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我与《野草》的研究之缘

一、《野草》研究：成就与问题

《野草》问世，已九十年^[1]，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在鲁迅的写作中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中，也堪称另类而幽深的文本，蕴藏着最尖端的文学体验和书写。也许正因为此，《野草》虽是鲁迅于寂寞中写成，问世后却并不是一个寂寞的文本，九十年来一直受到关注，形成了颇为厚重的《野草》研究史。

1924年9月，鲁迅开始写《野草》，是年底在《语丝》陆续发表。最早的反响来自许广平，许、鲁通信始于1925年3月，在15日的第三封信中，围绕鲁迅提及的“将来”话题，许广平就引刚刚刊登在《语丝》上的《过客》，谈了自己的见解。^[2]1925年3月底，章衣萍发表《古庙杂谈（五）》，提到鲁迅自己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3]，这篇最早公开发表的有关《野草》的文章，透露了《野草》的重要信息。

鲁迅生前的《野草》研究，大多属于即时性评论，具有零散、感性、印象式的特点，因与研究对象处于同时代，多采取平视的视角，虽不免有来自意识形态眼光的审视，但基本还能各抒己见。鲁迅逝世后，在盖棺定论意识的支配下，《野草》评述出现概括性、总结性的倾向，并渐渐被纳入历史分析之中，在论述分量明显加重的同时，意识形态的争夺也开始隐现其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鲁迅历史地位的确定，《野草》虽然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但也获得了更多关注，50年代的代表作是卫俊秀先生的专著《鲁迅〈野草〉探索》（泥土社1954年版）和冯雪峰先生的论文《论〈野草〉》（《文艺报》，1955年第19、20期），前者是对《野草》的逐篇解析，后者是对《野草》的思想与艺术的综合研究，在内容上对作品进行了分类；60年代有王瑶先生的文章《论鲁迅的〈野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5月）和李何林先生的专著《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1975年版），或是思想与艺术的综合研究，或是具体篇章的解析，研究格局基本延续了上个十年的状态。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虽潜伏有研究者个人的阅读感受，但在政治一体化的语境下，基于意识形态的阐释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70年代末，许杰先生发表《野草》研究系列论文，试图对《野草》思想、艺术和具体篇章进行新的解读，虽然整体格局未见突破，但体现了“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语境下新的研究意向。

80年代，《野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出现大幅度的拓展。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此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一次对《野草》展开全方位研究，对每一专题的讨论都本着严肃的治学态度爬梳相关资料，在严谨的历史视野中将相关论题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80年代的《野草》研究专著还有许杰先生70年代末系列论文结集出版的《〈野草〉诠释》（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闵抗生先生的《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吉鹏先生的《〈野草〉论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肖新如先生的《〈野草〉论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显示了拓展研究空间的努力。钱理群先生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虽不是《野草》的专题研究，但以《野草》为切入点，以之作为把握鲁迅独特精神世界的线索和结构框架，实际上是将《野草》作为鲁迅最具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来印证其主体精神结构，从而反过来加深了对《野草》的理解。在80年代文化热语境中，《野草》的文化意义开始受到关注，《野草》的象征主义手法、《野草》与异域文化的联系等成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学角度进入《野草》也渐成风尚。90年代，《野草》研究在80年代的论题下进一步延伸，研究格局也有所拓展，汪晖先生在《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将《野草》作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去把握，在存在的焦虑、死亡、荒谬、选择、反抗、罪感、超越等议题中全面把握鲁迅人生哲学的内在脉络，并探讨了《野草》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徐麟先生在《鲁迅中期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将《野草》放在对鲁迅中期思想的整体考察中，深入揭示鲁迅由启蒙主义危机到《野草》“虚妄主义”的内在精神线索。解志熙先生的《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在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背景下来考察《野草》，围绕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对《野草》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细致辨析（徐、解二著出书较迟，实际写作时间要早）。王乾坤先生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最后一章“盛满黑暗的光明——读《野草》”，进一步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野草》，避开以前经验主义的阐释模式，由哲学形而上学直接切入，对《野草》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精彩的哲学提升。随着文化研究视野的展开，《野草》与异域文化及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90年代《野草》研究的关注点，闵抗生先生的《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野草》与异域文本比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沉潜于文本之间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细节。《野草》与基督教、佛教的关系，也开始有论文涉及。

