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话语与政治访谈研究概况

第一节 政治话语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政治话语的研究概况

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与修辞学研究紧密相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革命派、保守派、自由派以及后来的民粹派等，这些政治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辩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一些党派领导人语言的批评性研究。

苏联时期的政治话语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语标准语在词汇和修辞上的变化引起了Г.О.Винокур、С.И.Карцевский、Е.Д. Поливанов、А.М. Селищев、П.Я. Черных和Р.О. Якобсон等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缩略语、外来语和方言，很多俗语和公文事务言语同时充斥着俄语标准语。第二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Н.Я. Марр的追随者将俄语划分为“剥削者语言”和“劳动者语言”两个独立的体系，语言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苏联政治领导人（С.М.Киров，М.И.Калинин，В.И. Ленин，И.В.Сталин）的语言风格为题材的著作。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演讲术的理论与实践（Г.З. Апресян，Л.А. Введенская，Н.Н. Кохтев，В.В. Одинцов）、大众交际手段（Ю.А.Бельчиков，В.Г.Костомаров，Д.Э.Розенталь，Г.Я.Солганик）和宣传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苏联时期的政治话语研究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对苏联时期和新形势下政治话语研究的高潮在苏联解体之后才逐步形成。

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政治话语的概念

在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中，与“政治话语”同时使用的有“社会政治言语”（Т.В.Юдина）、“政治交际”（А.П.Чудинов）、“公共思想语言”（П.Н.Денисов）、“政治语言”（О.И.Воробьёва）等多种表达方式。不同的术语表达，一方面表明了学者们研究政治话语的不同角度和视野范围；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一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界定。

目前俄罗斯学者对政治话语的理解大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А. Н.Баранов和 Е. Г.Казакевич认为，政治话语是所有用于政治辩论的言语行为，以及传统所崇尚和经过经验检验的公共政治规则的总和（Баранов，Казакевич，1991），这是对政治话语的一种狭义理解。而广义理解支持者Е.О.Опарина认为，政治话语指社会政治交际的语篇总和（Опарина，2002）；Е. И. Шейгал也指出，言语主体、受话人和内容三要素中，只要有一个要素与政治相关，就属于政治话语（Шейгал，2004：23）。目前，对政治话语持广义理解的观点得到了俄罗斯多数学者的认同。

（二）研究对象

苏联时期政治话语研究呈现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对苏联时期政治话语的整体研究，如Н.А.Купина（1995）分析了苏联时期政治、哲学、宗教及艺术领域的意识形态素；另一方面，是对苏联某一特殊时期的断代研究，如20世纪20～30年代的政治话语（Киселева，2008）；苏联改革时期（Симон，2007）；停滞时期和赫鲁晓夫解冻时期（Барсукова，2005a，2005b）；20世纪下半叶（Карамова，2002）。有学者（Костылев，2007）分别对苏联国内战争期间、20世纪30年代末苏日冲突期间和关东军作战期间苏联报刊中的日本国家形象进行了分析。Э.В. Будаева 与А.П. Чудинов（2009）合著的《苏联问题的语言学研究》划分出这一研究方向发展的五个阶段（1918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冷战时期、苏美关系缓和时期、苏联改革时期和1992年至今），客观地、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苏联时期政治话语的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后的政治话语是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比苏联解体前后的政治话语，学者们指出，苏联时期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侧重语言结构和体裁，过度强调规范和标准，忽视了政治话语的个性特征。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的政治话语也进入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包括美国（Сорокина，2003；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2004；Никитина，2006；Матыгина，2009）、德国（Керимов，2009；Клиновская，2007）、英国（Филатова，2004；Антонова，2010）、法国（Селютина，2005；Фенина，2008）、日本（Раздорская，2007；Завьялова，2009）、中国（Воропаев，2011）、蒙古国（Чимитова，2010）和拉脱维亚（Милевич，2003）等。

