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造势也需搞清楚状况

2.造势也需搞清楚状况

通过换皇帝,董卓成功掌控了大汉王朝的中央政权,为所欲为地展开了他在洛阳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卢植等重臣在内,一切在废立皇帝决议中反对过董卓的人,或被罢官夺爵,或被直接处死。而在这次政治地震中得到重用晋升的,除了董卓的亲信之外,只剩下袁绍的叔父、太傅袁隗这样苟且依附于董卓的“软骨头”,大汉王朝的忠臣、正臣们被扫荡殆尽。

董卓本人,担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职位,并且获得了觐见皇帝的三项特权:不报姓名,只称职衔;不用小步快走表示尊敬;可以带剑穿鞋。这三项特权,在有汉四百余年里只有三人,第一个是辅佐刘邦打下江山的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后一个则是我们的主人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中间一个正是此时权势达到顶峰的董卓。

官场向来如此:有得意者,必有失意者。在与董卓的斗争失败后,袁绍灰溜溜地逃出了洛阳,出奔冀州。而作为胜利者的董卓,这次也表现出与其性格不相符合的“宽容”,并没有对袁绍穷追猛打,派人去冀州斩草除根,反而“大度”地任命他为渤海太守。难道这是“西北狼”吃饱了,要改邪归正吗?

董卓的“善行”远不止拜袁绍渤海太守一桩。掌握权利后,董相国还真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强大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大汉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具体举措有以下几点:

尊重知识。董卓虽然是个粗人,但却“真心”敬重有学问的人。为了展现“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重要性,董相国从朔方“请”回了因为被诽谤而流亡十二年的名士蔡邕,并用最“诚挚”的方式—武力威胁(“我能族人”)聘请他出任新政府的要职(侍中)。

翻查旧案。对于导致之前那场惨烈宫变的元凶何太后、何进的弟弟何苗和她母亲,包括“处置失当”、当时的皇帝、现在的弘农王刘辩,一律格杀勿论;并为因皇帝昏庸含冤死在宦官手中的党人陈蕃、窦武等平反。

一体公心。任用公卿子弟,填补十常侍等宦官所占据的职位,这些人包括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张邈、韩馥等,而吕布、李傕、郭汜等自己的亲信部将却并不晋升显要职位,大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贤臣之风。

这就是董卓的枭雄本色,这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举措施行下来,人们逐渐发现,董卓这人外表粗鲁,倒也能做一些精细的事情;外表奸诈,倒也能做一些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好事。拥护董卓的人日渐增多,反对者的态度也趋于缓和—这就是董卓大发“善心”想要达到的效果。

拥立皇帝,政治正确;任用贤臣,人脉畅通;坐拥雄兵,翻云覆雨。这样董卓在此时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朝中诸臣看到了这种形势,纷纷表示了合作;袁绍看到了这一点,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渤海太守;曹操也看到了这一点,董卓进京以来始终保持低调的他成为了新相国的主要拉拢对象,被留在了洛阳,任命为骁骑校尉。

面对董卓的“亲善”姿态,曹操一方面虚与委蛇地配合,假意归附,他深知此时势单力孤的自己无力对抗权势熏天的董卓;另一方面,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董卓这匹“西北狼”的尾巴是夹不长也夹不住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争取机会,等到董卓原形毕露之时一举将他除掉。

正如曹操所料,大权独揽的董卓很快“撕去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凶相毕露。在朝廷上,他独断专行,肆意妄为,夜宿禁宫,夺占珍宝,奸淫宫女;在洛阳城内,他放纵手下西北军横行无忌,奸淫掳掠,滥杀无辜。

曹操的机会来了。在董卓已经臭名昭著的情况下,再与他“勾勾搭搭”,就会被所有人认为是助纣为虐的爪牙,将再无翻身之日。走,步袁绍后尘,离开洛阳,回家乡招募兵马,号召天下诸侯讨伐董贼的时候到了。

而此时,董卓对于京城洛阳的监控不可谓不严密,弟弟董旻执掌禁军,控制皇宫;其他部则统领西凉军,在城内日夜巡查,监视百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但这对于曹操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与董卓周旋多次的他此刻已经获得了董卓的信任,京城上下都认为此时的曹操已经是董相的人了,而董相的人可以在洛阳城为所欲为、无人敢拦。横行霸道的董卓这次因此被曹操占了个大便宜。

这一年,34岁的曹操逃离洛阳,天下诸侯讨伐董卓的导火线,就此引燃。

曹操明白,只有占得优势,才可先声夺人,所以无势者就需要造势。而造势还要搞清楚状况,要等那些促成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才能借助机会乘势而行,此时就会“得来全不费功夫”。

成功之道

因势而动,顺势而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逆势而动的作为终将是螳臂当车。曹刿论战的战例曾经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出手,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当然,在静待时机的过程中无所事事也是愚蠢的,耐心待势同时,更要能动地造势,机会才能落到有准备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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