随着90年代以来文学环境的变化，鲁迅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在人文研究中的比重在降低，但新世纪初年，《野草》研究却形成了一个热点，论文发表和著作的出版，都呈现上升趋势。新世纪初年，对《野草》的索隐式“形而下”解读——以《野草》为鲁迅“难于直说”的潜在性心理的文本表现——曾在媚俗化和媒体化的人文学术语境中不胫而走，引起广泛关注，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研究热点。《野草》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也与高校学术体制中科研量化要求有关，《野草》与各种西方理论话语如心理分析、存在主义、无意识理论、死亡意识、原罪意识、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叙事学、现象学、现代伦理、后殖民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成为论文的选题，看到如此天花乱坠的研究局面，不禁让人一唱三叹，既叹服研究者的苦心孤诣，又感叹学术大军的无孔不入。新世纪《野草》研究中不乏严肃之作，孙玉石先生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2011年版）是其早期著作《〈野草〉研究》在新的研究语境下的修订性延续，试图加入在“哲学”方面的进一步思考；钱理群先生在《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的第八讲中，结合鲁迅的个性特质与思维方式，对《野草》中的“哲学”进行了富有心得的阐释；张闳先生的专著《黑暗中的声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试图避开实证的研究方式，将《野草》作为诗学文本，通过文化阐释揭示其诗性内涵；吴康先生在专著《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列专章通过对《野草》“绝望”生存情境的现象学分析，将个人的存在之思与民族的整体生存联系起来；李玉明先生的《“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文本解读展现《野草》的精神—心理结构，揭示鲁迅的主体心灵世界中有关原罪、死亡、历史、现实性、怀疑等意识特征。在写这篇代前言时，我刚了解到，英年早逝的诗人张枣也对《野草》情有独钟，曾在中央民族大学讲授《野草》，讲稿收入遗著《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虽未及拜读，但听闻诗人有言，“《野草》而非《尝试集》才是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源头”，此一判断已经令人神往，据说他准备专门写一本《〈野草〉考义》，然天不惜才，《野草》失一知音。

80年代以来，海外《野草》研究成果也纷纷译介到国内，〔日〕竹内好在《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后又由李冬木先生翻译，收入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对《野草》中的矛盾运动作过感性的描述。〔美〕李欧梵的《铁屋子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中，细致分析了《野草》情思与形式的构成。〔日〕木山英雄《〈野草〉解读》（赵京华译，连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3期，后又收进《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作为第一章“《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试图在《野草》中探寻感性的诗与哲学的逻辑相结合的主体构建的努力。〔日〕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李冬木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日〕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野草》诸篇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海外研究在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综观堪称悠久的《野草》研究史，一方面，研究成果丰硕，积累深厚，另一方面，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949年以后的《野草》研究上，一是作为研究基本要求的客观性不够，二是与此相关，对《野草》作为研究对象的本体性关注不够。国内《野草》研究，大致显现出客观实证式研究和主观阐释性研究两个研究路向，当然这只是研究态度的区分，更多情况下是二者混合不分。如五六十年代冯雪峰和王瑶的主观阐释性研究，试图在不违反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对其主题意蕴进行“科学”界定和评价，不免在个人感悟与意识形态要求中间勉为其难地寻求所谓“客观”。卫俊秀和李何林的“探索”和“注解”，则是希望通过注解式实证解读，为《野草》的阅读消除障碍。80年代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是实证研究的代表作，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取时代背景分析、文本互证、思想互证的方法寻找研究的客观性。实证式研究虽提供了起码的材料的客观性，但最后仍然需要落实在政治社会学的意识形态阐释体系中。80年代以来，主观阐释性研究在《野草》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文本比较在选题上决定了要以实证为基础，但文化比较、思想分析、哲学阐释、诗学解读等等，皆是主观研究的用武之地，《野草》的诗意特性，更助长了在“诗无达诂”意念下阐释的自由。不必说在“实证”外衣下媚俗的形而下索隐，也不必说“某某视野下的……”的《野草》加流行理论的功利学术操作，很多本着严肃态度的研究，广泛存在对研究的客观性尊重不够的问题。80年代以来的存在主义阐释，往往先验地从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在《野草》中寻找相似的主题观念，再以这些基本命题为框架，比附性地建构《野草》的“哲学”，经过这种处理，《野草》成了存在主义哲学，或者鲁迅成为与西方哲人比肩的哲学大师，但《野草》本身却无形中丢失了。更多的思想阐释、诗学解读和文化比较研究，常常随意将《野草》拆散开来，随机地撒入漫无涯际的中西文化、思想及鲁迅思想与文学世界，以相互参证、相互说明的方式来言说对《野草》的想象，而无视《野草》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存在，在这样宏观而自由的阐释中，我们看到的是研究者的块垒与才情，却看不到《野草》。

或谓人文研究即为阐释，本无客观，而我认为，虽人文科学的客观性不及自然科学有明确标准，但既为“科学”，即使“诗无达诂”，研究者也不可首先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或称之“真理意欲”），不然，一个本来就不相信任何客观标准的人文研究，与魔方游戏何异？或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莎士比亚”，然“一千个”解读中，肯定有更适于“莎士比亚”的解读。对于鲁迅作品的解读，不好动不动就以接受美学来说事，一个劣质手机可以不问设计者，但苹果手机会让你想到乔布斯，鲁迅作品的解读，因其后有鲁迅研究，其客观性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客观性问题，与本体性关注相关，之所以说“本体性关注”，而不说“本体”，是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一说“本体”，即成笑话，何况面对的是《野草》。但是，我们慎言“本体”，并非在研究中主动放弃对研究对象的“本体性关注”，研究者的态度，决定着研究的结果，如果持有起码的“本体性关注”，我们在研究《野草》时，就会尊重作为研究对象的《野草》的最起码的客观性，倘若首先放弃这一客观性追求与本体性意向，《野草》就会成为研究者随手拈来的言说材料。因此，与《野草》研究中大量主观阐释性研究相比，以孙玉石先生《〈野草〉研究》为代表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本体性研究，是弥足珍贵并值得发扬的。

