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代小说与“史传”始终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对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进行梳理，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出古代小说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更有利于对小说的个性精神及蕴藏的文化内涵作出恰切理解。基于此，本书旨在以考镜源流的方式，对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进行梳理，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一种新的观照视角。
一、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与现状
古代小说与“史传”存在不解之缘，对其关系认知，贯穿古代小说创作及评论始终，并经历了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精妙的论断、谨严的论证，同时又留有不足与空白。概而论之，人们对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主要经历了以下动态的发展过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1)自孔子修《春秋》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唐前，从左丘明“原始要终，创为传体”(2)，再到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阔视野，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史记》，史书的编撰一直是史家神圣的使命。其中大部分作品不仅真正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之辅经以助政教功能，并且“善叙事理”，人物描摹生动传神。在好“奇”心理驱使下，唐前小说创作主要表现为对“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之“浮诞”内容的拾遗补阙（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3)，以服务于“明神道之不诬”的宗教目的（干宝《搜神记自序》）(4)。在此严肃目的下，无论是创作观念及行文笔法与“史”的如出一辙，还是动辄以“史”为据为小说创作提供合理性论证，小说与“史”的界限都极为模糊。小说作为文体，并未获得文体上的独立。在此状态下，人们主要以“史”的观念及笔法从事小说创作及批评，至于小说与“史”的关系，陈平原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以前‘小说’与‘史传’之界限模糊，很大程度是‘作意好奇’风气尚未形成，小说家出于对史著崇高地位及其娴熟的叙事能力的仰慕，因而刻意追摹。”(5)
唐时，史学理论高度发展，小说创作在传统志人、志怪基础上，出现了传奇小说的大盛。小说开始进入“作意好奇”的时代，传奇、虚构的文体特征获得了充分发展。在此状态下，小说与“史”的关系，开始作为专门的“问题意识”进入人们的认知视野。《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序》云：“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6)《史通·杂述》中，刘知几指出：“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7)这些论断，直接将小说视为“史氏流别”，坐实了“史传”与“小说”的渊源关系。《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序》一方面认为杂史“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迂怪妄诞，真虚莫测”，一方面又在“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的意义上，赋予其“备遗亡”的功能(8)。《史通·杂述》一方面认为偏纪小录之书，“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一方面又在“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的基点上(9)，对其博闻强识及提供史料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诸如此类，皆体现出对小说文本功能的“史补”界定。与此同时，在时人观念中，还隐约流露出对小说与“史”不同审美趣味的理解。如段成式自揭云：“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酉阳杂俎自序》）(10)参寥子认为：“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阙史自序》）(11)总体而言，此时对二者关系的认知，主要从文体渊源及文本功能入手，至于小说与“史”的本质不同及行文笔法上的联系与区别，尚未引起人们普遍思考。
宋元以降，城市经济高度发展，思想文化极为活跃，文言小说之外，出现了话本及章回小说。人们对小说与“史”关系的认知，由此进入新阶段。在此时认知中，“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可补经史之未赅”的论断虽然依然不绝于耳，但人们更看重的却是小说与“史”的本质不同。“史统散而小说兴”（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12)，“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袁于令《隋史遗文序》）(13)，“正史者，纪千古政治之得失；野史者，述一时民风之盛衰”（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14)。胡应麟根据班固的划分，重新强调“小说，子书流也”的观点(15)。如此等等，这些论断，不论是对小说文体渊源的阐释，还是对小说文本功能、内容特征的理解，皆体现出与“史”的疏离。除此而外，小说与“史”在行文笔法上的联系与区别，此时也广泛地进入小说“评点”的领域。《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16)《读第五才子书书法》中，金圣叹指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17)戚蓼生评价《红楼梦》：“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18)《读<聊斋>杂说》中，冯镇峦云：“《左》、《史》之文，无所不有，《聊斋》仿佛遇之。”(19)诸如此类，不论是从小说与“史”的相同处立论，还是从其与“史”的相异处生想，都旨在把握小说与“史”既联系又区别的文体特征。二者关系认知的这一状况，既体现出小说文体地位的抬升，也体现出小说艺术个性的成熟。以“史”为参照，对小说进行艺术鉴赏与分析，既是人们对二者关系认知开辟的新领域，也是其时认知取得的重要成果。
晚清时期，政治上救亡图存、学术上西学东渐成为时代主潮。在此之际，人们对小说与“史”的关系认知主要局限于历史小说领域，论述话语较之以往明显减少。《痛史序》中，在对“史”之六弊总结的基础上，吴沃尧认为历史小说能“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20)。这一看法，虽仍不脱“史补”的话语范畴，但小说的地位却明显提高。在其他小说领域，“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对小说娱情泄郁、审美功能的强调，对小说“全构虚词”的理解，行文叙事中对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或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方式的广泛采用，如此等等，皆呈现出小说与“史”的明显不同。在小说批评中，则鲜有对小说与“史”关系进行讨论的言论。这说明，在政治上救亡图存及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中，小说与“史”的关系开始淡出人们的认知视野。这一淡出，预示着古典小说创作的终结及“新小说”创作的到来。就小说理论界而言，诚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不管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是随感式的序跋，还是条理化的论文，‘新小说’理论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直接产物，自觉地服务于文学运动，贴近小说创作实践，其主要价值不在于纯理论意义，而在于促进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21)
