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故事中的“新”角色

二　“老”故事中的“新”角色

贝恩是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她多才多艺，在上层社会和宫廷中交游颇广。据说她在1658至1663年间曾随家人去英国殖民地苏里南，回国后嫁给一名姓贝恩的商人（可能为荷兰裔），婚后不到两年丧夫。1666年英荷之间发生战争，她被英王查理二世政府派往安特卫普充当间谍，结果未得到分文报酬，反而一度因负债入狱。为了谋生，贝恩开始写作。第一个剧本《包办婚姻》完成于1670年，此后她又写了十多部剧本，其中《游荡者》上下集（1677—1681）、《都市女财主》（1682）和《机运》（1686）等上演后大获成功。她还写了不少诗歌和小说，《奥鲁诺克》是其中之一。贝恩在当时的文艺圈里很有点影响，得到了德莱顿、托马斯·奥特威（1652—1685）等著名作家的敬重。她是英国第一位靠写作为生的职业女作家；同时，她的作品又是典型的王政复辟时代的文化产物。

她的代表作《奥鲁诺克》以不长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

西非黑人国家科拉曼丁的王位继承人奥鲁诺克是个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他的爷爷，即老国王，看中了他的恋人伊默恩达，和他发生了冲突，结果伊默恩达被卖作奴隶。后来，奥鲁诺克不幸被一英国船长欺骗并拐卖，也沦为奴隶，却意外地在英属殖民地苏里南与自己的心上人重逢，两人终于结为夫妇。奥鲁诺克不堪忍受压迫，率众黑人奴隶揭竿而起，集体逃亡。起义失败，他由于再次听信白人劝诱归降，蒙受了当众被鞭笞的羞辱，决意拼死复仇。为此，奥鲁诺克亲手杀死了怀孕的妻子，以免她日后受辱。然而妻子死后他却因极度悲哀失去行动能力，最后被白人殖民者擒获，惨受毒刑折磨，凌迟致死。

奥鲁诺克和妻子的悲欢离合属于“英雄传奇”，⁽¹⁶⁾继承了罗曼司（romance，也译“传奇”）故事的传统。索尔兹曼在他的《英国散文小说：1558—1770》一书中说，从法国传来的“英雄传奇”在17世纪的英国人、特别是保皇派当中风行一时，贝恩深受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¹⁷⁾另一位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詹妮特·托德也指出，虽然奥鲁诺克在故事中具有多重身份，但是对于贝恩及其生活圈子里的人来说，他最根本的身份是尊贵的王者，就自觉的意图而言，该小说是围绕有关阶级、教养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本性等“17世纪的贵族的主题”而展开的。⁽¹⁸⁾就像贝恩的喜剧《游荡者》中的男主角威尔摩尔（与罗切斯特伯爵的名字近似）是复辟时代舞台浪荡子团体中的一员，执著于爱情和荣誉的奥鲁诺克从相貌到行为都是遵照罗曼司的传统构思的，和该时期悲剧中的英雄也庶几近之。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奥鲁诺克鼓动同胞反抗白人的演说以罗曼司宣扬的“荣誉”原则为出发点——他说：我们不能做白人的奴隶，因为他们不曾“正大光明地在战斗中击败我们”（105页）。⁽¹⁹⁾

然而奥鲁诺克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王公”或“英雄”。他是个黑人，而且是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他在一段时间里还曾是贩奴者。以这样的人物做故事的主人公，是叙事文学中的新鲜事。更何况自称“目击者”的叙述人还是位女性，便更显得有些不同寻常。⁽²⁰⁾可以说，该篇中的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在老故事框架中出现的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两人跨洋渡海来到美洲岛屿苏里南，在不同程度上都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位置，因而都可以算是“被挪移”了（displaced）的人。围绕这两个人物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份混淆和矛盾百出的态度。

