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的话
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还做你们的女儿！
这是父亲的一部遗稿。
发现于一个夜晚——我的新书《没眼人》下厂印刷的那天深夜。
那天，离父亲去世已有三年一个月又三天。
在那些时日里，我几乎不能碰父亲留下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的文稿，一旦触及，会有不可名状的揪心。
发现那沓文稿，纯属意外。父亲曾任社长和总编的宁波日报社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委托我整理全部遗稿。整理工作进行到第五天，在父亲书房一个柜子底部，发现一摞用黑色铁夹子夹着的文稿。凑近看，发黄的封面上，几个工整的钢笔字：女儿亚妮。我迅速翻到末页，落款是2008年夏末。
这是一部十多万字的散笔，记载了我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闯荡故事。其中的很多人事，我不知晓父亲从何得知底细，又如何搜集到这么多的资料。
我读了通宵。
我认识了一个叫父亲的人。
我的思绪不得不回到2013年初夏。那是一道注定要刻到我脊背上，永远无法愈合的，深痕。
那个夏，就叫苦夏，闷着一种汗淋淋的郁结。
那年，我正在跟踪拍摄十一个流浪在太行山的盲艺人的故事。这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中国军队谍战，七十多年来传承着非遗民歌的奇特队伍，山里人叫他们“没眼人”。这是一部纪录片，因很多故事无法再现，便延伸出一部电影，我必须再次返回太行山，补夏天的戏。那段时间，父亲肝功能有一项指标不正常，去医院询问了专家，说再观察观察。我跟母亲商量，是否去上海复查。父亲年纪越大，越不愿意住医院，对家的眷恋近乎固执。但这次他却同意了，说等我从山里回来就成行。
我走前，父亲交给我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有二十万存款。我知道这是他用一辈子稿费积攒的，伸不出手去。但父亲执意要我收下，他知道，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和电影，已经负债。
进山没几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有内出血迹象，已经住院。当我赶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干部病房时，父亲尚能讲话，但当晚就大出血，陷入肝昏迷……
七天，仅仅七天后的8月2号，父亲躺在ICU病房床上，面容安详。医生对我说：“你父亲走了。”我脑子瞬间被清空。看着父亲熟睡般的脸，我握住他还温热的手，一直握着，很久。
那一刻，居然无泪，就是想杀了自己。
我跟父亲说话，说很多小时候的事。父亲爱我，最爱我，从小。
我想唤回父亲尚未走远的魂。
父亲没有回应。没有。
渐渐，泛黄的梧桐叶从记忆深处浮现，幽灵般舞着，轻妙恣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四十五年前那些叶瑟月冷的岁月。
1966年初夏。一天，在午饭桌上，我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了一个新名词：文化大革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沉郁到令人寒战的神情。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填满了彼时不谙世事的心。果然，不久时任市委党校副校长的父亲，就从上虞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工作队被揪回来。他因家庭出身，又一直在干校、党校、报社、市委调研室、市委办等领导决策部门从事文笔和领导工作，于是，他的讲课资料、为领导起草的文稿、调研所写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都被搜罗出来审查。有一年，他在宁波郊区的洪塘抗台，晚上与农民座谈如何做好防台抗台工作，有位老农谈抗台经验说：“台风来了不要把前后的门窗都关牢，要打开门窗，让风通过，这样房屋不会被刮倒……”他听了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抗台杂记，在报上发表。这下好，适逢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你“开门通风”？你是要“大陆在国民党反攻时门户开放，引敌深入”，那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紧接，林林总总“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动言论”被一一发现，批判！来势凶猛到大小会议“批斗”、上街游斗，进出任何场合身上都得挂黑牌。那块黑牌是胶木黑板做的，一米见方，很重，用一根铁丝吊在他脖子上，天热，尽管隔着一层布，还是嵌进去肉里，不得不用更厚的布垫起来。父亲尽量挺直自己，但时间一长，顶不住，还是常常弯下腰去，于是，就很契合被彻底打倒，且“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形象。黑板上的内容会有更换，起初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黑笔杆”、“反动文人”，后来变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五花八门。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连外婆家的大门都被糊得丛林密布。事情进展迅速，开始白天被批斗，而后升级到批斗之后扫厕所，又责令他回到原来搞四清的生产队去，边批斗边劳动。父亲在四清中得过肝炎，此时复发，耘地时昏倒在水田里，只得由农民抬回城来。接着，外调“证实”了父亲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个定论就相当严重了，有点像电影里被锄奸队盯上的叛徒。在一片打倒声中，他的辩解变成了“拒不认罪、百般狡辩、与人民为敌”。再升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工资停发，几个月后才有很少的生活补助费。
起初，父亲被关在位于市中心的冷静街机关幼儿园里。那是一座典型的宁波大户人家的宅院，一进套着一进，层层叠叠犹如迷宫。我和大妹从幼儿园小班上到大班，都是在那里度过。此时，幼时乐园已辟为牛棚。父亲的肝病，经冰雹砸来般的一番折腾，病情加剧，身体非常糟糕。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送煎好的中药。一般是在下午，因为上午父亲都要挂着沉重的黑牌被押去批斗。
