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浙大人的激光之梦
问：1958年您从浙江大学毕业，留校后是直接当助教吗？
答：1958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留校后，当了老师。那时候我们被叫做见习助教，要一年后才正式转正称为助教。这年给我的任务，一是做教研室秘书，二是做机械工厂光学车间“车间主任”，三是准备上课教“光学玻璃工艺学”。
问：教研室秘书的工作是给教授做助教呢，还是像现在系里的办公室行政人员一样的？
答：浙江大学的光仪教研室一直以来有个传统，就是要由党员教师担任教研室秘书，因为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老先生，都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由党员教师任教研室秘书。何增禄先生和董太和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教研室秘书先是董大年同志，后来是缪家鼎同志。一直到1956年，光仪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孙扬远同志留校后接替缪家鼎同志当教研室秘书。因此，1958年我毕业以后孙扬远同志就推荐我当教研室秘书。所以我留校以后，既是教师，又是教研室秘书，还是光学车间的车间主任。
教研室秘书实际上是教研室的内总管，从排教学计划到教研室的日常行政事务，例如安排学生下厂实习等事务都要管。“车间主任”的身份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加给我的。
问：“车间主任”听起来应该是和生产劳动有关？
答：当时，我的教学任务是教一门“光学玻璃工艺学”的课，这门课原来是缪家鼎先生上的，再之前是苏联专家教的，盛耕雨先生也教过。
我毕业留校的时候，缪先生去苏联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留学了，就明确要我接缪先生的课。当时还有一位同时留校的徐昆贤也一起负责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光学玻璃工艺学的课，一定要与实验室结合，学光仪的人都要懂磨玻璃的，光学元件主要是光学玻璃制造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光学玻璃工艺的实验室，让学生动手实践的。这门课作为光学仪器专业也是很重要的。光学仪器设计得再好，没有好的光学工艺，也制造不出好的光学仪器。我们专业专门设了这门课，苏联的光仪专业也有这门课。
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了，为了适应当时国家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那时候全国的大学兴起了一股大办工厂的热潮。浙江大学也把许多实验室改成了工厂，学校在原来的金属工艺实习工厂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机械制造厂，还有化工厂。光学玻璃工艺实验室算是浙大机械厂的一个光仪生产车间，称为光学车间。
问：这么说来，当时“车间主任”应该是没有生产任务的吧？学校档案馆有一张照片，刘少奇主席来学校，在校办工厂考察的照片里有您。
答：1958年的那次群众性的教育革命运动比较突出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突出提倡勤工俭学。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那样做可以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学校教育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倾向。
因此，当时学校在大办校办工厂的时候，很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我们光仪车间也有生产任务，例如替人家磨制显微镜、望远镜镜头等。当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也走偏了方向，出现了不要课堂教学，“以劳动代替教学”这种倾向。
1958年11月，刘少奇委员长来浙大视察访问的时候，他还专题了解学校教学科研生产的情况，当时我就在光学车间，在那儿陪他参观的。不过，“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的倾向后来很快就得到纠正了，因为大学提倡以劳动代替教学遭到很多人反对。到了1959年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巩固、整顿、提高”的教育工作方针，纠正前段时间教育革命中“左”的倾向，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
这样，在1959年的上半年学校又恢复了课堂教学，连续两个学期我被安排给55级、56级、57级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现在想想都很后怕！尽管我自己当学生时，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是“优秀”，但要教好这门课谈何容易，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备课，幸好当时缪老师留下了很多教学资料，也有一本俄文的教材。
问：那时光学工程专业在我国应该还算是新兴学科，浙大光学工程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建设需要有关？建系之初，光仪系是一个怎样的构架？
答：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各项事业都还处在起步阶段，科技工作和学科建设也同样。当时国家在光仪工程技术领域布了三个点，一个点以科学研究为主，在长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是这个馆的馆长，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是研究光学玻璃的，副馆长是龚祖同先生，也是从德国留学回国的；第二个点是企业，在上海建立上海光学仪器厂；第三个点是教学点，培养光学专业的人才。教学点又分设两个，军用的设在北京工业学院，民用的设在浙江大学。
之所以把光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基地选择在浙大，是因为浙大有一个专门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何增禄先生，是二级教授。当年浙大刚刚经历了院系调整，全校只有两个一级教授，王国松先生和李寿恒先生，二级教授有王仁东先生、何增禄先生……学术上也是相当厉害的。
何增禄先生是浙大光学仪器教研室的主任。因为何先生是真空技术专家，1956年也调往北京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但他的弟弟何增良一直在浙大。何增良先生是吹制玻璃器皿的高级技术工人，做玻璃器皿水平非常高。当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办学的时候，著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要做实验，很多玻璃器皿的设备都是何增良帮他吹出来的。尽管浙大光仪系的真空镀膜技术，是盛耕雨先生开创的，但是何增良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多重要的仪器设备都是靠他制造出来的，所以尽管是一个技术工人，但对学科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留校当老师时候，教研室有一些设备也是请何增良先生吹制的。
浙江大学光仪系是1960年成立的。在这之前只有光学仪器专业，有三个专门化，即：测量仪器、摄影仪器和计量仪器，这些专业用到的知识主要是几何光学的范围。后来又成立了物理光学仪器专业，包括光谱仪器和干涉仪器，属于物理光学的范围。
那时候我兼任系的科研秘书和物理光学专业的党支部书记。专业党支部就是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建立党支部。光谱仪器最先开课是盛耕雨先生，盛耕雨当时担任系主任。老先生开个头，接下来我们年轻教师就跟上了，和我一起负责教这门课的还有林中同志，她比我高一届，业务水平很高，就是身体健康差一些。