（三）研究视角

苏联和俄罗斯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视角。

1.结构分析

政治话语的语言研究包括语音、构词、词汇和语法研究。Е.А.Филатова （2004）分析了英语国家政治话语的语音结构和词汇修辞，Л.Н.Попов（2007）探讨了В.В.Путин 和Г.А.Зюганов公开演讲中的语调和伴随意义，С.Д.Чимитова（2010）对蒙古语中公众政治词汇的构词特点进行了研究，Т.Г.Ковалева（2008）研究了俄语和德语政治话语中的人称限定语。

在结构分析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了政治话语的词汇研究。词汇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点滴变化。词汇研究一方面表现为对政治话语中外来词的研究（Наумова，2004；Загоровская，Есмаеел，2008；Алеева，2008），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政治词汇动态变化的关注。如Л.Л.Бантышева（2007）分析了20世纪初政治词汇的语义结构特点及对政治词汇发展的影响；В.В.Шмелькова（2007、2010）分别研究了20世纪和20世纪中后期俄语词典中的政治词汇；Ю.В.Ошеева（2004）分析了1985～2000年俄语中的政治词汇和成语；Г.А.Заварзина（2007、2009）指出了新时期公众政治词汇特点；А.И.Едличко（2008）归纳了德语中国际性政治词汇的历时语义演变；М.Б.Геращенко（2009）发现了20世纪和21世纪世纪之交一些旧政治词汇的回归现象；О.Н.Журавлева（2003）以«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的社论文章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类政治语篇中作者对成语的改造现象。

2.修辞分析

政治话语的修辞分析主要指对政治话语体裁的研究。Е.И.Шейгал是俄罗斯首位对政治话语体裁进行详细划分的学者。她提出了划分政治话语体裁的六个参数（机构性/正式性参数；主体和受话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事件的定位；场结构，即该体裁在政治话语中中心性和边缘化程度；体裁空间的功能结构），并根据这些参数进行了体裁分类（2006）。例如，她根据机构性/正式性参数由低到高的凸显程度划分了以下政治话语体裁：

（1）家庭中的政治谈话、与朋友的政治谈话、与陌生人的谈话等，政治笑话、政治传闻；

（2）私自印发的传单和涂鸦，通常包含批判性的内容；

（3）公民表示支持或反对的电报和信函；

（4）政治丑闻；

（5）记者招待会；

（6）公开政治讨论；

（7）政治领袖的公开发言；

（8）法律、法令等政治文件；

（9）国际谈判、国家领导人间的政治会晤（Шейгал，2004：233-234）。

学者们具体研究了政治领袖、政治流派和政党的形象和语言风格。政治家的“形象”（имидж）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生涯的成败。А.А.Романов等（2000）区分出俄罗斯政治家的“面具”：“小丑”（В.В.Жириновский）；“强壮的经济领导人；聪明干练、勤劳的庄稼汉”（Ю.М.Лужков）；“粗鲁、不容妥协的军人”（А.Е.Лебедь）；“优等生”（С.В.Кириенко）；“专制君主”（Б.Н.Ельцин）等。Тянь Юань（2007）对比分析了普京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形象：普京是一位细心、谦虚、善解人意、平易近人、勇于担当、宽宏大量的领袖；而日里诺夫斯基则是语言贫乏、以自我为中心、攻击性强的“说教者”。

以下政治领袖的话语引起了俄罗斯学者的重点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Белкина，2002；Гаврилова，2004a；Нахимова，2007）、美国前总统奥巴马（Шустрова，2010；Садуов，2010）、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Мохова，2010a）、美国前总统布什（Фомина，2006）、英国前首相布莱尔（Фомина，2006；Садуов，2008）、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Керимов，2009）、德国前总理施罗德（Комисарова，2008）、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Базылев，2004）、南非前总统曼德拉（Мохова，2010b）、美国前国务卿赖斯（Матыгина，2009a）等。

