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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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歌德在看了莎士比亚的著作以后,曾经发过这样的感叹,说仅仅是看了一页,就让人终生折服。他形容那种受启示的感觉,仿佛一个生来是瞎子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得见天光”。歌德狠狠地夸奖一番早已不在人间的莎士比亚,说自己因此获得了思想的解放,因此“跳向了自由的空间”,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手和脚”。
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也引起了我深深的感叹。这是一个同行之间的互相敬佩和赞美,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惺惺相惜,我想莎士比亚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有歌德这样的知音感到安慰。当然不仅仅是敬佩,作家之间的赞美和嫉妒往往分不开。歌德把莎士比亚的成功归结为“不受干扰、天真无邪的、梦游症似的创作活动”,认为能产生莎士比亚的那个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到歌德的那个时代,作家必须“每天都要面对群众”。在歌德心目中,作家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险恶,“每天在五十个不同地方所出现的评长论短,以及在群众中所掀起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容许健康的作品出现”。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歌德说到这些话题,就忍不住有些生气,他觉得“一种‘半瓶醋’的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这种文化的普及不仅无助于艺术的发展,恰恰相反,反而是“一种妖氛”和“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
今天回过头来看歌德时代,犹如歌德当年回首莎士比亚时代。五百年前如此,二百年前也如此,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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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曾自说自话地过了一回评委的瘾,他将戏剧艺术的桂冠颁给了莎士比亚,将诗歌艺术的桂冠给了歌德,剩下的最后一个奖项小说艺术,犹豫了一下,便随手给了塞万提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并列提名的三巨头关系,我在谈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前,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莎士比亚和歌德。
我很遗憾自己不能像歌德那样敏锐,一眼就看出一个天才作家的伟大之处。说老实话,充分认识塞万提斯,对于我这种迟钝的大脑来说,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很早就知道海涅对塞万提斯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赞同这种观点。要认定某个作家排名第一,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记得海涅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堂吉诃德,说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义无反顾地迷恋上了这本书。少年时的海涅还不会默读,他不得不大声地朗读着每一个字,结果小鸟树木溪水花朵,都听到了他念出来的一切:
由于这些天真的无邪的生物和孩子一样不懂得讽刺是怎么回事,所以把一切也都这样认真地看待,于是便同我一道哭将起来,分担着不幸骑士的苦难,甚至一棵龙钟的老橡树也不住地抽咽,瀑布则急速地抖动着它的白胡子,像是在那里斥责世风的低下。
我仿佛看到少年海涅正在园子里大声朗读《堂吉诃德》,天气阴郁,灰色的天空飘浮着可恶的云雾,黄色的残叶凄凉地从枝头跌落下来,尚未开放的花蕾上挂着泪珠,夜莺的歌声早已消逝。堂吉诃德经过漫长的漂泊以后,在与白月骑士的决斗中,高高地从马上摔了下来,他没有掀开面甲,就像在坟墓里说话一般,以一种低沉无力的声音宣布,自己心目中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是地球上最不幸的骑士,不能因为他的无能就不信这个真理。虽然已经被打败了,但是他绝对不能放弃真理。少年海涅读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那颗稚嫩的心都差不多快碎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一千多页的著作即将读完之际,自己心目中的勇敢骑士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最让读者接受不了的,是战胜世上最高尚最勇敢的堂吉诃德骑士的人,那个自称白月骑士的家伙,竟然只是一个乔装打扮的“理发师”。海涅显然弄错了,战胜堂吉诃德的不是理发师,而是一个与堂吉诃德同村的乡间学士。在塞万提斯的笔下,那个乡间的学士不像农村秀才,更像一名今天的大学生。
我所以忘不了这一幕,是因为和少年海涅一样有着深深的同感。这确实是一个煞风景的场面,是孩子们不愿意看见的结局,一个敢与风车搏斗的战士,一个面对狮子面不改色的好汉,最后竟然输给了那位被误解为理发师的乡间学士。这种巨大的反差折磨着小孩子天真的心灵,以至于我一想到堂吉诃德,就忘不了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愁苦面容。童年记忆的碎片已拼凑不起一个完整真实的想法,我只记得自己最初并不觉得堂吉诃德可笑,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智力似乎还不足以理解可笑这个字眼。我只是觉得堂吉诃德有点傻,想不清楚他为什么就不明白风车不是魔鬼,不明白狮子会吃人,我顽固地相信,他打不过白月骑士的原因,是他的马还没有溜好,是他刚生过一场大病。而且我一直想不清楚,堂吉诃德为什么不明白走遍天下苦苦追寻的心爱女人,其实就在自己身边,而且这位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村姑。
事实上,我最初读到的还不是傅东华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两大册书似乎太厚重了一些。我最先接触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人书,根据苏联电影的拍摄画面编辑而成。所有的画面都是蓝色的,好像是用印蓝纸印出来一样。我的少年时代曾拥有过厚厚的一叠小人书,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伴随我走过了寂寞的童年。这些连环画都是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购买的,那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农村大炼钢铁,成天守着土制的小高炉,闲极无聊,便在公社的新华书店一本接一本地买电影连环画。自从懂事以后,这些连环画就成为父亲送我的最初礼物,而在这一大堆连环画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只有两本,一本是《堂吉诃德》,一本是《牛氓》。很长时间里,我喜欢堂吉诃德的故事,却不喜欢堂吉诃德本人,不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可笑,而是觉得他傻。少年时代更能吸引我的是英雄梦想。在孩子的心目中,英雄可以战胜风车,可以打败狮子。我更愿意自己能成为牛氓那样的人,不仅是我,与我同年龄的一代人,都深陷在英雄主义的泥沼之中。我们喜欢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故事,喜欢出生入死最后修得正果的那种革命理想主义。
我记得自从识字以后,最喜欢的读物是解放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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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弄不明白我们这代人和八个样板戏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八个样板戏造成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还是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造成了八个样板戏的横空出世。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并不觉得“高大全”的三突出原则有什么不妥,这就仿佛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没有什么人怀疑“三一律”一样。时过境迁,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集体的智力低下,事实上,智力低下的现象永远会是一种客观存在,看看今天的电视剧,看看今天的那些文化现象,那些流行的文化观点,看看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说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并不夸张。如果坚信今天的认识水准就一定比过去高,这种观点其实未必正确。
今天的读者很少再会去拜读《堂吉诃德》。文科大学生只是为了应付填充考试,才会去注意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的生卒年代。《堂吉诃德》在过去就不是一本重要的读物,今天更不是。我常常会做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瞎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如果有电视,有那么多狗屁一股的肥皂剧,有那么多精彩的足球赛,我大约也不会兴致勃勃地去读塞万提斯的著作。处在一个没有电视时代的读者,真说不清楚是幸运还是不幸运。读不读《堂吉诃德》也是人生的一种机缘,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文化的大沙漠,外国文学几乎都属于禁书之列,虽然我没有像海涅在花园里读《堂吉诃德》那样的优雅机会,但是幸运的是,我的手头偏偏就有这样一本书,而且我还有一个会写诗的堂哥,他的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让我对塞万提斯先生和堂吉诃德骑士有一种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