大概一年后，父亲被换到另一个牛棚——位于南大路的延庆寺。该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为天下讲宗五山之二。父亲曾告诉我，延庆寺不仅是宁波有影响的宗教建筑，还是名人流寓和学者讲学之所。元末书法家吴志淳曾在此以八分书法作千字文，由杨理学刻石以传；明末，“南湖诗社”则在寺内集会，吟诗论文，风华一时；到清康熙初，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在寺后殿设“证人讲会”，一度成为甬上学才重地。这之前，我跟随外婆常去进香，那里的大雄宝殿、禅悦堂、塔院、能仁堂、罗云堂、大悲阁、育往堂、钟楼、山门等建筑，雄伟且精致无比，诸多玄妙佛像，巍峨又清丽。可到父亲关进去的那一年，延庆寺已被红卫兵砸烂，大殿里，菩萨东倒西歪，满地都是散落的玉石和菩萨身上的镶嵌物（现在想来，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唯有院子里参天的梧桐树依然故我地屹立，遮天蔽日。
延庆寺没有食堂，我送中药的时间提前到中午。外婆每天交给我的“杭州竹篮”里，除了父亲的两煎中药，还有一天的饭菜。
那时候，我听大人们说，父亲的病很重，可能活不过几年。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药活着的，药比饭菜还重要，所以按时把药送到父亲手上是天大的事。有一次，按点到了延庆寺门口，大门却紧关着，任我怎么呼叫捶门都无人应答。对一个视药为父亲生命的六岁孩子来说，当时天就塌了。除了坐在寺院门墩上哭，没有任何办法。哭到暮色压顶，有一老男人出来，认出我是何校长的孩子，才把我带了进去。父亲遗稿中有写：
那天见到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儿低着头，拂去满头落下的梧桐叶，钻过从天花板上拖下来的、密匝匝写着我“三反罪行”的大字报，偶尔撇上一眼那被划上粗粗红叉的“何守先”三个字，紧咬着嘴唇，拎着竹篮子向我走来，我的心就紧缩成一团，噙着眼泪接过用毛巾捂盖着的饭篮时，便连忙扭过头去，挥挥手叫她赶快离开……
而那天，父亲那张憔悴又慈祥的脸，还有那种揪心和无助的感觉，深深烙进我的记忆，走在我每一寸的日子里。
抢救父亲的医生进来说，殡仪馆的车几个小时就到。我一个激灵，握紧父亲渐渐变冷的手，就想一直把他焐热，不让任何人带走他。
记忆潮水般卷来。我一直说着小时候的事，相信父亲能听见，我甚至期望父亲能翩然归来。
父亲向来乐观，在我跟他有限的相处日子里，他总说他很知足。有时开玩笑，说他赚了几十年。或许就是这种上天馈赠的品性，让他参透了生命的真谛；或许就是山里人天性中的善良、宽厚，让他活得磊落光明、坦荡率真；或许就是后天日积月累的修养，让他从不做苟且之事。我家兄妹四个，敬父如师。唯一遗憾的，是父亲几乎从不直接表达对我们的爱——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睿智、持稳、勤奋、儒雅、博学，就是没有温情。但在整理父亲遗物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读了他几十年手写的工工整整的文稿，我发现，我们错了。
父亲的爱，山一般厚重，只是深埋；父亲的情，水般温柔，只是潜汩，一如他的厚道，就在于，那种隐忍苦痛却让人觉得天成自然的原本。
可以说，我真正认识父亲，就始于阅读他的文稿。那种阅读是需要毅力的，因为太过痛苦，字里行间让我几乎能触摸到通往记忆深处正在结冰的车辙，后悔和愧疚一寸寸碾过去，我甚至能听到坚硬的冰辙被粉碎后的声响；那种阅读又是酣畅的，因为走心，笔到之处，都是定格的一扇扇岁月之窗，淡墨情盈之间，皆为日子里的苦乐。如果问我，活到今天，有无让灵魂无着，抑或后悔至不能回瞥一眼的事，我会说，是父亲走后，我阅读他文稿的那些日夜。
父亲主编出版的《宁波市场大观》、《宁波新闻纵横》、《百岁考》、《乐龄心语》、《海之骄子》、《三国演义与现代经营管理》，以及大部头的长篇历史小说《商·盗·冠》、《王安石治鄞》、《四明狂客》、《万丈长缨缚恶魔》、《竹影萍踪》等，还有正待出版的《南少林传》、《浪荡正传》、《薛楼烛影》、《旁证》等，就静静地看着我；那些政论、报评、散文、小说、日记，那真是看不到头的文海，一进去，就被淹没，喘不过气来。
在海量的阅读中，一个老报人的崇高修为和忠贞信仰赫然眼前；一个为父的拳拳慈厚和仁爱之心一目了然。
父亲的笔，就是我回望的灯。
所有的文字，包括日记，没有那笔二十万稿费的片言只语。
父亲，我该怎样面对？
我唯有嚎啕。我唯有在嚎啕中撕裂自己。
如果还有选择，我什么都不要，不做，我只要我的父亲。
在父亲追悼会的前夜，我通宵守在殡仪馆他的玻璃棺柩旁。姑姑几次劝我歇息，我不愿，我怕我一睁眼，父亲没了。姑姑无奈：“你父亲说过，活到八十四岁，算是奇迹，他知足。”我耳边便有父亲恬淡的声音萦绕，我就轻声告诉父亲：“咱们赚了，您知足，我也知足。”
那时，我尚未读父亲的文稿，竟不知那份“知足”，需要多么坚韧的心理和生理调适；竟不了解他带着家人走过来的日子，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艰难、委屈、酸楚和沉重。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是浸泡在黄梅雨里的，枯黄萧索。阳光，有，而云，总是斜进来。
由于每天持续的批斗和彻夜的隔离审查，没有营养补充，又不允许家人照顾，父亲的体力每况愈下，近乎不。终于有一天，他在水房打开水时，一阵眩晕袭来，装满开水的暖瓶砸在地上，右腿重度烫伤。于是，我的任务就从每天一次的送饭送药，变成了跟父亲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段跟父亲独处的日子。
父亲的腿怕感染，不能裹纱布，上面涂满了黑乎乎的药膏。每天，他拖着一条残腿被押去批斗时，我只能搀扶到门口，父亲从不允许我跟去现场。所以那时我不知道批斗是什么。在父亲诸多遗稿中，有一部名为《旁证》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他用张竹（张，为父亲的老家张地村；竹，乃父亲崇尚之物，也为父亲笔名）之名，写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写到那些时日：
“张竹不老实，打倒张竹！”口号来得太突然，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人跟着喊。胡光一看急了，跳上凳子，嗓子扯到撕裂：“打倒张竹！坚决打倒张竹！”“张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下有了声威，大厅四周立马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回响。其实，批斗了一段时间，张竹已经有点神经质的习惯，稍有动静就闭上眼，皮肉苦会随时袭来，猝不及防，他等惯了。那天，他正想着怎么能回家一趟，告诉岳母，让乡下的老婆姐上来帮衬一把，耳朵就灌进来雷声。他的身子哆嗦了几下，拿着检讨书站在那里目瞪口呆，烫伤的右腿也麻木起来。在一阵又一阵要他表态和对他表态不满的大轰大炸之后，苦笑着：“那要我怎么说呢？”他干咂了几下口水，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都要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没等念完，就有人吼着责问道：“你这坚持真理是什么意思，你还有资格讲真理吗？”