要我开这门课，那时自己心里也是很紧张，要看很多资料，主要是几本英文书和一些杂志上的文章。首先是编教材，国内第一本光谱仪器学的教材是我编写的，是油印的讲义，没有正式出版。后来，我在上海图书馆还看到过他们收藏的这本讲义，很可惜我现在连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
问：那时您参加科研工作吗？我们听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大学的科研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了。
答：浙江大学一直是很重视科研工作的，这是学校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竺可桢校长长校期间，在西迁遵义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浙大的教师在科研上仍做出了许多重要成就，有些工作在当时称得上国际水平，老浙大被称为“东方剑桥”即与此有关。
1954年学校就开始制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浙大第一个全校性的科研工作计划，1957年学校又重新筹建理科系，理工结合为新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那个时候学校的科研规模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果，例如研制成功双水内冷发电机这样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学校搞科研也是要有经费和项目支持的，没有拿到大的题目就只能自己做。1960年的时候，我们还想搞电子显微镜，我带着几个同学一起做。开始的时候，想做一个光电管，把光能变成电能，现在很多仪器上都用的。但是搞科研，也必须有高水平教师的指导，我们的教师自己也不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只有我们自己瞎摸索。我们自制荧光粉，由何增良先生吹制玻璃管子，然后涂敷上荧光粉，再接上电极，光打上去，会发出荧光来。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我们自己看书，找资料，烧出了不少荧光粉，硫化锌加一点铬，加一点锰，它会出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出现的是橙黄色的，有时是绿色的或蓝色的，很有趣。
这个课题因为没有列入项目，只是向学校申报，拿了一点经费就开始做，尽管没有做出像样的成果来，但是我们感到，科研工作对锻炼一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是很有好处的。
问：留校后您主要做了哪些教学工作？光仪系初办，新开专业、新开课程……学习、工作任务是不是很重？
答：我的主要工作还是以教学上课为主。我读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大地测量仪器”，毕业设计做的也是大地测量仪器。毕业之后教的第一门课是“光学玻璃工艺学”。“光学玻璃工艺学”教了两年之后，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新设，就又转到物理光学仪器专业了。所以我在浙大参与了两个新专业的建设，一个是物理光学仪器专业，一个是后来的激光技术与仪器专业。
要从机械系的一个专业扩展成一个系，也是很不容易的。1960年办物理光学仪器专业的时候，系里特地派我到长春去向光机所的王大衍、王之江、邓锡铭等先生请教，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怎么办。物理光学仪器专业办起来以后，基础课程与其他系是一样的，但也增加了一些与专业有关的课程，包括光谱学、光谱仪器学、干涉仪器学……光谱仪器学是由盛耕雨先生带着我与林中跟着他一起开的；干涉仪器学是由龙槐生先生带着卓永模、张仲先等上的；光谱学当时是由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川大学物理系、中山大学物理系和山东大学物理系刚毕业的新老师来了以后开的课。
玉泉校区教学大楼
问：年轻教师开新课，没有教学和研究经历，只能靠书本资料了。当时你们看资料都需要看外国的，是不是这样？
答：年轻教师教新课是很吃力的，自己要看大量的材料。还好那时俄文的书、英文的资料我都能看，日文的杂志也能看，所以当时为了备课，外文资料的确看了很多。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还是可以的，主要是阅读能力还可以。普遍的情况应该是一门主修外语，一门辅修外语。
解放以前，浙江大学以英文为第一外文，第二外文以德、法、日文为主，俄文只是少数人选读的外文课。新中国成立后，高教部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因此学校都开始要求学俄文，到了1956年俄语已基本上成为浙江大学学生必修的第一外国语课。
我中学学的是英文，到浙大读书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文，这是规定必修的。第二外语是选修的，我选了德语，学了一年。为什么选德文？是因为我们一般讲光学仪器，当时最好的是德国蔡斯的仪器、蔡斯的照相机等。但是德文资料不多，日文的倒是不少，尤其是杂志，什么《分光研究》呀，等等。学校里的教师也设有进修的课程，所以就进修了一年的日语。如果不要会话、写文章，只是看看资料的话，有一年的学习时间，看看外文资料，还是可以的。
问：物理光学仪器从字面上看与物理学和光学都有关系，是吗？
答：浙江大学的光学仪器专业原来就是由物理系的老师和机械系的老师共同筹建起来的。
因此要办好这样一个新专业，我们比较注意随时跟踪世界国际科技发展，特别是本领域的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比如搞物理光学仪器，跟原来搞几何光学不完全一样，需要很多物理学的知识，包括量子物理等等。另外，光学仪器里，它的波段很宽，从X射线到微波，很宽广的范围，特别是其中的红外线的仪器，红外分光光度计，在有机物的分析方面它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除了一般的紫外和可见光之外，也要搞红外光谱这一段的研究，红外光谱这一部分的基础知识也要把它学好。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激光还没有出现。1960年激光才出现的，那时搞无线电工程的、搞光学仪器的专家都很兴奋。量子放大器是从微波、无线电那个方向过来的。那时激光还不叫“激光”，微波量子放大器叫“马赛”，激光叫“莱赛”，都是直从英文“M ASER”和“LASER”音译过来的，国内很多杂志都写这个东西。第一个激光器是以红宝石做介质的，是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的，苏联科学家巴索夫也是在差不多时候发明了红宝石激光器。为什么叫“LASER”呢？它的全文是“辐射的受激发射的光放大”的英文缩写，后来才翻译成中文叫“激光”，据说这个译名还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在台湾叫“镭射”，“激光”这个中文字面意思还是比较贴切的。
问：现在“激光”的概念一般中学生就掌握了，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是很先进的、很前沿的研究领域，你们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激光的发明对从事光学仪器研究的专家来讲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它又是一个学科交叉产生的新技术。
