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犯中国，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上海也随即卷入战火之中。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第五部，主管宣传。部内下设国际宣传处（下称国宣处），作为国民党战时国际宣传政策的执行和管理机构。⁽¹⁾在1937年至1945年的8年岁月中，国宣处负责国统区的抗日对外宣传，外国记者的管理以及外电的审查，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痕迹。然而，由于历史、意识形态以及信息匮乏的原因，国内新闻史研究对此段时期的研究异常薄弱，即使偶然涉及，也多语焉不详。本章试图系统地修补这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国际宣传处成员合影，第二排右四为董显光、第三为曾虚白

国宣处是国民党战时外宣的核心机构，决策人物是董显光（1887—1971）与曾虚白（1894—），此二人历经了国宣处从创立到结束的全部阶段。他们的回忆录、书信、档案为研究此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数据，也是本章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抗战时期前来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的自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他们的心路历程；1982年，45名美国“中国通”——包括战时记者和外交家——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亚洲中心举行了一次盛会，大会发言被美国历史学教授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以《中国报道：20世纪之四十年代的美国新闻口述历史》为题编辑出版，该书亦为本章提供了有力的参照。⁽²⁾

国宣处的建立及其业绩

国宣处的前身是外电检查处。193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在战云的笼罩下，一大批外国记者开赴中国，主要集中在北平和上海。随着日军的南下，上海报界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比如有影响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和上海《泰晤士报》对日态度暧昧，而《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则支持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苛刻的外电检查使国际新闻界怨声载道，政府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专业机构——外电检查处——来处理外国记者的新闻稿，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时任蒋介石外交事务顾问的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看中了上海英文《大陆报》总主笔、留美归来的新闻人董显光，请他为了国家的利益，接受政府的委任。⁽³⁾

时任蒋介石外交事务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左）统领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右为黄仁霖

董显光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新闻学子，先后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20年代回国后曾在北平、天津办报、后移师上海主持《大陆报》（China Press），是一位学贯中西、理论实践都很出色的新闻人。他曾是蒋介石在溪口老家中学时代的英文老师，蒋对他十分尊重、信任。董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与西方人的关系也很密切。作为一个报人，董虽感任职政府新闻检查官差强人意，但国难当头，自己也只好承担。他说：“作为新闻记者，我不赞成新闻检查，但现在让我改良这个制度却符合我的兴趣。通过新闻贡献我的能力，给中国培养国际好感是我应尽的责任”。⁽⁴⁾

上海的外电检查处最初只有4人，除董外，还有精通英文的董寿朋，精通俄文、法文的朱书清（女），以及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记者普赖德（F. L. Pratt），后来加盟的则有曾虚白和魏景蒙。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董显光的管理才能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外界纷传蒋已被杀死，许多外国驻华记者都想抢发新闻，董作为政府外电检查官，不断与南京联系，监视时局，并婉劝英美记者缓发消息。及至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许多记者才如梦初醒，都感谢董——由于他的劝告避免了新闻失实；日本的同盟社，则因7次错发了蒋已死亡的消息而大丢颜面。在1937年“八一三”沪战中，中国飞机误炸了停泊在吴淞口的美国游船“胡佛号”，很多中国官员试图扣发外国记者的新闻稿，认为若报道真相，会影响美国的民意，对中国不利。董立即请示了负责空军的宋美龄，查证了事实之后，决定放行新闻稿，此举亦赢得了西方记者的赞誉。⁽⁵⁾

1937年11月，在外电检查处基础上成立的国宣处由南京迁往武汉，该处在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督导下，由国宣处曾虚白处长具体主持，其国际宣传策略之一是雇佣有经验的外国名记者，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新闻网，除总部外开辟了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7个海外分支机构。英国《曼彻斯特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田伯烈（Harold Temperley）被国宣处聘为驻美主持人，⁽⁶⁾以泛太平洋新闻社（Trans Pacific News Service）为发稿基地，黎甫（Earl Leaf）主持纽约事务，艾文思（Henry Evans）主持芝加哥事务，罗学特（Malcolm Rosholt）主持旧金山事务，此外，夏晋麟驻守伦敦，温源宁负责香港，董寿彭、魏景蒙则坐镇上海。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又增设了由骆传华主持的仰光办事处、由谢善才主持的印度尼西亚办事处以及由叶公超主持的新加坡办事处。总部下分四科一会三室，即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总务科、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和资料室。⁽⁷⁾重庆时期的国宣处，扩展为六科三室，增加了摄影科和广播科。⁽⁸⁾该处还创办了多种中外文刊物如：《战时中国》（China at War）、《中国通讯》（China Communication）、《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并出版宣传中国抗日的书籍，向海内外进行新闻广播。⁽⁹⁾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普赖德（F. L. Pratt, 前排左一）是国际宣传处的元老

