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面，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她拆卸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类情感揩拭干净。
凄凉已成了少女的妆容
离婚后不久，张志沂又开始沉醉在鸦片的幻觉里。这时张爱玲也从黄氏小学毕业，考进了英租界圣玛利亚教会女中。那是1881年美国圣公会创建的教会学校，与桃坞中学、圣约翰青年学校一样，都是教会创办的大学预科学校，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有机会进入英美名牌大学继续学习。
不过上海圣玛利亚教会女中的毕业生，只有小部分留洋，大多毕业女生要么成了商界或政界的太太，要么成了社交场合的交际花。换言之，至少在1931年左右，它是西式淑女和阔太太的培训基地。这所学校经营多年，教学环境、设施和师资力量都很强大的。红铁皮的校门藏在幽静的绿茵里，华美的玻璃花房四季如春，校园里还有高大的健身房、清澈的游泳池，音乐教室大厅里的钢琴覆盖上洁白的罩子。穿着浅色旗袍的青涩女学生穿行在绿树芳草间，学校钟楼时而传出悠扬的钟声，西洋的艺术氛围极其浓烈。
圣玛利亚教会女中教学分英文和中文课程，西洋历史、数理和英文等课程均是英语教学，教师大多是外国人；国文、历史和地理大多是师范毕业的女教师，高中还聘请了考过清末科举的老学究教中文。圣玛利亚女中实行住校制，这也中了张爱玲下怀，正好她也要躲开那屋子里四处飘荡着躲也躲不掉的、陈腐不堪的鸦片味道，免去看父亲那颓废不堪、惨白的脸。
入校后不久，母亲便来学校找她。
“我要去英国了。”讲完，黄逸梵伸出纤细的手，撩一下张爱玲的秀发，凝视了片刻。张爱玲木讷地仰视她那高贵端庄、如清水般沉凝的面庞，没有吭声。母亲做出很高兴的样子说：“这样倒是好的，回来和离开都没留下一点痕迹，平滑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全然没了负担。”
张爱玲依旧没什么表示，静静听她说完、挥手、离开。《私语》里写：“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远处校园的两扇大红铁门砰然合上，母亲便真的消失在寂静远处了。张爱玲默默站立在高大的松杉树林里，内心忽然生出些内疚，她想方才应该哭出来才合情合理，不然母亲在路上，也会怪罪自己的。张爱玲的迎对着寒风，大声抽泣，是“哭给自己看”。
很多人读过《私语》，很少关注“哭给自己看”。
在张爱玲眼里，母亲是那么罗曼蒂克，华贵又高傲，对母亲的崇拜之情也拉开两人距离。对她来说，母亲的决定通常是极正确的，她甚至没勇气去劝阻。那“下一代人呀，心真狠”是张爱玲对母亲决然离开的报复，也以张爱玲自己的心境去体察和反射对母亲的情感。因为两人见面、谈话，直至分开都是平静的。母亲黄逸梵亦然与张爱玲一样，与女儿的淡淡一别后，同样会在孤零一人的远行路上痛哭失声的。
体味“哭给自己看”这句话，在那片寒冷的松杉树荫下，瘦小的张爱玲在哭诉命运对自己是那么的不公平，内心抑或是在呐喊：“我有什么错，母亲这么决然就走了？我有什么错，自己好不容易得来却又瞬息间失掉了母亲？我有什么错，别人的孩子都有母爱，独有我最可怜，却没有！”
瑟瑟的北风四处乱窜，松杉树干的罅隙里发出悲伤的哨声。张爱玲痛哭失声，相反的，她也曾痛快淋漓地望着母亲大笑过。那奔淌的泪水分明是抱怨母亲绝情，叹息自己卑微的命运。
“哭给自己看”，因为太过炽爱和留恋，所以恨她太决绝。
乌云也来了，静静倾听林中女孩儿发出悲彻的声音，之后便悄然无声地融化在空荡荡的风里——谁会理会卑微的她呢？
最后一抹清亮的记忆也消逝在迷茫里，浑浑无味的日子还得继续。在母亲离去的打击下，一切瞬间都变得灰暗起来。洋房是灰扑扑的、父亲与鸦片是灰扑扑的、私塾先生喋喋不休的高弹阔论也是灰扑扑的。回到家时，她也只是静静地拨开青烟袅绕的空气，静静地穿过走廊和房间。各式声音擦过耳边，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那对一切都木讷的表情，也成为这位青涩少女唯一的妆容。
在家中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沉迷在书香里不想自拔。一次，弟弟子静和她说起家里有一本《孽海花》，写的是祖父张佩纶和曾外祖父李鸿章的事情。张爱玲忙找来细细地读，尤其关心张佩纶和李菊藕的爱情故事。闲暇时她还会和弟弟谈文学，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或是西方小说巨匠毛姆、欧·亨利的小说，她告诉弟弟：“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在何处，车上、家里、学校、办公室里，听到便要记住，并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了。”
张爱玲最喜欢的，还有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的各式小报。她经常蹲坐在角落里搜寻自己喜欢的内容，慵懒地阅读。阳光透过窗，斑驳斜射进来，落在报纸上，房门外时而飘进青灰色的烟气，一缕一缕地在房间里飘荡。离婚后张志沂更加放肆地享用毒品，丝毫不关心自己身体的不适，寂寞时也会将张爱玲叫去，父女俩聊些以前家族里光辉的旧事，或谈论亲戚间的笑话。在昏暗的烟室里，张爱玲坐久了，便觉得自己要“沉下去、沉下去”，几乎昏昏欲睡了，她甚至不忍直视父亲那张干瘦的脸上流露出的无边寂寞。
或许父亲只在毒品虚幻痛快的感觉刚刚消去、十分空虚和寂寞时才会想起自己吧？张爱玲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张志沂烟瘾发作，便支开张爱玲过他的毒瘾。抽鸦片已经安慰不了黄逸梵的离开带给他的极度苦闷，他开始打吗啡，还专雇了一位伺候他吸毒的男仆。恣情地吸毒，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一个夏日，天气燥热得很，张爱玲见到父亲头顶着凉水浸过的毛巾，脚也放在冷水盆里，嘴里仍不停喊热，还直勾勾地望着姐弟俩，嘴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听不真切的声音。姐弟俩和用人们吓坏了，忙打电话找来张茂渊。
张茂渊见自己这不争气的哥哥要死要活的样子，知道是毒品用得过度了，便直接将他送到疗养院解毒和戒毒。三个月后，张志沂从中西疗养院里治好了病，便举家搬到康乐村十号的洋房里。
张爱玲舅舅黄定柱也住在附近，虽然张志沂与姐姐离了婚，两人依然交往如故，缘由是两人都喜爱抽鸦片。黄逸梵对那个仅比自己晚出生几分钟的双胞胎弟弟吸鸦片同样恨之入骨，经常与他絮叨。黄定柱与张志沂颇有些共同语言，他抑或说：“男人活在世上，不抽些烟土，三妻四妾地享乐一番，岂不是枉活一回了……”这些看法张志沂定要大为赞赏。
舅舅家孩子也很多，张爱玲和子静经常找他们玩耍。张爱玲比其他孩子要高大一些，有大姐姐的样儿，主意也多，经常指挥一群孩子玩耍，其他孩子也听她的。学校放假或休息日，她还找舅舅家的表姐妹们逛街、看电影。说起文学来，张爱玲更是侃侃而谈，谈到开心时就爽快大笑，全然不管什么淑女形象。放寒假了，张爱玲又开始忙着做一些圣诞卡和贺卡，且从里面挑一张最满意的，让姑姑寄给远在西洋的母亲。在张爱玲心目中，母亲的生活一直是她心驰神往的，远在地球那一边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四季沐浴在金色阳光里、飘荡香水气味的浪漫国度。
在家里，张爱玲还是有喜欢的人的，那便是张子静的私塾先生朱老师。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学究温和亲善，很有些学问。张爱玲经常找他聊，请教疑点。一次张爱玲翻出一本《海上花列传》来，里面妓女的对白大多用吴侬软语，读也读不懂，她便硬缠着朱老师读解。苏州土话那嗲嗲的对白经朱老先生那么一念，听起来很滑稽，姐弟俩围着老先生大笑起来，之后张爱玲也开始迷恋起《海上花列传》。后来到了美国，张爱玲还将这个讲述清末时期上海十里洋场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和普通话。
1934年夏天，上海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张志沂的房产也升值了许多，家里的状况渐渐好转起来。有了钱，一直闷在家中抽烟土的张志沂又开始活跃了。原来远远躲着他的亲戚们，也开始与之频繁地交往，他们还给张志沂又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住在银行的买办孙景阳做助理。有了钱和体面的工作，那颗冬眠许久的春心也变得蠢蠢欲动了。上司孙景阳当然能看出些苗头，便将父亲孙宝琦庶出的一个女儿孙用蕃介绍给他。孙宝琦是清末改革派人物，民国时任过袁世凯和曹锟时期的大总理。他有一个妻子、四个小妾、24个孩子，孙家家财万贯，是大家族。孙用蕃三十六岁，至今未婚、精明干练、能说会道，常常自诩为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遇见这样的好事，张志沂一口应承下来，马上张罗着成亲。
张爱玲大多时间住在学校，家里状况也大多不知。偶尔回趟家，也要去静安寺路爱丁堡公寓的姑姑家探望。在她眼里，那里才是精致而完美的家。
一天学校放假，她懒得留在家里看那不着调的父亲抽大烟，便去了姑姑家。吃罢晚饭，她和姑姑一起伫立在傍晚的阳台上看风景。上海滩点起绚丽夺目的灯火，连天边的云也映成了昏黄色，天上繁星亮晶晶地眨着眼凑热闹。所有亮色，仿佛都掉进静静流淌的黄浦江里，江水像一条粘满宝石的黑绸带子，上面载着的飘摇的客轮，“呜呜呜”地鸣叫着驶过。
“你父亲最近要结婚了。”张茂渊轻声地说，眼神里带些忧虑。
一贯表情木讷的张爱玲瞪大了眼睛，这讯息对她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她无力地伏在栏杆上，茫然而无助地盯着远处繁乱的灯。后母的故事她听过很多，凭女孩子的直觉也预感这样的故事早晚会应验在自己身上，可事到临头还是不能接受似的。张爱玲紧握着栏杆，痛苦的心也紧紧绷着，情绪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假使后母此时站在这儿，我定会将她推下阳台，一了百了。”张爱玲恨恨地想。张茂渊搂过呆立半晌的侄女，抚摸她那乌黑顺滑的秀发，任由她在自己怀里大哭。那哭声夹带着痛彻心扉的哀怨，惊起了树枝上睡觉的麻雀，扑啦啦地飞起来紧张查看一番，又马上落回自己小窝里，用它温暖的羽毛安慰受了惊吓的幼仔。
清凉的晚风也徐徐凑过阳台来，轻轻抚摸张爱玲那满是泪水的面庞。那风，是从英国吹来的么？
张志沂是不会理会孩子们的感受的。女人，是他干渴人生里极重要的一部分，缺了这番享受，人生也会变得灰暗无趣。其实在张志沂一生里，除了享用女人和毒品他也没干过什么，碌碌无为已经不能形容他陈腐不堪的人生了。
不过让张志沂大跌眼镜的是，孙用蕃也吸鸦片！这也是这位三十六岁的老姑娘仍未嫁人的缘由。这下可好了，两人每日定时定点地躺在鸦片床上，吹那粗粗的烟枪。张爱玲看见青烟沉沉的家后，内心更加阴暗了。
张志沂与孙用蕃结婚后，又搬回张爱玲出生的老洋房。那是位于麦德赫司脱路的大洋房，里面曾住过张爱玲的爷爷，清末大名鼎鼎的清流之臣张佩纶。大宅子豪华而阔绰，房间也多。然而如今住的人太少，显得空荡荡的。在张爱玲眼里，这儿简直就是一座四处飘满鸦片奇异香味儿的、阴森森的古墓，与上海这座现代化繁华大都市比起来，显得陈旧和另类，就好像挤满西式而新潮的人的演出大厅里，突然走来一位头戴瓜皮小帽，梳着黑粗大辫子，戴一副圆的玳瑁老花镜，颤颤巍巍走路的“老古板”，穿越感十足。
