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勤行”里的一辈子
【访谈者按】陈连生先生生于1936年,自12岁开始进入餐饮行业,至今已70年,一直身处行业当中,没有过间断。他从一名小学徒,到餐厅经理,再到公司经理,最后成为业内的专家,历经多个历史阶段,他都是亲历者。解放前饭馆的状况、解放初的对私改造和公私合营、困难时期如何经营餐饮业、计划经济时期如何经营餐饮业、改革开放后如何带领餐厅应对新的社会环境,这些他无一不是重要的参与者。
我感觉陈先生的个人经历应该是这部口述作品中最有故事性的部分,通过对其履历的介绍,让读者对他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从他个人的角度来反映他所经历过的历史时期,虽是个案,但都比较有典型性。口述历史并非为人作传,而是使读者能够从个人的角度来更深刻地阅读历史,让不同身份的人发出他们对于所经历之事的声音。
在这一部分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公私合营后,餐饮业的整合,从单纯自由经济领域中的商业个体如何变成全国统一体制内的单位,餐饮业在计划经济中的建制是什么样的。第二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以往的这方面研究中,多偏重于着眼农村,城市中的运动如何开展以及运动的影响所见并不多。恰巧陈先生本人正是这场运动的当事人,这确是意外的收获。
一、12岁开始的学徒生涯
【访谈者按】于手艺人的采访,我对他们学徒的经历,总是颇为重视。解放前,劳动阶层的人想就业,基本都要经历一个学徒过程,想变换行业,大多也要通过再学徒而完成。在旧时,学徒基本都是从幼年开始,没钱上学,就到某个行业,找个师傅学买卖、学手艺,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由于学徒的经历都比较苦,往往让人记忆犹新,三年零一节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三年半),包吃包住,还管零用钱,但干苦活、伺候人、挨打挨骂也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记忆都会比其他人早得多。我们看过去的文献、个人回忆,都是比较宏观地提到学徒苦,但具体怎么苦,都干什么,每个行业有什么样的特点,并没有非常具体详细的记述。再有,旧时学徒,不是说随便谁都能去学的,得经人介绍,老实可靠,招学徒工的地方要对学徒的出身背景非常清楚,才肯要人。那怎么去学的徒,也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这套口述著作,一直以来都在强调人的生命史,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学徒的人很多,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初衷,以及不同家庭背景的影响,在个案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去总结不同行业学徒方面的不同和同一行业不同人在学徒上的不同,我想对于这一方面的历史研究是颇有意义的。当然,陈先生的学徒经历只是个个案,还有待于今后的口述积累,再进行比较。不过,对他的采访,我便先从他的学徒经历开始。
杨:您家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陈:我祖上就是北京人。祖父的名字叫陈泰,做什么的记不得了。父亲叫陈世昌,号继武,据说这个名字典出“武士其昌”,是读私塾时先生给起的名字。父亲出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我父亲家里兄妹五个,父亲之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之下有两个弟弟,兄弟之间我父亲排行老二。父亲是读过私塾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个业余爱好——摔跤,也是北京一个古老的体育竞技活动。后因生活艰难,辞了私塾,在家里帮忙干些家务。我父亲15岁那年,祖父就过世了;大爷(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也过世得很早,我对他没印象;姑姑出嫁到南湖渠;三叔(我父亲的弟弟)结婚后没有生养,最后鳏寡一生,倒是四叔(父亲最小的弟弟)一家人丁兴旺。
我听父亲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打过短工,做过小生意,哥们儿之间合伙开过袜厂。
我记事的时候,住在东城五道庙,后来迁到安定门大二条5号,至少到我这里是第三代北京人,现在,我的重孙都有了,应该算是老北京了。
我六岁那年跟着父亲母亲出了城,到姥爷、姥姥家住了。
姥爷姓刘,家住在北京城外——药王庙,就是现在的亚运村一带,那个时候药王庙附近都是农田。姥爷家境比我们在城里要好些,有一套前后四合院,还有一辆套半儿车,雇着长工、短工。租种70亩地(1亩地约为666.67平方米,大户人家的坟地),又做着蒙古的皮货生意。农闲的时候牵着骆驼,到蒙古去贩皮货,一走就是小半年。家里人手儿紧,姥爷让我母亲回家帮忙。
我母亲是独生女。但是在农村,家里没儿子不行,所以姥爷从亲戚家过继来一个儿子,就是我的舅舅。
舅舅比我大不了几岁,种地的时候我拉牲(牲口),舅舅扶犁。父亲帮着干杂活儿。母亲管家,还要给这一大家子人做饭。
我12岁那年,跟舅舅闹了点别扭,我拉牲,他扶犁,他使劲地打牲口,我说他几句,就吵起来了。他说,我姓刘,你姓陈,你是外姓人。我赌气不干了。找了街坊家一哥哥,姓杨,他是城里饭馆的伙计。我说:“我能不能跟你学手艺啊?”他说:“行,我们那里正缺人手,咱们明个就走。”我一听乐坏了,赶紧跑回家,对我妈说:“妈,坐热水,给我剃头,我要进城了。”就这么着,我随着街坊杨哥进城做了学徒。
杨:您在哪里学徒?
陈:在“六合顺”饭馆[1]学徒,这是1948年。六合顺饭馆总共有六个人,老板叫李俊,是通县京东五窑的人,少掌柜叫李松风,有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杨:饭馆在哪里?
陈:六合顺饭馆在莲花河。
我进城刚刚几个月,解放军就围了城。解放军围城后,有两发炮弹打在南苑,一些人家赶紧往玻璃上粘纸条子。就是裁好纸条,在窗户上粘上“米”字形,这样,玻璃即使碎了,也不会崩出来伤人。我们掌柜的听说解放军一来要“共产共妻”,吓跑了。他走之前,把我留下看摊。当时刚刚入冬,正好有大白菜,我睡觉的铺底下有烟煤,饭馆里还有一缸浮油,老板还给我留下100斤(1斤为0.5千克)“大和恒”[2]的小米面,算是没饿着。
杨:就是虎坊桥那家大和恒?
陈:是啊。大和恒是老字号,过去在虎坊桥,现在开在粉房琉璃街。大和恒的老板叫齐如山。
当时城里都是傅作义的国民党部队,不少伤兵,就在街上串,操着东北口音,嚷嚷着:“老子抗战八年,妈了个巴子的,到现在吃不上喝不上……”我当时12岁,有时被迫要帮这些国民党兵遛马。
杨:这些伤兵住在饭馆里吗?
陈:不是,他们在附近占了房,平时出来,就在街上闹腾,六合顺饭馆开在莲花河边。那是北京的“八大胡同”之一,我记得解放后,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查封妓院。刚解放的时候,北京“八大胡同”仍然沿袭着妓院这个老行当。1950年,北京外五区成立了纠察队,又叫“军管会”,由解放军组成,纠察队队员胳膊上戴着红箍,凡有到妓院嫖娼的,抓住后在居住证上盖上章,所谓“嫖娼查记”。
杨:那时候不是不管妓院吗?
陈:先是查嫖客,不管妓女。之后才是查封妓院。解放后,老板回来了,重新选址,在珠市口又开了一家饭馆,取名叫“会芳春”,于1950年4月1日开业。
杨:李掌柜是“回回”吗?
陈:不是。他本身是汉族,但是开清真饭馆,需要有个“回回”“顶帽”。就是说清真饭馆,都挂着“经牍”、挂着汤名牌,这就必须有个“回回”,懂得清真的规矩,来了客人好应酬,按照清真的规矩办事。这就叫“顶帽”。会芳春“顶帽”的师傅姓黄,能做得一手好面食。
清真馆有清真馆的特点。每到“主麻日”[3],都有来要“乜帖”[4]的(汉民叫“要饭的”),回民讲“天下‘回回’是一家”,有人要就得给,除了真没钱。每到主麻日,对来要“乜帖”的“回回”,都要象征性地给点钱。要“乜帖”有个规矩。要的主儿伸右手要钱,给的主儿也要伸右手给钱。
1950年的会芳春饭馆,仍然只有六个人,李掌柜爷儿俩、两个伙计、两个徒弟。只不过原先领我来的杨哥让老板给辞了,老板又从通县带来一个人,顶替了杨哥。新来的学徒岁数比我大一点,但是他比我出道晚,所以他算我师弟。
李掌柜还有一个本家侄子叫李真,是西单又一顺[5]的经理。那是解放前。
杨:那时就是经理?
陈:经理,就是“了事掌柜的”,并不是老板。
杨:什么是“了事掌柜的”?
陈:过去的老板有很多在幕后,开了买卖,请内行人来经营,由这个被请来的人打理日常事务,所以叫“了事掌柜的”。如同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挣的是工资,所剩的利润归老板。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之后,对私改造就开始了。
陈连生20世纪50年代照
二、解放后对餐饮业的改造
【访谈者按】解放以后,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有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六七年中,对于资本家的“限制、利用、改造”,在当代人的认知当中其实是很模糊的,即便是史学工作者,不专门研究这一领域,也可能知之甚少,都是一些宏观上的了解。在这一阶段当中,陈先生从一个青年工人代表的角度,讲述了当年前门一带“勤行”的状况。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宣告完成,陈先生也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了劳方副经理,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讲述,也启发我思考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公私合营是如何顺利完成的?也就是说,自家的买卖,怎么痛痛快快地交给国家了呢?通过对陈先生的采访,我似有所了悟,应该说解放初前几年的对私改造,对资本家的“限制、利用、改造”,是后来公私合营的前奏,是公私合营必不可少的前奏。“勤行”是一面小镜子,但从中也可以管窥到北京这一时期其他行业的大致状况。那么公私合营之后,对于陈先生自己来说,我想20岁就出任经理,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从职工到经营者的角色转变,这种当家做主的翻身,按他的话说“从一个小伙计,成了副经理,那时心里感觉很自豪,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为他开启了新的一页,开始从经营者的心态来看待和思考行业,他之后的所思所想都是以此为起点的。我想这部口述作品也是由此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正题。
1956年3月4日,北京市青年团前门区饮食业支部出席商业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全体合影照(一排右一为陈连生)
陈:解放后,也就是1950年,开始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1952年开始对私人资本家进行改造。什么是限制呢?就是原料控制,对私营企业核定,给你一定的原料来加工生产。比如,我们经营的会芳春,一天只供应30斤面粉,够维持六个人的基本开支,并略有盈余。到1952年开始“三反”运动[6],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开展了“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前门区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共同跟资本家做斗争。(北京的形势基本相同)那时大街上安装了宣传喇叭,主要讲“是谁养活了谁,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谁创造了人类财富”,通过这样的宣传讲解,使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主动地参与到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来。
我所在的会芳春饭馆属于珠市口这一片,形成一个小组。我那时才16岁,思想比较活跃,主动加入到了工会中,成为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对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运动中主动站出来揭发检举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对资本家的“说理会”。在工会的带领下,把几个资本家叫到一起,站在台上,我们工会积极分子、工人坐在台下,对他们进行批斗,揭发资本家如何偷工减料,如何掺水使假,如何打骂工人。
杨:那这样批斗资本家,资本家能干吗?
陈:这时期的资本家已经受到了限制,又有工会撑腰,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斗争形势起来了,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的份儿。
比如有一天,前门区要联合召开“说理会”,地点设在石头胡同东口的兴盛馆。前门区几十家企业的职工代表都来了,把几家买卖铺的经理都叫了来,有孙盛武、金德山等。
杨:这都是那里的资本家?
陈:这些都是前门这一片几个饭馆的资本家,他们都是开饭馆的。这些资本家站在台上,工人围坐在台下。工会主席就组织开“说理会”。事先,工会主席做好了工作,谁是积极分子、谁先说、谁打头炮、说什么,都是有准备的。当跟我做工作时,工会主席问我,你敢说吗?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这些资本家确实是压榨工人,坑骗群众嘛。在“说理会”上,大家高呼口号。
杨:刚才说您的掌柜李俊也在台上吗?
陈:也在。我揭发他们呀。比如往酒里兑水,打骂工人,这些在旧社会都存在,解放初期也存在。解放以后成立了烟酒专卖公司,我每天都要上专卖公司去买五斤酒,倒在店里的酒坛里。老板当着客人是不敢兑水的,客人不在的时候,兑上半舀子凉水,这是常有的事情。再比如:师傅和老板怄气,就拿徒弟当出气筒,找碴儿打骂徒弟。
杨:您学徒的时候是不是很苦啊?
陈:是的,太苦了。
杨:您开始学的哪些手艺?
陈:小饭馆,要求样样都要学,样样都得会。切菜洗菜、刷家伙洗碗、送外卖、卖东西、生火、添煤、上板、下板,老板是不会让你闲下来的。过去学徒讲“三年零一节”,这个时候没有工资,老板只给点零用钱。学徒只是个名号,都是自己偷偷学。小饭馆经营品种也少,看着看着就会了,主要是个熟练程度。
杨:老板除了打骂工人、掺水使假,还有哪些问题?
陈:大问题几乎没有。过去开买卖赚钱,或多或少都有些使假,包括现在也不少见。只是抓住一些资本家的小错误,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解决问题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使资本家成为改造对象。
这之后,一些小资本家觉得经营不下去,自己的买卖自己做不了主,就关张不干了。这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解决就业。于是政府对资本家采取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给予资本家“三权”(经营权、用人权、管理权),利用他们的经营资本、经营经验,限制他们的不法行为,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把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做对社会确实有好处,既保证了工人就业,又能使社会经济有效地流通。
经营就要赚钱,赔钱不行,所以也说服职工自动地把工资降下来。比如那时我挣9万元,就自动降到6万元。[7]
杨:这钱能合多少小米呀?
陈:那时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使用的是法币。后来折合人民币, 1万元法币,相当于1元人民币。
从1952年到1956年,这期间发挥了资本家“三权”的作用,有了“三权”,资本家可以照常经营,但是工人有了监督权,资本家的不法行为逐渐减少了。
到1955年开始了清产核资[8],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准备公私合营,国家接管。当时成立了一批清产核资工作组,这批工作组成员的组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二是零售公司和银行抽调的人员,三是政府机关抽调的干部。工作组组成之后,对所有企业进行了清算。不过,工作组来到会芳春清点资产,桌子值多少钱、椅子值多少钱、生产工具值多少钱,合在一起有个核定资金,按照这个总数,给资本家5厘定息,7年不变。从此公私合营了,买卖就是国家的了。
你这1万块钱,每年按照这个利息给你,到了7年就算完了。从那以后公私合营了,我们是三家合在一起了。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全面公私合营这一块就是大洗牌了。
杨:怎么个大洗牌法儿呢?
陈:哎,你听着啊,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
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陈: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里一个小摊、他那里一个门脸,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实行统一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杨:就是您说的那个会芳春?
陈:这个是西珠市口食堂,会芳春、中顺号、广义轩三家合在一起,共48个人,广义轩规模大一点,把这两户搁进去,把街坊动员动员、拆迁扩大一点。拆迁那时就是一句话的事,不像现在搬迁什么的。
杨:行政命令?
陈:对,不但是行政命令,接受命令的人还高兴。哎哟,我这儿被国家用了。
杨:他住哪去?
陈:当然得给安排,所以当时你提的这个问题大洗牌,就是这样洗的。这样变成大食堂,过去有风味的东西就比较少了,虽然还有这个东西,但是未必突出这个品种和风味了。因为大食堂本身就是大众化的东西多,特殊风味除了单独留下哪个风味之外,比如像丰泽园、同和居这些大的(饭店)之外,其余都并在食堂了,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了,风味特色基本上消失了,这就是你问的洗牌。
杨:您的会芳春呢?
陈:会芳春、中顺号、广义轩,广义轩在珠市口路南把角,挨着永安茶庄的地方,现在的铺陈市北口路南。我们那两家在老清华池西侧。这三家合在一起,叫西珠市口食堂,大概48个职工。
那时候在前门区成立了饮食管理处,后又把它改成前门区饮食公司。这个规模多大呢?从虎坊桥到花市西口,从磁器口往北到哈德门[9],哈德门往西到宣武门、菜市口这么大的规模,那时有100多家饭馆,有几百名青年工人。
杨:我现在感觉有很多大饭庄也是老字号,但是公私合营以后是中心店。当时像您这样的经理把那里经营得好,逐渐变成中心店,是否抽调了很多其他店的骨干?