首先，显而易见，主人公奥鲁诺克的形象本身是个矛盾的集合体。

开宗明义，小说标题便采用矛盾修辞法（oxymoron），用“王奴”这个词组将奥鲁诺克的自相抵牾的社会地位亮出来。他出现于两个不同的地点：传奇的非洲和写实的美洲。他集高贵血统和奴隶身份于一身，他的肤色和面貌、出身和教养无不充满矛盾。叙述人强调：他皮肤漆黑，目光锐利，但鼻子却高高隆起，有如古罗马人，而“不是扁平的，非洲人式的”（62—63页）。他是黑人部族的王位继承人，却得一法国老师多年调教，并且常与欧洲商人打交道（包括卖奴隶）。他通晓好几国欧洲语言，博览群书，对古罗马人十分景仰。总之，“他的天性里毫无野蛮之处，从各方面说，他都像是在某个欧洲宫廷长大成人的”（62页）。另一方面，作为受害者，奥鲁诺克又常常激烈地批评基督教和白人文明，在号召奴隶起而反抗或杀死爱妻时提出的理由也根植于非欧洲的文化传统。

奥鲁诺克被赋予了文化上的多重性，因此他与各类人物和各种势力的关系都不是单纯的，似乎总是处在某种尴尬的两难窘境中。这位黑人王储喜欢与“按欧洲标准”衡量是有教养的人交往（82页）；即使做了英国人的奴隶，他也仍然对英国王室和在革命中被杀的国王查理一世——也即殖民压迫者的最高代表——充满同情。他和其他的奴隶虽然地位相同、种族相同，心理上却仍隔着旧日的阶级鸿沟。他被卖到苏里南后，发现那里的黑奴绝大多数都是过去曾经他本人之手贩卖来的。奴隶们见了他纷纷山呼万岁，叩头膜拜。奥鲁诺克对他们的“过分欢喜和过分礼貌感到不安”，让他们把自己当作“奴隶同伴”，对此，众奴隶纷纷大表同情慰问（89页）。由于这层历史关系，他在鼓动众人造反时痛陈奴隶所遭受的欺凌压迫、对黑人“像猿或猴一样被买来卖去”表示愤恨的词句就显得充满了反讽意味。那些“血统低贱”的奴隶也许是小说中和叙述者完全不搭界的真正的“他们”。然而他们是没被给予发言权的沉默的一群。当奥鲁诺克对他们说“我们”如何如何时，他的认同显然囿于一时一地，而他们不免有点半信半疑。也许正因如此，在逃亡的企图遭受挫折时他们轻易地背弃了奥鲁诺克，他则骂他们是“天生的奴才”（109页）。

与奥鲁诺克相比，隐于“叙述者”声音中的那位女性则需要更仔细地辨识和分析。

那讲故事的“我”“不仅宣称自己是曾经亲历事件的作者，而且让自己在故事中出任重要的角色并且始终在场”⁽²¹⁾。她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和多重的主体立场。她是拥有黑奴的白人殖民者中的一员，其社会位置首先是由这一民族身份决定的。她自称父亲是赴苏里南管理邻近三十六岛的副将，不幸在赴任途中去世；她来到苏里南后住在岛上“最好的房子”里（96页），被已经沦为奴隶的奥鲁诺克称为“大女主人”。她对殖民地的富饶赞不绝口，惋惜地说，若是我王（查理二世）知道这是怎样“一片广袤迷人的土地”，就决不会那么轻易地将它拱手让与荷兰人（95、104页）。叙述中不时冒出的“我们”所指是不同的⁽²²⁾，而最先出现的那些“我们”指的是有产业的英国殖民者，与由非洲奴隶和印第安人构成的“他们”相对立。叙述者在开篇谈到“我们”如何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和他们做买卖（57—58页），谈到基督徒们如何为奴隶重新命名，于是使奴隶奥鲁诺克转眼间变成“恺撒”，并从此以该名见知于“我们西方世界”（88—89页），显然毫不犹豫地站在那些殖民者的立场上。

叙述者笔下的第二类“我们”是以性别划分的，由女人组成，读者不时会遇到“我们女人”的字样（93、97页）。上述两组“我们”之间常常有冲突。书中有几次明显的“划清界线”之举：谴责欺骗奥鲁诺克的英国船长是一例（83页），对以副总督拜厄姆为首的白人毒打折磨奥鲁诺克一事表示愤怒则是另一例。她说：听到黑人起事的消息，“我们”女人惊恐万状，认为黑人会来把我们杀个寸草不留，于是都匆匆逃走了，“我们离开以后，他们实施了这一暴行”（111页）。这里，男性白人中的一部分，即决策时真正发挥作用的一部分，被明明白白地划入与自己有别乃至对立的“他们”。

