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崇禧谒孙大元帅请缨讨沈
陈雄有一个容县同乡廖百芳，现在杨希闵的滇军总司令部当秘书长，通过廖百芳的介绍，陈雄认识了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和参谋处长朱培德。一天，陈雄去见朱培德，说沈鸿英的第八旅旅长黄绍竑，愿意接受大本营的命令，选择适当时机与讨沈军里应外合，捣毁沈鸿英的巢穴。现黄绍竑的参谋长白崇禧来到广州， 希望孙大元帅接见，指示机宜。
朱培德说：“孙先生正忙于准备出发督师，请你和白参谋长明天午前赶到石龙，听候在火车行营接见。”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白崇禧偕陈雄去石龙，在朱培德的安排下，孙中山先生在火车行营上接见了他们。白崇禧说：“广西陆军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愿意参加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希望得到孙先生的直接领导。”并说，“广西统一对于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本营予以密切的关注。”
孙先生听了十分高兴，和颜悦色地对白崇禧说：“很好，很好！你们能够参加革命，是好事情。你们都是军校毕业的青年，应当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出来。”
白崇禧向孙先生提出了下列要求：
一、请给黄绍竑一个名义以资号召；
二、在黄绍竑发动攻沈时请饬粤军予以协助。
孙先生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临别之际，孙先生以诚挚的态度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
白崇禧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的物质援助，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孙先生的革命理论。”
孙先生在同白崇禧握手时说：“很好，希望你们迅速占领梧州。到时大本营会派陆海军援助你们，你们可先回去做好准备。”孙先生的浩瀚胸怀和伟大气魄，给白崇禧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白崇禧带着孙大元帅的委任状，搭港梧轮秘密回到梧州，将经过告知黄绍竑。次日，即在戎墟（梧州上游十里处）召集俞作柏、伍廷飏、夏威、韦云淞、龚杰元举行会议，由白崇禧报告在粤见到孙大元帅的经过。黄绍竑说：“此事极关重要，也很危险，万一泄漏，不但全盘计划都要失败，就是大家的性命也要难保，所以必须绝对保密。”那天刚巧是一九二三年的农历端午节，黄绍竑的族兄绍
请他去吃饭，他也不敢透露一点讯息。事后，绍
对黄绍竑抱怨说，此事使他几乎陷于致命的危险。
次日，黄绍竑、白崇禧回到容县，黄绍竑请白崇禧去郁林向李宗仁陈述一切。黄绍竑并已带队到梧州，还把李宗仁的基本队伍俞作柏、伍廷飏两营也带来，此事深恐引起李宗仁的误会，希望白崇禧向李宗仁婉为解释，以期得到谅解。
李宗仁与白崇禧一是桂林同乡，二是桂林陆小同学，但过去只是互相认识，从未促膝谈心，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白崇禧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在谈话中，白崇禧对孙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在粤的粤（许崇智）桂（刘震寰）滇（杨希闵）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于第一军中（梁鸿楷）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其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
李、白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广局势。李宗仁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黄绍竑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李宗仁方面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自治军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将来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道，以免偾事。白崇禧听完李宗仁的建议，表示非常赞成。以后李、白共事二十多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李、白两人只一笑置之。后有人曾对笔者述《李白灯谜》一则，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末句对李、白友情的纯厚，可谓跃然纸上，而“李白”之名亦自此洋溢于众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移驻北江，讨伐沈鸿英，滇军杨希闵先后克复英德、韶关。沈在北江的残部窜向大庾岭，退入江西。沈鸿英在西江的部队，由邓瑞征指挥，受到西江讨贼军总指挥魏邦平的进击，也向梧州方向退却。七月十八日，在白崇禧的策划下，黄绍竑突派兵包围驻在戎墟的沈军黄炳勋旅，将其全部缴械。另外还约好了沈军旅长冯葆初，同时起义归附大本营。西江讨贼军于是占领了梧州。邓瑞征知梧州有变，连忙向贺县、八步退却。
梧州克复后，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即率所部进驻，大本营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署于梧州。李济深，字任潮，广西梧州大坡山料神村人，陆军大学毕业，继邓铿接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的干部如张发奎、陈铭枢a、陈济棠、邓演达、戴戟、缪培南、薛岳、徐景唐、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李汉魂、严重b、钱大钧c、陈诚d、黄琪翔等均为青年才俊，后来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均战功彪炳，对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李济深作为一个广西人，而在粤军中取得领导地位，就白崇禧个人来看，悉赖其人格高尚，待人以诚。
此时，摆在白崇禧眼前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冯葆初的部队。冯葆初因为不愿放弃梧州地盘，不得不向大本营投降。其人善于投机取巧，留之必为后患。他的兵力很多，装备精良，也不便贸然行事。白崇禧因此走访李济深，请他予以帮忙。李济深那时已接到大本营的指示，遇事相助，白崇禧得此保证，遂放胆进行。
