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梅尔的选举
投票给谁？悬挂在新德里街头的英文海报这样问道。二月中旬，我南下来到拉贾斯坦的阿杰梅尔，此时离国会选举投票日只剩两周，然而在这里，来自城市、乡村和沙漠的五十万选民似乎遇上了麻烦。国大党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来，国大党在四次选举中连连获胜，一直是执政党。而现在国大党分裂了，分裂引发了这次中期选举。分裂的双方都在沿用国大党的名字。Kangrace ko wote do，双方的海报上都写着：投票给国大党。针锋相对的吉普宣传车上都飘扬着同样的藏红花白绿旗：吉普是竞选团最爱用的交通工具，它们驶过阿杰梅尔尘土飞扬的街道，穿梭在两轮马车、破旧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手推车和牛车之间，营造出一种权威而紧张的气氛。
双方本来都想采用为老国大党赢得选举的徽标：两头套着轭的牛。但法庭已经做出裁决：决不允许使用。于是双方都为自己设计了复杂的自然主义徽标。一头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犊：这是以总理甘地夫人为首的国大党的徽标。一个乳房丰满的女人坐在纺车旁（丰满的乳房总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蜡版油印的宣传单上）：这是走向对立面的老国大党（或组织派国大党）的徽标。在印度，这两个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纺车象征着甘地主义，母牛则意味着神圣。双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自己这方继承了国大党正统。
如此说来，这次选举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事有凑巧，争夺阿杰梅尔议席的两个国大党候选人恰好是亲戚。候选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独立候选人，不会引起太大反响。“他们参选只是出于业余爱好，”选举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交上五百卢比的保证金，得到几千张选票，然后赔掉保证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仅此而已。这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两位重要的候选人是穆库特·巴瓦佳先生和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穆库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国大党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后者正在为英迪拉[1]派国大党争取议席。于是，阿杰梅尔人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是这场关于合法性的举国之争在当地的缩影）：谁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是跟侄子作对的叔叔，还是跟叔叔作对的侄子？
穆库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岁，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律师。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和处理土地事务的娴熟技巧让他在拉贾斯坦享有盛名。据说，他的收费标准高达每天一千卢比，大约合五十英镑；他的年收入估计有二十万卢比，约合一万英镑。他也因为替农民无偿服务而声名远播，至今仍有农民到阿杰梅尔来寻访这位“没有眼睛的律师”。穆库特先生是老国大党员，自由战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狱。印度独立以来，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辉煌，但一直四平八稳，没有瑕疵：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也许是普及了将黄油和花生做的黄油替代品轻松地区分开来的方法。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为国大党赢得了阿杰梅尔的议席。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的他已经退休了，便把阿杰梅尔的议席交给了侄子和门生——三十六岁的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但现在国大党分裂了，穆库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为了夺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敌结成了同盟。穆库特先生这样做对吗？毕希西瓦先生拒不交还席位，他错了吗？
压倒性的回答是：毕希西瓦先生错了。他应该退出竞选，不应该跟叔叔作对，叔叔对他恩重如山。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这样说，他是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执行官；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执行官也这样说。穆库特先生本人谈起这场竞争时，也总是流露出受伤的情绪。“当权派国大党选择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说，“让我的亲侄子来对抗我。他们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们希望我能退选。”乌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库特先生，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英迪拉派国大党正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搞分裂，还弄得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拉其普特村的村长忠于自己的大公，赞同大公的看法：“一个侄子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人，怎么可能爱公众？”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马，难道就没有错吗？“我不想让父亲参加这次竞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我说，‘父亲，你现在年纪大了，而且还有残疾。’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说，‘牺牲的时候到了。’”
