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旁听生
马家辉
那一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替本科生开了一门跟阅读和出版有关的通识科目，早上九点钟的课，每个星期三挣扎起床，痛苦难堪，偶尔迟到，非常不好意思。准时的倒是一些学生，尤其是旁听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来，从香港大学来，我的“人气”，嘿，是不错的。
有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来自上海，据后来她说，每星期三她清晨六点半起床，老远来到九龙塘，放下书包占了前排位子，然后到餐厅吃早点，然后前来专心听课。毕业后她回到上海，和我和张家瑜成为朋友，并开展了不少文化活动的合作项目。旁听的缘分，可以由浅入深。
另一位结缘的旁听生便是关仲然，Tommy，而我惯称他作“Tommy仔”或“四眼仔”。
那一年，他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高，瘦，斯文，俊朗，戴眼镜，打扮时髦而得体，坐在位子上沉静地听着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看在我眼里是非常硬核的文青。课后他趋前跟我聊天，后来，再聊，再聊，又再聊，相约吃饭见面，交上了朋友。但与其说是聊天，毋宁说是我讲他听，我比他整整年长卅岁，或者我们面对长辈都是这样的，都是听得多而说得少，尤其面对像我这样的放肆系长辈，我口没遮拦，我口若悬河，我口水多过浪花，他就只安静地专心地聆听聆听再聆听，点着头，用笑声回应我的无聊笑话和粗鄙脏话，扮演着称职的“独家听众”角色。
再后来便不止是听众了。我们经常见面，甚至我和妻子和他和他的女朋友会结伴到外地旅行，而有些适合的文化演讲活动，在香港或台北或大陆，我找他跟在身边做临时助理，既可帮我忙，也让他有机会见见世面与人情；我有时候发他工资，有时候没有，但不管有没有他都会礼貌周周地传讯表达“感谢带我开眼界”之类，懂事得有着跟他年纪不太相衬的世故。
大学毕业后的Tommy仔前赴英国攻读硕士，我猜想只是一两年的短期进修，学成回港他便会投入工作，或考政府AO，或做传媒记者，或变身公关，总之凭借他的人脉和才能不难找到冒升的出路，而到最后，如果运气不太坏，自能指点江山、名成利就。我对这位求知欲旺盛（他是书迷，见书必读）、EQ人缘强劲（他成功争取了许多出版和传媒机构的实习机会）的年轻人怀抱信心。可是，我错了。硕士课程结束后，关仲然决定继续升学，读博士，做研究，在学术领域漫游探索。Tommy仔没有走上KOL之路，可能因为那太容易了，不好玩，不刺激。他选择的是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要做读书人，说严重些，是想做知识分子。
这可是认真而严肃的承诺啊对于他自己。关仲然在书里是这样表白的：
选择读博士的都是成年人，每个选择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结果，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才算对得起自己。或许几十年前，还有读大学、读博士是“天之骄子”的神话，但今天如果仍然幻想博士毕业之后可以轻易取得终身教席、可以立即升上神台前途一片光明的话，其实跟相信“大赌可以变李嘉诚”没有两样。做博士研究、走学术路当然困难，但只要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认真的话，其实都一样困难。无论读博士做研究，抑或上班工作都无分别。
是的，选了，便得走下去，而且要用力地走下去，所以关仲然在英国读书的日子里，努力读，闭门读，如他说：“我选择了走读书的路，读书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必须拼命去读，将书单上有的都读完。那时候，虽然一个星期只得两天有课，但那两天也是我唯一会步出宿舍的日子。”
然而书房以外的世界毕竟仍在召唤青春，或因拍拖访友（所以V和K经常出现于他的笔下），或因旅行行走（所以他写了艾雷岛和东京），或因出席会议（所以他会突然现身于苏黎世），或因研究撰述（所以他在台北和德国杜宾根住了好一阵子），关仲然的留学脚印经常以不同的理由延伸到地球的不同角落，他去看、去听、去观察、去体会，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世界对话。而无论是在书房以内或以外，是忙碌是悠闲，是沮丧是欢欣，他都跟一些自小养成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嗜好不离不弃，如品鉴威士忌，如观赏英国足球，如聆听古典音乐，他享受、思考、分析、讨论，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它们相处。
这便要谈我曾向Tommy仔说的一句话：“攻读博士，真正意义并非为了选择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精神生活方式。”Tommy仔当时略带微笑地望着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总是那么沉静，从踏进我的教室到坐在我家客厅，从做我的旁听学生到成为我的忘年小友，都没变。
《孤独课》正是一位年轻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字记录。过去几年，关仲然处于外地留学的游走状态，知识是他的核心养分，并由此衍生枝叶，透过书写，在不同的香港媒体上向他的同辈读者展露容颜。日后的关仲然肯定会继续写写写，写出更多的或许更深刻的文章和论著，但日后的挑战和磨炼亦必更多更难，所以，作为他的第一本书，《孤独课》的难得意义在于记录了他的“纯真年代”，让读者看见并伴随他的精神浪荡。是的，读者。不一样的读者有不一样的心情。资深读者如我读了，最强烈的感觉是羡慕甚至妒忌，年轻真好啊！其实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年轻，可惜已经回不去了。青春读者或许如你，读了，如果你亦是跟关仲然类近的读书人，想必能有深刻的共鸣，暗暗感动于原来世上确有声气相投的陌生同志。
而于若干年后，当关仲然不再年轻，当他站到学院讲坛，说不定亦会瞄见最前排坐着一位旁听生，用他昔日所曾拥有的青春眼睛仰望台上，下课后，亦会趋前跟他聊天，然后成为他的忘年小友，并且选择相同的读书人的道路。只因曾经读过这本《孤独课》，旁听生兴起了相同念头：即使年代已经不同，我也想过一次像他笔下的留学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记录下来。
一代连一代的读书人的精神生活，确是常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而读书人，其实从来不曾孤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