辛亥革命后近百年来，伴随科学研究风气的兴起，小说与史传的关系作为学术问题，广泛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概而论之，此时对二者关系的认知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认知形式发生了变化。
在以往认知中，人们对二者关系的探讨或出现于史志目录的编撰中，或出现于野史笔记的记载中，或是在小说序跋、评点中展开，论述话语不仅多点到为止，并呈随机状态。辛亥革命后近百年来，人们对二者关系认知则主要以学术论文或专著的形式进行。尤其随着西方小说观念的输入，在20世纪初，小说史的研究成为当时重要的课题之一，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当然在这之前，已有日人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问世，该书以论述小说戏曲而出名。1921年，郭希汾即根据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第六章，编译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有日人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说》一书，其中第五章专设《戏曲小说学》。这些专著，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小说与史传的关系。对此关系的日益重视，当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其中美国学者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龚鹏程的《中国小说史论》及国内学者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陈平原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散文小说史》、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等学术专著，尽管各自研究对象不同，但都或以专章、专节，或以交叉论述的形式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讨论。张新科在《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与中国文学》二书中，对古代小说与史传的血缘联系均给予了深入精到的阐释。与专著相较，学术论文对二者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突出。这里重点要提及的是收入《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中的余国藩先生所撰之《历史、小说与对中国叙事的解读》一文。该文一开始即指出：“研究传统的中国叙事，习惯说法是散文体小说的发生依赖于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依赖于历史编纂学的写作。虽然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小说的类的名称被认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乃由稗官作为一种社会传闻收集起来，但它后来具有的‘野史稗史’的称谓已然指出原初模式（‘史’）明白无误的最高地位，还有其模仿者离经叛道的性质（‘野’、‘稗’）。”然后该文从“野史稗史”之名的辨析入手，从中西比较的角度阐释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形式共性”及不同特点，并引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观点及章学诚的有关论述，指出他“进行区分的理论基础乃是表述的语言观和建构的或创造的语言观二者之间的对比”。最后该文就《红楼梦》为何是一部“由于反思性地强调和检查其自身的虚构性”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名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22)。降至本世纪，小说与史传的关系，仍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十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大致在百余篇左右。其中，《史传文学影响下的古代长篇小说》(23)、《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变迁》(24)、《史统散而小说兴》(25)、《<史记>史传体篇章结构修辞模式对传奇小说的影响》(26)、《论宋代文言小说的补史意识》(27)等，均从不同层面对小说与史传的关系给予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是认知多从宏观角度入手，既努力把握小说与史传在文体生成上的渊源联系，又着力把握二者在创作观念、行文笔法上的异同特征。
《中国小说源流论》中，石昌渝先生认为：“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的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研究中国小说如果不顾及它与史传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深得中国小说的壸奥。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传统。”(28)
闫立飞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与史官文化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可以发现中国文言小说文体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从史官文化中逐渐分离并走向独立的离心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白话小说文体观念的形成，则经历了由民间文化的独立形态向史官文化靠拢的向心过程。史官文化作用于中国小说文体，不仅塑造了中国小说特殊的‘真实’观念，其驳杂的文体形式亦是史官文化在小说中的间接反映。”(29)
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先生于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中指出：“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突出‘史传’的影响但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突出‘诗骚’的影响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的基本职能。‘史传’、‘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不限于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也不限于文人创作或民间创作。……‘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30)