此外，М.В.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ая和Н.Н.Розановая 研究了“俄罗斯人民的声音”政党（Голо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及其领导人（Александр Лебедь，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的语言特点。Н.А.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2004）分析了美国“绿色”环保组织的话语特征。

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的体裁研究涉及社会政治的以下方面：

（1）政党、社会组织、机构相关：包括党纲（Бабаева，2003）、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声明书（Мухаммадал-Бхаиси，2006）、国家杜马全会（Каблуков，2007）；

（2）竞选相关：竞选纲领（Солопова，2008）、竞选传单（Федотовских，2005；Култышева，2010）；

（3）总统相关：总统就职演说（Гаврилова，2006）、国情咨文（Гаврилова，2004b）；

（4）大众传媒相关：政治广告（Крючкина，2010）、政治访谈（Попова，1995；Докучаева，2003等）、政治辩论（Ощепкова，2004；Верещагин，2007）、脱口秀（Попова，2004）、电视新闻（Васильев，2006）、政治家的博客（Диасамидзе，2010）；

（5）文学艺术形式：小说（Алексеева，2004；Андреева，2004；Шустрова，2007）、回忆录（Сурина，2007）、传记（Данилова，2009）、图式文学（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дуов，2009；Зарема，2009）、小品文（Истомина，2008）、讽刺画（Артемова，2002；Ворошилова，2010），政治格言（Бажалкина，2010）、政治家的信件（Кондратьева，2003）；

（6）其他功能语体：混合语篇（Ворошилова，2007）、外交电文（Рамазанова，2009）。

3.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政治话语的认知研究集中体现在概念隐喻分析上。当代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更是我们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认知和语言的纽带。在政治话语中，隐喻是操控大众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А.П.Чудинов（2001）在«Россия в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м зеркале：когнитив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етафоры （1991-2000）»一书中首次系统分析了当代俄罗斯政治隐喻的四种类型：拟人隐喻、自然隐喻、社会隐喻和人工制品隐喻。在此之后出现了大量有关政治隐喻的研究（Сорокина，2003；Кондратьева，2003；Алексеева，2004；Сурина，2007；Данилова，2009；Ворошилова，2010；Мохова，2010a，2010b；Чудинов，2004，2008；Будаев，2006）。此外，Е.А.Лазарева、Е.В.Горина（2003）认为，为了更温和地影响读者的意识和情感，在大众传媒政治话语中经常使用认知碰撞手段。Е.Н.Пескова（2006）指出隐喻是政治话语中说话人意向表达的一种手段。Е.Г.Малышева（2009b）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界定了意识形态素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类。

4.文化语言学的角度

政治话语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第一体现在对先例现象的关注，如探讨政治话语中的先例模式（Гридина，2003；Немирова，2010）；政治语篇中先例名和隐含意义之间的关系（Полякова，2012）；政治话语中先例现象和互文性的关系（Немирова，2003）。第二体现在理念的研究。свой-чужой理念是俄罗斯政治话语中永恒的话题，如И.Г. Милевич（2003）指出，在拉脱维亚一家媒体中这组对立理念主要体现为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对立；Е.В.Кишина（2006）研究了政治话语中свой—чужой理念及其语言表现手段；П.Канчани（2007）对比分析了свой—чужой理念在俄罗斯和意大利政治话语中的体现及民族文化特点。此外，Е.В.Декленко（2003）对俄语和英语中“爱国主义”的含义及理念进行了对比研究。М.Д.Невинская（2006）探讨了“权力”和“人民”理念，以及这组对立理念在政治话语角色结构中的体现。М.С.Онищенко（2009）总结出“自由国家”理念在俄罗斯、德国和美国人民认知意识中的民族特点。Е.Г.Малышева（2009a）分析了“省长”理念在地区大众传媒话语中的体现。В.И.Карасик（2010）指出“自觉性”是苏联时期理念的时代特征。Е.Н.Пименова（2010）探讨了政治理念体系的组成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理念进行了分类。第三体现在形象研究。Е.А.Пименов（2010）和Е.Н.Пименова（2007）分别分析了俄罗斯大众媒体中的乌克兰人和乌克兰国家形象；О.А.Солопова（2008）分析了政党纲领文件中“未来”的形象。第四体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研究。Н.А.Купина（2003）归纳出主要意识形态素词汇在党纲、政党名称中的体现；Т.А.Светоновова（2006）对比分析了价值观在普京总统和小布什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和就职演说中的表现手段；В.В.Фенина（2008）研究了法国政治话语中的文化价值观；А.А.Клиновская（2007）分析了德国竞选杂志中的社会模式固见及其语言表现；О.Р.Жерновая（2010）指出，民族文化陈规随着社会的政治文化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Н.Н.Ракитина（2007）对比分析了英国、美国和俄罗斯政治话语中缩略语的民族文化特点。

