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西渐：中国形象的世纪传奇
中国：争相描摹的时代（1930—1949）
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表现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上。（赛珍珠，1938）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1895年写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该书为西方早期报道中国的作品之一
西人对中国的描述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期，此后陆续来华的神父、记者、政客、作家虽也著成一些篇什（比如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在1895年写就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但异峰突起却出现在抗战前后的20世纪之四十年代。此间有4人成为摹写中国的集大成者，他们是：赛珍珠（文学）、斯诺（新闻）、费正清（历史）和李约瑟（科学）。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人将中国的形象和文化精神传达到欧美世界。
从文学上来表现中国人，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西方作家。美国学者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认为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正是因为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会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1)
在赛珍珠之前，华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多为病态与丑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13年英国作家罗姆（Sax Rohmer, 1883—1959）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作品中的主人公傅满洲是个华人恶棍，他领着一帮“歹徒”，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和狡猾”，是“黄祸的化身”。该系列小说不仅发行量巨大，且被搬上银幕、编成广播剧，在欧美国家流传甚广。
赛珍珠
斯诺
费正清
李约瑟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 1910—1986）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发现他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似乎没有改变过。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2)
英国作家罗姆和他的“傅满洲”系列
赛珍珠与中国的接触是偶然的，她是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出生后仅三个月，赛珍珠就被父母漂洋过海地带到中国，并在那里生活了近40年。赛珍珠成长于江苏镇江，父亲在附近乡村传教，会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对江南乡村生活极为熟悉，对中国的表现欲是不由自主的。自1923年起，她陆续创作出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1931年春，她的小说《大地》（Great Earth）在美国出版，顿成畅销书，随即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发行。1938年，赛珍珠站在了诺贝尔颁奖会的领奖台上。获奖理由是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而她表示自己负有向西方阐述中国的使命——“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我与他们如此接近……”(3)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赢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赛珍珠对中国人多有溢美之词：
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当我在我的国家找不到哲理时，就特别想念中国。我们的人民有观念、信念、偏见、想法，但缺乏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1954）
然而，赛珍珠一获诺贝尔奖就饱尝着国人的各种攻击。她的同行、以揭示“国人的卑琐、以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谈及赛珍珠时说：“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4)胡风批评赛珍珠无法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是因为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他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巴金也曾说：“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5)茅盾则认为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6)由于赛珍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曾拒绝派代表出席她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仪式。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
赛珍珠《大地》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西方主流文化也有对赛珍珠持轻蔑态度的，比如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说：“如果她都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甚至说他宁可不获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当然这只是一时戏言，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去斯德哥尔摩之前喝得酩酊大醉。
1934年，赛珍珠回到了美国，此后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特别是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年届八十的赛珍珠试图重返中国，她还准备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做一期专题节目《重见中国》。但没想到1972年5月，她却收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封拒绝信：“考虑到长期以来您在著作里采取歪曲、攻击、谩骂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事实，我被授权告诉您我们无法答应您访问中国的请求。”赛珍珠悲戚地说：“难道他们没看过我的书吗？”