国际宣传处招募了很多西方记者相助，前排右起依次为白修德、沈剑虹、马彬苏（苏格兰）、武道（美国）、董显光、曾虚白、季泽普、崔万秋。其余人皆为该处工作人员

揭露日军的凶残、宣扬抗战英雄事迹是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的中心。在揭露方面，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成功的事例。1937年12月11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两名日军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此后，日本报纸以战果的名义发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同年12月15日，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刊登了记者斯蒂尔（A. T. Steele）从南京江边军舰上发出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从12月17日起，《纽约时报》记者窦丁（Tilman Durdin）对日军暴行作了连续报道。日本旋即对南京屠杀的报道加以限制，同时散布“南京市民生活正常”等粉饰太平的言论，企图迷惑国际舆论。为了揭露真实情况，赢得国际舆论支持，1938年春天，国宣处秘密派员赴英、美、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并先后在伦敦和纽约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引起强烈反响。放映的影片为美国牧师马吉（J. Magee）在大屠杀时使用小型摄像机秘密拍摄的现场实录。⁽¹⁰⁾

1938年5月6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致蒋介石的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宣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经过：

职部国际宣传处前因在敌国境内推进宣传工作，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兹四人中已有三人返华，报告工作成绩，尚有相当收获。据报告称，彼等赴日，将职部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分别递送，流传颇广。此中并有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档甚多，颇引起相当波动。三人之一，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领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发现彼等宣传之迹象。彼等复携有第三国人及日人自己所摄战区中暴行照片多套，秘密分赠东京各国使领馆人员……⁽¹¹⁾

为了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国宣处还请外国记者作为代言人撰写南京大屠杀实录。当时在南京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和美国教授史迈士（L. S. C. Smythe）均是此事件的揭露者，国宣处决定出重金请他们撰写目睹实录。⁽¹²⁾最后，二人的著作《日军暴行纪实》（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南京战祸写真》相继出版，在国际上影响甚大。董显光的报告同时也记述了出版该书的情况：

……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搜集战地第三国人所记录之日方暴行数十篇，约十余万言，刊印专书，将于本月中旬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各该外人留日之时复广作日语宣传，即向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各国驻日通讯记者、日本工商界领袖、日本基督徒及日本政党要员、机关公务员等作个别之谈话，告以日军人对华作战之不智，若何破坏其自己之市场，若何毁灭其自己之战斗力量，他日必为苏俄所乘，复告以中国民众抗战之情绪如何昂扬，抱如何抗战到底之决心，全世界抵制日货运动之普遍，表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战之如何不满……⁽¹³⁾

国宣处派员赴海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进行的一次有效、全面地揭露真相的行动。它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对大屠杀真相的掩盖，也是中国近代宣传史上的一个著名成功案例。

在宣扬抗日英雄方面，组织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是国宣处的重要工作。宣传台儿庄战役是一个突出的实例。1937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后，国宣处立即组织了一架专机，满载着武汉的外国记者前往台儿庄采访。听过指挥将领对战役的简述后，各国记者对官兵进行了采访。随后，一篇篇战地新闻传向全球各地，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必胜的信心。台儿庄战役之后，汉口成了西方记者纷至沓来之地，其中有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约翰·根舍（John Gunther）的身影。中国战场日益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中心。这与国宣处的积极宣传密切相关。其他一些案例包括：1939年5月中旬，国宣处邀请20余名外国记者前往鄂豫战区采访被俘日军，发布了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称日俘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同年10月，湘北大捷，董显光率一批外国记者前往采访，记者们纷纷赞扬中国军队作战勇敢。1942年1月3日，长沙三次大捷之后，蒋介石下令派专机运送外国武官和记者前往参观。

1938年11月中旬，在汉口沦陷后不久，国宣处移师重庆，12月1日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正式办公。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据国宣处处长曾虚白回忆：

我们这些人都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里办公。全体同仁，上至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科员、办事员都由公家在巴中用竹筋、土墙、泥地、稻草盖顶的房子作为宿舍，借蔽风雨。实际上，当时政府机关虽都在重庆办公，都另在乡间觅屋安顿眷属。国际宣传处是惟一鼓励把眷属宿舍集中到办公室处来挤在一起的机构。理由很简单，我们要表现我们的抗战精神。显光兄住在一座六角凉亭内，四周砌了砖墙，就变成他跟夫人住的副部长公馆了。⁽¹⁴⁾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时正担任国民党新闻检查员，他在私人回忆录中记载了国宣处工作的困苦，他回忆道：在夜间常能听到宣传部次长彭学沛和属下有关新闻检查的内部谈话。彭患有便秘，但因工作繁忙，要到深夜才能出恭，为此他要在厕所痛苦地待上一个钟头。

当彭在一墙之隔的厕所里忍受便秘给他带来的痛苦时，经常发出一阵阵的呻吟声，有时似乎是啜泣。有些夜晚，值班的检查员拿着发往美国的电讯稿步履艰难地来到楼上，站在厕所门外，在彭学沛呻吟的时候把英文电讯稿的内容读给他听。然后他们常常大声用中文讨论电讯稿的内容，其中只有几句话我听得懂。可怜的次长和这位值夜班的检查员一起斟酌着这份电讯稿对美国舆论的影响。⁽¹⁵⁾

白修德说，他们两人要在其权限之内做出决定：是否能让电讯稿的某一句话拍发出去，或者是否应当告诉某位重要的外国记者，电讯稿中的这句话要经更高一级的政治当局审批。“他们并不打算欺骗美国；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效劳。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本身就是受骗者，他们不会怀疑那位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友谊，而只会怀疑他的报道是否准确。”⁽¹⁶⁾