5.语用学方法

首先是政治话语的策略研究，如简化主义策略（Миронова，2003）；当代报刊政治语篇中的诽谤策略（Руженцева，2003）；陈述策略、意识形态作用策略和论证策略（Зигманн，2003）；政治辩论中论证的策略和技巧（Ощепкова，2004）；英语政治话语中的说服交际策略（Калинин，2009）；竞选传单中的论证策略（Култышева，2010）。其次表现在言语行为的相关研究。Э.Ю.Попова（2004）分析了政治脱口秀节目中交际失败产生的原因（陌生的交际环境、违背交际对等原则、交际的仪式化、对受话人不合适的评论、交际期望未实现）；А.В.Шевчук（2004）对比分析了英国和俄罗斯两国政治访谈问话和答话中的语力表现手段；М.В.Китик（2004）以英国议会会议记录为研究对象，分析如何在词法、句法和词汇层面上降低话语的强度以及降低话语强度的目的；Е.О.Ильичева（2006）分析了俄罗斯、美国和法国政治领导人公开话语中推理的语用作用；Е.Л.Зайцева（2006）对俄语和法语政治话语中否定评价的对象及语言表现手段进行了分类分析。

6.综合分析法

此外，许多学者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语篇、语义和修辞的研究（Гусева，2006；Белов и др.，2008；Скворцов，2009），政治报刊语篇的语义、句法、情态和语用的研究（Грушевская，2002），政治话语言语效力的机制及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层面中的体现（Т.С.Комисарова，2008）。

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出现以“政治语言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命名的专著（Романов，2002；Воробьёва，2008）、教材（Чудинов，2007；Мухарямов，Мухарямова，2009；Тихонова，2012）和学术期刊《政治语言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已形成叶卡捷琳堡、伏尔加格勒、圣彼得堡、瓦伦涅日、克拉斯诺达尔等多个研究流派。俄罗斯当代政治话语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与国外研究接轨，但坚持描写方法为主；另一方面在研究上涉猎更加广泛。

二 汉语政治话语的研究概况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政治话语研究起步较晚。“政治语言”研究是由陈昌文首先提出的。他在其以《政治语言论纲》（1993）为题的论文中指出，政治语言应当成为政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课题，并对政治语言进行了划分。但是，他采用的是社会学视角，提出的体现语言政治性的句法结构以及对政治语言的论述大多数针对“集权社会”。陈昌文对“政治语言”研究的提议当时并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直到2002年，田海龙发表《政治语言研究：评述与思考》一文，有关政治语言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我国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理论研究