然而，实证研究的本体性指向，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证研究的《野草》文本阐释，往往采取思想互证与文本互证法，结合写作背景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并与鲁迅其他文本进行比照，这一研究方法在扎实的资料铺陈后，却无法顺利抵达对《野草》内涵的客观阐释。一是如前所述，严谨的资料整理最后还是落实在政治社会学的阐释体系中，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二是实证研究的文本互证与思想互证法，在呈现《野草》中的鲁迅（思想）时——往往从鲁迅思想研究出发来反观《野草》，却不能呈现作为本体性研究对象的《野草》整体。尤其是将《野草》理解为单篇文章的结集的做法，使得对《野草》内容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将作品进行分类化处理^[4]，经过内容的分类化处理，《野草》的整体就被分解了。诗学意义上的象征阐释，也是将《野草》意象与外在思想材料直接对应，《野草》意象纷纭的艺术世界的整体没有得到充分的呵护。

既然以实证为基础的本体性研究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研究方向，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以为，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理解本体性研究所指向的客观性。这一客观性，不仅仅停留于思想互证与文本互证的实证研究层面，还应进一步指向作为本体性研究对象的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野草》整体，因而，《野草》研究的客观性，不仅仅在于背景材料与文本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更在于对《野草》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整体把握，而其基础，则是对走进《野草》前的鲁迅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深入了解。

二、从“个人”研究到《野草》研究

我与《野草》研究的结缘源于十多年前博士论文的写作。当时钱理群先生希望我对鲁迅文本中的思想关键词进行梳理研究，于是我选择了鲁迅的三个关键观念——“个人”“国民性”和“革命”，但在写作过程中，却经历了一个节节败退的过程，先是放弃后两个，只剩下“个人”，而最后剩下的，就只有“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了。只做“个人”，除了原来的计划远远超过博士论文的分量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到，“个人”观念处于鲁迅现代意识的核心，也一直被认为是鲁迅思想之现代性的标志，对它的专门考察有利于厘清鲁迅及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些核心问题。人们都在说个性主义是鲁迅思想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内核，但是，“个人”在鲁迅那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观念？他究竟是如何言说、表达“个人”的？这需要首先以其文本为基础，进入到具体言说环境及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最基本的梳理工作，还原其“个人”言说的演变过程及其确定内涵，形成一个基本的界定。这其实是鲁迅思想研究绕不开的一个基础工作，也正是钱先生让我做思想关键词梳理的初衷所在。钟情于“个人”，还有一个自己更内在的问题意识，鲁迅思想意识的形成，面对的是共同的中国近代危机，如果说鲁迅的现代意识以“个人”为核心，那么，其所“拿来”的“个人”能否解决其所面对的问题？鲁迅将近代危机的本质，归结为国人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人的精神的现代转型，则无论“兴业振兵”“黄金黑铁”，还是“国会立宪”，都只是“现象之末”，难及现代文明的本质，况且连倡导者也往往“假是空名，遂其私欲”。在鲁迅眼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在于，曾有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人们沉溺于一己生存的挣扎中，呈现出普遍的精神委顿状态：“元气黯浊，性如沉汘，或灵明已亏，沉溺嗜欲”^[5]；“营营于治生，活身是图，不恤污下”^[6]；“劳劳独躯壳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7]；“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8]。这样的精神状态，是无法构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精神基础的。因而，鲁迅终其一生的文学事业，就是以文学激活国人的精神。但是，其早期“拿来”并提炼的现代“个人”，能解决这一精神委顿的问题吗？

带着这些问题意识，我首先进入对鲁迅日本时期五篇文言论文的梳理，这些青年鲁迅最早的思想材料，也是其“个人”观念最集中的表述。五篇论文从对“人类进化”之“超越群动”的“人类之能”的发现，到对西方科学发展史背后“神思”与“理想”精神源头的强调，到对作为19世纪物质文明之反动的“新神思宗”的大力引介，再到对“摩罗诗力”的疾呼，直至对喧嚣“恶声”的批判和对“白心”的冀盼，通过详细梳理，鲁迅早期论文中“个人”观念的内涵有了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基本界定。

梳理告一段落后，接着要进行的是三个路向的考察：一是考察鲁迅“个人”观念的思想渊源。鲁迅的“个人”言述有两个特点，一、其“个人”是从西方“拿来”的“异域新宗”，从对“个人”的介绍和描述看，其资源主要来自德国思想家或德国文化圈内的思想家，如施蒂纳、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易卜生。二、鲁迅对“个人”的转述，更多的是运用了本土传统符号资源。这两个事实提醒我们，鲁迅对“个人”话语的接受，涉及跨文化、跨语际传播的复杂关系，不是简化而是深入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才是考察鲁迅“个人”观念的应有态度。通过对作为“个人”内涵的“精神”观念的思想史考察，我试图揭示，庄子精神哲学和儒家心学的历史融合，构成了鲁迅现代自我认同的思想基础；通过对中、德传统思想结构的文化比较，我试图进一步揭示，中、德思想传统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鲁迅对德国“个人主义”的择取，鲁迅是通过中国的“自我”，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二是把鲁迅的“个人”放回到中国近代“个人”言说的具体语境中，与同时期的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及章太炎的“个人”观念进行比较，以探讨其间的异同、传承及鲁迅“个人”观念在近代“个人”话语中的位置。鲁迅与章太炎之间，存在着非影响层面的深层意识上的联系，这些与“个人”观念相关的深层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现代以来思想史分野的意识源头。三是以鲁迅的“个人”观念能否有效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为追问线索，将“个人”观念放入中西自我意识及个人观念的比较语境中，揭示其“个人”观念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穷尽早期论文中“个人”观念的问题后，接着要做的，是探讨鲁迅回国后至1927年“个人”观念的内在调校及演变的心路历程。由于缺少言说“个人”观念的集中文本，我采取了文本分析和生存论描述相结合的方法。正是这一研究，成为我后来《野草》研究的一个过渡。