驻重庆时期，国宣处总部添设了电播室、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中国海外通讯社和成都编辑委员会，人员最多时达到150人左右。

重庆成了战时陪都后，到此采访的各国记者、作家川流不息。1939年初，国宣处为方便各国记者采访、联络，在巴中校园内修建了几幢简易房，称为外国记者招待所。建造此所还是董显光的功劳。此前在孔祥熙的一次招待外国记者的宴会上，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建议。孔问需要多少钱，董不敢多要，只建议一万元，孔立即拨款照办。招待所建成后，又追加一万元购买家具和设备。该所成了当地的一道胜景。重庆“5·3”、“5·4”大轰炸后，驻渝外国记者大都居于此处。招待所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记者过得舒适，每月饭费每人只有1美元多，而且供应牛奶、咖啡、西餐；房费每人每月仅3美元。很多外国记者都认为重庆记者招待所是国际新闻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并将它亲切地称为“Holly Hostel”。“Holly”是董显光的英文昵称，人们这样称呼它，表达了他们对招待所创始人的敬意。⁽¹⁷⁾

国宣处每周五在招待所举行新闻发布会，每月举行一次记者联欢会，巴中校园成了战时陪都新闻中心。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国宣处共举行外国记者新闻会议250次。1940年共举办外国记者新闻会议54次，介绍外国记者访见党政官员312人次。⁽¹⁸⁾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同盟国家的战时合作，国宣处对宣传工作做了若干改进，积极为驻渝记者发布新闻提供便利。主要措施有：与交通部联系发电（讯）中转站；国际电台发电（讯）免费；为美国驻渝记者播放特稿；自设电台供外国记者发电（讯）；积极搜集外国情报，供记者参考。新闻电讯的检查工作指定专人办理，为外国记者送检、发电、邮寄提供方便。⁽¹⁹⁾

美国记者群

山城重庆在抗战爆发前并无常驻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驻重庆时有少数外国新闻机构随往。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日军横扫东南亚的铁蹄下，香港、新加坡、马尼拉、西贡、曼谷、仰光等地相继失陷。原驻地的国际新闻机构及工作人员多陆续转驻重庆。这个偏僻的西南雾都立即成为亚洲陆地战场新闻的最重要的来源。⁽²⁰⁾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公司、报刊杂志都在重庆设有驻站机构，著名的有：美国美联社和合众社、德国海通社和德新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苏联塔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至1942年年初，重庆约有西方新闻机构23家，而到抗战末期，长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约有34人，而每月总有10到20人左右的流动记者穿梭过往。⁽²¹⁾

这时期的外国记者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职业记者，例如美联社的慕沙霸（Spencer Moosa），路透社的赵敏恒，法新社的马可仕（Jaeques Marcus），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塔斯社的叶夏明（Vladmik Yakshamin）、《纽约时报》的窦丁（Tilman Durdin）、爱金森（Brooks Atkinson), 《洛杉矶时报》的艾力根（Bob Elegant）；瑞士《苏利克日报》的鲍士哈特（Waler Booshardt），《芝如哥时报》的毕启（Keyes Reech）、斯蒂尔（A. T. Steele），路透社的包亨利（Henry Bough），美国《新闻周刊》的马丁（Peppy Martin），美联社的司徒华（Janes Stewart），《时代周刊》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等。

第二类是自由记者，他们是为各个通讯社或报社写作的特派记者或自由撰稿人。比如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苏艾士（Ilona Sues）、斯诺（Edgar Snow）、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美国《经济周报》的史戴恩（Gunther Stein）、美国《政治周刊》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威尔士（Nym Wales）、盖因（Mark Gayn）、罗新吉（Lawrence K. Rosinger）、佩弗（Nathaniel Peffer）等。自由记者一般不在重庆长留，往往是集中一段时间采集新闻，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比如撰写《亚洲内幕》的根舍，还有美国《纽约客》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 1905—1997）。项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重庆采访宋美龄，最后著成大作《宋家三姐妹》，是风云一时的畅销书。

重庆时期的外国记者在记者俱乐部前留影。第一排左起第一人为白修德、第二人为约翰·鲍威尔，图右女士为贾安娜（安娜丽）

抗战期间，美国记者是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的生力军，至少有35名美国记者曾在中国报道战争。⁽²²⁾国宣处的资料表明，在1937年年底至1941年2月期间，他们在武汉、重庆共接待外国记者168人，其中美国记者有77人。⁽²³⁾根据麦金农的研究，在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多出于“偶然”，他们或是通讯社的工作人员，或是自由作家，还有些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美国战时信息办公室（OWI）的雇员来到中国的。⁽²⁴⁾他们的背景和来中国动机各不相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被称为“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从20世纪初开始，密苏里新闻学院就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通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其他渠道向中国不断输送着新闻人才。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莫瑞斯·沃陶（Maurice Votaw）、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就是“密苏里帮”中的佼佼者。这些人的专业教育背景使他们成为美国记者中的“正规军”。⁽²⁵⁾

还有一部分来华的美国记者是迫于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压力。后来加盟《纽约时报》的阿其鲍德·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回忆道：