田海龙（2002）评述了英美国家政治语言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出政治语言研究区别于其他语言研究的特点：它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的语言了解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田海龙还提出了构建政治语言学学科的想法，认为该学科应该主要包括两大研究内容：语言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的语言问题。可以说，田海龙是国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政治话语的第一人。胡亚云（2002a，2002b，2002c）认为，政治语言主要是政治活动中政治主体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语言，它包括语文语言和非语文语言；政治语言具有政治性、社会公共性、时代性和攻击性；政治语言的功能包括信息传播功能、议题设置功能、阐释与联系功能、行为鼓动功能及政治认同功能；政治语言的构成要素包括符号、符号系统、符码、文本、语境、话语。马敏（2004a）也阐述了对政治语言这一术语的理解并将政治语言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说服型、法理型、行政型、交易型）。王瀚东、胡华涛（2006）则对建立媒介政治语言学进行了思考。熊万胜（2007）从政治学角度批评了田海龙对政治语言概念的界定，并引入了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双视角：语言学视角（包括七个主要的论域）和政治分析视角。雷大川（2009）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政治语言学的学科定性、学科任务、建构方法等问题。朱立华（2009）评介了著名英国语言学家保罗·切尔顿政治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杨可（2012）对俄罗斯政治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该学科的定义、该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以及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目的、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概述。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多采用政治学的视角，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仍较少。

（二）批评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析被广泛应用于政治话语研究，解释如何运用政治话语中隐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控制或操纵（Wodak，1989；van Dijk，1997）。国内出现了许多政治话语的批评性研究，尤其是政治演讲的批评性分析。此外，龙泽顺、陈建平（2008）对国外政治话语的批评性分析进行了评述。

（三）系统功能语法研究

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际功能分析，包括对整个政治语篇人际功能的分析（管淑红，2005；王红阳、程春松，2007）和对政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张兆琴，2008）、情态动词（何咏梅，2009）、情态副词（何咏梅，2010）以及主语成分（赖雪花，2008）的人际功能分析。第二，对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分析（张艳密，2009；姜雪、刘薇，2009）。第三，评价理论分析（杨婷婷、尹铁超，2009）。

（四）语用研究

政治话语的语用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话语中的模糊语。语言的模糊性是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之一，一些学者对各种政治场合中模糊语的分类、功能、表达手段、生成机制等进行了研究（郭立秋、王红利，2002；李颖，2003、2007；魏在江，2006）。第二，政治话语中的委婉语。委婉语是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之一。刘文革（2003）分析了伊拉克战争与委婉语；吴长旗（2005）从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的角度分析了新闻发布会上外交委婉语遵循的原则及使用方法；葛新新（2006）考察了政治委婉语的功能并以此为标准对政治委婉语进行分类，揭示了政治委婉语的生成机制：政治委婉语的生成是交际意图和各种认知假设相互平衡的结果。第三，语用策略的研究（马敏，2004b；陈丽江，2007、2009）。第四，政治话语和语用原则的研究（马莉，2003；姜志伟，2009）。第五，政治话语与语境的研究。陈丽江（2007a）从宏观的文化语境、中观的情景语境和微观的上下文语境解读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孙吉胜（2009）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分析了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如何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语言表达实现意图。第六，政治话语和预设的研究。张宇（2004）讨论了政治性访谈与辩论中前提的使用；谭明芳（2007）分析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预设触发语。此外，胡申、王静（2001）探讨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语用特征（坦率性、模糊性、委婉性、辩论性和幽默性）；陈利（2004）分析了英语政治类演说中元话语的使用规律及其语用功能；熊涛、何劲（2006）指出外交活动中的陈述型话语体现信息功能，表态型话语体现语言使用的互动功能。

（五）认知研究

政治话语的认知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隐喻的研究，表现为政治语篇中隐喻模式的研究、功能的研究、隐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中外政治隐喻的对比研究（黄敏，2006；朱小安，2007；张庆冰，2007；陈勇、刘肇云，2009；徐存良、孙磊，2009）。此外，赵晓囡（2010）以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为基础，讨论了政治演讲语篇《不自由 毋宁死》的连贯性，揭示出语篇的连贯性是表层/显性衔接手段（指称连贯、关系连贯）和深层/隐形衔接手段（隐喻与语篇连贯、相似性与语篇连贯、典故与语篇连贯）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修辞研究

