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胡适与罗尔纲两位大师，从1930年建立的、迄今已超过85年的、跨世纪的尊师爱生的楷模式关系，一直被学者们称道，并不夸张地说，实在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这种师生关系对我等后辈均有启示意义。

我与胡适先生无缘相识，脑海中只粗略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者。1955年，置身于铺天盖地对胡适思想批判的浪潮中，后略知他与罗尔纲有一层师生关系，并且是讳莫如深的关系，自己多少也能觉察到其中的玄机和隐痛！

说到罗尔纲先生，我与他结缘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冬，我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史料组工作。那时罗尔纲先生被邀请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来到南京，主持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时年22岁的我，开始注视着年已半百、平顶头、步履矫健、衣着朴素的罗尔纲先生的身影——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引路人和导师。

当时我参加展览会的美术工作，一时也没有机会聆听教诲。次年，因参与修改太平天国历史连环画，才有机会接近罗先生。1952年底，南京首次发现太平天国某王府及太平天国壁画，领导命我到某王府协助工作，并侍奉罗先生左右。形势既喜人，也逼人，我开始阅读罗先生赠送的新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未料如入胜境，感谢这本启蒙读物，让我从美术工作转行到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轨道上来了。

1953年，领导与罗尔纲先生达成共识，让我在罗先生身边工作。此后，我在罗先生安排下，读太平天国史书，参加文物展览，协助筹备太平天国纪念馆，有幸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座席。往后，我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经历酸甜苦辣40载，其中有14年与罗先生形影相随、聆听教诲，荣幸地获得他的30余部亲题赠书，也颇得先生信赖。从此，我开始探索罗先生，除跟随先生做学问外，最大的收获乃是明白了他与胡适的一层厚重的、楷模式的师生关系。

1963年，戚本禹（1931—2016）抛出《评李秀成自述》，剑指罗尔纲先生等，随后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论战。1964年4月，罗先生在完成南京各项工作后，返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与先生鸿雁常飞，积信函26件，并得老人家挥汗为拙著及主编的《清代咸同年间中兴名臣的书札》《曾国藩等往来信稿真迹》等赐序，受惠良多，师生情感依旧春风！

1994年初，应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之邀，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有关华人遗存的考察访问。这期间，在墨尔本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了台湾地区出版的名目繁多的胡适著作，顿感眼界大开！1995年8月，我在南京家中收到罗先生生前题赠之最后一部杰作《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拜读再三，看到了罗先生对胡适弥久的、出彩的师承乐，诚如胡适大师所赞赏的“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我深深地为这本佳作叫好，感谢它激发了我从此对胡适与罗尔纲尊师爱生关系的研究兴趣。

1996年，我移居墨尔本，从此定下研究方向：中澳关系史、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史，以及罗尔纲-胡适研究。正当我奔波在澳大利亚华人淘金古镇时，1997年5月25日，惊悉罗尔纲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福寿全归，悲痛不已！先生虽逝，但之后我仍然收到罗先生亲属寄给我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2011年又收到卷帙浩繁的22卷本《罗尔纲全集》，如获至宝。2014年，承蒙上海档案馆提供了全套的由罗尔纲编辑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理学院庚午级毕业生纪念刊》复印件，这是一件尘封75年的珍贵文献，说到珍贵，那是因为它是1930年胡适与罗尔纲等师生大作第一份共同载体。这一切好运，促使我下决心在澳开展对罗尔纲、胡适、二人及其周边友人和往事的研究。虽然我已将罗先生给我的全部赠书带来澳大利亚，然而关于胡适的藏书却知之甚少。为了解决“书荒”，我除了每周去墨尔本大学图书馆外，还去过悉尼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结果却“淘金”未成。我好奇地追问原因？该馆回答：在澳大利亚，不仅图书馆缺乏这方面的资源，就连高等院校也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故而也谈不上编印这方面的目录索引。后来的事实也证实，悉尼和墨尔本的中文报刊上，几乎见不到“胡适”这两个字及其文章，对胡适而言，澳大利亚竟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为了研究工作的充电，我每年回国，第一要务是去各类书店购买有关胡适的新书；此外，就去图书馆、档案馆特藏部寻觅旧书旧报刊；又从互联网上高价网购旧书；还时刻把视线瞄向那些尘封在公共机构和散失在民间的胡适和罗尔纲的遗金散珠，旨在沙里“淘金”，上下求索胡适及其相关的史料，尤重网罗第一手史料和档案。坚持加执着，我终建立起研究胡适和罗尔纲的初步物质基础。

