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闯入商业领域的嬉皮士
第1节 拥抱在一起的嬉皮士们
理查德·布兰森走出学校，迈入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那是一个年轻人用各种方式宣告他们已经不再认同大人们的世界，一切不平等和不自由都应该被改变。这对于布兰森来说，实在是充满惊奇和吸引力的世界，他也张开双臂和那些嬉皮士们拥抱在一起。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帮助布兰森把想象中的杂志变成了现实，也带给了他新的梦想。从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发现，他是多么的享受这一段时光。
1968年，理查德·布兰森离开学校，兴冲冲地奔向伦敦，也奔向了色彩斑斓的60年代。
60年代的世界，完全被亢奋的情绪感染，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在饱受压抑之后兴奋地战栗着。大人们延续着世纪初的习惯，忙着发动战争，争夺霸权和石油。而战后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显然不像经历过一次甚至两次战争的长辈们那样平静地看待传统，当他们到了可以发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和家长们决裂了。这是一种青春期的叛逆，又不单单是青春期的躁动，显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战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民族主义……让年轻人的愤怒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大人们可以制造不公平，他们当然也有权力追求平等。
年轻人极尽所能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成人世界的不满。
1968年，17岁的麦克·梅特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莱顿城，与7个辍学的学生一起，建立了一个名叫“莱顿公社”的群居村。在这个村庄里，他们过起了原始人一样的简单生活，居住在简陋的木屋，在小溪里汲水，劈柴取火，取食没有加工过的农作物。这被认为是嬉皮运动兴起的标志，年轻人离开公寓和学校，走进了树林，他们拒绝现代文明，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不受污染的和平、爱情和友谊。人们把他们称作“嬉皮士”。
在越战的催化下，嬉皮运动很快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古怪而又慵懒的嬉皮士遍布世界，他们既不修剪头发，也不修剪胡子，穿起流苏装饰的袍子和牛仔裤，头上插着花朵；过着远离主流社会的生活，吸食毒品和迷幻药，喜欢聚集在街头和酒吧交流，分享自由的性和爱情；他们兴致勃勃，认为自己在创造一种新生活。
除了远离社会的嬉皮士，还有用更加激进的态度面对世界的学生，他们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抗议战争，呼吁民主和自由，要求变革世界，不惜与当权者爆发冲突。政府的镇压显然无法浇灭学生们青春的火焰。毕竟，当你年轻的时候，完全不觉得世界上有任何值得畏惧和不可改变的东西。
这是个被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占据的年代，看起来混乱又充满希望。年轻人存在两个极端，但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属于中间阶层，他们像追赶潮流一样，既像嬉皮士一样随意自在地安排生活，又喜欢聚集在酒吧和街头探讨政治和摇滚乐，充满乐观和勇气。他们拒绝传统，愿意接受与主流违背的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
理查德·布兰森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时代的脚步。他觉得自己离开学校的决定再正确不过了，学校的条条框框把他膨胀的自我束缚得快要窒息了，而60年代的社会以宽容的姿态拥抱了他的奇思妙想，为他提供了自由的土壤，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属于他的生活。
60年代的社会环境无疑对布兰森开展自己的事业非常有利。年轻人冲破传统，要求革新社会，形成了独特而强大的文化，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多拥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不论是学生运动领导人、政客还是摇滚明星。这些人满怀理想主义，对学生充满同情。而《学子》是这样一本杂志，它是由一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创办，探讨政治和摇滚乐，面向学生发行，而且是非盈利性质的，所以，那些名人们会非常乐意提供免费的帮助、接受采访、撰写专栏，同时向学生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早期的创办活动中，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约翰·列侬都曾接受过《学子》的专访。
一本杂志不是只有两个人可以办起来的，不过，酒吧和街头到处都是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喝酒、吸食迷幻药、讨论摇滚乐和一切可讨论的社会问题，当然还有少不了的性。布兰森和乔尼试着和他们攀谈，寻找灵感，推销自己的杂志。他们对于创办杂志很有兴趣，自愿地来到了地下室，提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帮助布兰森和乔尼做些编辑和发行工作。
