间组成小团体政闻社，是年10月17日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张继、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愤于梁启超等人散布立宪幻想，尤愤于日本名流犬养毅等与会支持政闻社，赶往会场哄闹，冲散大会。章炳麟为此撰写了《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对张继、陶成章等人的行动进行声援。

章炳麟在文章中指出：“犬养毅者，日本进步党之旧人”，游说奔竞，不晓学术，类策士之所为，曾参与日本宪政之事，故葆爱之而欲施之邻里，其议论浮泛，原因在于“中国事状，非外人所能知，日本虽比邻，犹无以知其成败中失所在”。文章说明：“吾辈所以遮拨立宪者，非特为满、汉相争，不欲拥戴异族以为共主；纵今日御宇者，犹是天水、凤阳之裔，而立宪固不适于中国矣。”这是因为“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欧洲、日本“出于初脱封建之国，则自循化顺则而为之”，中国封建世卿已结束于一二千年以前，“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加之欧洲与日本诸国，视中国大可一省，小者仅数府，以中国之地大人稠，而选举议员，只能数万乃至数十万人选举一人，结果，“议员之数，与民数相去既甚阔疏，则必不足以知民隐；且得选既少，则被选者必在显贵仕宦之流”，“自前观之，则于国之富强无益也；自后观之，则于民之利病无与也。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¹⁷⁸⁾。政闻社推举马良为总务员。马良，字相伯，生于1840年，早年留学法国，获神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政闻社推举他为总务员，梁启超等人的意图是借助于马良的影响，将政闻社活动和国内立宪运动结合起来。1907年12月25日，政闻社在东京举行大会，欢迎从上海专程来日接受推举的马良。章炳麟随即发表了《与马良书》，劝告他不要追随梁启超等人“以立宪侜张天下”。信中写道：“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议士三百余员，苞苴流溢，比闾可盩率为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中国士大夫饰身寡过，又不日本若，以是代议，民其得有幸乎？”他特别指出，乡土豪强，权力绝尤，害于民滋甚，“今超而为议士，为虎著冠，其妨民不愈况耶？”加上新党人物届时“惟封殖党援是急，民之利病，固委置之，贿赂公行，为枭为貒，将什佰于官吏”。为此，他劝告马良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以昌民德，千万不要为梁启超等人所利用，“与宵人奔走，以自尘点”⁽¹⁷⁹⁾。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随同马良迁至上海。3月3日，政闻社在上海举行披露会，马良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建立宪政党。4月3日，在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第3号上发表了马良来东京就任总务员一职时的演说《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以“神我”为国家根本，论证宪政之必须和政党之必要。章炳麟为进一步劝诫马良不要与梁启超等人沆瀣一气，特别撰写了《驳神我宪政说》一文，发表于《民报》第21号。章炳麟指出，马良所说的“神我”，实际上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所讲的灵魂，同印度数论所说的“神我”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以“神我”为国家的根本，更不能成立，“家族、部落、国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系神我观念之有无”。马良说信仰神我则必乐群，必结成团体，章炳麟指出，真正信仰神我者，“则不容有团体”；马良说小国寡民不如大国众民之乐，章炳麟指出，这不过是“假众乐之言，以文饰其帝国主义”，因为“若云小国寡民不如大国众民之乐，自非侵略他人，其乐何由而遂”？据此，章炳麟指出，马良作为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讲话虽较含蓄，但“充其意趋，去金铁主义不远矣”⁽¹⁸⁰⁾！