我们当年创办激光专业，一是因为激光是一门很新的技术；二是激光技术本身与光学仪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激光出现后就出现一门新学科——激光光谱学。我们搞光谱仪器，当然要研究激光光谱技术。可以用激光作为测试方法，比如激光拉曼分光光度计，是一种应用性很广泛的新型仪器，还有激光微区光谱技术等等。可惜，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研究工作全都停下来了。等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要复课闹革命了，已经是1970年左右，国外激光技术已经发展了近10年了。正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现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激光刚发明的时候，国内也很热，长春光机所在20世纪60年代激光技术一出来就开始投入研究了，1961年就造出了红宝石激光器、1963年、1964年，长春光机所划出一部分人员到上海建立上海光机所，他们的主力就是搞激光的技术人员。
浙大物理系也开始有教师在做激光研究。1968年毛主席有一个“7.21批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因此，1969年学校就考虑恢复教学工作。我们又有工作做了。因为我过去积累了一些有关激光技术的资料和知识，就提出在物理光学仪器专业中加上“激光技术与仪器”这门课。1970年，我们到上海去调研，主要是到上海光机所调研，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成果，同时还到宝石轴承厂了解激光为宝石打孔的应用情况等。
我们当时要办激光专业也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自己先要看很多书，基本的原理要先搞懂，要开出这门课来的话，还要能写出讲义来，还要有实验室，要有实验设备。难度最大的是搞实验设备，当时没有钱买实验设备，自己试制激光器。我们的分工是陈钰清他们做气体激光器。我们光仪系的真空技术有何增良先生，他会自己吹玻璃管子，也会自己搭抽真空的设备。因为氦氖气体激光器首先要把空气抽掉，把氦气氖气打进入。还有谐振腔两片镜片，一边要半反射的，一边要全反射的，都要经过光学镀膜来制造，我们搞真空镀膜技术的老师也有，就是唐晋发老师，所以浙大来做这一套东西，还是有条件的。
陈钰清老师等做气体激光器，我和谢树森老师就做固体激光器。当时激光介质主要是红宝石，还有钕玻璃。我们自己动手做出来一些设备，虽然很土，但照样可以出激光。我们还用照相纸去检测是不是真有激光打出来，因为红宝石激光是脉冲的，人眼是看不出的。激光一问世，我们就预感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它可能是对古老的光学学科和光学技术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是一门全新的应用性非常广泛的学科，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是想掌握激光最新技术，把它与光谱仪器联系在一起。后来浙大杨国光老师主编了一本书《现代光学测试技术》，其中有一章“激光光谱技术”是我和林中一起写的，这本书还挺畅销的，出过第二版，据说还有出版社拟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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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段时间，据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成果？是与南京方面合作研制太阳塔，您在这个项目中承担什么工作？
答：我们那段时间，取得的比较像样的成果是1965年为南京大学天文系设计太阳塔，也叫太阳望远镜。
太阳塔项目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提出的一个项目，由南大的方成老师牵头，南京大学派了章振大等几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个项目在“文革”之后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机械部分是我们帮助设计的。定天镜是浙大林中老师和她指导的学生设计的，是要实现对太阳的稳定的跟踪，因为地球是在运动的，所以只有跟踪才能在太阳黑子爆炸的时候及时拍到影像；还有一部分是光栅摄谱仪，是我指导学生做的，单色仪部分是谢树森老师指导完成的。
1965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完成设计，但还都只是图纸，设计结束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一切就都停下来了。一直到1972年，学校的教育秩序开始恢复了，南京大学提出来重新上马太阳塔项目。
这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六七年，许多东西都已经有了变化，所以我和林中、谢树森等老师又组织重新审核修改了一次，仅仅图纸就有两大箱。
大概在1972年这个项目开始试制，真正完成是1982年，我还去参加了鉴定会。项目完成后，先是得了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大学光仪系是四个被授奖的单位之一，另外三个单位是南京大学天文系、南京天文仪器厂、南京大学教学仪器厂。研制单位还给我们发了奖状，也有一些奖金。当时评奖特别强调把工厂放在研究单位前面，实际上是由南大天文系牵头，浙大合作，工厂加工制造。后来方成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感谢我们参加太阳塔设计工作。后来我到香港工作时看到宋健同志带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果选集》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项目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最近我去看望南京大学的章振大教授，他把他写的一本书中提到我们合作设计太阳塔这件事特别翻开给我看。
获奖证书
第二节 在煤与女儿之间
问：那个年代的大学与现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您当年留校任教后，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没有其他工作，做老师是不是很轻松？
答：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像我们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我还陆续兼任了教研室秘书和光学车间主任、专业党支部书记等工作。那时叫做“双肩挑”。
那个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运动多，一个接一个，先是大跃进，再是大规模的教育革命运动，然后又是“反右”倾、社教（也就是所谓的“四清运动”），再加上教师学生要经常下乡、下厂，我这个兼职支部书记当然要一起参加，一般是第一学期上课，第二学期基本上出差在外，不是参加运动就是带学生下乡、下厂。
我的大女儿是1960年出生的，一直到她两个多月大了，我才见到她第一面。
问：现在听到大跃进时代发生的事，觉得很可笑。那个时候，你们相信不相信那些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答：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对我们讲是第一位的，只要是党号召我们做的，大家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1958年大跃进时期，报纸上天天都有“惊人的消息”，当然都是一些让人“欢欣鼓舞”的故事。还有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甚至我们浙江大学也曾挂过“浙江大学人民公社”的牌子。
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有关“煤”的故事。我们知道，浙江省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地区，忽然地质部门报告说江山那个地方储存有大量的煤炭资源，我听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就曾说过，“倒霉倒霉”，浙江就是“倒”在没有“煤”上。所以一听说江山那儿找到大煤矿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省里马上抽调了大量的劳动力去江山那边挖煤。不管是学生、教师、还是农民都集中到江山去挖煤。