张爱玲越看这个家、越看家里住的人越觉得厌烦，唯一有些割舍不下的就是慢慢长高的弟弟。看见后母动辄折磨和挤对弟弟和他奶妈何干，张爱玲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张爱玲的《弟弟》中写道：
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是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父亲为一点小事情，一丝征兆都没有，“啪”地一下掴了弟弟一巴掌。弟弟愣愣地收拾着震落的饭粒，接着吃。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后母莫名其妙地看了爱玲一眼，说：“这孩子真奇怪，他没哭，你倒哭起来没完了。”
张爱玲扔下碗筷，冲进浴室里，闩上门，抽噎着。看着镜子里泪水滔滔的面容，她咬牙发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
“啪”一声皮球撞到玻璃窗上，又弹回去。转身瞧去，院子里弟弟正默默地踢皮球，看那专注而平静的面容，似乎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阵寒冷的悲哀涌上来，她便不再哭了。愤怒的烈焰沉下去后，化成冰冷得不能再冰冷的石块。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张爱玲来说，家中一景一物、每一件小事都会触及她脆弱的心灵。当周围一切显得那么灰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时，无助感也久久不散地缠绕自己的身体。而你越担心某件事，它越是要来似的。整日忧心并去轰赶纠缠身边的梦魇，人开始变得焦虑起来，此时张爱玲能做的只是逃离。不过淫奢堕落的父亲和自私的继母的那些身影是逃不掉的，虽然一时逃避能暂时忘却，一旦又重回到这里，就又触发了她内心存留的灰暗痕迹。此时张爱玲感觉自己就像躺在笼中的鸟雀，任伸进来的那只大手随意摆布，连穿什么衣服这样重要的事情亦然如此。孙用蕃刚嫁过来时便对张爱玲说：“呐，这是我之前穿的衣服，从娘家带来的，都是些好料子，你还可以穿。”孙用蕃不知从哪儿捧来两只大箱子，满满当当的全是旗袍。张爱玲见了大了一惊，拎起一件看了看，一股淡淡的霉味儿径直钻进鼻孔里。再看那一摞摞的旧旗袍，怕是一辈子都穿不完。可圣玛利亚教会女中的女生们，大多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个个衣着鲜亮华贵。她却要将这些款式陈旧的衣服穿进校园里，同学们会怎样看自己实在不敢想象。《童言无忌》里写道，在继母统治下的生活，永远拣她穿剩的衣服穿，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旗袍，那碎牛肉似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痕——是那样的憎恶和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自卑心理让张爱玲更不喜欢与人交往了，基本上不与父亲和继母说话。遇事极敏感，此时她也只能用冷漠的外壳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心灵了。假期里的一天，她去舅舅家玩，吃午饭时舅舅见她衣服实在太破旧，就关切地问：“不然让你舅母翻出几件衣服来穿，如何？”张爱玲没吭声，只是假借端起碗扒拉饭来挡住面庞。可那委屈的泪花在眼睛里直打转儿，控制不住似的。舅妈也跟着伤起心来，瞧了一眼舅舅，那眼神里好像是说：“没妈的孩子真可怜啊。”是呵，天下的母亲，哪个不喜欢将自己女儿打扮得像朵花一样？
1934年在张志沂第N次结婚后，张爱玲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后母的心》《摩登红楼梦》。这三部作品均未发表。青涩时光里的张爱玲，更多时间是关心自己的文学梦，喜欢一个人、戴着一副淡黄色镜框的眼镜，静静坐在角落里看书，随性朴素的衣服随着吹进窗子的阵阵微风轻轻飘摇起来，看书时那神色里还透出一股子肃穆的书卷气，那表情仿佛是古代一位帅气的女才子，透着阅读万本藏书后才得来的自信。青春期少女多愁善感的情怀全然释放在文字里。放寒假时她还模仿报纸的样子写了一张副刊，介绍家里的杂事和趣闻，还配了漂亮的图画，看上去像模像样。张志沂见了也得意，有亲戚朋友来做客时还得意地拿出来显摆一番：“看，这是小煐做的。”
少年时的张爱玲，文学才华在学校里体现得更明显。对她影响最大的要属国文部的主任汪宏生了。作为新教育倡导者的汪先生，他的国文教学区别于之前聘来的那些清末老举子，他第一堂课给大家出了《幕前人语》和《学艺叙》两个作文题目。这与之前的准八股文有着天壤之别，着实给课堂带来一缕新鲜之气。
汪先生在黑板上潇洒疾书，写出题目后解释说：“诸位学子，《学艺叙》是要大家将诸如学钢琴、唱歌的感觉和想法写下来；而《幕前人语》也是将我们看过影片的观后感叙入纸中。大家写作时，要贯入自己的思想才最好。若有其他想法，大家亦可自由命题和发挥，但写无妨。”
丢掉古老的束缚，学生自然开心得很，一个个跃跃欲试。可几千年陈腐的文法已深入骨髓，岂能说丢就丢的。至于谈及思想更是无从下手了。什么是思想？怎么去畅快表达？这些都是难题。汪先生看着大家眉头紧锁地埋头戳着笔、不知如何下笔的纠结劲儿，就知道情况有些不妙。他自然晓得，那些根深蒂固的旧东西不能在一朝一夕里被摒弃，因此在批阅作文时也没灰心，只是认真逐个批阅，耐心指出其中错误。翻着翻着，看见一卷题目为《看云》的作文写得颇为靓丽，词句工美，笔触清丽，的确给自己眼前一亮的感觉。再一看署名，是张爱玲。
汪先生顿了下笔，仔细回想了一下张爱玲，奈何教学时间太短，没留下太深印象。
文卷批阅完毕。上课点评那日，汪先生开始唱名领卷。
“张爱玲。”话音刚落，末排一位高大瘦弱女生站起来，汪先生认真看了她一眼，只见女孩儿面庞清秀却透出一点呆滞，穿了一身宽袖的旗袍，与卷发窄袖打扮的入时女孩儿相比，给人灰突突、静悄悄的感觉。
汪先生扬了扬手中的文卷说：“这批作文里，只有爱玲同学才称得上是用思想写文章。诸学子的文章，怕是还没挣脱老套子束缚，虚假不说，味如嚼蜡。”
学生们纷纷望着张爱玲，眼里有赞赏与羡慕，还有些小嫉妒。
张爱玲依然呆滞地望着汪先生，汪先生自顾自地将她文章朗诵了一遍，然后含笑地将文卷交回爱玲手里。
张爱玲的范文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开拓性的写作思路很符合思维跳跃、不喜欢受约束的青少年口味。从此之后，学生们开始注重作文选题和命题的自由性，少了八股文朽气，多了自由呼吸。写作形式也从原来死抄书、写经典的八股文遗风，进化到小说、诗歌和剧本这些现代文学形式上来。当汪先生批阅这些闪烁着缤纷思想的作文时，心里不免有些小得意。但这些文章与张爱玲的文章比起来，还属小品。在这之前，张爱玲也在校刊《风藻》上发表过作品。其中小说《不幸的她》就将一位年轻清傲的“她”写得如泣如诉，绵绵愁思铺满了斑黄的纸张，俨然出自成熟而深沉的作家之手，编辑还特意注明这是出于初一年级小女生之手。而她的散文《迟暮》里，华美的词句更是一字一泪。写到“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又说不出的、颤动的口”时，寥寥几笔，将一位青灯下诵经女人的悲恸之形生动地描写出来。一只枯黄烛火下，映出那韶华渐逝的“她”孤伶而感伤的影子，一副异常凄美的画卷跃然纸上。
归纳起来，张爱玲这两篇文章里，瑰丽的文字中透出沉闷、苍凉和无奈的气息。这与她遭遇家庭变故，以及灰暗的心境有关。而能用这么全面具体、敏锐和灵动的感觉写出来，那不得不说是文学天才了。张爱玲的文学天才并非只体现在深沉、老成的文字语言上，其表述的观点和思想也让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论卡通画之前途》一文里她就敏锐地说出：“卡通片是二十世纪艺术女神赐予文艺的另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们应全力培植她，为人类艺术发展史填上灿烂光明的一笔。”卡通片体现出电影艺术无限的想象力、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是实景拍摄的影片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难以达到的，之后的电影艺术发展，也充分印证了张爱玲这一观点。
当然，喜欢卡通片也是张爱玲少年天性使然。但至少她看到了那充满想象力的卡通影片的未来发展前景。
此后的张爱玲小说，词句越发瑰丽，笔痕也越发老辣、沉静和苍凉。在汪先生眼里作文首推张爱玲了。另外，为了让学生们更钟情写作，自由发挥，汪先生还创办了课外活动刊物《国光》，张爱玲是他心目中最佳的编者人选。可张爱玲本来不是爱凑热闹的女孩子，她只是答应可以投稿子，却推掉编者一职。在汪先生刊物上，张爱玲先后发表了几篇作品，以1936年的散文《秋雨》、1937年的《牛》和《霸王别姬》三篇为最佳。散文《秋雨》以华美的辞藻描写了一个被秋雨冲刷过的暗黑与肮脏的世界，意境感十足。文章结尾用点睛之笔写道：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整个秋的世界。
另两篇文章则一如既往的苍凉风格。《牛》讲述了禄兴娘子失去自己所有一切的故事：先是农家的命根子——自家的一头肥硕而壮实的牛被牵走了；接着她那只分量十足、亮晶晶的银簪子被卖掉了；再后，忍饿受冻攒钱买的小鸡也被当成借牛春耕的租金；最后，禄兴在耕田时也被牛顶死了。文章结尾，有着棕色柔驯眼睛的禄兴娘子“哭着打噎，她觉得她一生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里渐渐飞去”。“缺少吱吱咯咯叫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张爱玲的小说《牛》，最出色的远不止女主角那冰冷无依的悲剧结局，而是通过一段精短而撼动人性的情感小故事，将一幅极具现实批判性的农村音画场景尽情展示给读者看。虽然这抑或并不是张爱玲写作初衷，但这个小说故事，在当时中国那种农耕文明的社会里的的确确太普遍了，仿佛随手一拾便可掬来。且在贫瘠的土地上，这般充满无限忧伤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却极少有人去关心他们的命运。因为这些农民实在太卑微了，卑微得就像车辙里的车前草，匍匐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任由人踩马踏。若单纯将《牛》与《霸王别姬》相比，笔者认为在那个时代前者更具价值。
《霸王别姬》，则描写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情故事，这也符合在那个思想剧烈变革的时代里，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的向往。《霸王别姬》成功之处在于，张爱玲以话剧般高亢的心理描述，宣誓了虞姬只是为爱情而亡，而不是为男人而死。这占据了那个时代高度的爱情婚姻观不禁让汪宏生拍案叫绝。原文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也体现出浪漫与唯美的风格，堪称中国哥特式心理小说。
