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这些年参加过的同类活动中最简单不过的。没有要员，文艺官员也少见，都是他的学生和亲友。每人挑选一支白色的或紫红色的鲜花轻轻地献在沈老的身旁。沈老生前爱听的外国古典名曲柴可夫斯基《悲怆》的旋律舒缓地在回响。许多人的眼睛里都含有泪珠，但没有人放声大哭。沈夫人张兆和出奇的冷静，当我走到她的身边，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了，只听她刚毅地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
兆和是最了解沈老的。也许湘西苗族人生来就讨厌哭泣，也许沈老长年在内心哭泣，眼泪流尽了。当人永远辞世时，他的意愿是应当受到生者充分尊重的。我望了望在鲜花丛中沈老那副安详的面容，紧紧地含住了眼中的泪。
在众多的文学后辈中，我谈不上和沈老熟悉。我知道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很早，读到和欣赏他的作品也很早，但见到他却很晚，去看望他并随意地进行交谈，更是近十年的事。作为读者，我也不是一个忠实的读者。1983年他送我一套十二卷文集，珍惜地放在书橱里，其中部分作品至今我尚未拜读。
我满以为能当上沈老的学生，听他讲授中国小说史。我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是老北大的，他常讲起北大中文系有沈从文、杨振声、冯文炳几位教授。当1955年我真的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才知道沈先生和另外两位已离开学校。这很使我失望。记得在初中时读过沈老写水上文学的一篇文章，谈家乡的河流如何启迪了他的文学幻想，我曾多次傍晚落日未尽时去城边姑溪河畔散步，也想河水给自己的心田滋润些灵感。事后多年，当听到汪曾祺得意地谈起在西南联大时如何幸运地听沈老的课，我真有点羡慕甚至忌妒他。
严文井是不轻易开口称赞作家同行的，虽然他是一位正直忠厚的人。不管什么年月，他谈起沈老，都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特别称赞沈老作品的语言文笔和情调，他常开玩笑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我虽说不上是沈从文的嫡传弟子，但我开始写小说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文井责怪我说：既然你想听沈先生的课，为什么那么老实不去主动上门求教？20世纪50年代沈老很寂寞，有时间，单独面谈，比听大课受益多。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还不是信息的社会。大学几年我就不知道打电话，更不习惯于毛遂自荐拜望名人。大学快毕业时，才知道沈老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住在东城一条胡同里。不知从哪里来的印象，我想象他的住宅庭院里准有株高大的槐树。
1963年，本来有可能见到沈老。那时我已认识了阿英先生。他知道我崇敬沈老。有次我刚踏进他家门，他就乐呵呵地说：过几天沈从文先生要来看我，你也来，我介绍你认识。那时阿英先生在故宫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文物服饰方面一些问题要请教沈先生。沈先生正在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些资料也要请阿英帮忙，他俩时有来往。我那时住西郊，临时通知困难，我没能赶上在阿英先生家里见到沈先生。不过，我却意外地得到一帧沈先生的墨迹。阿英先生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他笑着说：“这是沈先生前些天留下的便条，你留着吧！”这是一封用毛笔写的短柬：“阿英先生，昨托傅杨同志一达，拟特来拜访。顷因得通知，本星期将为突击一新陈列而忙，一连七天，恐都得在馆中库房和陈列室工作，因特来一致歉意。俟将突击工作完成后，当再谋一访请教也。沈从文，8日下午2时”。当时我还不懂珍藏名人的手迹。因想见沈老久久不能如愿，看了他的墨迹，觉得和他似乎也亲近了一些。我高兴地将它夹入阿英先生送我的一本《晚清文学丛钞》中，想不到，几经波折，前两年居然在书堆中冒出了这本书，沈老的信也居然还安然无恙地躺在里面。
