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明亡的初次系统反思——《留书》

第20章 明亡的初次系统反思——《留书》

顺治十年,舟山已破,鲁王在金门自去监国年号。黄宗羲在化安山,思治乱之故,进行思考,写下了他一生中较有系统的第一本反思之作——《留书》。要了解《留书》,必须首先了解清兵入关,在征服全国过程中的残暴情况。

满族是经济、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在入关以前,处于由奴隶制向农奴制转化的社会。崇祯年间三次入塞,每次都大量掳掠汉地人口和财富而归。如崇祯十一年入塞,攻下五十余城,掳掠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万余两,至第二年才回。掳掠去的人口,成为奴隶或农奴。入关后,在征服过程中,在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长江两岸实行屠城、迁海、洗山、留发不留头等等的杀戮措施。又在征服地区大规模地圈地,由清朝贵族和兵丁霸占,并实行所谓“投充”的法令,投充的汉人,实际上成了农奴,还在北京设立奴隶买卖市场。这些政策极大地破坏社会经济,造成了社会大规模的动荡和人口的大量死亡。

以浙东地区的迁海为例。宁波沿海的舟山,双方争夺激烈,经常失而复得。顺治十三年,清军再次占领舟山,为防止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再次占领舟山作为抗清据点,于次年悉迁舟山居民于甬江内。“忽朝令下徙滃洲,六万丁男齐洒血。老者唏嘘悲首邱,壮亦奔驰徒骨立。帐前子女犒行军,回头不敢低声泣。”将海岛居民全数迁至陆地后,用木版密密麻插在海边为界,然后实施海禁,尺版不许入海。舟山居民十口无半存。老弱死沟壑,壮男为农奴,妇女犒行军,何等残暴!清军的这些暴行,都是黄宗羲耳闻目睹的。中国实际上已从繁荣的商品经济社会,倒退到农奴制社会。在这种形势下,黄宗羲在《留书》中流露了对清廷强烈的仇恨,虽然是一种民族仇恨,但决非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是对清廷这种残暴的屠杀,劫掠和奴役政策愤怒情绪的表达,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民性。

现在的《留书》共有《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原来尚有《田赋》、《制科》、《将》三篇,后来因改写而收于《明夷待访录》内,原篇已佚。黄宗羲在《留书·自序》中说: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也,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意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院。癸巳,即清顺治十年(1653),他不提顺治年号,说明他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著书地点在余姚城内的药院,说明清廷攻占四明山和舟山后,对明遗民的控制,有所放松。经过十年国破家亡的经历,黄宗羲此时著书已不是一时一事的个别历史事件的反思,而是开始从总体上对历史上治乱之故予以初步思考。但清廷已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书中之言,抱策焉往?只好留待后人去实行,说明他抱有将来会实现他在《留书》中观点的信心,所以称为《留书》。

《留书》五篇,首篇为《文质》。一开始,他引用宋苏洵所说:“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引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黄宗羲不同意苏洵的观点,他说: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之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何谓“忠”?黄宗羲在《读龟山先生字说辨》有解释。王安石作《字说》,杨时(号龟山,宋二程弟子)不甚同意,有辨。黄宗羲认为《字说》虽有杂入佛老的缺点,但有新意。如“忠”字,王安石辨析“有中心,有外心,所谓‘忠’者,中心也。”杨时不以为然。黄宗羲为王安石辩护,说心之有内外,因“有不忠之人也”。他举程颐:“中心为忠”为证。所以这里所说“忠”字,意谓“中心”,即心中之意。

苏洵认为,“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于是圣人作礼,以“耻”与“术”以“厌服其心”,使之知有君臣、父子、兄弟的贵贱、尊卑、长幼之道,即使之其心中有这些礼,这就是“忠”。但礼之行“易而难久”,于是圣人“为之拜起坐立”,这些礼比较质朴,较难持久。于是圣人又以其“权”,使其知“无礼而死”的“死生之说”,逐渐产生《易》、《乐》、《诗》等等,使礼易达、易信,这就是礼之文。最后,苏洵就以上述黄宗羲引用的这段话,认为由忠变质,由质变文,犹如水之走下;变文之后,反过来再变质,变忠,就如水之趋高这样难了。

黄宗羲则认为,“夫自忠而之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他对苏洵的人情由忠而变为质乃至文“其势便”,故人情“喜文而恶质与忠”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忠→质→文的趋势应是圣王救世的事业,并不是人情“喜文”所致;反而,人情是“喜质恶文”的。于是,他列举宫室、棺槨、舆服、俎豆的制度,吉凶、相见、馈食的礼仪,自古至今愈变愈简的例子,说明:“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趋夫质也。”但我们切不可误认为黄宗羲主张由文而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喜质而恶文,这是没有经过“圣王”教导的“戎狄之道”,历史的趋势应该是“自忠而至于文”的,这一趋势是由“圣王”救世而推动的。他在《文质》篇的最后一部分,引用由余对秦缪公说,自尧至舜,至禹,至殷,制度愈文,而国人不服者愈多,因而说:“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黄宗羲批评:“呜呼!由余之所谓之道,戎狄之道也。”中国之道应该是由忠、质而变为文才是。

黄宗羲以《文质》作为《留书》首篇,发表上述对文化史,实即历史发展的看法,有什么意义呢?其要害在于该篇的第四段,该段一开始,黄宗羲将西周盛世与“要荒之人”并列来讲,要荒的戎狄,忠质而不文,而礼仪之邦的周人则喜文而恶忠质。他说,其实“彼要荒之人,何独而不然?”问题就在“圣王”上,他说: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凡人是喜质而恶文的,当周盛时,如果以后没有周公那样的圣王出来,由于已喜文而恶质,虽然世运开始转而趋质,但其质的程度未必不如要荒的夷狄;如果要荒的戎狄,有后圣制礼作乐,那也可以成为文质彬彬的鲁、卫之士。

对文质之变及其难易之论,是否正确,且当别论。黄宗羲在这里表达的是:一,清入主中国,是喜质恶文的戎狄之道,代替了礼仪之邦的中国之道;二,中国已因要荒之人入主而由文变质,然其质不会如要荒之人。三,要荒之人现在虽入主中国,如后圣有作,也可以再变为文质彬彬的鲁卫之士。当然,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故他有“抱策焉往”之叹。但黄宗羲深信:“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也。”虽然困难重重,终有一天,有后圣出来,他在《留书》中所献之策会有人去实现的,由忠质的戎狄之道,再变为文华的中国之道。应该说,黄宗羲在当时并没有自觉到这一观点的深刻含义。但无可否认这一观点是极有价值的。他没有想到,在康熙年间,这一观点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他行为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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