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试水章太炎研究一甲子

我怎样开始研究章太炎

我的近代思想史研究，最初主要做的就是章太炎思想研究。

我1960年开始做章太炎的研究，当时还是大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必须做毕业论文。我们那时候大学本科是五年制。在大学期间，我兴趣转换比较多。因为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经常跟着课程做各种相关的专题研究。仅仅跟着老师听他们讲课，看一些书，不可能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在听每一门课的时候，除了看相关的中外各种著作之外，我都要挑一些专题，自己更深入地去做点解剖。我们大学三年级以后开始分专业，我挑了中国近现代史，因为觉得中国古代史毕竟做的年数已经很长，人很多，近代史的研究在50年代做的人还比较少。

我1957年进的大学。在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一开始感兴趣的主要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当时看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为了寻找太平天国资料，除了当时《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八卷本及其他资料集之外，重点是到上海图书馆去看各种文集、方志，从这里面去寻找太平天国相关的资料。当时我同寝室的同学王学庄对太平天国一直有浓厚兴趣，花的功夫比我更深更扎实。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那时，历史系涉及思想史的资料比较多，因为蔡尚思先生一直注意思想史研究，尤其现代思想史，他很关心资料室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听了蔡先生的现代思想史课程以后，就感到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待研究的问题太多。那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确实没有多少人做过研究，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少。

我为什么选择章太炎的思想开始研究？在1960年前后，学术界关于章太炎的阶级属性是一个很热门的题目，有过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蔡尚思写过好多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还有厦门大学的罗耀九，他们观点基本接近，认为章太炎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章太炎的思想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只反对清朝，反对清朝皇帝。我们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就是金冲及和胡绳武，他们也都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当时他们正当中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章太炎思想的文章，认为章太炎实际上主要代表的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阶级。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强调章太炎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

章太炎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人物，为什么学术界的见解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章太炎本人真正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他的思想，他的学术，他的阶级属性究竟怎么样？因为50年代特别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所以，究竟该给章太炎戴一顶什么样的帽子，争论非常激烈。胡绳武、金冲及跟蔡尚思都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我选修了他们的课程，对他们发表的文章当然都很关注。既然分歧那么大，就有很宽阔的研究空间。我在选择做毕业论文题目的时候，就选择做章太炎的思想研究，重点做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思想，主要做政治思想。政治上他究竟是代表什么社会力量，先要分清楚。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选择的是蔡尚思先生，并不是因为我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因为他早就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著名。

从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一直到1973年，这十多年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做研究。毕业论文题目叫《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在比较系统地读了章太炎的一些著作以后，我感到章太炎不能划为地主阶级“反满派”，他的主要思想不是代表地主阶级。他在土地问题上，在农民问题上的主张，胡绳武、金冲及两位先生的观点，倒可能更接近于章太炎思想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写的毕业论文，跟指导老师蔡尚思先生的观点，正好相悖。不过，蔡先生并未以为忤，对我仍很包容。这篇论文，后来给了《光明日报》的史学专版，听说是送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审的，本来准备发表，但在征求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的意见时，正好摊上我被指责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系里就没有同意发表。

而在这之后，我仍在继续做这一研究。毕业后一度分配到呼和浩特铁路中学，见到那里有一套《民报》影印本，特别高兴，因为这是研究章太炎的重要资料。一个月后，调回复旦大学，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以及在校内外劳动期间，包括在1963年“五反”运动及其后“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批判时，只要有时间，我就继续收集上海范围内章太炎本人的著述和各种相关的资料。那时，我几乎查阅了从戊戌维新到三十年代所能找到的刊有章太炎文章的各种报刊，以及和章太炎有交往的各方面人物的材料。像《诂经精舍课艺文》这类不容易找到的文献中章太炎的文章，我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章氏丛书》中没有收录的章太炎的诗文，只要发现了，我也都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那时没有复印设备，照相的成本更非我辈所能承担，只有用笨办法一字一句地抄。这么做，也有好处，就是逼着你对章太炎的文章从头到尾仔细地去阅读。

