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参加文昌社,激扬风节

第8章 参加文昌社,激扬风节

崇祯五年(1632),黄宗羲时年二十三岁,与其弟宗炎、宗会,参加了设立在慈溪的由冯元飏和冯元兄弟主盟的文昌社,他结识的文昌社社友,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一生。

在此之前,黄宗羲参加社集活动,主要在苏南地区(当时称为下江)。浙东仅绍兴府一地,而未涉滨海的宁波府。而文昌社社员,除绍兴府余姚县的浙东三黄(宗羲、宗炎、宗会)外,全是宁波府治所在地和慈溪县人。无论在以后的抗清时期,还是厕身儒林时期,他同宁波的万氏、冯氏、董氏等都有密切关系。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对这一社集曾隐约提到,他说:崇祯间,吴中倡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受先(采)、张天如(溥)。东浙冯留仙(元飏)、邺仙(元)与之枹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耑愚(思睿)、刘瑞当(应期)、冯玄度(文伟)、冯正则、冯簟溪(京第)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则余兄弟晦木(宗炎)、泽望(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与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全集》第十册《刘瑞当先生墓志铭》。黄宗羲此文没有讲到这一文社的名称、成立时间和其性质。冯元飏族兄弟冯元,鲁王时曾任兵部主事,他所作《勾章同学祭铭存先生文》中,就讲得较清楚,文中说:自吾党文昌社兴,而同乡人士丕然一变,初知所谓东林之学,以故其时识与不识吾党,必措而目之曰东林、东林云。文昌社者,中丞两先生……实主是盟。当是时,鄞有陆万两子,次公、硕客、天鉴晜季,吾邑则瑞当、家正则、玄度兄弟群从,益以姚江黄子三人,鸣鼓竖帜,江以南一时怀抱忠孝读书有志之士,咸乐趋归恐后。嘻嘻,盛矣!董秉纯编《四明董氏宗谱》卷十三冯元《勾章同学祭铭存先生文》。文中指出这一文社的名称为文昌社,早期主盟者为冯元飏、冯元兄弟。参加人数约十五人左右。而且无月无不会,活动比较正常。此文他处又提到,文社成立于崇祯壬申五年(1632)。合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和冯元此文,崇祯年间慈溪这一文社的面目就比较清楚了。

文中所说“中丞两先生”中的冯元飏,后任天津巡抚,右佥都御史。另一位冯元为冯元飏弟,后任兵部尚书。他俩是文昌社早期盟主。冯氏兄弟后来外出任官,继之主盟者为刘应期(字瑞当)。黄宗羲在《刘瑞当先生墓志铭》说:“友朋高会,瑞当恒坐席端。”黄宗会《缩斋文集·刘瑞当先生存稿序》中也说:“先生患其邑之风气日趋而俭陋也,乃帅二、三同志之贤者,与其里党慕义之彦,缘经术以飾时文。”黄宗会《宿斋文集·刘瑞当先生存稿序》。刘应期后来成为黄宗会的岳父。

“陆万两子”,即甬上的万泰和陆符。陆符,字文虎。举崇祯十五年顺天乡试。鲁王监国时,任行人司行人,为人所刺,次年卒。万泰字履安,万斯选、斯大、斯同的父亲,也参加监国的抗清斗争,浙东著名明遗民。黄宗羲与陆、万人友情极为密切,他说:“余之交先生(万泰)与文虎,盖在壬申之岁也。”《全集》第十册《祭万悔庵文》。壬申岁就是崇祯五年,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文昌社成立那一年认识的。他又说:“予束发出游,于浙东所兄事者两人,曰陆文虎、万履安。”《全集》第十册《万悔庵先生墓志铭》。早在崇祯三年黄宗羲第一次到南都应试,初次参加复社金陵大会时,复社重要人物吴昌时(字来之),就向他介绍陆符:“子乡陆文虎,志行士也。”《全集》第十册《陆文虎先生墓志铭》。他归而在文昌社成立会上纳交于陆符,“从此左提右挈,发明大体,击去疵杂,念终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沈寿民)与先生(陆符)而已”。他还说:“故余之学,始于眉生,成于文虎。”《全集》第一册《思旧录》。可知所遇之深。当然,黄宗羲在这里所说之“学”,并非指经学、理学或史学,而是科举之学,即当时“缘经术以飾时文”之学。

至于万泰,字履安,号悔庵,鲁王时欲授以户部主事,不受,而独任司饷。明亡后为浙东遗民首领之一,黄宗羲说:“三吴与浙河东相闭隔,而三吴诸老先生皆欲得此两人为重,浙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两人。”《全集》第十册《万悔庵先生墓志铭》。可知陆万两人在当时社集中的声誉。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崇祯五年条说:“两先生(万泰、陆符)岁率三四至,晚潮落日,孤篷入港,见者咸知其为甬上访公兄弟之舟也。”其所引出处有误。黄宗羲《祭万悔庵文》所说“晚潮落日,孤篷入港……”指的是“丧乱之后”,即明亡后,而非崇祯五年后。

