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诗到现代诗⁽¹⁾
——但觉高歌有鬼神　焉知饿死填沟壑

由于笔者获得本年度“中国文艺协会”的新诗奖，吕天行先生嘱为《自由青年》写一篇自述写诗经过的文章。我一向畏惧这种自我宣传的文字，因为它不是装腔作势，自贬到一无是处，便是转弯抹角，自捧到俨若大师；而无论自贬自捧，其风格总是庸俗的。此处我只拟略谈自己从古典诗到现代诗的欣赏与创作的过程，以及目前我个人对中国现代诗的看法。前者也许对那些迄犹迷恋古典诗而患着“现代色盲症”的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后者也许可以供那些误入现代诗歧途或徘徊在现代诗斑马线上的作者作一参考，也借以巩固我自己的信心。写诗已逾十年，并且译过诗，编过诗刊，写过诗论，现正在外文系讲授英美诗的我，绝无意在此伪作谦逊之态，把自己说成与诗绝缘的人。但是在接受奖章、遭受镁光灯电击之际，我内心惶恐着、空虚着，我想到被火车断尸的杨唤，流浪在湄公河畔的望尧，卖旧书以糊口的梦蝶，退伍后一直缄默的阮囊……那么多的现代诗人在无名无利的“无人地带”努力着，但知高歌，不知饿死！现代诗仍被人曲解着，冷落着，虽然它将来终有大成的一日，虽然将来也许有一位现代诗人可以铸铜像，上邮票，但绝大多数的作者必须失败于先。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被置于金字塔尖的。

一

我开始写新诗，现在回想起来，已是十三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对于英诗实在不甚了了，对于新诗涉猎甚少，倒是在旧诗里已经浸淫过一段时期。在那以前，我是旧诗的信徒，且鄙视新诗。我还清晰地记得，当自己初入金陵大学外一时，有几位同班同学正一股劲儿在写所谓新诗，而我呢，还在七言五言的平平仄仄里和缪斯捉迷藏。他们笑我的落伍，我也看不惯他们那种新诗，因为实在是兑了许多水的诗意大稀的分行散文，徒有普罗姿态，挥几个左倾的手势而已。当时文坛上左倾之风盛极一时，从我者前进，逆我者反动，从我者为时代的鼓手，逆我者为布尔乔亚，为颓废的作家。在这种龙卷风的摇撼下，能像梁实秋先生那么屹立无恙的自由作家，实在没有几个人。真的，在大陆时代，一位诗人在进入艺术之前，尚须克服这种政治惶惑症。无可讳言地，我惶惑着——在“大众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之间。

二

我最早接触到的新诗，是《凤凰》和《烙印》。事实上，这两本诗集都不能算杰作，可是对于年轻的我，颇发生一点影响。到了大二那年，由于一本叫《诗的艺术》的批评文集的介绍，我接触到卞之琳和冯至的作品。加上对于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一点起码的原文知识，我便开始写“新诗”了。无可否认地，当时的试作多少带一点幼稚的普罗色彩，但居然在厦门的《星光》和《江声》两家报纸登了好几首。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星光》报上，有位厦大的同学写了一篇文章，从左翼狭窄的角度，攻击莎士比亚，说他是什么宫廷的御用文人。我看了非常气愤，也投了一文驳斥，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论战。老实说，一位大二的学生，做什么莎士比亚？我写文章抗议，只是说明我讨厌那种心胸狭窄、有意歪曲的左倾理论而已。

共产党军队大举南下，我随家庭避难到香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那块殖民地上，原是十分痛苦的事。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他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三

初践斯土，我觉得“美丽的岛”上没有像样的大学，但是气氛很自由，创作空间很大，发表园地十分公开。我立志要成为一位新诗人。当时我参加插班生考试，同时考取了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和师范学院英语系二年级，结果我进了台大。其时台大外文系的文学气氛十分稀薄，尤其一些修女讲授的散文课，实在是变相的传道，乏味得很。可是英千里先生的“英诗”一课，给我很大的启示。可惜他不讲现代诗，否则我的接近英美现代诗将提早几年。

我在台湾的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新生副刊》的，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事。其后我不断投稿，先后在“中华副刊”和“中央副刊”登载。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迄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先后在中副发表的诗约有两百首。早期的诗，大半是传统的抒情小品，清新娱人，步五四之后尘，继“骑士诗人”之余绪，亦即艾略特评叶芝早期作品时所谓的“宜于诗选的小品”（anthology pieces）。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五六年，才渐渐开始有了变化。没有经过这种变化，我的作品不会现代化起来。这是我创作生命上极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四

先是一九五五年全年，我在大华晚报上连载译出斯通的《凡高传》（Lust for Life），深深受到凡高那种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勇于生命的精神的感召。凡高的画，在初看时，确予我“丑恶”的印象，我觉得他的主题低级，技巧拙劣。然而你不能否认他的作品是诚实的，洋溢着生命的，沉重而庞大得几乎等于现实全部的压力。于是我在半迎半拒的心情下看下去，直到我张臂欢迎他。这一点在艺术欣赏上非常重要。一件作品，无论你第一印象是喜悦还是厌恶，只要你直觉它是“诚实的”，你就会继续看下去，直到你的“忍受”变成了“享受”；接受现代诗与现代画的情形，尤其是如此。许多读者或观众，由于不能经历忍受的阶段，也永远达不到享受的境地。现代文艺往往是深刻而含蓄的，究竟不是流行小调一听就入耳可比，你必须克服一些惰性，改变一些观念，换一个角度，甚至重新调整你的呼吸与脉搏的节奏，始能扩大你的美感视域，丰富你的美感经验。这情形，在我读艾略特、杰佛斯、康明思、叶芝的诗，与看克利、米罗的画时，都是亲身经历的。

译完了《凡高传》，我的美学观念起了重大的变化。我重新为美下定义，且重新规划美丑的界限。同时我正着力翻译美国女诗人狄瑾荪（通译狄金森——编者注）的诗，更欣赏到她那种神秘而浓缩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同时我也结婚了。新生命中的“她”是敏感的动物与精致的灵魂，她的敏感刺激了我的敏感。在这种综合的灵感下，我的现代开始了。

另一间接的亦正亦反的因素来自当时诗坛的论战。先是联合报上有人写一连串批评的文章，我也是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其人骂得并不很对，却使我警惕了起来。然后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全盛期，许多优秀的新人陆续出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地认识了夏菁、吴望尧、黄用，以及他们周末在我厦门街的寓所谈诗（或者争吵）的情形。我一面编《蓝星周刊》与《文学》、《文星》的话，一而投入这现代化的主流，其结果是《钟乳石》中那些过渡时期的作品。不久我便去了美国。

五

离别台湾，我陷入很重的乡愁里；母亲在我出发前夕死去，一个小女孩几乎是同时生了下来。这一切蒙太奇式地交叠发生，使我一时吞不下去。在新大陆的一年中，我病着，神经质地病着，而且梦游着。在时空失调的幻觉下，我写着诗。回台时，我带回来一卷《万圣节》和减轻了十二磅的身体。当吴望尧、黄用、方思、林泠、向明诸先生出岛而无诗（或极少创作）时，我是颇以自己之有诗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