政闻社派出一批特派员到各省发动立宪团体派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尽早开设国会。马良本人也致电给军机处所属负责编订宪法草案和各项法规的宪政编查馆，说开设国会一事关系“中国存亡”，不尽早开设，将“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针对马良的通电，章炳麟发表了评论《马良请速开国会》，指出：留日学生要求以三年为期召开国会，清政府要求以十年为期召开国会，留欧学生要求以二十年为期召开国会，“所持不同，其为利禄则一也”。这是因为“东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既成，暖暖姝姝，足以自喜，他日习者猥众，则其贱与帖括房行无异，乘其未集，以高材捷足掩袭得之，犹可以取富贵。西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未成，今富贵为东方学生袭取，吾辈归国以后，特循资除援耳，未能据要津也，故力遏其流，以待明王之梦”。至于马良本人，章炳麟以为，他之所以热心于早日开设国会，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希冀能当上国会议长，开设国会年限之争其实与国家存亡并无多少关系。⁽¹⁸¹⁾这篇评论，对马良不再像先前那样婉言相劝，显然因为马良积极活动，使政闻社影响扩大，章炳麟改为对马良恶语相向，是想使人们对马良以及政闻社不再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1908年8月13日，清廷已以“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为名，下旨禁止政闻社活动。⁽¹⁸²⁾这里有慈禧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忌恨，有当时仍在朝廷握有重权的袁世凯同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而结下的宿怨，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清廷预备立宪本来只是虚应故事，并不想就此弄假成真。这一事实表明，立宪运动的广泛开展，其实也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但由于政闻社和其他立宪团体都仍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尤其明确反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革命党人便不能不对立宪党人尤其是政闻社进行抨击。

清廷在宣布查禁政闻社后不多天，1908年8月27日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章炳麟则撰写了《虏宪废疾》六条对这部《钦定宪法大纲》加以揭露和批判。文章劈头就指出：

虏廷所拟立宪草案，大较规模日本，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亦有摭拾补苴、深没其文以为隐讳，使各条自相抵触者。呜呼，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脉写声，可以知其病态矣。

文章列举六条，加以说明：

其一，大纲说大清皇帝“万世一系”，这是模拟日本宪法，但清朝皇帝称帝不过两百多年，并无万古一系之历史，和日本完全不同。日本“一姓相继二千五百岁，惟神道教所说者，又谓朝廷出于天神”，中国从来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秦皇欲推二世、三世至于万世，遂为千载笑谈。“即彼大清皇帝者，何功何德，而当世为宗主？曩时寇边屠城且弗计，割安南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弃朝鲜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失缅甸者非尔大清皇帝乎？让台湾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在这一条中，章炳麟强调了中国具有“人人得长国家之美俗”，谴责清廷不应当更无资格破坏这一美俗。

其二，大纲有“万世一系”之文，对继承皇位一事则未作规定，这是因为“太后方垂帘听政，惧因抑退女子之文而触其忌耳”，但自此之后，父系将易为母系，“所谓万世一系之实竟安在？”

其三，大纲无皇帝年少时设摄政的规定，但清廷统治实情是西太后训政，远过于摄政，彼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证明清廷实际上一国二君，未来也无法防止一国二君情状再次出现。

其四，大纲规定议院不得干涉君上与皇族确定的皇室大典及皇室经费，是仿效日本尊崇皇族之例。这也违背中国固有传统，因为中国“一统之朝，名分所尊，独有皇帝，诸王则不在是限，以为皇帝有统治吏民之重，而皇族非有是，故旧律以诽谤皇帝为不敬，无不敬皇族之条”。若立尊崇皇族之宪法，“自今以后，凡为满洲亲王者，将资首辅之威权，藉法律之拥护，以肆其贪墨”，“首辅既贪婪无艺，而言官不得纠弹，报章不得举发，上下钳口，道路以目，则是为蝄蜽政府”！

其五，大纲规定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这实际上是剥夺“人民请愿之权”而“收缩建议之权于议院”，“是民权因此愈削甚矣”！

其六，大纲规定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这实际上是“欲复一条鞭为租庸调，返招募为府兵”，表明清廷“徒惧民心不靖，野有斩木之雄，故锐意征调，使之自相斩馘。与其言人人有当兵之义务，不如言人人有自杀汉人之义务”。