陈:中心店是一种形式,我们是直属店。
杨:就跟直辖市似的?
陈:中心店是多少家饭馆,每一个饭馆有一个负责人,是店经理。中心店是中心店经理,就管下面各饭馆,上面是公司。南来顺不是,南来顺上面直接是公司,跟中心店是一个级别。中心店是十几个或者几十个饭馆,作为一个中心店。那里也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有经理、副经理、书记、副书记,这是一个机构,没有实体,管着下面的实体。像南来顺下面有些如兴升馆,直接是实体,是直属公司的。
杨:您的老掌柜李俊后来怎么着了?
陈:李掌柜岁数大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看门儿、值班儿、搞卫生这类的。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制度。
公私合营后,基本上是大锅饭的形式,在当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职工成为了企业的主人,职工积极性高了。你挣40元,他也是40元,人人平等,再不会受气挨打了。我所在的西珠市口食堂有48个人,一个经理,两个副经理。经理是上边派下来的公产代表,一个副经理代表资方,一个副经理代表劳方。我是劳方选出来的副经理。那时候我是这一片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工人选举自己的劳方经理来代表劳动者一方,副经理金德山是资方代表,因为是三家企业合并后组成的西珠市口食堂,所以,三个资本家之中,选出一个资方代表出任副经理。
杨:原来他的店是最大的吧?
陈:不是。在对私改造过程中,金德山比较积极,态度好,所以选了他。而最大的买卖铺是杨德仁的广义轩,原来广义轩有十八九个人,那是1956年的时候,我这时候20岁。我们的经理叫李博交,他以前在银行工作,地址就在施家胡同,就是大栅栏往南路东一个胡同里。李经理算账是一把好手,算盘打得“噼啪”响,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对干餐饮又是外行,平常只上半天班,所以,企业的事他基本不管。金德山是资方副经理,胆小怕事,遇着事情也不敢做主,所以,西珠市口食堂的大事小情,都由我负责,实际上经营工作都是我主管的。
做生意就要与客户打交道,当时常上我们这吃饭的有乐松生、常子久、孙孚凌[10]等人,这些人因为挨着我们饭馆近,所以常来吃饭。
陈先生讲照片(一):孙孚凌(右一)是我的老相识、老顾客了,那时候我就给他送饭,他是工商联主委
杨:您说的乐松生[11]是同仁堂的吗?
陈:乐松生是同仁堂的东家。他当时在工商联合会的时候,经常来我们这里叫外卖。一般是早餐在家吃过了,午餐在联合会吃,就叫些外卖,我们做好了给送过去。一般都是点个炒饼、鸡蛋汤或是打卤面之类。1958年,我到兴升馆举办“28面红旗”先进事迹展览的时候还专门接待过他一次。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的副市长。他们这些人对吃饭很讲究。孙孚凌原是福兴面粉厂的厂长,也在工商联合会兼职,现在已经90多岁了,我们俩关系还挺好。常子久是回民中的一个大资本家,他的哥哥常柱久,解放前去了台湾,大概是玉器行的。合营以后,他到我这里来吃饭,总是客气地打招呼:“陈副理,忙呢?”从此,大家都叫我“陈副理”。从一个小伙计,成了副经理,那时心里感觉很自豪,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
我是“七大党员”。解放了,工人真正成为了企业的主人,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所以,我也积极要求入党。本来我的入党申请应该是1955年10月批下来,正赶上清产核资,事多工作忙,拖了下来。到1956年2月24日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那时还没有召开八大,我学习的是七大党章,所以说,是七大时期的党员。
杨:七大是1945年开的吗?发表了《论联合政府》[12]?
陈:是啊,那时,一听说我入党了,职工、熟人老远跑过来和我握手祝贺,很光荣的,和现在人不一样。现在人们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时,前门区成立了饮食管理处,就是我所在的饮食公司前身,几百个青年工人,我是团支部书记,西珠市口食堂的副经理。
公私合营以后,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职工工作热情很高。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商业企业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高潮,那时候,兴升馆被评为“28面红旗”之一。
杨:您是什么时候到兴升馆的?
1958年的兴升馆
陈: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兴升馆被评为“28面红旗”之一,计划单列,调整为科级独立单位,调我去任团支部书记、副经理。兴升馆也是一家老字号,当时规模比较大,有三层小楼,1200平方米左右,三层是职工宿舍,一层经营散座,二层有十几套雅间,雅间都用活隔扇分开。根据客人需要,比如安排三桌饭,就把雅间的活隔扇打开,就是一个能摆放三桌的大厅;安排两桌,就拆成两桌的大厅。解放前有女招待,和现在所说的“三陪”差不多。解放后,那里女招待没有了,但是基础设施好,环境好,服务好,饭菜质量好,在评比中劳效高、收入高、利润高,因此被评为“红旗单位”。当时,评比出的“红旗单位”有28家,比如:天桥商场、北京饭店、东四副食店等等,兴升馆是其中之一。
杨:您说说这个。
陈:“大跃进”期间,北京市市长彭真对商业系统提出了“三少、两好、一便利”的要求[13]。“三少”就是人员少、费用少、损耗少,“两好”就是服务好、质量好,“一便利”就是方便顾客。1958年夏季,召开了评比大会,区委书记张旭上台发言,并把红旗分发给了这28家单位。大家敲锣打鼓,并绕着北京主干道游行一圈,以示庆贺。在这之后,北京商业战线掀起了“学天桥、赶兴升”活动。
这时,兴升馆划归“宣武区饮食管理处”。为充实兴升馆的力量,对兴升馆人员做了一定的调整和补充,于是我被调进了兴升馆,按照副科级待遇,那时我22岁。
到兴升馆以后,我主要做的是宣传和接待工作。当时来兴升馆学习参观的团体很多,全国各商业战线的人士都来得不少。对这些参观考察团体,我主要给他们讲解了兴升馆历史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兴升馆合营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取得的成绩和一些做法。
杨:您说过,一直在一线。
陈:当时我们单位的经理是老兴升馆的徒弟,平时好喝点酒,主要精力是抓经营。书记不太喜欢热闹,主要做企业的党建工作。我的分工除副经理职责以外,主要是宣传和接待工作。
那时到兴升馆参观的有曾山,就是老商业部部长,我就接待过。商业部还有个张副部长,长期蹲点在兴升馆。经常来的有曹保真,他是商业部的司长;杨东起,他是商业部的一个科长。还有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党组书记丁铁峰,宣武区区委书记张旭、区长蔡平、区委常委郭华等。在这期间,我既是讲解员,又是接待员,和这些人打交道多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杨:介绍什么情况?
陈:接待工作要避开饭口时间,通常上午在10点以前,下午在2点到4点之间。基本上都是业余时间。主要带领客人参观,介绍企业的经营情况、收入水平、利润完成情况、人均劳效、企业是如何管理的、怎么样调动积极性的、职工是怎么样焕发工作热情努力为顾客服务的,以及工作中的经验。比如,当时兴升馆的职工搞卫生,都是在下班以后,大家拿着大板刷,刷洗桌椅,把桌子上的油漆都刷掉了,全都露出了白茬儿。现在看有些愚昧,但当时刚解放不久,北京气象一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
杨:生意怎么办?
陈:生意还是照做,各有分工。国家政策是赶英超美,职工工作积极性很高,人人学先进,争模范。到处都是“大跃进”的劲头,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有个叫张友会的女服务员,和我年龄相仿,人敞亮,说话声音也大,服务热情,待顾客像亲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那时候她马上要临产了,挺着个大肚子,还端托盘呢,干着干着就不行了,马上要生。这时就赶紧送医院,走到半路上,孩子就生下来了。那时,这种事情很多,工作都有一种忘我的精神。
后来跟我一起搭档的俞博印,他媳妇儿叫阎桂芳,在大中旅馆工作,半夜12点,眼看着孩子就要生了,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大栅栏医院,刚走到半路孩子就生在马路上了。附近有个浴池,爬着去敲浴池的门,给爱人打电话,爱人来了,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医院。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但是人们却没什么怨言。
杨:为什么没有怨言?
陈:解放前比这还苦,解放后还好很多呢。人们当然没有怨言了。
其实,旧社会的北京是另一番景象。一说北京的“四合院”,现在人们都说老北京四合院怎么好,其实,旧社会的北京,除了围着皇宫这一片,有些王府,有些大户人家的四合院,相当不错,其他的地方根本不行。到了南城都是用“核桃砖”(碎砖头)垒的房子,外表看着还行,却没什么真材实料。比如大栅栏这一片,你到那些四合院看看就知道了。过去在北京做买卖的人,都在城里置办个外宅,养个小老婆之类的,所以,大栅栏周围,除了一些商号是正经建筑,其他的都是拼凑的房子。就这个,穷人也根本住不起的。一出城,都是板打墙,上边支上几根棍子,铺上芦席,这就是房子。天桥一带全是这种贫民窟。进入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善。我说的就是天桥自然博物馆一带。那里的房子都是用荆条支起来,外边糊上泥的建筑。
杨:就是金鱼池?
陈:在金鱼池南边路东一带。现在人们进北京打工,租房子住,过去不是这样,几个人搭个窝棚就算是家了。丰泽园的“了事掌柜”进京打工的时候,就在永定门外城墙根儿底下,搭个窝棚,和几个“要饭的”一起住。
二说北京的饮食。现在人们到饭馆就餐,几个人叫上一大桌子菜,吃不了剩下一大堆。过去是没有的,来饭馆吃饭的人既节省又讲究,比如要个“炮羊肉”还要嘱咐一下,“宽汁儿”。为什么呢,主要是用这点菜下酒,剩下点菜汤儿,拌面用。没有能天天吃饭馆的人。比如,现在老北京炸酱面,你去吃的时候,给你八个菜码,当时也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季节给您上一个两个菜码。那时候没有反季节蔬菜,冬天只能是黄豆芽、白菜码,您要吃黄瓜码,就得等到夏季。这还得说是北京的饭馆。北京的穷人基本上能吃上“杂和面”就已经不错了,偶尔吃一回面条,还得是两样面的,吃白面的,很少有人能吃得起。就说炸酱面,穷人吃,没菜码,就着几块萝卜皮就已经很好了。有的家儿人口多,买不起足够的黄酱,怎么办呢,炸酱的时候,兑上点水,抓把干面放在里边一块炸,多加一点咸盐,这就是炸酱了。
三说北京的冬季。冬季更不好过,大街上到处都是“倒卧”。什么是“倒卧”呢?旧时穷人,夜里没地方去,找个破庙的门洞就睡一宿,也许到了早晨就冻死了。
四说北京人吃早点。在北京花天酒地的人是有的,但是大多数消费不起。比如我的老掌柜,早晨就一碗茶,俩焦圈,这就是早点了,而这还只能是老掌柜的待遇,少掌柜只有看的份儿,吃是不可能的。穷人没有早点,大多数人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解放以后,吃得饱了,穿得暖了,人们自当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在那时候的苦,根本不算苦,大家没什么怨言。
杨:听说您不吃猪肉,到了汉民馆怎么办呢?
陈:我12岁出来学徒,在回民馆工作,久而久之,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到了汉民馆以后,接受不了猪肉了。和我一起调到汉民馆的还有一个人,叫张久元,他也不能吃猪肉,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两个有时候就买两个馒头,再去隔壁的“六必居”买点酱菜对付。我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离西珠市口食堂比较近,我可以去西珠市口食堂吃饭。而张久元是菜市口出来的,他就不方便了,没干多久,他就调回了回民食堂。
我在兴升馆两年多,一直不太适应那里的伙食,1958年调进去的,到1961年就调出来了。
在兴升馆期间,我也得到了不少锻炼,我负责的团支部被评为“八好团支部”,成为了全国先进青年集体。那时候,领导机关不像现在这样,没有卫兵站岗,都是门口一个传达室,来找人办事,谈工作,很随便,推门就进。
先进青年合影(正中举锦旗者为陈连生)
三、在南来顺的29年
【访谈者按】从采访陈先生的过程来看,他在南来顺的这段时间,是他在“勤行”里最重要的29年,从一个普通经营者变成一个优秀经营者,从行业里的年轻人变成资深专家,都是在这个阶段的修炼所得,南来顺也成为他身上重要的标签。陈先生现在的头衔很多,饮食专家、北京小吃第一人、清真餐饮泰斗等等,但是跟业内的很多老人儿提起陈先生,第一印象还是“南来顺原来的经理”。南来顺的经历,涵盖了很多方面,在采访的时候,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陈先生在这29年里所经历的、所思考的、所总结的东西非常多。我只把他大致的个人经历放在了这里,大量在这部分采访过程中口述的内容,比如怎么处理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再比如为什么要重视技术传承,都编辑到了其他章节。这一节的内容,我想更多的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南来顺的这29年,历经了多个历史时期,可以从一个经理的经历,看到企业的变化、体制的变化,还有社会的变化。
除了陈先生的个人经历以外,我认为这一部分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南来顺的企业历史。南来顺是北京南城的一家清真老字号,最早要追溯到民国初年。天桥作为北京新的商业区刚刚兴起,祖籍山东的石氏六兄弟便在这里开办了专卖爆肚的小吃摊“爆肚石”,经过多年努力,积攒了不少资本。石润、石昆生、石昆林叔侄三人在公平市场开创了“南恒记”饭棚,苦心经营多年。到1936年年初,石昆生又改建房屋,重新挂起了招牌,叫“清真南来顺石记爆肚烤肉”,除了以往的小吃,又兼营起清真炒菜,一时买卖兴隆。1956年,南来顺也同样接受了政府的对私改造,成为了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其招牌也随之下架,由宣武区统一调拨。1961年,困难时期已经历经三年,国家为了回笼货币,允许企业售卖高价食品,可以不收粮票、油票等票证,为了吸引顾客,政府又重拾“南来顺”的老招牌,以原菜市口小吃店为基础,又调集了当时宣武区的大量烹饪技术和服务精英,比如黑荫池、安国栋、梁德山等,重开了这家老字号。一楼还是按原有小吃店的方式经营小吃、快餐,二楼则以包间为主要形式经营宴席,既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其声名又远播于热衷于精美饮食的人群,可以说在当时的宣武、崇文,无人不识南来顺。如今的南来顺,总店已搬到大观园的西南,成为有几层楼并带有多家分店的大企业,依然保持着清真大菜与小吃并重的路子。以现在北京小吃店的总体状况,南来顺小吃店的小吃品种应该是最全的。
在南来顺就职时的陈连生
陈先生的口述当中,涉及南来顺的部分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他所讲述的企业历史、行业历史和体制变化的历史,都非常有趣,极其微观,又能从微观中体会到当时社会的宏观状况。更加可贵的是,陈先生还保留了大量与南来顺相关的材料,如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清产核销的资产负债表,这不仅是企业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国商业历史的重要文献;再如陈先生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南来顺简史,把企业的来龙去脉、企业原有特色、企业变化,都做了介绍。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经济史、行业史、社会史,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陈:因为我的表现不错,1961年(组织上)派我上党校学习,在车公庄,学习回来就没回去。
杨:调到南来顺了吗?
陈:没有,就在南来顺那一片的几个点搞“反后门”[14],“反后门”反了一段。
杨: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反后门”吗?
陈:对,反了一段。当时的宣武区区长蔡平觉得我不错,所以弄了一个经验叫“编算比查”。
杨:指什么?