牺牲：毕希西瓦先生无法高扬这样的旗帜，而且在竞选过程中，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心烦意乱，没有底气，有时候还被人穷追猛打。他不像他叔叔，穆库特先生总是谈吐自如，甚至还妙语连珠，而他却寡言少语，他的气质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兴致。他的目光穿过镜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时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说了什么给别人落下口实。有一次，他说：“我不明白叔叔怎么能违背那些原则，那些还是他灌输给我的。”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对他叔叔的评论，他说得很快，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毕希西瓦先生不怎么受欢迎。跟他叔叔比起来，他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穆库特先生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过一段牢狱经历。毕希西瓦先生却身材高大，体型圆胖，像个电影明星。他是印度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政客，是隶属于体制的人。跟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谈起他时会这样说：“政治是他的职业。”“如果不让他从政，他一天连两顿饱饭也吃不上。”“他叔叔为他干掉了好几百名党内工作者。”但这话不是在指责他叔叔，而是在指责毕希西瓦先生。
“我在这里工作不是为了毕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选队员说，“我是为了英迪拉。”甚至到了投票当日，当他们在自己党派那五彩缤纷的帐篷里等着选民前来投票时，他们仍然在说：“这些选票不是投给毕希西瓦的，是投给英迪拉的。”
正如大家所说，英迪拉才是这次选举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里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国会中的戴高乐，她接管了国会，废止了国会旧有的政治共识。她向特权宣战，寻求穷人、贱民和少数派的支持。她将银行国有化，不再承认大公们的身份；为了切断他们的私人财源，她还打算修改宪法。
没规矩，跟老穆库特先生立场一致的人这样说，他们为那些堕落的老党员感到悲哀。Indira Hatao，反对派的海报上写着：赶走英迪拉。另一派的海报上则写着：Garibi Hatao，赶走贫困。富人，穷人：令人惊奇的是，在印度，这种基本划分用了那么久才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提供了理论。参选的各党派都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在阿杰梅尔的选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富有与贫困。但阿杰梅尔有着地域上的复杂性。拉贾斯坦是一片君主之地，但位于拉贾斯坦中央的阿杰梅尔却不是一个君主邦，那里没有大公。然而阿杰梅尔选区幅员辽阔，从阿杰梅尔到查尔集市之间的两百英里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开吉普都要走上六个多小时。它的两个行政区在过去属于原来的乌代浦邦，乌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了毕希西瓦先生，但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库特先生。政府“不再承认”拉贾斯坦的大公，他们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激烈地反对政府。他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人民审议，举行一次听证会，因为他们是大公。
但对于穆库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来说，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老议员考尔先生跟穆库特先生年龄相仿，现在是印度国会上院议员。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他说，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时养成的习惯。而现在，他已经脱离了监狱的污秽，独立后的权力、荣耀和政治活动让他变得温和起来。考尔先生认为应该禁止个人的拉票行为。
“我们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宣言，为什么还要亲自走到民众中间？拉票会变成贿选的通途。我们的人民很穷，他们不理解我们在为什么而奋斗。他们的无知被利用了。英迪拉派国大党用了几千万卢比去笼络他们，笼络农民、村民、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劳工阶层，给他们口号，各种各样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
我问他，印度的国民性是什么。
“我们的人民不会首先想到国家。”
“他们会想到什么？”
“什么也不想。”他笑了，“你没注意到吗？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到了阿杰梅尔的第一个投票日，选举却显得离大家很遥远。双轮马车载着阿波罗马戏团的广告在镇子上到处走；大街小巷的墙上刷满了用印地语写的计划生育口号。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庙每周做圣事的日子，庙里的猴子窜到附近的圆屋山上，在树上跳来跳去。登上山顶，会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杰梅尔。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带给人一阵惊喜。湖边的黑色岩石上，几十个洗衣工正在使劲敲打穷人的棉布衣服，他们划着圈儿抡起拧紧的一捆捆湿衣服，每抡一下，嘴里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声。
太阳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雾霭升腾起来，越过了褐色的山顶。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摊开后走开了。鹰在湖面上空盘旋；湖边，蚊虫聚集而成的云团就像风中的香烟烟雾，时而汇成螺旋，时而变得稀薄，然后又重新成形。此时，山下平顶房密布的赭白相间的镇子里传来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电影院在招徕顾客。下午晚些时候，镇子上还听得到音乐：来自一场婚礼的仪仗队伍。