浙大也接到了去挖煤的任务，说是挖煤需要大学支持“搞技术革新”、“要机械化”，其实这些根本就谈不上。当时我接受了任务要带师生去挖煤，这时我爱人马上要临产了，也只好让她到上海她父母家去。
问：挖到煤了吗？
答：江山的所谓煤矿真是小得可怜，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鸡窝煤”，就是有煤的地方一个个都只有像房间那么大，挖一下就没了，所以就到处打井。
煤窑有两种井，一种是坑道，水平横着打进去；另一种是竖井，竖井打到一定的程度，打到煤层了，然后再平打进去，挖出来的煤才能提上来。
我们就跟着工人去打竖井，用非常原始的方法。放炮什么的危险活不会让我们去做，我们的任务是放完炮炸开之后下到竖井下面去捡石碴。
人下到竖井下面去的时候是用绞车把人放下去的，人站在箩筐里，用绳子把人和吊绳一起捆着，人的一只脚在箩筐里面，另一只脚要在箩筐外面，因为箩筐会晃，要站在箩筐里的人不停用脚去踢，使它在摇摇晃晃的过程中不会撞到井壁。
有一次我们正在井下捡石碴时突然停电了，我们只能呆坐在下面，就一直在下面看着头顶上那么一块天，那时我真的是体会到“坐井观天”的味道了。
江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么多的人突然一下涌过去，根本没有办法容纳，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
我们住在用竹子搭起来的简易的棚里，棚子搭在山坡上。好在是夏天，能挡雨就行了。床是用竹片钉的，平躺的时候是没问题，如果你想侧睡的话就凹下去了，所以只能平躺着。
有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就顺着山坡下来。竹棚虽然简陋，遮风挡雨没有问题，但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所有人的鞋子都没有了，我们当时都穿着塑料鞋的，发现塑料鞋都被雨水冲到山坡下面去了，大家就光着脚去山坡下找鞋子。
吃饭也是个大问题，米是有的，菜就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还有莴笋的叶子等可以吃，到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吃，就煮一锅栀子花或是地里的野菜来当菜吃，那时的环境真是很艰苦。
问：很难想像这样艰苦的生活。你们没有情绪吗？
答：这两个多月，只能用“硬干”来形容。每次挖下去，挖出来一点儿煤，再挖几下就又是石头了。这叫什么“挖煤”。我们尽管有一些想法，但没有领导发话，谁也不敢说“撤”字。
有一天，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来视察。看了现场，又看见有那么多人，还有很多是学生，意识到开采工作的盲目性，他走到一个学生面前，问他是哪个学校、什么专业的？学生回答说是浙江大学光仪系的。他说：“光仪？来这里干嘛？回去！回去！”我一听他这么说，就打长途电话给刘丹校长，讲省委让我们回来，他说那就回来吧。这样我才带着学生们回到学校，一回到家，把行李一扔，我又赶紧跑到火车站买到上海的票，去看我出生已经两个多月的女儿。
问：在“革命”的口号下，正常的情感也被“革”了“命”了。这样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答：其实，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开始前的1963年、1964年，“左”的思潮已经比较严重。
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从她们出生后，就一直是外婆外公在照料她们。因外公外婆家的出身不好，那时候就说不可以了，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共产党员的孩子怎么可以放在资产阶级家里？那就只好接回来。
孩子转回学校后，我们自己可就惨了。那时候我和爱人杨惠仪不可能有时间照顾孩子，我们俩教学任务重，又都经常出差，1964年我爱人也去参加“四清”运动了，只好将孩子全托送进了省教育工会幼儿园。
孩子们最难过的是周末，其他小朋友都被家长接回家了，只有她们俩没人来接。我的三个同事，唐晋发、许绍华、龚兆元他们三个人，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帮我去交费，有时候礼拜天带她们出来玩一玩。
一直到1965年的上半年，杨惠仪还在“四清”工作队，我带学生在南京大学做太阳塔毕业设计，当时学校要求所有毕业设计都要真刀真枪做有用的东西。我们专业毕业班的25个学生分3个组，在3个老师辅导下设计、画图、计算，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帮助设计太阳塔。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一个只有两岁。两个孩子都只好全托放在幼儿园。
那年“五一”节放假，杨惠仪带着孩子去了上海。那时，学校的教务科来检查毕业设计的情况，带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被汇集到上海开会。开完会，我就正好借这个机会顺便去看了看孩子们。
没想到“五一”过后大女儿得了急性痢疾，杨惠仪由于在“四清”工作队不能请假，她只能丢下女儿归队了，孩子只好由外婆照顾着。当我赶到上海儿童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晕过去了，一整天都在昏睡中。在腿上拧她一把，她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医生说，只能留院观察治疗。我心里虽然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把她留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回南京带学生做毕业设计去了。
回南京后，心里还是很牵挂病中的孩子，但又走不开，所以只有在心里想着。有一天带着学生在大教室里画图，学生在那里画，我作辅导，坐在那里，心里想着我的女儿，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抄写了鲁迅的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同学们看见了，在下面交头接耳，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张老师要写这首诗。
第三节 “文革”中的两个不眠之夜
问：“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您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文革”的冲击对象，您是怎么度过这场历史劫难的？
答：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一场大内乱，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些中央已作出正确的结论。
“文革”对浙江大学来说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因为“文革”首先是从大学开始发动的，浙江大学又是浙江省“文革”最早波及的单位，影响尤为惨烈。
当然，这场浩劫的发生也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其实在“文革”之前，“左”的思潮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在农村的工作方针上，往往很过头，对基层党组织都不放心。1963年2月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在农村主要是指“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当时中央出台的“十条”还是比较原则的方针，后来出台的“后十条”，思想就非常左了。对我们基层的同志而言，能在工作中感受到，从1963年开始，思想很混乱，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所以中央接着又出台了“二十三条”，对“后十条”进行纠正。