陈:“编”就是把在这几个单位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编成辫子;“算”就是算细账、算经济账、算政治账;“比”就是自我比较,每个单位看看现在和过去有哪些改进;“查”就是查自己本身做得不对的,要自己做检查,谈你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或者经营方面有什么毛病。“编算比查”指这么个经验。蔡平觉得我不错,那时菜市口小吃店这个经理本身有点毛病,需要找人替换。我们这个“反后门”工作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一个杨文山、一个娄梦晨、一个我,还有一个钟卫杰,还有一个(忘名了),就从这五个人中挑一个留在这。这是回民企业,这几个人相对而言,我在回民饭馆学过徒。
杨:这个您讲过。
陈:我有这方面的常识,又不吃猪肉,另外和那四个人相比我是最年轻的。因此,最后蔡平点名,让我去。其实这个企业本身在当时根本用不着蔡平点名,但是那时干部的管理不像现在,说我让你当书记,哥儿几个一同意就完了。那时不是,那时像这个支部书记这块归谁管呢?区委财贸部、组织部。
杨:李瀛(原来宣武区书记)那时不是在组织部吗?
陈:是,组织部同意了,还有主管书记,都通过了,还得在市委组织部备案。就一个基层支部就这么麻烦,不是像现在说我让谁当书记就行了,现在权力下放,公司经理指定让你去当经理就行了,那时不是这样。
杨:一个餐厅经理都得到市委去备案,哎哟。
陈: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支部书记必须经市委组织部备案。
杨:这就是所谓民主集中制。
陈:不仅是集中,要层层审查呀,审查非常严。所以要到市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就是蔡平点名,他是宣武区区长。这里党委没的说了,基层支部没的说了,区长点名了,所以就把我安到那了。这一干,从1961年干到1989年,一下干了29年,我在南来顺干了29年。那么这29年,我觉得呢,也应该说给这个回民饭馆积累了不少经验。
杨:那是。
陈:我到菜市口南来顺,还是当副经理。为什么当副经理呢?因为我进去的时候124个人。
杨:这么大?
陈:75%是回民,那儿的经理是回民,出点问题觉得不行了,然后就换人。我那个时候在菜市口那块负责三个点的“反后门”,那时物资紧缺。
杨:那是困难时期了。
陈:有些人就是这样,1959年、1960年、1961年物资紧缺,就有人通过关系走后门,买点紧缺的货,我们就是“反后门”。也弄得不错,最后蔡平抓这一块,看上我了,所以就把我调到菜市口了。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年轻,工作积极性很高、有成绩;第二是在回民馆学过徒,不吃猪肉、符合民族政策,就把我调到菜市口小吃店当经理。实际上是以副代正。经理是谁呢?是刘树深,这个人是资本家,这个人相当好,为什么成为资本家了呢?刘树深是学医科的,最后拜孔伯华为师,是孔伯华的徒弟。他父亲开了一个饭馆叫德兴斋,在门框胡同[15]北口路东。但是他父亲身体不好,最后瘫痪了,那也没辙,这个企业要经营啊,所以他就负责这个企业,就弄这个。最后公私合营,他父亲已经起不来床了,所以就以他的名义合营了。
杨:他就不当大夫了?
陈:当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么好的医术。没有办法,就合并进这里面了,但是因为他表现不错,又没有历史问题,那么就属于孙孚凌性质的,在菜市口小吃店当经理。我到菜市口,那时还叫菜市口小吃店,我去以后改叫南来顺。
杨:也是原来的南来顺吗?
陈:原来的菜市口小吃店改名为南来顺。我是1961年调到菜市口小吃店,就把小吃店扩大为南来顺饭庄。
杨:是您调去以后把它扩大的?
陈:对,我的任务本身就是落实咱们的“八字方针”[16]。
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陈:对。
杨:公私合营之后,1961年之前?
陈:1961年之前叫菜市口小吃店。
杨:这个字号在1956年的时候没有了?
陈:没有了,到1961年的时候,这个小吃店就改成南来顺了,把天桥公平市场、天桥南来顺迁到菜市口;把原来菜市口小吃店改为南来顺。这地方规模大,人也比较多,全区的人才力量都集中在这了。菜市口小吃店的前身是福生合冷热饮店,它的规模本身就比较大,那个资本家的资金当时大概是2800多块钱。
杨:那可不少。
陈:超过2000元就算资本家了,因为定资本家有三条,就是资金在2000元以上、三个工人以上、1956年合营,根据这三条定你是资本家还是小业主,这是当时的政策。那么福生合的老板是2800多元资金,它的规模大,人员也比较多。私方经理叫王子明,这人在合营中算是基本守法户,把周围附近这些卖小吃的、出摊儿的、挑儿啊、车呀,都能联合起来,就改成菜市口小吃店,这是1956年的事。我去是1961年了,我去就是要把社会饭馆改成高级饭庄,大概要达到一个货币回笼的目的。
杨:有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重开老字号吗?
陈:不,80年代重开老字号是改革,1961年的时候是困难时期。
杨:为了达到货币回笼的目的?
陈:是,就是有人兜里有钱,没有地方花去,咱们货源物资很少,所以集中少量的货源,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要。
杨:但是也是打着老字号的旗号吧?
陈:也不是打着老字号的旗号。为什么要用南来顺呢,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天桥南来顺那个地方本身就不太好,公平市场已经没有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当时南来顺的名望还算比较高,因为过去宣武区的饭馆就是两益轩[17]、同和轩。
杨:您说的“三轩”,也就是两益轩、同义轩、同和轩。
陈:这些个当时都存在。
杨:两益轩呢?
陈:两益轩不存在,这些还存在。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南来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封建色彩。
杨:听名字更那什么?
陈:所以用南来顺这三个字办的,过来两个人,一个人是南来顺掌柜的兄弟,老三,叫石昆林,这是正式南来顺掌柜里面的,南来顺的人,还有一个就是黑荫池,跟石昆林俩人是郎舅亲。石昆林的老伴儿是黑荫池的妹妹。这么个亲戚,过来这么俩主要的人,改成南来顺饭庄后把宣武区所有服务公司里的红案、白案[18]、小吃、面点高手,都集中到南来顺了。这个地方又稍微扩大了一些,把有的街坊的小户都迁走了,扩大了一下、装修了一下,上面弄了几个单间,这个在当时的宣武区就算最大的饭庄了。
杨:跟原来的南来顺有关系吗?
陈: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我调到那里以后,就从天桥南来顺把字号搬来了。在回民饭馆当中,南来顺的名望比较高,过去马连良他们这些人在天桥剧场、天桥天乐、小桃园这几个剧场唱戏,经常到那吃饭,像侯宝林、郭启儒他们,多少有点名气。为什么改呢?就是当时困难时期,我们国家采取“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什么呢?商业本身就是少量货源,集中比较好的企业卖高价,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货币回笼,当时的情况是社会上老百姓有钱,没东西,真有钱的人买不着东西就埋怨,一般老百姓就是凭票凭证保证供应。比如马连良有300多块钱工资,乐松生他们是资本家,第一是本身就有钱,第二是工资高,买不着,怎么办呢?就是少量的货源供应这些有钱的,特供,就形成了高价饭馆、高价点心。
杨:高级糖什么的。
陈:对。凭票是1块钱1斤,不凭票就是3块钱1斤了,你有钱不花干吗?政府达到一个货币回笼,满足那些有钱的人买着东西。南来顺要改就是为了提高身价,卖高价。菜市口小吃店不能卖高价,所以改成南来顺饭庄。第一是装修了,第二是有单间了,第三是把技术条件好和服务态度好的都调到这儿,你来了以后饭的质量又好、服务态度又好,所以价格就高。我去了菜市口,把那里改成南来顺饭庄。
杨:南来顺原来有这么高的档次吗?
陈:没有。南来顺本身就是天桥的一个铅板棚。
杨:跟东来顺、西来顺都没法比?
1958年位于天桥的南来顺饭馆旧照
解放前南来顺的营业执照
陈:对。后来因为经营好就翻建了。我有这个历史材料,包括资金改造、投资年份什么的,我都有,还有营业执照我也有。
杨:您怎么有营业执照?
陈:改成南来顺,就从南来顺调来两个人,一个叫黑荫池,一个叫石昆林。石昆林是南来顺掌柜的老三,但是他不掌权,是服务员。这个黑荫池跟石昆林俩人是亲戚,石昆林的老伴儿是黑荫池的妹妹,这样就是郎舅亲。俩人一块调到南来顺,就代表南来顺来人了。这俩人一人当服务员,一人生产。
杨:生产是什么?
陈:生产就是做饭,黑荫池技术水平高,他是“馅饼周”[19]学徒的,后来自己开了八年饭馆,叫东德生,以后不干了,回到天桥南来顺。他的特点就是切肉、爆肚,比如说切肉片谁切得好,我就说谁也没有黑荫池切得好。你给他一斤肉,切成60刀,就这么高水平。
杨:这个“馅饼周”是不是也合并到南来顺了?
陈:没有。“馅饼周”的人到南来顺了,“馅饼周”1952年就关张了,他们人多啊。调了这么两个人来,所以菜市口小吃店就改成南来顺饭庄。然后怎么办呢?公司直接管理了,过去是一个中心店,现在党支部独立了、行政独立了、工会什么的都独立了。我仍然是副经理,以副代正。因为经理是刘树深,他是资本家,不敢管事,但是这个人确实是好人。他在企业干什么呢?发挥他的长处,没事的时候刷碗,有人来看病,就给公司的人看病。他这个老头跟我合作得很好。实际上是我掌权,那时候我在那大概合作过三任支部书记,第一任老钟是从银行调来的,第二任是老魏,第三任是老于,他走后我就是书记兼经理。现在老钟还活着,其他的已经都死了,都比我岁数大。到南来顺这个地方,应该说我干得也不错。1961年进去的,1963年2月23日《北京日报》登的文章说,南来顺把买卖做活了。那时登报纸可不像现在,那可费劲了。第一是基层党支部得把你的材料写好,全体党员讨论通过;第二是送到公司,公司党委讨论通过送到区委;然后区委宣传部,包括主管书记都同意了,再报市委;最后再由市委宣传部通过。范瑾是谁呀?《北京日报》社长,这位老太太是市委常委,《北京日报》社长,她同意了才能登报纸。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报纸一登,领导就去了,就说这个单位经营得好,但政治工作跟不上。
杨:为什么政治工作跟不上呢?您不一直就抓这个的吗?
陈:我本身是搞经营的。
杨:但是您原来做从团到党的工作啊?
陈:但是有专门的书记啊。就说政治工作跟不上,然后就赶紧换书记、调整。换书记也不能一下就把人家调走啊,人家也没毛病,先看看吧。
杨:是啊,不能说一先进就把书记调走啊。
陈:然后就是加强支部工作,就找我谈:“连生,你不能忙于业务,政治、业务不能分家,政治上要下点功夫。没有没有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没有业务的政治,政治上要下功夫。”我和书记配合得不错,总体上还行,最后到了1964年,因为南来顺经营得好,就扩大,然后拆了翻建。我去的时候是平房,后面有个小楼,很简单,后来拆了东西两侧的,还有旁边的民房,然后建了1240平方米的南来顺饭庄,规模就相当大了,在北京的清真馆中规模是最大的、人数最多、营业额也是最高的。
杨:那时有多少人?
陈:最后是198人。1964年翻建以后,在北京就形成了四个小吃店。南来顺是饭庄兼小吃,应该说在北京小吃店当中南来顺的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好。
杨:还有哪三个呢?
陈:一个是西四小吃店。
杨:现在都没了。
陈:对。一个是隆福寺,一个是大通,实际是崇文,现在也拆了,就是前门箭楼往东,后来改同仁堂了,那个地方叫大通,后来改名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北京市这四大小吃店,唯有南来顺是带正餐、带小吃。这四个小吃店在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竞争得很厉害。
杨:这个带正餐、带小吃店特别不好做。
陈:是,第一是时间长,早点、午饭、晚饭、夜宵。早晨起来5点到晚上12点,这个班次非常多。
杨:过去掌灶的好像都是红案的?
陈:是。
杨:那带小吃,小吃又这么有特色,白案的师傅肯定也得很好。
陈:白案、红案这一块,包括服务。我到南来顺以后,改成南来顺饭庄以后,就把全区所有回民饭馆里的精英都集中在菜市口了。厨师是金士光、安国栋、陈国路、马红禄,这些人是过去在两益轩、西来顺等最好的厨师。
杨:您都给调来了?
陈:不是我调的,就是上级给组织的,都集中在这了。面点师像“俊王爷烧饼”“馅饼周”,这些店的职工也都调去了。就是有头有脸的技师都调进来了,就是这样。
杨:两益轩呢?他们的传承就不灵了。
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企业已经突出了,那些企业就平淡了。
杨:就把平淡企业里的骨干拉过来?
陈:你要卖高价,你们得给人家好东西吃啊,你收人钱多了,服务不好、质量不好、饭菜不好不成。所以为了卖高价,就把技术力量集中了。1964年以前都是高价,1964年翻建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应该说我在那里发挥的作用是相当不错的,也是比较得天独厚的。应该说在宣武区里干饭馆,我是拔头筹了。接待的对象,我可以跟你说,文艺界京剧方面的从马连良往下说,马先生、萧先生、张君秋、荀慧生等等都是我的常客,因为都在附近住。
杨:而且知道好手艺都到您那去了。
陈:比如马连良进我那个饭馆先不找我,进门到厨房就说:“辛苦辛苦啊!”得,你甭说了,你也别张罗,这顿饭错不了,因为马先生来了。比如张君秋就在北大吉巷,就是菜市口小吃店往东一走,路南那胡同,进去一拐弯就是。菜市口跟米市胡同就差20米远,就在那里住。荀慧生在山西街[20]住,萧长华在西草厂住,就是几步道儿,所以都是我那里的常客。像书画界的黄胄、黄苗子、董寿平、侯恺[21],市里的叫范儒生的,都是我那里的常客。因为什么呢?他们在荣宝斋画完了以后,就到这吃饭,特别是侯恺,他媳妇儿白燕是回民,牛街的。侯恺吃饭,有时她去,必然会去回民馆。还有就是这些人本身,黄胄本身在新疆待的时间长,他喜欢新疆菜、喜欢回民菜,到了南来顺点名要吃爆肚、白汤杂碎、新疆薄皮包子。
杨:新疆薄皮包子是蒸的,里面有洋葱和羊肉的吗?
陈:对。张旭跟黄胄俩人是老乡,张旭是宣武区的区委书记,范儒生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也是酷爱书画,都是我那里的常客。这是政界这一部分。再一个呢,丁铁峰对我印象挺好,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局长,是北京市局级的尖子。像副食品商业局的董士成,就是上几届的旅游局局长董春生的爸爸,他们属于市局这一块。丁铁峰爱喝,就到我那里去。那时丰台有个畜牧厂,是二服务局的,丁铁峰早晨起来出来以后,该干的事都干完了,就到丰台钓鱼去了。钓鱼回来以后给张旭、蔡平打个电话,就说:“走,咱南来顺,我钓鱼来了。”
杨:南来顺给做他钓来的鱼?
陈:是。他从丰台回来以后正好路过菜市口,跟我又熟,从我1958年在兴升馆的时候,我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他就跟我熟。那时市委财贸部刘来夫是部长,苏一夫是副部长。“28面红旗”,他是长期蹲点。像市委财贸部、团市委青工部,我是非常熟的。苏一夫跟我也相当不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苏一夫弄到宣武医院当副院长,不是离菜市口更近了嘛。没事就找我去,就说,“小陈啊。”他病的时候,我还帮他找大夫。丁铁峰也是,病得实在不行了,我还给他找过大夫。这些人跟我们的关系都不错。但是不是拍马屁、送礼,我没登过人家的门。
杨:是,就是工作关系。
陈:比如丁铁峰死的时候,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人家是市局局长,我是卖烧饼的。但是他爱人对我印象不错,原来是北京玻璃厂的党委书记。刘峰死了,她就通知我了让我参加追悼会。蔡敬之知道那是前几任的局长,就说:“这小陈跟他们什么关系啊,怎么通知他参加啊?”还问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你什么关系,跟他就是什么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他们认为我好。”记得有两件事,1961年我到南来顺当经理时,局里给了两辆小奔驰。那时候丁铁峰骑自行车,有一天骑车到了菜市口。一进门就说:“去,把经理叫来。”“哎哟,你是经理呀?”“我是呀。”“小陈,不错呀,你干大买卖了。”“什么大买卖呀。”“这个多少钱?多少利润?”我就回答了。“这个卖多少钱?多少利润?”他听完之后就说:“还行,你都清楚。”他对我印象不错。他老去,他一去,宣武区的头儿,北京市服务口的头儿也去,我必须在场服务啊。
杨:就说明您那个饭馆特别招人啊。
陈:是啊,有特色。报纸登的就是南来顺把买卖做活了。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满足各类不同群众的生活需要,你买炒饼这儿也有,买烧饼也有,买高档的东西也有,中档的东西也有,办喜庆宴会也行。
杨:您的买卖得多不好做呀!
