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已年届五旬的蕾切尔·卡森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也就是后来的《寂静的春天》。在她大半生的时间里，她都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同时也是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撰稿人。7年前《我们周围的海洋》一书的出版，使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她成了举世闻名的作家。这本书和后来的《海洋的边缘》的版税，足以使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声名显赫、写作自由，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想和你签约。人们都以为下一部书将会保持以前的风格——探索的对象新奇好玩，研究过程中透出轻松快乐。事实上，她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时，随着所谓的“农业防治计划”对DDT（滴滴涕）的广泛使用，她和同事们都为此深深担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意识到了使用DDT的危险。于是，她写了一篇关于此问题的报道，但是没有杂志愿意刊登。10年后，当杀虫剂和除草剂（其中一些制剂比DDT的毒性强很多倍）导致野生动物大规模死亡并摧毁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正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她觉得必须挺身而出，把真相公之于众。她又写了一篇文章，试图找杂志社刊登。虽然卡森已是一位著名作家，但是杂志社害怕失去广告，拒绝刊登她的文章。比如，一家儿童罐装食品公司就说：“对使用该厂产品的妈妈们来说，这样的文章会引起‘无端的恐慌’。”唯一例外的是《纽约人》，该杂志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连载了书中的部分内容。
卡森意识到，最终的解决之道是写书——图书出版社没有广告的压力。最初，卡森打算找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最后还是决定自己来完成。即使是铁杆读者也在怀疑卡森是否能把这一沉闷的主题写成一部畅销书，她自己也心存疑虑，但是她还是迎难而上，因为责任使然。“如果继续保持沉默，我心里将永远不安。”卡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寂静的春天》历时4年完成。这本书里的研究与她之前出版的书截然不同。原来在伍兹霍尔实验室有了新发现或者在退潮时海边进行研究，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如今，情况大不一样。工作应是充满乐趣的，然而这种乐趣却被虔诚之心取代。而且，她还得到了额外的“奖励”，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她百病缠身。用卡森自己的话来说，她“把能得的病全得了”。
卡森非常清楚，整个化工产业将会对她进行猛烈攻击。因为她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含毒的化学药剂的滥用，从根本上说，她明确指出了依靠技术手段的现代工业社会对大自然极不负责的态度——这一点真是一语中的。果然，这本书受到了冷酷无情、肆无忌惮的抨击，可以说自一个世纪前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以来，所受攻击的激烈程度无出其右。
化工界花费了数十万美元来抹黑本书并诋毁作者——她被刻画成一个愚昧无知、歇斯底里的女人，试图让虫子们在整个地球上逍遥快乐。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攻击让这本书更加出名了，恐怕连出版商的宣传也望尘莫及。一家大型化工公司试图阻止该书的出版，因为卡森使消费者对该公司的一种产品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卡森对这一切都没有让步，《寂静的春天》如期出版。
任狂啸如斯，她自岿然不动。同时，本书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肯尼迪总统亲自组建了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专门调查小组来研究杀虫剂问题。几个月之后，调查小组提交了报告，该报告和卡森的观点完全一致。蕾切尔·卡森对于自己的成就表现得非常谦卑。曾在快要完稿时，她给自己的密友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想拯救的这个美丽世界在我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我对于那些愚蠢、没有人性的做法深恶痛绝……现在我觉得自己起码能做点小事。”事实上，后来“生态学”的出现也有她的大功。当时，“生态学”还是个陌生的名词，现在是人们追求的热门学科。
迄今为止，《寂静的春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它不仅仅是一部经典著作，斯诺称这本书为“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架起了桥梁。蕾切尔·卡森不但是一位实事求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而且还具备诗人般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敏感性。毋庸置疑，她对自然抱有深厚的感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了解得越多，好奇心就会越强烈。因此，她能够把一本死亡之书变成一首生命之歌。今天，重温旧作，本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当时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它让我们意识到所面临的威胁，化工制剂在荼毒地球；它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正用很多其他方式（当时几乎无人知晓），欺凌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寂静的春天》提醒人们：在这个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勇气依然非常宝贵。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事态，不是通过战争或暴力革命的手段，而是改变我们自身对生存的世界的看法。
人类失去了预见和预防的能力。他们会因毁灭地球而终结。
——阿尔伯特·施韦泽
- 前言根据英文原版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