次公、硕客、天鉴,即甬上董守谕(次公)董德偕(硕客)、董德偁(天鉴)三董,其中以董守谕与董德偁为著。三董都属明遗民,但与黄宗羲关系并不密切。不过董守谕子董道权,董德偁子董允瑫、允璘,后来都是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的高足。陆、万及二董(守谕、德偁)被全祖望称为甬上“东林四先生”。他说:“吾乡为党论所厄,不与东林声息相接。四先生者出,夹辅慈水二冯而联络之,有疏导之功焉。”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东林四先生之一·董户部守谕》。他所说的东林,即被称小东林的复社。陆世仪《复社纪事》卷一列了复社初成立时七郡参加者的名单,其中宁波四人,董守谕、陆符名列其中。

至于黄宗羲所说的冯簟溪,是二冯的子侄辈,名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明亡,为四明山寨抗清义军首领之一,死难。而姜颛愚(思睿)、冯玄度(文伟)二人,据《慈溪县志》,都卒于崇祯末年。至于浙东三黄黄宗羲是年二十三岁,宗炎十六岁,宗会才十四岁,后两位当是以后陆续参加的。

文昌社社员或师事刘宗周,或师事黄道周(黄道周曾在浙西讲学),或两者兼师,多受理义之学的熏陶。全祖望说甬上“四先生”,“其师传或宗蕺山,或宗石斋(黄道周号石斋,福建漳浦人),皆正学也”。其实不止这四位,黄宗羲兄弟、刘应期,陆符、万泰,是刘宗周学生,董守谕、德偁,德偕则是黄道周弟子,而冯京第“内承二父(元飏、元)之教,出则师事蕺山、漳浦两先生,退而与复社诸名士上下其议论”。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二《冯侍郎京第》。所以他们或在当时反对阉党,或在以后举旗抗清,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宁波地区一度是晚明邪党中以首辅沈一贯、其后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据点。他们在浙东势力很大,如阉党右都御史姚宗文、右佥都御史刘志选是慈溪人,太仆寺少卿卢承钦是余姚人,兵部尚书邵辅忠是定海人,而陈朝辅、周晋昌、周应宾、朱康先等则为宁波府城人,所以宁波府属和宁波附近的余姚各地,正气不扬,而文昌社诸子则高揭忠义大旗,激扬风节,在转移浙东不良士风上起了重要作用,冯元的上述文章已指出了它在士风上“丕然一变”的作用。后来黄宗羲友人高斗魁更明白指出:时珰焰方炽,乡里缙绅多附之者。先生(万泰)与文虎极口诋之,耻不与交。四明僻处海滨,闻见固陋,前辈鲜知崇尚风节,支派相承,讼习莫解,海内砥饬名行之士,视四明为异域而不之齿。先生慨然思一雪其耻,以移易人心为己责,与慈溪刘瑞当、姚江黄太冲先生兄弟,激扬风节,扶掖后进,孑孑乎其如恐不胜也。于是四明有志之士,能知端所趋向而不尽流于纤靡猥鄙者,先生之力也。《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七高斗魁《悔庵万先生行状》。所以黄宗羲及其文昌社的社友,虽然没有脱离复社选刻时文、批尾八股的习气,但在实行复社的读书以致君泽民和“嗣东林”的风节上,确实有鲜明的特点。

就在文昌社成立这一年,为建黄尊素祠堂,黄宗羲与在余姚的阉党余孽展开了祠地之争。祠地之争,《年谱》列于崇祯十五年。黄宗羲在《迁祠记》则说:“先忠端祠,壬申建于县西之西石山。”壬申即崇祯五年,时间当以黄宗羲所说为是。且崇祯元年就有“敕建”之旨,为何到崇祯十五年明亡前二年才建,于理不通。原来崇祯元年,逆阉被诛后,崇祯就有表彰天启死难大臣之举,在京师建杨涟等祠,对死节最烈的十三家,有旨立庙于故里予以祭葬。因为属敕建,黄宗羲以官价百金,买邑西原吕氏书室改建为祠。阉党余逆,出而为难,黄宗羲说:是时我乡阉党最多,而以逆案拾遗归者,势尤桀奡,与其同党,蹴私人出而争地,东浙士大夫皆为之不平。冯留仙、冯邺仙、刘瑞当、陆文虎、万履安、冯玄度会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缙绅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以党阉自旌也。阉党愤甚,又使其前为方从哲之门客,狐鼠游说,为一邑风水攸关,必须改卜。蕺山刘先生为书以告当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请以螳臂挡之矣。”久之而后定。《全集》第十册《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这些参加会祭的,正是刚成立的文昌社诸子。

当黄宗羲参加文昌社的活动时,崇祯五年,复社在苏州召开了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虎丘大会。这次大会盛况空前,黄宗羲却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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