每个人在这里做的都是无偿的工作，布兰森和乔尼没有工资，其他人也没有。他们可以在推销出一份杂志后得到一半的报酬，相当于一个热狗。这让《学子》编辑部的氛围显得非常放松和自由，没有人是为了钱来到这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大家显得非常快活和心满意足。这里也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创意。
人们在编辑部里占据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选择自己喜欢的姿势或躺或坐，耳边是令人兴奋的摇滚乐，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聊天找乐子，分享食物、香烟、酒、大麻以及性，天气晴朗的时候就一起走到郊外晒太阳。
这段经历给理查德·布兰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由友好的环境下，每个人为了兴趣而工作，才能得到心理上的愉悦，释放出最大的活力。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致力于创造类似的企业文化，他不会付给员工高额的薪水，而只鼓励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尽量把每一个公司的规模都控制得很小，寻找一座舒适住宅作为办公场所，让大家可以及时充分地做面对面的交流；他也懂得倾听别人意见的重要性，在他事业的初期，公司的每个员工都知道他家的电话，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现在，他也不会忘记在乘坐自家飞机的时候，走到顾客中间，记录下他们的建议。
布兰森在6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对某些东西的认识一直停留在60年代。比如对于兴趣的认识、自由对于人的意义、交流的意义、倾听别人的声音，这些都是他从嬉皮精神中领悟到的。他一直在坚持建立一种迷人的企业文化——兴趣和工作结合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平等的交流合作保持了公司的团结，这使得他们能够以强大的进取心、灵活多变的策略以及坚强的耐力面对激烈的竞争。
《学子》就在一群快乐的年轻人的操作下出版发行了，它的第一期成绩不错，发行了大约5万册。
第2节 不，我已经不想再做记者了
为了保证杂志的生存，理查德·布兰森悄然转变了自己的角色。虽然走上商业之路完全是为形势所迫，但是，当布兰森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记者的理想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或许可以得到更多不一样的乐趣。这似乎是一种孩子样的对乐趣的追逐，来到社会的布兰森，他还很年轻，还有太多想要尝试的东西，只不过，这一切都要在维珍的名义下进行。
编辑部的生活并不总是涂满理想的色彩，杂志也不会凭空生产出来。他们的员工是免费提供服务的，杂志上的专栏也是别人免费撰写的，不过，他们仍然需要钱来购买纸张、请人排版、印刷，同时，还需要维持他们生活必需的一点食物、房租和其他开支。
显然，如果每个人都躺在地板上吸食大麻、畅谈理想，杂志根本不可能办得起来，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处理这些实际的问题。布兰森开始担当起了这些责任，他和乔尼形成了分工。
乔尼专注于编辑杂志的内容，他决定了杂志的品位和风格，应该采访哪些人、组织哪些吸引学生的专题、取舍哪些稿件。而布兰森大把的时间都在利用他的好口才，劝服广告商在杂志上刊登广告，筹集和控制印刷邮寄的费用，缴清电话账单，寻找能够免费帮助他们发行零售杂志的人手，为寻找其他财路处心积虑……换句话说，乔尼是一个内容制造者，而布兰森则成了一个经营者和管理者。
理查德·布兰森不是想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吗？怎么会愿意接受这种分工呢？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转变是基于现实的压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学子》都是一个临时的聚集地，工作只是一时的兴趣，当做完了一个阶段的工作就会离开，《学子》的生存和他们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对于布兰森来说，《学子》是属于他和乔尼的事业，最不想看到《学子》夭折的，恐怕就是他们。乔尼对于诸如拉广告之类的事情完全不在行，而布兰森恰好有一副天生的好口才，能够给杂志找到赞助。
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是布兰森自愿地远离了成为记者的理想。创办《学子》的初衷，是想要建立一个供年轻人探讨政治和理想的平台。但是，布兰森对于政治的热情显然不如乔尼和其他人狂热，同其他年轻人面对世界的态度相比，他显得冷静而又克制，这应该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他对他的家庭非常满意，父母对于他的教育方式也没什么需要反抗的地方，这使得他不可能有什么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与60年代激烈的政治风气相比，他既不是激进的左派，也不是保守的右派，只是希望能更理智地看待问题，因此，他不认为那些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行为都是可取的。在意识到无法和激进人士沟通之后，他一定非常乐意从政治的争吵中脱身出来，把这些工作交给乔尼，自己做点其他的事情。