阿杰梅尔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梅奥学院的第八十九届颁奖典礼将在星期六举行。梅奥学院是印度一所举足轻重的英式公学，先前是为了教育大公的儿子而设立的。再过三天就是印度的湿婆神节和阿杰梅尔花展开幕的日子。于是，在混乱的主干道后面，在混杂的交通、母牛、瓦砾、尘土、没有遮挡的食品摊后面，阿杰梅尔很快显露出它过度有序的一面。这是一个铁路重镇，有巨大的火车头车间，还有严格地按照等级划分的住宅。这里有中世纪修建的镇子，狭窄的街道簇拥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神殿，那是穆斯林的朝圣之地。这里也有比较新的居住区，有集市（它是混乱的主干道的延伸），还有占地几英亩的井然有序的梅奥学院——在那里，只有在佣人区才会有人谈论印度。
褐色山丘的另一边，是更小的城镇和上千个村庄，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选区。每个村庄都像阿杰梅尔那样，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种姓、社群和家族：人们聚居的区域不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或社群来划分的：这里的情况更像英国的村庄，人们看上去比较相像，说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戴恩人、萨克森人或朱特人，都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奶牛和牛犊，纺车：穷人和富人，左和右：这些划分如何应用于现实？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馆，阿杰梅尔这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勉强支撑起三家还算像样的咖啡馆，蜜露是其中一家。咖啡馆里开着空调，光线幽暗，服务生穿着白衣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蜜露是阿杰梅尔的年轻人和“摩登人士”常来的地方。他说“摩登人士”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让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我父亲是个半文盲，他一九二○年开始在铁路上工作，干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后就去世了。他临终的时候，一个月拿三百卢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运气，都是他的果报，他上辈子种下的东西，这辈子来收。我和他想的不一样。我每个月只挣四百卢比，但我喜欢让大家看到我西装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让大家以为我有钱。”
一杯蜜露咖啡大约三便士。你可以向服务生要一支香烟，他会把一包开了封的香烟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见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构成不敬之举。前所未有的穷困时期，你打着领带，在蜜露喝咖啡：这种举动已经不仅仅是铺张浪费，而是在否认果报，在从根本上挑衅父辈的信仰。
那天晚上，德赛先生在纳雅集市上的演讲主题就是“不敬”。德赛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阁担任副总理，现在他是反对派的一员，支持穆库特先生。在纳雅集市的通道两侧，一家家狭窄的店铺搭在平台上，挂着闪烁的灯泡吸引顾客。在集市的开阔地带，越过攒动的人头，越过街道上空悬挂的彩旗、彩带和海报，在两排小荧光柱的尽头，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洁净，格外明亮——穆库特先生、考尔先生和其他人显然是跪坐的那里——德赛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岁，正在台上谈论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乱”、国有化和宪法面临的危险。
乍听上去，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他的演讲“很老到”。然而作为一场竞选演说，在那样一条街上，面对着那样的人群，整篇讲话对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没有一点分析，对未来也没有丝毫的允诺！一场竞选演说，一场关于经济和法律的演说，居然是从个人诉苦的角度出发的！谈到国有化时，他关注的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不敬行为，它威胁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动摇着这个世界。为了反对不敬，他让大家以他为榜样：他的甘地帽，家纺长衫，朴素的棕色背心；他的闻名遐迩的禁欲主义；还有他的甘地式爱好——纺线：他的个人美德都是经由长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来的。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表达，听众觉得他的演讲声声入耳。他们毕恭毕敬地听着，甚至报以轻轻的掌声。
Garibi Hatao，赶走贫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么简单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甘地夫人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在阿杰梅尔，“赶走贫困；赶走英迪拉”这样的竞选论题太抽象、太遥远了。人们说，如果是邦议会选举，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那时，政客们会讨论更直接的种姓和社群问题，会给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允诺：有关柏油马路、水箱和通电，等等。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离纳雅集市不到二十英里的斋浦尔公路上，四十六岁的吉申格尔大公——反对派的支持者，邦议会议员——被刺杀了。