由此又派生出叙述者其他种种更为复杂的心态和行为。她身为白人，却对奥鲁诺克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自视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们都饱尝受束缚、受压制的滋味。中上阶级的妇女对奴仆或下层人民的同情的确与她们的某种被压迫意识相关。只比贝恩晚出生十余年的玛丽·查德雷（1656—1710）曾在一首写于1701年的诗中说：妇女无缘接触知识，不能入学，被分派做最低贱的粗活，“充当奴隶”，为奢侈骄横的男人服务；并在另一首名为《致女性》的诗中更是明确地说：“妻子和仆从是一码事，只不过名称不同。”⁽²³⁾另一方面，女性叙述人又和奥鲁诺克同享某种高贵的身份，并对“荣誉”和“尊严”有相似的看法。她十分欣赏黑人的勇敢诚笃和印第安人的质朴天然，在她看来，奥鲁诺克谈吐不凡，信守诺言，勇敢无畏，视爱情高于生命，简直是理想英雄的化身。这与她对一些邪恶白种男人的鄙夷态度形成对照。奥鲁诺克和某些白人的对比有时上升为对欧洲文明（乃至一切文明）的尖锐批判。如，奥鲁诺克因一向信守承诺，不知谎言为何物，所以一再被欺骗，最后终于对白人彻底失去信心，说：“白人背信弃义，那个教他们欺诈行事的神也是如此。”他曾比照白人的方式，让他们把承诺“写”下来（文明社会“立书为据”习俗的前提是认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尔虞我诈，故须先有“凭证”以便必要时由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法律仲裁），殊不知此模仿文明的“进步”之举却使他再次上当——因为在殖民统治下他根本没被当作“人”看待，因而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讲述这些的时候，叙述者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黑人一边，仿佛她又另选择了一种“我们”。因此，读者见她称在苏里南的打猎和周游活动为“我们的消遣”，并解释说“我们”包括四个妇女、“恺撒”（即奥鲁诺克）和另外一位绅士时，并不觉得唐突。这里的“我们”在更大意义上是以阶级（而不是种族和性别），甚至是以内在“品质”、为人之“道”或相互的感情来划定的。

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叙述者在奥鲁诺克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也必然是多重的、暧昧的和矛盾的。

她对奥鲁诺克怀有真诚的关切和同情，但是她同时又在“使用”这个奴隶：用他做保镖和陪伴，“消费”（有兴味地听并看）他的人生悲剧，并以此为素材为自己积累日后当“说故事人”的资本。她还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白人殖民者安抚、对付那位黑人王子的一个工具——她带领他渔猎游乐，劝他暂且忍耐、不要聚众闹事，促使他允诺不伤害白人。事实上，不仅叙述者，其他一些善良白人的安慰和许诺在客观上都起着欺骗和坑害的作用。黑人起义发生后，叙述者一方面满心畏惧，认为起义是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白人的；同时又对叛乱者不无同情，不仅认为奥鲁诺克应得宽待，而且给了他充分的发言权，让他在雄辩的鼓动演说中力陈起义的合理性。就对奥鲁诺克的关怀和对他的命运的影响力而言，叙述者和奥鲁诺克妻子伊默恩达之间有某种可比性和对应性。在某个意义上，“我”和伊默恩达在该书中成为女性的代表。像后者一样，“我”是黑人领袖奥鲁诺克的崇拜者和赞美者，也是他钟情或信赖的对象。不同的是，伊默恩达被描绘成忠贞温顺的女性，而叙述者本人却不是柔弱的深闺小姐。她身为女人，却喜欢渔猎，热衷冒险，极力促成了探访印第安城镇的旅行。她还异常关心政治，参与白人应付黑人动乱的决策过程。如此种种，简直是非常“男性”化的，不仅和奥鲁诺克有相通处，而且和标准的男性殖民者并无多少差别。可以说，特定的时空位置为这个特定的女性提供了空前的活动空间。苏里南复杂的种族关系和政治情势给了她介入政治的机会，就像复辟时代的危机使小女子贝恩得以出任间谍的角色。造成人物“挪移”的航海殖民活动像是魔棒，把黑人王子奥鲁诺克变成了奴隶“恺撒”，同时却也把在欧洲微不足道的叙述者（至少对身份极注重的她没有交代她父亲在英国的职业和地位）变成了显赫的“大女主人”。似乎是，白女人在遥远殖民地受到的礼遇以及在奴隶面前所享有的威严使叙述者感到某种晕眩，对自己的“权力”生出幻觉，以至她一时误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权威，又利害相关，如果我猜到会出这种事〔指鞭笞侮辱奥鲁诺克〕，定会阻止它的发生”（111页）。这种自信是诞妄的，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不仅“我们女人”最终只能束手观看奥鲁诺克被荼毒杀害；连男性白人中的一些“君子”也无能为力。然而，这参与感和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真实的，有所凭依的，若没有这种自信，就生不出这个人物的第三重身份，即女性讲故事人（作家）的身份。