陈:相当忙啊,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郭华说了一句话,就说:“南来顺一年的利润,买飞鸽车160块钱一辆,从前门一个一个挨着排,得排到菜市口。”就说我赚的钱这么多,所以各界对我印象都不错,各级领导对我印象也不错。第一是我年龄小,第二算干得比较出色吧,所以这一辈子没离开南来顺。
南来顺的老师傅们(左:安国栋,中:梁德山,右:黑荫池)
杨:您刚才一直说20世纪60年代,我就想问一下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饭馆是什么情况?
陈:这三年饭馆非常惨,粮食供应不足,各种原材料供应都是有限的,像那个盖饭。现在大街上有卖盖饭的。
杨:跟那个一样吗?
陈:不一样,那个质量是相当次的,都是残次品,成不了形,乱七八糟的最后切切,然后一做,就是菜盖饭,什么菜都少。后来有一种,你知道菜市口卖的羊肉吗?羊和猫一样大,那也没办法。羊切不了怎么办?整个煮,然后一抖落,属于肉的这块就卖去,骨头这块5毛钱一盘,确实困难。南来顺是特供,那小饭馆就更别说了,没的卖了,所以卖的东西本身就是很次的。凭票、凭证供应的这些东西还算可以,但是毕竟是困难时期,什么都没有,羊长不大就收上来了,要不然没有啊,就这么困难。反正那个年代就是粮票、豆票、糖票,17级以上有豆票。
杨:有糖豆干部。
陈:17级是豆票,13级是糖票。
杨:还有肉蛋干部?
陈:是。就是按照级别发放不同的营养品,那时浮肿很多啊。
杨:是。记得李瀛先生就说都是浮肿,弄那个假肉。
陈:人造肉。
杨:那什么东西?
陈:也是化学物质,加上菜和粮食混合做成人造肉。李瀛那年还是在宣武区呢,他是组织部部长,后来是副区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在崇文饮食公司当副主任,主任是徐大水。
杨:那时候吃饭的人多吗?
陈:不少。
杨:可以卖高价?
陈:卖高价是一部分,那一段有“盲流”知道吗?
杨:为什么呀?
陈:农村更苦,没的吃,来北京要饭。
杨:河北的吗?
陈:哪的都有,北京还这么苦呢,农村更苦了。确实有饿死人的地方。来北京要饭,盲流很多。
杨:他们没有粮票啊。
陈:你要知道,盲流到了北京,桌子上的东西都吃啊,咳,困难时期啊。你知道豆腐渣,南来顺本身做豆腐脑,就说:“陈经理啊……给两碗豆腐渣就是好东西啊。”那时南来顺磨豆浆,一上午就八罐豆浆,就是80斤,这样就出好多豆腐渣。周围左右的,职工、亲戚朋友都找我来要豆腐渣,见我客气极了,简直是恩人啊。我一句话,给两碗豆腐渣,那一家子能吃一顿,过一天的生活了。家里有点主食,掺上点豆腐渣,就是这样。菜帮子、菜叶子,什么都是好东西,那时饭馆可是红火得厉害。我们在饭馆当头儿,到哪里都受欢迎。通过走后门,还买我二两糖火烧。你知道南来顺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是困难时期以后了,卖元宵是全北京第一。
杨:为什么呀?
陈:就是三天,卖十万斤元宵,八毛钱一斤。
杨:怎么卖这么多呢?
陈:八毛钱一斤,一斤粮票。一斤粮票给三十个,三十个一斤七两五(一两合50克)、一斤八两。那时候副食店也没有卖元宵的,一个又一顺、一个南来顺、一个锦芳。卖得最多的是南来顺,南来顺卖元宵的时候前后门都堵上,排大队,派出所警察在门口站队,防止加塞。
杨: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陈:你想,平时缺粮食,好容易到了这个节日,放开了也要给粮票,但是少。
杨:一斤元宵要一斤粮票?
陈:一斤粮票给三十个,三十个给一斤八两,一个是六钱。不像现在一斤是一斤,那时你要一斤,给你一斤八两。菜市口警察给你站岗,就是不让加塞,那个大队排得呀!你想想一个元宵节卖10万斤元宵。去年南来顺卖元宵卖到8000多斤,我心想了,连当年个零头都不够。
杨:锦芳的元宵我年年都买。
陈:他们元宵的馅儿跟南来顺的打法不一样。锦芳的馅儿软,他们不砸。不像咱们过去传统的砸馅儿,他们是拿这个走锤擀平了,然后拿刀一划,然后一风干。过水走,好煮、容易化。南来顺是老的传统做法,100斤糖搁上8斤面粉,多少果料,然后砸,之后是切,然后往房上晾。卖元宵就怕热天,冬天打完馅儿以后搁房上一倒,冻干,下来一摇成形了,回家一煮就化了。这个馅儿干了,吃到嘴里都不化。
杨:困难时期,就是您调南来顺前后的那个时期吧?
陈:是。
杨:这盲流是什么样儿?
陈:就是盲目流入城市的人。
杨:20世纪80年代还有这个称呼,我还赶上过。
陈:盲目流入城市,无着无落。他们到城市就是要饭、捡吃的。
杨:等于就是难民似的,乡村难民?
陈:比如乡村生活困难,没吃没喝,得了,跑北京吧。有的是扒着车来的,有的是走着来的,有的不定怎么着,到了北京生活条件就好一点,要也有一点,农村跟谁要去?所以就是盲流,盲目流入城市,简称盲流。那么那时候城市管得比较紧,怎么办?就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凡是盲流都集中起来,在哪啊?大观园。
杨:那不是有苗圃吗?
陈:对呀,苗圃那集中一个地方,在那能把人弄好了,是张家、李家的都弄好了,然后往回送,给您送回原籍去。就跟现在上访一样,到时把人给截住了。你是陕西的,陕西的来接,山东的,是山东的来接。所以盲目流入城市简称“盲流”,那盲目流入城市的这些人本身生活无着无落,有些人肯定会要受到伤害。盲流持续了很长一阶段。困难时期是一个高潮,过了困难时期,大概七几年,大观园没建之前,那一段也是一个高潮。
杨:那是20世纪80年代了?
陈:对,也是一段高潮。大观园建在那个药膳公园,直接种药材,在那个基础上建的。
杨:困难时期就有要饭的?
陈:有要饭的。这些人要得着就要,要不着就偷呗,小偷小摸。
杨:所以经常到饭馆?
陈:倒不是,哪能偷就偷。
杨:饭馆经常能见到,因为有剩饭。
陈:要啊,你在这吃,我就跟你要啊。
杨:饭馆管吗?
陈:管啊,这不连轰嘛。你怎么轰,他也是多啊。你这吃着,有人就比较心善,得,给你吃吧。人家给了,你也不能不让他吃喽。服务员心里也明白,穷、饿不是才要嘛。就是这么个情况。盲流有两个阶段,我记得后一阶段我是派了一个职工去参加管理,这人叫张方好,是美味斋现在那经理的丈夫。派他到公园去管盲流去。你看这得有点胆量,身体还得好,弄不好还打架,你还得能管。两段,第一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第二段就是七几年、八几年。
杨: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是为什么?困难时期好理解,因为是饿嘛。
陈:对,那个时候也是有些地方可能是收成不好,反正有这么一段。毕竟是北京啊,在外面的人都觉得北京好呗。家里遇上困难,就跑北京了。
我在南来顺这29年,跟这些历史也很有关系,比如我在1964年还有一段挨整。
杨:您为什么挨整?
陈:1963年年底北京开始“四清”[22],北京成立一个“四清”工作队。
杨:“四清”不是有很多奔农村的吗?
陈:北京市商业“四清”,成立一个工作队。工作队队长是项子明,他是北京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反正都是各级局长,还有永贸公司的经理。永贸公司是什么?是中国建筑总公司的前身。这个人性子直、爱批评人,他是副组长。下边都是一些副局长,带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60多个学生到椿树蹲点,椿树街道是北京市“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椿树那里我的买卖最大,所以就蹲我那里了。“四清”清什么呢?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有什么呀,就是“四清”。到我那第一是经济不清。
杨:为什么呢?
陈:最后怎么办呢?重点对象就是我了,我是搞经营的。所以60多个学生,全是大学生,二十几个局级以上的干部,就在菜市口南来顺蹲点。扎根串联,找穷苦的孩子,那时候刨根啊,苦大仇深的这些人组织起来准备清我了。清什么呢?清经济,因为我这个人喜欢穿,我到菜市口小吃店的时候工资49块。在从兴升馆调走之前给我涨了5毛,四十九块五,行政等级是23级,那时候讲级嘛。一年四个季度奖,一个季度一等奖18块。我这个人没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就是买件衣服,所以我喜欢穿。我的穿衣服是个重点,挣40多块钱老穿这么好的衣服,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和老人。
那时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社会主义当权派”,找两种人嘛,然后就找走资派,重点就找我。不罢官,就是清你,你自己写检查,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折腾了八个月。早晨起来5点钟骑三轮车到菜市口菜市场拉菜、拉肉,一天八趟三轮,上午四趟、下午四趟,每一趟三轮都1000多斤,自己装、自己卸,比如370斤的大油桶,我这么一早就起来,自己装车、自己卸车,每天两桶油。上东单菜市场拉肉,因为肉是特供的,指定地点,东单和菜市口,菜市口一家供不过来,就去东单。上油门拉油、麻酱、杂粮。
杨:油门点设在哪?
陈:南横街西口路北边,过去是粮食局。所谓油门就是供应企业的,不零售,只批发。上粮食店土产拉粉丝什么的,反正一天八趟活儿,早晨四趟,下午四趟。
杨:折腾您八个月,每天这样?
陈:是,白天这样,晚上写检查。我检查过七次,七次都没通过。
杨:为什么呢?
陈:经济不清啊,到了第七次查完不行,后来我给原来区委的书记打了个电话。他那时候也是被清(查对象)。
杨:也不得志?
陈:也被清。我说:“书记,你看现在这个怎么办呢?”“小陈,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你的问题我知道,都是我造成的。”“那有您的话,我就说了?”“说吧。”
杨:怎么都是他造成的呢?
陈:当时区里一些领导拉着局长吃饭,吃完饭谁给钱啊?抹嘴就走啊,支部谁知道?咱们就记账。你说这些当官的吃饭有掏钱的吗?比如有个副食品商业局局长就说:“这么好的饭,×××也不来。”×××那时是副市长,就说:“给拉菜市口来,这买卖多好。”你说这人给钱吗?!
杨:不给啊?!
陈:哪有给钱的,全记账。职工有时说:“这些人吃完饭怎么都不给钱呢?”钱去哪呢?但是咱们有账,账都是清楚的。
杨:所以七次通不过?
陈:但是有一个问题,“四清”之前,“23条”没出来之前,市领导把北京市所有饭店什么的,这些单位找到一起,所有账本全部烧掉,不许有。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党委两个人,找我要账本烧。当时我脑子一动,烧账本不对,这是商业最忌讳的,哪能烧账啊,不出任何问题绝不能烧账啊。可是说党委决定要烧,这是上级的指示。市领导说的话谁敢不听啊。我说:“烧账也不行啊。”“你别管行不行,把账烧了。”我说:“那好,我烧吧。”“你烧不行,得当着我们的面烧。”“那我得找会计,我没有账。”然后我一转弯,我就让会计回家,今天先躲开。然后我说:“会计今天休息,账拿不出来,你明天上午来,他来了以后,咱们烧。”这样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把会计找来了,我说:“老武,你把账给我抄一下。”就把他们这些人吃饭的账全部抄了下来,我就记在本上,放我办公桌里了。第二天来了以后把账烧了,就是这样。
杨:您有这个账才能应付“四清”这个事?
陈: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检查得脖子都酸了,一站就俩钟头,什么态度不好、批评职工、官僚主义等等,最终围绕我的就是经济。我老不说经济,就说我狡猾、只谈鸡毛蒜皮。你说我怎么说呀?最后我给原来区里的书记打了电话,书记说:“小陈,麻烦都是我们造成的,你该说什么说什么。”这样我就把账本拿出来。当时在我们那里蹲点的秘书长是北京市煤灰公司的经理,他一看,他也傻了。第一个就是当时在南来顺蹲点的副组长,他是宣武区区委书记,接原来书记的。原书记调出宣武区,这位副组长来接,那天是原书记给现任书记洗尘。
杨:在这吃的?
陈:都是各局局长、各区里的领导,第一笔就是他们的,合计360块。他一看就傻了,工作组组长在这呢,他是南来顺小组副组长,头一个没给钱的就是他。看完以后一数,全是当官的。
杨:马连良人家肯定给钱了?
陈:是。结果第二天找我谈话,就说:“小陈,你解放了。”我说:“怎么解放了?”“你的账清了,没你的责任。你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就是清我贪污,我哪有这么多钱买衣服,这些人吃饭的钱哪去了?这本账一拿出来,我算解放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罪可受了不少。天天八趟活儿还不算,企业有时还有事。有一天有件事,那时的小孩儿学工、学农,小学生到单位参加劳动,刷碗、拾盘子什么的。那天夜里有一个职工叫赵得寿的和面,和面机就那么搅,他拿白搪瓷盆往里一倒,这个搪瓷盆外皮脱落,滚下去了。
杨:哎哟。
陈:这样一袋面把搪瓷盆的这外皮搅碎了,然后这个面拿出来就没法吃了。当时粮食紧张,也困难啊,1961年。怎么办呢?扔了吗?扔了也不行,原先有一个扔了,给开除党籍了,叫杨昆。因为他就是剩点馒头什么的,都坏了,然后给扔了,之后让人家检举说浪费粮食,给开除党籍了。那这袋面怎么办?这是1961年的事。我就找这个小孩儿,第一是让他先挑这个面,然后烙大饼,整张的大饼。之后拿镊子,让小孩儿接着拣挑。挑完以后切成饼丝,挑干净以后就卖炒饼。结果这事算是资本主义经营,对人民不负责任。当时的领导就在千人大会上说:“南来顺一个有人性的都没有,挂羊头卖狗肉,卖搪瓷烙饼,要把人嗓子划破了怎么办?吃到肠子里怎么办?”在千人大会上批我。那没办法,只能接受,这是资本主义经营啊,你倒是没浪费粮食,但是你对人身体健康不负责任啊,没有办法,没有地方说理。我有一个职工,这事是我的责任。有一个顾客,人家要一个肉片木樨,他给人家上了一个炒木樨肉。
杨:这个有什么区别?
陈:当然有区别,肉片木樨是肉片木樨,木樨肉是木樨肉。结果一上桌,人家说不要这个,要肉片木樨。这个服务员回答得简单,就说:“您吃这个吧,这还省钱呢。”人家顾客不干了,就说:“你们这个服务员瞧不起人,我们吃不起不来吃,上错了还说给我们省钱?”我找这个女的谈话,她态度不好,我说:“人家叫你给人家过日子是怎么着?”就这么一句话,三年了,到“四清”的时候还记得。最后工作组让我专门给她一个人检查,工作组所有人都听着,职工都走了,就给她一个人检查、赔礼道歉,说是侮辱人家了,到了这个程度。
杨:原来我一直认为“四清”主要针对农村,没想到城市也有。
陈:北京也有,唯一的是椿树,椿树唯一的一家是南来顺。
杨:唯一的就让您给赶上了?