“同志，真理是普遍的，不是哪个人所特有的。”
“你放毒！”另一个造反派，手挥过头顶，一转，啪！一个耳光霹雳般扇在张竹的耳根上。张竹的脑袋倏然就有一百只蜜蜂飞进来，嗡！蜜蜂满眼飞舞，一个声音忽近忽远，好像是说，张竹公开宣扬《二月提纲》那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谬论，真是猖狂至极什么，末了，是一声断喝：“把头低下来！”随即就有几个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冲上讲台抓住张竹的头发往下揪，有人还趁机往他的背上、腰上猛踢几脚。
坐在面前的教职员工，有的假装思考，或寻找什么，把眼睛移开去，有的低着头或翻着白眼望着窗外。乱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张竹呢，真是书生气十足，他整理好被抓乱了的头发，掸去裤腿上的尘埃之后，又规规矩矩地弯着腰站在那里。革命群众嘛，虽然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但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能与之闹对立。这就是他的信念，在当四清工作队长时，张竹向来就是这样要求工作队员的。
“你说，你是不是放毒？”
“我强调的是真理的客观性。”
“不要讲大道理，你回答，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
“什么，不是你说的，刚说过就赖，好啊，我叫你放屁……”一只手又举起来。
“放屁？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嘛！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不是我占有真理。”说完，张竹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那只高举的手停在半空，一转，变成了拳头，向上一杵，会场肃静，拳头再向上一杵，高呼出：“张竹不老实，绝没有好下场！”会场立马跟上，口号赶走了张竹耳边的蜜蜂，清清楚楚，最后是：“张竹滚出会场！”
我真不知道，若是这种场景展在那时的我跟前，会是什么状况，我会疯掉。
到了秋天，父亲腿脚稍好一些。他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尤其在傍晚，吃完晚饭，和我踩着满地的梧桐叶，讲他的故事。
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父亲说，自他参加革命，就和家庭“划清界限”了。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何谓“划清界限”，但至今记得父亲仰望梧桐树时脸上那种冷峻的表情。
后来我听母亲讲，爷爷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父亲参加革命跟爷爷不无关系。大饥荒的1960年，爷爷从山里逃出来，走了很多天，到城里找他儿子，我父亲竟不敢正大光明地接待自己的父亲，只是偷偷塞给几十斤粮票，就匆匆把老人打发走了。再后来陆续从老家亲戚那边传来关于爷爷奶奶的凄惨晚景。再再后来，听我姑姑说，到“文革”时，因受儿子牵连，爷爷被吊在村里的碓房里活活饿死……要知道，自那匆匆一面至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里，父亲竟然没有再见过我爷爷一面，也没有与我奶奶有任何联系。那是被硬生生隔绝的血脉，是对家园故土的彻底掩埋！而且一隔就是一生，一埋就到白头，谁都不知道父亲心头是一种怎样的痛楚。
父亲出生在浙西南山区一个家境殷实的富农家庭，祖父是满清秀才。父亲在县里的洋学堂读到高小毕业，自幼不仅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熏陶，也浸染了书香门第善良、刚正的处世品性。抗战时期，我祖父做着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乡长，暗地里却变卖地产，给共产党武装输送枪支和物资。
家庭的革命倾向和民众的疾苦现状，是父亲投身革命最初的催化剂。初中毕业的父亲，在当地已是响当当的“秀才相”了。因为宗派之争，我祖父被诬陷入狱，而他为共产党提供物资的秘情一旦暴露，就会招致一场杀身之祸。十六岁的父亲自己写诉讼状，准备上堂为父辩护。同时，又四处奔走筹措银两，准备实施搭救。就在此时，得到有人预谋追杀他的信息。于是，父亲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和几个同学绕道福建，行走了整整一个月，逃到杭州萧山。父亲在《旁证》中写有那段经历：
1947年早春，从未有过的倒春寒，让窝在深山里的张地村人放不下火笼，赤身紧裹的棉衣也离不了身。一个深夜，从山脚那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张竹父亲的冤家对头，他的堂伯父要一不做二不休，密谋对张竹下毒手，以剪除后患。于是，第二天夜里，所有的亲戚，包括五里外母亲那边的亲戚都急忙聚拢来，作出了让张竹出山读书的决定。决定一下，母亲临时从各家凑了一些钱，把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一只金戒指和几块银元也拿了出来，连夜整理行装。翌日凌晨，张竹穿着一双新布鞋起程了。
山路两边的茅草挂满了露水，除了个把出远门赶路的，只有白茫茫的山霭。家里人和张竹都劝说母亲不要送，可是她还是执意地挪着“金莲”小脚来送儿子出村。她似乎预感到，这一走，可能就是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母亲没有流泪，那泪水在昨晚已经流干了。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用她那混浊和带着血丝的老眼盯着清瘦而显得精明的张竹。到了村尾的水桥头，母亲停了下来，给张竹整了整那件黑青色的学生装：“在外边，冷热自己要当心……”就一句，说不下去了。张竹双眼也一阵发酸，禁不住双泪直流。他想向母亲下跪，又觉得不合时宜，鞠一躬又觉得不够表达对母亲的安慰，结果是情不自禁地扑到母亲怀里，像少时那样痛哭起来。还是母亲先收住了哭泣，用袖头给张竹揩去泪水，布满皱纹的脸忽然舒展开来，从眼里射出坚定的光，大概是想到应该让儿子高高兴兴出远门：“硬仔啊，你这是去闯前程，应该高兴才是，记住，我们家的希望全放在你身上了。”说完就向他示意该走了。