吉申格尔隶属于阿杰梅尔旁边的选区。拉贾斯坦的面积有六百五十平方英里，跟一九四七年的状况一样。在大公林立的拉贾斯坦，吉申格尔是一个不太显赫的姓氏，但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显赫家族的血亲，他在阿杰梅尔知名度很高：他在那里的俱乐部打羽毛球，在梅奥学院的球场打网球。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王妃一起去参加一场婚礼，正要离开时，电话铃响了，吉申格尔本人接了电话。然后他对王妃说，他出去一下，十分钟后就回来。他自己开着一辆印度产的菲亚特离开了王宫，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和很多子弹，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卢比。在距离王宫几英里的地方，在斋浦尔－阿杰梅尔公路一截笔直的路段上，车子停了下来，也可能是被拦住了，子弹从吉申格尔的右耳射了进去。他的左轮手枪被拿走了，钱却分文未动。
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闻。十一点钟，在沙漠的强光里，印楝和仙人掌侧立路边，周围褐色的低洼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荆棘树，眼前这辆小小的“香槟绿”菲亚特显得有些怪异，它既没有君王之气，也没有悲剧色彩，车身没有一点凹痕，车窗玻璃一块也没有碎，只有驾驶座旁边的车门上留着一抹血痕，车子停在了沙子漫过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险杠撞进了一丛高高的灌木，这种灌木叫“柯”，开红色的花，人们可以根据花的情况预言季风强度。车牌是红底白字的大公专用车牌，上面印着：吉申格尔No.11。几块石头摆成一条线，标记出了车子驶离公路的轨迹。公路的另一边停着几辆行政区警署的吉普车，还有一群缠着腰布、裹着头巾的农民。
当地的一些政客也来到了现场，其中有默格拉纳先生，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脸色阴沉，穿着一条灰扑扑的长裤，一件破旧的绿色套头衫，头上裹着雪白的穆斯林头巾，头巾的大小和形状都像是小轮摩托的轮胎。“我是马尔瓦尔人，”他说，“每逢令人悲伤的葬丧场合，我们马尔瓦尔人都要裹上这样的头巾，白色和卡其色的都可以。”默格拉纳先生是邦议会议员，也是死去的大公所属党派的干将。“此前大公一直在为我们带来良好的影响，这次谋杀是某个大人物主使的。”默格拉纳先生曾经拥有两千五百英亩土地。“扎吉尔制度[2]废除后，我的土地都没了。”在扎吉尔制度下，他的佃户要把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产出交给他。“我们用这笔钱来管理封地。我现在做的是大理石生意。如果只靠政治过活，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的生活来源是大理石，政治只是业余爱好。”他从我身边走开，继续沿着马路在那些一动不动的农民面前走来走去，圆胖的脸又阴沉又烦躁，雪白的头巾顶在头上，非常醒目地悼念着死去的党派成员。
阿杰梅尔的行政长官和两位警局的高级官员一起坐着黑色的大轿车来到现场，车上飘着警局的蓝色三角旗，行政长官穿着西装，两位警局官员穿着卡其色衣服。农民们看着他们，默格拉纳先生也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斋浦尔警犬队派来了一名副调查员，他头戴贝雷帽，面带微笑，到现场后就向警局报了到。接着，印度上院议员考尔先生出场了。他轻快地钻出汽车——腿上的紧身裤带着时尚的褶皱，上身穿着一袭棕色长袍——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向那些官员，就像一个习惯于处处受到欢迎的人；然后，他神情庄重地开始检查那辆菲亚特，仿佛那不是汽车，而是尸体。
考尔先生不是那种戴白头巾、按乡村礼仪致哀的人，他的做派属于新德里风格。他很快就发表了一番讲话，讲的是英语：“……卑劣的谋杀行径……法制匮乏、暴力横生的整体氛围……执政党领导人，自总理而下……使用如此不堪的词来诋毁他们所谓的资本家、实业家和封建秩序……煽动大众的情感和情绪，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吉申格尔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却挤满了从腹地赶来的农民。这些发育不良、细胳膊细腿儿的农民，早晨起来一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动身赶往王宫，有的是走路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印度乡镇，新盖的混凝土楼房上面都有阳台和栏杆，但一楼都是肮脏破烂的房子，每家每户都紧贴着房子外墙搭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屋顶盖着帆布或茅草。柏油公路就像一条在尘土和粪便中蜿蜒的黑色小径，两侧的人行道没铺地砖，到处都是一堆堆碎石和遗留下来的沙砾。再往前走，一片湖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湖心有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也许是夏日的凉亭；在湖畔公路的尽头，矗立着吉申格尔要塞的高墙和老城。
老城里，火葬的场地已经准备好，添加了檀香木和其他香料的柴堆静静地候着，仪式已经开始了。马路和城墙周围都挤满了人，拉贾斯坦的农民把这里变成了红色的火海：鲜红、橘红和藏红。载着遗体的敞篷吉普从宫门驶出，大公的亲属身着清一色的白衣服，在这里，白色是可怕的哀悼的颜色。
下午，菲亚特仍然原封不动地停在路边，车头顶着柯丛。那些做记号用的石头已经有些散乱。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远处，两三个农民坐在一棵荆棘树的阴凉里。褐色的山丘在强光下有些泛白。个人的悲剧结束了。穆库特先生和考尔先生都已经在追悼会上发过言了。
吉申格尔事件扰乱了毕希西瓦先生的时间表，我到他家时，只有他妻子在。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土路尽头的开阔地带，穆库特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那里。含义不明的国会旗子有气无力地挂在小花园里，一些花和灌木长在光秃秃的地上。
有人告诉过我，毕希西瓦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一开始坐在花篱环绕的游廊里，那里摆着粗制滥造的家具和一排肮脏的垫子，散发着黯淡无光的家居气息。楼上的平台更不讲究，地面是光光的水泥地，仆人遵照吩咐拿出了几把藤椅，是那种五个卢比一把的当地藤椅。一个仆人蹲在楼梯旁的小房间里刷盘子。这就是印度内地的农村：也许除了电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这是一个正在拉贾斯坦冉冉升起的政治家族，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曾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当年他跟考尔先生的派别斗争得非常激烈，尼赫鲁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