原文写道：
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生命的冠冕……
张爱玲以心理活动来展示虞姬，当她虞姬预计到自己未来阴暗的爱情结局时，下决心为眼下热烈的爱情殉情。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鞘。”
在之前的文学和舞台艺术当中，虞姬总被作为男人及战争牺牲品的形象，用殉情来表示她忠贞不渝。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以大段心理活动为铺垫，阐述虞姬的殉情，只是为眼下她与楚霸王的这段炽烈爱情画上句号，而不屑以依附这个男人，来换取高贵而孤独的“贵人”称号。在那个夫唱妇随的时代，张爱玲的爱情观无疑是符合时代思想变革要求的，也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举。
汪宏生称赞这篇文章堪比郭沫若的《霸王别姬》，给张爱玲很高评价。从她发表的几篇作品看，她无疑是文学艺术里的小精灵。然这个小精灵记性不是很好，张爱玲还有一贯的拖沓和懒散作风。汪先生催交作文时，她经常回答“我忘啦”。一次汪先生又来催促，张爱玲颇为难为情地说：“我……”“忘啦。”汪先生接上茬。不久后，张爱玲将文卷交给汪宏生，便是这篇《霸王别姬》的上半部分。
沉默寡言的张爱玲也有反叛和顽皮的时候，她还匿名写了两首风趣另类的小诗投给《国风》，第一首用来调侃学校姜适君老师的：
橙黄眼睛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第二首写得要略微尖酸一些：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宏生见到这两首小诗，便猜出是张爱玲所写。提倡自由风的汪先生对文学的限制很少，而且用一些诙谐另类的风格充实一下《国光》杂志也是好事。更何况，幽默和调侃的风格是文学语言的高级形式，若没有个经常熟写的笔感和天赋是写不出来的。汪先生决定发表这两首小诗。然而刚刚刊登出来，就招惹来了大麻烦。姜适君老师人如其名，随和大度，看后雅然一笑便毫无介怀了。然而后一位先生却不依不饶地将此事告到校长那里，教会校长还是一位极严肃的美国人，问清状况后一定要对写诗的人裁施惩罚。被调侃的教师一看校长动了肝火，怕较起真伤了和气，大家也会笑他太小气，只好摇摇头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也不去追究了。
青春少年时期的张爱玲很反叛，究其原因，是内心深处郁结着父母那冰冷而失败的婚姻阴影。她对同学们有毕业后立即结婚的想法也颇有微词。张如瑾就是例子。她是在圣玛利亚女中里张爱玲唯一佩服的女才子。两位女孩迷恋上当时最流行的两位姓张的作家，张恨水和张资平。张恨水是民国鸳鸯蝴蝶派名家，被现代文学史誉为现代通俗文学第一人，此时他已经发表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等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而“创造社”奠基者张资平也有“恋爱小说家”之称，被视为中国言情小说开山之人，不过他也是在日伪政府里任过职的文化汉奸。
这两人风格迥异，但就作品而言，张恨水题材更广泛，更具社会人文价值；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则被那时代里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所热衷。然而张爱玲对爱情是极不信任的，尤其瞧不上小说里金童玉女式的男女主角一起演绎死缠烂打的恋爱故事，好像除了哭哭啼啼爱来爱去就没其他事可做了。她以为张资平小说既轻浮又无聊，远不及张恨水小说那般波澜壮美，见地深刻。张如瑾与她观点全然相反，她说张恨水的人性主题宽阔的小说显得很俗气，连带着也认为内向木讷的张爱玲根本不懂爱情，两人经常会有些小争吵。又过了些日子，张如瑾写了长篇恋爱小说《若馨》，虽然因为战争原因没能出版，但她还是印了几百册送给同学们看。张爱玲的书评里写道：
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的风格的爱情故事……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假使再多费些气力去烘托暗示，一定能更深深地打入读者的心。
张如瑾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便结婚了！望着消逝在文学视野里的才女，张爱玲对传统婚姻泯灭女性才智的行径更加痛恨。的确，封建的男人主导的传统家庭，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秋雨》一般，那家庭外表看上去华美异常，里子却肮脏而龌龊，压抑人性。张爱玲对张如瑾结婚的事极不理解，郁闷地在毕业调查里写道：“最恨一个天才女子忽然结了婚。”
在学校里除了文学，张爱玲最喜欢的还有绘画。她对绘画和颜色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尤其喜欢古法的颜色配系。有一段时间，她的理想是要成一名卡通画设计师，上课时她也离群索居地坐在后排的角落里，静悄悄地画素描，来打发上课无聊的时光。在素描里，既有讲台上正襟危坐、喋喋不休的老先生，也有不经意飞进教室的一只花蝴蝶、认真听课的同学们。斜进教室的阳光打在她们清秀的面庞上，灿烂得一塌糊涂。
在张爱玲笔下，素描里的那些简单的肖像宛然是一条条心灵痕迹，线条要么曲折和涩重，要么轻盈起伏。多年后，或许当她再一次将这些生活色块组合起来，满满地摆在心底时她会惊诧地发现，在自己曲折的人生里，还有这么美好的一幅校园时光画。虽然这画就像教室里那副蒙娜丽莎，矜持的微笑让人抓也抓不住，宛如自己远行的母亲。
是呵，即便最伤心的少年，青春也会有闪光。虽然当时是不会被发现的，可这些光斑会刻在成长的日记里，多年后再翻阅，读到这段时你会忍不住流下泪来，毕竟它太过珍贵了。
这时期给青少年阶段的张爱玲心里留下难以平复的阴影。心目中偶像母亲的离去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亲张志沂就更不用说了，一如既往地浪荡不羁，控制不住地吸毒、娶姨太太，家境宽裕时更加过分。除了这些伤害，还有穿衣服这些在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事，这不仅仅造成张爱玲当时物质上的不满足，长时间的心理压力的蓄积形成的伤害也是极大的。张爱玲说，自己后来喜欢讲究衣饰，总以奇装炫人，这也是少女时代后母赠衣造成的一种特殊心理压力的结果，以致后来一度成了衣服狂。
另外是学琴，张爱玲先是跟随白俄罗斯老师学琴，到女中后对钢琴慢慢失去兴趣，原因就是不喜欢爱发脾气的钢琴老师。当然，张爱玲对钢琴的喜爱也是爱屋及乌，是因为喜欢看母亲弹钢琴高雅的姿态才喜欢上它，既然母亲去了，潜意识里对钢琴的兴趣也淡了许多。她的爱好重新回到文学和绘画这两种悄无声息的艺术形式上来。
那月，淌出“柔和的眼泪”
1936年张爱玲临近毕业，传来的好消息是母亲回来了，而不好的消息，是母亲居然还领回个美国男友来。事情总是无法完美，张爱玲抑或会感叹：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今天缺了一角，明天又缺了一角，好容易盼来个圆满的，第二日还不是变得残破？再去纠结也没有用，莫不如趁那圆满时，好好欣赏一番。
张爱玲这样的心境是无奈的现实磨砺出来的。毕竟生活里把握不住的太多，磨难不会因为谁长得帅就不光顾他了。“把握住当下，不放弃未来”，这话不假，可未来会究竟会长成什么熊样子？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准。张爱玲要把握的，只是眼下自己心爱的文学和学业。在文学方面，她最感激的要属汪宏生先生了。在那个灰扑扑的中学时光里，要挑选出难有的一丝亮色，怕只有汪先生对她文学上的鼓励和帮助了，也是他填补了她没有母亲的伤感日子。
1937年，张爱玲要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了。这件事让她很开心，每个孩子都有向往长大的情结，特别倾慕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潇洒而过的身影。而且对张爱玲来说，那段黯淡的少年时光也实在难熬，该到自己化蛹为蝶的时候了。她感觉自己的翅翼渐渐丰满且成熟了，该到了告别支离破碎的少年时光，向那间发着霉味的、空荡荡的房间说再见的时候了，这该是多么痛快淋漓的感觉。她写道：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决心尽早开始她的人生计划，离开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张爱玲先是挑选了一个吉日，认真准备了见面后如何说，然后，走近父亲的烟室，鼓了一下勇气便冲进去。一进屋，让迎面扑来的一股浓郁而焦煳的香味儿呛了一下，她慌张地清了清嗓子，开始她的演讲：“我要去英国留学……”《私语》写道：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里提到：
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
此时张志沂经济上虽然情况好转，但是两人吸烟土，开销还是很大的。加上他只知贪图享乐、爱摆阔气、败家能力一流，靠房租地产收来的银钱出手也极快，让他拿出一笔留学的钱来还是要费点周折的。继母孙用蕃又当家主政，精于打算的她势必要用些枕边语来阻止。
还没等进一步争取，留学计划就被战争破坏了。1937年8月日本人开始进攻上海闸北，血红的弹痕划过天空，落在那昔日繁华如梦的上海。人们开始惊慌地蜂拥进租界，舅舅黄定柱一家也从芜湖逃难过来，住在淮海中路993号的伟达酒店里。这时张志沂一家住在康定东路老宅，临近苏州河。每天都能听到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灰突突的逃难者拖家携子路过门口，成群地逃向租界，一片混乱。黄逸梵这时也同弟弟住在伟达酒店，还派人来将张爱玲接过去。
张爱玲在父亲那儿受了挫，到伟达饭店时情绪也很低落。要么静静坐着，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要么跑一边用笔戳在下颌上，冥思苦想自己的小说。偶尔也会和表姐妹们一起逛逛街，吃一些老大昌的馅饼或小吃，抑或与姐妹们一起缩着脖子伫立在商店橱窗前，赏玩里面五光十色的衣服。
在伟达饭店住了两个星期，张爱玲便返回家。继母一见面，立即板起面孔劈头就问：“这么久，干吗去了？怎么你走了也不和我说一声？”
“我和父亲说过了。”张爱玲头一偏，干脆不去见她那张愤懑扭曲的脸。
“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你眼里还有我么？”说完一巴掌打过来。张爱玲本能地想打她，被两个老妈子拉住了。继母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哒啪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
张爱玲在《私语》清晰描绘当时场景，与弟弟张子静在其《我的姊姊张爱玲》里描写的出入不大。部分细节诸如“姊姊用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幸亏老用人何干拼命拉住父亲，姊姊才没真的被她打死”等内容，写得要比《私语》里父亲的角色更暴力和不通情理。