可以说，布兰森就这样无意之中成为了商人。当然，对于他的身份来说，确实很难用商人来界定。他虽然不得不想办法赚钱，但他并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他只是为了确保《学子》能够正常地运营下去。从一开始，布兰森就把这种经营活动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冒险。这让他更看重在这种经营活动中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努力中寻找乐趣，而不是单纯的以赚钱多少来衡量。
事实确实如此，广告是新闻业的命门，但是恐怕没有什么人愿意在一本根本没有发行的杂志上刊登广告。布兰森只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打电话给那些潜在的广告商，告诉他们《学子》将会是多么优秀的刊物，他们拥有出色的采访对象和撰稿人，一定能在学生中间大受欢迎。
布兰森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优点，当他想要做某件事时，他从来不会在尝试之前否决它。所以，他会从电话簿中寻找希望能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的广告商，然后执着地一家家打电话过去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版面。并且，他总是非常的镇静，不卑不亢，表现出超出16岁的成熟，让人不自觉地相信《学子》确实是一份值得投资的杂志。
这让理查德·布兰森在失去了新闻理想的同时，也找到了新的兴趣。他能够空手创建出一份杂志，他觉得他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偶尔，他躺在床上，不由得开始勾画一幅美妙的蓝图：或许他可以以《学子》的名字开办一家旅馆、一家酒吧、一家银行、一家航空公司……总之，他想要尝试很多东西。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希望学子“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人们会承认它具有某种关键价值”。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做白日梦，不过这就是理查德·布兰森，他永远认为任何白日梦都有实现的可能，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尝试。这恐怕是他最强大的一种精神特质。
事实上，布兰森疯狂的计划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厘头。他的杂志面向的是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他理解他们的需求，而他又不得不直接与各种大人们经营的大企业接触，他明白它们满足不了年轻人的需要。与其他专注于政治反抗的同龄人相比，他希望能够进行一些不一样的商业活动，真正能让嬉皮士们心满意足。有些人因为布兰森对于政治的冷漠，认为他是冒牌的嬉皮士，但显然，布兰森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体现60年代的精髓——反抗大人的商业世界。
虽然理查德·布兰森在脑海中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不过，他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钱，他没有能力直接盖一座旅馆，甚至连《学子》的前景也令人担忧。他意识到，杂志本身不能自足，那就得干点其他的事来弄钱了。
基于现实的考虑，他觉得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学子》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来做些能够得到年轻人欢迎的买卖。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摇滚的时代，滚石、披头士、鲍勃·迪伦……这些伟大的摇滚明星在60年代焕发的光彩，一直闪耀至今。毫无疑问，摇滚乐的发展壮大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难说清，是愤世嫉俗的摇滚乐刺激了60年代嬉皮们的肾上腺素，还是嬉皮们的叛逆振奋了摇滚乐手的精神。总之，狂躁而又内省、批判而又人性的旋律响彻了那个10年，年轻人热爱摇滚乐，人人都有自己喜爱的歌手或乐队，在购买价格昂贵的唱片上从不吝啬。摇滚明星们在学生中间尤其受到追捧，编辑部里也每天都播放着摇滚乐。而在当时，唱片的价格仍然很昂贵，这给了布兰森灵感，他想要通过在《学子》上刊登广告，用邮寄的方式出售更便宜的唱片。
很快，他们就试探着在《学子》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期待着读者们的反应。
第3节 从《学子》到“处子”
《学子》悄无声息地成为了过去，“维珍”成了理查德·布兰森的一切，他也开始了作为一个商人的旅程。有意无意地，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不过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好。比起小时候失败的尝试，维珍唱片店才是他第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品，这家小小的、风格独树一帜的唱片店，预言了布兰森今后将要用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来影响商业世界。
这则试探性的广告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让布兰森和他的朋友们看到邮购业务确实有发展的可能，他们饶有兴趣地专门为这项业务起了个名字：维珍。因为他们觉得作为商业上的处子，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他们，而且对于顾客来说也充满诱惑力。