文章最后说：“方今旱潦不恒，海波上击，燕赵与南海皆大康，四万万人槁饿矣。”以此，章炳麟号召人们奋起对清廷“烧其穹幕，犁其王庭，尸其主者，枭其首，椓杙其阴，菹其骨肉于市，使獭政府永绝于地球之上”⁽¹⁸³⁾。

对于《钦定宪法大纲》的揭露和批判，目的在于动员民众起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清廷企图通过预备立宪，化解革命运动，但是，它使革命者更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也使热心立宪的民众对清王朝迅速失望。清王朝覆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九、抗议日本当局封禁《民报》

自1906年7月章炳麟东渡主持《民报》以来，《民报》不仅在海外，而且在国内知识界，影响迅速扩大。他在《民国光复》演讲中曾说：

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风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¹⁸⁴⁾

这当然有些过甚其词。但章炳麟以其声望与学术素养，使国内“文学之士”即知识界有影响的人士开始重视《民报》，阅读和传布《民报》，则是事实。

章炳麟主持《民报》后，积极倡导“平民革命”，努力促进革命党的思想建设，深入批判保皇主义，支持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使《民报》既保持了此前的革命精神，又显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离日赴南洋以后，一方面由于同盟会内部特别是章炳麟与孙中山之间环绕经费使用、购买日本军械等事产生误会和纷争，另一方面由于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人和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往还，《民报》从第14号起，在继续坚持反对清政府统治革命宣传的同时，更广泛地展开了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宣传，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正在中国扩大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采取了比先前远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则热情加以支持。从《民报》第18号至第20号，由于章炳麟脑病加剧，该刊转由张继、陶成章主编。从《民报》第21号起，重由章炳麟主持，这时，章炳麟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空谈的危害，对无政府主义的战略、策略展开了批判，同时，更注重于支持国内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清廷和立宪党人紧锣密鼓的立宪活动实质的揭露，使《民报》更为生气蓬勃。

1906年9月出版的《复报》第4号刊登的《民报广告》说：“本报以发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民生主义，而主张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目的……适遇余杭章炳麟枚叔先生出狱至东京，遂任为本报编辑人。报事益展，销行至万千余份。”报事益展，影响益大，而所遭到的来自清政府方面的压力也益大。清廷严令禁止《民报》在国内传布，并一再向日本交涉，要求查禁《民报》，使《民报》处境日益困难。

1907年9月4日，清廷外务部照会日本当局，要求日本政府对在日出版的《民报》《洞庭波》《天义报》《复报》等刊物和一些书籍“一体禁止出版”、“严禁印刷递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向外务大臣林董建议，为示好于清廷，以牟取在中国东北获取更多权益，对于中国革命党人所创办的刊物，“无论其记事于法令上有无差支，均需采取一种行政手段，设法加以禁止，至少亦须加以严格的限制”⁽¹⁸⁵⁾。日本当局因清廷在东北各项权益让予上尚未能满足日方要求，未立即查禁《民报》等刊物，但加强了对刊物的检查和对中国革命党人的监视。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加紧进行扩张，并竭力阻止其他列强染指东北。可是，美国却不买日本的账，执意要将其势力挤入东北。这时担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利用这一关系，计划在东三省设立银行，投资兴建从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投资于东北林业、矿业和农业的开发。美国的这些活动，使日本当局更急于使清王朝在东北权益上及早向日本屈服，为此，一面加紧施加压力，一面试图以打击在日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向清廷利诱。1908年7月，西园寺公望内阁为桂太郎内阁所取代。桂太郎为陆军大将，1901年至1905年首次组阁，缔结日英同盟，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7月曾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签订关于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优势的秘密协定。这是他第二次组阁。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9月25日，小村寿太郎向内阁提出《对外政策方针》和《对清解决有关满洲各项问题的方针》，前者包括帝国对各国态度、对外经营、修改条约三部分内容，后者包括将间岛划为朝鲜领土、阻止建筑法库门铁路、不拆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而改作南满铁路支线、延长京奉铁路日本应得权益、将抚顺及烟台煤矿让渡给日本、日本取得安奉路及其他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等六项内容。解决各项在华特殊权益问题，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对英、美、德、法等各国政策，都服务于解决这一中心任务。内阁就这两个文件作出了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中明确指出：日本对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经常对该国占据优势地位的觉悟”，对于在满洲所拥有的地位“必须讲求使现在的状态永远持续到将来的策略”。决定强调说：“在现今中国对帝国抱有反感的情况下，帝国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而且恐不免有陷入他国离间中伤之虞。为此，帝国今后应对中国尽力融和其感情，采取使其尽可能信任于我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准备万一发生事变之际不得不施以威压，另一方面在平时要尽量避免会引起中国官民恶感的措置，专注于用去名取实的方法在该国扶植我国的势力。”⁽¹⁸⁶⁾正是基于这一方针，日本政府决定答应清廷请求，查禁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民报》等报刊。