首先要提到的，是在梳理鲁迅20年代中期的精神状况时，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现，成为我的《野草》研究的起点。在对从“五四”退潮到《野草》写作的这一过程的考察中，我发现1923年对于鲁迅是尚未被发现的特殊一年，首先，这一年他几乎陷入沉默，而且，该年潜藏于前后两个写作高峰之间——之前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呐喊》及杂感写作，之后是《彷徨》《野草》及终其一生的杂文写作，像一个小小的黑洞一样，不易为人发现。也正是在这一年的7月，发生了对于鲁迅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两件事：一是7月19日周氏兄弟突然失和；二是四天后鲁迅接到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的聘书。两件事看似近乎家常琐事，但对于鲁迅却不可等闲视之，兄弟失和，让他的人生在家道中落、婚姻不幸、《新青年》解体——鲁迅启蒙人生的第二次挫折——后雪上加霜，几乎让此前人生的意义寄托全盘落空，也正是失和后的搬家，让鲁迅这一年卷入看房、买房、装修的繁琐事务中，并大病一场；后者，则意味着许广平的到来。如果说前者让鲁迅上半段人生告一段落，那么，许广平的到来则开启了鲁迅后半段人生的大门，鲁迅势必要重燃生命，开辟新的人生意义。这些当然是后话。

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年的沉默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时期弃医从文后，其文学计划遭遇一系列挫折，回国后陷入十年的“隐默”，S会馆的沉默六年使这种“隐默”达到顶点。经过《呐喊·自序》对这一时期神秘而恐怖的记叙，又通过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充满幽玄魅力的描述，这一时期的沉默与绝望，已被充分放大。受竹氏阐释的影响，中、日学者大多认同将这六年的沉默，视为鲁迅文学的起点，文学家鲁迅由此诞生。然而问题是，如果说打破S会馆的沉默后鲁迅已经走了出来，那么该怎样理解“呐喊”后写作中的欲言又止？又怎样理解1923年的第二次沉默？通过对1923年及其前后的详细考察，我近乎直觉地意识到，S会馆的绝望，并没有完全终止，1923年的沉默，正是鲁迅之绝望第二次爆发的标志。在1923年的前夜（1922年12月3日深夜），鲁迅写下了《呐喊·自序》，这篇名文第一次透露了其人生的轨迹，在第二次绝望时期回顾第一次绝望，成为糅合叠印两次绝望的奇妙文本，对第一次绝望的言述，正是对第二次绝望的佐证。

如果鲁迅存在以1923年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那么，我们以前对鲁迅生平、思想与文学的评价就要重新考虑。正是以1923年为界，在前段人生的意义寄托几乎虚空后，鲁迅开始了此后的人生，在个人生活上做出了抉择，并开始公开以个人身份展开文坛的论争，杂文写作愈来愈多；南下厦门、广州和上海，在现实政治上也做出了选择。可以说，鲁迅人生与文学的真正成型，是在第二次绝望之后。

记得钱先生在写导师评语时，充分肯定了对1923年的发现的意义，认为这不仅对于理解鲁迅生平，而且对于重新理解鲁迅思想与文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一鼓励是莫大的鞭策，在论文写作中，我也将1923年的发现与对《野草》阶段“个人”观念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与第一次绝望拖了六年甚至十年不同，这一次沉默只有一年，1924年2月，鲁迅开始写《彷徨》，一下就写了三篇，同年9月，又开始《野草》的写作。《彷徨》是“为自己”的作品，是作者“梦魇意识”的表达，通过小说叙事，鲁迅写出了自我人生最坏的可能性，同时开始向悲剧人生告别。而《野草》则进入其内心的最深层，将绝望中积重难返的内在矛盾展示出来，层层打开，并将之推向无可退避的绝境，终于在悖论的漩涡中超越而出，重新发现自我与生存的意义。《野草》对于鲁迅，不是单篇文章的结集，而是一个不可逆的时间过程，一次冲决第二次绝望的生命行动。

在对鲁迅1923年的绝望与其《野草》写作之间的关系有了基本的判断之后，对20年代中期鲁迅“个人”观念的梳理，自然要进入对《野草》文本的具体分析。在这一部分中，通过对《野草》具体文本的梳理，我探讨了鲁迅日本时期的“个人”观念，经过两次绝望，在《野草》中通过自我怀疑、自我挣扎、自我调整与自我超越的复杂心路历程，而得到新的见证与确认。最后说明，《野草》的绝地转换，使鲁迅摆脱了自我危机，获得了新生，以坚实从容的步伐重新跨入现实。鲁迅终于以自我超越的方式走出了其“个人”观念的自足性，并在其后期的现实生存中践履了真正的“个人”。这是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我的《野草》研究的一个开始。