赛珍珠在美国的家中
赛珍珠在中国江苏镇江的故居
上海是冒险家们的第一站
1972年，赛珍珠被葬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绿山农场，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在中国江苏镇江、南京以及安徽宿州，赛珍珠的故居保持完好。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毛泽东——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他是怎样的人呢？（埃德加·斯诺，1936）
斯诺在上海，1928年
美国学者伯纳德·托玛斯将其撰写的斯诺传记冠名为《冒险的岁月》
几乎在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同时，另一个美国人和他有关中国的作品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他就是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是1928年在一次远东漫游中滞留在中国的，他最初只准备待8个星期，但没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个冒险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过。他幼年曾在家乡扒火车、赌博，越洋过海时混入头等舱，在日本冒充记者躲过海关的盘查，在北京还赌过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赌博——去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他说，他要赌他的脑袋，但他成功了。所以，美国学者伯纳德·托玛斯（S. Bernard Thomas）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7)
斯诺与中国的姻缘并非偶然。他的身后站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1864—1935）。威廉是密苏里学派的奠基人，是个对中国充满兴趣和好感的美国新闻教育专家。20世纪初，他曾5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有一批人先后开赴远东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密勒（Thomas F. F. Milllard）、鲍威尔（J. B. Powell）、莫里斯（John R 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克劳（Carl Crow）等，后来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诺（Edgar Snow），还有虽非密苏里大学背景、但来自密苏里州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等。从1900年开始，这些人从美国中西部走向中国，渐成声势，赢得了“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onopoly）的称号。(8)冒险是该帮的主要特征。从密勒到斯诺，“密苏里新闻帮”的每一位记者都是冒险家。美国西部的崇山峻岭和不畏艰险的牛仔精神铸造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密苏里出身的记者兼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是他们的鼻祖和偶像，而《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浪迹海外》则是他们自幼熟读的经典。(9)除了冒险，“密苏里精神”还蕴含着自由、博爱、平等和同情。“密苏里新闻帮”流入中国后，立即加入了中国的民族战争(10)，从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开始，逐渐生发出一种浓郁的中国情结，并以此来影响世界舆论。(11)
1928年，漫游远东的斯诺甫到上海，就去拜见密苏里大学校友兼《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便聘用斯诺任助理编辑。倾向中国的《密勒氏评论报》为斯诺提供了建立功业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斯诺比其学长鲍威尔走得更远。斯诺于1933年前往北平，一边为美国报纸撰稿，一边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接触。1936年，他经地下党安排到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并于翌年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将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该著作是“密苏里新闻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斯诺由此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气超过了他的前辈威廉、密勒和鲍威尔。
斯诺1936年进入红区采访的内幕一直是个谜。直到21世纪初，这个谜才逐步揭开。1930年代中期，在中国徘徊的西方记者多有向陕北注目之人，其中包括《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rn, 1915—2005）、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Earl Leaf, 1905—1980）、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以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 1910—1993）、德国记者罕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还有史沫特莱（1892—1950）、海伦·福斯特（1907—1997）等一批自由撰稿人。当时斯特朗和史沫特莱都是著名的激进派，且二人已在描写中国革命方面颇有建树。斯特朗的《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向世界报道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卖和镇压，而史沫特莱也著有《中国人的命运》（1933）和《中国的红军长征》（1934）等名篇。史氏与上海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共领导人，但她赴陕北采访的时间却在斯诺之后，直到1937年1月才应中共邀请到达延安。斯特朗更晚，她到延安杨家岭采访毛泽东时已是1946年。1990年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解密之后，人们发现斯诺采访红军是出于中共的策划，是中共首次成功的对外宣传。
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的情景，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决定请外国记者来宣传自己，但在请谁来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中共考虑的候选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由于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报道效果容易引起争议，遂将目光集中在比较客观、又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中共高层领导通过宋庆龄等人直接安排斯诺进入红区。(12)三个月后，斯诺回到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此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西方世界，一个月内再版了三次，销售量达10多万册，之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中国出版