当然，笔者并非真的会去考证这一细节，这件事上子静也同情姐姐，姐弟俩对“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类扯淡的话深恶痛绝。在封建家庭男主人的淫威下，姐弟俩的命运显得如此卑贱。倔强而独立的张爱玲跑进浴室里，看自己脸上、身上的伤痕，准备立刻报到巡捕房去。这时的张爱玲更像是一只被关在笼里的愤怒小鸟，恨不得一头将张家紧锁的铁门撞碎，她用力踢砸这个困住自由的牢笼……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弱小身躯与坚固的高墙相比，单薄而无助。
张爱玲只好回到黑沉沉的宅子，父亲气炸了，抓起一只青瓷瓶子向她头上掷过来，略微偏了偏，碎了一地青瓷。一阵不堪的羞辱后，父亲便怒冲冲地上楼去了，只留下屋子中间呆呆伫立的张爱玲。用人何干流下衰老的眼泪说：“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时张爱玲才觉出满腔的委屈，气涌如山地痛哭出来。这惊动山云的哭泣包含了生来每一次遭受歧视的耻辱、每一次感触命运的不平……
何干却甘于这样的歧视，她比张爱玲胆小，担心得罪父亲会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心甘情愿地匍匐在父亲的淫威下，甚至当他思想上的帮凶。
于是张爱玲宁可一个人哭，她躲在楼下空房子里哭了一整天，连空气里也夹杂着咸咸的潮气。晚上，在红木炕床上悲恸地睡了。
何干还是担心张爱玲的，请姑姑说情。姑姑告诉了黄逸梵，黄逸梵当然不好出面，但弟弟黄定柱与张志沂交往还好，就托他与姑姑一起去说情。两人刚进屋，后母便冷笑地说：“你这姑姑，是来捉鸦片的么？”张志沂摔下烟枪，跳起来就打，也不容她辩解。姑姑脸上顿时流下血来，眼镜也碎在地上。舅舅连声说：“他疯了，他疯了……”便拉着姑姑去看医生。张茂渊回身发誓道：“以后绝不踏进你家的门！”
张子静谈起这段场景时说：“姑姑和舅舅本来是替姊姊说情，顺便提一下姊姊出国留学的事情。”
闹哄哄的局面终于结束了，那乌烟瘴气的卧榻上，孙用蕃诡异地说：“既然人也得罪了全了，不如将他们都打骂得服服帖帖，弄怕了才好。若服了半拉子软，这帮子人定会接着惹出事端来，到时白白出了学费不说，还会没完没了地找到头上来，是极麻烦的事。”
只顾自己欢快、浪荡的遗少张志沂，阴险狡诈、挑拨是非、踩压家人的孙用蕃，这两人结合起来，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自然是要坏得不能再坏了。
果然，第二天张志沂拽起张爱玲，一把将她扔进空房子里软禁起来，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若再惹事端，必要用枪打死你。”还下了令：“除了何干，剩下家里任何人都不许和她说话。”
张爱玲蜷缩在阳台上，看着那间生养自己的房子在黑暗中扭曲起来，青白的墙壁癫狂般压向自己，惨白的月光流进来，寂静地淌着银亮的血液。黑暗的手紧紧攥住她的脚踝，恐吓般狞笑着。此时，张爱玲深知父亲绝非是要杀掉自己的肉体，而是要消灭她渴望自由的灵魂。只消关她几年，那展翅欲飞的思想便会萎缩！张爱玲突然涌上一阵阵瑟瑟的寒意，绝不能在这阴暗的角落里枯萎掉！她要逃离！
她紧紧攥住阳台的栏杆，似乎要攥出水来。张爱玲内心的委屈化成满腔的愤恨，这世界也变成黑暗里鬼魅的森林。一阵狂躁的风扫过后，一簇簇可怕的黑色影子扭曲着发出阵阵狞笑，她甚至盼望一架飞机炸开这座幽暗的古墓，自己的灵魂也将会在烟与火里升腾。而归宿，便是那寂静的、蓝色的月亮！
愤恨和委屈后，张爱玲开始沉静下来，计划逃跑。开始想借譬如小说《基督山恩仇录》里爱德蒙·唐泰斯的越狱伎俩；或者用《三剑客》里侠客们灵活机智的身手逃脱；再不然学《九尾鱼》里，将被单子结成绳子的那样跑掉。可这所大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院子里，要翻过墙才行。若借着墙边的鹅棚爬上去，吓醒了那些爱追着人啄的大白鹅，呱呱地叫起来肯定会惊到家中的巡警来，也是行不通。
张爱玲站在阳台上张望，计划着逃跑路线。她发现这个院子里唯一高大的要数那棵白玉兰了。上面盛开着一团团大白花，黑夜下像脏兮兮的绢帕，一簇簇地扎在树上，垂死般绽放着，既丧气又邋遢。若不是寻觅逃跑的出路，怕是这辈子都发现不了——这院子里还生活着这样一棵死气沉沉的花树。
既然想要逃脱，身体须强健才行。张爱玲每日都会边练习健美操，边四处寻机逃脱。但是没多久，一场严重的“痢疾”打消了她的计划，这一病就是半年。张志沂不给她找医生，也不抓药，亲眼看着她慢慢地消瘦下去。张爱玲每日躺在床上，看窗外透蓝透蓝的天，看对面门楼上的那几根草——由深绿变浅黄、由浅黄变成深黄，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了。张爱玲躺在床上默默地想，或许自己是真的快要死了，即便是死了，也还是会被埋在这个院子里，一辈子都甭想出去，这怕是天底下最可笑的一件事了。
即使病得连呼吸也像抽丝一样了，张爱玲仍细细听着大门的开关声。每一次拉开门闩时“哐哐”的响动，煤渣甬道“沙沙”的走路声，张爱玲都仔细辨听着，去感觉那时间间隔的长短。或许现在自己病得要死了，他们会疏忽一些，若是自己剩下半条命能够跑出去，也还是划算的。想到这儿她不禁咧了一下嘴，可最终还是没笑出来，没力气了……
何干看着心疼，跑去找张志沂：“这样下去，小煐怕是会死的。”
张志沂不屑，继续抽他的烟土。
“女儿真要死在父亲家，又是有病不医死的。这家业大、人多嘴杂的，传出去老爷您怕是抬不起头啊。到时黄太太找上门来要女儿，您又该怎么招架？治不治老爷您拿主意，可先说好了，女儿死了不关我的事儿。”
张志沂听到这，干瘦干瘦的手抖了一下，烟土差点掉到地上。他凝思了一会儿便转身翻箱倒柜，不消片刻便拎出针管和药剂来：“走，我给她打针，记得一定不能让太太知道，晓得了怕是要发大脾气。”
张志沂打过吗啡，也晓得一些注射，给张爱玲打了几针抗生素后，她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何干欣喜若狂，每日调理些膳食，张爱玲终于康复了。
何干见她好转，偷偷与黄逸梵通了电话，回来与张爱玲学话儿说了一遍：“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是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
张爱玲去意已决，刚刚能扶起墙走路便计划如何逃跑。从何干那得来家里的巡警换岗的时间后，夜半，拿望远镜盯着，见黑漆漆的煤渣路上没了人迹，便摸着墙走到铁门边，悄悄拉开门闩，只开了个门缝，便溜了出去。
冬夜一片寒峭，月亮斜挂在墨黑的空，边瑟瑟发抖边流出柔和的光来，淌得满街道都是。这是多么可爱可泣的土地呵，张爱玲急急地走着，每一步都像一个响亮的吻，直至发现一辆黄包车。
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时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张爱玲回母亲这后，弟弟子静也跟过来，夹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篮球鞋。母亲劝他回去，可他执拗地不肯。母亲只好耐心解释：“要听话，负担你姐姐的生活和学业已经吃紧得很了，不可能再养得起孩子了。你是家里的男人，以后张家自然要你顶门户的。姐姐不同，你父亲看不上她，即便张志沂以后吸毒死掉了，也不会给她半分毫的。”
弟弟哭了，姐姐也哭了，黄逸梵却很冷静。后来他到底还是走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也回皖西老家了。张志沂认定她是张爱玲逃跑的帮凶，重重责骂了她，何干拾掇拾掇东西，不伺候他了。临行前她还将张爱玲小时候用过的、玩过的小玩意偷偷运出来，给她做留念。还告诉她，那姓孙的女人自当人已死了，将她所有物件儿和衣服都送了人。
“分了也好，留在那里的，都沾着死灰气。想还给我，我还不要呢。”张爱玲恨恨地想。
冬天去了，尴尬的春天也来了
半年软禁生活，加之重病不医差点丢了性命，张爱玲对张志沂抱着切齿的恨；挨了哥哥打的张茂渊自然不会说什么好话；望着拮据的钱袋，对今后生活忧心忡忡的母亲也抱怨不务正业的张志沂是个极不负责任的男人！如果两个女人一台戏的话，那三个女人凑在一起，会是一场大戏。
三个同仇敌忾的女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将张爱玲这段痛苦经历登上报纸，好好恶心一下张志沂。张爱玲将其写成英文文章，投给美国侨民创办的《大美晚报》。编辑看见后，还给这个凄凉的故事起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多么悲惨的生活，一个女孩儿的生活）。张志沂一直订阅这份报纸，看见这么充满诗意的标题，以及里面痛斥封建家庭抹杀自由的内容后，大为光火，但生米已煮成熟饭。张志沂骄奢淫逸、败家子的做派原本还只是在亲戚和同事的圈子里小有名气，这下要传遍上海滩了。而1944年，张爱玲在《私语》中又重提此事，凭借张爱玲这时如日中天的名气，张志沂的大名可不是传一传那么简单了，而是轰动了整个老上海。面对张爱玲赤裸裸地报复，此时张志沂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躲进屋子里抽大烟解闷去也。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眼下的张爱玲生活状态可不那么乐观。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虽说之前还生长在条件不是很好的温室里，可毕竟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即便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她也从来不喜欢打理自己的小天地，房间和床铺是最凌乱的。就像张子静所说：“姊姊张爱玲天生就是个思想家，她只为文学和思想而活。生活对她来说，极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小企鹅，永远在为向左走、向右走而纠结着。”
张爱玲是个路痴，平时她又很喜欢看电影。跑到影院在光影的世界里痛痛快快流连一圈后再跳出来时，望着外面刺眼的阳光，以及阳光下的街道，张爱玲总是显得无所适从，永远不会记得现实世界里她是从哪儿来的，要回哪里去，只有等家里的车夫载着她回该回的地方。可若到时不来，她便只能站在原地乖乖地等。幸好车夫是个蛮负责任的大哥，总会按时接她回家。正是长时间的坐车出行，让张爱玲养成了不记路的习惯。即便坐公交车，她也是极简单地记住站牌的位置，记住下车时附近楼房和街道长得高矮胖瘦的形象，可是从来都不会记住路名。然而若碰见一家好商店，抑或宽大漂亮的橱窗里立着标致身材的模特，那她一定会将里面所有的衣服款式和名牌包包详记在心里。
一次弟弟去工部局图书馆，向她打听。张爱玲茫然回想一番，将路上经过的风景描述了一番后说，要在一幢什么什么样的房子面前停下来，之后，要再向前走几步，向左拐几步后，就到了……
终于描述完了，姐姐那略显迷茫的眼神，一下子如释重负地释然下来。
子静问：“完了吗，这就到了？”
“对呀，这就到了呀。”
“我倒是稀里糊涂了，你说得再仔细些，譬如在哪个站口下车之类的。”
“车站啊，你记车站干吗？记得下车时附近的样子不可以么，我怎么会知道车站名字。”
“可是你说得我好糊涂。”