1931年9月18日卢沟桥事变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小型周刊。那时我只关注加州的柑橘而对中国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经济大萧条使我破产，我开始寻求出路。报纸上的一则“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标题吸引了我。我拿着报纸到经理那里取了点现金，然后乘上Raiyo Maru号船前往上海。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前途也不明朗。我只是希望尽快到达那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到了上海时，正是日本人攻击这座城市的前夜……⁽²⁶⁾

战时美联社记者贝尔登（Jack Belden）回忆说：

1933年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到处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奔向大海。我跳上了一艘德国船“洪堡”号（Hamburg）。我碰到了一名妓女。她对我说在这里不好活，于是我又跳上一条船到了香港，我身上只有一毛钱。我辗转到了上海，靠赌博赚了些钱。后来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穿行，学习中文，同时在《大美晚报》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好在北京……⁽²⁷⁾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中国之旅也具有传奇色彩。他在1938年从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得了谢尔登旅行奖学金。一年后的1939年，他在游历世界时到达了中国，希望从事记者职业，结果被重庆的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录用。白回忆道：“我当时准备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负责审查外国记者的新闻稿，确保他们不向日本泄露一些机密。他还要制作一些煽情的报道，比如有关饥饿、救济工作、无家可归的孩子和孤儿，读者包括美国传教士、富商和政府官员。白将这种新闻称为“特殊新闻”，他曾经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一种反法西斯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会被永远地从美国新闻界驱除出去”。在为国宣处工作了9个月后，白修德成为《时代周刊》的正式记者，从此离开了国民党政府，他认为这样可以更有说服力地帮助中国。重庆时期的白修德写了大量的报道，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报道，以及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专著《中国的惊雷》。⁽²⁸⁾

许多出名的美国记者最初是以冒险家的身份来到中国的。《纽约时报》记者窦丁回忆道：

我来到中国时就像许多冒险家和早年的嬉皮士一样。我当时在休斯敦的一家报纸工作。我决定去看看世界，但是我没钱。我于是在一艘美国邮船上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在海上漂了两个月，越过巴拿马运河直到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达日本，我申请了一份日本广告报的工作，但是这家报纸一直没开张，于是我继续旅行到上海，在那里的《大美晚报》找到了工作。当时的上海很繁荣，而美国有很多人为面包而排着长队。后来，《大陆报》的董显光雇佣了我。不久我也为《纽约时报》记者写稿，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这家报纸要求我正式加盟，我就成为该报的正式成员……⁽²⁹⁾

格兰姆（Graham Peck）的中国之行也是浪漫的。1935年，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生荣获艺术奖，得到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后前往远东，最后滞留中国。格兰姆是个绝对自由主义者，绘画与写作是他的生命。他曾为美国新闻处工作，但他瞧不起重庆的那些美国记者，认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头脑不清的低级记者”。⁽³⁰⁾初到中国，他只准备逗留两周，但后来“为异国情调所吸引”，感到“中国不仅生活舒适，而且物价便宜”，便将原定两周计划延长为两年。⁽³¹⁾他学习汉语，迷恋京剧，喜欢扯着嗓子唱。他首次来华的成果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穿越长城》（Through the Great Wall），后来被认为是最好的几部中国游记之一。⁽³²⁾该书为他赢得了2000美元的报酬，这使他得以在1940年重返中国，他回忆道：

那时我已写成了一部有关上次旅游的书并挣得了足够的钱，使我能再旅游两年，再写本书。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中国人生活的河边静坐，以观察从身后沉浮而来的任何人，把掠过我身边的任何饶有兴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³³⁾

格兰姆、杰克·贝尔登、佩珀·马丁和克里斯托夫·兰德（Christopher Rand）作风放荡，经常酗酒嫖妓。西方记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放浪形骸引起了路透社记者赵敏恒的反感，他曾在当地一家英文报纸上披露了这些人的琐事，比如：合众社的摄影记者甘色勒衣冠不整，曾受史迪威将军训斥；摄影记者白朗德有一本裸体影集，在招待所广为流传；合众社记者马丁醉酒后丑态百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弗尔门扬言要娶西藏公主为妻；《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夏天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日光浴，满身黑毛等等。一些外国记者说赵“丑化西方记者”，状告路透社，此为当时重庆轰动一时的新闻界之新闻。⁽³⁴⁾

重庆的美国记者还曾狂热地追求过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因为她的美貌和风度，美国记者都喜欢找她索要资料。时任美国重庆新闻处主任的费正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她（龚澎）是中共正式任命与异族交往的代表，她有一种使每个人都变得柔顺的本领。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同样感受到她的旺盛的生命力，更不用提《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对她的狂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艾里克·赛法瑞德对她的敬慕；菲利普·斯普劳斯则是默默地喜爱她……⁽³⁵⁾

龚澎和外国记者融洽的关系，甚至影响了后者新闻报道的倾向。王安娜回忆道：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道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掺杂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³⁶⁾

龚澎的“绯闻”传遍了重庆。龚澎与乔冠华结婚的消息平息了美国记者的骚动和国民党报界的攻击。《大公报》还组织了记者招待会，由著名副刊编辑杨刚主持。⁽³⁷⁾

龚澎的美丽迷倒了美国记者

毛泽东在重庆接待外国友人时龚澎常伴其左右

龚澎20世纪50年代出访非洲

在1937年之前，西方记者的生活趋于平淡，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松散的。中日正式宣战之后，特别是在汉口沦陷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世界和战争的中心，发现自己与受难的中国站在一起，“我们在为正义而战！”他们对中国的抗日充满激情。当国民政府最后迁都重庆后，以美国记者为核心的外国记者开始松散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以对抗日益收紧的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