舅舅挑着铺盖走在前头，张竹跟在后面，一步一步机械地走下小岑。转过一个山岙，张竹回过头，看到母亲像村尾那株老水杉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桥旁小山头上，再走，再回头，母亲还站着，他的腿就像灌了铅一般抬不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张竹对家里的许多事情都遗忘了。家里到底有多少田地和山林，他是哪月哪天哪个时辰出生的，都弄得模模糊糊，唯独母亲送别的这一幕，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甚至连母亲那一丝温婉的笑，都清晰如昨日。山外的梦里，张竹常见老母挪着小脚的身影，常听见她不安的叮咛。他多少次扪心自问，这就是阶级烙印吗？可是，正是这个家庭的经历，才使他从山里走到大千世界；正是家族这件事的推动，才使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对国民党的黑暗政治产生了仇恨，走上革命道路的。答案无从知晓，但对母亲的愧疚，明明白白。其实，多少年，山外的日子，不仅仅包裹着对母亲的愧疚，对父亲，在张竹内心深处，更是划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尤其是最后一次见父亲，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无法愈合。
那是六十年代初秋。张竹当时在报社当领导。一天中午，管总务的老贾告诉他有个老乡来找他。他匆忙走到门房，见到一个瘦长的身影背着他站在那里。当他走近仔细一看，愣住了，这不是阔别十多年的父亲吗？怎么突然来了？老家出了什么事？乃父穿着一身灰布长衫，翘着羊尾胡子，从混浊发黄的眼里射出微弱的光。张竹艰难地叫了声：“爸，你来了。”乃父动了动嘴，听不清他说什么，可能说的是家乡土话，张竹已经听不懂了。“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写封信来。”儿子想起了父亲的身份，作难了，怎么处理才好呢？他紧张思索着……
领着父亲到食堂吃了中饭，然后带他到自己的寝室坐下，谈开来家里的情形。
父亲告诉他，山里闹饥荒过不下去了，能不能给家里弄点粮票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他愈来愈感到自己衰老了，要看看没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子。他对张竹说：“你妈想你，老哭……眼哭瞎了。”然后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木盒子，“这是你妈苦熬着留下来的一只金戒指，是给你媳妇的，还有这双银手镯是给小孙子的……”张竹动情了，家里饿着肚子也没有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所谓快刀斩水水更流，这血缘之情是怎么也断不了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张竹的两颊滚落下来，他看着父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和干瘦的手脚，穿得发黑闪着油光的衣裤，他深深感到自己未尽人子之责，对不起父母。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记起了自己向组织上表示过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彻底决裂的决心。他一下子警惕起来，把眼泪揩干，横一横心对父亲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你晚上到乡下岳母家里去过夜，见一见孙子，明天就乘火车回去。”父亲默然。
张竹从抽屉里拿出几包香烟，从箱子里翻出自己的一套衣裤、一双鞋袜，又从各个衣袋里寻出几块钱和几斤粮票交给父亲。就这样前后不过两个小时，便与千里迢迢、忍饥挨饿从大山深处一脚脚赶来探望他的父亲分了手。第二天，也没有去送父亲上火车。而后来，为了向党表示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将那枚金戒指托人送了回去……张竹根本不能回想这一幕。父亲如柴的手接过粮票时的颤抖，苍老微驼的背远去，这样的情景常让他从噩梦里醒来。可是，尽管如此，后来在“反右”整风运动中，他还是作了检讨。那意思是，他根本就不应该见自己的富农父亲，更不应该给他那些东西，这说明他在灵魂深处跟“反动”父亲仍然藕断丝连。
忠孝双全，是他自幼习得的秉性。然而，张竹多少次为这四个字所困扰。慢慢地，张竹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他，只能尽忠而顾不得守孝——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者，理应作出这般牺牲。所以，当老家多少次传来对他“六亲不认”的谴责时，他只能泰然处之。后来，他接到大弟从老家写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母亲临终前的情景：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呼唤着他的奶名，睁着迷惘的双眼等待着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儿子。那一刻，张竹揪心到痛哭。可他还是没有回去。身处政治漩涡的张竹，不得不一次次从极度悲伤中冷静下来，他已经跟家里划清了界限，向党保证过坚守阶级立场，所以纵然撕裂自己，也只能硬着心肠寄去几十元钱了事。
对张竹来说，叛家离亲的个中苦楚他尚能咽下；若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被玷污、被中伤、被诬蔑，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文革一开始，关于张竹怎样参加革命的问题，一夜之间成了大案。起因是，调查组在萧山湘湖师范一份1948年11月份的校务会议记录中，查到了一则实名记载，说二年级学生张竹、姜士辉、林芝圃等十二人，于11月20日突然离校，去向不明。经学校会议议决，暂保留学籍，其所有留存物品由总务处代管。就在调查组调查期间，县委机关正好揪出了一个所谓湘师出去的三青团（中国国民党下属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分队长，而此人和张竹一起参加过学校的同一个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又被认定有“国民党外围组织”的重大嫌疑。于是，从这个人“挤出一点材料”，再加上调查组的推理分析，一个有轰动效应的结论就出来了：张竹履历中的“1948年12月突然出走去参加革命”是极可疑的。原因是，那时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经胜利在望。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做了一系列应变部署，包括派人混入我军内、党内，相机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张竹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山去的，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当时有领导指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对张竹的种种迹象绝不可麻痹大意，不管他隐藏多深，也要掘地三尺挖出来。有这个结论，可想而知，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