陈:是,南来顺唯一的就是我,这么多领导,就让我赶上了。每天洗工作服,里面是工作组小组开会,就说:“去去去,你是听贼话呢?”我心想,你们都是贼啊?我就上那边洗去了。有一个女职工,是小孩子脾气,就说:“陈经理,您走吧,我给您洗工服。”“别,我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别沾我,要不你就沾边了。”“没事,我不怕。”有一天说我贪污,占企业便宜没够,结果清华大学一个学生找我谈话,就说:“你怎么还占公家便宜?”“我怎么占公家便宜?”“你骑的车是不是公家的?”“是。”“明天放下。”我说:“好。”第二天我就放下了,不骑了,我走着上班。我在樱桃园住,走着去菜市口上班。我心想了,你们坐的汽车是谁的?你们领导屁股后面冒烟,都是自己的?你们也是公家车,我也是,我怎么不能骑?过了三天,蹲点的秘书长找我,就说:“小陈,你怎么不骑车了?”“工作队说我占便宜。”“我可没说。”“你没说,工作队队员说的呀。”“你骑吧,那不算你占便宜。”我心想,你们屁股后面冒烟不算占便宜,我骑车就占便宜?最后就是臭批我。好不容易把这个事弄清楚了。第二天找我谈话,我就是工作组成员,并且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就证明我解放了。但是我觉得,尽管这么批、这么斗,但是还是觉得老共产党好。
杨:怎么个老共产党?
陈:工作队撤的时候,几个主要成员找我谈话,给我赔礼。尤其副组长说:“小陈,对不起你,我们错批了你。我们来的时候就想弄条大鱼,觉得你是大鱼,没想到虾米也没捞着,让你受委屈了。”深深给我鞠了一躬。我说:“不管办什么错事,能承认错误就好。”毕竟人家不是一般干部,那是高干啊,最后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来当秘书长了。毕竟是个老同志。错了就认错,不管怎么说,你受了多少委屈,这点被承认了,对方敢于承认错误,说对不起我。我说:“咱们也长了知识了,也真正受到了教育,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四清”这一段对我绝对是个教育。
杨:太深刻了。您谈到“四清”,“四清”以后就“文革”了,“文革”的时候,您在南来顺经历了什么呢?
陈:“四清”对我是一个好事,虽然是受点冤枉。
杨:可是毕竟跟“文革”时候的感觉不一样。
陈:“文革”本身就没事了,为什么没事呢?因为“四清”刚完,接着就“文革”,在我身上还能找什么?职工刚找完,所以我就没事了。
杨:经过考验的干部。
陈:没事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劳动带管理,整个“文革”我就挨了三次批。不是批我,是陪斗,批区委书记、批二局的局长,这个我是陪了三次。我个人没挨过斗,也没挨过批,也没写过检查。两派当中我谁都不沾,你说革命,他说革命,在我面前都是革命。
杨:南来顺有两派?
陈:两派,哪都两派,不只是南来顺。
杨:我觉得有的地方两派都不止。
陈:总体上是两派,一个是所谓的保守派,一个是革命派。你说你是革命派,我是保守派,反正一个保守、一个革命。其实啊,究竟谁革命、谁不革命?我说了,在我面前你们都是革命,谁都不是保守的,都是革命的,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职工啊,每天辛辛苦苦在一起工作,不都是革命吗?我说你们谁是保守派,谁是不革命,那不瞎耽误工夫嘛。当时就有一个造反派找我谈话,让我表态,站到他那边去。我说:“你们都好。”他说我是骑墙中间派,就说:“将来要整党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说了一句:“你还不是党员呢,你怎么就谈到整党呢?”当然造反的是年轻小孩子。
杨:是,是。
陈:后来还是这孩子,应该说后来弄得不好。激进嘛,过了。最后弄得也不好。很聪明,也确实很有水平的一个孩子。“文革”以后,我那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书记也不存在了。
杨:书记为什么不存在了?不是于书记吗?
陈:不是,那时他没站起来,他不是有问题嘛。“文革”以后成立“革委会”,选主任时我得票是100%,他的票数没我多。但是鉴于以前他是书记,岁数又比我大,又是红小鬼,所以主任是他。但是后来一纠“左”,他不是打死人了嘛,我当时扛的,是反对的呀。那时候是三个中心店合在一起,一个是美味斋中心店,美味斋本身自营点下面有七八个小点。一个是庆丰园中心店,它下面有七八个小点。那么南来顺中心店本身呢,也有六七个小点,这样合在一起大概有大大小小40个小企业,700多职工。我一人领着俩副职。后来恢复了原职,就不叫“革委会”了,我本身就是经理。
杨:又变成经理了?
陈:是,书记兼经理,一个人。到了“文革”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吧,我在基层一般都是一个人主持这一片,就是从菜市口奔到宣武门,从菜市口往北到校场口东口,往东到虎坊桥这一块,这一片都归我管。那一段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有一个叫反贪污。
杨:那时还有反贪污吗?
陈:那时就是办学习班,反正这一片大概弄出不少贪污的。所谓贪污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天弄个块八毛钱,也是因为生活困难。
杨:都革了这么多遍命了。
陈:但是没办法,有这个运动,就不能不做啊。
杨:这个大概是哪年?
陈:啊,1974年以后吧,反正就是七几年,普遍的,几乎所有职工,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我那一家有好几个。你想啊,卖货是一个人一摊,几十家得有多少个卖货的,然后装个块八毛的。时间一久了,几年了不就得有几十块、几百块?最后一检查就交代清楚了。
杨:是1979年吧。
陈:哦,1989年之前我在基层,另外市、区领导都挺重视我的,都有人要我。市里想要、区里不给;区里想要,我们单位两派。七个委员讨论,我进公司的问题,三个支持、四个反对,尤其我们那书记。就说:“啊,小毛孩子。”我说:“我都40多岁了,还小毛孩子?”我在宣武服务公司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暴露出来了。李世旭、张燕明,我们过去是公司集团培养的四个苗子,其中有我。
杨:怎么就定了呢?
陈: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培养的对象。
杨:会不会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定下了?
陈:对。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啊。那么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公司一揭发,批公司的领导,培养新苗,我们就是修苗子、黑苗子。
杨:那您吃没吃这个挂落儿啊?
陈:我们不知道,这跟我们没关系。就是公司派性斗争,斗公司的当权派。就说你组织部门,你们几个人定了谁谁谁是未来的接班人,这帮人都是修苗。可是从现在实践情况看呢,我们这几个人呢,只有一个人走了弯路,是因为生活问题走了弯路,那三个人,我是最后一个。比如张燕明当了公司经理,李世旭当了总公司的基建处处长,我最后提了公司副经理,还有一个是因为有点生活问题没弄成。但是这个人非常能干,确实能做买卖,脑瓜也特灵活,比我大两岁。这些人都在,就是张燕明前两天死了。过去培养这些人也不是没经过考核啊,是从各方面考虑了啊。首先一个考虑就是年轻,第二个是你确实有事迹,是吧?
我1989年以前在基层工作成绩比较突出,市、区对我印象都不错。市里要,区里为什么不给?就是对我印象不错。那么市里为什么要我?也是因为我不错。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实干当中出来的,不管在哪,只要你让我干活儿,我肯定能干好,比较敬业。所以区里也好、市里也好,总之对我印象不错。没有歪的邪的,不抽烟、不喝酒,没烂事。按过去说就是根红苗正,学习也挺积极,入党最早。
杨:没挑儿。
陈:在南来顺的时候,我觉得有三件事办得是非常好的,已经成为故事。第一件事,大家也知道,旧社会饭馆有女招待,这个女招待的作用是什么?过去凡是有规模的饭馆,有官座儿、雅座儿的都有女招待。女招待有她的三条作用,这三条作用是非常大的。现在有“三陪”,女招待本身就是“三陪”,陪吃、陪喝、陪聊天。
杨:这个都有?
陈:有规模的(饭馆),就有女招待。比如兴升馆在我去之前就有女招待,但是兴升馆公私合营以后(女招待)就不存在了,就变成正式服务员了。女招待过去在饭馆里有三大作用,一是招揽生意,二是推销员,三是给大家挣工资。第一招揽生意,够规模的饭馆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吃的,有些人专门追这些女招待,她招揽生意。第二女招待本身是推销员,你来了,我就想办法让你花钱,什么好就卖你什么,她就是个推销员。你吃什么,我给你介绍什么,她就给你领路了。这个什么什么好,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最后一撒娇,我要吃这个。女招待第三个作用是给大伙挣钱、挣小费,过去饭馆挣工资的少,不能说没有,都是挣小费。女招待的服务好、伺候得好就挣钱。
杨:就赏?
陈:最后您给小费给得多,然后搁在钱桶子里,所有员工分得多,给大家伙儿分钱。过去的女招待,现在说是“三陪”,当然女招待跟妓女有区别,但是也没什么多大区别,弄好了也照样走,对不对?都差不多。但是毕竟不是妓女,是这么一个行当,到1952年才没有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吃女招待,过去在天春馆,西河沿有个天春馆,马德明开的,那里就有女招待。刘青山、张子善来了以后住永安饭店,吃天春馆,这就是在“三反”之前,他们来北京就是这样。永安饭店就是在西河沿进口路南的三层小楼,那个房子里面有暖气和卫生间,但是很小,连卫生间什么的都算起来没我这间屋大。但是一人一间房子,里边全有啊。这个天春馆有女招待,兴升馆有女招待,回民馆隆和楼也有,就起这个作用。她这个作用,掌柜的是很欢迎的,不用出工资,自己挣钱、给你推销。在1952年之前,好像有规模的饭馆基本上都有。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应该说一说是我做得不错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咱们饭馆招了一部分服务员,其中有很多是过去的妓女。
杨:从八大胡同那来的?
陈:通过改造以后分配到饭馆工作。
杨:原来我听说好多都是转到纺织厂?
陈:是。有的是到纺织厂,有的转到商业里,尤其转到饭馆。我在南来顺,就有三个妓女,跟我关系都是相当好,就到现在,她们的后人还拿我当回事。为什么?因为这些妓女毕竟受歧视,妓女在饭馆里当服务员跟咱们职工一样,但是大伙还是不拿她们当人。有一些男的就到处拿她们开心,动手动脚。我对这个问题呢,是挺同情她们的,我也看不惯这些作风。因为我就是穷人出身,所有妓女都是穷人,她们要不是穷人就当不了妓女,没有特殊情况也当不了妓女。我在南来顺的时候是1961年,本身就有两个,1964年又调进来一个,就是三个妓女。这三个妓女都受我的恩惠很大。比如有个人是1994年死的,已经死了20多年了。这个人是江苏溧阳人,六岁被卖,从溧阳卖到南京、从南京卖到上海、从上海卖到青岛。她六岁的时候被卖了,她家里有个弟弟三岁。穷啊,转卖三处。解放前,到了济南,那年可能20岁边儿上。被国民党济南那边后勤部的部长给看上了,这人比她大30多岁,看上以后俩人情投意合,最后这男的把她赎回来了,就是从良。但是她出来以后,人家这个军人的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人家孩子比她是大一岁还是怎么着。但是怎么办呢?他是军官,毕竟有权,在青岛有个房子单住,也就是家外之家。解放以后这个国民党军官投降了,这个男的也是比较规矩的。
杨:起义了?
陈:不是起义,就是比较规矩,然后就投降了。投降以后就解职了,这些人有钱、有买卖,就在那过日子。20世纪50年代初肃反了,过去军、政、警、宪、特,军队只要连长以上就算反革命,不管你有没有罪恶都算。这个人是军区后勤,他没有罪恶,但是毕竟也是反革命范围啊。这一肃反怎么办呢?这俩人就逃了,从青岛带点财产什么乱七八糟的跑到北京。到了北京,俩人就在现在丰泽园后身那个胡同,现在是培英胡同,过去叫大马神庙,就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屋,俩人过日子。你想想老头比她大30多岁,俩人在这没有事业。
杨:坐吃山空。
陈:因为钱多啊,老头活了有几年吧。一个是环境不适应,再一个就是反革命,后来在北京就死了。他死了以后,这个女同志岁数小啊, 1956年就参加工作了,就到了咱们花园,煤市街北口路东有一个饭馆叫花园餐厅,在那里当服务员。这个人挺仔细、挺细致,最后就在那里收款,但是毕竟她的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咱是看不惯的,穿的服装什么的。
杨:比较讲究穿?
陈:那时就叫奇装异服,瘦腿儿裤子、脑袋也那样的。
杨:好追时髦?
陈:是。后来因为她在花园餐厅干得不错,收款很细致。南来顺装修改造完了以后规模大了,就吸纳一些人来充实,要不然适应不了,所以公司就把她调来收款。我在1956年上夜校,跟她在一个班学习,知道她原来是妓女。
杨:怎么知道的呢?她在北京也没当过。
陈:有档案啊,那个时候你去哪上班,都得先调查。
杨:从青岛跑到北京来。
陈:那就调查。20世纪50年代对所有员工都要进行调查的,要建档啊,就是你说你的历史,然后调查核实了才行。
杨:外调?
陈:是。那时是下级服从上级,公司给你派过去,你不要不行,人家就算不会(什么),也得勉强要了。后来这人工作真是不错,但是受歧视。
杨:您是领导啊,只有您能看档案啊。
陈:那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前面有俩。叫刘欣茗(化名),后来因为这人收款特细致,收得特清楚,速度也快,慢慢就改变了我对她不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些人受冲击了,又是反动军官的小老婆,又是妓女,结果就开始批判。这100多个职工,她在前头低着头,大家就批她。这个人不服气,就说:“你们批我是不对的,我是根红苗正,我从小怎么怎么着。”结果批完以后就(觉得)没活路,要死要活的,就说:“我是苦人出身啊。”那天我突然觉得形势不妙,你想她一个人啊,住广外的一间平房,她要真死了怎么办?所以我晚上下了班就骑车到她家,到她家一看没人,我心想去哪了?结果推车往外一走,见她就在广安门大街那马路边上坐着哭,我就叫她:“刘欣茗?”她一瞧我。我说:“你干吗啊?”“我要死。”“你可别死,你要知道,这是运动,运动是什么?你自己要相信自己,你可不能这么做,走,回家。”就这样跟她回家了,打开门以后说两句,不能时间长了,也不能让人家知道我跟她有往来。
杨:您也说不清楚了。
陈:我就给她写了一条语录,人在困难时期应该怎么办,然后搁桌子上了。我说:“你好好背背。”然后我就走了。第二天早晨真不错,来上班了。见到我以后说:“陈经理,我谢谢你!”“哎哟,你一定得保重,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得有勇气活下去。”“你放心吧。”到了晚上我又给她写了一条语录,我这个没错啊,用毛主席语录启发人。然后她的情绪就好多了,这忆苦思甜,她不是说苦嘛,怎么着的,就谈她的家在哪,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名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就说:“你给你弟弟写封信,看还有没有?”“那我哪知道?”后来我说调查一下,往当地公社查个函,一看确实有这个人,回函了。
杨:哎哟。
陈:我说:“你看见没有,有这个人。现在在当地是一个铸造工人,你可以跟他联系,你们是亲姐弟。”结果她给她弟弟写封信,她弟弟也找她,正好碰上了。碰上以后就攒了点公休到溧阳探了一次亲。后来她弟弟、弟媳妇儿对她都不错,家里三个孩子,一个姑娘、两个男孩儿。探亲回来以后,我就问问她情况,她说怎么怎么的。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北京就一个人,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商量要个小孩儿?”她说:“我真想要一个小孩儿,那个最小的上小学。”我说:“你给你弟弟写封信,看他同意不同意。”结果她弟弟同意,亲姑姑,而且一说上北京就同意了。正好那些年她该退休了,结果弄一退休接班,小孩子接不了,上小学呢。但是户口可以弄,就是换户口。最后就答应了。我亲自去的,我从北京坐上火车到了南京,下车坐公共汽车到了他们的县,到公社办完手续,住他们家。结果我去南方受不了,黑天白天前后窗都开着,冷啊。人家不在乎,我说不成,待不住,我得走。我说我有事。结果就从他们那个地方弄了一辆拖拉机,街坊把我送到南京,到那的旅店忙啊,结果给我在门道儿加了一张床。
杨:哎哟。
陈:哎呀,我说:“不成,得了,打洗脚水烫烫脚,沏壶茶,给你店钱,我走了。”凡是去北京的火车我就上,结果到了南京火车站。到那以后,人很多,反正站票我也买,买了一张站票,从南京举着这个公文包一直举到济南,到济南才有座儿。我连去带回来,办完事就36个小时,结果就把她侄子弄来了。
杨:您也够受罪的。
陈:(她侄子户口)弄来了。到人家那里(指溧阳),人家说:“您要这个人,我们可以给;这个人我们不接收。我们现在劳动力很少,我们再接收个老太太?我们这个粮食也不行。您要是带这个人走,我们这个户口可以给;您这个户口,我们接收不了。”我就连她的户口和孩子的户口带回来。哪都不接收,这可怎么办呢?接不了班啊,后来我就找了宣武公安分局的办公室主任赵润生。我说:“老赵,有这么一个事,你给帮个忙。这人挺可怜的,从小被卖如何如何。”结果他说:“行,没事。”带着我去陶然亭派出所,把她的户口继续落到陶然亭,说人家不接收。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落不上,孩子就落到南来顺饭庄的集体宿舍,那时候外地职工在北京有集体宿舍。上学没办法,结果还是赵润生帮着找了南横街小学,因为住北大吉巷,然后就在那里上学。上了小学以后上中学,毕业以后就够16岁了,然后就可以接班了,接班以后就在南来顺上班。上班三天,职工的意见就大了。
杨:为什么?