毕希西瓦夫人很漂亮，三十三岁，面色苍白，略显憔悴，头上得体地戴着暗红色的纱丽。一开始，她只说印地语。她说她讲不好英语；但后来她对我网开一面，结果她能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她在她父亲创办的牧师学院接受过教育，学的是印度古典音乐，还学会了纺线。后来，她获得了音乐、英语和印度文学学士学位。她现在仍然纺线。“我相信甘地的教导。”但她放弃了文学，“我不喜欢现代文学，看不懂。我也不喜欢印度的现代文学。我喜欢莎士比亚、勃朗宁和雪莱。”
她不喜欢政治生活。“我丈夫不是政客，他是劳动者。”这是甘地的话：善事的践行者。“我也坚信应该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但我希望能默默地改善，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不过我希望我丈夫更有知名度。人们应该认识到他的才干。如果他是个诚挚而勤勉的人，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毕希西瓦先生回来了，他高大，圆胖，穿着长裤和一件褐色运动衫。他看上去心烦意乱，气喘吁吁，显然是被吉申格尔事件弄得精神紧张。他还错过了撒拉达纳村的会议，我们马上就要去那个村子。也许是今天这个不幸的日子里的一件幸事，也许是出于神意：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一位苦行僧。他身材矮小，精力旺盛，从头到脚都裹着藏红色的衣服。他看上去冷得要发抖，但那其实是他的藏红色头饰造成的效果，那块头饰是用一整块棉布缠出来的，缠得非常巧妙，形状介于主教冠冕和小丑帽之间，左右两条耳搭垂在耳朵上。
在拉贾斯坦这个地区的村子里，房屋总喜欢挤作一堆：广袤的空间突然变得局促起来，一种人工建造的固态物质出现在眼前。撒拉达纳村就是这样。我们在两个茶棚旁边停了下来，黑暗的棚屋里闪着火光。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我们朝村子的另一头走去。毕希西瓦先生甩开大步走在村子里，脚下尘土飞扬。穿着橡胶凉鞋的苦行僧一路小跑地跟着，两条耳搭支棱了起来。我们像赛跑一样快步疾走，走过一棵棵剥了皮的树，迈过一堆堆碎石，路过一间间破旧的院子，跨过一条条污秽的排水沟。狭窄的巷子弯弯曲曲，时而转弯，时而突然把我们带进一块小小的空地。我们经过了一群抽烟的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厚厚的、温暖的土地上，围着一个黄铜盘子，上面摆着烟具。然后，我们出了村子，又来到那两个茶棚旁边。
有些人来到毕希西瓦先生身边，低声跟他说话。一致同意，一致同意：在各种印地语中，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都十分明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把一口很小的黑锅架在用草秆燃起的熊熊大火上面，在炒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毕希西瓦先生说：“他们自己开过会了。全村都决定支持我。”
“一致同意。”一个头戴黑帽的村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再好不过了。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出人意料地完成了。
开车回阿杰梅尔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参选国会议员的政客，毕希西瓦先生这身裤子加运动衫的装扮并不合乎常规。我问：“这么说，你不穿家纺的衣服？”
他以为我在指责他。他扯着他的褐色运动衫袖子说：“这是家纺的。有时候，我是为了方便才穿长裤的。但我经常围腰布，我喜欢腰布。”
就是说，今天他只是没穿惯常的衣服。他不是我以为的那种跟甘地夫人的新型竞选相配的新型政客。他是国大党人，渴望遵循旧有的风格；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原则都是从他叔叔那里吸收来的。当国会分裂，以甘地夫人为首的政府变成了少数派政府时，国大党的邦一级首脑曾经为站在哪一边而犹豫不决，毕希西瓦先生承认，他当时也跟着他们一起犹豫。当邦一级国大党宣布支持甘地夫人时，他就跟着他们站了过去。新型政治属于甘地夫人，而且只属于甘地夫人。在拉贾斯坦，国大党的组织和整个权力结构都一如既往。似乎是甘地夫人凭着一人之力，把独立以来一直在执政的党变成了抗争的党。
但对于毕希西瓦先生来说，竞选的输赢仍然是一场赌博。一九六七年，他获得了十四万五千张选票；他的主要竞争者，来自印度人民同盟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十万零八千张选票。但那一年，毕希西瓦先生还有穆库特先生和乌代浦大公的支持。现在乌代浦和人民同盟都在支持穆库特先生。乌代浦大公会让毕希西瓦先生失去拉其普特人的选票；吉申格尔事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
那天晚上，毕希西瓦先生要动身前往农村开展为期两天的活动。他的竞选指挥部设在一栋别墅的一楼：一间光秃秃的中厅，壁炉空空如也，高高的蓝色墙壁上开着椭圆形的窗，窗户紧挨着天花板，开裂的水泥地上铺着破旧的地毡，旁边的小厢房用栅栏和铁丝网封了起来。助选的工作人员有些是花钱雇来的（一个月四十卢比，也就是两英镑，每天工作两小时），有些是小政客，他们到这里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工作人员乡里乡气的举止让新德里运来的海报上的革命允诺变得像是空话。一些光着脚的男孩坐在地上，往纸箱上贴海报：投票支持毕希西瓦先生。站在竞选指挥部，站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毕希西瓦先生看上去确实心烦意乱。
然而，穆库特先生也有棘手的问题。按照正式的说法，他是反对派或组织派国大党推举的候选人。但组织派国大党在阿杰梅尔根本没有组织。穆库特先生只好依赖人民同盟的组织，而他和人民同盟不久前还是敌人。各个反对党派的核心领导人之间已经结成了联盟，就议席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阿杰梅尔的议席分配给了组织派国大党和穆库特先生。