这些论述，从宏观角度，既看到小说在文体生成、“实录”观念、创作目的、结构方式、叙事形式等方面与“史”的渊源联系，又看到“史”于小说各体式之间的影响不尽相同，可谓立论公允，见解深刻。
三是普遍注意到史传对小说的正、负作用。
郭豫适先生在为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作序时指出：“应当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像司马迁《史记》所体现出来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进步思想，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封建史学家那种崇实斥虚的思想倾向，那种过于强调文学著述劝善惩恶、宣扬封建纲常的教化功能的观念和意识，对小说的创作却是一种束缚；史学家的‘实录’精神也被不正确地解释和运用到小说批评中去，要求小说创作也像史学著述那样严格地记录史实和事实，这些都不利于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发展其独立的个性，影响到小说的创造精神和艺术的想象及虚构。”(31)
《中国小说源流论》中，石昌渝先生认为：“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史传文学太发达了，以至她的儿子在很长期不能从她的荫庇下走出来，可怜巴巴地拉着史传文学的衣襟，在历史的途程中躅躅而行。这样的历史事实，反映到理论家、学问家的观念里，自然是对小说的轻视。”(32)
对史传给小说造成的正负影响的清晰把握，标志着小说与“史”关系的认知已进入到深层的探讨阶段。
综上，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作为认知课题，人们对其把握呈现出由随机性的片言只语到专门性的研讨，由寻求创作根据到探求文体内部联系，由具体作品阐释到总体宏观把握的渐次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二者关系的认知不仅日益自觉深入，并逐步向系统化、完整化、理论化方向迈进。这一切，都无疑为该话题的进一步认知，提供了积极的理论资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此话题的认知已深入殆尽，其中仍留有“空白”，以待扩展，或存有“不足”，以待补充。以笔者的孤陋寡闻所见，至少在下列两个方面尚有继续发掘、深入讨论的必要：一是在当前人们虽已从宏观层面认识到小说在文体生成、创作目的、叙事手法、审美观念诸方面与“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其各自关系发生的深刻原因及其微观的内涵变迁，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讨论；二是虽然注意到了“史”于小说的正、负影响及其在小说各体式之间的不同表现，但囿于著述目的及论述形式限制，对此的阐释不仅呈现零散状态，并且所论多点到为止，终难使人对二者微妙、纠结的关系产生明晰深入的理解。
这种“空白”或“不足”的存在，从前瞻性的角度来说，既不利于对二者关系的细部探微与准确描述，也有碍于对古代小说构成因素及其民族精神的深刻把握。以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在前人宏观、平面、静态阐述的基础上，接着进行微观、纵向、动态的分析；在前人点到为止的论述中，接着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说明，既是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必经阶段，也是学科发展留给当今学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基于此，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照着讲”和“接着讲”相结合的方式(33)，对该命题进行微观、纵向、动态的分析及实证性的研究，以期对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推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意义及方法
在“照着讲”及“接着讲”中，本书尽量避免重复研究，而重在从“空白”或“不足”处着眼，力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章：
第一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
小说的文体渊源，历来众说纷纭，所见不一。如杨义先生的“多祖现象说”指出，小说与子书、神话、史学的关系殊为紧密，并在论到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时，引丘炜萲《客云庐小说话》中的话说：“前人所谓‘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迁）’，不能说毫无道理。”(34)在“多祖”讨论中，源出于“史”无疑获得人们广泛的认同。在对小说源之于“史”论证中，目前主要从神话历史化、杂史、杂传小说化、小说与“史”精神气质及创作笔法相似性等几方面进行。基于此，本章另辟他径，以古代小说与“史”之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作为考察对象。考察中，努力勾勒出关系认知中小说脱“史”而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及其多重纠结关系，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史传特点及该文体本身自足性的不断提高和完善提供另一种观照的视角。
第二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内涵变迁。
在古代小说创作及批评中，“史补”观念极为盛行。这是小说与史传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古人对何谓小说的一种认知。对此观念产生的原因及其内涵所指，目前学界虽然多有阐述，但阐述或局限于某一种类或某一朝代，或失之于平面静态的描述。事实上，作为一种创作观念，“史补”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其间既体现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对小说性质的把握，也隐含着对小说发展路径的开拓，同时隐藏着抬高小说地位及品位的内在动机和深刻用心。其内涵所指在不同时代、不同小说体式、不同题材领域均有不同表现。对此动态发展进行分析，不仅能看出小说与史传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理解古代小说与时俱进的“通变”特征。对此，目前学界的探讨尚不多见。基于此，本章专以这一论题为研究对象，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与史传的紧密联系及其蕴涵的文化精神提供另一重观照的视角。
第三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传“奇”的史传渊源及其内涵变迁。
古代小说以传“奇”为本质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既缘自小说文体生成的史传渊源，也缘自“俗皆好奇”的审美趣味。史书的“奇笔”、“奇意”对小说传“奇”具有孕育之功。在小说传“奇”的生成中，史书的传奇观念既对小说传“奇”产生激励作用，也同时对其内涵所指具有规范作用。对此进行研究，既能看出小说较之于“史”的主体特征，也能看出“正典”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统摄力和规范作用。而对此，以笔者眼力所及，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文章。有鉴于此，本章从小说与史传的比较入手，对小说的传“奇”属性，作出多层面的探讨，并力求从理论上有所突破，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内蕴的文化精神，提供另外一种观照的视角。该章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奇”是中国小说（和戏曲）重要的文体特征，故“传奇”作为文体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从美学的角度看，“奇”是中国小说（和戏曲）重要的审美范畴，无奇可传，不能称作“传奇”；从文化的角度看，“奇”相对于“雅正”观而言，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二文化”，值得作出深入开掘。