姐姐一听急了：“我再重说一遍，你要记得。怎么连个路都听不清楚、走不好呢。”
又细细描述一阵子后，子静见时间不早，再听下去怕是临吃晚饭前也未必弄清楚，摆了摆手：“算了，还是和路人打听吧，去那里读书几百次，居然连怎么走路都说不清楚，居然还有你这种人！”
这里笔者小小地演绎了一下，读者若追究和考证史实，以《我的姊姊张爱玲》或其他史料描述为准。当然，这番描述也不全然为了有趣，更多是描绘张爱玲的生存状态。很多天才在生活里，即便是在最基本的常识方面，应付的能力也大致为零。张爱玲除了学业和文学，最关心的就剩下时尚的衣服了。做些女红、拾掇房间这些小事，在她灵动的思维里可以说是空白一片的，她会木讷地看着母亲做，听着她教自己，第二天床上的形象往往还是会大大出乎母亲的意料。张爱玲连苹果都要等母亲削完，摆在面前方能吃进嘴里。即便是在这个房间住了两年，每次走到门前，仍然需要去猜想这座楼的电铃究竟躲在哪里。三个月里，每天都去医院打针，若问起医院在哪里？张爱玲依然会用茫然的眼神回应你。
终于和倾慕已久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些小突兀并不影响张爱玲的心情，她默默模仿着母亲。看见她仪态万方地因自己显露出各式愁容的样子，张爱玲也会觉得自己颇为无用。其实生活啊，很像北方那波澜壮阔的雪原，看上去千里银白，美若仙地。若真进去了，那极寒无边的气候会让你想着退出来，因为那里太寒冷，会冻得你手脚也不晓得摆放在哪里才好。
母亲开始她雄心勃勃的培养计划，先从教会张爱玲拾掇房间、补袜子、洗碗刷碟做起，甚至还希望她织绒线，可这确实需些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但煮饭和洗衣服这些还是要学会的。夜晚点灯时得拉上窗帘，免得被路人瞧了便宜，每天要注意。当寂静的夜悄悄爬上大地，一天的忙乱终于有了结尾时，母亲会和张爱玲交流些心得，教她走路的仪态、如何看人眼神，还有些其他的有关社交的礼仪。母亲还特别嘱咐她，若没有幽默感千万别去说冷笑话，那将是极尴尬的场面。
“你怎么不敢去理发店，量衣服也扭扭捏捏的，这样看起来很滑稽。”母亲边给她铺床，边关切地问。
“我讨厌别人碰我的身体。”张爱玲低头嘟囔一句。
“你要学着和人交际，若到了舞厅之类的地方，人家请你跳舞该怎么办？”
“那地方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去。”那语气里，分明有些小叛逆。
黄逸梵叹了一声：“你以后要长大的，也要有社交圈子，还要交男朋友，这样子怎么出得去？”
黄逸梵是想将女儿培养成一位仪态万方，有着知性和西方雍容的女性，至于她的知性里包含什么，她是不在意的。她还希望女儿有一张文凭，即便没有钱，也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生存下去。这是中国大地上七十多年前一位母亲的想法，和今天是有多么雷同。而张爱玲心里只有文学和她的学业。至于拥有仪态万方、迷倒众生仪态，她并不奢求，有漂亮的衣服穿就可以了。
因此女儿的不配合，也让母亲烦躁起来，且张爱玲生活上惊人的愚笨也让她极为恼火。黄逸梵甚至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意看见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黄逸梵其实不了解，一个天才永远在只会一件事上做得极为出色，其余的全然是白痴，而且会很固执。如同在张爱玲第二部小说里，一个女子因为失恋跑去西湖自杀，黄逸梵看后甚是不理解，她反对道：“若自杀，她是绝不会坐上火车，大费周折地从上海跑到西湖去的，上海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这种事……”张爱玲还是固执地保留下来，因为西湖毕竟太诗意了。
天才，永远不会了解普通人的思想……
《私语》说：
在父亲家孤独惯了，也没人管。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里去做“淑女”，这真是一件难为人的事情。母亲为这事感觉很困惑，以至于怀疑我能否真正成为淑女。我自己也怀疑。母亲还怀疑为我牺牲到底值不值，我看出母亲在为我牺牲，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她这些牺牲。我常常一个人跑去公寓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也不复温柔了。
母亲的爱，像极了春日里的蜜蜂，飞来飞去辛劳地照顾园里娇嫩的花朵。她会极细心地扫除掉花瓣上的细灰，将花蕊一根根地清洗干净。但她做这些活计的时候，也会嗡嗡地叫，会让你心烦。这样的爱确实显得有些尴尬。但你离了她，就会感觉春天是那么不完整，甚至还有些粗鲁。
张爱玲目前的状况，最大的尴尬还不是如何生活，是缺钱。
父亲家是不缺钱的，张爱玲也没为这事犯过愁。但这时却不同，没了钱让雍容华贵的母亲也略显尴尬。之前一个人还能将就，现在多个既要上学，又要人照料生活的女儿就窘迫了。而此时，姑姑的境遇也不好。
母亲说：“如果想早早就嫁人，那不必读书，可以用学费来打扮自己。若继续读书，就没余钱买衣服了。”
嫁人是不行的，张爱玲宁可穿灰旧的衣服，也不会放弃学业。她最坚定的想法是出国留学。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那么韵动和诗意。试想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走在石块铺成的街道上，去看欧式洋房子；或坐在街边一条很有艺术感的椅子上，边读书边倾听教堂传来悠远的钟声。这些，大概是她自己全部的梦想了。
放弃漂亮衣服对女孩子来说也是憾事，可为了学业也只能忍痛割爱。对张爱玲来说，中文底子尚好，但数学就犯了难。补习费用也昂贵得要命，母亲下血本找来一位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为她补习，每小时居然要收5美元的费用。补课后张爱玲站在商店橱窗前躲雨，后悔没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好好钻研一番数学，可以省下这笔可观的钱来用做别用。橱窗里流光溢彩的世界也转移了张爱玲的注意，她紧贴在清澈的玻璃上，痴痴地欣赏里面一件西式的晚礼服。那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白色的雾气，让那件晚礼服朦胧起来，在七彩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张爱玲有些冷，便缩起身子抱紧书本暖和一下。她感觉自己像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要是这件衣服能穿自己身上，那该多闪亮和温暖。她比量着尺寸，然而却不敢奢求真的拥有它。抑或张爱玲会突然有一个想法，要是那件衣服一直留下去，终于穿到自己身上该多好。
张爱玲知道，美丽的留学梦要远比一件衣服更让人提气，优秀的学业会成就她一切理想。这是张爱玲与母亲一致的想法，因此凭借她的睿智和勤勉的学习，1938年张爱玲在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时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是母女二人在艰难而尴尬的生活里，遇见的最最美妙的事情了。
1938年夏季，张爱玲参加了圣玛利亚女中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汪宏生也在场。这时的上海已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之下。为了躲避战火袭扰，学校一年多没开课了。汪先生见到依然木讷的张爱玲，像见到分别许久的孩子，怜爱地问候：
“个子长高了。”
“嗯……”
“最近怎么样？”
“算好……学校还要开么？”
“这败家的战争，这没安好心的日本人。”汪宏生侧过脸，呆滞地望着远处，那尚未熄灭的硝烟在刺白的阳光下嬉皮笑脸地升腾着，使他心里极不痛快。
“嗯……”
“好好学，好好写。”
“嗯……”
师生的对白或许很简单，汪宏生看着她木讷而冷漠的面庞，里面还透出些笃定和沉静，他略显宽慰地拍了拍张爱玲瘦弱的肩膀：
“老成了，老成了，好事……”
张爱玲咧开嘴，想笑一下回应。
可反应还是慢了些，此时汪先生，已转身离去了……
这里，有些社会背景是要说的：
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典礼，也是张爱玲向灰扑扑少年时光的告别典礼。与一群新生代的西洋式小姐说再见后，张爱玲抑或想，你们去结婚吧！我要单独去追求美丽又艰辛的独立人生了，那才是我要的“新生活”。
“新生活”这个词，在民国时是极时髦的口头语，不亚于今天的“逆袭”。在德先生和赛先生比翼齐飞的年代，改造旧传统，已从五四时期响亮的口号变成南京民国政府对全民新生活运动的规范性动作。1934年以来，蒋委员长一直用他极具特色的高压执政方式，将行政权力贯穿在社会生活改造当中。若一些老先生不遵从新生活规范，等待他们的将是罚款。另外蒋还号召手下那些高官们以身作则，公布新生活运动的各类时髦的举动，譬如让自己漂亮的夫人穿上泳衣跳进泳池里，女孩子穿着“布拉吉”骑上自行车满世界转之类的。当然，前提是成为公众人物的高官夫人和女儿们必须漂亮，否则也没法见诸报端。
因此说全民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从张爱玲上中学开始的，虽然之前也有提倡，但那与蒋委员长全力助推的力度相比，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有积极的一面。1938年，虽然中国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羞辱，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战争动员湮灭了新生活运动的势头。然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时尚的排头兵，日本侵略依然挡不住上海人去追求新生活的理想。
但是想迅速扭转几千年来沉淀在人们内心的积习是不现实的。就如同张爱玲这些同学们，她们虽然从捆胸、裹脚中解放出来，但并未脱离封建婚姻范式，她们只是将过去蒙盖头、乘轿子嫁人，改成如今穿婚纱、坐轿车嫁过去而已，并未真正学会自由和独立。这一点上，张爱玲要远比这些同学出色。她知道，一个依靠男人生活的女人，谈独立就像与虎谋皮：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拿什么和我谈独立？
而此时张爱玲想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独立。
自由的青春和不搭调的烽火
远东第一名却没有去梦想里的英国，让张爱玲懊恼不已。1939年她不得不转入香港大学。在华丽丽的夕阳下踏上渡轮，离开了尴尬的青春，这是张爱玲多年坚持下来的梦想。她不急着去见美丽的维多利亚湾，这一路的风景足可以让她心旷神怡轻松身心了。急什么呢，路才刚开始，急了会忽略掉好多的美，她与洁白得极纯粹的海鸥这样对话。或许这正是小时候见过的那只？她只是觉它白得很亲切，和汹滔滔的纯蓝的海水比起来，虽然显得嫩小了些，可毕竟更靠近自由的天了。