每每被最信任的同事莫须有诬陷；每每被造反派反剪双手乘“喷气式飞机”押到批斗大会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脸满是冷漠和愤懑；每每“打倒张竹，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震耳卷来；每每夜来屈原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话语，幽灵般在他脑海里游荡，一种陷入“世溷浊而不清”的无助裹挟张竹身心，痛苦到不能自拔。而无休止地从精神到肉体的非人折磨，愈演愈烈，几乎看不到尽头，他绝望了。于是，他要了断生命，回老家去，回到母亲的怀抱……可想到年幼的孩子，他又开始挣扎……
在延庆寺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革命故事，这也是我们兄妹引以为豪的荣耀。
父亲天资聪灵，儿时又习过拳术，拉得一手好二胡，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吃饭不要钱”的湘湖师范学校体育专科。父亲在学生自治会里担任过文娱干事，编撰墙报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还在剧团当过剧务、演员，在伙食团担任过会计等，是学校很出挑的多面手，而他的“倔”更是有名。
当时，教授的体育理论和技术，不外乎美式要领和国军步兵操典，家父认为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内心有抵触，就常常鼓动学生闹事。他若闹事，往往响应者众多。有一次，在军事训练中，他因为扔了枪去小便，回来又顶嘴，被教官罚举枪跪操场，由此又多了个校方给予的名号——“捣蛋生”。就在他一度彷徨，想转学音乐之时，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加之阅读了大量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书籍，尤其是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激起他革命的热情，因此就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之中。
父亲在学生运动中，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讨饭”，后来成了他的绰号。渐渐，这个很具浪漫色彩和文人风度的“讨饭”，有了革命志向。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直接投身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7年10月26日，在杭州大同旅馆，一个叫于子三的爱国青年被特务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要他供认共产党员身份和中共秘密组织名单，特别是要他供出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学联情况，他宁死不从。10月29日，这名青年被秘密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年仅二十三岁，时称“于子三事件”。在与地下党的接触中，父亲也了解并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此时，解放战争已经到决战时期，他就萌生了离校从军的念头。
由于他跟训导主任对着干，在墙报上写文章骂政府，期末操行仅得了五十九分，再加上不断领头闹学潮，训导主任建议开除这个“顽劣生”。这样，父亲终于做出了离校的决定。1949年初，他在地下党的接应下，秘密投奔到活动在四明山一带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一些彼时烙在我记忆中的事，经由岁月侵蚀，现在已经淡漠了，但有三件事却一直很清晰。
第一件事发生在秋天。一个晚上，我记不得是深夜还是黎明，一群年轻男女突然疯狂冲进外婆家。他们把柜子和床翻了个遍。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抄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从一个比我哥哥大不了多少、戴红袖章的男人嘴里听到，我父亲是个“反革命”。我不明白为了革命走出大山的父亲怎么会变成了“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群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对我们如此仇恨？世界被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了，打砸声响彻在无助的天空，不足三十平米的家里，顷刻间一片狼藉。
我们四个孩子全部由外婆养大。当时父母住在另一个地方，外婆和保姆像老母鸡护小鸡般护着我们。保姆来自农村，有一双大脚，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从来都叫她“大脚嬷嬷”。那天，大脚嬷嬷一直怒目斥骂抄家者。或许因为她是“劳动人民”之故，竟无人还嘴。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我就是大脚嬷嬷的女儿。抄家后没多久，大脚嬷嬷被责令回乡。临走，她抹着眼泪，用一种叫粘头树的叶子浸泡成浆，就像现在女人用的摩丝一样，给我和两个妹妹都梳了头，编了规规整整的小辫儿……我们哭得震天动地。
没几天，某天早上，大脚嬷嬷又站在了我家门口，还背着一袋米。外婆紧着摆手：“造反派已经不让我们请保姆了，我们也没有钱了，走吧。”大脚嬷嬷大声回答，她不是来做保姆的，她是来照看孩子的亲戚！然后放下米，说，早稻刚打下，新米。外婆抹泪收下了米，在大脚嬷嬷把米倒进米缸时，外婆一直在边上念阿弥陀佛。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吃饭就靠大脚嬷嬷从乡下背来米菜解决。我问过她，没有工钱了，你还一趟趟背米背菜到我们家，为什么？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少有的好人。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坚信，父亲是好人。
