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婚姻进入新生活
培根在潜心研究学术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在宫廷中谋求职务的努力。
这是因为，埃塞克斯伯爵当年送给他的庄园，多年前就被他折价1800英镑还了债。哥哥安东尼·培根在去世后，仅给他留下少量的财产，此时也早已花完了。国会议员只是一个没有报酬的虚衔，靠律师的收入，也难以维持培根讲究排场的奢侈生活。
多年来，培根债台高筑，经济上总是入不敷出。1598年，培根还因债务问题短暂入狱。培根不断地求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詹姆士一世爱被奉承，培根便不断地给他写信，将这位平庸的人与“万能的上帝、宇宙的原动力”相提并论。培根还将他的著作《论学术的进展》题献给詹姆士一世，献词极尽献媚奉迎。
培根曾公开声言，他对攀附奉承权贵者并不鄙弃责难。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说：“记得从前有一人戏问狄奥根尼为什么是哲学家还要给富人当从者，他便很审慎、很尖刻地答道：那是因为哲学家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事情，而富人不知道的缘故。”
“还记得亚里斯提卜曾经有一次向狄奥尼修斯王有所请求，王不听，他便跪到王的脚下，于是大王便停住脚，接受了他的禀词，并且准如所请。后来人们便斥责亚里斯提卜，说他不应该因为私人的祈求便污损了哲学的业务，跪在暴君的脚下。但是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过错，只是狄奥尼修斯的过错，因为国王的耳朵偏要长在脚上。”
“还记得，有一个哲学家同他辩论时，不肯尽力强争，还自我原谅说，向统领30支大队步骑兵的统帅表示屈服，并不算是不合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懦弱，只是谨慎罢了。”
因此，培根做出结论：“这种服从强权、委曲求全的办法，我们万不能深恶痛绝。因为在表面看来，这种行为虽然不免卑鄙，但是考之实际，我们只应当看他们是否服从情势，不是服从个人。”
当时，无论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还是在詹姆士的宫廷里，向强权低头是时人的普遍特性。
罗杰·阿斯彻在研究了伊丽莎白朝廷的道德状况后，曾讥讽地说：“诡计和谎言，谄媚与美貌，这是宫廷获宠的四大道路，若不信奉这四者，就请退回老家去吧！”
培根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道德环境里，沿着这样的道路向前迈进的。
培根在《论说文集》中有一篇题为《论高位》的文章，他坦率地讲到了仕途的卑污与辛酸：“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都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像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若遇有派别的时候，一个人最好是在上升的时候加入某派，而在已腾达之时保守中立。”
培根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年，即1603年，就已经向詹姆士写了《简论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联合》。而且，后来培根在国内、国外，从历史、科学、现状等各个方面，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论证和宣传。这种“合并论”甚得詹姆士一世的欢心。
詹姆士于1604年10月，上尊号为“大不列颠王”。据说这个尊号就是培根建议的。作为一名议员，培根利用一切机会为国王的无视法律、独断专行、不察民情、横征暴敛等行径辩护。
培根还极为热切地向政府提出“用较好的科学方法”阻止民众叛乱的忠告。
培根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关于处理英国教派之争的意见被詹姆士采纳了。他作为国会议员在下院的支配能力，在上院、下院的调停能力，也都深得詹姆士一世的赏识。
但是，虽然如此，培根还是没有获得高官厚禄。考虑再三，培根认为只有通过联姻，找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摆脱困窘的生活。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的《论说文集》中有一篇《论爱情》的文章，文中说：
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永远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辞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辞令只能招人耻笑。
古人有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的。”——只有对情人的奉承是个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
所以古人说得好：“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追求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追求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爱情。
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培根不仅认为爱情妨碍人的聪明才智和事业，而且认为婚姻更是事业的大敌。在《论说文集》中的《论结婚与独身》一文中，培根说：
有妻室儿女者对未来只能听天由命，因妻室儿女乃成就大业的妨碍，不管要成就的大业是善是恶。无可否认，最有益于公众的丰功伟业历来皆由无妻室或无子女的人始创。这些人在感情上已娶了公众，并用他们的钱财替公众置了嫁妆。
培根还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话来论结婚：“年少时尚不宜，年长时则不必。”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如此的看法，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少与女人接近。
1604年，培根做了詹姆士一世的顾问，每年的薪俸只有40英镑。这点钱对培根来说，很难维持他的奢侈生活。
1606年，培根在自己45岁的时候，眼看仕途无望，与清苦的学术相伴，也看不到出头的日子。所以，培根才真正下了决心找一个富有的女子结婚。
这一年，培根娶了爱丽斯·伯恩海姆为妻。爱丽斯是一位前国会议员的女儿，爱丽斯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一处价值6000英镑的房产和每年300英镑的收入。
培根是在爱丽斯的继父家里看到她的。爱丽斯的继父名叫约翰·帕金顿，是个爵士。帕金顿是个很乐观的人。培根偶尔去他那里造访，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即园艺与风景鉴赏。
培根对爱丽斯当然也很感兴趣。那时，爱丽斯的脸上充满着青春的朝露。培根很欣赏爱丽斯的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认为这是很宝贵的素质。
培根喜欢年轻的女子，不仅在于她们的头脑灵活、机智，也因为她们有更少的偏见，不呆板。
在培根的《论说文集》中，有篇《论青年与老年》，其中援引《圣经》中的话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见异梦。”
培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青年人是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的，因为异象是比异梦更清楚的一种启示。无疑的，世情如酒，越喝越醉人。”培根的确非常欣赏智慧和稳重，但他更把希望放在青年人的身上。