做章太炎研究，要读懂章太炎本人的著作，首先要过文字关，因为章太炎的文章文字确实很古奥。但要读懂他的文章，仅是文字过关还不行，要了解他所用典故的真正意思，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了解他所针对的究竟是什么问题。要比较准确、完整地把握这些文章的真正内涵，光从字面上去理解是不行的，必须非常认真地去了解这些文章的源与流。源，就是这些文章撰写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状况；而流，则是章太炎写这些文章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知识基础、学术资源，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要了解他在进行知识生产时，生产工具、生产原料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要真正读懂他文章，必须“知人论世”，要了解他本人，了解他的论敌，了解他的同伴；必须了解章太炎自己读过一些什么书，接触过一些什么思潮。作为章太炎知识渊源的东西，你都得去了解。我一直非常注意这一点。就章太炎而言，比方先秦诸子，他重点读了哪一些著作，他的取舍，他的倾向，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又如经学著作，他读了哪一些，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些？章太炎说他读过《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这些都是一两千卷的大部头著作，集清朝汉学家经学考证的大成，你要了解章太炎，你就要去读他读过的这些东西。还有像他一再说的，像杜佑的《通典》这些历史著作，对他影响很大，你也得好好去读一下。

其实，仅仅这样还不够。章太炎自己也承认，他的学理，他理论上的很多观点，受西学影响很大。但是他又不懂英文，他不是直接读英语的，他大批的西学的知识，一部分来自已出版的中译本，另一部分来自他所接触的日文译本，因为日本大量翻译了西学著作，也有不少日本学者传播西方学说的著述，章太炎自己在日本买了相当一批日文著作。当然，他自己也亲自参与翻译过一些西方著作，比如他曾与曾广铨合作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后来又独自翻译了岸本武太郎的《社会学》。所以，要了解章太炎的思想资源，就必须要了解章太炎所接触到的西学，特别是在日本他接触了哪一些受西方影响的思潮。他所接触的西方学说和日本学说，包括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民族学甚至语言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所以，我就注意去找这些原著，尽量将他读过的这些书籍找出来。原来是在国内找，后来到日本去，尽可能地去找他所接触过的这些著作。

从章太炎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对章太炎思想影响非常大的，还有大量佛学的著作，印度教的著作。随着章太炎研究逐步深入，就必须比较系统地阅读他所接触过的这些著作。章太炎接触比较多的，起初是华严宗的、天台宗的著作，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法相宗或者唯识宗的那些著作。如果不懂佛学的东西，不系统读他读过的这些著作，你就很难知道他从这些思想资源中主要吸取了什么，扬弃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读佛学的东西，尤其是法相宗的东西。为了了解这些东西，必须了解中国过去佛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像汤用彤啊、吕澂啊、梁漱溟啊等等研究佛学、印度哲学的成果你都得去阅读，当然更要去读佛学的原著。

所以，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一先要读懂他文章字面上的意思，第二你要了解他这些思想的渊源，他知识生产所使用的原始资料。他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这三大方面：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东西；第二是他所接触到的西方的学说，尤其从日本转道过来的西方的东西；第三个就是佛学的资源。

但是仅仅这样还很难说真正读懂了章太炎的文章。了解章太炎的著作、章太炎的思想，必须深入了解章太炎写这些文章的现实背景、现实的针对性。它的难度不下于前三者。因为章太炎所写的大量的史论、政论的文章，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史论就是对于历史问题的重新诠释，政论就是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事变、事件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文章，都不是无病呻吟之作。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写作的具体背景，了解那些文章是为了反驳当时哪些人的主张，针对当时哪些思潮的。