这最后一重身份代表着历史性的新突破。维吉尼亚·吴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1929）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应在阿芙拉·贝恩墓上撒下鲜花，因为是贝恩为她们挣得了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权利。⁽²⁴⁾贝恩的叙述者没有打出开路先锋的旗号，也没有发表惊天动地的宣言，但是她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活动有“僭越”之嫌。她这般没有受过古希腊和拉丁文学教育的女人甚至不能算“有文化”，写书自然是“越分”的。“我”承认“女性的笔”逊色一筹，但又力陈当时的情势来为自己解释辩护说，由于殖民地易手造成冲突，不再有其他的知情者能写这段历史，等等。她似乎朦胧地感到了作者身份的重要性，不时游离出叙述主线攀扯进自己的写作活动。比如，在偶然涉及次要人物庄园主“马丁上校”时，便进而奉告读者：“我曾借自己的新喜剧中的一个人物来表彰他，用的是他的真名”（110页）。叙述人似乎确有某种“僭越”倾向——她有意无意地流连于自己的活动和情感，使它们“超重”并几乎构成一个可与主人公的悲剧抗衡的有意味的“故事”。

叙述者明白地告诉我们说，该书得以产生的契机，在于奥鲁诺克的不幸遭遇和“我”的旅行经历的交叉与相汇。这位女性讲述故事时表现了对地域环境的超乎寻常的兴趣，十分注重描述地境（locality）或营造背景（setting）氛围。小说一开篇就明言交代说，叙述人与主人公相遇的地方，也即主要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美洲的一个殖民地，叫做苏里南，地处西印度群岛”（56页）。随后便对当地土著大加描述，以两页多的篇幅开出长单子，详细列举该地的诸种奇俗异物（如一种叫做“狨”的极小的猴子），特别是当地土著的服装衣饰、风土人情，等等。这些显然是行色匆匆的过路者或初到异地的陌生人好奇的双眼所摄取的印象。更突出的是，有关叙述者和奥鲁诺克等人在苏里南的冒险和狩猎活动的内容占据了极显要的一席之地，超过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她自称这段叙述是“离题话”（104页），但是却讲述得津津有味、生趣盎然。她刻意突出异国的风情：讲奥鲁诺克如何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杀死猛虎，保护妇女；讲他在钓鱼时怎样被一种名为“麻鳝”的怪鱼击昏，顺流漂下，幸遇印第安人相救才得以生还；讲他们如何溯一条大河而上，访问印第安城镇，目睹当地人裸体文身的种种怪异情状，并得到了热情款待，等等。