毕业后来苏州大学任教，离开学术中心北京，虽不免有些难舍，但远离潮流中心也未必是坏事，既然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来自个人的“苦心孤诣”与“头脑风暴”，在安逸的江南，大概也可将未竟的后期“个人”“国民性”和“革命”潜心继续下去。我也曾在科研量化要求的驱使下，拿“鲁迅文本中的‘个人’‘国民性’与‘革命’”课题去申报国家课题，四次入围但无果而终。同时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激情，也正在冷却，原有的问题意识，因无同道，也渐渐消散于繁华风景与生活的汪洋大海中。虽在本科生与研究生中都开了鲁迅研究课，但自知如果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讨论艰涩繁琐的观念性问题，无异“自绝于人民”。2006年，未能免俗，为应对职称评审将博士论文付梓出版，同时内心也不无希望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得到一点非人为的反响。出版以后，学术界的反响也近乎无有，曾经苦心孤诣的思考也就基本中止了它的使命，没能有效参与到近十年来中国人文思想的反思，被束之高阁成了它的命运。

不知不觉，我的鲁迅研究与教学转向了偏于文学性的小说与《野草》，被迫离开以前沉潜的理性思考，感性的潜能却得到发挥，在鲁迅课上，讲的大多是鲁迅的文学作品，注重文本细读，于老师和学生两利，效果也好。近年发表的文章，也渐渐集中于小说与《野草》研究。这也有现实的考虑，既无言论环境，资料也不占优势，只有调动自身的积累——体验与感性，而且是绝不会重复的。

虽然没有开《野草》专题课，但在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鲁迅研究课上，我都会讲到《野草》，本来担心这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晦涩的文本会难倒学生，也担心这充满灵魂挣扎与裂变的文本会让善于逃避痛苦的新世纪学生望而却步，因而每每放在最后才谨慎出之，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对《野草》的讲述反应颇好，我也由此更加意识到《野草》作为生命文本的魅力所在。我讲《野草》，首先要求学生“清空”以前有关鲁迅的惯性认知，以自己的感知与这个具有生命内涵的文本去对话，“激活”对象与自我，同时，又适时地将自己对《野草》的整体把握传授给学生。课堂给了我难得的专心思考的时间，有些观点就是在课堂上慢慢积累形成的。

三、研究过程与问题意识

2004年，我开始《野草》研究的第一篇论文《〈野草〉的“诗心”》的写作，这篇概论性的文章将整体判断表达出来，但迟至2010年才得以发表。2006年我到日本福井大学任教，课程不多，闲暇寂寞。福井濒临日本海，人口不多，街道窄小，在海风中安静整洁，每天降临的一阵微风细雨，将街道洗刷得很干净，街上偶尔见到的，是身着校服匆匆上学、放学的中小学生，也都玲珑可爱。从住所往返学校的路上，每个路口总是传来提醒行人过路的警报声，设计成两个音色交替鸣出，让人想起“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在这样的寂寞与寂静中，开始写“《野草》与佛教”。在暑假的旷日长闲中，突然感到要充分利用这难得的闲暇时光，于是有了写一本专书的计划，开始对《野草》具体篇章进行细读，这样每天都有一两个小时沉浸于《野草》文本的赏玩之中，竟然也其乐无穷。这样“不假外求”“中得心源”的写作，进行得颇为顺利，不觉已成规模。回国后就将已成稿件申请了国家后期项目。2010年有缘赴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学校坐落于山麓，外双溪的河水顺山而下，宿舍在山腰，每天拾级而上，潺潺溪水声夹带四月花香缓缓而来。东吴大学有全台设备最好的学校音乐厅，每周都有音乐会，常有大师莅临，听音乐会也就成为一大享受。不知是否与这音乐氛围有关，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野草》与交响乐曲式”的写作。去年下半年，我感到应该将后期项目做一个了结，同时开始“意象的线条与色彩：《野草》视觉意识与艺术现代性”与“在东、西‘虚无’之间——《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梦十夜》的深度比较”的写作。

如前所述，“1923年的鲁迅”本来是《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的一节，在这里列为本书的第一章，作为我走进《野草》世界的起点与必由之路，本书对《野草》整体世界的判断，就是基于以1923年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的发现。“《野草》的‘诗心’”作为《野草》研究正式写作的第一篇，提出了“《野草》整体研究”的思路。鉴于以往《野草》研究的主观化、空泛化和内容分类化，我提出了《野草》研究的客观化和整体化，并将这一客观化建立在对《野草》整体性认知的基础上，故在文章中强调：

《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20年代中期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致命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与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厌弃、哀伤、绝望、挣扎、解脱、欢欣等等组成的悲欣交集的心理世界，又是一个由矛盾、终极悖论、反思、怀疑、解剖、追问、顿悟等等组成的极为沉潜的情思世界，还有它独特的语言与形式的世界，它不是抒情诗，也不是哲学，而是由情、思、言、行、形等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的和艺术的总体。

作为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绝望的生命行为，《野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单篇的合集，而是一个整体，《野草》中，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

因此，《野草》研究的客观性，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材料的搜集和互证，而应建立在更高的实证的基础上：

作为研究对象，《野草》自有它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不仅是来自本事或文本的实证、索引或意象阐释，也不仅是来自文本与外在社会环境的联系，以及《野草》文本与作者其他文本的联系，更是存在于鲁迅走进《野草》时的生命状态，尤其是《野草》自身的精神系统和文本系统中，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同情鲁迅当时的生命状态，并把握了作为整体的《野草》的精神系统和文本系统，具体的阐释才具备客观的背景和坐标。