因此，对章太炎思想与学说进行研究，不仅仅要研究章太炎本人的著作，而且要认真研究他同时代的整个思想界、学术界，要研究跟他交往的人，跟他进行论战的人，研究他的同一营垒的战友，研究他的论敌，对这些人的著作要做同样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编《章太炎全集》的时候，我同时要去编《康有为全集》，因为康有为是他一生的主要论敌。跟章太炎相关的人如孙中山、刘师培、梁启超等等这些人的著作，也都得要去接触，去了解。他跟梁启超、严复论战，你得了解梁启超、严复的著作。他在同盟会中是重要角色，同盟会中间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到胡汉民所有这些相关人物的著作也都得去接触。所以做章太炎研究，就不是单纯地看他几篇文章就可以的，看他几本著作，而是要了解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他继承了清代汉学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又超越了这一传统，他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现实，立足于当时世界特别是东亚的现实，他的思想与学说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所以，虽然1962年那篇毕业论文没有能够发表，但是研究还在继续做，大体上就沿着这么三个方向来做：第一就是努力读懂他本人的文章；第二是了解他的知识资源，中国的、西方的、佛学的资源；第三就是了解同时代思想界、学术界其他人的著作，不是泛泛地了解，而是目的性很明确，希望了解章太炎各种著作的针对性、具体的背景。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章太炎早期的著作《訄书》，有初刻本，有后来的修订本。20世纪50年代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是他1904年的修订本，只有断句。我当时买了一本。那时候初刻本没办法买到，后来就在上海图书馆借了与修订本逐字逐句校对，凡是修订本上没有的，我就把它抄下来。后来又借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潘景郑先生所捐赠的初刻本与修订本之间的章太炎的手改本，我也逐字逐句做了校勘、抄录，把它汇集我自己的那个本子上。还有章太炎后来再做了大幅度修改以后编定的《检论》，我也把它与《訄书》作了对勘。

在搜集章太炎的著作以及它们的不同的版本上面，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后来也一直在继续做。除了搜集他散见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之外，对于他同一篇著作，前后做了怎样的修改，我也尽可能地设法弄明白。后来，条件好一点以后，则尽量找到他的手稿。

章太炎在东京出版的《訄书》修订本有好几个版本，后来我都找到了。最初出版的《訄书》修订本是没有标点的，后来他在苏报案后于上海坐牢期间，东京又重印了他的修订本，那个本子上加了断句。章太炎出狱到东京后，发现断句也有差错，便出了一个附有他自己所做的校勘订正表的本子。再后，根据他自己意见，还是把标点取消了，又出了一个没有断句与标点的本子。1974年我到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他在修订本基础上又大量修改补充成为《检论》前身的稿本。

这些就是做章太炎思想研究最初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阶段。当然，这里所说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到后来才做的，因为像到日本去寻找章太炎所读过的书，当时还没那个条件，最初我只能在上海范围内找，后来到北京去找。但是基本的方向、基本的方法，是从开始做章太炎研究以后就已逐步地注意到了。

《章太炎诗文选》注释组

我进行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73年8月开始的。

《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至八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节录），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

毛泽东为什么要标点注释章太炎的这两篇文章？那是因为他在1973年8月5日同人谈话时念了一首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诗中“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中有孔子批判和吕不韦批判，前者推重孔子，后者咒骂秦始皇。其实毛主席批评《十批判书》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起因是林彪事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关于秦始皇怎么评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毛泽东于是指示标点注释一批比较客观地评价秦始皇的古文，来澄清是非，加以反击，并借以重新思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方才合理的问题。子厚，是柳宗元的字，他所撰写的《封建论》充分论证了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的历史合理性。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一是辨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一是高度评价秦始皇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

因为我一直研究章太炎，受命注释《秦献记》和《秦政记》，初稿完成后，交给谭其骧先生审定。印象特别深的是，《秦政记》中“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一段，我原先断句断在“也”与“审”之间，成为“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是谭先生给改正过来，并给我讲了“也审”二字必须连读的理由。这样就开始了我自己做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过去，我读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这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关注，对他同康有为、谭嗣同环绕着秦始皇、荀子评价问题发生的争论，也没有予以重视。这次注释，强烈感受到章太炎思想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虽然章太炎谈论的是秦代的政治制度和焚书坑儒事件，但实际上关联到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总的评价及当下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路径。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章太炎的研究，我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全新的起点。

1974年上海组织了章太炎著作注释组，调集了工农兵十几个人，让我来当这个组的副组长，负责注释章太炎的著作学术方面的工作。由部队调来的一位干部程文珏担任组长。参加的学人除了我之外，还有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注释组就设在复旦大学，注释组成员也都住在复旦大学，只有汤志钧先生因为心脏经常不适，仍住在延安西路他家中，路很远，因此，不是每天都来。周谷城和蔡尚思两位本来也准备安排参加注释组工作。我说周谷城先生年纪大了，住的又远，就选几篇章太炎的文章请他在家里做注释吧。蔡尚思先生一直主张章太炎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当时，我确实有顾虑，因为他是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的观点我很熟悉，我不能要求自己的老师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再三考虑，就没有请蔡尚思先生参加。