季广茂（1998）研究了隐喻视野中的政治修辞学。胡亚云（2001）指出，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传播的价值基础，包括五种理论范式：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和反修辞。肖安法（2007）从语法结构、词汇和辞格三方面探讨了政治语言的修辞特色。

（七）翻译研究

政治语篇翻译方法及策略的研究。如研究政治语言的翻译方法（魏芳，2005）；政治演讲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刘朝晖，2007）；英语政治语篇中词语感情色彩的游移现象及翻译（何雅叶，2007）；政治演讲中隐喻的翻译（周红、朱芙蓉，2010）；政治演讲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李倩倩，2010）以及等效理论观照下和目的论观照下政治语篇的翻译（王瑞英，2007；陈方源，2008）等。

此外，在我国的政治话语研究中，还出现了政治词汇的文化内涵研究（窦卫霖，2007）、指称词语的分析（张帆，2007；吴丽丹，2009）、网络政治话语“被XX”的多元解析（段益民，2010）等。

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治话语研究集中关注欧美政治语篇，少见本国政治话语研究，本土化研究有待加强。国内学者尚未普遍建立政治语言学学科意识，多是在语言学相关分支学科内关注语言与政治的个别问题。近些年来，相关研究数量虽见增加，但多为非核心期刊和学位论文，研究深度还待提高。

第二节 政治访谈研究概况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话语的一个具体体裁——政治访谈。政治访谈是政治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当今，政治家与民众的交流更多地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政治访谈是政治家通过回答记者问题的方式实现与民众交流的一种形式。政治家进行政治访谈的目的是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塑造个人形象，赢取民众的支持。政治访谈是政治交际的一部分，因此政治家和记者之间的政治交流也成为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俄罗斯政治访谈的研究概况

М.В.Юрина把政治访谈视为政治交际的一种类型，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信息场（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оле политики）（Юрина，2006b：16）。作为一种特殊访谈体裁，政治访谈具有五个区别性话语特征：说服性、多主体性、信息性、评价性和机构性（Н.И.Лавринова，2009）。而А.К.Михальская（2009）将政治访谈归为政治话语的根据是：1）它是一种规约性很强的言语体裁，按照一定的规范分配直接参与者的言语角色；2）它是一场“对话决斗”；3）它具有公开性：面向广大的听众或观众；4）具有形式化特点：访谈双方须遵守一定的言语礼节。

政治访谈有两种形式：书面的和口头的。书面的形式是指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访谈记录；口头的形式是指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的音频及视频形式。俄罗斯学者对书面访谈的研究主要包括：1）对报纸访谈语言特点的研究（Андрамонова，1988）；2）对英、美国家报纸访谈修辞特点的研究（Заигрина，1988）；3）对报纸政治访谈的结构特点和修辞特点的分析（Попова，1995）；4）对英语报刊访谈话语认知模式的探讨（Шевченко，2006）；5）西班牙报刊访谈的语用分析（Сак，2005）；6）德国Der Spiegel杂志中访谈话语的对话性解读（Степанова，2006）；7）报刊访谈中的答话策略（Дубских，2008）等。

近些年来，访谈的口头形式引起了俄罗斯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作为电视访谈节目的政治访谈。М.А.Стрельникова（2005）在俄罗斯和美国电视访谈节目的对比研究中涉及对政治访谈、商务访谈和艺术访谈三种访谈类型的分析（根据受访者的职业区分以上三种访谈类型）。她提出从结构和语言交际两个角度描述访谈节目（一般访谈节目）。结构角度包括对话特点（信息型或个体型）、访谈类型（事实访谈、观点访谈、人物访谈）、话题特点（单一话题或多话题）、访谈目的、独白言语行为特征（叙述、观点陈述、解释等）、邀请嘉宾的理由、语篇构成因素、访谈的结构布局、访谈参加者的特点九个因素。语言交际角度包括交际特点、言语行为特点（主要体现在词汇、修辞、句法层面上）、语篇特点和文化逻辑特点四个因素。И.В.Афанасьева（2010a，b）发现英语访谈节目中，参加者的言语行为特点与受访者职业有关：当受访者是政治家时，访谈多带有对抗性；而当受访者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时，访谈则呈现和谐性。另外，受访人的职业还影响访谈中时态的选择，政治访谈中凸现因果关系，主要通过现在时和将来时表达；而对文学家或艺术家进行访谈时，多通过过去时和现在时体现过程结果关系。