早期《密勒氏评论报》的一个样本
《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看过此书后，便率领一支国际医疗队来到延安，帮助八路军抗战。(13)美国总统罗斯福读了这本书后，三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对中共的观察情况，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14)
继斯诺的陕北之行后，西方记者接踵而至，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红区”题材的作品，然未见有出其右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斯诺的书作序，赞扬此书对事实的报道及其历史预见性。(15)但是主流新闻界对斯诺的评价是平淡的，在权威的《美国新闻史》（Michael Emery）中，介绍斯诺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为“宣传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诺甚至被贬为“中共的走狗”。
被讥讽为“宣传家”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著名的“三S”中的另外两个“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与中共关系甚好的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却没有斯诺的好运，她的激进和偏执使她在中国处境不佳，她访问延安时带去了西方的交际舞，但遭到中共高级干部夫人们的一片嘘声；她在对毛泽东的报道中，对毛“具有女性的眼皮和女性的嗓音”的描写引起毛的不快，她那“工人阶级式”的鲁莽和率性惹出了许多祸事，以至于毛泽东1938年下令让她离开延安。(16)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大举进攻前夕，从美国出走，蛰伏在英国，等待去中国的签证，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辞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杨家岭报道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层的一致好评。1957年她定居中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微妙复苏的时刻，斯诺的光辉再次闪现，但在此前近30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是在瑞士的乡间度过的。意识形态的敌对使美国主流放逐了这位对“丢失了中国”负主要责任的“红色记者”。1971年，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想起了他，致信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中国发行的纪念“三S”的邮票，从上至下分别为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
《时代》周刊192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194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194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的构建者之一
在与斯诺同时代的来华美国记者中，《时代》周刊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是个异类。他是亨利·卢斯旗下“时代派”的主要旗手。卢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幼年长于山东登州，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他领头的“时代派”代表美国主流媒体，支持蒋介石政府和中国抗战，其编辑记者大都毕业于耶鲁和哈佛。在抗日战争前后，《时代》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使该刊成为美国公众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白修德在抗战后期背叛了卢斯，另起炉灶，写出了同情中共、批评蒋介石的《中国的惊雷》。1950年代，他又回归美国主流媒体，转而仇视共产主义，红色中国从此淡出他的视野。
除了“密苏里新闻帮”、“时代派”之外，此时期还有另一些西方记者和作家活跃在中国，比如项美丽（Emily Hanh, 1905-1997）、葛尔红（Martha Gellhorn, 1919—1998）、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 1917— ）等。这些人均为自由派作家，同样对中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在西方具有广泛的读者群。20世纪40年代末期，历史学家费正清则凭借自己的中国经验和对中国的研究，在母校哈佛建立了西方“中国学”重镇，他后来编撰的《剑桥中国史》是西方研究中国最著名的参考书之一；另一位研究中国的大师李约瑟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中国科技史》，该书卷帙浩繁，1954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此系列丛书以确凿的史料和证据，系统阐明了40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及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为什么近代科学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道“李约瑟难题”如今已经成为学界的著名课题。对这位英国学者，国人一律称好，但在西方学界，反对派大有人在。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吉莱斯皮（Charles C. Gillespie）就认为李的结论不可靠，因为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看来，在认识和反映中国的问题上，意识形态的阴影无所不在。
项美丽、葛尔红、韩素音是战时三位西方著名自由派作家和记者
中国：苦涩的记忆（1949—1978）
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斯特朗，1946）
1949年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新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起用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前美国记者斯特朗和爱泼斯坦。