参加注释组的成员，部队来的有五位，除担任组长的程文珏以外，其他四位是许俊文，担任注释组的党小组长，熊月之，来自警卫上海市领导机关的警备区三团五连，刘华芝，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还有一位叫张尹童，是位女战士。工厂里来的也是五位：陈正青、王建华、朱永祥、张谷镛、徐明海。陈正青，来自上港三区，王建华，来自国棉二十一厂，朱永祥，来自汽修三厂，张谷镛，来自上海汽轮机厂，徐明海，来自上海灯泡厂。农村来的同样是五位，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袁济喜，来自崇明红星农场，谢伟，是农场电影放映员，章赛欣，来自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许妙法，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董景元，来自奉贤县的星火农场，他到来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晚一些。

毛泽东对章太炎的许多著作都很关注。我们这个注释组刚组建，就得到通知，说毛主席吩咐将章太炎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印成大字本。因为那个本子文字比较容易懂，不用加注释了，我们就加了一个题解，印成大字本送去。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他要看章太炎的《訄书》，我认为《訄书》要加注释，工作量太大，时间根本来不及，就选择了原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的那个本子，印成一函线装大字本送去。

我动议编一部《章太炎诗文选注》。章太炎的诗，过去研究者很少注意，诗言志。主要由我选定一批诗、文目录，在征求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后，确定下来，就开始工作。先分小组分工注释出初稿，再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我与陈旭麓先生统稿、定稿。1976年完成《章太炎诗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1976年8月，当时就把已经印好的一部分，先印成大字本送北京，说先送北京给毛泽东去看。后来我看许多回忆毛泽东最后生活的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大字本的事情。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9月9日逝世，所以那几篇注释的大字本估计他根本没有看到。《章太炎诗文选》的下册，因为毛泽东主席去世，便没有继续进行。注释组不久也就解散了。

这段注释工作对我进行章太炎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当时注释组的工农兵成员，文化水准不一样，有些只有初中水准，有些达到高中水准。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几个老师和他们整天吃住都在一道。每一篇文章，我都先给他们讲个大概意思，介绍一下主要背景，然后，各位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如何查字典，查阅各种工具书，查阅原始文献，查阅各种典故，好逐字逐句地将原文注释清楚。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从最基本的学术功底的训练做起，实际上等于让他们读了一次大学，读了一次研究生。就我自己而言，对章太炎的文章，过去也没有这样一字一句仔细反复地阅读过、分析过，所以，注释对我也是一个督促，一个提高。

在这期间，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复旦大学中文系原来的教授鲍正鹄说，北京图书馆发现有一批章太炎的手稿，要求复旦派个老师去看一看，帮助整理一下。因为章太炎的著作我比较熟悉，注释组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便专程去了北京。

这次我在北京图书馆有很多新的发现，读到了章太炎的那批手稿，很多可能就是他的学生朱希祖保存下来的。从《訄书》到《检论》之间的过渡本，他在《訄书》修订本上所作的密密麻麻的改动与补充，我把它们全部抄到我自己的那本《訄书》上，抄不下的就抄在笔记本上。我看到了章太炎自己编定的《太炎集》手稿，他手写了一个目录，注明了每篇文章写作的年代。我还清理了章太炎的一批非常珍贵的手稿，比方过去人们几乎都没有关注过的《儒学真论》，里面包括他的两个附录《视天论》《菌说》的抄清稿，抄清稿上最珍贵的是章太炎自己又作了很多修改补充。那些修改补充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驳建立孔教议》，被撕成两半，夹在不同地方，我将它们拼接起来。我还查到了《朱希祖日记》原件，在其中看到了他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的记录，赶紧做了摘录。此外，我还查阅了一批严复、柳亚子等人的手稿。关于严复的手稿情况，我回上海后，立即通报给南京大学正在编《严复集》的王栻先生。