这个更高的实证，看似主观，其实客观，它基于：一、对鲁迅走进《野草》前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准确把握；二、对《野草》自成系统的文本世界的准确把握。一是生平，二是文本，都是客观对象，但又不停留于纯粹经验性的实证，而是经过整体把握，上升到更高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主观性的“诗”，也成了客观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客观追问的对象。

所以，我将看似极为主观的“诗心”，作为《野草》研究客观性追问的对象和终点，这一“诗心”，是作为“诗”的《野草》的内核，它起于实证，但最后必须进入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野草》整体，在这一整体中精确把握其“诗”与“思”的内核。与《野草》“诗心”对话，严谨的考证、精密的推理、丰富的体验、深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文字感悟、宽博的艺术修养，都缺一不可。

本着这个思路，我从1923年出发，首先分析、揭示鲁迅走进《野草》前的一个主要精神状态——“自厌与自虐”，并将其印证于《野草》及其同时期的作品中，“自厌与自虐”正来自于自我的矛盾与分裂；接着，以“矛盾的漩涡”作为由文本呈现的主要精神现象，将矛盾的积重难返作为“第二次绝望”的症结，对《野草》的矛盾世界及其内核进行分析；再以解决“矛盾”、冲决绝望作为动机，将《野草》写作作为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展示其“向死——生与死——新生”的“生命的追问”的整体过程；在呈现整体的《野草》后，再集中提炼《野草》“哲学”的形成及其内核——就在《希望》一文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中：

最后的“虚妄”，绝不是又一次对绝望的否定，而应视作对前面整个的“希望——虚妄——绝望”循环逻辑的全盘否定。否定之后，什么最终留了下来？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而是行动本身！是反抗本身！……这样的反抗，不再需要任何前提，它以自身为目的，以自身为意义，是一种为反抗而反抗的反抗。

最后，我将《野草》放在中国艰难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揭示：《野草》作为以文学主动参与历史的“鲁迅文学”的最深刻代表作，在艰难现代转型中所承担与获得的，也只能是丰富的痛苦，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中国现代转型之痛苦的“肉身性”显现者与承担者，那么《野草》，通过鲁迅，也成为中国艰难现代转型最痛苦的“肉身”。

在《〈野草〉的“诗心”》后，以此为总体构图，本书第三章“探寻‘诗心’的踪迹”进入对具体篇章的解读，编排方式自然不再采取先入为主的内容分类法，而是通过文本细读，具体展现《野草》生命追问的历时性过程；对具体篇章的解读，不是单纯的文本细读，而是始终将它们作为这一整体过程的具体环节，详细展示作为行动的《野草》的具体历程，并揭示内蕴的艺术匠心。本书不是将《秋夜》当作《野草》的第一篇，而是将其解读为作者无意间为《野草》作的“序”，因为《秋夜》在文本结构、氛围构成与转换、主题显现甚至结尾处理上，都与整个《野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浓缩了整个《野草》的精神与艺术的构成。《影的告别》到《过客》是第一部分——走向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匆忙向“坟”奔去的“过客”，突然给出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老丈，走过那坟地之后呢？”这一突兀的提问，顿时否定、超越了第一部分求死的意向。从《死火》到《死后》的七篇，是第二部分。七篇都是以“我梦见”开头，执著地追问，沉入梦境之中，开始了更深沉的求索。“死火”已死，被“朋友”的“温热”唤醒，又面临两个选择：冻灭和烧完，但它选择了“烧完”——一种生存的死亡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过客》中向“坟”奔去的“过客”，已来到《墓碣文》中，面临自己的墓碑和尸体，直抵死亡的追问却最终发现，所谓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本味”永无由知！这无异是对从《野草》开始的本质追问的全盘否决。像噩梦惊醒般的，《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女人已经“颓败”的身躯，在绝望后第一次出现了生的“颤动”，在天人共振中，此前所有的矛盾，在此汇集并得到重新整合，并形成《野草》矛盾漩涡中的一个最深最大的漩涡，像被反作用力突然上抛一样，《野草》主体就此超越了此前矛盾的纠缠。此后，《野草》转入从《这样的战士》到《一觉》的第三部分，超脱生死难题的生存，开始渐渐成为《野草》的最强音，并最终凝定为《一觉》中的“野蓟”和《题辞》中的“野草”。