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头衔的斯特朗生来具有冒险精神，在其青年时代，逢到天空响雷时，别人都往屋里跑，她却奔到田野中痛快淋漓地沐风栉雨。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在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中为工人呼喊。她早期作品中的批判锋芒曾受到美国“黑幕运动”宿将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的激赏。(17)在斯蒂芬斯的鼓励下，她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美国一家赈灾组织报纸的特派记者前往波兰和苏联，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驻莫斯科记者，并日益卷入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逐渐改变了她在西方养成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断删改她的作品，告诉她这是为了“党和集体的利益”，最初她还抗议，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宣传。她允许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她在1946年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为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该文经过中共高层一再审定才得以发表。1942年“皖南事变”后，中共致信斯特朗，吁请她向世界发布中共提供的资讯。斯特朗设法将这些信息登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她也被称为是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同行则讥讽她为“传声筒”。
斯特朗在1947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延安大撤退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劝她回到国统区，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世界。在谈话中，毛像对部下一样向她下达指示，要求她以最佳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毛说：“你应当为共产党说话，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18)
《纽约时报》说斯特朗“并非是一个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个拼命想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传道者”。(19)斯特朗则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20)
斯特朗的代表作之一《人类的五分之一》
青年时代的斯特朗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并为她签名留念
1958年，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绕道苏联，在北京定居，作为毛泽东的贵宾，被给予极高的礼遇。从此，她开始系统地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对外宣传。
斯特朗曾是个四海为家的自由作家，她以为自己在北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写作，但她很快就失望了。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国友人飞往西藏进行报道，她带着氧气瓶，以73岁高龄在拉萨采访。她的新书《西藏采访录》、《西藏农奴站起来》杀青之后，其中的某些观点遭到出版社的强烈反对，要她修改，她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必须修改。斯特朗发现自己处于两头为难的状况：中国告诫她措辞要谨慎，而美国的报业编辑要她警惕她文章中的“宣传色彩”。《卫报》的主编阿伦森（James Aronson, 1916—1988）在信中说：“……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21)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斯特朗开始每月写一篇文章，邮寄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现状的海外读者，标题就叫《中国通讯》（Letters from China）。此后，她的正式身份为《中国通讯》主编。该刊每月一期，由官方投资。斯特朗被称作中国政策的非官方对外发言人，而她也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通讯》每月一期，共出版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停刊。其内容主要是以个人通信的形式诠释中国的政策，反映中国的动向。她的娓娓而谈而非说教的叙事口吻对中国当时的对外宣传来讲是一种示范性的突破，但即使如此，也仍然受到美国同行的批评。《纽约时报》曾揶揄地说：“她向全世界兜售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当然也为此而喜欢她。”(22)对自己的独立性，斯特朗并非没有忧虑，斯诺1962年访华时，她被邀请参加欢迎宴会，她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因为她很害怕斯诺会认为她是依附于中共。(23)
斯特朗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了新的政治洗礼。她被邀请参加红卫兵。1966年6月，她在《中国通讯》上对国外读者解释说，这场运动旨在“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但后来她在街头看到打砸抢事件，又说运动“非常混乱”。随着她的老朋友刘少奇、陆定一等一个个被揪出来打倒，她开始烦躁不安，并对这场运动甚至对毛产生怀疑。在生命结束的前四年中，斯特朗一直处于苦闷之中，和她一样在中国新闻出版界任专家的外国友人比如爱泼斯坦、邱茉莉（Elsie Cholmeley, 1905—1984）、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1921—）、戴乃迭（Gladys B. Tayler, 1919—1999）等陆续被关押起来。而她却因为与毛、周的关系依然享受着官方特权。她的脾气坏到了极点，《中国通讯》已经放缓了步伐，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选择，并萌生了重返美国的念头。
英国学者、外文局专家戴乃迭（右）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学者、外文局专家沙博理是另一位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者
1966年“文革”中的李敦白和毛泽东在天安门。此后不久他就被当成间谍抓进监狱
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24)
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此外，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我到达中国后马上就做出的选择。（安东尼奥尼，1972）
1971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解冻。当年7月，在中意恢复邦交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由著名意大利导演、现实主义大师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担纲，周恩来总理同意邀请他。据影评家王泰白回忆，周当时认为宣传中国形象的方式需要改变，要能让西方社会接受，他希望由一个比较“左倾”的西方导演来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