在汉口时，外国记者中加入了曾经采访过西班牙战争和苏联革命战争的宿将。他们带来了一种世界性的观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苏联革命。斯特朗、史沫特莱、伏瑞达·乌特莱（Freda Utley）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但是，这些具有亲共倾向的新闻记者关注的是延安的八路军，他们并没有加入长驻重庆的行列。在重庆的稳定的美国记者群中，大多数人来自职业通讯社或报刊，他们的思想最初是追随国民政府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40年代访问重庆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包括国际通讯社驻东京记者杨·吉姆（James R Young），霍荷德报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 China）与合众国际社主持人霍荷德（Roy Howard），北美报纸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Royal Arch Gunninson），著名战地记者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M. Hemingway）、玛莎·葛尔红（Martha Gellhorn）夫妇。1941年《时代》周刊发行人兼主编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到访，是重庆时期新闻界的一件盛事。蒋介石为了接待他，在机场铺上了红地毯，尊为贵宾。卢斯夫妇一到重庆就急于开赴战场采访，蒋介石令董显光陪同他们去了最近的战场——距西安10公里的黄河一带。卢斯夫妇见到中国士兵的高昂士气非常激动，立即发给《时代》周刊一则战地报道，称：

黄河两岸正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蒋委员长统帅的军队是中国之宝，正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高昂的士气……⁽³⁸⁾

国宣处的新闻管制与美国记者的冲突

汉口时期被外国记者称为“新闻记者的黄金时期”，尽管有新闻检查，但是主要针对一些战争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新闻稿可以畅通无阻。但在重庆，新闻检查越来越紧，最后导致了美国记者与国宣处的严重冲突，许多人转而倾向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战时记者大兴问罪之师，指责他们要对“丢失的中国负责”，针对的就是这个时期美国记者的“左倾”、亲共的倾向。

国民党政府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活动及发往国外的电讯一向敏感，重庆时期更以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等为由，增加各种措施来约束外国记者的发稿。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说：

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新闻报道特别敏感。新闻检查员把有些电讯搁置起来，等待蒋介石亲自审阅译稿，发往美国的电讯如提到某个政府部长，他们就会用电话通知他，要是他不同意，这则电讯就被扣压下来。⁽³⁹⁾

在严格的新闻电讯检查制度下，外国记者拍发的电讯被逐字逐条检查。国宣处统计数字表明：1939年1至11月检查电讯3764件，删扣了10906字；1940年1至3月检查放行425520字，删扣4384字；1944年1至6月检查893451字，删扣9492字。新闻检查机关常常以种种借口，检扣对政府及官员不利的电讯。对涉及中共方面的电讯检扣尤其严厉。⁽⁴⁰⁾

在1938年12月至1944年1月期间以政府通告、命令、规定、领导人手谕等形式下发的重大的新闻管制如下：

1938年

12月31日，国宣处通知：外国记者所摄新闻照片，须经国宣处审查并发给证书者，海关方可放行。

1939年

3月9日，中宣部规定：即日起由国宣处负责检查外电。6月30日，战时新闻检查局密电国宣处：外国记者所发电讯中凡涉及法籍军事顾问、外国传教士援华、中国空军及空军活动、中外经济关系等内容者，一概检扣。10月9日，中宣部国际宣传委员会拟订《战时各国驻华通讯社或新闻记者收发新闻稿件限制及检查办法（草案）》，报送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后执行。

1940年

1月2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决定，国宣处将所检扣的发往国外的电讯底稿抄送战时新闻检查局，检查局也将国内检扣的新闻底稿抄送国宣处。3月1日，国际宣传委员会讨论决定，各国驻华通讯社从昆明向国外发出外文新闻稿内容应以在重庆所发给者为限，且不得发中文稿。9月8日，蒋介石发布手令，禁止发表关于讨论物价的新闻。10月28日，蒋介石密电王世杰，有关国内请愿加薪一类新闻应绝对检扣。

1941年

5月1日，蒋介石手谕：非经批准不得发表有关中国交通事业和建设的情况。12月15日，交通部通知各地邮局，外国记者拍发国际电讯，必须于每份电报注释栏内注明“经重庆送检”，由重庆川康藏电政管理局送国宣处检查后转发。

1942年

2月5日，中宣部决定，外国记者的电稿，不能以是否在国内报刊载过的内容为标准，凡国内报纸违检刊出，或虽经检查但在国家利益上不宜发布的各种消息应一律检扣。8月，中宣部拟定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尔基访华的招待及统制宣传办法，规定中外记者所发电讯不得超出宣传的指示范围；外国记者的电报应严格检查；外国记者未经邀请，不得直接访问威尔基。10月17日，国宣处通知外国记者：一切使用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向自己报社广播的新闻稿，必须在广播前24小时送检；若广播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得酌情给予永久或暂时停播的处分。