在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工作期间，我还做了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把当时上海、北京、浙江等地方所收藏的章太炎手稿，都拍成了缩微胶卷，再把它们放成了照片。《訄书》初刻本、手订本，包括很难找到的一些杂志如《学林》《教育今语杂志》上他发表的文章，当时都拍成了照片。所以上海各个单位，以及北京、浙江等地能够找得到的资料，都可以比较方便地在注释组里看到。在这一方面，我毫无保留，让大家自由阅读，自由使用。当时，主要是陈正青，非常耐心地将照片一一排列，装订成册。这对以后章太炎研究者得以继续利用这些资料提供很大的便利，一直到现在，许多博士生做博士论文还在仔细阅读这些照片。后来，我将这些缩微胶卷全部赠送给了杭州的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著作注释组解散后，我被派到学校人防工地去挖防空洞。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有空隙，我就把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拿来校点。这是章太炎的一部手稿，他曾经希望刘师培帮他整理重编，刘师培没有来得及做。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学生将这部手稿缩微石印。这是章太炎早年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将它整理校点，重新编次，后来又补充一部分新发现的手稿，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就是那时候的成果。

我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份平反的，平反以后，结束了人防工地的劳动，也没有回到系资料室，而是评为讲师，和系里的李华兴、朱维铮商量组建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室，请蔡尚思先生出任室主任。平反以后，我感到原来在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做的工作，丢掉了很可惜。当时陈旭麓已经回华东师范大学去了，汤志钧也回历史研究所去了。我就跟朱维铮商量，将原来的成果重新检查修订一下，去掉原先注释过的章太炎的诗作，补充一部分章太炎代表性的文章，重新注释，重写了许多题解，编成《章太炎选集》注释本，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我们在原来注释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又作了不少补充，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利用了注释组时候的成果，但署名仅署了我和朱维铮两人的名字，朱维铮提出，希望将他的名字放在前面，说竖排时实际上两人名字并立，这个提议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觉得争这个很没有意思，便说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但不管怎样，我们利用了注释组时候一部分集体成果，这一点是必须确认的，而当时没有明确声明，心中一直有愧。

从《章太炎思想研究》到《章炳麟评传》

我自己所写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从1977年写起，到1983年完成，前后写了六七年时间，最后是到1985年才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基本上把我多年做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主要心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来。出版以后，第一次评吴玉章奖，作为史学类唯一的一本专著给评上了。当时吴玉章奖历史学类有三种，一是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是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都是多卷乃至几十卷的，唯一一本单本的著作就是《章太炎思想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读了这本书，评价很高。我现在还保留陈铁键的一封信，就是协助李新做多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做瞿秋白研究，给瞿秋白平反做了很多工作的那位陈铁键，他给我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李新读了这本书，全力向他推荐，让他读这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这本书时将陈旭麓当时写的评语附在书页后面：

姜义华同志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是近半世纪以来研究章太炎极其全面而有深度的一部论著。……过去有关他的传记和论文，多偏重于政治行谊，或学术的概略和一端，罕有全面而系统的巨编。姜著第一次改变了这个状况。……一、传记和思想研究的一元化。……二、诸学分陈与探本溯源的论证。……三、参考和引征资料方面，作者掌握了章氏的所有著作，包括已刊和未刊的手稿。……它不仅是研究章太炎具有开拓意义的丰硕成果，而且是近十年来众多人物思想研究的卓越著作。——陈旭麓

这本书当时在国外也有一些影响。出版以后，美国研究孙中山的著名学者史扶邻教授曾经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还专门给我说过这事，后来发现翻译难度太大，章太炎的文字太晦涩了，不得不放弃。史扶邻教授学养很高，我有一篇研究孙中山的文章就是他翻译成英文的。当时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冯契教授对这本书评价也是相当高，指定他的学生要读这本书，说研究近代思想史一定要读这本书。这本书里面讲章太炎的哲学思想的部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研究过。书里讲，章太炎虽然用佛学形式，用庄子和法相宗的话语，他哲学体系的建立，他所回答的问题，所关注的问题，其实跟康德，包括当时新康德主义关系很密切，受康德哲学影响非常大。他思考的很多问题，不仅当时国内，也是国际上整个哲学界都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在这方面思考的问题很有深度。听说，冯契先生对这一点特别欣赏。