《野草》终于完成了自我超越与自我解脱的过程，其超越与解脱智慧的精神资源究竟源于何处呢？时人谈《野草》“哲学”，多喜将其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相比附，不仅不能呈现《野草》“哲学”自身，于《野草》的精神资源问题似更有隔。鲁迅与本土文化的渊源关系，已引起学界关注，鲁迅与佛教的联系，亦不时有专门研究出现，但如仅限于观念层面的比较，于此一大题目，究竟语焉不详。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分明存在，但除了片言只字，又近乎无迹可求，其实，《野草》是最能见出鲁迅与佛教之关系的文本。本书第四章“《野草》与佛教”，就从寻找《野草》解脱智慧之精神资源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通过对鲁迅与佛教之因缘关系，《野草》文本中所见佛教影响的“雪泥鸿爪”，《野草》精神危机、解脱之道与佛教的联系等的深入梳理，我试图说明《野草》的解脱智慧与佛教的深层精神联系，S会馆苦心孤诣佛经的体验，融入了十年后《野草》的写作，二者之神会处，根源于东方人共同的文化蕴藏，在苦难与解脱的人生要害处，智者的慧根终于不谋而合。《野草》与佛教的关系，最深层处当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层面，故本章最后一节“《野草》否定性语法与佛教论理逻辑之关系”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迹可求的问题：《野草》无穷否定的另类表达方式，来自怎样的精神状态？背后又有何种无意识层面的思维习惯？有何传统渊源？这是讨论鲁迅与传统联系的深层问题。佛教浩大无边，为了进入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对佛教否定性的论理逻辑做一专门研究，并至少能总结出佛教论理逻辑的特点及其主要表现方式，因此，本书对佛教惯用的否定性遮诠法的论理逻辑及其表达模式进行分析，归纳出双边否定、空空逻辑、即非逻辑和著名的中观派“四句论式”的否定论式，然后对应《野草》的否定性“语法”，若合符节。最后说明：《野草》与佛教，在论理逻辑和思维方式上，杳然相通。无迹可求的所谓《野草》的艺术魅力，亦当在此处寻找。

《野草》是生存的历险，也是语言的历险。第五章“《野草》的晦涩与节奏”，进入《野草》超越常规的语言表达层面，探讨其“晦涩”的成因。“晦涩”见于语言表达层面，根源则在于表达动机，《野草》的“晦涩”，不仅是“言不尽意”，而且也是“有意为之”，说还是不说？说那不可说的，都成为“晦涩”的或一动机。节奏感是《野草》语言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本章讨论了《野草》语言节奏的表现方式，并进一步穿过语言层面，进入其复杂的主题意蕴，分析了《野草》节奏感的更深层的来源——“意蕴节奏”，及其丰富的表现方式。第六章“《野草》与交响乐曲式”，则是进一步将《野草》复杂主题的构成与运动，与富有空间感的时间艺术——西方交响乐曲式进行比照，在主题结构及其运动方式上，《野草》与西方交响乐曲式异曲同工，可见《野草》的精神深度与艺术匠心，这看似“牛头”对“马嘴”的比照，是试图从一个别样的视角，展现《野草》空前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构成，及其叹为观止的精神运动方式。如果没有对《野草》整体的发现与把握，我们就难以发现其与交响乐曲式比照的可能性。第七章“意象的线条与色彩：《野草》视角艺术与艺术现代性”，当然是在《野草》“诗心”之视角艺术层面的探讨，鲁迅与美术，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的关心除了展示《野草》中所呈现的由线条与色彩构成的非凡视角艺术，还试图探讨此一问题：鲁迅超前、脱俗的视角艺术感悟力与表现力的根源何在？鲁迅视角艺术的现代性，时人多有高评，或聚焦于现实，或聚焦于有力，或聚焦于颓废，或聚焦于唯美。我想表达的是，鲁迅视角艺术的现代性，来自其主体精神的分裂，及其对精神分裂的自觉，他所欣赏的珂勒惠支、蒙克、梅斐尔德、麦绥莱勒、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等等，无一不是因精神的丰富而展现了内在的分裂与张力，传达出直逼人心的精神强力。在现代只有一个世界的语境中，没有精神的分裂，就不足以显示精神，《野草》的精神空间及其流动，就来自于精神的分裂，没有精神的分裂，也就没有《野草》。以这样的视角来看《野草》的视角艺术，不仅可以揭示《野草》非凡视角艺术才华的精神来源，而且有助于理解鲁迅整个艺术世界的精神奥秘。