对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都经历过了，在学校里又一直参加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因此要比一般的人经历了更多的事，这些对我个人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有了实践，再与理论结合起来，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
问：“文革”中以“黑”和“红”来判定一个人的“身份”。以您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应该是“红”的代表，为什么反被“造反”了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答：“文革”中我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当时给我按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造反派”，说我是浙大保皇派的头头之一；另一个罪名是所谓“炮打林彪”。
1966年6月中旬，我们还在海宁的“四清”工作队，被通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浙大的“文革”运动已经开始。
当时，浙江省委决定向浙大派出工作组，并撤销了主持浙大日常工作的刘丹副书记、副校长的职务，把刘丹同志“抛”出来，口号是“主攻刘丹”。学校里到处都是批判刘丹的大字报。
工作组进校后，刘丹同志成了“文革”开始后全国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被点名批判的大学领导第三人，第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第二个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第三个就是刘丹。
刘丹同志被批判的一条重要的罪名是“不突出政治”，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根据就是当时他主持制定的浙江大学发展规划，也称为“规划蓝图”。本来这是很正确的事，也被说成是“只抓蓝图，不突出政治”。另外，他是很重视科研的，他说过一句话，学校要发展，科研要领路，要以科研活动来带动专业建设，“科研带动一切”，所以浙大的科研一直是搞得比较好的，这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文革”中，这就是罪名了，被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浙大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没有了理科，理科是从1957年开始恢复的。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工作组后来为什么也成了被批的对象呢？
答：1952年院系调整后，浙大是在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恢复理科的，这也是刘丹同志的功劳。
“文革”中那几个月，变化非常快，今天批人的，明天就可能被批了，今天定别人是“反革命”，明天自己就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文革”开始没过多久，由于受到北京高校“文革”的影响，1966年6月，浙大一批学生在大操场开始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省委工作组当时组长是陈安羽同志，就到大操场去阻止，指出，不准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可是过了几天，校内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浙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当时毛主席又对派工作组进驻学校这件事作了严肃的批评。因此到了七八月份，工作组也成了反动路线，也被批了。
到了这一年的8月5日，省委宣布撤销浙大工作组。这时全校已经大乱了，各级党组织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特别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包括浙江大学很快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我校也成立造反派组织，如“烈火大队”、“红旗军”等。
红卫兵从扫“四旧”开始，对干部教师中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抄家，一些历史文物被砸烂，马一浮先生题写的浙江大学校牌也被砸烂了。
工作组没了，群众组织就开始大串联，串联回来之后对刘丹也没兴趣了，说他是“死老虎”了，又开始批工作组，这样就把矛头引向了省委，要揪陈伟达，因为他既是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也是浙大的党委书记、校长，罪名是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脚下”，因为他在浙大做报告的时候说过，知识分子，只要能拿出成果来，我们替他做牛做马都愿意。
问：封您“保皇派”，您保的是谁呀？
答：我们有一批观点比较一致的教职工，认为陈伟达同志在省里的领导干部中，口碑还是很好的，他管工业、农业，浙大的工作只是兼的。所以就说，看一个干部，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全校同一观点的教职工就组织了一个“联合战斗团”，大家就分工到工厂、农村等陈伟达同志工作的地方，分头搞调查研究。
这样，校园里就有了两种意见，大家都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赞成批陈伟达，这样我们就被造反派封成了“保皇派”，他们就成了“革命造反派”。全国情况都基本相同，“保皇派”的成员都比较传统，其中许多成员是过去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他们坚持工厂要生产、学校要教学、科学家要搞研究。
问：听起来好像还比较“文明”，也只是“理论理论”，“文革”的“腥风血雨”是什么时候吹进校园的？
答：形势是突然间发生了变化的。那是上海的“安亭事件”之后。所谓“安亭事件”，发生在1966年11月10日，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制造的一起铁路卧轨事件，是他们策划的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重大阴谋。
当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组织策划了一千多名工总司成员到安亭去坐火车进北京告状，他们行动受阻后，就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了京沪线中断20多个小时。这个事件后来就成了全国夺权“一月革命”风暴的导火线。
因为他们这种造反行动破坏了生产，破坏了社会稳定，实在闹得很不像话。上海的劳模杨富珍等人起来反对，也组织了游行，王洪文等人就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到杨富珍等身上。
这事发生后，浙大的王加微老师等，也是属于“保皇派”的，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还是你们神通广大”，说影响生产明明是王洪文等“造反派”罢工引起的，反而把罪名加到上海劳动模范杨富珍等人身上，现在反倒成了是杨富珍他们在“破坏生产”。
大字报贴出来不到一天，中央“文革”发布通告，明确支持王洪文等造反派的行为。通告一出来，对立面的人马上把王加微他们的大字报用红笔圈起来，写上“不准撕”，他们是要留此作为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证。
这样一来，两派之间的冲突马上就升级了。
那天晚上，在学校俱乐部开辩论会，突然之间就有人上去，说要点名抓“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王加微、罗东、吴雅春等一批老师就一个个被拉到了台子上，反扣着双手搞“喷气式”批斗。