第四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及其文体异态。
中国古代史书编撰虽然浩如烟海，但从小说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实践来看，对小说发生影响最大者则为《春秋》、《左传》、《史记》而已。《春秋》作为“经”，无疑对小说叙事有一种规范的作用；作为“史”，又对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借鉴。在《春秋》对古代小说影响研究中，目前讨论主要从“春秋笔法”层面展开。“春秋笔法”不仅主要呈现为一种褒贬之法，并且其内涵所指是在长期解“经”过程中形成的，将其嫁接于古代小说作品的解读中，终给人以隔膜之感。另一方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毋庸讳言，有的对“春秋笔法”内涵的理解，尚不全面，有的囿于讨论对象及文本形式的限制，并未能将《春秋》于古代小说的“元叙事”功用真正地揭示出来。基于此，本章主要从“叙事”的角度入笔，在创作目的、选材标准、见义方式、审美风格等方面，对《春秋》的“元叙事”特征和功能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出其不同时段对小说不同体式的影响，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各体式的不同个性及与“史”的不同关系，提供出鲜活的论证。
本论文的上述研究及其观点，以笔者愚见，至少可以产生三方面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一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古代小说文体生成上的史传渊源及其传承关系，从而有助于深层次地把握古代小说的构成因素及其内蕴的民族文化精神；二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史”的激励与制约的双重影响下，古代小说迂回曲折的发展路径及脱“史”成熟的艰难历程，从而对古代小说创作及理论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三是可以为对中国雅、俗文化关系的认知，开辟一种新的研究的进路。在现实价值上，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这一认知，可为当今民间文学的创作、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价值取向；对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提供一种本土化资源和多元化视角。
本书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与史传在文化精神、叙事方式等层面的传承关系及其源流演变，因而在整体思路及研究方法上，将遵循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路，既力求从宏观层面把握二者“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35)，又力求从微观层面阐释它们的传承演变，以探究出“正史”与“野史”、“史官”与“稗官”、“史”与“史余”的本质联系与区别。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文、史、哲并不分家。本书将遵循这一优秀传统，以“科际整合”的方式，打破学科疆界，将论题置于文、史、哲相交融的学术大背景中，从“关联”而非“分隔”的角度进行跨学科观照，以便拓展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扩大本课题的研究内涵。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阐释学的传统(36)，阐释又是一个不断扩充原有理解的过程。加达默尔指出：“必须从个别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从整体来理解个别。”“要解释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一次就被理解的。”(37)因而在思维方式与阐释原则上，本书将始终保持研究的开放性，以为今后进一步探讨留有余地。并在研究中，力求从前人和今人研究的“空白”和“不足”处发现问题，以寻根究底的方式，既彰显其内在的理路，又从不同视角扩展其阐释的空间。阐释中，本课题还将充分借鉴各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品位，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价值指向上，本课题既坚持以“史学”客观公正的态度探寻出古代小说于史传的渊源谱系及其内涵发展，又始终遵循古为今用的研究原则，以期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概念的建立和使用，是本书一直试图追求的境界。因为概念的建立和使用不但可以提升研究的理论品级，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开一重新的视界，将研究引入更深更高的层面。对此，笔者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1)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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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晋）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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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魏征、令狐德棻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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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01．
(11) 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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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03．
(32)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
(33) 冯友兰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照著讲”，一种是“接著讲”。他在《新理学》的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友兰．新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
(34)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3—26．
(35) ［奥］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8．
(36) ［美］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3．
(37)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