С.А.Рисинзон（2009）从言语礼节的修辞表达手段入手，分析了外国记者分别对俄罗斯两位总统（现任总统弗·普京、前总统德·梅德韦杰夫）和英国两位前首相（托·布莱尔、戈·布朗）进行的采访。研究发现，言语礼节技巧是影响政治访谈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政治访谈中，言语礼节的表达主要有三个功能：以受话人为取向的功能、维护交际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这些功能在政治访谈中具体体现在：1）对间接受话人的正面评价；2）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3）弱化语势，降低陈述观点或评价时语气的绝对性；4）在坚持共同立场的基础上唤起集体认同感；5）注意话语组织手段，帮助受话人理解言语内容（如指出话题、明确话语之间的联系等）。С.А.Рисинзон对比分析了上述言语礼节表达在英国和俄罗斯两国政治访谈中的使用频率，发现俄罗斯政治家经常使用话语组织手段、弱化语势和表达与受话人的集体认同感三种方法，而英国政治家较多运用弱化语势、表达正面评价和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三种方法。

政治访谈参与者的语用策略研究是政治访谈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Т.Ю.Мкртчян（2004）对比分析了俄语和英语广播电视政治访谈中采访记者的言语行为和言语策略。М.В.Юрина（2006a）探讨了在德语政治访谈中，采访记者和受访政治家如何通过词汇语义和句法结构手段表达中立立场。М.П.Чуриков（2005）以德国政治访谈为语料，归纳出德国政治家在交际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表示同意的八种技巧、表示不同意的七种技巧以及回避的七种手段。Н.И.Лавринова（2008）分析了英语冲突性政治访谈，指出政治家回避问题的七种方法和公开表示不同意的手段。И.В.Афанасьева（2010b）论述了采访中受访人如何使用时态（过去时和将来时）作为一种论证手段，以达到维护正面形象的目的。Н.Н.Кошкарова（2010a、2010b）总结出和谐型政治访谈中记者的技巧（请求、确认、道歉、赞同、恭维）以及政治家的技巧（沉默、中立立场、回避、确认立场）。

在俄罗斯政治访谈研究中还采用了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例如，И.В.Талина （2003）以访谈类言语体裁为语料，分别分析了俄罗斯和德国政治人物交际行为的性别特点。

此外，И.Комарова、Г.Н.Плотникова（2003）以政治访谈为对象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20世纪末政治话语的语义演变。А.К.Хурматуллин（2010）以鞑靼语和阿拉伯语政治访谈为例，分析了政治语篇中隐喻的使用特点。Н.Н.Кошкарова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指出语言和文化差异是政治访谈中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欧美政治访谈的研究概况

Bull和Mayer（1993）认为，含糊其词是政治访谈最主要的特点之一。Bull和Mayer（1993）对政治家的零回答（non-replies）进行了分类：1）政治家对问题视而不见；2）接受问题但不回答；3）质疑问题（包括要求进一步解释问题和反问记者两种情况）；4）攻击问题（包括八种具体情况）；5）攻击采访记者；6）拒绝回答（因无能力拒绝或不愿意回答）；7）阐述政治观点（包括八种具体情况）；8）不完整的回答（包括八种具体情况）；9）重复对上一个问题的回答；10）说明或暗示对这一问题已做出回答；11）道歉。Bull（1994）根据问话的形式判断答话的信息是否完整，将政治访谈中的答话分为回答、居中回答和零回答，如特殊疑问句对缺少的变量进行提问，如果答话中填充了这一缺少的变量，则视为回答。同时，Bull指出，很难判断针对一般疑问句的答话，因为政治家很少直接使用yes/no，有时答话中使用模糊限制语（probably，perhaps，to some extent），有时答话中虽含有yes/no，但是并不等于肯定或否定，比如yes仅承认存在这一问题等。Bull所说的居中回答包括三种情况：1）隐含回答，观点明确，但是未直接表明；2）不完全回答；3）被打断的回答。