安东尼奥尼想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他说：“我打算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种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但是，安东尼奥尼在拍摄中的一切都是组织好的，几乎没有他发挥的余地。他原定半年的拍摄计划被缩短为22天。此间他访问了北京的天安门、故宫、长城等名胜，还有菜市场和纺织厂，他还去了河南和江苏的乡村，上海的茶馆、剧院、学校和街道。
1973年，耗费了3万米长胶片，时长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首映，在西方世界反响巨大。但令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那平实表白的作品在中国成为“诋毁中国形象”的反华影片，正在被7亿人口诛笔伐。
20世纪纪录片大师、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与他的纪录片《中国》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中都表现了什么呢？那些东西为什么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痛心疾首？从下面一段影片解说词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
在中国，每天上午，从5:30到7:30，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领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亿蓝色中国人在从你的眼前走过。(25)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被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大河报记者孟冉的实地采访，使人们重温了当时安东尼奥尼采访林县的部分情景。据红旗渠旁北小庄的村民田永昌说，当时的房子都是石头垒的，安东尼奥尼打算拍下来，村里觉得不好看，连夜用石灰把墙全部涂白。第二天安东尼奥尼一看，表示他不能拍了：“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田永昌说：“现在看来，安东尼奥尼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完全是反映自然状态。”(26)
《中国》的电影广告
晚年的安东尼奥尼
1971年《中国》摄制组拍摄天安门
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国》在播映时遭到意大利左派分子的“砸场”，他们指责安东尼奥尼“背叛了中国”。
自从《中国》在中国惨遭厄运后，安东尼奥尼颇为沮丧。他认为当时中国某些官员对片子的评价过于苛刻，言辞过于激烈，他无法理解，也没有重返中国。
1979年中共为《中国》事件平反，使这场喧嚣一时的“反华事件”画上了句号。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曾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27)
2004年，在《中国》拍出的40多年后，这部一度遭禁的影片首次在北京放映，那是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中的一个节目。
暮年的安东尼奥尼说：“《中国》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让我感到了彻底的安心。”
据中国纪录片导演刘海平回忆，2007年他去访问安东尼奥尼时，曾拿出一张林县的照片，安东尼奥尼顿时老泪纵横。这位意大利导演说，林县是他到过的地方，“那可是中国土地最肥沃的省份之一啊”，此时，他阔别中国已有35年了。(28)
著名导演贾樟柯认为纪录片《中国》非常了不起：“他的影像是如此真实，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可能去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环境，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而这也使他与我们这些影像工作者保持了内在的联系。”(29)
作家马原说：“这是一部把那段中国历史记录下来的杰作。安东尼奥尼真的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他为我们记录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30)
简约与无目的的角色是安东尼奥尼电影的特色之一，但并非为所有人欣赏。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说，他欣赏一部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但安氏的另一些电影则很无聊，他不明白为什么安东尼奥尼如此受尊敬。(3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与安东尼奥尼遭遇同样厄运的西方人还包括《纽约时报》首任驻华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包氏毕业于哈佛，后加盟《纽约时报》，1972年因参与撰写有关越战机密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分享普利策新闻奖。包氏于1979—1980年任驻华记者，其间写下了很多有关中国“阴暗面”的报道，他那讲述其中国经历的著作《苦海余生》（1981），被认为是“不友好、不受欢迎的”。(32)他的名言是：“斯诺1937年从毛泽东的洞窟发出的报道，那时可能真实，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过去的真实，现在并不一定真实。我要反映的是现在的真实。”包德甫的问题与安东尼奥尼一样，就是反映了中国人不愿意让外人看到的画面，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画面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怎样既能反映现实，让中国人接受，又能让外国人理解，这确实是个难题。
包德甫（左）和李敖（中）
包德甫
为破解这道难题，前美国合众社记者、《中国建设》（英文版）总编辑爱泼斯坦已经琢磨了20多年。他主编的对外宣传杂志一直试图“平实地、生活化地”反映中国。他终于逃过了“文革”浩劫，1979年官复原职后即开始了中国对外宣传的设计，将单一的“宣传”（propaganda）改为出版者与读者互动的“传播”（communication）。他主张对外传播要多样化，不要一味生硬地图解政策。1998年，笔者曾就美联社记者的一则报道是否“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向他请教，他作出了肯定的判断。
包德甫描述其中国经历的《苦海余生》
从1937年起任美国多家通讯社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是个无国籍人士，他两岁就来到中国。他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爱泼斯坦周围还有一些努力为中国形象工作的西方友人，他们是国家外文局的邱茉莉、夏皮诺、戴乃迭、沙博理……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宣传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中国上层屡屡调整对外宣传方针，他们的思想还影响了一批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新闻出版高级人才。1981年出版的《中国日报》不久就以新颖的版式吸引了西方读者。首任主编冯锡良得意地告诉人们，他的秘诀就是使用“大版块照片”，在几乎所有的国内新闻照片都是“豆腐干”时代，冯这一招出奇制胜，而他则是外文局熏陶出来的。