表达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地理兴趣——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某种个人癖好，而且也是对读者需求的一种设想和估量。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殖民事业的兴盛，旅行文学在英国开始风行⁽²⁵⁾，海盗出身的威廉·丹皮尔（1652—1715）因《新环球航行》（1697）一书几乎成了传奇英雄。这和目下在中国所谓的“移民文学”特受瞩目不无相似。公众对旅行、探险以及探险文学的嗜好不仅源自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还被切实的经济关怀和利益考量所驱动，有获取并传播实用经济信息的效用。17世纪末以来的读者“要求为他们提供真实消息”⁽²⁶⁾。叙述者“我”说及他们一行在旅途中沿河寻访印第安人时，无意中发现该河流域产金，从而引发了一场“黄金冒险”（104页）；又再三地赞叹殖民地的丰腴，恐怕都是在直接呼应当时读者的兴趣。

“我”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还屡屡涉及时间。她提到奥鲁诺克十分同情在内战中被杀的英王查理一世；说苏里南是“属于英格兰国王的一处殖民地”（85页）；后来又叹惜那里的大好河山落入了荷兰人之手。由于所涉及的事件多有确切的时间（理查一世1649年被处死，苏里南于1667年由复辟的查理二世正式转让给荷兰，后更名“圭亚那”），便可确定奥鲁诺克的悲剧大约发生在1660年后王政复辟时代初期。叙事还一再提及历史中的真人真事——如苏里南副总督拜厄姆和总督的管家特里弗莱等等。叙述者还常常把话头拉回到欧洲，比如，说她曾把一副当地土著的羽饰送给“国王剧院”，作为演出《印第安王后》⁽²⁷⁾的道具云云（57页）。这一方面诉诸同时代人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人物的好奇和关注；另一方面给小说涂上一层“实录”色彩，增加了叙述的权威性。同于1688年问世的贝恩的另一篇故事《祸心尤物》也同样凸显“写实姿态”：叙述者“我”强调自己并非是在以“伪造的故事”或“罗曼司般的事件”飨读者，所讲所述分毫不差俱为“真实”，或是她本人所亲眼目击的事，或是从知情的权威者那里了解的内情。⁽²⁸⁾

小说中不仅有一些旁枝末节的交代“漫不经心”地顺便点到时间，那些细致得不相称的“离题”的地域描写更是指示了一种时代特征。如巴赫金指出，在文学和艺术中，时间和地境（空间）的因素是不可分割的。⁽²⁹⁾两者结合，已足以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一个精确的时空坐标，一个潜在的，然而意味深长的历史上下文。小说中的苏里南不是超越时间的伊甸园，而是属于特定的时代，充斥着白人的殖民活动。叙述人所寄居的房子属于殖民总督，四周遍布役使黑奴的白人庄园。叙述者与奥鲁诺克等一行人深入莽林或溯流而上进入新大陆腹地，更是殖民探险者入侵异域的一个剪影。不言而喻，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的地理兴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伴随早期资本主义扩张而生成的。作者的策略和取向反映着当时的读者对海外冒险的热衷。虽然如有的论者指出，在欧陆的17世纪传奇故事中也有叙述人强调自己是目击者的先例，⁽³⁰⁾但是，小说花费在地理细节和美洲土著的诸多笔墨却并非讲述英雄罗曼司的必要。因此，如果说奥鲁诺克的国王身份是旧的英雄传奇和英雄悲剧的余音，那么小说中的殖民主题和地域描写则指向了即将到来的航海/探险文学热以及笛福和斯威夫特的作品。该小说极力追求“真实”或“纪实性”，十分注重几乎压倒了爱情线索的叙述者/主人公关系，如此等等，已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叙事的套路。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奥鲁诺克》中的“我”有相当的自传色彩。⁽³¹⁾而照小说中的交代，她和主人公奥鲁诺克的相遇发生在英国历史上一个最波谲云诡、矛盾丛生的年代。生于1640年的贝恩和清教革命引发的空前内战一起来到世间，1660年王政复辟时她正好成年。1689年她去世时，改良的“光荣革命”刚刚完成。在这急剧变化的年代里，宗教信仰分歧和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相纠结，革命、改良、保守以及复旧的势力交错冲突。革命仿佛是巨大的断裂，以杀君的极端之举震撼世界；它一方面产生了克伦威尔的严峻的军政府，一方面又以空前的自由滋生了千奇百怪的团体和教派，以及各种思想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尝试。⁽³²⁾在国内发生种种颠倒乾坤的政治变化的同时，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不曾片刻停止；工商业的发展从未真正被打断。复辟的王室虽在一片怀旧声中登陆，在重树绝对王权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连国王想公开自己的宗教倾向时都多有忌惮，造成某种“不无益处的缺乏政府权威状态”⁽³³⁾。流亡、朝不保夕、四面掣肘和妥协投机，便是复辟精英们的人生体验。他们的宗教和道德观念空前薄弱，以保皇派浪荡子的放浪形骸对抗伦敦市或议院里的虔诚教徒们的一本正经。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却乐于做文学艺术的保护人，对新兴的自然科学也颇为热心。⁽³⁴⁾罗切斯特伯爵的生涯可以被看作是时代的一个注脚。那位保皇功臣的儿子小小年纪就成了复辟朝廷里“快活帮”的核心人物。他风度翩翩、教养一流，同时又嘲弄一切、无所不为。他的“功业”包括劫持最受世人瞩目的富家少女、捧红最出众的女演员，也包括毅然从军英勇作战。他游戏人生、醉生梦死；却又连篇累牍地撰写讽刺文抒发虚无主义的见解，挖苦世道、世人、友朋、国王乃至他自己。在特定情况下他还能和当时最负盛名的神学家兼布道者做数月长谈，深入地对话并在病危之际最终皈依上帝。