轮船只是静静地跑，有时会提醒似的嗷嗷叫一声。不知道它要提醒什么，难道美丽的维多利亚湾到了么？张爱玲跑进船舷。海风清清凉凉的，天空上，那轮巨大的明月还在，撒播着黄白的光辉，大海将那光全吸进肚子里，黑暗的波浪调皮地翻着筋斗，有时候会撞到船舷上，低闷地轰一下。那波浪也像极了弟弟子静，晃一晃就没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又翻过来。
美丽的终点在慢慢的陶醉里，浮现在海平线上了。蓝色的天际，一座绿色的岛慢慢浮现出美丽的面庞，张爱玲露出灿烂而舒心的笑。忧郁的心情仿佛一下子全扔进大洋里。进了维多利亚湾，那白色的帆、棕色的别墅、灰色高大的楼宇向身后倒去，码头渐渐近了，上面人头攒动着。各式样的广告牌林立着，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块块、一抹抹刺激性地犯冲的色素，在微微波澜里蹿上落下，在水面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是一个夸张的城市，也是被绚烂的颜色充斥着、商业艺术感极强的城市。上了码头，张爱玲眯起眼，深吸了一口混着海咸味的湿漉漉的空气，去感觉那自由的空间是否真实。
一个和善的面容出现在眼前，那略微熟悉的面容在张爱玲极敏锐的头脑里闪了一下，她想起在姑姑的照片里见过。这位便是姑姑的朋友李开弟吧？张爱玲心想，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滑稽。然而这个人，后来成为姑姑一生里唯一的男人。时间啊，像充满了变异的曲线，上海与香港相隔千里，在茫茫的平行空间里，是什么样的一条线，将两个人牵扯在一起呢？
不久前黄逸梵交给他一笔钱，叫他当张爱玲的法定保护人。李开弟也从张茂渊那里晓得，这个灵动的小精灵平日里是没什么话的。他只是简单问几句，便接过行李装上车，送张爱玲去香港大学了。
那横在半山腰的港大，也是东南亚富家子弟的集中地。本来就有些自卑的张爱玲见到这些出手阔绰、衣着鲜丽的同学们，便觉更加冷寂孤单了。而且那些同学个个生得奇怪，皮肤要么棕黑、要么雪白。那些大大的眼睛里，闪着蓝色和棕黄的颜色，他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会不会也是五彩缤纷的呢？张爱玲坐在林边的小椅子上边读书，边偷偷打量着即将一起生活几年的同学们。
一个矮墩墩的女孩子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仿佛要动手抚摸一只蝴蝶，张爱玲紧张地凝视她。那是一个斯里兰卡女孩，胖乎乎的脸庞上一双清亮的大眼睛，透着斯里兰卡女孩万种的风情。
“我叫法蒂玛，你呢。”（英文名字fatima，斯里兰卡珠宝商之女）
“我……张爱玲。”
法蒂玛（下称炎樱）对眼前高高瘦瘦、安静得让空气也稍有些凝结的女孩子很好奇，细细地打量：她极像了书本里夹着的美丽的蝴蝶标本，静静地伏在发黄的书页上，少了些生气。
张爱玲对眼前这位颇有些侠义气质的女孩子也有了兴趣，女孩子侠义起来有一丝温暖的刚毅，那眼神也像一丝透亮的金白色阳光，笼罩在身上，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炎樱一屁股坐在旁边，手放在腿间夹起来，歪起脖子憨憨一笑，也没太过打扰张爱玲看书。
张爱玲将书递过去：“喏，你想看吧。”
炎樱吐了下舌头，扮个鬼脸，摇摇头，依然灿烂地笑。
这的确是一个舒服的下午，阳光透过绿树的叶子，也被染成了绿黄色，斑斑驳驳地洒在额头上、身上、脚面上，温暖得有点醉人。
两人后来成了形影不离的闺蜜。炎樱是生长在热带的女孩，对花有说不出的好感。张爱玲虽然不喜欢，但宁可陪着炎樱喜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很紧密的亲密。炎樱很幽默，每次看她说话的形象，感觉像老奶奶头上别着的那只嫩黄的小蒲公英，晃上晃下的很有趣，还有些岁月的哲思夹里面，这是多么奇怪的感觉。
那日晚上，吃罢饭在院子里懒散地踱步，炎樱便指点花给她看。炎樱可以从花的模样和韵意，一直说到花的出生地在哪里。张爱玲并不在意这些，她只是在意耳边有个人，即便向空荡荡的内心灌进些声音也好。张爱玲暗想，或许我真是最佳听众的料。香港的群花里，张爱玲只在意一种花，虽然叫不出名字。那花是极纯粹的红，是百分之百的红，一簇簇小花挤满了大树的枝，鲜红得让人窒息，似乎能听见它在噼里啪啦地燃烧，树枝也被烧得碳红，火苗都要蹿出树冠来，仿佛发誓要将天也染红似的。人立在那一簇簇红的面前，生命也要黯然下来了，内心也会生出羞愧感来。是呵，温吞吞的生命在那么火辣辣的红面前，自是觉得有些卑微了。
想到这，张爱玲扭头问：“那白日里见过的树，长一簇簇火红的花，该叫什么树呢？”
“广东人唤它影树（中文学名：凤凰树），英国人称它是野火花。那花树也不稀奇，满香港都是的，问它干吗？”炎樱侧脸问道。
“我喜欢那大红，像燃烧的血液。”张爱玲沉静地柔声说。
炎樱撇了撇嘴：“那我怕这辈子都不想靠近它，这里已经很热了……”
张爱玲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听她介绍那些在通红通红的夕阳下、面孔已染成醉醺醺红色的花木。
“你知道吗，每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魂，它们在花间努力飞来飞去，是想找回自己那一朵。”
张爱玲侧过脸认真看了一下，难得炎樱还有这些多愁善感的想法，她只是好奇那清澈的棕黑眼睛里，为什么会时而冒出一些让自己惊讶不已的想法来。
天际燃烧的红霞尚未退，月亮已浮起来了，稳稳地坐在透着黯紫色的天空中。旁边只有一颗极明亮的星星孤单地眨着眼睛，盼着伙伴都出来。
“听，那月亮在叫呢，叫着生命的喜悦，旁边的小星星，是她羞涩的回声。”
张爱玲撇了撇嘴：“你这些话，大概是被世人称作诗的……那些话吧。”
说归说，那月亮的确透出诗的音乐来，在毛毛的树丛里绕着，若隐若现地发出有色彩的音乐来，柔柔地在耳边飘响。此时的月亮也没那么苍凉和荒芜了，因为里面多出个能偎依的影子，一个极温暖的身影。
张爱玲心里的身影，还有很多可爱的形状。譬如那个叫金桃的马来西亚女孩，穿着大花洋布的衫褂，像被一床太小的撒着碎花的被子盖住了，遮住了头，脚便露出来。她还会捏着大手帕子挥洒，唱起“沙扬啊！沙扬啊（爱人）！”平淡无奇的歌声，加上她花团锦簇的一般人过年才有的喜庆打扮，让人觉得是吉祥而美丽的。而且金桃这个小女人也虚荣。每看完一场电影，她便毫不犹豫地买来电影里女人穿的时尚洋装，换出来让大家欣赏。
香港女孩儿月女也是一只奇怪的影子。她哥哥来香港大学读书时，将她也带过来，还嘱托张爱玲与炎樱多关照她。
月女从一个暴发户的家里走来，父亲刚刚赚些钱，便开始在外面包养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外面快活够了，回到家里还耀武扬威地打她。
“那个女人一定会些巫术。”月女神秘地与张爱玲说。
看着月女天真笃信的严肃表情，张爱玲和炎樱附和地点点头，炎樱说：“印度抑或泰国的降头术之类的，它会让人运气极衰的。”
张爱玲白了炎樱一眼，没说什么。
“我的确很衰，我坚信某一天会被人拖去某个小角落里，被强奸掉，这便是我衰败的命运吧。”讲完，月女有些沮丧。
张爱玲和炎樱听了惊大了眼睛，半晌才缓过神来。
“我真很相信的，每天要小心这样的事发生，应有些准备才好。”月女略显忧虑地说，“可我真不知道怎么准备，想破脑袋也没什么答案。”
张爱玲想搂过她，或者能给她点儿温暖。然最后也没行动，只是静静地替她难过。这世上居然还有比自己还可怜的女孩儿，张爱玲心想，月女天真又带些忧伤的眼神里透着很深很深的空虚感。空虚得像一堵发了霉的白粉墙，没有思想的底子，没有清晰的传统和现代界限。墙上是腐朽的、触碰了还掉着粉的白墙，很多霉虫在上面爬来爬去，她也不想去打扫，只是退缩，用眼瞧着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呢，这世道就这样，你越是退缩，人家越会厚起脸皮，一步步逼近你的身体去得寸进尺。你若抓狂起来，与他谩骂抑或撕咬，虽然不会落下什么好名声，譬如说戴一顶泼妇之类的帽子，至少不会受侮辱，若情欲盛了，还会去占些男人的便宜。
想到这儿，张爱玲不禁扑哧一下，炎樱和月女也不知所然地瞪大眼睛瞧她……
校园生活是愉快的，虽然苦了点，可朋友很好，日子很灿烂。最妙的是有了自由的身心。生活的小点滴也浓缩进清澈的色彩里，透着亮，就好像绿油油的树叶子上趴着的露水珠。
她与炎樱形影不离，为同一件事快乐，同一件事伤感，一大杯知足的冰淇淋、一场讲述凄美爱情的电影，即便路遇一位黑黑的小老头，两人也会一块儿有惊奇和发现。那生活也像精致的西洋画，棕色画像的框边还雕着细纹，里面装下五色缤纷的油彩，画着美丽的油菜花地，嫩黄一片的，像极了阳光。
张爱玲默默地想：若那油菜地是自己，远处歪歪扭扭立的，瞧上去还有些诙谐的木屋子便是炎樱了。
自由松爽的生活，没消磨张爱玲的学业，那是她与母亲共有的使命，为了它两人都放弃了许多。为了这恢宏的人生计划，甚至连心爱的文学也抛进角落里了。连家信也是用英文写，张爱玲挑一些粉色花边的信纸写信，那上面精美的英文字像跳跃的音符。母亲和姑姑每每见到她的进步，便写信勉励她，喜悦心情也飘过了陆地和海洋，与张爱玲心灵碰面了。此时张爱玲知道学习才是最要紧的，在近乎封闭的环境、极为苛刻的自我要求下，她甚至不去看、不去写汉字。休息时她会抓起一本英文书就看，不论喜欢与否都去熟练地读，学习里面语法。与上海通电话时她也和姑姑说英语，说一些这边的生活、学习还有朋友。以至于后来张爱玲的英文写作，甚至比那些以英文为母语的同学写得还要好。在家人和同学眼里，张爱玲简直是英语控。
另外，张爱玲智力早熟是事实，加之后天勤勉努力，学习成绩很好。又因在父亲那腐朽沉沦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且母亲黄逸梵手把手教会她察言观色和做人，张爱玲也学会了一些揣摩他人心思的本事。对每个教授的教课方式、学术偏好、对作业的评价，甚至连提问方式她都了然于胸。懂事加上学习好，大学里的教授们也极青睐这个来自上海的木讷女孩儿，课堂上和课外都格外关照张爱玲。香港大学有一位对学生要求极严格的英国籍老教授，也给了她一个很棒的考试成绩。唱卷发成绩时念到了张爱玲，老教授扳下老花镜，抬起眼睛，面色很严肃地瞧了张爱玲一会儿后说：“教了十几年的书，还没有那个同学可以在我这儿拿这么高的分，喏，祝贺你了，高才生。”
张爱玲恭恭敬敬地行礼，接过考卷。
教室里，同学们羡慕嫉妒的目光全投在她身上，张爱玲继续板着她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沉着和冷静，也平添了一分神秘感。一眼瞧上去，张爱玲俨然一个小学究的样子，这样的性格和表情也是那些老学究们喜欢的，很有些同道中人的亲切感。当然，教授们也不全出于感性和直觉，毕竟要用成绩来说话。教授喜欢张爱玲还有第二个原因，这里集合了许多了印度、东南亚、中国等地的富二代，他们的生活也近乎奢靡，引起教授们轻视也在情理之中。知识分子最看轻的是一点学问和本事都没有，却有大把钱花的阔少爷和小姐，把朴素纯然、还有些书呆子气的张爱玲放在这些人中间，势必要受些小宠爱的。
用如鱼得水形容张爱玲在港大时的学习生活再贴切不过了。第二年她便全揽了当年学校仅有的两个奖学金，学费食宿全免不说，还被保送去英国牛津大学免费读书。
总之一年的学习结束了，考试也圆满了。暑假中间虽说要温习一下功课，可学习的压力毕竟不大，整个假期显得轻松而愉悦。
但事情无法全整，一群小女生在宿舍院里院外奔跑嬉戏着，叽叽喳喳地像群闹人的麻雀似的包围自己，搅得连书都看不下去，张爱玲闷闷地关上窗。那是些附近修道院附属小学搬进来住的小女生，整天一副天真无邪、嘻嘻哈哈的表情，颇有圣玛利亚女中那些同学的样子。不过也有差别，这些女孩有好多都是从别的国家集中来的，有着五颜六色的社会文化背景，融合起来，就如同将不同的食材放进一个大锅里搅，看上去大杂烩一般，既难看，又难吃。