因为我是“联合战斗团”的二把手，所以那天晚上辩论会我也去了，正坐在下面，这时有学生看见了我，指着我就叫“张浚生，你上来，上来表态！他们是不是现行反革命？”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上去了，先把王加微被造反派拉扯之间弄掉在地上的帽子拾起来，掸干净，放在桌子上，然后我说，今天本来是说来辩论的，你们突然之间就把人说成了“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是这么随便就可以定的吗？两句话没说完，下面的人又起哄了，说“让他下去！下去！不要他说”。这天晚上的会也就这么草草结束，王加微他们几个被带走关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回去之后一晚没有睡着。“现行反革命”这个词总在脑子里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这样的人，始终跟着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发表了我们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而且都是符合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想不通。
这是我“文革”中，第一个睁眼到天亮的日子。
问：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第二天，校园里的大字报就冲着我来了，这是1967年的1月11日。
那几天心情非常不好，本来我的肺就出过问题，这些天又旧病复发了。
17日这天，光仪系开大会批斗我，但老师同学都还比较客气的，就让我站着、低着头，没有让我“戴高帽”，也没有让我“挂黑牌”，也没有对我搞“喷气式”，倒是被拉来陪斗的，系里管学生工作的分团委书记王敏，被学生挂了黑牌。
这天杨惠仪怕我出什么问题，也到了会场，站在后面，看我站了很久，递了一张条子上来，说张浚生这几天正在吐血，能不能让他坐下？接到条子的学生叫李刚，他看了条子，在会上宣读了，就去搬了张凳子给我坐。我这个人，被骂、被斗，我不怕，我心里认定这是错的，但这张凳子搬来的时候，我掉泪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这样的同学，愿意搬凳子给我，我很感动。
问：不知道这位当年的同学是否知道他当时曾经感动了您，这次大会上批您什么呢？
答：批我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我控制我们教研组的教师和我们专业的学生，不让他们造反，搞什么调查研究，替“走资派”评功摆好，因为当时我兼着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
玉泉校区校园一角
斗着斗着，说着说着，就又有人拍桌子喊，“还让他坐着？！站起来！”我就又站起来。“文革”中这是第一次挨斗，接下去就是不停地让我写检查。
每天我都是从家里出来，到大字报栏那里看看，然后就到第三教学大楼，一个人待着写检查。其实，我这种情况算不了什么，就以浙大来说，“文革”中比我遭遇惨的人还有很多。
问：也许是因为您的“料儿”还不够大，造反派似乎总是想揪大人物？
答：是的，当时我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走资派”。专业党支部书记是教师兼的，够不上“走资派”这个称号，加上我和同事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浙大保皇派（后来又叫保守派）这时就瓦解了。这样过了一个月，到了二月，因为斗江华的事，造反派内部分裂了，分成了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联总派”）和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
分裂的原因是“斗江华”引起的。1967年的2月12日，造反派要斗江华。江华同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住进了上海的华东医院，造反派就把他从上海弄回来，准备在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斗江华。结果2月11日下午，周总理派人来把江华同志接走了，并且是要浙江造反派派人送去的。造反派的头头到了北京，周总理和他们谈了话，他们回来之后，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要保，有的还坚持要斗。
这一天，我也去了体育场，那时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快一个月了。到了现场，一看那么多人，心里想，浙江省最大的领导都挨斗了，我们这种“小巴拉子”斗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天从家里一路过去，就看见一路在发“周总理谈江华”的传单，说中央说了，江华要保，不能打倒。
到了会场，李丰平、陈伟达、陈冰……都已经低头弯腰站在台子上了。会场外，有一派人要去冲会场，另一派还想开大会，两派发生了冲突，最后会没开成。
问：造反派自己忙着打派仗，就没空管您了，您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
答：确实好过多了。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动乱，学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68年4月，浙江大学成立“革委会”之后，新的动乱又一次开始，又要来整我们了。这一次斗我的借口是说我“攻击林副主席”。
其实，在“文革”之前，我们对林彪评价还是不错的，对他还是很尊敬的。他能打仗，虽然他比其他老帅资历低，但在十大元帅中他排第三，其他七位老帅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从“文革”开始后，对林彪的言行就越来越反感。所谓“炮打林彪”，其实很简单，就是他那时对毛主席的吹捧太过头了，大搞个人崇拜，什么“四个伟大”，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公开场合那种手摇红宝书的献媚劲，大家看不惯，心里觉得他很不正派、虚伪，讲这些话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实那时很多人有这种看法，但一般不会公开讲，但也可能心里这么想后，言行上会有所流露。其实也就是一两句话，就被抓住了话柄。
浙大有些学生，思想非常敏锐。当时就形成一股反林彪的思潮。土木系有一位同学，叫吴光汉，非常厉害，在1967年初的时候，就贴出大字报，说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没过几个小时就被抓了起来，到林彪爆炸后才放出来，但腰椎都被打坏了。这个同学现在还在浙大工作。
机械系有两个同学，一个姓王、一个姓宋，还有化工系一位姓吴的老师，因为观点一致，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个事，也知道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有一天，他们到我家来聊天，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正在吃午饭，又在一起议论林彪的言行。我毕竟当了多年党支部书记，知道在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这中间我只插了一句话，“了不起他干三十年，什么下场我们还看得见”。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斯大林接列宁的班就是干了三十年。我们那时也就是三十来岁，三十年后六十岁，我们还是看得见的。
问：所谓“攻击”就是指的这些不同观点、意见了，套上这样的罪名，这些同学受了很多罪吧？
答：革委会成立后，到了1968年的8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和各个系都相应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这段时间里，全校被揪斗审查的师生员工多达430多人，许多无辜的教职工在这场运动中被关进隔离所、牛棚，甚至被毒刑拷打，受尽了各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侮辱。