培根由于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做新娘，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爱丽斯嫁给培根，那她将终止自己的全部学业。而她与这位哲学家、诗人兼作家的丈夫，在社会背景与生活经验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
爱丽斯长着一副椭圆形的脸庞，高鼻梁，大大的眼睛，神情显得很坚定；黑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服帖，盖在前额上。爱丽斯穿着很讲究，也很入时。她的那张脸和她所乘坐的四轮马车，都显示出她是一个很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甚至不用沾培根的光，也能很好地生活。
5月10日，弗朗西斯·培根与爱丽斯·伯恩海姆结婚了。结婚使培根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爱丽斯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而且每年还能从娘家拿来200英镑补贴家用。
老岳父帕金顿还答应，待爱丽斯的母亲死后，每年还可再增加140英镑的补贴。这对窘迫中的培根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培根和爱丽斯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培根穿着定制的华丽、典雅的礼服。爱丽斯披着洁白的婚纱，更显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当有人祝贺培根新婚之喜时，他却冷淡地回答说，他只是“由于婚姻而改善了经济状况”。
第二天，达德利·卡尔顿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这样描述结婚仪式：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昨天与年轻姑娘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他浑身上下穿着紫色衣服，使他和他的夫人的衣服看上去都非常有品位，令夫人更添气质。
培根的岳父大人帕金顿，在自己家里举行了结婚晚宴。罗伯特·塞西尔此时已经是萨里斯·博莱伯爵，他好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侮辱培根。他被邀请参加婚礼，但他自己却不露面，而是派秘书和两个骑士代为参加。这令帕金顿夫人深感失望，她本来为女儿能够进入上层社交圈而感到万分高兴。
培根选择穿一身紫色衣服作为结婚礼服，这使整个典礼最为有意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爱德华四世就颁布了一条法律，不允许寻常百姓穿紫色衣服。
在中世纪的英国，各阶层人们的衣服颜色，都是经过仔细规定的。枯叶色、黄色、灰色、绿色和天蓝色，都是下层百姓使用的颜色，如农民、仆人等。
上层社会的人士则更钟情于苍翠而绚丽多彩的颜色。他们还给这些颜色起了很多名字，如金盏花色、少女发色、生姜色、郁金香色，而紫色则被保留给皇室成员和贵族人士使用。
培根知道，有关衣服穿着色彩方面的法律条文，已经在两年前被国会讨论后废止了。现在，他终于可以穿着紫色衣服而不用担心遭到攻击了。
在结婚的那天，培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将自己的新娘比作“四月的鲜花，及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在接下来的第22首十四行诗，表现出培根对妻子真挚的情感，而不是激情：
这镜子决不能使我相信我老，
只要大好韶华和你还是同年；
那么，我怎会比你老这么多？
像我珍重自己，
乃为你，
非为我。
怀抱着你的心，
我将那么谨慎地，
像慈母防护着婴儿遭受病魔。
这段婚姻注定不是“震撼心灵的激情”的结果，它只是成熟丈夫对年轻妻子发誓，要好好待她的一个温柔承诺。
凯瑟琳·博文写道：“培根的婚姻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他一直很平稳地保持着这段婚姻很多年。没有生孩子，而且20年过去了，没有传出丝毫的绯闻。”
此时，培根想借助婚姻使自己进入新的生活。他要为政府效力，但是他再次感到了失望。1605年12月，大律师的位置再次空缺，他申请获取，却再次遭到拒绝。
“这简直太令人感到不舒服了！”他这样写信给贵族艾勒斯梅尔，“我这般努力，却总是搞到丢脸的地步。所有新来的人，都爬到了我的头上。”又过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大律师的位置才轮到培根。
婚后不久，培根又开始发愤研究和著述。1607年，培根考虑到原来写的《迷宫的线索》不仅对本国读者有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的读者也是有意义的。于是，培根着手把《迷宫的线索》译成拉丁文。因为当时拉丁文是知识界的国际语言，非常流行。
培根把拉丁文的新书题名为《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不久，培根发现自己过去写的许多尖锐批判旧哲学的文章，语言虽然尖锐泼辣，但道理并没有说透彻。因此，为了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培根于1608年又写了《各家哲学批判》一书。
培根对《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和《各家哲学批判》非常重视，但这两部书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出版。
1653年，《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才由哥鲁特出版，而《各家哲学批判》直到1734年才由史蒂芬出版。
这两本书之所以推迟出版，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书在当时出版不合时宜，因为培根在书中阐述的思想非常激进，措辞又非常尖锐，而当时英国思想界保守势力占据统治地位。
此外，培根的好朋友托马斯·博德利在给培根的信里，曾提到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和学院里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赞成您书中的意见。”培根考虑到这种现实，就接受了托马斯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出版这两本书。
后来，培根获得高官之后，想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科学复兴”计划的想法又重新点燃了。在这种情况下，培根也不想出版这两本不合时宜的书而得罪当朝权贵们。后来培根升至大法官之后，也没有坚持在他生前公开出版这两部著作。
1620年，培根59岁时，公开出版了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新工具》一书，但《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各家哲学批判》仍不失其珍贵价值。
由于《新工具》是用概括、简洁、结论式的箴言形式来表述的，这两部著作从侧面说明、阐释培根哲学思想的作用就更无可替代。
为了保证自己的著作可以公开发表，培根积极考虑用一种当时人们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写作，内容上则是“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的混合物”。最后，培根决定采用分析寓言故事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培根这样做是社会现实导致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