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婚姻进入新生活

借助婚姻进入新生活

培根在潜心研究学术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在宫廷中谋求职务的努力。

这是因为,埃塞克斯伯爵当年送给他的庄园,多年前就被他折价1800英镑还了债。哥哥安东尼·培根在去世后,仅给他留下少量的财产,此时也早已花完了。国会议员只是一个没有报酬的虚衔,靠律师的收入,也难以维持培根讲究排场的奢侈生活。

多年来,培根债台高筑,经济上总是入不敷出。1598年,培根还因债务问题短暂入狱。培根不断地求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詹姆士一世爱被奉承,培根便不断地给他写信,将这位平庸的人与“万能的上帝、宇宙的原动力”相提并论。培根还将他的著作《论学术的进展》题献给詹姆士一世,献词极尽献媚奉迎。

培根曾公开声言,他对攀附奉承权贵者并不鄙弃责难。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说:“记得从前有一人戏问狄奥根尼为什么是哲学家还要给富人当从者,他便很审慎、很尖刻地答道:那是因为哲学家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事情,而富人不知道的缘故。”

“还记得亚里斯提卜曾经有一次向狄奥尼修斯王有所请求,王不听,他便跪到王的脚下,于是大王便停住脚,接受了他的禀词,并且准如所请。后来人们便斥责亚里斯提卜,说他不应该因为私人的祈求便污损了哲学的业务,跪在暴君的脚下。但是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过错,只是狄奥尼修斯的过错,因为国王的耳朵偏要长在脚上。”

“还记得,有一个哲学家同他辩论时,不肯尽力强争,还自我原谅说,向统领30支大队步骑兵的统帅表示屈服,并不算是不合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懦弱,只是谨慎罢了。”

因此,培根做出结论:“这种服从强权、委曲求全的办法,我们万不能深恶痛绝。因为在表面看来,这种行为虽然不免卑鄙,但是考之实际,我们只应当看他们是否服从情势,不是服从个人。”

当时,无论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还是在詹姆士的宫廷里,向强权低头是时人的普遍特性。

罗杰·阿斯彻在研究了伊丽莎白朝廷的道德状况后,曾讥讽地说:“诡计和谎言,谄媚与美貌,这是宫廷获宠的四大道路,若不信奉这四者,就请退回老家去吧!”

培根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道德环境里,沿着这样的道路向前迈进的。

培根在《论说文集》中有一篇题为《论高位》的文章,他坦率地讲到了仕途的卑污与辛酸:“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都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像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若遇有派别的时候,一个人最好是在上升的时候加入某派,而在已腾达之时保守中立。”

培根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年,即1603年,就已经向詹姆士写了《简论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联合》。而且,后来培根在国内、国外,从历史、科学、现状等各个方面,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论证和宣传。这种“合并论”甚得詹姆士一世的欢心。

詹姆士于1604年10月,上尊号为“大不列颠王”。据说这个尊号就是培根建议的。作为一名议员,培根利用一切机会为国王的无视法律、独断专行、不察民情、横征暴敛等行径辩护。

培根还极为热切地向政府提出“用较好的科学方法”阻止民众叛乱的忠告。

培根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关于处理英国教派之争的意见被詹姆士采纳了。他作为国会议员在下院的支配能力,在上院、下院的调停能力,也都深得詹姆士一世的赏识。

但是,虽然如此,培根还是没有获得高官厚禄。考虑再三,培根认为只有通过联姻,找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摆脱困窘的生活。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的《论说文集》中有一篇《论爱情》的文章,文中说:

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永远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辞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辞令只能招人耻笑。

古人有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的。”——只有对情人的奉承是个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

所以古人说得好:“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追求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追求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爱情。

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培根不仅认为爱情妨碍人的聪明才智和事业,而且认为婚姻更是事业的大敌。在《论说文集》中的《论结婚与独身》一文中,培根说:

有妻室儿女者对未来只能听天由命,因妻室儿女乃成就大业的妨碍,不管要成就的大业是善是恶。无可否认,最有益于公众的丰功伟业历来皆由无妻室或无子女的人始创。这些人在感情上已娶了公众,并用他们的钱财替公众置了嫁妆。

培根还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话来论结婚:“年少时尚不宜,年长时则不必。”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如此的看法,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少与女人接近。

1604年,培根做了詹姆士一世的顾问,每年的薪俸只有40英镑。这点钱对培根来说,很难维持他的奢侈生活。

1606年,培根在自己45岁的时候,眼看仕途无望,与清苦的学术相伴,也看不到出头的日子。所以,培根才真正下了决心找一个富有的女子结婚。

这一年,培根娶了爱丽斯·伯恩海姆为妻。爱丽斯是一位前国会议员的女儿,爱丽斯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一处价值6000英镑的房产和每年300英镑的收入。

培根是在爱丽斯的继父家里看到她的。爱丽斯的继父名叫约翰·帕金顿,是个爵士。帕金顿是个很乐观的人。培根偶尔去他那里造访,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即园艺与风景鉴赏。

培根对爱丽斯当然也很感兴趣。那时,爱丽斯的脸上充满着青春的朝露。培根很欣赏爱丽斯的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认为这是很宝贵的素质。

培根喜欢年轻的女子,不仅在于她们的头脑灵活、机智,也因为她们有更少的偏见,不呆板。

在培根的《论说文集》中,有篇《论青年与老年》,其中援引《圣经》中的话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见异梦。”

培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青年人是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的,因为异象是比异梦更清楚的一种启示。无疑的,世情如酒,越喝越醉人。”培根的确非常欣赏智慧和稳重,但他更把希望放在青年人的身上。