不久，吴老师被抓了，化工系是在教四，与我们教三相对。这天，我在教三看见，对面教四的墙上贴出了巨大的标语“揪出‘炮打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吴× ×，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心想，糟了，这下他被抓住了。远远的，就看见教四一楼门厅里摆了张桌子，桌上摊下来的纸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吴× ×”，他就被命令坐在那里写检查，就像过去算命先生摆的拆字摊一样。那时对这种情况就叫“摆拆字摊”，我从教三慢慢走过去，想看看怎么回事，他一抬头，看见我了，就赶紧悄悄向我摇手，叫我不要过去。后来他还专门让他夫人找到那两个学生，让他们转告我说，别人告发他，说他说了什么，他已被抓住了，他只会讲自己的事，不会说别人说了什么，叫我们放心。那两同学当天傍晚约我去散步，把吴× ×的话告诉了我。
但很快这事还是牵扯上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造反派认为只要你是在场的，听过他的言论，你会不发议论吗？
那时候工宣队已经进校了，又组织对我批斗，但这次挨斗范围比较小，斗了以后就不让我参加教研组的学习了，不算隔离，每天还让我回家。
记得那是1968年的下半年了，每天让我一个人待在二楼光谱仪器学实验室里写检查，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
教研室的老师为了避嫌，都不敢与我说话，更不用说交往了，只有谢树森，他原来是我学生，后来是同事，1965年上半年替南京大学天文系设计太阳塔时就是我和他以及林中老师等三人负责指导作毕业设计的。他现在在福建师范大学担任激光研究所所长，教学、科研都做得很好，是国家级劳动模范，也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他经常在教研组政治学习的间隙悄悄来看我，陪我说几句话，安慰我。因为他也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问：这样的日子里，您每天都干些什么事呢？
答：我每天在那里，拿了黄草纸写检查，纸又差，我的字又潦草，工宣队看不懂，但我还是这样写一段他们拿去，写一段他们拿去。
再接下去，我就开始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语录。我中学学的是英语，大学里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德语，毕业后又学了一年日语，所以这几种语言的科技杂志都基本能看。这时不可能再看专业书，就把包括中文在内的五种语言文本的《毛主席语录》都放在桌上，对照起来看。既可以学外文，而且他们来检查我在干什么时，看我在读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可能反对了。
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站在窗边看雪景。这件事，连杨惠仪都不知道，因为我每天还是上班下班的，她没看出来。是后来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天聊天聊起她才知道，很惊讶，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这样的事，说了，增加你们的负担，还是不说的好。
那个时候，我们家被从原来住的地方赶出来了。我原来住在求是新村浙大家属宿舍楼，是在50年代末造起来的。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就有了自己的家，虽然面积不大，朝南有两个房间，朝北有厨房、卫生间，我们也很满足了。我们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五六年，“文革”开始后，就被赶出来了，要与另外一个老师一家人一起合住求是村一个单元，实际上一家人就住一个房间。
问：“文革”的时候是全民政治，老百姓说话都要非常小心，只怕讲了什么错话惹火烧身，您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您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
答：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自己的表现，立场观点对不对，表现正确不正确，还是决定于自己的政治修养与政治素质。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夺了权，同时也在学校派了军宣队、工宣队。那时老教师都被打倒了，其他的教师也都靠边站，我们教研室内两个教学辅助人员担任领导。反正当时也不上课，他们领导我们搞运动，其中一位同志还是很好的，不会整人。
另一位就不一样，他是中专毕业，是实验室的实验员。这个同志家里就母子俩，母亲又得了血丝虫病，家里生活很困难。“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视为己任的事，所以我平时很关心他，还和杨惠仪一起去他家看他。看见他们母子俩住在一个很窄小破烂的地方，就向学校反映他生活的困难。那还是在“文革”前，浙大在古荡附近有一处仓库，我向学校房产处建议是不是能把仓库理一下，整出一间房间来给他母子俩住？学校同意了，做了安排，我还和杨惠仪带着我还很小的女儿一起去为他打扫卫生；他年龄也大了，还是单身，我和杨老师还到处张罗为他找对象。
他当了教研室造反派的头头之后，工作很积极，抓学习、抓运动，抓得很紧。
有一天夜里，校内两派又发生了武斗，有一派的一个学生被打成脑震荡。第二天我们教研组政治学习，那时候我还可以参加他们一起学习。我们教研组有些同志就说这样太过分了，把人打成那个样子。这位造反派头头就按他们内部统一过的口径说，这是他们的苦肉计，根本没有打他。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就说了一句“人啊，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他一听，马上就跳起来了，大声斥责我，“你压制我啊！过去你就压制我，现在你还要压制我，不让我说话……”我心里非常恼火，这真是毫无道理，我过去那么关心他，我们教研组的同志也从没有压制过他，现在他还说我们过去压制他。但在这时我根本不能反驳，也只能保持沉默了。
后来有一次，我问他，我什么时候压制过他，他说他发火是因为我说他“没良心”，我说“你听错了，我说的是‘昧着良心’”，这说明他还是记得我关心过他，说他“没良心”让他受不了。
问：非常的年代，总是有一些非常的事情发生吧？
答：那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现在看起来是小事了，但也让我很感动，一直记着。
一件事是，过年前的一天，已经快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我也不用去学校了。这天下午我上街去买点东西，我走在街上，忽听有人叫我“老张”、“老张”，很意外，再一看，叫我的人是工宣队的中队长梁师傅，一个老工人，就更意外了。因为那时我的身份是在接受审查的人，我都是主动与人保持距离的，免得牵连到别的人；别人也会与我保持距离，怕受到牵连。
所以看到是工宣传队的师傅主动与我打招呼，不光是意外，真的很感动。他跟我说，“没事的。家庭出身挺好的嘛，没事的”。他跟我打个招呼，是专门为了宽慰我，主动为我解除顾虑，要过年了，怕我还是担心事。
当时浙大的工宣队先是从水电系统抽调来的工人师傅，后来换的是杭丝联的。除了少数人挺凶的外，大多数都还是很讲道理的。
问：就如您说的，关键还是个人素质，“政治”只是个借口而已。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答：1969年4月，党在九大之后，提出了加速“斗批改”步伐，全面开展整党活动。
这年7月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组织师生员工下乡劳动。下去之前系里开批判会，批三个人，一个是吴敏达，一个是王子余，一个是我。批完了就让我们三个打前站，先下乡去安排整个系老师们住的和吃的，去“戴罪立功”。
这样我们就在这年夏天的时候去了诸暨的安华公社丰江周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许绍华住在一个叫周康荣的农民家，他家劳动力比较多，所以生活条件也还比较好。