从这一点上看，张爱玲封闭而冷漠的内心已经凝结成冰块，这是她看世界的视角问题，张爱玲甚至会有些诧异，将生活磨难、社会动荡、外族入侵这些不幸拢起来进行人生的化学反应时，会让人陷入什么样的痛苦中煎熬？可这些苦难，仍抹不去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这是张爱玲少年生活的情感体验，她认为在那严酷的环境里生存，必须养成思考的习惯，时时刻刻、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都不能松懈下绷紧的弦。
假期宿舍里的生活闲散得略显寂寞，女生们每天安于世事，便喜欢偶尔有些刺激的事件发生。某天，一个小偷悄然潜入宿舍，还留下些许闯入的痕迹，被宿舍里眼尖的女生们发现了。顷刻间宿舍楼沸腾了，女孩子们蜂拥着楼上楼下地跑，飞传这个惊人的发现。当一群穿着睡袍的女生挤进张爱玲的房间，关切地问她是否丢了什么，张爱玲望着女孩儿们眼神，从里面读出了期待与欢快，可小偷确实没拿过自己的东西，这令她有些不安。于是只好弱弱地对众人说：“对不起，我真没有丢东西。”女孩们脸上顿时涌上失望，蜂拥着挤出门，奔下一间宿舍去了。
当然，这些小瑕疵不影响过她过一个愉快的假期。闲下来的张爱玲就时不时给姑姑写一封英文信。这次姑姑来信说，母亲已经与美国男朋友一起离开上海去新加坡了，而且就此也不会再回来。
母亲的去留张爱玲是不准备干涉的，也早已习惯了这些。张爱玲只是写信关切姑姑一番，信很短小，特别小心了语法。若弄错了，姑姑的回信里一定会用一大段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张爱玲仔细检查和修改后，那是一张字迹漂亮，工整规范的英文书信范文。张爱玲满意地将它塞进信封里，写上一笔潇洒的手签。
此次母亲与男朋友一起前往新加坡时，特意转到香港探望张爱玲。当黄逸梵见到自己女儿一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模样，心里甚是欣慰。在这一刻，也感到自己付出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此次分手时母女俩没有上次的伤感，毕竟两人都在各自理想的生活道路上，迈出了看似坚实的一步，未来也略显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这仅仅是看似很美好的一小步而已，等待她们的却是更大的伤痛和更久的分别。母女两人命运里所有的离奇与坎坷，都与日本侵略者那场毁灭人性的战争息息相关。
张爱玲还获得了香港大学这一学期的奖学金，拿到钱后她先做了几件漂亮时尚的衣服，以便和炎樱逛街时会更自信和精神一些。
香港是近代多元文化的聚集地，街上流连着小市民、商业家、文化名人，还有些跑路的政治家。在日本帝国主义癫狂侵略半个亚洲时，各地的文化名人或报纸杂志的大作家纷纷来港避风头，并在各类报纸和无线电里广泛传播着各种话题。不过十七八岁花样年纪的张爱玲，对时尚的关注度要远胜于那场盛大的文化聚会。
木讷的文学天才张爱玲，对外界变化和政治敏感程度是很低的……
张爱玲与炎樱的逛街活动，除了关注时尚外，就是对电影的痴迷了。经过一场光影的精神洗礼后，那感性的内心也会丰富许多。
“爱玲，去看电影，有人请客的。”这天炎樱急乎乎地跑进来对她说。
张爱玲有些为难：“你自己去吧，是请你又不请我，我去凑什么热闹，怪尴尬的。”
“去吧去吧，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生意上也是有来往的，他和父亲通电话听说我在这里，一定要见见的，显得够朋友一些。”
张爱玲犹豫不决，还是被炎樱硬拖了去。电影院在香港中环最繁华地带，广告牌上的电影宣传画要么鲜血流得一塌糊涂，要么是一些暴露雪白身体的女演员抛媚眼，全是些暴力和色情。
张爱玲和炎樱站在电影院下面等，一袭素旗袍，清纯的学生妹打扮。站在世俗的街景里，显得清艳如水，惹来路人的视线在两人身上扫来扫去。
一会儿工夫，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出现了。“干瘦的身体像装在一套旧得发了黄、宽大的、有着西装样子的麻袋里。还有那泛黄的皮肤、泛黄的头发，都是些泛黄的脏白色。与毛姆小说里那些在远东和南太平样流浪的西方人很接近，只有缠满血丝的麻黄大眼睛很像印度人。”
“这是我的朋友，上海小姐张爱玲，你不介意我带她来吧。”
潘那矶露出窘态，一把将两张票塞进炎樱手里，嗓子里咕哝着：“你们先进去看，你们先进去看。”
炎樱忙拉住潘先生：“不不不，先别走潘那矶先生，我们去补一张票。”
潘那矶回了一下头，又随手将两个纸包也塞进她手里，执意走了。翻开花花绿绿的油纸包，里面有两块加着糖鸡蛋的煎面包。两人凝视着手中的纸包，炎樱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说：“他只带够买两张票的钱。”
进了影院坐下，分吃了面包，看完电影，默默地走在路上，两人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炎樱打破了沉寂：“潘那矶是帕西人，之前生意做得很大。来香港后认识了麦唐纳夫人。麦唐纳夫人原是广东人，因跟一个叫麦唐纳的苏格兰人同居，便称自己是麦唐纳太太。她见潘那矶很有钱，死活要将自己大女儿叶宓妮嫁给他。可叶宓妮还在学校读书，十五岁的小女孩自然不同意嫁给一个长相奇异的印度人。麦唐纳夫人便狠狠打了女儿，硬逼着嫁了过去。”
张爱玲见炎樱眼神透出一丝忧伤的光，知晓这将是一个凄美的故事，细心听下去。
“一到二十二岁，叶宓妮便带着儿子离开了。潘那矶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从此心不在焉地做生意，蚀了大本。叶宓妮则在一家洋行里工作，有了体面的工作，儿子现在也十九岁了，母子俩像姐弟一般。”
这和我的遭遇多么像啊，张爱玲心想，便细细地追问些细节。
“好啦！我就知道这些了，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啦。”炎樱有点招架不住张爱玲的追问了。
之后，叶宓妮还真请了炎樱吃饭，炎樱带上张爱玲。见到这位年轻漂亮、又极具独立个性的女人后，张爱玲不禁叹了一声，真是像极了母亲黄逸梵！炎樱和她看法一致。
眼里只有聘礼没有女儿的麦唐纳夫人，张爱玲回上海后也不幸见到了。那是颇有些风情的六十多岁老太婆。张爱玲亲眼看见那老女人精力充沛活力十足，仍有滋有味地生活着，内心充满了感慨。
这个小故事是两人在假期里感触颇深的一件事，张爱玲第一次这么真实地遇见了悲剧婚姻里的男女主角，这比看任何一部电影都让人伤怀和感慨万千。
假期里，张爱玲和炎樱做得最多的还是躲在图书馆里不出来。在图书海洋里畅读，张爱玲是很舒心的。香港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包罗万象，文学艺术、时尚文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无所不含。张爱玲只翻阅英文书，只要是英文书，不管是数学物理这些理工科，还是报纸杂志、学术著作，喜欢不喜欢的她全都要看。
当张爱玲阅读到小说时，她是不会让自己沉浸在书的情感世界里的，更多是探究里面的文学专业问题。譬如人性描写、好的故事和语言。与中文语法相比，英文像一串乱了套的字母，稍微不小心便会出错。认真地读，小心地写，张爱玲渐渐能自由徜徉在英文当中了，文学的禀赋加后天努力，张爱玲的英文作文常常能让文科老教授们叹为观止。
图书馆是张爱玲假日里最钟情的地方了，安静的空气里飘荡油墨的香味，棕色桌子上摆一本书，一下午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快乐而安谧。
安谧而祥和的日子还是让战争搅黄了。在上海时，就让战争扰乱了一切。到了香港，战争就像甩不掉的梦魇，也跟过来。
1941年12月，日本鬼子偷偷摸摸袭击了珍珠港后，便自封为太平洋老大。既然美国那头巨象的一条腿已经瘸掉了，小小英国更不在话下，不久后日本的铁蹄也踏向香港。
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道：当战争的讯息传到女生宿舍时，一位有钱的同学第一反应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最后这位同学还是想办法借来一件黑袍子，大概是觉得黑色不会引人注意，炮弹也不会落在头上吧。这些跌穿眼镜的想法在整个女生宿舍里蔓延。既然舞会和酒会都有对应的衣服，战争如此盛大的事情没个好装束该如何是好。那个天真得有些可耻的苏雷伽，在解剖课上见了不穿衣服的尸体都要害羞。她也将自己一堆鲜亮的衣服一股脑儿塞进两只大皮箱子里，死拖硬拽下了山。在红十字会当临时看护时，她还特意换了件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去做劈柴弄火的事情，那身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
张爱玲在《烬余录》的调侃，符合她的文学风格。她就是要“榨出袍子下的那个小来”。这些“小”得很天真可爱同学们和张爱玲一起沐浴了战火。能发现这些“小”，也与张爱玲敏锐的文学神经有关系。
不过战争远没有大家想象的好玩，大家从一开始还略带着兴奋的悸动。尤其是开战的那天正是学校考试的日子，同学们甚至还庆幸这场战争来得如此及时，可接下来的时间就很难熬了。
战争中挨日子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极不舒服，还处在没完没了的抱怨里，到底还是睡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这么看，张爱玲就像一只在坚固的岩缝里躲避战火的麻雀，轰隆隆的枪炮声不断惊扰她的生活，而当恐惧成了习惯时，还有了说不出的烦躁感，最后干脆躲在潮湿角落里不露面了，抑或称之为放弃。既然跑到哪儿都有炮弹的燃烧声，莫不省些体力和思考，去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
可像张爱玲这般超脱的毕竟不多。当迫近的炮声劈泼而下时，那个声称经历过战火的艾芙琳第一个被吓得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瞬间即逝的闪光印在她扭曲痛哭的脸上，像极了某个漆黑夜里，腾然一道闪电映在吓人的脸谱上，光影长久而凝固地飘在眼前，挥之不去的恐吓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更要命的是，艾芙琳用夹杂哭腔讲出来的一些吓人的战争故事，来填充黑暗而不见光亮的时间缝隙，女生们被吓得面如死灰。待下一只炮弹燃起光时，一堆惨白的脸面面相觑，将彼此都吓得惨叫不堪，那尖锐刺耳的声波，绝对能透过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天棚，引来在附近窥探的日本飞机。
尖叫和哭泣是健康女孩子临近恐惧时的本能。吃，也是艾芙琳和女孩儿们用来减压的好办法。然可怜的食物却经不起这样折腾，很快同学们便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为了免去只靠喝水度日的尴尬，决议将食物平均开用。艾芙琳百般阻挠，还劝大家努力吃。说完，她便一个人沮丧着脸将食物塞满嘴，吃饱了，一个人躲在角落伶然地啜泣和伤叹，因此而得了便秘。
与演绎各式样恐惧的同学们比起来，炎樱很例外。她绝对是“大胆”这个词的行为艺术者，她会不犹豫地钻过枪弹轰鸣的街道，进城看那些五彩的卡通片——那是些不用动脑，只张嘴大笑的影片，回来时顺便洗了澡，对着偷偷溜进屋子来调戏她的流弹唱歌。舍监听了传来的歌声，大大震怒一番。
