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姚名达
——由《章实斋先生年谱》说起
2014年11月，我从互联网上购得一本微有残缺的胡适与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9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屈指算来，这是一本已有87年历史的珍籍了。
细阅此书，150多页，内中依次有何炳松（1890—1946）、姚名达（1905—1942）和胡适的序文，且胡适的序文敬陪末席。值得注意的是，此《年谱》原是胡适早年个人的学术著作，缘何后来却成了一位大学者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后学的联合之著？
《章实斋先生年谱》封面
胡适为《章实斋年谱》作序
为了便于探讨由胡适所著《章实斋年谱》到发展成与后学姚名达合著《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前生今世，兹将1922年1月21日胡适在上海大东旅社所写的自序全文抄录如下：
我作《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作一篇翔实的传。《文献征存录》里确有几行小传，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张字！所以《耆献类征》里只有张学诚，而没有章学诚！谭献确曾给他作了一篇传，但谭献的文章既不大通，见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实斋的课蒙论！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真是王安石说的“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了。
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录全部钞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钞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这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作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
民国十年春间，我病在家里，没有事做，又把《章氏遗书》细看一遍。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章实斋的学问与见解。我觉得《遗书》的编次太杂乱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条理层次；内藤谱又太简略了，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步。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因此，我决计作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这个决心就使我这部《年谱》比内藤谱加多几十倍了。
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功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彩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穿，自成片段。这一番功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钞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话，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
章实斋的著作，现在虽然渐渐出来了，但散失的还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没有见他的《庚辛之间亡友传》。《年谱》付印后，我才知道刘翰怡先生有此书；刘先生现在刻的《章氏遗书》，此书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后，定可使我们添许多作传的材料。刘先生藏的《章氏遗书》中还有《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没有见过。我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
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他在他的《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次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然犹不能不阙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照他这话看来，他的著作应该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现在所传他的著作只有极少数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时的刻本《文史通义》已没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遗书》与内藤藏本目录也都没有年月。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谁料说这话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这一件“大错”呢？我编这部《年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
我这部小书的编成，很得了许多认得或不认得的朋友的帮助。我感谢内藤先生的《年谱》底本，感谢青木先生的帮助，感谢浙江图书馆馆长龚宝铨先生钞赠的集外遗文，感谢马夷初先生借我的钞本遗文，感谢孙星如先生的校读。
十一，一，二一，胡适在上海大东旅社
胡适的《章实斋年谱》
我们从胡适的自序中，知道他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时，因为读了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感到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的著名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绍兴人，乾隆朝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著《文史通义》等），在死了120多年后，中国人中竟没有一人为之写出一篇考究的传记。而尤令他感到羞愧的是，第一个为章实斋作年谱的竟是一个外国学者。因此，胡适决定写一本中国人独立写作的、高质量的章实斋年谱。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胡适在日记中曾写下他的创作流程，他从1921年5月到10月，断断续续地搜集、补充、执笔，速度是很快的。9月2日，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遇见孙星如，此君告之刘翰怡拟刻章实斋全书，已请孙益度作《实斋年谱》。胡适一听，颇为吃惊！连说：“我也有《年谱》之作，但未成书；如孙君欲看，我可以寄给他一看。我要向他借观全书目录，并把所有内藤藏本目录借给他们。”这番坦诚的表白，一方面反映了胡适对未知资料的渴求心情，另一方面向对方伸出的是平等互利的手。10月6日，胡适偶然发现“浙江图书馆去年排印《章氏遗书》，错误甚多，我大不满意，嘱俞平伯转告馆中人，有‘浙江人太看不起章实斋了’的话。他们后来才发愤作正误表。昨夜我收到正误表一本，计共校正一千一百余条！浙江图书馆补正之猛，甚可佩服。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也是我对于实斋的一点效劳”。10月底，胡适在北京投入《年谱》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写作自序了。事毕，胡适将《年谱》稿本送请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审阅。11月3日，朱归还稿本，胡适感到宽心！遂将《章实斋年谱》送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年2月26日，胡适于“夜十二时，接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章实斋年谱》四十本。此书印得很好，有几个错字”。接着他自嘲“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做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做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功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梓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劈岭，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胡适的这部《章实斋年谱》问世，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功不可没！