我第一次见到沈老，介绍人是沈夫人。1964年春天我到《文艺报》工作，已听说沈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我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1965年我去京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兆和在一个生产队。开始有了接触。她知道我是安徽老乡，又是北大的，渐渐交谈起来。因工作关系，个把月我能回趟北京。有次我正走出村口，她在后面叫我，匆匆地递给我一封信，请我去她家，看望一下沈先生，捎回来一点茶叶。看了信封上的地址，心里一愣，原来沈先生家离我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在浴室里洗了个痛快澡，就去东堂子胡同沈老家。原以为是座独居的四合院，找到门牌，进了狭窄的小门，才知道是座大杂院，一排排小平房，问了几家，走了很长一段才进了沈老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非常漂亮的姑娘，至今我还弄不清是沈老的外甥女还是侄女，看样子她在陪伴着沈老。沈老看完信后，才想起请我坐。一间不超过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地上堆满了书刊。沈老问我们的伙食怎样，兆和的牙病犯了没有，他说郊区晚上比城里凉，劝我晚上要加件衣服。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后，微笑着说：你们安徽人就是离不了茶。他说明天去买茶，送给我。我说后天走，走前我来取。在近大半年里，我为了给兆和捎茶叶，去看望沈老两三次。每次他送我到房门口，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否则我准向兆和要点茶，品尝品尝沈老给她准备的茶叶。那个年代，文艺界已开始明显不安宁了。沈老完全超脱于文坛，我也无心向他请教关于文学的事。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位和蔼宁静老人略带微笑的面容。
近十年我见到沈老的次数比以前多一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尊敬的几位文学前辈和沈老都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对沈老的惦念和关切时时感染着我。
1982年笔者在沈从文家中和沈先生合影
每次见到朱光潜老师，他都要问起沈先生的近况。朱先生出版了新著，怕邮寄丢失或损坏，几次嘱我送给沈先生。有次他要我转送一本《诗论》给沈先生，我说前不久您送给他了，他说这本是新到的精装本。这些年，沈先生几乎都在病中，虽然房门上贴了“遵医嘱谢绝会客”的字条，每次我去沈夫人都是欢迎的。大约五年前，沈老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兆和来信叫我去取。那时沈老不像后来那样，还能清晰地言谈。我是下午3时去的，谈到4点多，兆和为我们准备了点心，沈老吃着吃着突然心脏病发作，坐在沙发上，吓慌了我们，兆和忙拿药，又用凉手巾敷在他的额上，等稳定后，我才悄声离去。第二天才知道，当天夜里沈老就住院了。从那之后，我就不大敢去看望他，有时去也是默默地坐一会就走。崇文门三居室比起东堂子胡同斗室来，总算有个狭小拥挤多功能的客厅可以安定地坐下来，即使不谈话，也能从容地观察到沈老神情的变化，他仍然常含微笑，但不总是微笑，有时沉默得有点气愤，有时激动得有点紧张。他虽多年自觉地躲离文坛，但文坛的干扰却不断地烦扰他。
1980年，一天上午，当时的《诗刊》副主编邵燕祥来电话给我，我顺便谈起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说，正好，请你转告沈老，《诗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沈老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记丁玲》一书不真实等等(至今我还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他说，他们已听到一些反映，请我代他们作点解释。沈老有不同意见请写文章给《诗刊》。我见到沈老，就转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计沈老和兆和已看过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语，神情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兆和在一旁连忙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在这压抑的氛围里，我坐了十分钟。到我自己也感到异常压抑时，我忘了礼貌，也忘了谈事先想请教的问题，突然起身开门离去。我没乘电梯，从五楼急促促地跑下来。