第二件事，就在大脚嬷嬷再次到我家不久，她在乡下的儿子生病，爸爸给了她十块钱，而且说不用还，那时的十块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到文革后期，爸爸“解放”了，大脚嬷嬷也老了，一天，她提出要告老还乡。我记得家里整了好多衣服，妈妈又塞了钱给她。大脚嬷嬷把每个孩子的头摸了一遍，好像在告别亲生的孩子，最后轻声跟我说：“照顾好你的爸爸，他是个少有的好人。”
大约两年后，爸爸已复出工作，在市委办公室当领导。有天早晨，外婆家的门被人敲得很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壮年男子，他说了一个名字，我们才知道他是大脚嬷嬷的儿子。他说，他娘两天前过世了，过世前专门让他来告诉一声，谢谢老何。这次她儿子又背来一袋刚打下的新米，还有一只甲鱼，外加十块钱。那时，父亲的肝硬化已经发展到几次腹水了，大脚嬷嬷听说甲鱼能治肝硬化，千叮咛万嘱咐，不仅让儿子一定要把甲鱼送到，而且要当场杀好了炖，不要过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自从得了肝硬化后，吃了很多甲鱼，都是乡下各种各样的人送来的，有的是保姆，有的是他搞四清时蹲点的老乡，甚至是老乡的老乡。爸爸能活到八十四岁，我想跟那些甲鱼一定很有关系——所有送甲鱼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老何是个好人！
母亲也常说这句话。
第三件事。日期完全模糊，是我家惯有的家庭会议。一旦有重大的事，父母一定召开家庭会议，连保姆都要列席。那天的会我只记个大概，说有领导要母亲离婚，同事也轮番规劝。因为母亲的家，临近解放家境败落，成分就划为贫农，如果离婚，就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阵营里青云直上；如果不离，就是“与反革命为伍”，终身遭罪。母亲一意孤行，决然与父亲同行，她言辞凿凿地让我们记住：“你们的父亲，以前是革命者，现在是革命者，将来是革命者，绝不会是反革命。”外婆一直在念阿弥陀佛，大脚嬷嬷一直在抹泪，母亲很淡定，“我们全家必须同舟共济，我相信会等到他平反的一天。”
我人生第一次听到“离婚”两个字就在那天。从此对这两个字很敏感，长大后甚至对婚姻有一种莫名的抵触。
母亲用她所有的爱，支撑着父亲走过八十四年。父亲要走了，她几天几夜泪不能止，我听见她对我哥哥说：“我天天拉着他的手，我天天给他准备药，到那头谁照顾他……”父亲要火化了，她还拉着父亲的手，“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拉过母亲的手，帮她擦去满脸的泪：“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你们的女儿！”
在这之前，母亲跟我讲过她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有段时间我想把它拍成电影。
宁波近郊有个叫白沙的地方。那个地方并没有沙，是个出稻米的村庄。白沙比较有名的一户人家，是薛家弄的王家。王家的主人叫王天生，是个木匠，手艺无人企及，家境富庶，娶了一个裹了“三寸金莲”的温淑妻子，又有一对聪慧玲珑的儿女，四方羡慕。儿子在外做点生意，不常回来。女儿到了八岁，王木匠把她送到挨着家门的一所叫“郎斋”的教会学校。上学的女儿被远近的人称为“好日脚的小娘（宁波人管女孩子叫小娘）”，因为她是这个村唯一上学的小娘。小娘叫王水花，白净水灵，眉清目秀，王家夫妇溺爱到捧着含着。到1947年，王水花已读到初中，很少回来的阿哥突然从外地回来，这让她很高兴，从小她在阿哥的背上长大，有什么悄悄话都跟阿哥说。但阿哥很少在家，而且昼伏夜出，问，阿哥会刮她的鼻子：“你不懂。”这让她不爽，跟阿哥赌气，好几天没理他。这天课间休息，王水花从学校二楼走廊上望见自家门口来了一排国军大兵，她立马冲下楼。几个兵正从自家后院的池塘里捞起一把枪，然后把她的阿哥五花大绑绑了出去。她喊着“阿哥”没命地扑上去，被父亲拽到一边。到门口的阿哥，回头一句：“照顾好阿爸阿姆！”眼里是从没有过的叮咛和殷切，还有爱。她哭着追出去，阿哥再没回头。两天后，她的木匠阿爸也被绑走了。从阿姆嘴里知道，阿哥是赤匪。什么叫“赤匪”，王水花不知道，她只知道家里没了阿爸和阿哥，家里的天就塌了。“三寸金莲”的阿姆终日吃斋念佛，此时除了跪在菩萨面前磕头如捣蒜，终日以泪洗面，别无他法。一周以后，父亲被放了回来，她才知道，阿哥是新四军三五支队的人。何为“新四军”，何为“三五支队”，王水花又一概不知，她只晓得她那个上过学的阿哥正直善良，学问大本事大，是父母的命根子。向来开朗厚道的王木匠，没了笑容，他很快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托人再托人，不知道拐了多少弯，才疏通了关系。终于在一天，领着小脚的妻子和尚不领世面的女儿，拿了一个包袱，包袱里是给儿子新做的一套衣裤，老少一路走，到了宁波的一所监狱门口。一家人就在七月的炙阳下烤着等。很久，那道高耸的黑铁门上打开了一扇小窗，探出来一个狱卒的脑袋，王木匠赶紧凑上去，狱卒说了什么，王木匠一下变了脸色。狱卒大声一句：“不要声张，你们家可是通匪啊！”咣当关上了门。跟上来的王水花，眼前一片漆黑，她明明听到，她的阿哥已经在三天前被枪毙了。王木匠的小脚妻子当场晕厥在监狱门口，王木匠眼里转着泪竟忘了去搀扶。王水花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挽着母亲，往白沙走，往薛家弄走，她觉得那天的太阳是白色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旋转。王木匠的家境很快衰败，家里的长工被辞退的那天，对十五岁的王水花说：“你要顾好你家阿爸阿姆，就剩你了，不要读书了，找个生活做。”于是那年的冬天，第一场雪飘下来的清晨，王水花就跟着远房表姐踏上了村外那条通往宁波城的沙石路。
表姐叫章翠月，在宁波的华美纱厂细纱车间当工头。这是华东数得上的大型纱厂，老板是上海人，实行美国的一套管理制度，工头称Number One，工人们叫“拿布王”。章翠月是“拿布王”，王水花自然很顺利地进了那个车间，做了挡车工。她第一次出家门，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穿着白围裙的女工，眼前高大的纺纱机上，连绵排列的纱筒管不停地转着，轰隆隆的声音灌满她的耳朵，几乎要吞掉她的魂。这世界什么都没了，阿爸阿姆那么遥远，家后院那个池塘里的鱼游在天边。恐惧都来不及消失，她想起了阿哥，想起了监狱门口白太阳下的一幕，拉着表姐的手就松开了，这个轰隆隆的世界，是她讨生活的地方。拿布王章翠月对这个小表妹的关照也有限，她能做的，只有手把手地教会她如何在机器飞转的间隙把断了的线头接上，告诉她手眼要快脚要勤，告诉她上厕所有时间规定，几分钟跑步，告诉她吃饭也是几分钟，吃完没吃完，放筷子……王水花从小家境优越，没受过什么罪，但她咬牙记住。常常没吃几口饭就被催着上工了，站一天，饿到肚子咕咕叫，双脚麻木，不吭声，也不能吭声，她要养活阿爸阿姆。一年之后，厂里人发现这个白净漂亮的小娘，居然写了一手好字。挡车的姐妹就都找她写信、算账，甚至给孩子起名；表姐的报表都是她来帮忙，她成了细纱车间的女秀才。一天，老板从上海回来，下车间巡视，午饭时间过了，见几个年长的挡车工正围着一个小娘写什么，走了过去。几个工人慌忙站起，老板明显不悦，问在写什么。工人不敢答。王水花站出来，指着一个大姐，虽然细声细语，但清清爽爽，说她乡下的家被洪水淹了，几十里地回不去，写封家信寄点钱。老板看完她写的信，没收了。下午，把她叫到办公室，问这问那。王水花说了家里的情况，当然哥哥的事绝不会提及，那个狱卒的嘱咐她会记一辈子。几天后，车间大姐的家里居然收到了信，还有钱；表姐又告诉她，厂里打算提拔她穿红边围裙。管理车间的拿布王是穿红边围裙的，工人们一律穿白围裙。就在1949年来临的这个当口，马上要晋升拿布王的王水花，却迎来了另一番的命运。