一天晚上，部队部署就绪。黄绍竑特在梧州河面一艘花舫上设宴，说是为梧州军警督察处长兼第一师第二团团长邓演达a饯行，并邀冯葆初及其他高级军官作陪。入夜，水碧灯红，笙歌盈年，冯葆初不疑有他，欣然赴会。黄绍竑原来打算羁留冯葆初到凌晨，然后动手，不幸事机不密，在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已接到密报，告辞离席。黄绍竑挽留不获，遂拔枪相向，要他解除武装。冯葆初毫不畏惧，向黄氏猛扑，意图夺他的手枪，两人遂滚在地上。幸邓演达率卫士及时将冯氏擒住。冯葆初既被擒，所部指挥无人，悉被解决。这一次，黄绍竑缴获步枪两千多支，大大地增强了所部的实力。
解决冯葆初后，白崇禧次一计划是向西江内河推进。那时盘踞在平南、桂平一带的陆云高部，大有进窥梧州的企图。陆云高以前是广西第一师的旅长，其所部有五六千人，白崇禧估计不能单靠自力取胜，必须取得李宗仁的援助才行。联系结果，李宗仁派其第二支队司令钟祖培来梧州商量联合作战计划。最后梧州方面溯江而上，郁林方面则由贵县沿江而下，两年会师桂平。
计划既定，白崇禧指挥两个团乘轮在白马登陆，向平南进攻。夏威率两个团由藤县循陆路直趋大安墟，在那里渡江，与白崇禧会合，向平南搜集前进。白崇禧到平南后，侦知陆云高部全部集中江口，希图与白崇禧军作孤注一掷。白部乃乘其部署未定，急行强袭。陆部猝未及防，仓皇应战，不久即行溃败。此时李宗仁的部队已由贵县袭取桂平，陆云高进退失据，乃退入鹏化据险固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底，白崇禧指挥的部队与李宗仁军在鹏化会师，一鼓击溃了陆云高的主力，使梧州通计集团与郁林集团在西江上游联结在一起了。
李、白会师，正谋向内地推进。此时梧州忽传来军讯，说是驻粤的广西独立师长陈天太，以假道开赴南路（南路即广东的高雷钦廉四府）为名，将部队集中都城，已约自治军陈先觉部为内应，意在乘虚袭取梧州。白崇禧得报，急返梧州通计熟筹因应之方。
陈天太所部四五千人，久经训练，能征惯战，非黄绍竑的力量所能抵抗。陈天太派他的参谋长李澜柱到梧州商洽，白崇禧特在抚河花艇上设宴欢迎。并邀李澜柱相识的亲友作陪，准备宴会打麻将遣兴，目的在延宕时间。及酒至中巡，白崇禧就故意对李澜柱说，我还有一处应酬，暂时离席。其实，白崇禧离席后即乘汽艇上戎墟，换乘汽车去都城指挥部队对陈作战。乘其不意，攻其无备，是白崇禧此次指挥作战的指导思想，希图以寡敌众，战而胜之。
当时白崇禧的部署是这样：主力由黄绍竑统率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白崇禧担任右路。另请肇庆的李济深部伏击陈天太部的侧背，希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白崇禧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天太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的一营维持，情况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不能依时赶到，在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白崇禧率领打陆云高时所收编的蔡少平、黄超武两个营兼程抵达，因敌我相距甚近，阵前两方肉搏战斗。陈天太举起手枪督战，与白崇禧相距不及百米，他面上的大麻子都被白崇禧看得一清二楚。白崇禧同蔡少平并肩前进，两人同时向陈天太开枪。一时间，硝烟弥漫，战况激烈。最后陈部卒被击溃，陈天太被俘。白崇禧对他慰问有加，并送他衣服和旅费，送他由都城去香港。
不料陈天太到香港后，即回广州向大本营控告黄绍竑、白崇禧，他有同盟会的刘玉山作后台，使孙中山先生赫然震怒，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下令谴责西江将领的越轨行动。后来黄绍竑、白崇禧写了一个报告，说明陈天太企图夺取梧州的阴谋活动，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置，因时机迫切，未及事前请示，敬请予处分。这一报告托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转呈孙先生，大本营迄不答复，看来已经得到谅解了。
白崇禧纵囚之举，余波未了。一九二四年冬，黄绍竑应陈济棠之邀，前往广州一游。此时孙中山先生已北上，由陈济棠陪黄绍竑去拜会大本营代帅胡汉民，当晚住广州东亚酒店二〇五号房。黄绍竑带有卫士六人，均久经战斗，富有经验。午夜，黄绍竑刚脱衣袜，准备上床。忽枪声大作，他的卫士长牛得才首先腿部中弹。其余卫士遂开枪抵抗。黄绍竑这时知为陈天太所暗算，故以走避为上策。他看到从后窗可以翻过先施公司后楼，遂能逃脱。后黄绍竑回梧州述及此事，白崇禧不禁感慨地说：“幸而你能够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的大是大非真难判断也！”
解决陈天太部，广西讨贼军的实力增强了。以后，江口的陈先觉、彭如的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至此，黄绍竑当前的大敌只有两个，一是陆荣廷，一是沈鸿英。
a 赵恒惕（1880—1971），字炎午，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赵恒惕严词拒绝。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任“总统府资政”，再也没有回到湖南。
a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b 严重（1892—1944），又名严立三，国民党陆军中将。曾经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出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抗战期间，曾代理湖北省主席，为人清高，超世不群，被视为湖北“三怪杰”之一。1 941年辞去各职，携家小移宣恩山中，扶助垦民，从事著述。1944年病逝于恩施。
c 钱大钧（1893—1982），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老教官，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1949年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1982年7月21日在台北病逝。
d 陈诚（1898—1965），字辞修，国民党副总裁，军事统帅。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年底即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
a 邓演达（1895—1931），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流亡欧洲，1930年回国。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被出卖而遭逮捕，1 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之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