培根由于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做新娘,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爱丽斯嫁给培根,那她将终止自己的全部学业。而她与这位哲学家、诗人兼作家的丈夫,在社会背景与生活经验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

爱丽斯长着一副椭圆形的脸庞,高鼻梁,大大的眼睛,神情显得很坚定;黑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服帖,盖在前额上。爱丽斯穿着很讲究,也很入时。她的那张脸和她所乘坐的四轮马车,都显示出她是一个很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甚至不用沾培根的光,也能很好地生活。

5月10日,弗朗西斯·培根与爱丽斯·伯恩海姆结婚了。结婚使培根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爱丽斯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而且每年还能从娘家拿来200英镑补贴家用。

老岳父帕金顿还答应,待爱丽斯的母亲死后,每年还可再增加140英镑的补贴。这对窘迫中的培根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培根和爱丽斯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培根穿着定制的华丽、典雅的礼服。爱丽斯披着洁白的婚纱,更显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当有人祝贺培根新婚之喜时,他却冷淡地回答说,他只是“由于婚姻而改善了经济状况”。

第二天,达德利·卡尔顿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这样描述结婚仪式: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昨天与年轻姑娘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他浑身上下穿着紫色衣服,使他和他的夫人的衣服看上去都非常有品位,令夫人更添气质。

培根的岳父大人帕金顿,在自己家里举行了结婚晚宴。罗伯特·塞西尔此时已经是萨里斯·博莱伯爵,他好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侮辱培根。他被邀请参加婚礼,但他自己却不露面,而是派秘书和两个骑士代为参加。这令帕金顿夫人深感失望,她本来为女儿能够进入上层社交圈而感到万分高兴。

培根选择穿一身紫色衣服作为结婚礼服,这使整个典礼最为有意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爱德华四世就颁布了一条法律,不允许寻常百姓穿紫色衣服。

在中世纪的英国,各阶层人们的衣服颜色,都是经过仔细规定的。枯叶色、黄色、灰色、绿色和天蓝色,都是下层百姓使用的颜色,如农民、仆人等。

上层社会的人士则更钟情于苍翠而绚丽多彩的颜色。他们还给这些颜色起了很多名字,如金盏花色、少女发色、生姜色、郁金香色,而紫色则被保留给皇室成员和贵族人士使用。

培根知道,有关衣服穿着色彩方面的法律条文,已经在两年前被国会讨论后废止了。现在,他终于可以穿着紫色衣服而不用担心遭到攻击了。

在结婚的那天,培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将自己的新娘比作“四月的鲜花,及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在接下来的第22首十四行诗,表现出培根对妻子真挚的情感,而不是激情:

这镜子决不能使我相信我老,

只要大好韶华和你还是同年;

那么,我怎会比你老这么多?

像我珍重自己,

乃为你,

非为我。

怀抱着你的心,

我将那么谨慎地,

像慈母防护着婴儿遭受病魔。

这段婚姻注定不是“震撼心灵的激情”的结果,它只是成熟丈夫对年轻妻子发誓,要好好待她的一个温柔承诺。

凯瑟琳·博文写道:“培根的婚姻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他一直很平稳地保持着这段婚姻很多年。没有生孩子,而且20年过去了,没有传出丝毫的绯闻。”

此时,培根想借助婚姻使自己进入新的生活。他要为政府效力,但是他再次感到了失望。1605年12月,大律师的位置再次空缺,他申请获取,却再次遭到拒绝。

“这简直太令人感到不舒服了!”他这样写信给贵族艾勒斯梅尔,“我这般努力,却总是搞到丢脸的地步。所有新来的人,都爬到了我的头上。”又过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大律师的位置才轮到培根。

婚后不久,培根又开始发愤研究和著述。1607年,培根考虑到原来写的《迷宫的线索》不仅对本国读者有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的读者也是有意义的。于是,培根着手把《迷宫的线索》译成拉丁文。因为当时拉丁文是知识界的国际语言,非常流行。

培根把拉丁文的新书题名为《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不久,培根发现自己过去写的许多尖锐批判旧哲学的文章,语言虽然尖锐泼辣,但道理并没有说透彻。因此,为了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培根于1608年又写了《各家哲学批判》一书。

培根对《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和《各家哲学批判》非常重视,但这两部书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出版。

1653年,《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才由哥鲁特出版,而《各家哲学批判》直到1734年才由史蒂芬出版。

这两本书之所以推迟出版,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书在当时出版不合时宜,因为培根在书中阐述的思想非常激进,措辞又非常尖锐,而当时英国思想界保守势力占据统治地位。

此外,培根的好朋友托马斯·博德利在给培根的信里,曾提到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和学院里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赞成您书中的意见。”培根考虑到这种现实,就接受了托马斯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出版这两本书。

后来,培根获得高官之后,想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科学复兴”计划的想法又重新点燃了。在这种情况下,培根也不想出版这两本不合时宜的书而得罪当朝权贵们。后来培根升至大法官之后,也没有坚持在他生前公开出版这两部著作。

1620年,培根59岁时,公开出版了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新工具》一书,但《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各家哲学批判》仍不失其珍贵价值。

由于《新工具》是用概括、简洁、结论式的箴言形式来表述的,这两部著作从侧面说明、阐释培根哲学思想的作用就更无可替代。

为了保证自己的著作可以公开发表,培根积极考虑用一种当时人们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写作,内容上则是“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的混合物”。最后,培根决定采用分析寓言故事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培根这样做是社会现实导致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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