陈:第一是不够18岁,第二是这人退休了,还弄个孩子来,意思就是我跟她的关系过于密切。后来我给海淀凌风春打个电话,海淀饮食公司的经理,现在还活着呢,今年80多岁了。我说:“老凌,有个事。”他说:“你说。”“我这有个职工在这上班,群众反映挺大,你帮帮忙。”“行,上服务楼。”服务楼现在拆了,海淀服务楼是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盖的,可能是90年代初拆的,结果调到服务楼学面案。这个孩子在那里挺好,跟那里的小姑娘认识了,结果俩人就好上了,然后姑娘就怀孕了。
杨:那时候是大事啊。
陈:还不够18岁呢,他姑姑找我说:“这孩子给我捅娄子,你说怎么办呢?结婚我也没房,我们就住这一间房,怎么在一块?你说不结婚,都怀孕好几个月了,怎么办?”后来我说:“这么着吧,咱们还得求求人家。”我又给老凌打电话,我说:“老凌,有这么个事,你看怎么办?”他说:“这事不好办啊,这个怎么解决啊?”“那你也得想想主意怎么办啊?”“怎么办?让她打胎。”“打胎也不合适啊。”那个女孩子是河北省的,在北京就一个人。我说:“这样吧,你不如成全他们,然后你跟计生委做做工作,咱们帮助一下。他的姑姑太困难了,现在60多岁没人管,毕竟得有个人。要是有个小孩儿,她也有个着落,你还得给间房。”因为老凌是海淀饮食公司经理,正好赶上分房。就说:“得了,老陈。”就在双榆树给了一个独居,结果他们结婚了,生了一个小男孩儿。这个刘欣茗也高兴,这孩子也高兴,俩人都是服务楼的,给个独居。结婚以后,俩人感情不错,对这姑姑也相当好,这姑姑也跟他们一起在这。结果1994年正是咱们电视放那个包公,那个金什么演的包公,她看那个连续剧。结果是腊月二十八,这孩子休息,就说:“姑姑,接您回家过年吧。”毕竟是一家子,姑姑挺高兴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侄子、侄媳妇儿对她特好,她也特满意。阴历十四,她要回家。
杨:是正月十四吧?
陈:阴历的正月十四,她要回家。侄子说:“姑姑,您别走,您十六再走,过完十五才算过完年呢。”姑姑一听有理,孩子不错,这个侄媳妇儿就到商场给姑姑买双皮鞋。结果十四这天晚上又看那电视,中间有个广告,人家放广告了,她喝点水,就跑外头门厅。她有一张床,然后往那一躺咳嗽两声,完了,没气儿了。结果这个侄媳妇儿、侄子赶紧送医院,到医院一看死了。最后穿鞋也穿不上,买的这双皮鞋正好,然后穿上了,也就说很巧。然后这孩子说:“您看,我姑姑死了。”我说:“赶紧通知你家人,通知你爸爸。”给南京打了电话,他爸爸、妈妈全来了。来到这以后,我帮着去火化场给火化以后,骨灰拿回老家了。这孩子逢年过节也来我这,这孩子今年大概四十八九岁,可能是49岁,有孙子了。他结婚早啊,孙子可能周岁了。
杨:他儿子结婚也挺早的。
陈:他儿子现在在菜市口那的一个银行,工作挺好的。这件事说明什么呢?人在困难的时候,你帮他,而且你给他出的主意也确实好。
南来顺这三个妓女,我都给她们抱了小孩儿。刘欣茗是这样。还有一个叫张爱兰(化名),她也是一个人,在妓院被菜市口一个菜牙子,就是卖菜的,接出来了。他们有点感情,也是家外家。这个菜牙子在丞相胡同租了一间房给她,俩人在一起过。但是这个菜牙子不地道,怎么不地道呢?他还拿过去妓院那个态度对待她,就是他的一帮朋友到他家,就是跟他这个媳妇儿。后来也找了街道,街道的人说:“你跟他得离婚,因为家里有媳妇儿,违反《婚姻法》,这是一夫多妻。”然后就离婚了,她就在菜市口南来顺工作。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后来我说:“你抱个小孩儿,因为你这个年龄结婚也不行,你抱个小孩儿,将来有个伴儿。”结果抱了一个小孩儿,是个女孩子,在羊肉胡同住。
杨:是西四那个羊肉胡同吗?
陈:不是,牛街羊肉胡同。她嫁的这个人是回民,但是她本身不是回民,但是就以回民的身份住羊肉胡同。这个孩子是这样,当时那个托儿所好办,白天送托儿所,晚上回家自己弄着。这一来二去呢,孩子长大了,她自己叫张爱兰,实际她姓郭,但是孩子随了她后来的姓了,改姓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孩子参加工作,在西城区副食品公司当售货员。70年代末,那里有一个计昆方,跟老李是师兄弟,老李是北京一建公司的业务科科长,是回民,没家人。这样俩人结婚了,搬到小西天儿,建筑公司给了一个两居室,形成一家。这个小红英结婚了,现在也有小孩儿了,老大了。张爱兰还改原姓,姓郭,叫郭爱兰(化名),这孩子跟她一家。这老李和张爱兰都死了,活着也得90岁冒尖儿。这个人是哪的呢?河北邢台人,也是出身苦,我发了函找到她弟弟,她最后到家探亲,当然抱的这个小孩儿不是她弟弟的,是社会上抱的。
还有一个叫王翠萍(化名),也是因为单身,我动员她抱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叫王月月(化名),现在还在南来顺工作,王翠萍也死了。我这里有三个妓女,都是我动员她们抱了小孩儿,最后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宿。
杨:您这领导当得真是……
陈:真是,我当时对她们是非常同情的,因为她们是苦命人,我也是苦命人。但是咱们有些人就不这么看,就觉得她们是“下三烂”。
杨:而且您是替她们办事!
陈:办了点实事。在咱们饮食行业,类似妓女、招待在饭馆的不少,这些人都在80岁以上了。
杨:您都快80岁了?
陈:是,我比他们都小。
杨:您学徒的时候才12岁,他们怎么也比您大好几岁呢。
陈:是,刘欣茗1994年死的时候都70多岁了。现在那个孩子都有孙子了,每年过节都来看看我,总说:“没有陈叔叔,我来不了北京。”那俩经常碰见我,老远就喊陈叔叔。小红英在西城,不知道在哪。那俩也都死了,这几个全死了,但是孩子们跟我关系还不错。总之,在这些苦命人面前,我还是起了点作用。
杨:您不是说三件事吗?
陈:还有一件事,沈家和是《工人日报》的一个编辑,把这些事写了一本书,拿来让我看。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办的事,到现在我们宣武区的区委书记都给我伸大拇哥。怎么回事呢?学生“大串联”的时候,那时刚刚开始兴红卫兵。我是每一个礼拜开一次支部生活会,这个支部生活会每个礼拜的内容都不一样,那天正好赶上应该研究业务,是我主持的。我们一般是晚上下了班8点开会,10点多散,结果这个会开完以后,差不多9点多了。我说:“散会吧。”我们书记说:“别散。”我们的书记是王宝国(化名),那个人是个好人,是孤儿院出身,最后参加了东北解放军,解放以后进了北京,开始来的时候是北京饭店的门丁、大兵站岗。后来调到我们那里当书记,这个人是苦大仇深,结果当时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支部大会讨论。我说:“老王,这事咱不能讨论,为什么呢?今天咱们研究业务工作,咱们讨论这个?你要知道咱们是做买卖的,成立红卫兵干什么?”“这是形势啊,响应号召啊。‘五一六通知’,人家都成立,咱们不成立?”我说:“我第一是不赞成,第二是不讨论。支部大会讨论这个?这跟咱们没关系。”他说:“不对,这是中央号召,‘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怎么不对呢?”我说:“散会,我不同意。”因为他这个书记在我们那里是外行,群众基础薄弱。他说:“你不同意,我同意,我批准。”我说:“我不管,那是你的事。”结果我就走了,散会了。
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刘志忠(化名),一个叫张在良(化名),张在良是我们校场口小吃部的经理,刘志忠是南来顺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这俩人都是党员,他们俩赞成。结果他们三个人就成立了个红卫兵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出来,我不知道。完了以后得有行动呀,夜里开始行动,把档案柜打开翻档案、查历史。然后把职工叫来几个人,有个叫马士忠(化名)的人是国民党时期的铁路警察,管哪段呢?从前门到西便门这段归他管,铁路警察。这个警察有什么毛病呢?就是你带东西得有点小勒索什么的。
杨:过去的警察?
陈:是,伪警察。1952年镇反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但是不关,不管,群众监督,三年。
杨:就是有点历史问题?
陈:就是定的反革命,群众监督三年。谁批的呢?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结果说这个人有枪,他媳妇儿叫王凤霞(化名),也在我们那里工作,有八个孩子。
杨:呦。
陈:老大在对过菜市场工作,老二在妇幼保健站工作。结果那天我们走了以后,他们翻档案就说:“找出来了,这就是斗争对象。”我也不知道,结果这俩人把所有那些苦大仇深的穷人职工组织起来,就是红卫兵成员,说他是反革命,得斗他。夜里3点钟,“呼啦”一帮人都去了。椿树胡同里叫什么巷来着,青一巷,到人家家砸门,人家正睡觉呢,这是一个大胖子,白白胖胖的,卖豆腐脑出身。当警察的,家里卖豆腐脑。进门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从家里就打,一直打到南来顺,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做早点,参加劳动,5点钟啊。结果我上办公室换衣服,好家伙,拿着棍子就照这人后脊梁打。一帮人就说“反革命”,就是喊口号。当时我就进去了,他们就出来了。我说:“这不像话,这叫什么事?”“我是红卫兵队长,你管不着,你不同意,我们同意。”“你怎么说话的?你别忘了你是党员,我在这是支部委员,我还是经理呢。”“你什么他妈经理啊,你等着挨斗吧。”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我一看这个路子不对呀,这事不行,可是我也没办法,人家插上门了,我也说不动,我就下去烙烧饼了。
(我)刚到案子那,一帮人下来就冲人家老伴儿来了。他老伴儿在我们单位卖豆腐脑,在我们北边一个店里做过。结果把人家老伴儿给弄上去了,然后就把头发给剃光了。也这么“乒乓”地打,我就过去了。但是知道我过去,不开门,就那样打人家。没辙,后来呢?我们的副经理安荣华,8点来上班了。我说:“你看有这么个事,你去看看。”他说:“你去都不管事,我去就管事了?”这怎么办呢,什么事啊!一会儿我们书记来了,我就找他去了,我说:“老王,这事不行,咱们是卖烧饼的,你这样哪行啊。”“去你的吧,这叫阶级斗争,你懂不懂?”“阶级斗争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杨:那时您敢说这个话?
陈:是啊。他说:“要管你管,我不管,他是反革命。”然后我就没办法了,人家是书记啊。我说:“你去找他,我刚找他,他不同意。”然后老安上去了,就说:“连生刚才说的事,我觉得对,咱们不能这么干。”“你们俩穿一条裤子,啊?你们不懂阶级斗争,他是反革命,你知不知道?”我说:“得,咱们管不了,没辙。人家是支部书记,这俩是党员,一个支部委员、一个团支部书记,咱俩虽然是委员,但是也扯淡。”那时学生串联呢,我在北京大学。我们给供应,烙烧饼,烙一宿,然后都拿大解放汽车拉过去,六七个人在那里卖火烧。唉,没辙,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就弄了一锅炒饼,弄了两暖壶粥,提着上了公共汽车,去北大送饭。
然后到那里就跟着卖货,我是上午10点来钟到的,早上8点多走的,因为车多。然后换他们吃饭,吃完饭、卖完货,下午3点多收摊。抬着大木头箱子搬上解放汽车,就回来了。到了宣武门往南走,正好看见南来顺大门,因为挺大的,一层窗户帘全拉着,平常我们下了班才拉窗帘。我心想怎么关张了,到了门口一看,屋里好几百人,也有喊“毛主席万岁”的,有人说“反革命”什么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勇气,我就“哐哐”砸门,我说:“开门!”“干什么?”“卸箱子。”然后就开门了,开门以后,我们这十来个人往里搭箱子。我说:“散会,该营业了,4点半营业。”
当时桌上就打死一个。马士忠已经被打死了,桌上还跪着他的弟弟、他的哥哥,这边还打。这俩人就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也有的人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这么一嚷嚷,往里一搬箱子,这会也开不下去了,就这么散了。
散了以后,人家马士忠是回民,然后就在马路上截了一辆130汽车,然后给扔到车上,拉火葬场给烧了,地下跪着二三十个人。马士忠一家子八个孩子跪了六个,老大没抓来、老二没抓着,加上马士忠的媳妇儿王凤霞,王凤霞剃了一个大秃子,李继言(化名)什么的跪一片。因为常秋平(化名)给定的什么呢?穆仁智,就是狗腿子。李继言本身是资本家,类似这样的小业主跪了一大片,我这么进去一冲,就全散了。然后公安局就把马士忠他们这几家子人全都拉到宣武分局了,圈起来了,这下就解脱了,要不然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打死一个,打到什么程度啊?真是惨无人道。马士忠打得呀,当时后脊梁全打破了,要喝水,有一个叫刘××的拿一个盆子撒一泡尿给人家喝。打到那个程度,后面给人家擦盐。最后人已经死了,抬不起头来,还让人家抬头,在脑袋上勒根铁丝摽上,脑袋被铁丝勒上,血往下流,就到这个程度。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这么进去给冲开了。这些人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没多久就是“资反路线”。
杨:那您是不是就……
陈:不,因为散了就没事了,但是他们也害怕,因为打死人了。打人的人呢,当时有一个最有劲儿的人,叫王××,他个子大,一个八仙桌这么一举。还有一个叫李××,这人还活着,王××死了。哎呀,当时这些人都害怕了,因为把人打死了。最后这就不了了之了。接着就是“资反路线”,这是错误的,是刘少奇执行的。毛主席那时就到了滴水洞[23],16天不见,就到了韶山滴水洞。所以毛主席回来以后说这个是“资反路线”。平反。俩人傻了,这几个人都傻了,没招,还得我出面给人家去赔礼、平反。人死了,你怎么平反人家也死了,最后就是赔礼道歉。那种形势下没辙,死也就死了。
我把这三家的问题都处理完了,就是擦屁股。然后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定为了三种人,王宝国被严重警告,这个支部书记就免了。王××就是党内记过,那个李××也处理了。
最后王凤霞一家子对我感恩,就说:“你要不回来,我们几个都得被打死。”结果马士忠他哥哥、他弟弟、王凤霞,包括孩子,见到我都很好。马士忠他哥哥、弟弟都不在了,王凤霞还在,今年老太太快90岁了,她闺女老远见到我就喊“陈伯伯”,关系相当好。她就说:“我能活下来,就念你的好,你要是不回来,我们可能都被打死了。”都打红眼了。因为这件事当时我处理以后,好多人都为我揪着心,就说:“你呀,简直是……”
杨: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危险。
陈:我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这个会就被我给冲散了。”我们的区委书记赞成我两条,他现在还活着。他说:“连生确实在关键时刻敢挺身而出。”最后给这些人定性,给我也定性了,就是维护了党的利益,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不胡作非为,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直到现在他也这么说。
杨:那得多大的勇气啊。
陈: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开门!”然后卸箱子,那个大木箱子这么老大啊,一说几十个箱子往里抬,他们那怎么开会啊,就散了。
杨:上次您说“四清”的时候批过您一次?