也正是在这本书出版以后，1988年台湾的韦政通先生过来，对我提出，希望我给他们在台湾编辑出版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写一本章太炎，将章太炎作为世界哲学家之一，要求我在《章太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比较集中一点的学术传记。那套书是韦政通跟傅伟勳两个人联合主编的。傅伟勳先生一直在美国，1989年的时候，他陪星云法师到上海来，又当面跟我提出，让我给他们写一本《章太炎》，编到“世界哲学家丛书”里面。后来听说，韦政通、傅伟勳是在新加坡和庞朴、汤一介一道开会时，庞、汤二位向他们推荐的。这本书1991年在台湾出版，可以算为《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一个副产品。1995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国学大师评传”，也要求编一本《章太炎评传》，这本书结构和《章太炎思想研究》不一样，内容上只有个别补充。

《章炳麟评传》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是匡校长亲自点名叫我承担的。《章炳麟评传》有六十多万字。责任编辑原来希望在《章太炎思想研究》基础上稍微改一改就行了，我还是全部重写了一遍。全书分三大部分：一是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那是章太炎的政治生涯；二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章太炎，对章太炎的主要学术论著逐一做了分析；三是专门谈章太炎与他的师友。所以，这本书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写了好多年，2002年方才出版，已经比较晚了。

几本书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是1985年那本《章太炎思想研究》。那时候研究章太炎思想的人比较少，研究中用了现在流行的知识学或知识生产的方法，结合章太炎讨论了当时整个思想界的问题。《章炳麟评传》对章太炎的思想学说把握得可能更为完整更为准确一些。写《章太炎思想研究》时，“文革”结束不久，写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刚刚开始不久。我在《结语》里边特别强调了对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怎么看，章太炎在这中间的角色地位怎样估计。冯契先生最看重的可能是章太炎的哲学思想那一部分，就是我讲“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这个部分，因为前人探索的比较少。另外，“致力于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这部分，对章太炎的经学、诸子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复古，对他的人性学说，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从思想史研究来讲，这两部分自己的心得可能多一点。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摆脱了原来的一套话语，探讨了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走出了地主阶级反满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套路，希望能够更平实地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但是还留有一些原先话语体系的烙印。要真正形成一套新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不是当时能够做到的，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相较而言，《章炳麟评传》更实在一些，当然，也还有不少缺陷，特别是章太炎和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学生的关系，很多地方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2014年10月我在《团结报》发表了一篇《论章太炎思想学术的现代品格》，就谈了一些新认识。我希望一些来读博士的青年学子做更深入的研究。

章太炎研究中间，还有一个编辑出版《章太炎全集》的问题。因为在主持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工作的时候，我就尽可能收集了章太炎本人的著作，当时觉得有条件编《章太炎全集》，所以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交了一份关于编辑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初步构想。那是在1975、1976年的时候。不多久，章太炎的著作注释组解散了，这个计划就搁置下来了。后来，汤志钧跟山东大学王仲荦出面，希望还是把《章太炎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去苏州跟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商量，希望把这个事给做起来。王仲荦跟汤志钧二位为这事又专门来找我和朱维铮谈，提出一个方案，由出版社来组织，大家分头去校勘、注释，不设总主编，也不组织编委会。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就是大家分工负责，分头完成的。全集第二卷是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等。《驳箴膏肓评》等从未发表过，全部据手稿抄清整理。《春秋左传读》就是在“人防工地”劳动期间校点的，当时查找资料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里面差错不少，因为这是我完全不熟悉的一个领域，而且章太炎在考据时，大量引用各种古籍，又多不注明出处，所以什么是引文，什么是他自己的叙述，怎么断句，经常出错。后来在看清样的时候，正到广东去出差，匆匆忙忙，利用晚间和在火车上看的，无法找到所引原著仔细核对。当然，责任还是在我，不该因为赶时间，不仔细校对，这也是一大教训。后来汤一介主编《儒藏》，也收录了《春秋左传读》，负责校点者来找我，我把我这里章太炎相关的手稿照片，毫无保留地让他们全部复制去了。

这次新版《章太炎全集》，由杭州市余杭区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面，请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做编委会主任。书出来以后，我才看到，我也列名编委，真惭愧，因为我完全没有参与。《春秋左传读》一卷，也收录了，我改正了明显的差错。其他各卷，我就没有介入。