爱泼斯坦和他的著作《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被称为中国的外宣大师
中美破冰的10多年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 1908—1993）到中国进行他的“长征”。斯诺曾为自己未能写出红军长征而慨叹，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全部史诗。”崇敬斯诺的索尔兹伯里记住了这句话。这位以参访苏联卫国战争而闻名的资深记者为采访长征作了10多年的准备，1984年以76岁高龄、怀揣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路程走了一遍，采访了大量当年的红军战士。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认识中国的划时代作品。
索尔兹伯里早在1971年就试图参访长征，但被拒绝。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四人帮”不垮台，我写长征是不可能的。据李永军披露，1983年，索氏从《中国日报》上读到一个德国人环游中国的故事，一下就坐不住了，他又开始频繁地申请。终于有一天，申请批准了。当收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时，索氏大喜过望，连连惊呼：“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33)
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期望他的报道。当时，中国有关部门例行审查了他的手稿，但没有增删任何内容。因为邓小平说，要允许外国人用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来看待中国革命。
索尔兹伯里与秦兴汉将军达到陕北吴起镇后合影留念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揭示了长征的许多隐秘
索尔兹伯里在采访长征途中
1993年，索尔兹伯里试图重返中国，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遭，再写一本书，但他突然患中风去世了。根据他的遗嘱，那台伴随他走过长征之路的心脏起搏器留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面对世界（1980—2008）
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法拉奇，1980）
法拉奇文静的外表下暗藏“杀机”
邓小平1980年会见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历来低调的邓小平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2006）。邓此次的会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人想起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接见斯诺。这似乎表明中国要彻底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开展积极对话。
被称为“遍访世界风云人物”的大牌记者法拉奇素以提问直接、犀利、大胆、刁钻著称。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两次要求采访邓小平，均遭婉拒。后来她通过父亲的老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与中国联系，走了个“后门”才得到允许。也许考虑到安东尼奥尼的阴影尚未褪去，佩尔蒂尼向中国保证法拉奇会对中国非常友好，她的独家采访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好处。邓同意了。法拉奇非常聪明地开了个头。
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法拉奇：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法拉奇：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邓小平：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34)
客套话过后，法拉奇马上恢复了她的“狰狞”面目，她向邓发出射了一连串炮弹：“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您想报仇吗？”……邓小平从容作答。二人的对谈机智巧妙，纵横捭阖。通过法拉奇的采访，邓向外界透露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政策和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这篇采访轰动了西方，也震撼了中国。据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回忆，邓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有话要对世界讲。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人的必读手册。后来的央视“名嘴”王志说：“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只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35)
开一代新风的邓小平证明，中国领导人不仅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从容面对西方媒体，向世界解释中国。
似乎是一种肯定的回应，江泽民接任党的总书记后，多次与西方媒体对谈，其中比较精彩的是2000年8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 1918— ）的专访。(36)这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向来以尖锐问题使受访人招架不住而闻名，被称为《60分钟》的灵魂和台柱子。该节目曾打出这样的广告：“哪四个单词会让骗子和流氓从心里害怕？——麦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不过，美国舆论界对这个大人物也是褒贬不一的，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正义的化身，而反对派则说他“无法无天”，是个“Trouble maker”。
华莱士
2000年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认为华莱士仍站在“冷战”意识形态的阴影里。在采访中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江：“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江泽民巧妙应对：“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随后华莱士突然咄咄逼人地说：“有人说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据理反驳，但华莱士坚持说：“在我看来，你好像是一个独裁者和极权者……美国有句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对华莱士那些攻击性的发问，熊蕾认为有悖于新闻记者的道德，因为，一场访谈转为辩论，华莱士的访谈者角色也变换为审问者和法官。(37)一位美国观众说：