胡适与后学姚名达合著《章实斋先生年谱》
《章实斋年谱》是胡适用半年时光，且在断断续续中完成。所以胡适看到了这件作品的先天不足，因而在序言中盼望有一位“能者”舞大刀、挥利斧来精雕细凿出一份更好的年谱来。胡适的愿望终有了积极的回应。1925年3月29日，20岁的年轻人姚名达站了出来，他买了胡适的这本《年谱》后，一气呵成，拜读完毕。他偶听到何炳松讲到章实斋的著名之作《文史通义》，恍悟应将章实斋的研究提上日程。是年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从此立志作史学史研究，而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他发现胡适所著《年谱》有不足之处，当他再读《章氏遗书》后，大受启发，于是便随手在《年谱》上“补了些新史料上去”。姚名达在序中回忆，1926年“六月二十日，初见适之先生，问他怎么办？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它补好了寄给我。’”这是姚名达生平第一次拜见胡适并面聆教诲，而胡适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见这位年轻的、陌生的“能者”，他感到孺子可“靠”也，遂慨然同意姚名达补订自己的著作，往后的事实证明，姚名达没有辜负胡适的期望。
姚名达仔细看了《章实斋年谱》，他说：“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白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
1927年12月30日，姚名达在致胡适函中回忆说：“商务印书馆近来想出‘千种丛刊’（即‘万有文库’千种书），把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收入‘国学小丛书’内。我想这次再版应该成定本了，不补订是不好的。现在已依照先生去年告我的话，把《年谱》增改好了。”又说：“起初是把我所补的插入原文中间，把原文偶错的径加删改，后来为免灭裂卤莽之嫌疑，把应补应改的另抄为一小本，邮寄适之先生，请他自家去动手。”后来，姚名达登门拜访，胡适热情地接见了他，并告知自己事忙，可否请他代为增补。姚名达欣然从命，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事后，姚名达是这样做的：“一、极力尊重适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改变他的记载，否则决不删改或修移。二、适之先生解释章先生主张的话，尤其特别尊重，虽然有一二条和我的意见不同，但我在这增补本里绝对不说一句话。三、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别插补入原文，并不说明谁是新补，谁是原文。”两位作者品格至上、思路一致、内容统一，无愧是合作的典范。
姚名达说：“这本书成功以后，适之先生要我作篇序。”对于胡适给予自己如此平等的待遇，姚名达铭感不已！1928年10月15日，姚名达在上海为《章实斋先生年谱》作序，在序中不无感慨地说道：“他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他的影响的一个。……才得着学问的乐趣，才决定终身的事业……”
1929年10月，一部由胡适（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本《年谱》甫入社会，即受到欢迎。但随后也产生争议和新说，并伴有再补入之新呼声。如有《胡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赘词》（载《国闻周报》1929年第六卷第三十七期）、《〈章实斋先生年谱〉补正》（载《说文月刊》1940—1941年第二卷第九至十二期）、《〈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新资料》（载上海《大公报》第四期“文史周刊”1946年11月6日）等。虽有新议，但它绝不会影响《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价值和传世地位。
胡适并不是一位文过饰非的人，面对质疑，在百忙之中给了学者和读者一个负责任的回答。1948年6月12日，胡适在《申报·文史周刊》第27期，发表了《更正〈章实斋先生年谱〉的错误》一文。这一正确态度也反映了一个大学者对学术问题可贵的自觉精神！
姚名达在与胡适交往过程中，曾给胡适写过八封信，总是将胡适尊为前辈，自己则谦称“后学”。他对胡适的“先见和大量”表示敬重！1930年1月15日，致函胡适，称“《章谱》版税手续已办好，《章谱》将来再版，名达当照尊示加注重排，总以保留原著为是”。同时表示衷心“谢谢先生嘉惠后学的好意”。1月17日再函，向胡适索取其生平、学历、著述、任教、游历资料，意在为之作传。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姚名达在致胡适函中，痛斥日寇炸毁商务印书馆总厂，又将东方图书馆烧光的罪行。同时告诉胡适“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姚名达是个言行一致的爱国学者，当日寇的铁蹄践踏到浙、赣一带时，他便在执教的中正大学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被选为团长。姚名达随即亲率30余名学生，先后在江西新喻、新干等地与日寇作战。1942年7月，不幸英勇殉国。成为为抗日捐躯的爱国教授第一人，年仅37岁。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在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高度赞扬姚名达“绝学有选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国民政府曾颁发奖状。1949年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达为革命烈士。1987年，民政部颁发烈士证书。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特在校园内建“显微亭”，以示对先烈的缅怀！
何炳松对《年谱》的赞赏
再说说位列“三序”的何炳松教授对《章实斋先生年谱》的评价。
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915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旋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习史学和政治学，1916年获硕士学位归国。他与胡适同在191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为期五年，故彼此是很熟悉的同事。1924年，何炳松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总编辑，与胡适又是出版界的良友。1935年，何炳松任暨南大学校长。抗战全面爆发，何校长带领暨南大学师生流离到大后方，艰苦办学。1946年在上海谢世，享年56岁。
何炳松生前与胡适有一共同兴趣，就是年谱学和章实斋研究。胡适知悉何炳松与姚名达有一层宛如师生的亲密关系，因此他邀请何炳松为合著《年谱》作序，何炳松稍有犹疑之后还是乐于从命。
1928年10月18日，何炳松在上海闸北寓所中，为该书写了一篇有深度、有广度、夹议夹叙的长序。他首先侃侃而谈年谱学，说：“替古人作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作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作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这种困难就是章实斋所说的‘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作书的人自己明白。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这样作成功的。”
接着，何炳松又说：“就我个人讲，一面想到作年谱这种工作的困难，一面看到适之先生这本《年谱》内容的美备，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一本‘即景会心妙绪来会’的著作，不是一种‘玩物丧志，无所用心’的玩意儿。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不应过度地去求全责备。……当达人先生进行他那增补工作的时候，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达人先生说，他近来听见我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我代他们两人再作一篇序。”何炳松在序文收尾时，特别强调不要“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贡献”。此言不失有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