1943年

1月15日，宋子文通知国宣处，外国记者有关租借法案援华消息及国防器材运输消息，均由他本人审阅，决定扣放；外国记者访问他本人所撰电稿，均由国宣处审查。5月8日，国宣处与军委会特检处商订《控制国际新闻电报和邮寄稿件检查联系办法》4条，对外国记者拍发电报及邮寄稿件作了严格规定：国际新闻来电可以放行，但需抄送国宣处，作为去电检扣的参考；国际新闻去电，经国宣处检查盖戳后方可放行；外国记者的电讯，一律经重庆转发；邮寄国际新闻稿件，需经国宣处检查盖戳方可放行。

1944年

1月5日，中宣部决定，即日起各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及路透社、塔斯社每日所发新闻稿，均须送检。

此时期发生的控制外国新闻记者重大事件包括：

——斯诺事件

1941年2月，斯诺在美国发表“皖南事变”通讯，外交部情报司下令取消其记者注册证，斯诺被迫离华。

——雷茨事件

1941年9月12日，外交部情报司宣布：波兰籍记者雷茨“行动可疑”，自即日起取消雷茨的在华采访资格。

——爱金森事件

1942年5月20日，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招待英美记者，介绍中共抗日军事活动，并披露国民党军围剿中共游击队材料。外国记者为此所发电讯被全部扣留。1944年2月，《纽约时报》记者爱金森拍发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电台被封及国民党军队向北调动等情况。国宣处认为此电对当局极为不利，借口电讯涉及军事范围而将其检扣。

——白修德事件

1943年3月，美国记者白修德未经官方许可，径往河南灾区采访，所发新闻稿披露了河南灾情和地方当局在赈济中的贪污腐化，洛阳电报局将未经送检的电讯直接发往国外。4月26日，蒋介石下令：今后驻渝外国记者外出采访，应有翻译及引导人员陪同。国宣处建议将此规定补充到《外国记者赴战区采访请领随军记者证明书办法》中。6月27日，蒋介石再次下达手令：外国记者赴各地采访，必须经军委会批准，最后决定权在蒋本人。据此中宣部、国宣处于1944年10月，拟定《管理随军记者办法纲要》和《中外记者战区采访管理办法》，对随军记者请领证件、采访办法、拍发电讯、送检等作了详细规定和若干限制。

1943年5月，重庆的外国记者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公推爱金森为会长，白修德与叶夏明为副会长，慕沙做秘书，以组织的形式反抗政府的新闻管制。

1943年初，美、英、苏等盟国在重庆的记者联名向当局提出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各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下于1944年5月被迫同意安排，改用派人参加记者团的办法加以严密控制，并将活动的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还为参观团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⁴¹⁾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参观团的正、副领队分别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的武道（Maurice Votaw），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沙纳汉神甫（Shanan）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良，国民党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成员中还有负责检查外国稿件官员魏景蒙及其助手等。

记者团之一的爱泼斯坦回忆说：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它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限制记者团的组成，并借口缺乏女性用的卫生设备而把《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具有左翼思想的邱茉莉（ElsieFairfax-Cholmeley）⁽⁴²⁾排除在外。艾泼斯坦说：

重庆时期的蒋介石和外国记者们

国民党委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起初向我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把邱茉莉包括进来。但在我们背后，他却在对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的小理查德·瓦茨吹牛时吐露了真情。瓦茨把他的话转告了邱茉莉。他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的，因为我们怀疑爱泼斯坦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要让他妻子跟他一同去的原因。⁽⁴³⁾

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对邱茉莉一事提出了抗议，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将军对董显光大发脾气：“这真是一个荒谬的规定，竟然不让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报界的记者参加这次采访活动。”邱茉莉还为此事找了国民党元老孙科，但最终未能进入记者团。爱泼斯坦发现，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男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武道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这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地区加以谴责。⁽⁴⁴⁾

中外记者团在红区采访月余。他们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了解了各边区的施政纲领，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及日本俘虏情况，参观了人民代表机构，并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中共中央对此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外国记者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出版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A Report From Red China），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Challenge of Red China），代表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归来》（I Came from North China）。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风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西方媒体对红色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纽约时报记者爱金森在几个月后与美军观察组来红区访问，也采写了大量报道。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与美国记者。左起第二人为拉铁摩尔，右起第一人为格拉姆

被迫负责组织这次参观的国宣处境况非常尴尬，曾虚白回忆道：

这个延安访问团……一进匪区，匪帮竟把中外记者隔离招待，显然的作用是怕中国记者会歪曲他们专为外国记者制造的观感，于是，整个匪区变成了招待外宾的一座大“戏台”，一幕幕精心导演的节目，全部按照着主脑人物的意旨搬演出来。这些特制的节目，在这群以新闻为货品的记者看来，都是闻所未闻有最高价值的稀奇新鲜好材料，于是一个个手忙脚乱地抢购抢销，把污浊黑暗阴险狠毒的匪区，在全世界天真的读者面前，描写成了一个人间仅有的天堂了。⁽⁴⁵⁾