章太炎思想，现在研究的人挺多。和我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章太炎思想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罗福惠跟唐文权两个人合写的，按照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佛学思想等一个个专题写下来的。台湾的王汎森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陆汪晖的研究，都很有深度。另外，日本的学者也比较多地注意到章太炎，高田淳、岛田虔次、近藤邦康、河田悌一等人的著作，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同这几位日本学者都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不同的时代对章太炎思想关注的东西很不一样。比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们的老师一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注意的重点是章太炎思想的阶级属性，当时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他的思想是封建的，还是反封建的呢？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反资产阶级的呢？而我们70年代到80年代再做的研究，希望更多了解的是章太炎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的世界，对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基础上，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涉及的面比过去要广得多。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海外关注得比较早。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我看到的是日本的荒木见悟最早做了翻译与注释，是在日本《九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日本另外一位学者，学习院大学的高田淳教授，专门写了一部《章炳麟的“齐物”哲学》，对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做了深入的介绍与分析。我在日本访问时，蒙高田淳先生多次热情接待，并邀我访问学习院大学。那时，日本现任天皇德仁正在学习院大学读研究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一直想将高田淳教授的《章炳麟的“齐物”哲学》译成中文出版，可惜未能如愿，只能期待新一代学人。

国内过去较早注意到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其中有两章专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执笔者应该是赵纪彬先生。这部著作对章太炎的哲学思想评价非常之高。但是解放之后，我们学者对章太炎哲学思想尤其是《齐物论释》，很少给予关注。《章太炎全集》中的《齐物论释》，是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校点的，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但他在介绍这部著作时，只重点说了这里面有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对这本书的真正学术价值，丰富的学术内涵，并没有给予说明。解放以后我们出版的近代哲学史的著作中，对章太炎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一角度做判断。

为什么日本学者关注的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章太炎这本《齐物论释》，名义上是逐字逐句逐段诠释庄子的《齐物论》，但他大量运用佛学中的唯识学和近代西方哲学来进行解释。日本的学者比较早注意到章太炎的这部著作，因为他们看到章太炎具有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眼光，试图从哲学上回答新世纪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哲学上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可贵探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哲学纠缠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营垒的划界那个框架里，所以对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很难做出有足够深度的剖析。

我写《章太炎思想研究》，特别是他的哲学部分，注意到章太炎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所关注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当时日本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他在上海因“苏报案”坐了三年牢，出狱后刚到东京，跟宋教仁第一次见面，就问宋教仁，最近日本出版了哪些好的哲学书。当时在同盟会革命党人中间，几乎完全没有人关注哲学问题。现在可以看到，章太炎当时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当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严复、王国维在哲学上都有自己的思考，而章太炎所思考的哲学问题，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可以说领先于当时东亚众多思想家。他的不少思考应当说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直到现在，你会发现，他所思考的许多问题还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提出的很多问题，回应是很敏锐的。当然，他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呼应这些问题还有困难，所以他大量用法相宗或唯识学的东西，用佛教、印度教关于哲学问题思考的思想资源，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见解。真正的哲学思维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揭示出宇宙、人性、社会更为根本的东西。我们至今还能够从章太炎的哲学思考中得到一些启迪。