与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对江泽民的反应表示赞赏，他说：“……即使是美国人也并非个个都喜欢华莱士的风格……一个像华莱士这样的人尖锐地质问：‘你是不是个妖怪？’这在我们美国新闻学中叫作‘垒球’，比较容易打中的软式棒球。这等于给了江泽民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向美国人民阐释中国人的观点。实际上，每次江泽民来访问美国时都会举行记者会，记者们什么都可以问，这种机会在中国很罕见。而江泽民很懂得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美国人惊讶于他的活跃和机智，发现他并非如想象中的乏味。其实，很多美国总统没他做得好。他们见记者前都得先把答案背好，否则便不知该如何应对。”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在世纪之交，中美报道的差异进入了学术视野，1998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了一次中美记者对话活动，主题是记者的责任和道德。2000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召开了“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座谈会，议题是西方媒体是否在妖魔化中国、怎样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形象。双方都认识到，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冷战”思维方法。(38)
罗伯特·库恩博士
华莱士访问江泽民的电视节目引起了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 1944—）的注意。库恩是美国知名银行家、学者和科学家，1989年，应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库恩担任了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顾问。库恩觉得江不简单，而许多西方人对江和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偏见。他决定写一本江的传记来扭转偏见。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定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已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窗口
这只是库恩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冒险之一。此前，作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他已与央视合作创作了两个系列纪录片——《资本浪潮》和《探索中国》。当然，在如何反映中国的问题上，双方的争辩一向是很激烈的。央视坚持对电视节目的否决权，但库恩也坚持对剪辑拥有否决权。库恩对中国的媒体高层说：如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重要，我们只求能用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库恩最后胜利了，节目在美国播出前，中国央视没有审查和删改。
库恩对中国的感情是逐渐积累的。当年给他做翻译的朱亚当对《南方人物周刊》透露了一个细节：起初库恩对中国并不热情，但作为乒乓球迷，他最感兴趣的是和国家乒乓球队队员打场球。当朱以外事纪律为由婉拒时，库恩激动地跳了起来：“我来给你们国家当顾问，一分钱没要，飞机票钱还是我出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中国还有什么未来？”
在库恩激将法的作用下，朱私下安排了库恩和一名乒乓国手交锋，并从此与库恩成为至交。(39)
作为一个犹太人，库恩深知世界上有一批职业“反犹太者”，他还发现西方有一批人以反华为职业。库恩强调，他热爱中国，他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他写《江泽民传》，也是基于此目的的。
2005年，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了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外电评论该书引起了“高度争议”，人们对不通中文、对中国近现代史涉猎不深的库恩的作传能力表示了质疑。但库恩强调，他有第一手数据，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过直接对话，而不会像他的批评者那样，只是坐在华盛顿或某大学政治系的办公桌后面攻击中国。
库恩说，他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反驳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21世纪北京外国记者招待会场景之一
21世纪北京外国记者招待会场景之二
库恩不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傀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有人说共产党花钱雇用我写这本书，给共产党树碑立传。我想说的是，谁也雇不起我说心里话……在写作《江泽民传》的4年间，我本人在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
但《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发现，在库恩写作传记的过程中，其旗下的公司成了中国一些官方机构在海外合资项目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库恩在《江泽民传》的后记中说，“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40)
2007年，受国务院新闻办委托，库恩又开始撰写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史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此书于2008年末出版。库恩通过120多名中国高官之口，写下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大变迁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层此次为库恩安排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其中包括10多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务院新闻办亲自为这个班子安排采访、提供内部数据和新解密的档案。显然，库恩将面临更多的疑问和质询，然而，他仍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宣称偏爱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库恩不是记者，他只是一名中国的歌者。他的名言是：“我的一项重大爱好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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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Thomson. Why Doesn't Pearl Buck Get Respect?. Philadelphia Inquirer. 1992. A15