那些日子，从舟山飞过来的国军飞机，天天在头顶嗡嗡作响，炸弹落在甬江，溅起巨大的水花。她听人讲，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宁波马上就会解放，国军要炸了宁波的灵桥，以阻止解放军进城。她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但她知道当新四军的阿哥，就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死的，所以她从心里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那几天，只要飞机一来，警报一响，工厂就停工了。准备让她穿红围裙的那个老板逃得无影无踪。
这一天来了。宁波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解放。一天上午，太阳那么好，是红的。厂里所有的工人全部拥到门口，王水花跟着鼓掌。迎面走来六七个穿灰军装的解放军，全是男的，都很年轻，那么和蔼可亲。进了厂，很快召集工人开会，她才知道这些是驻厂的军代表。军代表说了两件事。一件要筹建工会，号召工人们当家做主；第二件，要生产自救，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王水花发现在一帮说北方话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最年轻、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说一口南方话，她印象很深。后来，工厂要物色工人积极分子，王水花是首选，因为她的初中水平在当时的纱厂女工中绝无仅有，又要求进步，工友们信任她。那个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叫何守先，是常常组织积极分子开会的头。王水花虽然读过初中，但对革命的道理还是懵懵懂懂，何守先就借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本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这两本书启蒙了宁波小娘的革命意识。以后她又听何守先在课上讲“谁养活了谁”等诸多的革命道理，让她看到了一条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不知为什么，每每上课，何守先在台上的举动，每每他领着女工们搞各种活动时的身影，都会让她想到自己的革命阿哥，于是跟这个解放军有一种特别亲熟的感觉，于是，王水花和何守先经常在借书还书之间走动，在“谁养活了谁”的讨论中交流，关系在细雨润物般地变化着。
半年后，何守先接到上级调令，被调往另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一个傍晚，何守先在他的宿舍里赶一个汇报，没有吃晚饭，抽了满满一烟缸的烟。一只小手，轻轻地把那只烟缸移了出去，放上了一只很精致的三层叠加的方形竹篮。何守先回头一看，王水花的笑脸那么真诚，美得像朵花，他握着烟，烟灰烧到手指方醒过来。王水花不经意地一句：“我家阿姆送来的，新上市的油焖笋，你尝尝。”说完，走了。吃完饭，何守先去工人宿舍找她。他们第一次散步，在绕着纱厂的甬江边上。那一晚的星空是蓝的，星星是铮亮铮亮的。何守先讲到他与三五支队的过往，王水花停了下来：“你是三五支队的？你认不认识我阿哥？”何守先当然不认识她的阿哥，但这不妨碍白太阳下监狱门口的那一幕呈现到他面前，不妨碍王水花视他为阿哥一样的家人。
何守先倏然发现，他爱上了这个宁波小娘。但他不敢明说。这个从山里走出来闹革命的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孩子，这是他的初恋，这个宁波小娘简直就是神。他拉过她的手，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最后他们约定，以后一周见一次。这一周一次的约会，开启了他们爱情的征程。
1950年3月，王水花加入了共青团。到1951年底，组织上通知她去杭州，参加省总工会干校工人政治理论培训，脱产半年。但她的父母不同意，尤其是她的母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偏见。一周一次的约会又到了。王水花跟何守先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何守先就来到了白沙薛家弄的王水花家，做她父母的工作。一来二去，不仅做通了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差不多还做成了一个女婿。在这个过程中，这对恋人谈得最多的是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美景，何守先讲得最多的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希望她入党。
1952年6月28日，王水花在宁波延庆寺的工人干校礼堂宣誓入党，成了宁波市第一批女共产党员。十五年后，王水花曾经宣誓入党的地方，竟然不偏不倚地成了关押何守先的牛棚。
说回1952年。三个多月后，一纸调令，王水花被调往宁波市委组织部，任干事。纱厂的姐妹送她，那个求她写信的老姐妹哭得稀里哗啦。王水花从干事做到区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处长等，一直升任到宁波市总工会的教宣部长。无论王水花调往哪里，纱厂那个大姐，一干姐妹从没断了往来。
1954年，宁波小娘王水花嫁给了时任宁波市工人干部学校副校长的何守先。
那时候，适逢一批苏联专家到宁波帮助建设，除了工作上的往来，王水花还被点名常常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这也是一份荣耀的工作，按现在的话说，业绩是要纳入考评的。苏联专家也会带几个女眷，都是什么妮什么娜，于是，他们第二个出生的女儿就叫了“亚妮”。
