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良年
凡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孔子。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他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收徒讲学，奔走于列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呼吁。他在世时，许多人对他的行为不很理解，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或嘲笑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但他的弟子却认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如果说，“仲尼不可毁”出于孔子弟子之口还带有感情或尊师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孔子之所以“不可毁”，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学说毫无缺点，而是说像他那样对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或废弃的。
孔子毕生以教学为己任，自称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并没有留下有系统的著述。相传儒家经典中的《易》、《书》、《诗》、《礼》、《春秋》都经过他的整理，曾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课本，但据后人研究，这种说法不完全可靠。后人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文献是《论语》。《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语”是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称：“答述曰语。”它有别于无固定对象直陈己说的“言”，如《国语》就是分国记载春秋时代士大夫问答应对之语的著作，《国语·郑语》还征引过上古时代的《训语》。西汉初年陆贾论述秦亡汉兴的著作称《新语》，所谓“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由此可见，先秦古籍中征引的“语曰”，可能就出于这类语书。今人一般把这类“语曰”理解为俗语，其实，口头俗语当时一般称为“谚”或“人有言”，而不称“语”。当时有记言备忘的习惯(《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官府中也有专门记言的史官，“语书”多半是依据这些记录而编纂的。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对于《论语》成书的这一记载，我们必须注意到，参与结集的弟子并非是全部(前人曾根据《论语》中对孔门弟子的不同称呼，推测其可能出于哪些弟子之手)，而且，这些弟子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这显然对于材料的选择是有影响的。其次，弟子们所“辑而论纂”的仅是他们随从孔子时的见闻记录，并非孔子全部的言论记录，因此，《论语》不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文献资料。换言之，《论语》中的孔子言论并不完全可靠，而《论语》之外还有可信的孔子言论。
这部出于孔门弟子编纂的《论语》经战国辗转流传到汉代，其中又经过了一些传抄者在文字上的润饰，大致形成了分为二十篇的本子，而且由于传述者的不同，篇中的分章和文字也有一些差别。到汉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系统的本子，即孔壁出土的古文本和齐、鲁学者传述的齐《论》和鲁《论》。汉元帝初年，经学博士张禹因为教授太子(即后来的汉成帝)学习《论语》的需要，编定了一种读本，到了汉成帝当政时，这个本子也因而成了《论语》的权威读本，被称为“张侯《论》”，据《汉书·张禹传》说：“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寖微。”尽管如此，当时的《论语》流传家数仍然比较混杂，东汉前期的王充曾批评说：“目或少或多，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论衡·正说》)到了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参考前人的成果，对流传下来的《论语》不同本子又进行了一次整理。一般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面貌基本上定型于郑玄。
自从孔子和《论语》成为历史之后，历代对之的研究从来就不是纯学术的，而是和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通过历史上种种《论语》注释本见到的，实际上是适应不同时代政治思想需求的孔子。宋代以来，《论语》最流行的注释本是由朱熹编定的《论语集注》。这部著作是宋代理学的代表性经典，朱熹通过对《论语》的注释，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虽然篇幅不大，但却花费了他几乎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据他自己说，他从三十岁开始对《论语》和《孟子》的注释下工夫推敲，直到晚年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朱子语类》卷十九)。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朱熹对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所作的注释，“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立场”(《朱熹》，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论语》的研读看似容易，因为其中的许多话已经演变为我们已经熟悉的成语或俗语，如“举一反三”、“怨天尤人”、“既往不咎”、“任重道远”等等，看起来似曾相识，但成为熟语的《论语》原意却并不一定如此，切忌望文生义。而且历代注释本对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疏释，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贯彻自己思想学说的一面，因此对注释本的参考亦需进行分析，不能简单照搬。其次，《论语》不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著，而且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正如朱熹所说：《论语》“言语散见，初看亦难”(《朱子语类》卷十四)，“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同上，卷十九)。要完整理解孔子的见解，就必须把《论语》中相关的论述综合贯穿起来观照，所以历来指导读《论语》的都有开始通读，然后专题阅读深入理解之法。第三，也是最难的一点是，孔子对弟子和时人的应答，有许多是“因材施教”或“引而不发”式的，有的言论已经缺失了语境，我们难以知道孔子的针对性。就拿《论语》开篇第一章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是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这番话的，已经无法弄清了，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对这些言论的理解。又如《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对于同样的问题，由于对象的不同，孔子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答复。像这样的言论，在《论语》应该不是个案，但像这章有明确的对比和解答的却很少。如果我们不加注意，那么，可能从字面上得出的理解，却正是孔子所否定或批评的。所以朱熹就曾告诫门人弟子说，“《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论语》须是玩味”，不能只“拣个紧要底看”，“须从头看，无精无粗，无浅无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朱子语类》卷十九)。朱熹指导读“四书”的次序，把《大学》放在前面，然后才是《论语》，与《论语》在文本上的特殊性和阅读的难度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抓住《论语》中的片断论述进行发挥，即使说得有道理，那也是发挥者在借着孔子的名义说自己想要说的话，很难说就是孔子的见解，而且这也是孔子之后历代都有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此次整理，我们以宋代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校以其他宋、元本，底本误者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