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学无止境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

¤进取——学无止境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

学无止境,拥有知识就拥有一切,成功也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学习是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没有求知欲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是最聪明的智者,也要有永远学习的精神,只要世上还有不懂的事,就没有理由停下前进的脚步。

勇于向对手学习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一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1.主张向西方学习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2.开办近代军事工厂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

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即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

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3.设立翻译中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泽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泽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天下有做不完的学问,读不完的书,所以学要有法,习作要有道才能学有所得。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

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1.生活中告诫家人谨守俭朴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2.工作上勤奋执著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3.读书上重视读书做人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12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4.修养上时刻检点自己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5.孝亲上孝敬长辈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6.清廉上两袖清风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过程之中。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成:

1.戒言谈刻薄

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也为此下定决心改过,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和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

2.戒暴怒

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问总是“忿”字、“欲”字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练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

3.戒贪妒之心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

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曾国藩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奋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了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善研致用之学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在任五部侍郎期间,曾国藩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3.疾病缠身也读书不止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竞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切己体察贵专而有恒

一个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贵在持之以恒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哩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国藩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读书有方法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目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

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3.读经与读史的方法

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

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

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

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学而优则仕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以学习改变命运并非捷径,但一定会有效用。

1.少年苦读

曾国藩生于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中庸》、《孟子》,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到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伎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2.高中秀才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刚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

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3.中进士,入官道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人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

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应该懂得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一旦错过就会抱憾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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