章太炎思想研究中，过去大都分别论述他的各种思想，比如他的政治思想，他的经学思想，他的诸子学思想，他的佛学思想等等，而把他的思想与学术综合起来进行考察，通过他思想学术的变迁考察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思想的近代化或者说向现代的转型，这样总体的研究比较少。章太炎的《小学答问》，他的《文始》，讲中国文字的原始意义及其后衍生意义流变过程，他的《新方言》，讨论各地方言及其由来。这三部著作，搞语言学的人都很重视，但过去都是分别去谈，贯穿在他的这些著作背后更为根本的意义，很少有人去讨论。我认为，他所致力的是揭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各地方言内在的统一性说明汉语言文字为什么可以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载体，研究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怎样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走向现代。通过这样的综合考察，就可以看到章太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努力，完全不是局限于个别的见解。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文字的统一，首先是文字的统一，书面语言的统一，各地的方言虽差异很大，仍然不失内在的统一性。在欧洲，各种方言演变成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则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章太炎精心研究中国文字的原始意义以及后来如何派生出各种方言，研究各地方言背后有什么统一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要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像这样把章太炎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作为他自觉地意识到并自觉地承担起的总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的一部分的来考察，我觉得，这样方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中，章太炎算得上是一位挂帅的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批挂帅的和冲锋陷阵的人物，或者是章太炎的学生，如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或者深受章太炎思想的影响，如陈独秀早就接受章太炎影响，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坦率承认受章太炎《国故论衡》影响很大。新文化运动中许多宏论其实基本上就是沿着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那套思路发展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也从章太炎那里吸取了大量思想文化资源，像黄侃、刘师培这批人，成为文化保守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或是章太炎的学生，或者跟章太炎关系特别密切。章太炎的学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在许多大学人文学科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反映了章太炎在思想学术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章太炎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流变的研究，对中国学术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学派的评价，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制度的分析，很多东西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有见地的。比方《訄书》中的《学变》，考察汉代到魏晋时期中国学术变迁，虽然是短短的一篇文章，但所讲的学术流变趋势，条分缕析，非常清晰。《清儒》一篇，讲清代学术变迁，同样清清楚楚。尊重学术的人真正地关注历史本身，力求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宽阔的眼界，对问题能够作深入的思考，立足对现实世界比较准确的把握，便比较容易得到一些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结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便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特点。

前贤过去很少关注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信史》，还有一篇叫《征信论》。这两篇文章讲的都是方法论问题，也正是章太炎本人思想与学术在方法论上的真实写照。章太炎和康有为思想与学术的分歧，和他们在治学的基本方法上的不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章太炎1901年撰写的《征信论》，清楚说明了他们在治学方法上如何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向。他指出：“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议以成惑。”针对康有为所鼓吹的三统三世说，他评论道：“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者？世人欲以成型定之，虽燔炊史志犹可。”一个是要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要求人们按照这个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则来改变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坚持从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始卒不逾期验之域”，对学术，对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现实完全脱节的空谈与幻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坚持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充分尊重历史实际联系，须臾不离中国社会的实践。后者，正是章太炎治学的根基之所在。

从这点上来说，可以说章太炎继承了清代戴震等人实事求是的汉学传统，但是在他身上更多的则是现代的学术研究的特质。章太炎对传统儒家的评价，对传统道家的评价，对传统法家的评价，都坚持信史，坚持征信的精神。他对儒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评价并不高，儒家中间他最欣赏的是荀子一派，而不是孟子一派。他认为荀子一派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更有效。他是近代中国最早重视法家的一个人，对法家给予非常肯定的评价。他对道家的东西也给予其他人很少给予的那样的关注。他也是在近代中国对名家，对墨子、墨家比较早给予关注和很高评价的学人。所以，在思想学术上，章太炎确实是一位在众多方面继往开来的人物。他自我评价《齐物论释》《国故论衡》这些著作“一字千金”，胡适也承认章太炎的这些著作是千百年来少有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专门著作。包括他的《新方言》《文始》这样一些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是千百年来少有的。我为纪念章太炎逝世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中说，章太炎的主要著作，有着一以贯之的宗旨和基本理路，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1910年创刊的《学林》杂志在发刊词《学林缘起》中说，章太炎的著述旗帜非常鲜明地针对当时特别有影响这样一些倾向：一是“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二是“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三是“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四是“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这段概述，相当全面而准确地说明了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如何一以贯之地反对和不遗余力地纠正这些偏向。

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和他个人知识与经验的局限。章太炎也不例外。但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进一步去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人的历程存在的意义，还是很可贵的。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已经提到过的，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在当代世界重新强调这一点，那就是确认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中心，西方有西方的圣人，东方有东方的圣人，各种文明各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章太炎坚持教育必须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直反对将西方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思想与学术活动中，也贯穿在他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中。章太炎致力于发现和坚持中国所独有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制度谱系和话语谱系，至今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又已成为一道滚滚洪流。国内外众多新一代学者贡献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将章太炎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将继续努力，认真地从他们这些新的成果中吸取营养，继续提高自己。

姜义华

2019年11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