1985年四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抗战时期来华报道的部分美国记者

延安之行后，重庆外国记者几乎都倒向中共一边，多年后，爱泼斯坦回忆起这次去延安的经历时仍满怀深情地说：

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⁴⁶⁾

重庆当局将外国记者去延安采访的大门彻底关闭了。194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民间法团的名义呈请蒋委员长放宽新闻电报检查尺度，并向宣传部部长提出抗议。然而事情远未结束，接踵而至的“史迪威事件”使外国记者与国宣处彻底决裂。两年前，美国派遣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飞到重庆，负责指挥协调中国战区军务，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参谋长。史迪威耿直傲慢，对蒋介石极为蔑视。双方在指挥权、隶属关系、国共合作以及战略战术上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直至闹翻，最后史迪威奉诏回国。在二人的争斗中，美国记者完全站在史迪威一边、公开批评蒋介石。他们为史辩护的稿件遭到当局扣压，结果纽约时报记者爱金森和时代周刊的白修德与史迪威同乘一架飞机赴美，在美国报纸上发了一系列有关“史迪威事件”的报道。⁽⁴⁷⁾美国记者与国宣处最终决裂。

结语：国宣处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抗战胜利后，在国际国内新闻出版界的压力下，1945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制度。随着外国通讯社和报社一批批撤离重庆，国宣处也从重庆返回南京。战争一结束，国宣处的使命就随之终结。疲惫不堪的创始人和实际领导者、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引退赴美，⁽⁴⁸⁾国宣处的角色淡出，及至1947年5月，为行政院新闻局所取代。董、曾改任正、副局长。

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在八年抗战中，它为宣传中国抗日精神、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做了艰苦卓绝、富有成效的工作；它以美国为中心，在英国等国家建立了近代中国的通讯宣传机构；它凝聚了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美国的新闻精英；它开创了中国对外宣传报道的先河。然而，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才均处于落后状态，国际宣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国宣处的经费和人力资源始终捉襟见肘，⁽⁴⁹⁾在宣传策略和方法上也漏洞百出。⁽⁵⁰⁾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新闻钳制以及共产党的吸引，国宣处的许多努力都付诸东流。它在重庆建立的以美国记者为主的外国记者队伍逐渐走向反叛，最后彼此彻底决裂，从“如一家人的亲热”、“难兄难弟”，⁽⁵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正如国宣处处长曾虚白所慨叹的：

（自延安记者团后），外国记者经国际宣传处抗战以来培养而成的融洽气氛，不独从此烟淌云散，竟至发展而成公然敌对的姿态。……我们主持国际宣传工作者深悔当年怎么心血来潮造了一所外国记者招待所？当年这所融合外记者感情的中心，到这时期竟变成了便利“共匪”煽惑外记者一网打尽的场所。⁽⁵²⁾

对美国记者在中国的战时报道究竟该如何评价？1982年，参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中国通”记者盛会的代表在回顾40年前的往事时，一致认为，他们当年“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为世界和平尽了力，并且干得十分出色”，尽管可能有些幼稚。著名记者白修德虽然没有到会，但是他在给大会的信中说：“那时我们都是无知的年轻人，没有经验……我们生活在火山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沸腾并不时记录它的爆发”，⁽⁵³⁾“那些参与者是地球上最活泼、最具有世界意义特征的人群”，而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则是“新闻史上收集和散布消息最奇特的场所”。⁽⁵⁴⁾

抗战时期的美国来华记者是自20世纪初始到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群中承前启后的一批精英。他们已成为美国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纽带，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的浪漫主义、冒险献身精神以及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

附录：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录

时间：1944年2月22日

主持人：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重庆市市长吴国桢

主要参与者：

西奥多·怀特（《时代》周刊）

斯图尔特·格尔德（《伦敦新闻纪事报》）

冈瑟·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布鲁克斯·爱金森（《纽约时报》）

西奥多·怀特（《时代》杂志）：部长先生，能否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进行？

部长：你所说的“封锁”是什么意思？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怀特：自1939年以来，我去过西安四五次。人们对我说，从西安去延安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把医疗用品送到那里，无法运送军事物品。这就是我所说的封锁。

部长：……周恩来和他的人去了延安没有任何限制。第十八集团军的运输畅行无阻。所以“封锁”一词不符合事实。

斯图尔特·格尔德（《伦敦新闻纪事报》）：自1940年以来，有多少批医疗用品被允许运输过去？

部长：我无法提供这样的材料，因为这个问题必须去问军事委员会。

冈瑟·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些来自国外的医疗用品是指定运给共产党地区的，却被扣留没收。部长先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部长：你要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建议你去采访陆军部长何应钦。

布鲁克斯·爱金森（《纽约时报》）：如果部长先生反对使用“封锁”一词，是否有别的什么词汇可以使用呢？人们不能自由地去延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部长：中国对待国共两党的分歧，可以比作家庭内部之争，没有必要公之于众。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心理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人认为，当权的人最好少说多做。西方人则认为，政府作出什么规定，必须大肆宣传。这是心理上的差异。

怀特：这是家庭内部之争吗？但是，我听到一位部长说，共产党是一群匪徒、军阀等。这不像是家庭内部之争。一年多来，没有一个国外记者被允许充分报道一下局势。

爱金森：（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地位如何？它像其他军队一样，也是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部长：它原先是的。但是，后来由于它不服从政令，发生了新情况，对他们的供应中断了。

怀特：日本电台不断广播说，他们在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可是，在重庆，人们对我们说，新四军已经不存在了。哪一种说法对？

