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尽知朝局之清浊
黄宗羲在宣城的第三年，嗜财如命、荒淫享乐的明神宗死了。次年，明光宗即位，但不久即卒。随着明熹宗即位，揭开了明末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一页。黄尊素原在宣城做官，远离朝政。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黄尊素受知于左都御史东林党人邹元标，升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由宁国归余姚故里。黄宗羲时年十三，随父回黄竹浦。那一年他至余姚参加童子试。次年，补仁和博士弟子员，秋，随父至京。
黄尊素为人公正不阿，嫉恶如仇，也很有智谋。在宁国宣城时，他虽没有直接卷入朝廷党争，但朝廷党争遍于全国，他也间接涉入。邪党中宣党头子汤宾尹即宣城人，在黄尊素上任前，万历四十年，汤宾尹曾逼死一位生员妻，激起宣城民变，引起东林党人与邪党的一次较量，这件事至万历四十三年才告一段落。二年后，黄尊素即任宣城推官。汤宾尹利用他在宣城的恶势力，操纵宣城司法，而司法审判的职责，应属于官府掌刑狱的推官。有一次审判，汤宾尹竟然写好判决书，要黄尊素执行。黄尊素勃然大怒，说：“汤祭酒（汤宾尹做过朝廷的祭酒官职）乃欲土司宁国乎！”将汤拟定的判决书当场撕碎，掷之于地。又如“巨室某焚杀无状，所为多不法事，投牒讼者无虑千余人。公（黄尊素）即下教，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系之，众遂稍散”，由此在考选时受知于邹元标。
因此，天启三年黄尊素至京任监察御史后，以他鲠直的性格，自然不能置身于当时开始激化的党争之外，据黄宗羲说他“疏凡十三上”金日昇《颂天胪笔》第二十一卷《讼冤》。上书劾权阉魏忠贤。如天启四年，魏忠贤在宫中训练士兵，战鼓之声阵阵不断，他即与御史李应昇等上章疏谏。由此触怒魏忠贤，差点儿被廷杖。当时，昔日的浙、齐、楚、宣、昆等邪党，都依附魏忠贤，史称“阉党”。而正派的被称为“东林”的官员，以左副都御史杨涟和左光斗、魏大中为首。黄尊素虽然嫉恶如仇，但颇有谋略，史称他“深识远虑”《明史》卷二百四十五《黄尊素》。在斗争中能作全局和长远考虑，注意斗争策略。
他的“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黄宗羲后来在《黄氏家录·忠端公尊素》中曾有述及，如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汪文言第一次入狱，与阮大铖有关。阮大铖为安徽怀宁人，与时任左佥都御史的桐城人左光斗同属安庆府，故为同乡。黄宗羲说：
桐城（应为怀宁）阮大铖求长吏垣于左忠毅（左光斗谥忠毅），得之。已而左忠毅移意于魏忠节（东林党人魏大中）。阮大铖怒，欲启难于二公，遂称终养。公（黄尊素）谓同志曰：“……余闻之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今阉人伏慝，吾方内争以启之，非国之福也，二三子亦姑谋睦乎？”于是移书阮大铖，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则嫌隙可弭也。不听。”当指黄宗羲所说黄尊素移书阮大铖，勉以“和衷”书。然这封信与黄宗羲在《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所说差异很大。黄尊素在这封致阮大铖书里提到左光斗同意他长吏垣时，阮大铖邀黄尊素、魏大中、章允儒及陈山胡等四人，“洒酒指天，誓同肝膈”。黄尊素给阮大铖信中，还提到：“吾无可乘之隙，则同舟可以共济；苟有可乘之隙，则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矣。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信中又说，他们四人沥酒指天发誓后，“酒未寒而终养之疏已至矣。于是疑者四起，兄与同事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发难端”。在这封信中，黄尊素是将阮大铖看作是左光斗提拔的“君子”，是他“睦内”的对象，所说“范文子曰”一段话，实际上是对阮大铖而说的。