1983年，湖南一家文学杂志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朱光潜的《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必须重新评价》一文。湖南是沈老的家乡，沈从文的创作当时已在研究界重新估价，发表这篇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但由于作者本人的特殊身份，文章中个别提法确有片面之处，文章流传后引起注意，有些不同意见。加上当时文艺界气氛比较紧，有人认为朱文代表一种思潮，否定现代革命文艺传统。我工作的单位当时就准备发表一篇批评文章，这个任务恰恰落到我的头上，拖延了一阵后，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篇文章如何做。我去朱先生那里问了问该文的写作情况。据朱先生说，是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沈先生说一家出版社要出他一本选集，希望朱先生写篇序。朱先生当时正集中精力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身体又不好，但数十年交情的老友提出的这个要求，他绝不能谢绝。而且他长期感觉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很有必要重新评价，所以他草就了一篇短文，请沈先生看看是否合适。待沈先生看后，再斟酌定稿。他拿到那期刊物后，重看一遍，发觉个别提法(如海外现在只认定沈从文和老舍)的不妥。他说他只是希望正确评价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决不想否定或贬低其他作家的地位，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贯看法，但他这样引述海外人士的意见，客观上容易造成这种印象，他为此深感不安。那段时间，我为他在编选一本集子，交谈较多，他常常谈到一些作家的成就，如郁达夫、田汉的旧体诗词写得很好，巴金的随想录使他想起鲁迅的杂文，作用、价值不能低估。他笑着说，人老了，有时词不达意，文章拿出去之前要多看两遍，这是个教训。他写的一篇自传，前后有矛盾的地方，我告诉他。他说现在写作思想不像以前集中，写着写着就跑了。那天谈话，他最关心的是不要因为这篇文章给沈先生带来压力，他说他可以写文章公开自我批评，但不希望影响对沈从文创作正常的评价。我说《文艺报》可能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他说这很好。临走时，他又叮嘱我最近去看望沈先生。过了几天，我去看沈先生。关于朱文的反响他可能已听说了，坐定不久，他就说这篇文章发表给朱先生带来了麻烦，他很不安。他有点激动，激动中有点紧张。兆和把我叫到另一间小屋，说湖南来人要稿子，拿去之前原说暂不发表的。她说沈先生听说报纸要发文章批评，觉得对不起朱先生。我说前些天我去看了朱先生，朱先生知道这事了，他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说给沈先生带来了麻烦，他不安。兆和叹道：他们俩……之后，我向《文艺报》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从引用海外人士意见要慎重的角度，指出朱文的不足。我化名写了篇千字文。朱先生、沈先生都看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明是我写的。
1985年3月，巴老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刚在北京饭店住定，和冰心通了一次电话，就急切地提出要安排去看望叶圣老、周扬和沈从文。叶圣老和周扬同在北京医院住院。沈老家当时没有电话，我只好先去和兆和打个招呼，兆和听说巴老要到家里来很高兴，沈老言语已不太清楚，他说了句什么，向我点了点头，招了招手。
巴老上午9时多离开饭店，正赶上四五级大风，巴老全副武装：黑呢大衣，花格子呢帽子和围巾。车子在宿舍楼大门口停下，小林扶着行动不便的巴老顶着风走了一二百米路。兆和已在楼门口等候，乘电梯到五楼。巴老是头一次到沈老新居，他进屋后直奔在客厅等候的沈老。沈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脸上泛起微笑，舒展的微笑。巴老连声说：“你好，你好！”沈老吐词不清地说：“好，你好！”兆和准备了好几样点心，她一直在忙着招待，一直挂着笑容。两位老友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巴老说了些问候的话，由于沈老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老突然沉默了。在场的人都为两位老友难得相见又不能随意倾谈难受，兆和只好代沈老说了许多话，巴老仔细地问了沈老饮食健康近况。巴老怕影响沈老休息，待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他们又紧紧握手，巴老说：“下次再来看你，多多保重！”巴老走出房门时，沈老还在招手。兆和送巴老下电梯，汽车开动之后她还顶风站在那里招手。在回住处的途中，巴老说沈老身体、精神都不错，比他想象的要好。
多么希望如巴老所祝愿的那样，沈老的身心愈来愈好。有多少话等待他说，有多少文章等待他写。他却突然走了。望着他安详的遗容，内心震荡的却是长久的不平静。
198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