阿杰梅尔的人民同盟党人一直想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现在却不得不支持穆库特先生。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的党主席夏尔达先生曾经在一九六七年竞争过这个席位，他不喜欢现在这种安排。他说：“这是人民同盟的席位，应该由人民同盟的人出面竞选。我比他们选的那个人更合适。你们见过他吗？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瞎子，看不见东西。我们的人总是来问我：人民同盟为什么不出来竞选，我为什么在帮那个瞎老头？”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联盟。自一九五一年创建以来，人民同盟已经越来越壮大，夏尔达先生说，这是因为国大党的腐败；而这段时期基本上是穆库特先生在阿杰梅尔主持国大党事务的时期。然而，人民同盟并不仅仅以反对国大党的腐败而著称。国大党不主张宗教对立；穆库特先生在维护穆斯林权利方面有着很好的口碑。在北印度，人民同盟作为好战的右翼印度党派而崛起，号召印度人对抗穆斯林；在印度人内部，人民同盟又号召北方说印地语的雅利安人对抗南方的德拉维人。他们主张对少数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印度化”。最近，人民同盟嗅到了国会权力的味道，便弱化了他们的雅利安共同体路线，把自己的敌人设定为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共同体方面的声誉仍然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我们不想从苏联或柯西金那里吸取思想。”夏尔达先生说，“我们有自己的遗产，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吠陀》，这是人类写的第一本书。在《吠陀》的光芒下，其他民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拥有这样一笔古老的遗产时，我们相信我们的种族是伟大的，高贵的。我的祖父哈比拉斯·夏尔达写了一本书，名叫《印度至上》。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书里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事实和数据，用来说明印度人为什么比其他种族都优越。”
夏尔达先生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体格结实，穿着一件棕色的条纹西装。他戴着茶色眼镜，总是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个“瞎老头”，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其实，恰恰是视力问题让他不得不放弃律师行业，做起了经销水泥和布料的生意。他住在圆屋山下一座新盖的水泥平房里，房子对面是一堵石墙，用牛粪涂过的墙面正在风干。他的客厅里有个玻璃橱，里面有些小摆设；小小的葡萄苗从两只威士忌酒瓶里长了出来，一只瓶子是棕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肖像画，仿佛一幅染了色的照片，画中人是哈比拉斯·夏尔达先生，《印度至上》的作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婆罗门，蓄着下垂的胡须，他在英国殖民时期当选过中央立法会的成员，获得了“大臣阁下”的称号（仅次于“骑士”封号），他因为起草《禁止童婚法案》而闻名于世，这个法案从一九三○年起禁止了儿童婚姻，人们至今仍称它为《夏尔达法案》。
“我们家族是最早起来反抗这个国家的社会丑行的。”夏尔达先生说。但现在，他的党派在全力支持印度建设核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在全力支持保卫神圣母牛的运动，两者并行不悖。人民同盟和任何地方的极右翼党派一样，善于运用愤怒和简化的学说，但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矫情。他们喜欢谈论危险和痛苦，“我们的文明到了危险关头。”夏尔达先生说——他们能够从当前的苦弱中，魔法般地召唤出一个富强的未来，未来的印度会再次像她神秘的过去那般纯净，那是非常遥远的过去，远在英国征服之前，远在穆斯林入侵之前。
“我们需要原子弹来保卫国家安全，但这是一项关系到印度全局的政策，我不会跟村民过多地谈论这个。”但母牛就不同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母牛对我们国家很重要，所以不应该宰杀母牛。德里有一位候选人拉姆·高佩尔·谢尔瓦拉先生，他把保护母牛当作他唯一的奋斗目标。政府应该保护母牛，而且应该提供健壮的公牛，这样就可以繁殖出更好的品种。也应该妥善安排饲料，因为这一带经常有饥荒，成千上万头牲口会死于饥荒。”
他认为穆斯林不会反对这项提议。“住在村子里的穆斯林是农民，他们喜欢像印度人那样生活。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狂热分子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会想方设法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鸿沟。”但后来，当我们谈起四万张穆斯林选票的投向时，夏达尔先生用他那直截了当、心无芥蒂的口吻说：“这些选票会分化。但一般来说，大部分穆斯林不会把选票投给人民同盟。”
我正要离开时，一个打着赤脚、裹着破腰布的仆人送来了一份报纸，内地版的《祖国》，这是人民同盟刚刚在德里发行的英语日报。关于吉申格尔的报道和对政治谋杀的指控仍然醒目地占据着头版。
穆斯林的选票不会投给人民同盟。但穆库特先生认为，凭他为穆斯林做过的事情，他们会投票给他本人。这是兴高采烈的一天，他做了一晚上的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似乎认为，跟昔日的敌人联手之后，留给对手的选票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们坐在一辆助选吉普上，从阿杰梅尔前往军事城镇纳西拉巴德，汽车外面是被连续八年的干旱洗劫一空、几乎变成了荒漠的乡间土地。穆库特先生在司机和我之间坐着，或者说斜躺着。他瘦小、脆弱，动不动就东摇西晃。他围着腰布，罩着黑色马甲，优雅的头颅向后仰着，失明的眼睛闭了起来，一双精致的手不时地握住空气。他说话时，那张宽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嘴有时会在两个句子之间不出声地一张一合，仿佛喘不过气来。他那柔和的态度和脆弱的情态，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变得柔和起来。我侧着身子，努力倾听他兴致勃勃的谈话，不时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送一个爱饶舌的伤残人员奔赴医院，而不是在追随拉贾斯坦的政治大师经历一整天的竞选苦战。
阿杰梅尔街头出现了一种宣传单，号召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抵制穆库特先生。穆库特先生说，这是毕希西瓦先生那一派耍的又一个花招；然而人民同盟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忠诚连他都感到震惊。穆库特先生说话的语气不太像一个看清了其所属国大党的错误的人，而像一个终于能够开口抨击国大党的过失的局外人。人民同盟说，国大党腐败了。说得没错，穆库特先生说。“权力腐蚀了我们，我们的政客变成了徒有虚名的甘地主义者。”但他本人对此无能为力，他从未担任过部长。现在他跟人民同盟结盟了，他看不出这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有什么复杂性。他的立场很简单：他在以一个甘地主义者的身份对抗英迪拉派国大党，英迪拉派国大党是非法的、激进的、西化的。