(2) Harold Robert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269
(3) "The Oration by Pearl at the Award Ceremony", Pearl Buck's speech at the Nobel Banquet at the City Hall in Stockholm, December 10, 1938. In Horst Frenz (eds).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01—1967.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4) 鲁迅：《与姚克书》，见《鲁迅全集》，495～4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朱雯：《思往事，惜流芳》，见《外语教育往事谈》，5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6) 王玉括：《茅盾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从〈水藻行〉与〈大地〉谈起》，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7)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8)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6, 55(1), 28
(9) 在“密苏里新闻帮”成员的个人回忆录中，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马克·吐温对他们的影响。
(10)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密苏里新闻帮”成员全部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抗战。虽然中美当时是盟国，但美国记者个人无须选择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密苏里新闻帮”倒向中国是一种个人选择。
(11) 关于“密苏里新闻帮”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密苏里新闻帮”与中国》一章。
(12) Chang Jung, Halliday John.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198-199
(13) 见刘立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46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14) Chang Jung, Halliday John.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198-199
(15) ［美］费正清：《引言》，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6) 有关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具体情况，见本书《史沫特莱的若干历史悬疑》一章。
(17) ［美］斯特朗：《林肯·斯蒂芬斯致读者》，见《斯特朗文集》（1），4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8) Tracy B Strong, Helene Keyssa.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229
(19) Anna Lou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70
(20) John Corry. TV: "Witness to revolution". Anna Lou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86
(21) Tracy B. Strong, Helene Keyssar.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295
(22) Anna Lou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70
(23) Tracy B. Strong, Helene Keyssar.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295
(24) 有关斯特朗的更多讨论，见本书《A. L. 斯特朗及其晚年思想研究》一章。
(25) 摘自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1972）解说词。
(26) 孟冉：《安东尼奥尼拍〈中国〉揭秘：不听安排到处拍》，中国网http://china.com.cn 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6/05/content_17891928.htm, 2009-06-05。
(27) 孟冉：《安东尼奥尼拍〈中国〉揭秘：不听安排到处拍》，中国网http://china.com.cn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6/05/content_17891928.htm, 2009-06-05。
(28) 黄玲：《刘海平追忆安东尼奥尼》，http://www.sina.com.cn, 2007-08-01。
(29) 罗曲：《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情有独钟贾樟柯深受其影响》，载《成都晚报》，2007-08-01。
(30) 《安东尼奥尼〈中国〉：曾被误解和批判的纪录片》，载《东方早报》，2008-01-24。
(3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http://baike.baidu.com/view/55706.htm, 2007-08-01。
(32) 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N. Y. Times Books, 1982
(33) 李永军：《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新记〉成书前后》，http://bbs.lcxw.cn/read.php?t18116, 2009-04-16。
(34)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实录的一个版本可见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452037/，2009-02-03。
(35) 袁蕾：《中国视点的法拉奇》，载《南方周末》，2006-09-21。
(36)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60分》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完整版）见https://www.chinamule.com/redirect.php?t226218&goto=lastpost, 2009-04-05。
(37) 熊蕾：《从两家美国媒体对江泽民的采访看两种新闻观》，载《国际新闻界》，2001（1）。
(38) 肖欣欣、刘乐耕：《世纪末的一场对话——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座谈纪要》，载《国际新闻界》，2001（1）。
(39) 刘子超：《库恩 一个犹太商人的中国历险》，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4）。
(40)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