2006年，我有幸从澳大利亚华裔联邦参议员陈之彬先生手中，接收了已故的胡适学生、学术助手、墨尔本大学高级讲师金承艺的《胡适文存》等50多部旧版藏书，这股强劲力量增强了我对胡适研究的物质基础。

2013年，我专程去了台北，参观了胡适故居和纪念馆，瞻仰了胡适墓园，亲身感受到胡适不朽的治学精神！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本人累获台北胡适纪念馆鼎力相助，承慷赠尘封的金承艺致胡适的全部亲笔函（复印件）等档案。又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因念我是罗尔纲先生的弟子，破例馈赠一件秘藏70余年的罗尔纲致同为客家人的罗香林的亲笔函（复印件）。如此等等。

笔者不才，已将这些新发现公布，并对尘封之档案进行解密，将它们收入书中，使之首次与读者见面。因地制宜，我也将胡适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纳入书中；同时又收录了一些于我是前辈、上级、同事的胡适学生与胡适的学术交往片段。此外，我要特别提及一件事，那就是罗尔纲先生生前关心并告知的关于澳大利亚收藏着一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但他不知详情，此事我一直记在心上。2003年，应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之邀，我在该馆进行了三天的观赏和鉴定，终发现22册太平天国早期原版刻书和3件原版布告，意外地发现其中两件布告还是世界孤品。我决心让这批国宝踏上漫漫返乡路。2014年，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制成一套四部影印本出版问世。谨此告慰在天之先师！

另外，我常为罗尔纲先生惋惜的两件事，一是他与胡适从1930年到1948年的18年间，师生二人没有留下一张合影；二是，这18年间，有求必应的胡适却没有给这位真传弟子留下哪怕一幅墨宝，令人失望！兴许这与罗尔纲一贯不愿给胡师添麻烦的习惯有关。1976年底，我与罗先生阔别12年后，再一次相聚并交谈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我曾向他索取他与胡适、与徐志摩的合影照片，罗先生迟疑地回答：“没有，没有照过。”

最后，我联想到胡适与罗尔纲等大师们在民间的遗金散珠，是不是会被人们收罗殆尽了呢？我的看法是不可能，举例如下：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1954年胡适在容闳耶鲁大学毕业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英文演讲稿，便是一件“出土”文物；胡适在美国曾经赠给小同乡唐德刚夫妇一幅题词；1961年春，胡适祝贺陈仲玉与王燕生女士新婚志喜，在台北家中特题赠其“新房补壁”诗一首；为了酬谢曾为自己治病的陆仲安中医师，题赠录自“宋人白话词”一首；1947—1948年，胡适为天津《益世报》专栏敬题“熊秉三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读书周刊”刊名。如此等等。再如，1948年11月11日，罗尔纲致福建省图书馆萨士武馆长亲笔信，亦是《罗尔纲全集》所缺之物。有理由相信，胡适、罗尔纲等大师们的尘封藏品，只要我们时刻注意，不遗余力地及时开展搜集工作，奇迹就会出现。这既是我的经验，也是推出本书的愿望。

1983年，郭存孝在北京聆听罗尔纲先生侃侃而谈太平天国史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并不多见的特写、速写、素描及略带简单的考释；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探索胡适，探索罗尔纲，探索胡适与罗尔纲，探索胡适与他的挚友、同事、学生及乡亲等，探索罗尔纲与他周边的好友等人的往事，探索他们在人生旅途中的五味人生。大师们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们持续的拼搏精神，将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大师们吹奏的震天号角，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2017年，恰是胡适驾鹤西去55周年，亦是罗尔纲福寿全归20周年。本书权作后辈之献礼。

最后，我要特别铭谢以出版多部罗尔纲力作著称的、中国一流的出版社三联书店为本书提供了华丽现身的平台；同时还要多谢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剪裁、润饰之功，令本书终成正果。

我已年迈，囿于精力，限于能力，疏误难免，祈请匡正。

郭存孝
2017年1月　八八叟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