关于开展邮购业务的资金，布兰森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时间差。顾客购买唱片，要通过邮局将钱汇到杂志社，杂志社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唱片、支付邮资。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每天都收到订单和现金，用于支付下一批唱片的成本。这样一来，《学子》只需要提供人手，而不用投入什么成本就可以开展这项业务了。
这种白手起家的模式，理查德·布兰森并不是第一次使用。
在创办《学子》时，布兰森的手里只有母亲提供给他的4英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投资。但他巧妙地抓住了新闻行业的窍门：在这个行业里，是广告商在为媒体提供资金，而不是支付了几便士的读者。如果他能够卖出广告位，他就能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运营成本，甚至赚钱；如果没有广告商的支持，杂志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为此，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说服客户购买广告位。这种努力是正确的，所以《学子》才能成为现实。
这让布兰森意识到：有时候，可以让别人掏钱来做自己的事。只要你从事的事业有投资的价值，那么总会有人愿意掏出现金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会经常用到类似的方法。
邮购业务开展得非常顺利，显然，布兰森对于年轻歌迷们的热情和市场行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学子》第一次有了盈利，他们很快把它用来购买更多的唱片。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们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
1971年，英国邮政工人大罢工，国内国际的邮政业务全面瘫痪。维珍有大批待邮的唱片被积压了下来，购买唱片的人的现金也无法收到，而他们还有大笔的账单要偿还。这场危机来得太过突然，一下子打乱了布兰森的计划。维珍和《学子》都面临破产的压力。他们必须把积压的唱片处理掉，换取现金。
在和同事商量之后，布兰森决定开办一家唱片店。而唱片店要想成功，必须要选择城市中繁华、年轻人聚集出没的地方。这种地方租金昂贵，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除了手里积压的唱片，他们没有任何资本。
这时，布兰森再一次展现了他寻找合作伙伴的能力。他们发现牛津街一家鞋店的二楼是闲置的。他们走进鞋店，与老板攀谈起来，希望能够使用他的二楼，但是他们没有钱付给他房租。鞋店老板显然认为他遇见了疯子，正准备将他们轰出去，布兰森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付给他房租，不过，他们的唱片店能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这些人都有可能会购买他的鞋子。鞋店老板被打动了，他的鞋店确实少有人问津。这件事情就这样敲定了，维珍获得了一个免费的店面。等到开张后，布兰森和鞋店老板都获得了不少顾客。
唱片店帮助布兰森度过了这场危机，同时也成为他下一个事业的起点。有了这家唱片店之后，他终于脱离经营杂志的狭小天地，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这场罢工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经营唱片店看起来比经营杂志更具有吸引力。而且，布兰森集中精力打造唱片店，恐怕拿不出多少时间打理杂志了。最终，这本杂志悄无声息地停刊了，维珍却成了布兰森商海冒险的载体。
开办唱片店主要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不过，既然要开，布兰森绝不会开一家毫无特征的唱片店，这样对于他来说毫无乐趣。从第一家唱片店起，他和他的伙伴们就致力于打造一间属于嬉皮士的唱片店。
通过处理邮购业务，他们已经对于年轻人的品位有所了解，知道哪些唱片会受到欢迎。这让他们能够提供吸引人的商品，但不足以让唱片店独树一帜。于是，他们空出很大的空间，在地上放上毯子和坐垫，用音响播放推荐的音乐。维珍唱片店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人们在这里购买唱片、交流、睡觉、吸食大麻，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其他人认为购物场所只是提供购物服务而已，这家唱片店却提供了超出顾客期待的服务。布兰森希望这会让顾客变得更加忠实，购买更多唱片，以此来弥补较低的价格带来的损失。
好笑的是，就像布兰森饲养鹦鹉时高估了人们对于虎皮鹦鹉的热爱一样，他也错误地将舒适的交友环境和直线上升的唱片销量画上了等号。当他发现一大群嬉皮士横七竖八地躺满地毯，却不购买任何唱片时，不得不把他们限制在角落里，确保想要购买唱片的人有落脚的地方。
但这种小插曲没有妨碍维珍的发展，他们很快拥有了其他的分店。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投资，还是要继续做无本的买卖。于是在开辟分店时，他们会坚决地要求免除头三个月的房租，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而三个月的收入足够他们开办下一家分店了。