“甘地的意识形态跟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他的政治策略的基础是手段应该跟目的一样正当。”他认为甘地夫人的做法不符合这一原则。他也很担心国有化。“国有化会毁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都经营得一团糟。”他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拉近了他和人民同盟的距离，人民同盟跟共产主义誓不两立。但穆库特先生似乎既不关心效率，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而一种甘地式的怀疑——对机器的怀疑，压倒了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他反对国有化的缘由。穆库特先生听说，机器已经把西方毁了；机器也会毁掉印度。“甘地让我格外钦佩的地方，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围着腰布去了白金汉宫。”
我问他，这种举动为什么值得钦佩。
“因为他把贫穷的印度景象展现在了世界面前。”
“尼赫鲁先生说过，在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其危险在于贫穷可能会被神圣化。”
“他说过这样的话？”穆库特先生停顿了一下。这种思想很新鲜，很“西方”，也许令他在智力上难以处理。“我从没听他说过。”他无声地把嘴张开，又合上；他的头又向后仰了过去，眼睛闭着，像个呼吸困难的病号。
我们经过一座新修的湿婆神庙，竹子搭的脚手架还没有撤掉，这座庙是农民为庆祝八年干旱结束而修的。白色的庙宇矗立在一片刚长出的荆棘丛中，显得有些凄凉，这里以前是一片林地，干旱快结束时，这里闹了饥荒，树木都被砍去烧成木炭了。再往前，就到了军事区：光秃秃的地面上搭着新旧不一的营房，士兵们扛着来复枪，三三两两地在沥青路上跑步。
纳西拉巴德的主干道上摆着水果和蔬菜摊，亮闪闪的。我们在这里停下，一双双毕恭毕敬的手搀扶着穆库特先生钻出吉普，领着他，一肩高一肩低地走过蔬菜摊，穿过窄窄的人行道，向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办公室走去。办公室外面的门楣上挂着落满尘埃的镜框，里面镶着勒克瑙大学颁发的文凭；办公室里，门的上方漆着色彩鲜艳的印度宗教图案。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玻璃橱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摆满了印度的法律书籍，清一色的棕色封面，玻璃橱的边框漆成了黄色，隔板上不太整齐地贴着红色的标签。
穆库特先生说：“他是我的弟子。”
那位律师是个中年人，穿着一件巧克力色与紫色相间的运动衫。他说：“我的一切学识皆受教于穆库特先生。”他说话声音很大，仿佛在对整条街讲话。
他们让穆库特先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为他端来了一大块苍蝇爬过的cachoree，这是当地的一种油炸美食。
那位律师说：“穆库特先生造就了我。他无偿地为这里的很多人服务，纳西拉巴德人还记得这些。”
穆库特先生向后倚着，细长的腿从椅子上垂下来。他摸索着去找cachoree，为了让他吃起来方便，他们已经把它弄成了小块。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准备叹气。
律师也指出了穆库特先生竞选的劣势。在这间办公室里，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关系才跟穆库特先生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余的都是人民同盟的人，他们大多是小店主，即便是那位身穿奶油色西装、脚登尖头黑皮鞋、涂着眼影粉的冷峻的年轻人，也出身于小店主家庭，他本人是一位教师。人民同盟是活跃在城市的政党，没有乡村组织，只有国大党有乡村组织。抓住乡村组织才是竞选的关键；而穆库特先生唯一拥有的武器是他的影响力。毕希西瓦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属于执政党，执政党有办法给各方施加压力。
“我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赢得上次邦议会的递补选举的。”律师说，“当时这个地区在闹饥荒，农村人没有工作，政府机构在有些地方开展赈灾活动。他们教给赈灾人员一个口号：你们如果投票给另一边，赈灾工作就一概停止。”执政党现在又故技重演，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不可接触者”（也叫贱民），执政党使出各种手段贿赂他们，尤其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给他们贷款。
阿杰梅尔一位很有地位的基督徒曾经向我抱怨：贱民在政治上获得这么多关注，越来越不好管束了。他们被“提升”得太快，根本“立足”未稳；贱民举行了几次罢工。“对有些贱民，我不得不严词以对了。”那位基督徒说。我以为眼前这位律师想表达同样的意思，只是用了曲折的非基督徒方式。于是我问他：“就是说，那些低种姓的人现在的表现很差？”
“很差？”律师不明白我的问题。他是印度教徒，他的社会感不同于基督徒，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感到愤愤不平。种姓不是阶级。一个人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否认自己的种姓，也不会试图摆脱自己的种姓，无论他的种姓有多低。没有人试图“僭越”种姓；任何人在种姓上拥有的安全感都不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威胁。因此我的问题让律师摸不着头脑。“没有，”他最后说，“他们表现得不差。他们只是被愚弄了。”
但穆库特先生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呢？他拿什么来对抗对手对民众的吸引力？他的竞选诉求是什么，母牛保护吗？穆库特先生对我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每一个阿杰梅尔人都知道他的过往表现。在国会任职期间，他不仅呼吁禁止宰杀母牛，惩罚宰牛者，还提倡允许母牛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吃草。
“我们太以西方为导向了。”穆库特先生说。他现在坐直了，瘦瘦小小、干干净净地盘腿坐在藤椅里。“你去村子里看看。现在那里的人都想穿夹克，打领带。看看我们印度自己的草医学，我们努力了那么久，人民才慢慢接受了，这些草药比现代药物便宜多了。还有那些水管。”
我说：“水管，穆库特先生？”
“村子里都通上水管了。在村子里通水管，这太过头了。城市里通水管没问题。但在农村，从井里打上来的健康水已经够好了。但现在他们把水管通到很多村子里去了。对我们的女人来说，去井边打水是让她们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并没为女人找到其他的运动方式。同样，我们有自己的chakki（一种磨），可以在地上碾谷子。现在它们被电磨坊或者燃油机磨坊取代了，全村人都把谷子送去这种磨坊，结果女人又丧失了一项运动。以前即便是在城里，小户人家也是自己用chakki磨稻子的。现在一切都西化了。这属于道德败坏，因为它对女人的健康和习惯产生了不良影响。除非为她们找到新的活儿干，否则这些东西自然会让她们变懒。”