Clayman（1993）发现在新闻访谈和记者招待会中，政治家有时先重新表述问题，然后再回答。借助重述问题的方式，政治家有时在这种“概括”的幌子下，逐步将问题转移到对自己有利的话题，有时在“回顾问题”的幌子下，选择回答多成分问话中的某一个问题。Bull和Fetzer（2006）分析了政治访谈中代词转换的功能、其潜在的语效：不仅可以增强说服力，还可以作为一种策略，达到含糊其词的效果。有些学者比较正面地评价了政治家含糊其词这一特点，如Bavelas等（1988）在定义含糊其词时借用了Haley交际模式中所包含的四个成分：I（sender）am saying this （content）to you（receiver）in this situation（context），认为如果缺少了这四个成分中的任何一个，即被视为回避。Bavelas等认为，政治家的回避并不意味着这是个人缺点或政治家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实验和计算方法证明，回避是因为交际情景所致。Ekström（2009）探讨了瑞典政治访谈中政治家宣布拒绝回答这一特殊行为，分析了该行为在词汇表达上的特点，指出政治家宣布拒绝回答的同时一般会解释原因。他认为，这一行为具有积极效果，是一种适度的保持距离的做法，避免了对记者行为的正面指责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争端。Dickerson（2001）指出在政治访谈中，政治家经常挑战上一个记者的话轮，通常有12种表达方式，但是不同于日常会话，政治家很少将这种挑战个人化，而是和记者合作共同引导访谈的进行。

话轮被打断频率较高是政治访谈的另一个重要特点。Beattie （1982；Beattie，Cutler & Pearson，1982）分析了Margaret Thatcher 在访谈过程中频繁地被打断的原因，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受到了Bull和Mayer的质疑（1988，1989；Beattie，1989a，1989b）。

Fetzer和Johansson（2007）分析了英国和法国政治访谈中透露行为（acts of confiding）的语言表现形式及交际功能。Fetzer（2008）的研究对象是对1997年英国大选和1998年德国大选的失利方进行的12场采访中不结盟意愿的表达方式。研究发现，在相同的语境下，两国政治家在访谈中的论证策略十分相似，但是选择表达不结盟意愿的方式却相差很大。

三 国内政治访谈研究概况

政治访谈无论是作为政治话语的一个体裁，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访谈类型，目前都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在中国期刊网上以“政治访谈”为关键词和篇名进行检索，仅发现二十余篇相关研究文章，且半数以上为硕士学位论文。现有研究基本在语用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以英语政治访谈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政治访谈中的模糊现象的表现形式（朱怡，2004）、模糊限制语的元语用功能（赵晓宇，2014）及人际功能（彭征宇，2007）、话轮分析（林海洋，2017）、缓和策略（吴尚泽，2016）等。

通过以上对政治访谈的梳理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普遍把政治访谈看作一种兼具政治话语和新闻话语特点的言语体裁，政治访谈的书面及口头形式、语言特点和访谈结构、言语礼节及语用策略都进入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视角。相比而言，欧美学者对政治访谈的研究多聚焦在政治访谈中的模糊现象、打断话轮、论证策略等。而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较少，且以欧美英语国家的政治访谈为主，对其他国家及我国的政治访谈研究则较少。因此，对俄罗斯及我国政治访谈的系统的语用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