至此，理查德·布兰森的商业生涯进入了正轨。由于低价策略，维珍唱片店并没有多少积累下来的资本，不过也有了一定的收入。布兰森显然对于储蓄没有什么兴趣，当他手里有了钱之后，他想到的就是进行新的投资。他已经进入了唱片行业，他非常好奇，想看看在这个行业还有哪些是自己可以尝试的。
在出版杂志的时候，布兰森就接触过不少的音乐巨星。滚石乐队和甲壳虫乐队这样成功的明星神秘而又迷人，除了音乐，他们的言行穿戴都能对歌迷造成影响。而推出这些明星的，是唱片公司。一个歌手成功了，不但他可以功成名就，拥有他的唱片公司也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毫无疑问，在唱片业的生态圈中，唱片公司是龙头老大，唱片店只是最低的一级，能够赚取的利润有限，并且还要处处看唱片公司的脸色。曾经，唱片公司对维珍低廉的价格非常不满，一度停止了向他们供货。
这些都对布兰森产生了刺激，在商业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可能遭遇的竞争和排挤就会越多越残酷，不过，布兰森一旦进入了某个行业，绝不会把自己和维珍的命运交给他人摆布。所以，他开始梦想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能够和滚石这样伟大的乐队签约。
不过，唱片公司需要的投入显然不是杂志或者唱片店可以相比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靠卖出还没有发行的唱片来筹资。机会总是无处不在，布兰森发现当时的录音棚数量太少，而且很少提供舒适放松的环境。他准备像开办唱片店一样，建造一个质量一流、环境舒适、能够最大限度满足顾客需求的录音棚。这样，既可以赚钱，又能进一步地接近唱片公司和那些大牌明星。
第4节 囚徒布兰森
虽然理查德·布兰森在商业上游戏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当维珍面临生存危机时，他也会感觉到沉重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何正确地面对压力总是很难，布兰森也是如此，在重压之下，他怀着侥幸心理选择了错误的做法……正如斯托学校的校长所预言的，他真的被关进了囚室，虽然只有一夜。
在学校里，理查德·布兰森就没有表现出什么数学天赋，在创业之后同样非常不善于控制资金。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过什么坚定的商业理想，只是图一个好玩，所以当他手里一旦有了钱，就想立即花出去，开辟新的业务。这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所以，在他事业的早期，他和维珍总是在为资金所苦。
在经营《学子》时，分身乏术的他不得不请来了他儿时的伙伴，同时也是他日后重要的合伙人尼克来帮忙。尼克用他的商业管理知识控制起了杂志赚来的钱，确保它们都应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帮助布兰森处理他不擅长的债务问题。虽然尼克曾试图夺取布兰森对《学子》的控制权，布兰森不得不让他离开，但是后来，布兰森还是又把尼克请回来，分给他一部分股份，由他继续来掌管公司的财务。
卖唱片利润微薄，建造一座录音棚需要的大笔投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布兰森精益求精，他要选取安静、风景迷人的地址，要安装最好的器材，还要把那座古老的庄园重新装修得舒适宜人，这些都需要很大的投入。
虽然他认为这是笔稳妥的投资，但还是花费了不少精力来筹集资金。为此，他不得不第一次走进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他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得到了一些帮助，但这些仅仅够他购买下那块地产。
这恐怕是布兰森遭遇到的最大的资金危机，银行的还贷压力非常大，他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巴不得有条捷径让他尽快走出困境。于是，他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方法。
他制造了一批唱片出口的假象，然后在英国销售这些唱片，以逃避沉重的购物税。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布兰森觉得自己可以侥幸地逃脱法律的惩罚。可惜，他没了以前的好运气。事情败露了，他被警察逮捕，在一间单人囚室里度过了一夜。
斯托学校校长的预言成真了。如果海关执意提起诉讼，他可能还要面临更长的牢狱之灾。母亲伊芙用农场做抵押，将他保释出来，告诉他要接受教训，正面地处理这件事。在和海关以及英国的税务部门达成协议后，他们撤销了起诉，但是需要布兰森加倍补交他漏掉的那份税款。
偷鸡不成蚀把米，布兰森没能摆脱危机，反而背负了更沉重的经济负担。好在他的伙伴们没有抛弃他，他们愿意协助他渡过难关。于是，在疯狂地开办分店、疯狂地节约开支之后，布兰森终于还清了贷款和罚款以及其他债务，避免了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污点。
囚室的一夜给了布兰森一个深刻的教训，能够让他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以后的人生。无论如何，自由是他最不想失去的东西，不论是身体上的自由还是精神上的自由。而现在他明白，自由的获得，是必须要遵守某些不能打破的规则的，比如法律。
布兰森从不认为自己和其他商人一样，但是在监狱里，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无良的商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是在不择手段地赚钱，他不知道自己这样不择手段除了能获得金钱还有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来到商业领域，绝不是为金钱。