而给事中傅櫆与魏忠贤养子傅应星游。于是阮大铖、章允儒合谋，使傅櫆奏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交通状，魏忠贤从中主之，收文言送诏狱。
这是魏忠贤第一次迫害东林党人。由于左光斗处理不善，使阮大铖从自己助力，一变为阻力。黄宗羲希望挽救这种情况，劝说阮大铖，未能成功。后来阮大铖成为残杀小东林——复社的主谋者。
又如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集合左光斗等五十余人，联名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是东林党人与阉党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决战。黄尊素感到太冒失，将使双方矛盾白热化，曾欲劝止杨涟。黄宗羲说：杨忠烈（杨涟谥忠烈）欲表魏忠贤，草具。公曰：“公大臣，非谏官比，一击不中，祸移至国矣。”忠烈曰：“何谓也？”公曰：“从来除君侧者，必有内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无已，奏中宫嫔之事，削其风闻。苟毫发不为上所实，则上不实其实矣。”不听。杨涟不纳黄尊素之言，但黄尊素毅然助杨涟，也与李应昇、魏大中等相继上疏助劾。据说当时参劾魏忠贤之疏总数不下百余。从此，一击不中，魏忠贤疯狂反扑，正中了黄尊素“祸延至国”的预言。
再如天启四年十一月，发生了大学士魏广微太庙颁朔大典迟到事。魏大中欲具疏参劾，黄尊素移书力劝。黄宗羲说：南乐魏广微者，……其父允贞，故与赵忠毅（赵南星）友。忠毅尚书吏部，广微犹以故人子自托。……亡何，太庙祭享，魏广微偃蹇失期，魏忠节将纠奏之。公曰：“不可。夫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阮大铖挟纵横之术，为内外骑驿，此积薪也，奈何复厝火乎？”忠节笑曰：“古之决小人者，岂能必胜？要使埋铭不寂寞耳！”公曰：“不然。李固机失谋乖，犹遗梁冀书。君子社稷之心，重于名节。”忠节卒纠奏之。于是广微取朝籍甲乙于姓名之上，惎其宗人魏忠贤曰：“此东林党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视此，可举网尽之矣。”其后诛徙之祸，皆广微所甲乙者。黄宗羲后来也说：“向若忠节从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祸，不如是烈也。”
上述三例，充分说明黄尊素在党争不已，且愈趋激烈时，提出“睦内而后图外”，主张顾全大局，防止“祸延至国”，“君子社稷之心，重于名节”，提倡缓和矛盾的“和衷”，的确如史书所说“深识远虑”，智慧超群。
天启四年，这场激烈又复杂的斗争，对一个时年仅十四五岁的黄宗羲来说，自然无法理解。但斗争紧张的情况，他还是切身体会的，而且印象深刻。他说：癸亥（天启三年1623）入京师。是时逆阉窃政，党论方兴，杨、左诸公多夜过邸寓，议论时事。烛累见跋，僮婢头触屏风，而太夫人管句茶铛、酒罍无失候。魏忠节见过尤数，每过必以小人阴谋相告，形之叹息。忠节去，太夫人迎曰：“得无又有叹息事耶？”黄尊素接待来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至夜深人静，仍议论时政不绝，黄宗羲是经常在侧侍候的。黄家在京寓所与魏大中接近，他后来回忆说：“魏忠节官邸惟有一僮，衙散朝回，则径来书室，其饥渴盐酪，皆于我乎是赖。”汪文言第一次入狱，魏大中曾求救于黄尊素，其求救纸条即是由黄宗羲转给黄尊素的。他说：甲子（天启四年）阮大铖之发难也，内外合谋，借中书汪文言以兴大狱。……故魏忠节书片纸求救于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杀义士。”斯时某年十五，接此纸入呈于先公，公即至金吾刘侨所密计，不竟其狱，于诸公得无连染。黄尊素当时与掌北镇抚司事指挥刘侨关系不错，他对刘侨说：“文言不足惜，使缙绅之祸由文言，不可。”因刘侨之助，汪文言仅被廷杖，逃过一劫。魏忠贤因而迁怒刘侨，刘侨被削籍。这件事，使阉党察觉黄尊素“智勇深沉，必为吾侪患”非杀之不可。也可见黄宗羲当时年虽少，也间接参与了这场斗争。通过父亲和这些长辈密谈的言教和身教，在他年少的心灵里，已“尽知朝局清浊之分”，亦即君子与小人之分，使他一生永不忘怀，教导他以后做人应走的正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