时间行进到六十年代。这一对憧憬着保卫着奋斗着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夫妻，被卷入了一场全民癫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父亲被三番五次地批斗、劳动改造，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母亲不能用离婚来划清界限，也被下放到农村的“斗批改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终于，父亲在一次批斗会上晕厥，送到医院，医生结论是肝癌，即刻送往杭州。杭州的医生也确认为肝癌，且断定活不过一年，要立刻送往上海。母亲如遭雷击，拿着化验报告，走投无路，怎么办？去上海是要有全国粮票的，她没有，再则，别说治病，家里的日常开销都难以为继，母亲急得以泪当饭。奄奄一息的父亲反倒劝说：“回宁波再说，也许搞错了。”他们住在火车站边上一个小旅馆，此时，服务员发现，这对夫妻已经大半天没出门，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来敲门，一问明白，睁着大眼摇头，走了。母亲拥着父亲，看着他蜡黄蜡黄的脸，鼓胀的肚子，竟不断地说：“老何，我对不住你……”母亲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等死。父亲却淡然，说船到桥门自会直。这句话是大脚嬷嬷经常说的，后来几乎是我家的座右铭。夫妻没什么东西，收拾一下，就要回了。又有人敲门，涌进来好几个服务员。一个小时前来过的那个女孩，递上六斤三两全国粮票，还有十九元钱：“我们几个人凑的，救人要紧。”另一个稍年长的大姐，放下一碗面，上面窝了一个鸡蛋，还冒着热气：“住房费就不用付了，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动身好了。”母亲说不出一句话，就是点头。送服务员出去，一下冲到厕所，多少天积郁的酸楚，蒙在一条毛巾里，哭了个淋漓尽致。
第二天一早，在父亲的执意下，他们还是先回了宁波，在父亲看来，这趟远门，也许就是永别，他要见孩子。
父母进门的时候，哥哥正吹着笛子。那支笛子是父亲在离我家不远的开明街乐器行买的，开始的时候，哥哥吹得吱哩哇啦，那时已经能吹很悠扬的曲子。一首“王二小”，让整个明堂都显得欢快，哥哥养的蚕，此时随着乐曲，在桑叶上爬来爬去。我们小，谁都没有注意父母的神情，直到晚上，又一个家庭会议开始，才知道事情那么严重。其实，杭州服务员给到母亲的钱，远远不够他们去上海就医。我家隔壁，有一户人家，掌家的是一个在旧社会少有的读过书而且会弹钢琴的女人，因为个子高，墙门里的邻居都叫她“长脚外婆”。长脚外婆的儿子在美国开饭店，在文革中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不光彩人家，但长脚外婆从来趾高气扬地做人，典雅精致地生活。见我母亲落泪，她拿出家里的积蓄，一句话：“救命要紧。”
母亲都来不及谢，就带着父亲踏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轮船底舱挤满了人，没有睡的铺位，就互相靠着坐。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只字不提所受的苦，竟还在做母亲的工作：“我相信自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奔革命是对的，委屈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母亲当然相信，但终也担心：“你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谁来替你作证？还有改变不了的家庭出身，会连累到孩子的前程，我们怎么交代？”父亲就一句话：“党会有让我说话的一天。”
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坐了一辆三轮车，把他们拉到了华山医院边上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招待所门口，然后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父亲很快住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医药费不能报销。母亲从一个最普通的房间搬到几乎不能住人的阁楼。每次吃饭，母亲总是背着父亲，草草几口。有一天傍晚，父亲非要跟母亲从医院出来，到了一个小饭店门口，进去，坐下后点了一杯啤酒，双手端着：“我请客。”母亲知道，父亲是要用这样的形式感谢自己，但她怎么喝得下去，每一分钱都是用来治病的。父亲笑着，说他这么多年都大难不死，死不了，看着母亲喝了啤酒，更是一脸轻松。饭后，父亲还是拉着母亲的手，就像当年走在纱厂后面的甬江边上，不说话，就是走，但那天只走了很短的一段路，再也走不动。
中山医院，给父亲看病的是位老医生，叫孙增一，一开始看了转院单，就知道是被批斗的当权派，但面对这么年轻的一对夫妻，很同情，检查非常仔细，但结论还是下不了，说：“要再检查，做同位素扫描，但药要到北京去配，现在是造反时期，路上飞机、火车都没时间保证。你们先回去，等药到，我会负责通知你们。”
不到一星期，孙医师来信了，说药已到，可速去检查。
第二次去上海的中山医院，没有床位，只能门诊检查。两天后报告出来了，虽然癌症被排除，但孙医师一板一眼跟母亲说：“是肝早期硬化，而且严重腹水，搞得好，拖上十年左右，搞得不好很难说。”母亲一听，心又被惊得突突乱跳。且不说搞得好搞不好，十年？他们才三十几岁，孩子还小，十年也就……想着泪就流下来。但她很快擦干眼泪，走到父亲身边，说没大事，回家好好就医吃药就行。当晚母亲就要乘船回到宁波，父亲不肯。那时候市面上刚刚流行一种叫“的确凉”的布，怎么洗都不会皱，父亲一定要第二天陪母亲扯一块：“宁波人讲，骨挺，你难得赶赶时髦。”
仅有的钱，被父亲逼着扯了一块天蓝色的“的确凉”。夫妻俩回到宁波，船到上岸，没钱坐三轮车，就沿街边走边坐，两个多小时，才从江北码头走到家中。
没几天，父亲又被下放，到设在农村的“斗批改干校”放牛。好在没有了持续的批斗，相对宽松了一些。
父亲放牛的那个地方，离我家还是很远，需骑自行车才能到达，每天送药的任务就由哥哥替代。在我的印象中，从那时起，直到父亲去世，好像我家从来没有断过煎中药的味道。四十几年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已经久病成良医。到了晚年，他主办了《老年报》，大部分精力用来介入健康和养生学的研究与写作，几乎每年出版一到两本书籍。
也许，父亲认为这一生亏欠父母兄妹太多，在他晚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对老家的眷爱与牵挂。1993年12月，我收到老家庆元县政府的邀请，让我去主持首届香菇节文艺晚会。父亲得知消息，异常高兴，一再嘱咐，再忙，也得腾出时间，去啊！
在《女儿亚妮》遗稿中，有写道：
听亚妮说，她主持文艺演出那天晚上，庆元县大会堂里，台前幕后都挤满了人，光是庆元城里的何家及相关亲友就来了上百号人，他们只要说声是亚妮的什么人，就被放行进入。一个只有三万多人口的小县城，亚妮的名字很响亮。对她的返乡，丽水所有媒体都作了报道，亚妮是丽水的庆元人，几乎家喻户晓。此后，丽水地区的重大节庆和文艺活动都来找亚妮。亚妮总是挤出时间风尘来去，兑现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