炮火轰隆隆的一直地响，港大终于关闭了。张爱玲和同学们无家可归，只好到防空总部报名，去当一名防空员，毕竟还有个山洞可藏身。
军用卡车颠簸着，车上晃晃荡荡的同学们紧握着扶手，向目的出发了。瞧着落满砖块混凝土的街道，张爱玲脑海中也一片凌乱，防空员究竟要做些什么？正要细想，防空警报刺耳的鸣叫响遍废墟的上空，车子猛然刹下来，大家尖叫地跳下来，缩在路边的门洞里。这大概是防空员要做的事了，张爱玲想。防空员就是和街上老百姓一起等空袭警报来后，逃进幽深的洞里，一起等到空袭警报去了，再与大家回到面目全非的街道上来。张爱玲与大家挤在黝黑的洞里向外望，门洞之外明晃晃的日光下，清冷的街道就像静止的画，那幅画里只有阳光的亮与白，却是没有什么生气的油画。电车也孤单地静立在画里面，蓄满了光。光线也折射进张爱玲躲藏的门洞里，那是一片毫无生气的光。
当飞机刺耳尖叫着扔下炸弹时，那幅画里便来了活气，是恐惧和死亡的活气。人们疯跑着钻进画里，还有人大叫着：“摸地，要摸地。”轰然一声巨响后，剩下的便是飞机发出的啸声了。飞机上的日本人，看见地面上仓皇逃窜或趴在地面、缩在角落里的小身影，会有屠杀后的快感。即便没了炸弹，也会转个弯来，炫耀地俯冲一下。那场泯灭人性的战争，已将人们余下那可怜的善抹杀得一干二净了。在一刹那，门洞也闭合了，懒得去见天上那群疯叫着的飞机。
一阵嘈杂敲打声里，门洞还被打开了，一阵尘嚣涌了进来，人群叫喊着抬进了一位青年人，身上流着血，面上还带着微笑，那是面见过死亡的证据么？几个太太和用人木着脸，看着堆在角落里的几只箱子。至于最后到底少了几只，就不得而知了。
张爱玲的《烬余录》，基本代表了她的文学观，即“人性恶”的本质。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片灰扑扑的世界，充斥着人性丑陋的内容。有些许阳光式的语言，也是“人性恶”的对立面——极少的善与之决斗的结果。且这类的善，是张爱玲感性思维和文学思想里认定的善。
在这些少许的、完全的善里，有张爱玲的老师弗朗士的身影。一个好人，一个好先生，只是没听见哨兵的口令，真实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既真实又残酷。战争啊，让所有人都怀疑起来，只为怀疑而杀人。战争让一切都混乱起来，敌人就在不远处亮着明晃晃的刺刀冲来，自己人却在生与死的极度担忧与焦躁中相互怀疑和猜忌。为了生存下来，大家像没头苍蝇般乱窜乱撞地逃生，却没有个清晰的方向。
香港城市里更是一片混乱，大家到处都在争抢食物，而政府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牛肉却放在冷库里等着烂掉。这不得不说是件滑稽的事情。战火里的张爱玲也要饿得轻飘飘地去上班，亲眼看见城市在战火里被点燃了，孤寒的西风还助燃着火势，一切人绝望般慌乱，扎进一块块漆黑的烟幕里，也许能从另一端出来，只是接受点儿呛人的烟火；也许就出不来，永远融化在无情的火堆里了。张爱玲面对战火困境时，唯一的寄托也只有文学了。在炮火里，她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光线很暗，炸弹一颗紧接一颗地落，借火光分辨一行一行的字，眼睛瞧得很痛，不知道还容不容得下自己看完。张爱玲想：“一颗炸弹落在头上，身体都没了，还要眼睛做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老牌侵略帝国英国终于凄然地向新兴侵略帝国日本妥协了。不去论两方的结果怎样，香港土地上这场战争是结束了。人们意识到能继续活下去时，内心里也涌出疯一样喜悦。那是触手可及的、真实的生存感。大家跑上街道，受着烽烟后面那轮忽隐忽现的阳光照射，既寒冷，又温暖。
张爱玲和炎樱也跑上街道，去寻找冰淇淋吃，找了几天，终于吃到了一大杯冰屑子，震得牙齿咯吱吱地响也要吃完，冰得头清醒般的疼，那或者是一种苏醒吧？是与过去的末日告别，是发着狠一样的告别。
大街上遍地的小摊，贩卖着战前留下的，或是战争里抢来的衣服和食物。不过让两人最开心的就是战后香港满街道的小吃了。这时香港的所有学校、律师行、洋行和商店还没开张。教师和律师、职员都跑到大街上卖小吃。在香港最繁华的九龙和中环街道上，不远便可瞧见一位穿得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炉旁的油锅边，炸一类小黄饼。那饼子极其的硬、泛着亮黄色。张爱玲和炎樱挑了唇膏后，便立在摊子边要了萝卜饼吃，尺来远处，就躺着穷人青紫色的尸体，肃杀的战争停下来了，可伤害远没能结束……
休战后，张爱玲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医院大多的病人是战争里碰了流弹的苦力，还有些是战争里抢人家物品，被人抓住了打伤的。一些轻的，几天也就出院了。病重要多熬些时日的，医院便给相对较轻的病人派了挑拣米的活。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毕竟天天躺在床上实在闷得慌。
实在病重的人，则是整日地躺在病床上低沉的呻吟，见医生与女护士静静在房间里穿行，病痛的目光也变得温柔了。护士换药时，病人盯着自己的伤口，看见青紫的伤生出血红的新肉来，那是极富感情地欣赏，仿佛那些伤成了自己慢慢长大的孩子。
张爱玲伫立在清冷的窗台旁向外望。傍晚，外面黯蓝的空气沉重般凝结着。屋内昏黄的吊灯迷靡地散射着，在一个病人痛苦的脸上留下黑暗的阴影，让他的五官轮廓也变得深邃起来了。他静静地呼吸着，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让张爱玲感觉他随时可能会死掉。
她拿出书来，躲在屏风后面看。她不怕值夜班，夜晚无事可做正好读书，还能享用到送来的牛奶和面包，那是白日里得不到的。夜晚唯一心烦的，是寂静的病房里不时传来的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若声音突然没有了，会让你不知所措，让你不得不逼迫自己去靠近病床，瞧清楚那张寂静的、焦黄的脸。死亡对他们来说，大概是极痛快的解脱吧？那样的话，自己也静了，别人也静了……
张爱玲刚回到椅子上，翻阅了几页书，屏风里面又传出悠长的呻吟声：“姑娘啊……姑娘啊……”有腔有调的，是一位尻骨得了蚀烂症的病人发出的。
《烬余录》说：
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
这声音极像从平静的灵魂发出的，一声接一声地呻吟，痛苦得连窗棂都微微地颤了一下，也惊醒了室内的病人，于是大家齐喊：“姑娘……”
张爱玲阴着脸走近病床前问：“要什么。”
“要水。”
“厨房没开水了。”
“唉……”
不消一会，里面又传来那悠长的痛苦：“姑娘啊……姑娘啊……”
他也许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喊一个人的名字。不管喊谁，总归要叫一下心里才舒服，他的痛才不会白痛，他非要把这毫无思想的病痛留在这世上么？非要让别人跟着揪心一下他才舒服么？这个孤单的老病人！张爱玲恨恨地想。
半夜三点，同伴都安静地睡了。张爱玲抱出“肥白的奶瓶”，沉着脸穿过病房，去厨房烧。
“姑娘啊……姑娘啊……”
张爱玲兀自向前走，没想向两边的病床看。
幽暗的厨房冰冷冰冷的，灶子上的黄铜锅在蓝色煤气的火光映衬下，闪出一丝丝奇异的亮铜色，澄净而明亮。
“姑娘啊……姑娘啊……”那恼人的、拖长的腔调又追到厨房里，白蜡烛的灯芯一闪一闪，愤怒地、焦躁地向上跳，必要烧穿屋顶，烧穿整个宿舍，让这些战争留下的痛苦都见鬼去吧！
那声音最后终于平息了，整间楼都没有一丝声音，寂静了很长很长时间，黄铜锅里的牛奶也沸溢起来，浑浊地飞溅着……
张爱玲端着热牛奶，冷着脸穿回病房。
“那人死了吧？半天没声息了。”一位病人半起身对她说。
“哦，我去找人。”
天快亮了，病人死了。护士们欢欣鼓舞，将他交给有经验的护士后，便都缩进厨房里用椰子油烤面包吃。“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烤得焦煳的面包，不吃还能做什么。学校宿舍里，大家每日做的也是“买菜、烧菜和调情”。男生常在女生床上玩扑克，玩到深夜才回去。天还没亮又悄悄摸回女生的床边，伸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透过墙便听见那边娇滴滴地叫：“不要嘛……”港大自诩是人类文明史最闪亮的地方，此刻也回到了原始蛮荒的半兽人时代。宿舍里充斥着人类简单生存和繁衍下一代的游戏。
为了无聊而吃，为了无聊而调情，为了无聊而结婚……很简单地重复，几经辛苦积攒下来的文明，也化成天空上偶尔掉下来的雪片，还没等落地便没了踪迹。
还好能有些课听，张爱玲凑到冰冷的窗前，看着外面阴灰色的天沉思一下：教的是日语，或许日本兵进来了，说点儿日语能救一下自己的小命。
同学们大概都这么想的，听课时教室里黑压压挤成一片。这是一个会讲些冷笑话的年轻俄国女教师。那个女人喜欢用日语问学生的年纪，学生一时语塞，她便会猜着问：“十八？十九？不许说英文，只许用日文。”
这真是一门很诙谐的课，刚刚日本人还向自己扔炸弹，现在居然要学他们说的话，兴许政府也是担心同学们安危吧。不过学点儿简单日常用语和对白就够了，谁去深究它呢。没几日，教室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大多数继续去过简单的生存、不用思想的生活了。
张爱玲是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儿，以至于“课堂学生少得已经不成样子”时，她也一直在听。因听课的学生太少，俄国女教师赌气不来了，又换另外一位俄国老先生。这位日语老师对张爱玲的画很感兴趣，拿出五港元，欲买下炎樱的肖像画。
张爱玲与炎樱听了十分为难。“五元，只买画，不要相框。”俄国老先生极诚恳地想促成这笔生意。
这幅画的确是张爱玲最喜欢的，连她自己看了都觉得是出于别手，极不像自己能画出来的。大概以后也不会画出这么好的画了！盯着这蓝与红相间、近似完美的色调时张爱玲心想：此时能画出来，兴许彼时就画不出来了，大概算绝笔。这也应了那句老话：“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想去做什么，就要立即去做，立即去做兴许都来不及。
张爱玲所言——“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这是她对战争前与战争后生存境遇和人性对比的结果。港大的学习经历也是她人生最丰富的历练。当大学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后，那短暂的希冀与欢快也在瞬间化成了漫天的炮灰，之后张爱玲便要接受生与死的体验，在她看来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人生经历。对此张爱玲是有思索的，即“短暂的快乐终究要被更大的破坏与颠覆所替代”。当然这个思索无疑是感性的、文学性的。她没有从深层次去探究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如果从张爱玲的专业及女性视角观察世界，有这样想法是必然的，毕竟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政治理论家。不过这句话后来不仅成为张爱玲文学的坐标，也成为她人生的指南。我们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就能够发现，她始终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