这个教训及时地阻止了年轻人过分膨胀的无法无天的自信，不然，他很有可能会怀着侥幸心理一次又一次突破法律的界限，可能他的好运能保证他一直安然无恙，但是他可能会在成功的同时失去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别人的尊重。
如果仔细观察理查德·布兰森，我们会发现，除了这次不光彩的逃税行为，他的人生看起来非常干净。伊芙和特德从小就注意培养他要珍惜自己的名声，告诫他不管为了什么东西，损害自己的名声都是不值得的。布兰森确实格外珍惜自己的名声。虽然他平时有很多出格的行为，喜欢搞恶作剧，私生活也有点混乱，但是，人们从布兰森身上似乎发现不了什么真正值得厌恶的东西。冷酷无情、傲慢无礼、嗜钱如命、自私自利、狡猾奸诈……这些招人嫌恶的词语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事实上，他的个性非常迷人，幽默、热情、认真、勇敢，而且乐于助人。
早在办《学子》时期，他就和同事们开办了一家学生咨询中心，免费帮助那些遇到生活难题却又不知向谁倾诉的年轻人。他们帮助那些想要做人工流产的年轻人寻找安全而又便宜的医院，为那些性病患者介绍值得信任的医生，帮助同性恋者寻找同伴，开导抑郁症患者……为此，布兰森甚至被警察以“有伤风化罪”起诉，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在社会一边倒的支持下，他的诉讼被取消，并获得了警察局公开的道歉。这肯定也让布兰森获得了启发，只要从事的事业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和支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他就不用害怕任何阻挠和威胁。
所有这些早期的经历，都帮助布兰森在以后的道路上尽量保持自己的清白。他因为兴趣进行商业冒险，但为了钱而葬送自己的名声实在不划算。
事实上，保留了自己道德上的清白对于布兰森以后的成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道德上闪烁的光彩使理查德·布兰森后来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当他在竞争过程中遭到对手的批评和指责时，总能得到数量众多的支持者的声援。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的挫折让布兰森过热的头脑及时冷静了一下，为他以后的商业活动打了一免疫针。同时，也促使他在商业上变得更加成熟老练起来，在为还债而疯狂工作的过程中，他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把维珍弄得像个正经的、可以赚钱的公司，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切从兴趣出发，像孩子对待玩具一样对待自己的事业。现在，他和维珍，都不再是商业上的处子了。不过，布兰森没有吸取教训的是对资金的控制方式，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又多次把自己陷入了投资过度的险境。
熬过这场危机之后，开办唱片公司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第5节 不能被遗忘的60年代
60年代究竟对于理查德·布兰森意味着什么？人们提起布兰森，总是会说，一个嬉皮士闯进了商业世界。60年代的时代精神确实对于布兰森和他的商业理念产生了影响。许多人认为布兰森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空有嬉皮士的外表，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嬉皮士可以改造世界，为什么嬉皮士不能改造商业呢？
开办唱片公司让理查德·布兰森完成了从一个新闻记者向商业领导者的转变。但是，在讲述他开办唱片公司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60年代的经历对于布兰森来说意味着什么。
尽管成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理想对于他来说并不长久，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但是，对于新闻记者这段经历，日后的布兰森仍然充满怀念，尽管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被争取广告和印刷费用的事项占去。早期的经营活动让他完成了很多商业上的积累，但是，作为一个记者，而且是一本学生杂志的记者，通过不断地与那些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抱有期待的人们的接触，却让理查德·布兰森对于人生和世界的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
尽管布兰森一向自认为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争论的人，但他并非一个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而这显然是60年代给他留下的重要印记，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散发出60年代一样夺目的人道主义光辉。在那个充满关怀和同情心的年代，年轻人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社会，他们用平等和博爱的眼光审视传统的世界，注意到大人们在家庭和学校中是怎样教授他们良知和道德的，真实的世界里又是怎样被歧视和不公正的现象所钳制。