如果以“散文诗”为核心，讨论《野草》的生成与异域的养料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野草》的周围，有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夏目漱石的《梦十夜》，从“散文诗”角度探讨《野草》与这些异域文本之间的影响和生成关系，自然是《野草》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研究界前辈与同仁也已经做出诸多杰出的研究。第八章“在东、西‘虚无’之间：《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梦十夜》的深度比较”，选取《梦十夜》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为比较对象，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入文本背后的文化意识，在揭示其可能性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两个文本之间内在文化意识上的求同与存异之处。尼采，是20世纪西方虚无主义的揭幕者；夏目漱石，是明治维新后最先体察新文明之虚无的日本人；而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最能直面虚无并抗击虚无的人。《野草》《梦十夜》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是直面“虚无”的文本。“虚无”，处于文明的最深层，面对“虚无”的写作，是最具有文化底色的文本。本章围绕“虚无”这个核心问题，在揭示三个文本之间可能性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入深层文化比较层面，探讨三个文本面对“虚无”这一终极问题时不同的应对方式、体验方式和超越方式，在此基础上凸显《野草》在东、西“虚无”之间深厚的本土色彩及其卓越的跨文化努力。在本论题结束后，我加上了一个比较长的“续论：鲁迅与尼采”，试图进一步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作为东、西方转型的标志性人物，鲁迅与尼采相遇的背后，有着东、西文明碰撞及各自转型的复杂背景。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两大文明的碰撞，又是在相向而行的各自转型中进行的，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文化背景，给我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带来了复杂性，也带来了尚待发掘的问题空间。那么，鲁迅与尼采的相遇有什么必然性？二人相契的思想前提是什么？这其中有何值得发掘的问题？尼采作为对西方二元对立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最彻底的批判者，公开宣告传统“最高价值”的虚无，从而确认只有一个基于每个生命的现实世界；而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传统的一元世界观——只有一个现实世界。因此，只有一个世界，是鲁迅与尼采相契的最基本的世界观层面的共识。尼采发现只有一个世界，又不满于这个世界的现状，试图给这个世界确立新价值；鲁迅发现与生俱来的一元世界的“黑暗与虚无”，试图给这个世界输入新价值——正是在这里，鲁迅与尼采相遇了，成为其大力引介的“新神思宗”的代表。这样的考察势必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鲁迅之所以在发现此世虚无后，没有像传统中的虚无者那样彻底堕入绝望，是因为东、西文明的碰撞在他的面前展现了新的价值，由此呈现出改变的可能。在中西比较与价值借鉴的视野中，中国的现代转型，理应在中西精神的差异性中去寻找取长补短的可能性，那么，鲁迅对尼采的垂青，甚至中国现代思想对20世纪西方现代思想的垂青，是否有来自文化宿命的误读？20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发现与借鉴，是否存在着自我复制的遮蔽？这些问题涉及更大的追问空间，但至少也是鲁迅与尼采研究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以为，《野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文学价值与体验深度，更在于其是处在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最后转折点的位置上。最后一章“《野草》之后：《野草》的生成与‘杂文’的产生”将《野草》放在鲁迅一生思想与文学的探索和转换的途中，试图说明：正是经过《野草》，鲁迅终于完成了对“时代”与“自我”的双重发现，确证了在“大时代”中“自我”的价值，将后期的人生牢牢拴定在与现实顽强搏击的生存中，在这生死未明的时代，为民族未来的生存贡献出更多的可能性。1924年后，随着向现实的出击，鲁迅的杂文创作愈来愈多，并开始迸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突破绝望之后，《野草·题辞》宣告了杂文式生存的开始，而《华盖集·题记》则标志着鲁迅杂文意识的真正形成。经过第二次绝望与《野草》的冲决，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文学自觉”和五四时期的“小说的自觉”后，终于形成了“杂文的自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文学行动——杂文。于是，作为一种文学行动，杂文成为鲁迅文学的最后抉择，也成为鲁迅人生的最后抉择，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就是鲁迅所确认的“野草”。不仅鲁迅“杂文”的奥秘，甚至其后期生存与文学的奥秘，也都可在其中寻找。

以前我在“个人”观念研究中纯思性写作的抽象与晦涩，也许是遭遇学界尤其是读者冷遇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有意追求一种较为随意的、口语化的、“滋润”的文风，这主要体现在第三章文本细读的写作上，当时一个人在福井，似乎是每天例行的与自己的对话，因而独语而不乏亲切。“1923年的鲁迅”虽来自“个人”观念研究，但因为由观念梳理进入生平考察，写来已不再抽象，而我当时也在有意追求“摇曳多姿”的效果。“《野草》的‘诗心’”已经有意追求通俗，但因为属于概论性的东西，难免纠缠于逻辑。写作“《野草》与佛教”时，因论题影响，悬想了写成时的效果，有意追求偏向古雅同时又能深入浅出的风格，也许差强人意，但写到《野草》否定语法与佛教论理逻辑时，因为更深地卷入“论理”与纯思，晦涩在所难免。“《野草》与交响乐曲式”与“意象的线条与色彩：《野草》视角艺术与艺术现代性”属于艺术话题，本来可以轻松，但因钻了一点牛角尖，也未能幸免。最后的“在东、西‘虚无’之间：《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梦十夜》的深度比较”在“赶”的心情下却写得拖长拉沓，写作之前也曾悬想为一幽深然而有趣的文本，但最后终于无法兑现，尤其是后来试图进入深层探讨时，就有点顾不上那么多了，几乎重蹈覆辙。少年鲁迅曾不无豪情引诗自勉：“文章得失不由天”，然天命不言，得失寸心，唯愿个人之辛苦挣扎，识者知之谅之。

[1] 《野草》1924年底开始在《语丝》周刊随写随发，1927年7月编入“乌合丛书”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2] 许广平：贤哲之所谓“将来”，固然无异于牧师所说的“死后”，但“过客”说过：“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的。（鲁迅：《两地书·三》，《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3] 章衣萍：《古庙杂谈（五）》，《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

[4] 自冯雪峰的《论〈野草〉》始，对《野草》内容的把握，就是采取分类法。冯雪峰把《野草》分成三类：一、积极、健康、战斗的抒情作品；二、尖锐讽刺的作品；三、明显地反映空虚和失望情绪及思想上的深刻矛盾的作品（冯雪峰：《论〈野草〉》，《文艺报》1955年第19、20期）。思基从战斗精神上将《野草》分为四类组诗：一、抒写彷徨、悲观、绝望而又坚持要挣扎前进的情绪；二、对反抗战斗精神的歌颂；三、对黑暗统治的暴露和市侩主义的批判；四、抒写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渴望自由的情绪（思基：《谈鲁迅的散文诗〈野草〉》，1956年10月《文学月刊》）。孙玉石先生延续了分类法，将《野草》分为三类：一、韧性战斗精神的颂歌；二、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三、针砭社会固弊的投枪（孙玉石：《〈野草〉研究》）。

[5]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6]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7]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8]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