陈:实实在在地说,“文化大革命”对我就没招儿了。最后说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个结果,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事了。我陪了两场斗,一个是陪了丁铁峰一场,一个是陪了张旭一场。丁铁峰是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局长、张旭是宣武区区委书记,就是斗他们的时候,我陪斗,在旁边低着头站着。
因为什么呢?到我这吃饭啊,所以就陪斗。沈家和写了这么厚一大本子,给我看,我说:“老沈,不能发表。为什么?现在孩子们都在,当事人还健在,就是你再用什么语言来代替化名都不行,万一出了事呢?‘文化大革命’是大事,现在中央尽管对毛主席‘三七开’了,定性了。但是到了具体的事上,没人提,咱们怎么说?”结果沈家和两口子对我还挺有意见,他岁数也不小了,跟我年龄差不多。“费这么大半天,中央也允许。”我说:“那不行,中央允许,我也不允许。”结果一直让我扣着这套。
杨:您真是考虑全面。
陈:因为现在这些人还健在,你像李××前些天还上我家来了,他就在南站这住,那小伙子棒啊,过去是练摔跤的人。这个人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晕晕乎乎。王宝国比我大八岁,真是孤儿院出身的,14岁当兵,在东北解放军里,进城的时候真是苦孩子。人是实实在在的人,就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应该说我真是做了几件事。
这个幼儿园,那是1972年、1974年招了一些知青。
杨:知青?
陈:从大兴招回来一些插队的学生。
杨:哦。
陈:他们招回来就到了结婚年龄。
杨:我想想,1972年,去大兴去了没几年?
陈:是,1972年一批、1974年一批。
杨:是什么政策让他们回来了呢?
陈:都是咱们城区插队的,不远。宣武区多数插在大兴。这批学生,他们招来的年龄就是该结婚的年龄。
杨:那时知青返城多难啊。
陈:就是成批往回招了,回来到单位参加工作很多就结婚了。在大兴那会儿就搞得差不多了。那么结婚三四年以后都有小孩儿了,这一批学生南来顺招来几十个,最后都有了小孩儿。双职工全在企业上班,孩子怎么办?没办法,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南来顺办个托儿所吧。就抽了四五个老职工,年龄比较大的、有耐心的,就把这些孩子们收来,办了一个托儿所。这个托儿所有大班有小班,有哺乳室,就是抱着来喂奶的。大的大概四五岁,就这么着,从哺乳室到四五岁的孩子,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大概有四五十个。抽了五个职工当阿姨,在楼上盖了一层平房。
杨:就是南来顺二层的楼上又盖一层平房?
陈:对,这层平房呢,就惹了事了。
杨:违建?
陈:这层平房是违章建筑,那时候急呀,你说孩子没地儿搁,父母上不了班啊。办托儿所没地方,就临时找了一个工程队“咔嚓咔嚓”一个礼拜盖好。
杨:这个钱怎么批?从哪来呢?
陈:那个时候企业本身有钱,为什么有钱呢?因为本身就有一部分建设资金,企业按照财务手续的规定,另外盖这种房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再有就是盖这个房子是简易房,不是很坚固的楼房,大概是300平方米。
杨:审批呢?
陈:没有任何手续。
杨:工程队呢?
陈:那时候也无所谓,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资质等等的,问题都不存在。
杨:那时是计划经济啊。
陈:为什么叫违章建筑?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些头儿呢,跟我基本上没什么话说,他们约束不了我,我也不受他们的约束。因为都是小哥们儿起来的,所以盖了300平方米,一半150平方米是托儿所。托儿所本身就有幼儿食堂,占了一部分,抽了俩人。
杨:您这职工的小孩儿从小就吃大饭庄。
陈:俩人专门给小孩儿做饭。有的孩子在吃奶,在不忙的时候,妈妈在房顶上给孩子喂奶,喂完奶接着下来上班。这个呢,当时就觉得南来顺为职工办幼儿园,是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这是一个好事,所以可能在晚报上登了一小段。这一小段登完了,麻烦了。这个规划局、建委什么的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来查,一查你这是违章建筑,你必须拆。规划局也来了、建委也来了,就让我拆,我就不拆。
杨:是呀,这事怎么办啊。
陈:我说:“我这么四五十个孩子,我要是拆了,这孩子们回去以后,上百口子职工不能上班,都是双职工。”我就扛着,后来扛到什么程度?扛到实在扛不住了,区长出面了,主管区长出面了。这个主管区长叫刘东生,在牛街有名,大概是北京市政协的常委、宣武区主管基建的区长,是回民。弄到他头上了,他也没办法,就到这来了,一进门就往楼上走,因为是三层啊,那个楼是两层。那么一上楼呢,我那个办公室、会计室也在这300平方米之内。他一来了,底下职工就跟我说:“区长来了。”我就得接呀。我往下走,他往上走,正好到三楼门口。“连生!你这成绩不小呀,给职工解决后顾之忧,好事呀!但是你这违章,不言不语盖了300平方米的房子。”我说:“哟,您看看吧。”结果呢,跟老头商量以后,在办公室倒上水,我说:“您喝水。”“不喝不喝,我瞧瞧。”
到了托儿所,这帮孩子叫“爷爷”。从托儿所出来到厨房,厨房两个厨师给孩子做饭,什么熬粥的、熬奶的、做点心的。老头看完以后回来了。“哎呀,你这是难为我呀。”“哟,我怎么难为您?”“你说你办件好事,你要给我打个招呼、写个报告,咱们怎么也通融通融啊。你说你不言不语这么干,这玩意儿建委找我、规划局找我,你这违章这么严重,怎么弄呀?人家找你多次,你也不拆,你也不给人家说句好话,就觉得你这是应该的。”我说:“那您说怎么办?”“唉,得了,你呀,给我写个报告,带点检查性质的口吻,我作为特殊情况找建委、找规划局协调一下,力争把这事给你圆喽。”我说:“行!”我就写了一个类似检查的东西,说自己忽视了《建筑法》等等。最后又补报一个“要求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建托儿所”的报告。
这么着呢,东生拿着这俩报告找了建委和规划局一块协商,说这个算是作为特殊情况,也就这么着,完了。他说:“因为你看他们那帮孩子也真是困难,你说下面职工上着班,一会儿得上来喂奶,要是没这个,下班回家喂奶得多老远。”孩子本身早晨起来,俩人骑着小三轮,前头是男的,后头是女的抱着孩子。这事呢,早晨一块来、晚上一块走,这事也是个事,你要不解决吧,你说这么多职工怎么办?得,作为咱们情况特殊。最后就这么通融一下,我这个托儿所就一直坚持到南来顺翻建,托儿所办了有七八年。你看我带那帮孩子看冰灯,那已经就好几年了。
杨:原来早先的孩子就都上小学了。
陈:现在这帮孩子呀,都挺大了。
杨:可不嘛,比我大,40多岁了。
陈:所以这个托儿所本身办完以后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表扬,所以登了一段报纸。不但是登报纸,还要求我们基层,十七八个基层党支部,那时4000多职工。你想4000多职工有多少个青年职工?就说你们有条件的,自己也办个托儿所。那么后来呢,就在我这个托儿所办了以后啊,基层就忽悠,就说他有条件,他楼上盖300平方米房,我们哪盖去?这不就忽悠忽悠,最后公司在这基础上办了一个幼儿园。在哪啊?在虎坊桥。
20世纪80年代陈连生和南来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杨:工人俱乐部那?
陈:工人俱乐部往南路东的斜对过,那楼群里头办了一个托儿所,大小班大概是五六个班吧。从图书室,一班一班的,办了一个托儿所,一直办到我们公司改革。
那么这个托儿所呢,就是从我那开始办起,最后弄得全公司办了一个大的托儿所。他们办大的托儿所,我这小托儿所也没解散,因为什么呢?楼上楼下方便啊,该喂奶的就跑上去喂奶,喂完奶下来上班,所以就没解散。那么这个托儿所本身呢,也应该说有个故事,第一是解决实际问题,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领导比较满意。但是又是违章建筑,给政府部门找了一点麻烦。但是东生区长看了以后,有所触动,这个问题算是给解决了。
杨:可是说实在的,要不是您先盖,打了招呼,且批不下来呢。
陈:没戏。
杨:这事就是这样。
陈:没戏。
杨:后来找您说,让您打个报告,那是说好听的,当时肯定批不下来。
陈:因为这个问题,盖300平方米房子必须经市规划局批准,区规划局都没有这个权限。就一个简易房子,整个一大片啊,你想,这是托儿所,这边是托儿所食堂。还有两间办公室,一间是会计的,一间是我的,300平方米呀,这不是小数。
杨:记得那时李瀛先生就说:“在区里盖个厕所都批不下钱来。”
陈:对,我这个钱为什么好办呢?因为我们本身,盖这个楼本身,就是收尾还没完,那么我这些简易材料,最后结算都在翻建工程里了,没有多少钱。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自力更生的,比如没有材料,砖瓦灰什么的,职工都有办法。那时走后门的多了,你跟那个砖瓦厂有关系,你去。他跟那个洋灰厂有关系,他去,这样等于就花不了多少钱。
杨:有点跟募捐似的。
陈:这个托儿所应该说是这么个不错的结局。
杨:我发现听您办好几件事都是特别为职工着想,但是这些好事吧,一方面不是每个当领导的都愿意干,他想到的不愿意干,或者他根本就想不到。
陈:这三本剪报上还有民族政策,怎么样支持民族政策的,支持困难群体,反正就是办一些实事,那剪报上都有。
杨:还有一个问题,不是每个人想干都能干得成的,我觉得您就有这个办法。
陈:不是办法,因为我在公司,公司的领导跟我都是小哥们儿。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弄点什么,没有违法的事,都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事。他们跟我说点什么,我还不买账,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集团比不了我这呢?南来顺本身过去在宣武区餐饮行业是第一家,老大,除南来顺就是华北楼,晋阳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晋阳过去那时就是纪晓岚故居一旮旯,而且它开始不对外,仅仅是对上的,一开始。
杨:第一年不是保密的嘛,不对外。
陈:其他都是规模不大的店,比不了我,因为我是独立单位。别的都是一二十个点算一个单位,就是中心店。所以我这个地方,一个是人特殊,公司这些小哥们儿都跟我关系好,另外一个就是我规模大,影响面广,接触上层人物也多,所以好些事就好办点。
杨:我感觉您跟那个黄宗汉先生特别像。
陈:哦,不像,人家是政协委员。
杨:人家一说他,就是谁都办不了的事,他就能办得了,而且您跟他都是宣武区的嘛。
陈:人家是市政协常委吧,宣武区政协副主席,所以这个政治身份上,人家高啊。我不行,但我敢干。
杨:我觉得您跟他办事的很多方式,那种灵活性特别像。
陈:我干事没有后顾之忧,我要想办这事,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我就办。
杨:您说说公司领导。
陈:好多人从小就是哥们儿,一起长起来的。
杨:他们坐了机关,您还在基层,但是您的工资比他们高,就是上次说的那几位。
陈:这里面呢,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吧,所以办点事也就比较容易。
陈先生讲照片（二）：这个照片呢，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咱们全北京市搞游园会，就是一个游园。各区都出一个供应点，这是陶然亭云绘楼。看见没？这在云绘楼之前的一个摊，这里面有什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那个年代。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因为“九一三”，离国庆节还有十几天就出现林彪事件，这样一来，谁上天安门啊？怎么办呢？所以游行就停止了。过去呀，咱们每年“五一”“十一”都有两次集会，从那开始以后，游行取消了，“五一”“十一”都没有活动。因为没有“十一”游行了，放三天假怎么办？搞游园。游园活动就必须有玩有吃，所以这就是，海淀是在颐和园，崇文在天坛，东城在文化宫，可能西城在中山公园、紫竹院，宣武区就在陶然亭举办活动。这是那时候的照片，我在那搞供应，这里面有我的照片，中间戴帽子的是我
四、两次执掌“吐鲁番”
【访谈者按】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由于南来顺的改造,于1985年,陈先生开创了吐鲁番餐厅,首开跨省的地方联合开办餐厅的先河,并形成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极具特色的清真餐厅,至今在众多食客当中都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吐鲁番”的创办过程,非常有趣,但下面的这段采访,我想表达的并非仅仅是故事,南来顺29年的磨砺与修炼,让陈先生在新的平台上发挥得游刃有余,通过他的经历,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历史阶段中,个人是怎么渐渐地改变着社会的。我们大而化之地说“开放搞活”,可怎么“搞活”,却各有各的路子。陈先生既在商界,但又是国营经济的经营者,他要熟悉政府体制内部的行事规则,还要懂得商业运作,按他的话说,“什么模式的买卖咱都干过,咱还都干得好。”如何排除各种困难,把政府关系和商业结合好,创办“吐鲁番”这个事,我觉得就是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985年开业的吐鲁番餐厅
陈:这个“吐鲁番”的引进,本身也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杨:我也想问您“吐鲁番”的事,那时在引进“吐鲁番”之前,您是南来顺的?
陈:对,为什么引进“吐鲁番”呢?就是南来顺拆了。
杨:它在改造的时候?
陈:南来顺本身因为挖防空洞,危险房屋嘛,拆了。100多人闲着没事干。那也得活着,过去不给你发工资,都得自己挣。我这个企业职工,有的人去修理自行车,有的人卖煮老玉米、卖烤白薯,有的人当木匠,有的人搞运输,有的人搞基建。
杨:那最后再回来?
陈:就是我让他们干这个,还是我的职工,就是你们几个干这个,外头包活儿去。门口你们几个去修自行车去,挣钱啊。你们没事卖煮老玉米。总之得做买卖挣钱,养活自己啊。那时候要盖南来顺没有钱,改革开放了,所以引资,内引外联嘛。南来顺打算引300万元,市经贸委给介绍新疆。乌鲁木齐经贸委有一个广东梅县的人,“吐鲁番”经理是广东梅县的人。
杨:您说姓李?
陈:对。市政府经贸委跟(自治)区经贸委搭上以后,叫我们去,结果新疆接待我们。这300万元人家没有,就吹了。吹了以后,我们住了几天,最后人家还给了好多土特产。晚上订机票了,我就跟燕明说,他是我们公司经理啊。我说:“燕明,咱们就这么回去啊?没劲啊。”“那怎么着啊,他们没钱啊。”“咱们跟人家谈一个小的行不行?”“那你别跟我说,你跟王红义说去。”王红义是区财办主任、商委主任。因为我们不是发小嘛,都是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卖副食的,张燕明是旅店的,我是饭馆的,都是一拨儿的。我说:“红义,咱们就回去了?”“那怎么着?不回去?”我说:“咱们来了一个礼拜,连吃带玩,最后还拿人家好多东西。”“那怎么着?他们没钱啊。”“咱们谈一小的。”“你有吗?”我说:“那个菜市口店,咱盖个小吃店。”“那不行,区里给我们就是小吃店,南来顺盖不起来就干那个?”“咱们换个地方再弄一个不行吗?”“你说得这么轻巧,怎么弄啊?”我说:“对面修理汽车那个地方弄一小吃店不行?”“你说这个不算,我说这个也不算。”“咱们跟人家一块商量。”
他说:“回去跟区里商量。”我说:“商委主任,这么点屁事,你还跟区里商量?”“那怎么着?那是头儿定的。”我跟他们俩没定这事。我跟吐鲁番地区的,地委专员的秘书老李俩人私下商讨,开吐鲁番宾馆。老李有15万块钱,我对他说:“你这么着,咱俩,我出40万元,你出20万元,咱俩三七分成可以吧?”他说:“行。我再贷款5万元。”结果一说呢,那俩人说:“你要说行,就跟他联,咱们算计算计,琢磨琢磨。”结果这俩人就算让我说通了,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就写一个意向,不是合同。写完这个意向,这老李跟他们地委说:“北京应该给咱们投资,再说北京有好羊肉吗?北京的羊肉也不好。”就“Pass”了。地委书记叫玉素甫,在北京学习呢。结果老李早晨起来遛弯跑步,正好碰上进新疆时候的地委书记,叫刘之富。
杨:什么叫进新疆呢?