正在这时，清廷派遣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出使美国，答谢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美国此举，一是为对清廷表示亲善，二是为用这一笔钱在中国培养一批亲美的“领袖人才”。舆论认为，唐绍仪赴美将与美方签订关于东三省开发的一系列合同，进而建立“清美联盟”。这一事件刺激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加紧行动，一面同美国协调，指示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以换文形式，保证在侵华问题上“互相尊重对方权益”，一面接受唐绍仪路过东京时再一次提出的封禁《民报》等革命报刊的要求，立即付诸行动。

经小村寿太郎与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商定，1908年10月19日由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出面，下达平田东助签署的封禁《民报》命令，说“有人告发”，《民报》第24号“违背《新闻纸案例》第33条”，即不得作“败坏风俗、危害秩序的宣传”一条，所以“停止其发卖颁布”。命令并说：“记事如《革命之心理》、《本社简章》有与同一主旨事项之记载，皆被停止。”⁽¹⁸⁷⁾

命令书发给“《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命令书所开列的《民报》罪状，纯属借口。《革命之心理》一文，署名“伯夔”，系同盟会成员汤增璧所撰。文章批评一些革命之士观望徘徊、轻佻圆滑、风流放诞、夸慢骄恣、偏私排挤、怨姤猜疑、揣摩趋避、刻薄偏浅、铺张扬厉，心理庞杂支离，谲正不相人，是非不可辨，认为这一切，只有加以清除、纠正，革命成功方才有望。文章赞扬俄国虚无党人和印度志士，号召中国革命党人向他们学习。文章说：“吾所以取于印度者，印度之士，爱人以德，而矢信皦天日，重实行不事缘饰，衡是非不计利害”；“吾所以取于虚无党人者……要其方法设用于中土，奏效神速，必校之斩木揭竿为胜”，虚无党人的方法，指他们的暗杀活动。全文主旨，要求革命党人“拨去污垢，弗为形滞；镇心定气，崇尚真理”，认定革命党人“转而精审，归于纯朴，庶几印度之苦思，虚无党人之卓厉，容有万一，而中国其不泯绝”⁽¹⁸⁸⁾。这篇文章，是呼吁重视中国国民心理的改造，首先抓好革命党人心理的改造，无一字涉及日本。至于前已叙述的民报社的《本社简章》六条章程——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早经日本内务省认可，《民报》每期封底内面上都曾刊出，并非《民报》第24期首刊。日本政府以此两项“罪状”封禁《民报》，显然是出于其对外政策的特殊需要，而并非《民报》本身有什么差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类似的借口，封禁了中国革命党人在东京出版发行的《天义报》《衡报》《四川》《云南》等刊物。

面对日本政府封禁命令，章炳麟奋起抗争。10月20日晚，《民报》社所在地牛込区警察署传章炳麟到署，宣读了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下达的命令书。章炳麟当即写了抗议书，指出：“报中所说，本无涉及日本之事，但说革命，全无‘无政府’一派议论。此《民报》历来主义如此，有何嫌疑？不由自发，实唐绍仪要挟之力耳。”⁽¹⁸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