如前所说，从革命到复辟到妥协，世间万事都在变动中，都在不断调整，尚未明晰化或条理化。小说也因而具有“思想上的不稳定性”⁽³⁵⁾，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变的精神“风景”。革命时代的余风似乎使王室的拥戴者也多少承认被压迫者造反的权利。对王权和对贵族价值（勇敢、忠义、荣誉等）的尊敬和珍惜偶尔会越过种族藩篱而“惠”及黑人。错综的历史情境可以使保皇党或保皇人士贝恩和“狂说者”⁽³⁶⁾等当年的清教革命派人士有某些相似之处，甚至“不惜复制激进派的某些理念”⁽³⁷⁾。上层阶级中宗教信念的衰颓松懈使对欧洲文明的批评成为可能。在对待黑奴的特定问题上，保皇派可能抨击王室委派的殖民官吏而赞扬反对贩奴的清教徒革命遗民。⁽³⁸⁾新的资产阶级理想女性角色尚未定型，因而贝恩的女性叙述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往返于许多朦胧的界限之间——她一方面是国际贸易的受惠者和帝国主义探险开发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是联结英雄罗曼司主题和帝国主义神话的关键环节，热衷于殖民活动为自己提供的活动空间、叙事题材和具有权威性的身份（受尊敬的被信任的耳闻目睹者），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殖民活动中的罪恶和丑行；她一时强调自己是女人，和疯狂施暴的、惟利是图的欧洲男人截然不同，一时又在许多方面模仿或企慕男性角色。

总之，小说的叙述者和她的讲述对象奥鲁诺克都指向多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情境，既是“后顾”的，又是“前瞻”的，明显具有过渡特征。

叙述者“我”用自然顺畅的语言将种种错综纷杂而又常常自相冲突的态度、举措和事物坦然陈述出来；仿佛对其中的矛盾性和讽刺意味浑然不觉，不做任何解释或掩饰，也不企图自圆其说。这种近乎纯朴的盲目性构成了这篇小说最触目的特征之一，所以会有评论者说，“从一开始，引起注意的就是叙述者那聊天般的平易的声音，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³⁹⁾。平易而低调的叙述声音是地位低微、学识有限的作者作为女作家亮相时的本能选择。而她的“盲目”则直接指向复辟时代的混沌性和过渡性。

继女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后，女性写作者的快速跟进标志着某种突破。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意识形态使“妇女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空间”⁽⁴⁰⁾，但是“纲纪”的松弛和世态的纷杂却的确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可能性。在那段翻云覆雨的历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变化中有所不变，复旧中有所更新。在某个意义上，贝恩式的女性典型地代表了她的时代的弱点、长处、复杂性和可塑性：“复辟时代以其特有方式又是个革命的年代，而贝恩太太，虽然她本人无疑会对革命一词惊恼不已，却是那个时代最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之一。”⁽⁴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