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的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收录了多篇随笔，或者采用更为恰切的说法，是关于我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的记叙。所以也可以说，是它们让我的旅行经验得以完满——为了写就我称之为“我的求索之书”的作品，我进行过一些更大的旅行，这些文章为之做出了补充。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踏上旅途去写作，我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这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展。
就此而言，关于人类其他活动的一句谚语也同样适用：收获总是与付出成正比。这些文章于我非常重要，它们哺育了我，因为我在其中付出了很多。要写就这些关于“异域”的文章，既可以采用理想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编辑们偏爱这种方式，因为那也是他们所熟知的）是：你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与当地的英文报纸取得联系，然后就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新闻。如果你富有这方面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和知识。
那时的我既无人指导，也没有榜样；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可以说，我尽力深入所到之处。我详尽地阅读当地的各家报纸，连分类广告也不忽略。我思考自己想要追踪的主题，想要找到的人，让一个问题从另一个问题当中发展出来。这是一种费时颇多的方式；报社并不喜欢；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却留存了下来，成了我的个人财富，可能会为我后来的书、甚至虚构作品提供素材。且不论报社并不愿资助作家进行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工作对作家而言也非常艰难。在完成一本书之后的疲倦之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让人头痛欲裂，让作家瘫倒在地，最终的作品也可能并非总是他的最佳之作。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这样的工作常常令人兴奋。我通常会在一本书接近完成之际向报社提议为他们提供这种类型的新闻稿，在那样的时刻，创作一本书的种种约束行将消失，这种更理想的新闻报道（还有旅行和新的景致，以及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显得美妙而自由。但接下来，我的年龄成了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理想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幻觉。我不得不放弃；在创作一本书的劳作之后，我没有精力再去追逐新闻理想。这样的放弃适得其时，伦敦的报纸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他们决定不再采用外稿，我这个作家作为自由记者的收入也全都没有了。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品来加以沉思。
（马维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