这个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歧视，白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歧视，男人对女人的歧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歧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人们被森严的等级制度分割成不同的阵营，被迫遵从各种规范。而当受尽压迫的一方做出反抗时，镇压和战争就爆发了。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当大人们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具有怎么样的良知时，自己却又闯入别人的家园，强盗一样地夺走本该属于别人的幸福和安宁。那些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品尝过和平和富裕带来的幸福之后，显然无法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对于丑恶的世界坦然接受，他们已经不愿意自己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
当布兰森和那些受人尊敬的为争取平等而奋斗的人士进行交流时，当他和同事朋友们走上街头参加反战游行时，当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世界时，很显然，关于这个世界，布兰森得到的信息远比他在学校中得到的要多得多，也要真实得多。
一直生活在美国贫民窟里的愤怒的黑人们，为了争取在这个国家享有公民的正当权利，发起了暴力示威；在法国巴黎，激进的左派学生们和象征着政府强权的警察对峙，要求结束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通过《学子》派往越南的记者，布兰森更是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怎样在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中被轰炸成焦土，还有那些被炸成伤残的士兵以及那些被夺走生命的无辜平民的惨状……
当他采访美国著名的激进派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时，他问道：“你认为白人最终会给你们自由，还是需要靠你们的抗争来争取自由？”
鲍德温尖刻而又有力地回答说：“白人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自己自由。我绝不奢望你们能给我任何东西。我将去拿我所需要的——不必从你们那里，这是你们的谎言，我会过我的生活。我对白人做什么没有兴趣，白人没有那么重要。人们去抗争的不是针对白人，而是要打破横亘在白人与他们的生活之间的权力，就这么简单。这根本不是种族之间的战争，这是贫穷与特权的斗争，是自由与压迫的斗争。”
能够与这些对世界有着深刻洞察的思想家进行交流，对于布兰森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还会有比这更好的学习吗？
布兰森确实应该感到庆幸，在自己的青春岁月能够有这样一段经历来学习如何真实地认识人生和社会。从这样的经历中，他学会了应该怎样用道德和良知去判断对错。对于一个初涉社会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能够避免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万象中迷失自己，对于他以后的人生来说，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或许对于即将成为一名商人的布兰森来说，能够拥有一个机会自己尝试着管理一份杂志，是难得的磨练；但是，光是学会一些经营技巧，并不能保证他成为一名独树一帜、被众多后来者视做榜样的成功企业家。我们将会看到，布兰森在管理中对于公正、平等、交流和他人意见的尊重，痛恨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分明是6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他的人格中留下的烙印。这些优秀的品质将会深刻地影响他对于自己企业的定位，以及他经营企业的方式。这并不是他以一个经营者的身份学到的，而是记者的经历带给他的宝贵财富。
理查德·布兰森说，自己从记者的经历中学会了两项重要的技能，首先是让他学会倾听别人，并让他的受访者能够侃侃而谈；其次是让他学会提问，发现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是些“事后诸葛亮”式的问题，显得“很傻很天真”。
对于很多人来说，“倾听”和“好问”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才能，但是，很多人并不懂得将这样简单的两种态度作为自己人生和事业的基本原则。“倾听”意味着对于他人意见的尊重，意味着一种团结和谐的团体气氛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改进的可能；而“好问”则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对于布兰森即将起步的事业来说，他即将进入许多陌生的商业领域，面临许多全新的挑战，而他接受每一次挑战时拥有的强大的自信，肯定不是建立在鲁莽的勇气和天生的运气上的，重要的在于他懂得如何去学习新的东西，这种能力给予了他接受挑战的信心。
很显然，虽然理查德·布兰森早早地离开了学校，但是，他的青春期并没有被肆意挥霍，从社会中，他找到了最佳的学习方式，无论是对于今后他个人的人生，还是对于他的事业来说，他都在忙碌中学到了真正有益的东西。
或许他并不是一个天生完美的人，虽然现在播种在他心灵上的只是一些种子，但是迟早，这些种子都会开始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支撑起他不同凡响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