吴国桢（重庆市市长）：如果你对日本的新闻感兴趣，你就听它的好了。

部长：在中国，有些人在利用局势，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最近，英国《雷诺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中山夫人对英美劳工界发出呼吁，指责重庆的反动分子加强了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中国处于内部冲突的边缘。这显然是一条歪曲事实的报道。我给孙夫人打电话，问了此事。她给予否认，并出示了她原来的电报，那上面是这样说的：

值此中华民国建国32周年之际，我们应当记住，走向民主的进程类似学习游泳，光说不行，必须跳进水中。……全力以赴，抵抗侵略的人，对此最有作用。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

——孙中山夫人

在她的电报中根本没有“反动分子”的字眼，也没有什么取消封锁这样的要求。我再说一遍，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如果你能对发言人谅解，那么就谈到这里吧。

爱泼斯坦：你谈到，第十八集团军曾经被认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后来因形势变化也停止供应，那么，停止供应有多长时间了？关于孙中山夫人的电报，她说，“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含蓄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两个军队没有得到平等的支持？

部长：关于什么时候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供应，容我以后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自行决定征税，政府熟悉这个情况，就停止对它的拨款。在最近两周内，没有特别的理由强调共产党问题，一个集团军已经从那个地区撤走。

怀特：但是，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封锁，不允许我们谈论时局。

部长：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兴趣。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

怀特：是你在小题大做。

格尔德：……如果中国政府用大批军队对别的中国军队进行封锁，它怎么能够全力以赴地抗日？

部长：在任何战争中，都必须既在前线打仗，又在后方维持治安。

格尔德：请问，是否能允许我们去共产党地区？

斯坦因：能否允许我给延安发个电报，要求它发表一项声明。如果我得到答复，能否允许我发表？

吴国桢：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单独发表自己的声明。

部长：我不想说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如果那样说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

斯坦因：是否值得花钱给延安发这样的电报？

部长：你必须到军队的电台发。

斯坦因：这就是说还是有封锁了。

吴国桢：不。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

一位外国记者：记者是否被允许去延安和陕北？

部长：就我的意思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但是，这必须得到军方的批准。

爱金森：这里有一封由一些记者签名的给蒋委员长的信，要求允许他们去延安。

资料来源：爱泼斯坦的《见证中国》，沈苏儒等译，175～178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

(1) 第5部部长为陈公博，副部长为董显光，后者专门负责国际宣传。国宣处后隶属中宣部，董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督导该处。该处虽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其经费由军委会拨出，实行军事化管理，人员授予军衔，享受军人待遇，其地位非常特殊。

(2) 南京大屠杀后，国宣处先在武汉，后在重庆开展国际宣传活动。在1937年到1945年8年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本章聚焦于重庆时期（1941—1945）国宣处和美国记者的实践活动。有关武汉时期外国记者采访抗战的情况，见［美］麦金农：《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1937-1945》，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3) 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219页，台北，台湾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

(4) 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64页，台北，台湾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

(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180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8。

(6) 田伯烈后为国宣处伦敦办事处负责人。

(7) 国宣处初创时期编撰科科长先后为郑钧、沈剑虹，成员包括邝耀、郑南渭等，主要职责是为外国记者提供新闻稿。外事科科长季泽晋，科员包括张彼德等，主要工作为招待来华的国际团体及名流，联络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外侨及外国新闻记者，作家；与国际新闻机构保持联系；举办新闻发布会、协助和陪同记者采访；承担外文电讯检查工作。对敌科科长崔万秋，成员包括林忠、胡风等，主要任务为收听敌台广播，以日语向敌台广播，印发对日宣传材料等。总务科科长为陈耀柱。

(8)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202，240～242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8。

(9) 国宣处的职能一是宣传，包括文字宣传、活动宣传、广播宣传、对敌宣传和艺术宣传；二是检查外文新闻电讯。

(10) 国宣处外籍雇员黎甫分别于1938年3月7日和1938年4月2日致董显光的两份报告，报告了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放映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情况和反响。原报告存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国宣处卷宗九/7181。学者郭必强对此事件有系统的研究，详见郭必强：《国民政府秘密组织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述评》，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12）。

(11) 董显光致蒋介石签呈，侍从秘书号：机密乙第5308号，1938年5月6日。该报告存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

(12)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201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8。南京第二档案馆的研究员文俊雄否认了田伯烈是在国宣处的安排下撰写此书的。他认为田伯烈是自愿写书的，只是其书稿完成后为国宣处所收购，见文俊雄：《田伯烈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民国档案》，2004（1），58～59。但这只是该作者的一种猜测。鉴于国宣处曾虚白处长是此事的操办者，故笔者倾向于曾的说法，即“国宣处花钱请田伯烈写书”。作为一名正义感和功名心兼备的西方记者，田伯烈既支持中国抗日，又希望在中国获取利益，这个论点可以从后来的事实证实：根据董显光回忆，1941年，田获悉蒋的顾问端纳已经离职，遂致信宋美龄希望继任，并索要一辆专车和游艇，蒋夫人拒绝了他的要求，希望他继续在国宣处贡献力量，此后，田对中国的热情锐减。见董显光：《董显光博士回忆录》，124页，台北，台湾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