在一个闹饥荒的地区！出自一位候选人之口！但穆库特先生仍然可以深入乡村，争取选票，因为他是个甘地主义者，而且自知德高望重。他通过服役和牺牲赢得了声望。为服役而服役，为牺牲而牺牲。“自从考特先生和我离开了国大党，”穆库特先生说，“国大党就再也没有一个服过刑的人了。考特先生蹲过监狱，我蹲过监狱。”民主制度、法律实践和权利意识，这一整套价值都被吸收进了另一套价值观，都被吸收进了一个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产生的歪曲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吉申格尔星期二晚上遇刺，星期五晚上，全印度的广播都在宣布：警方已经“破”案，而且逮捕了一名学生。星期六，被逮捕人的详细“口供”传遍了阿杰梅尔，下午，街头出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小传单。
布希姆·贾特，谋杀吉申格尔大公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整个案情水落石出了。大公在离吉申格尔几英里的地方拥有一座农场。布希姆·贾特和他美丽的姐姐在农场里为大公干活。大公利用姑娘的穷困，长期跟她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布希姆·贾特，这位十九岁的少年无法忍受大公对姐姐尊严的践踏，决定靠自己来伸张正义，于是用他的土制手枪射杀了大公。
但政治斗争总是歪曲事实，贩卖谎言。某些政客立即召开追悼会，极力展现他们的悲恸，号召选民通过击败英迪拉派国大党来为大公报仇。
你会把选票投给一个把你的女儿或姐妹的尊严当成儿戏的政党吗？面对这些大公王侯的死，我们应该额手相庆，而不是潸然泪下，这些大公们唯一的王者做派就是深谙如何占贫苦姑娘的便宜。站起来，彻底粉碎这些荒淫无耻之徒吧，让他们再也不要嘴上念着甘地的名字，向你们索要选票……
穆库特先生还有羞耻心吗？居然坐上了他的仇敌人民同盟的膝盖。竞选应该是政策的角逐。穆库特先生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选民。穆库特先生在焚烧大公尸体的柴堆上翻炒了自己的选票大餐。
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同样辛酸：布希姆·贾特的姐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做了吉申格尔的情妇。布希姆·贾特被自己的种姓驱逐，因为他卑躬屈膝，让大家蒙羞。吉申格尔把农场上的一栋房子送给了布希姆，出钱让他接受教育，还答应把整个农场送给他。但后来，农场里有一口井喷水了。在沙漠里，水就是金钱；而吉申格尔正在担心政府要“取缔”王族，自己可能会失去私产，所以就不想兑现他对布希姆·贾特的允诺了。
吉申格尔是十八世纪一个画派的名字，但它现在跟一位农妇、一座农场和一口井联系了起来：一出农民的戏剧。这跟那天下午在梅奥学院举办的王家颁奖盛典相去甚远。校长在演讲的讣告部分追思了吉申格尔，回忆起当年那个杰出的、受人欢迎的大男孩，就像死去的斋浦尔大公，“他去英国玩马球——他最喜欢的运动——的时候，客死在英国。”
男生们穿着白色紧腿裤，黑色长外套，头上裹着长长的拉其普特粉色头巾，仪态非常优雅。他们坐在莫卧儿风格的比卡内尔亭台的台阶上，对面看得见棒球场、空白记分板和学院的草场，远处是阳光照耀下的褐色阿杰梅尔群山。荣誉嘉宾是加拿大高级专员。亭台较低的台阶上坐着其他嘉宾，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拉贾斯坦的几位君主：哥塔大公、来自焦特布尔家族的一对夫妇和乌代浦大公。一百年前（几乎就是一百年前的今天），乌代浦大公的先人最先响应总都梅奥勋爵的倡议，捐出十万卢比（在当时值一万英镑），集资兴建了王族私立学院。
亭台下方的开阔地带坐着学生家长，很多人是箱贩和商业高级经理，有些人甚至是从遥远的加尔各答赶来的。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阿杰梅尔相聚。他们是印度谦卑的中产阶级，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产儿，但他们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多少根基，他们拥有的只是每个贫穷国家中产阶级所共有的脆弱。在贫困的印度，他们的抱负很远大，期望却很少，很容易安抚。印度总是威胁着要压垮他们——看看那些站在棒球场边上的仆人吧——就像沙漠、农民和新政治已经压垮了吉申格尔和他的古老姓氏一样。
但乌代浦大公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参加颁奖仪式。他一直在奋力抵制甘地夫人和她的党派，他以君主的风范、自由职业者的风格忙碌着，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来阿杰梅尔是为了助穆库特先生一臂之力。他坐着一辆一九三六年版的墨绿色敞篷劳斯莱斯，带着他的司机、竞选秘书和两位保镖。他几乎立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天晚上，当男生们在梅奥学院演出《仲夏夜之梦》的时候，乌代浦大公在集市上对着一群会众发表了讲话。他的名字像是具有魔力，一下子就吸引了一万五千人前来倾听。
第二天是星期天，是关键的一天。乌代浦大公将跟穆库特先生和夏尔达先生一起走访阿杰梅尔选区内的几个曾经属于乌代浦的地区。这个小使团的出发地是位于八号公路的爱德华七世迎宾馆，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离它不远处有一座仿莫卧儿风格的钟塔，是当年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周年而建的。
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夏尔达先生身着西装，散发着“西方”与商人的气质，但他心中却怀着一个人民同盟党人对一个未经染指的印度的牧歌式梦想；他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上载着卧具和其他补给。穆库特先生，这位卫士和老一辈国大党员，如今却郑重其事地穿起了白色紧腿裤和奶油色长外套，他坐在一辆灰色的大轿车里。乌代浦大公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敞篷车，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型适中，戴着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身穿深蓝色尼龙防风夹克。三十六岁的选举秘书个头很高，挺着肚腩，蓄着蜷曲的络腮胡子，一缕缕的黑发闪闪发亮。他穿着一袭宽松的白色棉布衫，看上去像个圣人。两位保镖身穿卡其色制服，头裹橙色头巾，挎着来复枪，高高地坐在劳斯莱斯尾部：仿佛在大声地向世人宣告拉贾斯坦的君主们此时面临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