陈:解放军进新疆,到那以后落到本地的一个地委书记,叫刘之富,已经退休了。李跟刘之富俩人跑步碰一块,刘之富说:“那不好事嘛。”“好事?”“吐鲁番要在北京有个窗口多好。”“不同意。书记不在家。”“谁不同意呀?我同意!”然后老头“噔噔”跑到行署,找分主管的人。这些人都不表态,他就说:“怎么不好?多好的事。”因为这些人都是他提起来的,一进新疆的时候他是地委书记,你想他退下来了,这些年轻的不是他提拔的吗?最后说:“谁不同意呀?你们说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谁也不言语,这个刘之富就跟老李说:“我支持!”这样我们俩私下就把这事定了。
5月4日去的,5月11日签的意向,5月底就签合同了。签意向我就往家打个电话,我就告诉基建队停工,等我回去再干。因为我去的时候,人家盖的是小吃店,然后就改餐厅了。名字是我起的,定名叫吐鲁番宾馆不行,叫吐鲁番饭庄也不好听,所以吐鲁番餐厅是我起的名儿。我打电话说停工,说:“等我回去再盖。”这样就停工了。我在宾馆的后院照了几张相片,我说回去以后就照这个模样做,就按照新疆的风格来做。结果回来以后就照这个做了,实际就拿人家这20万块钱盖了房子,就出了这个地方。南来顺不是关张了嘛,破桌子、烂板凳往那一拉,上面一铺台布,底下瞧不见啊,你也瞧不见新的旧的,实际上就是人家这20万块钱把这个房盖起来了。
杨:您这不是空手套出来的嘛。
陈:最后每天定营业额2500块,一个月收入75000块,利润三七开。这下弄成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公司倒大方起来了,“哎,连生,咱们让他一点,四六。”我说:“好。”咱们没拿钱,人家盖的。
杨:刚开始您张嘴说的那40万元,等于什么都没投入?
陈:对呀,就出了地方,那么地方是我出的,桌椅板凳都是我出的,那么盖这个房子的钱还是人家的。所以这就成了,成了以后当年大概赚了19万元,反正赚了十几万元。开始计划是一月卖75000块,大概头一个月卖了17万元。
杨:那时候新鲜。
陈:当年的利润下来以后,我就给老李打电话说:“你们来北京玩两天,把钱拿走。”“别拿了,你给我汇吧。”汇完钱,某某找我:“连生,你这样干不对。咱们四六分成,六是咱们,四是他们,你都给他们?”我说:“你呀,不讲理,你出钱了吗?你出一分钱了吗?人家是贷款,人家有利息,咱们一分钱没拿,拿人家钱把房盖起来了,还不给人家钱,还不让人家先把贷款还上?全成你们的了?”事就办成了,9月5日开业。甭提多顺了,当时的某位大领导,15个地委书记专员, 15个地区,他们请客都到这,对着全国各省,我今天对山东省,明天对陕西省,吃我们家乡饭啊,北京独此一家,好多办事处没有。
杨:所以您就当了“吐鲁番”的经理了?
陈:我是书记,经理安排一个女同志,但是我主持大局,经理是我安排的,能不听我的嘛。干了四年半,我调公司当经理了。这四年半,国家民委的,一个国务院的,全国民族先进单位,三个大奖。我可以这么说,干饭馆的,拿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大章的这种奖大概不多。
杨:应该是,很少。
陈先生讲照片(三):这是吐鲁番餐厅最早开业的地方,第一个地点。这是开业时候的来宾,包括铁木尔·达瓦买提,就是中间这个黑老头。先在菜市口附近,就是现在翔达那个大楼。正因为吐鲁番餐厅办得好,当时铁木尔主席说:吐鲁番地区和北京联营办得好。它不只是企业的联营,更是两地的联营,可以说是联心、联利、联友谊
陈:我走了以后,就调公司了。
到了1996年,我要从公司退休了,结果就是现在的这个董事长说:“大爷,您啊,不能走,我给您找一个地方。”我说:“什么地方?”“咱们弄一个大的。”我说是吗?最后就在大兴租了一个,大概是九十几间客房,叫福斯特大酒店。“得,您这退了,那当经理去。”在那干了两年,干得也倍儿顺,大兴的关系也弄得挺好。饮食公司在这个大兴酒店没挣钱,还赔钱了。本身做的就是赔钱的生意,干的是接待全国各地送往迎来的活儿。
杨:为什么呀?您不是弄得挺好吗?
陈:唉,因为开始是我弄。饮食公司过去对外交往特多,来了就给人家到处找房去,给人家安排住处,饮食公司不体面啊。这全国各地来北京的,有吃、有住,那个酒店的门脸也相当不错,就是地方稍微远点。这个交往不少,抬高了饮食公司身价。不用再磕头给人家订旅馆、买机票,这里什么都有,吃、住、娱乐,歌厅什么的,综合性的。我干了两年回来了,这就是我第二次退休。第二次退休是从福斯特回来。2002年又回“吐鲁番”,干到2011年,正好又干了十年。
杨:“吐鲁番”不是关过一段时间吗?怎么又开了?
陈:是,我调公司了,这个买卖没干多久,因为经营不好,又拆迁,就关了。关了以后老百姓提意见,最后政协提意见,然后市政协组织一个提案组,市政协主席陈广文、宣武区政协主席,还有一个民主人士,是民主党派的,三个人组织一个领导小组落实吐鲁番餐厅开业。因此我就给他们一句话,“人民需要、政府行为、国营企业、民营机制”。为什么这么说呢?老百姓提意见,没有不成,最后政协形成提案落实到宣武区政府。区政府不能开,就责成宣武饮食公司开,饮食公司说:“我没钱、没地方、没人。”区政府说:“你没地方,我给你地方,没钱就贷款,没人我给你找。”这样就找到我头上,所以第一是人民需要。第二是政府行为,第三是国营企业。我进去以后表态,你让我来,我今年66岁了,我来不了。我们家都不同意。你非让我来,那我提出一个要求,我要三权,没有三权我不干。第一经营权是我的,我想卖什么,你别管。第二用人权是我的,我想用谁、不想用谁,这你别管。第三分配权是我的,我想给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别干涉我给谁多了,给谁少了。行就来。结果就按照我的意见。所有原来的职工挨个谈话,你上我这来干什么,愿意吗?给你多少钱工资干不干?干就签合同,不干就走人。分配权、定人、定岗、定工资,您把那亲戚朋友都弄来,我管得了吗?你们都干涉我了,我不要这些人。谁跟你有关系,谁就走,我不要。我在这里有管理权,我说了得算数。孙勇就说一条,他说:“大爷,您只要给我赚钱,您爱怎么干怎么干。”因为当时我是他师傅,我在公司当经理,他主管科室是基建,他提了基建科的科长,他是我的兵啊。他说:“您怎么弄我不管,咱爷儿俩,您就这么干。”
这十年顺风顺水的,而且孙勇说过:“大爷绝不只是在‘吐鲁番’起了作用,对咱们全公司都起了作用。”
从我把“吐鲁番”做起来以后,饮食公司又对其他企业进行了大量投入,开了若干家。那么现在还是这么说,真没有比我干得好的,还真没有。
杨:现在应该没有啊。
陈:现在他们也这么说,我们那个公司经理孙勇说:“咱们饮食公司这么多正副处级干部,几十个,离休的、退休的,除了陈大爷,我给他一点,他要能赚了钱,我服他。”所以跟我说:“大爷。”你说孙勇服过谁?像跟王铁成说,怎么说这味啊?对不对?您那时候见着肉就新鲜得不得了,现在见着肥肉就觉得太肥了,不好吃了,那什么味?所以不管是谁,三句话不投机,就他妈掐起来了。应该说我这十年更顺,为什么更顺呢?第一叫知名度不断提高,第二是收入没少挣。
这十年知名度不断提高,也挣点钱,到现在人际关系也处得不错。公司里的头儿逢年过节一个都不落,全来。你看我这手机是去年春节……“大爷,您的茶叶和酒太多了,给您换个玩意儿吧。”我说:“我使不了这个。”“您老弄那不行,给您个现代化的。”然后给了一个三星手机,今天两口子来了,弄了一个大朵花。“说真的,大爷,咱爷儿俩不过虚的。我对他们没这事,我跟您说,我上您这来,您给我帮了多大忙啊。这十年,您给我带起来了。”我说:“别这么说,还是掌舵掌得好,你要不让我去呢,我也干不了。”“我不让您去,我没人啊。”总之这十年应该说,第三次退休还是好结果。
另外你说现在各行,烹饪协会、老字号协会、行业协会,包括老公司的老头儿,区里的、市里的跟我关系都不错。反正大家伙儿都知道我,干饭馆内行。
杨:是,是,您是真内行。
[1].位于原宣武区西北部。北起莲花河南岸,南至广安门外大街。因临莲花河而得名。
[2].据考证,“大和恒粮店”始建于1919年,店址在当时的前门外西柳树井26号,即现在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路北。“大和恒粮店”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名人齐如山。齐如山信守“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其经销的粮食不仅质量上乘,而且价格合理,绝无掺糠使水之事,所以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四九城老百姓中已是有口皆碑。“大和恒”的招牌产品“小米面”“三条腿玉米面”100年来深受百姓的欢迎,2011年已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主麻日”:伊斯兰教聚礼日。“主麻”一词系阿拉伯语“聚礼”的音译,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金曜日)下午在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其仪式包括礼拜、听念“呼图白”(教义演说词)和听讲“窝尔兹”(劝善讲演)等。
[4].“乜帖”:阿拉伯语“Niyyah”的音意合译,意为“心愿”“决心”“动机”等,经堂语为“举意”。指穆斯林在礼拜、斋戒、朝觐、施舍、宰牲等宗教活动和礼仪之前,通过内心或口头表达的意愿,旨在纯正内心,祈祷安拉佑助。“乜帖”也即施舍,是伊斯兰教主要功修之一,属“善功”之范畴,它和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5].又一顺:京城老字号清真饭庄之一。1914年丁德山从摆小粥摊起家,渐渐发展起东来顺大饭庄。1948年8月,丁德山在西单路口兴建的又一顺开业,在经营特色上保持了东来顺的传统,以涮羊肉为主,兼营炒菜、小吃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很快成为南城、西城顾客首选之清真饭庄,无分“教内外”顾客,蜂拥而至。著名厨师杨永和烹制的“全羊席”及又一顺的拿手菜“它似蜜”、海鲜鱼翅、炮煳、炸羊尾等享誉海内外。20世纪90年代末,因西单地区改造,又一顺迁到了西城区黄寺大街28号。
[6].“三反”运动: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由此,“三反”运动便在全国展开。
[7].1948年12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至1951年年底,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合法货币。但是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而且单位价值较低,在流通中计算时,以万元为单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1955年3月1日公布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例为1∶10000。
[8].清产核资:公私合营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工作,主要用以确定公、私股份比例。
[9].哈德门:崇文门的俗称。崇文门原为元大都的11个城门之一,称文明门,在当时又叫哈达门,据传因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又讹传谐音为“哈大”“哈德”,解放前后还有哈德门牌香烟。明朝改建北京城,将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保留,为舟车客商往来的枢纽之地。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并加筑瓮城,改名崇文门,与宣武门相对称,左文右武,中间为正阳门。崇文门之称一直延续至今。
[10].孙孚凌(1921—2018),浙江绍兴人,民建成员,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1948年冬,从他父亲处接手北平福兴面粉厂,担任该厂经理、厂长。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联主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11].乐松生(1908—1968),浙江镇海慈水镇(今属慈溪市)人,生于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传人。1927年中学毕业后,到伯父乐达仁在天津所开达仁堂药店学业,后回北京同仁堂药店从业。1947年乐松生兼顾平津两地堂务。1948年,接任同仁堂经理。1949年其父去世后,成为同仁堂重要股东及主要负责人。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乐松生任经理,成为全国工商界的一个典型人物。同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文革”中被迫害而死。
[12].《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13].彭真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在商业工作方面要达到“三少、两好、一便利”的要求。由此一个声势浩大的以“三少、两好、一便利”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服务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各行业普遍增加了服务项目。
[14].三年困难时期,部分物资限量供应,故“走后门”问题严重。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人托人,三等人摸不着门”的顺口溜。1962年1月,商业系统开展“反后门”运动,发动群众,边整边改,堵塞漏洞。
[15].门框胡同:位于大栅栏商业区,北起廊房头条南至大栅栏。1949年前曾经以小吃闻名于世。当年的门框胡同汇聚了京城著名的小吃摊,从南到北依次有:复兴斋酱牛肉、“年糕钱”、“豌豆黄宛”、“油酥火烧刘”、“馅饼陆”、“爆肚杨”、汤圆的“厨子杨”、“年糕杨”、“爆肚冯”、“羊头马”、“奶酪魏”、瑞宾楼(原名祥瑞)褡裢火烧、“豆腐脑白”、“包子杨”、“俊王爷烧饼”等。这些贩卖小吃的小摊饭铺虽然门脸不大,但几乎每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说。1956年后,门框胡同的老字号实行了公私合营,很多传承了数代的老字号被收归国有,一些门脸相继合并或者关闭。1985年一些老字号陆续恢复并纷纷落户门框胡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老字号的经营状况也各有不同,有些迁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已经歇业了。
[16].从1958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经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7].两益轩:开业于1913年,创办人是牛街回民杨德山、王永寿。创业之初,只是在李铁拐斜街里的“三元客店”摆了个小食摊,后来买卖渐趋发展,1918年开了一家饭庄。由于经济实惠、烹制精良,又注重南北菜肴的取长补短,改变了清真菜芡汁大和口重偏咸的烹饪手法,使菜肴更符合广大食客的饮食需求,为北京清真菜增添了很多新的品种,如:红煨鸡、白煨鸡、烹虾段、东坡羊肉、它似蜜等,曾门庭若市、显赫一时。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于1949年年初歇业。1987年4月在牛街北口广安门内大街路南恢复了两益轩老字号。
[18].红案、白案:酒楼、饭店的后厨师傅的分工。在北方,“红案”指鱼、肉、蛋等制作,“白案”指米、面、点心等制作。
[19].“馅饼周”:清末开业的清真饭馆“同聚馆”,位于煤市街中段的施家胡同。据称当年该馆有两层楼房,菜点精良,做工精细,尤以经营“炮羊肉”而闻名,后来因著名大鼓书艺人刘宝全的关系而发展成名菜“炮煳”,并成为清真餐馆的一道名菜。它出名的品种还有牛肉馅饼,其外皮酥香,汁鲜味香,成为京都一绝,而享誉北京。因掌柜的名为周小亭,因而人们也称“同聚馆”为“馅饼周”。
[20].山西街:位于原宣武区东北部,东起南新华街,西至宣武门外大街。
[21].侯恺,回族,山西左权县人,生于1922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担任荣宝斋党委书记兼经理,直至1985年离休,是荣宝斋历史上任职最长的经理。他把荣宝斋从一个濒临倒闭的私人作坊,变成了享誉中外的中国传统艺术殿堂、书画家之家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2].1963年至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毛泽东对当前形势做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2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同年6月17日毛泽东来到位于湖南韶山市附近的“滴水洞”的别墅中,于7月18日回到北京。在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宣告刘、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炮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评、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之后,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开始走上社会,开展“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