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文献与中国学术传统方法、规则的关系
中国学者从先秦以来对文献就有考订整理的传统，学术界有人把校雠之学最早推到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的校勘《商颂》[1]，此事见于《国语·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是文献中能够见到校勘的最早记载了。其后孔子、子夏皆有关于校勘文献的论述和事例，至西汉刘向校理中秘图书，则建立了比较系统严格的校雠的规则和方法。从汉代以来，中国古代学者对文献的学习和研究，首先都要清理文献，校勘学至清代而发展到高峰。中国古代学者对文献向来取谨慎的态度，去伪存真，始能理解古人和古书，因此辨伪学也一直伴随着古文献的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文献清理历史中建立了系统的校勘和辨伪的规则和方法，这才产生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以阎若璩的研究为例，阎若璩对东晋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进行了证据确凿的批驳，他使用的主要证据就是根据前代文献记载验证梅赜的《古文尚书》，结果证明梅赜所献书与前代文献往往不符。阎若璩的考据成果，基本被清代以来学术界所接受，原因就是他的考证方法科学可信，这个考证的方法并非阎若璩独创，而是中国历代学术研究经验的总结，清代其他学者的考证也与之基本相同，这种考证方法的建立，代表了中国古代学者对文献的基本态度，而这个基本态度则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即中国学者对记载清楚而又传承有绪的文献的信任。比如说，虽然先秦文献是经汉人整理才得以著录呈世，但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文献，以及对这些文献的判断，当时及后世的学者都是相信的。当然，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有许多伪文献的产生，也有许多疑古的学者，如清末的刘逢禄、崔述、康有为，民国的疑古学派等，但这代表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总体态度。疑古学派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出土文献越来越多地证明他们的疑古是多么地错误，他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抛弃。
有些人认为先秦文献不存在一定可信的文本，这个观点应该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彻底否定，这样，从两汉以来大多数经过考订的文献都失去了依据。而如伪《古文尚书》，则难以判定其为伪书，同样，即使有人造假，伪造文献，也没有依据去判断其伪，这个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傅刚，男，1956年生，江苏睢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中国《文选》学会会长、先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研究。著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魏晋风度》《昭明文选研究》 《文选版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萧统评传》（合作）《魏晋南北朝散文选》（合作）等，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魏晋南北朝分卷，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副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卷主编。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1]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