除了劳动，经常还要斗私批修，斗来斗去，同时也在农村进行整党工作。当时全校已有60％以上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可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下结论，也不给我恢复组织生活。那时，开会都是在生产队的小院子里，有些农民也会打听我们在开什么会。有一个农民，就是那个小队的小队长，叫周亮夫，有天晚上他刚喝了酒，见我们又在开会，就在晒谷场上大声地骂工宣队，“我看张老师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你们干什么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
回杭州以后，我们又去厂里劳动，去了杭州光学仪器厂。系里的老先生，董太和先生、盛耕雨先生，工厂的集体宿舍都不让他们住，让他们住在旧时搭的舞台下面，里面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乱七八糟的。
那时，我的境况还算是好的。在厂里劳动，也就是每天早些到，打扫打扫卫生，整理好工具，相比挨斗，日子已经很好过了，就是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结果有一天一位姓胡的工人师傅也说了和那个农村小队长一样的话，因为他看别人开会的时候没我的份，所以为我打抱不平。
还有一次，有个外国元首来杭州访问，那时都要组织群众队伍夹道欢迎。我们当时被安排在西湖湖滨太平洋电影院对面，队伍到了之后，就站在那里等候，等了相当长时间，每个人手拿着一杆彩旗。在等的时间，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就我一个人靠在一棵树上站着，也不敢主动凑过去和其他同事聊天。
这时工宣队的王师傅看到这个情况，就主动过来和我聊天，这也让我很感动。“文革”结束后，王师傅有一次还主动到我们教研室来说，他们在校期间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请大家原谅。
因为我是“炮打林副统帅”的嫌疑分子，所以组织生活一直不让我恢复。到了1971年，终于，“9 · 13”事件的消息传来了，真是激动的不得了。
那天是1971年的10月16日，根据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部署，学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党员大会，也通知我参加了，在浙大老俱乐部传达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也就是上一次差一点被人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地方。几百人参加的会议，在听到林彪仓皇出逃这句话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真是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着一口气，一直到听完。直到听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时，大家同时一口气呼了出来。
那晚，我睡在床上，真是万感交集。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的第二个不眠之夜。
接着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第二天教研室开会学习，军宣队的代表到了我们教研室，我说，林彪反党集团的三项阴谋，哪一项得逞了，今天我都不会坐在这里了，我已经进“小车桥”了（小车桥是杭州监狱所在地）。他笑笑对我说，“老张，你不要这么想嘛”。我说，“张教导员，这事你知道，我也知道”。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查我“炮打林彪”，如果林彪阴谋得逞，上了台，即使是“炮打林彪”的嫌疑分子还不照样要挨整，后果是可以想像的。
还有一件事，大约是1970年，当时学校里为了贯彻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等等。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兴奋，这样要办学了，又要用上我们了。我就想把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激光技术和激光仪器结合起来。因为以前，包括1964年在长春光机所带毕业设计时，我已经利用那里比较空闲的时间和光机所资料室图书资料比较充裕的条件，看了不少有关激光技术的资料，为了进一步掌握我国当时研究激光、应用激光技术的实际情况，我和谢树森老师还专门到上海出差了一个月搞调研。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返校后，我就开了激光技术与仪器这门课。
问：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您在当时能明白和接受其中发生的这一切吗？
答：当时说不上明白不明白，更谈不上接受不接受了。反正在那种让人疯狂的年代里，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也没有良心，一切就是这样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就在这时，有人到学校联系要帮助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是与葛洲坝的建设工程有关的，找到了工宣队，工宣队是很讲政治的，既然与政治任务有关，他们马上就接下来，然后来找我，要我去葛洲坝调研。
当时葛洲坝水电站正在建，水力发电用的发电机是很大的，它的定子很大，不是整体做成的，要拼装，拼装又要求很高的精度，采用的测量方法很古老，用一根通电的钢丝，下面吊一个重锤，把钢丝拉直了，装在转子中心的地方，用一个杆子，一头顶住那个定子的沿壁，一头接了一个千分表，当杆子接近垂直钢丝时就捻那个千分表，因为钢丝是通电的，所以靠近中央的钢丝就会打火花，就记下这个刻度来做参数。但定子很大，杆子很不稳，数据也就不会很准确，这就会影响到安装的质量。
这时候，国外已经有了激光定中，可以用激光测距离。他们就来浙大，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搞激光了。工宣队中队长杨师傅就来找我，要我和吕建华两个人去葛洲坝搞调研，给我们火车票都买好了。我就很干脆地说：“我不去！”他说，为什么不去？我说：“你们一方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我，要我开课，要我去上海搞调研，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另一方面你们还贴这么多我的大字报，这不搞阴谋吗？”
因为我和谢树森到上海光机所、上海宝石轴承厂等单位搞调研、找资料，去了一个月时间，但一回到学校他们又去发动对我的批判，贴了我许多大字报，所以我很气愤。他一开始还说，这有什么，群众有意见么，贴几张大字报，没事就讲讲清楚么，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们要整我，有材料就拿出来。他说不过，就跑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越想越恼火，就豁出去了，反正他们就这样搞我，就不由自主地拍着桌子骂他们，出了一口气。
我有一个脾气，平时比较随和，在“文革”时也是逆来顺受，但真的惹火了，我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对工宣队，我说，你是工人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还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呢，就是不买账。
问：在那个动乱年代，您什么正事都没干成吗？
答：小范围里，我们还是干了些正事的。正像平时大家说的，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闻是臭的，吃起来还是蛮香的。前面就像提到的要解决葛洲坝建设工程的技术问题一样，在那段时间里，有些专业工作，他们还得找我们，像办专业、开课等业务工作。因此，在这期间，我还为杭州钢铁厂、省地质研究所、丽水工农药厂以及我校化工系等单位安装、修理和调试了好些摄谱仪、光度计等光谱测量仪器。
从现在来讲，我们是帮助这些单位解决问题的专家，但是当时做这些工作，也是苦得很。到丽水去，交通很不方便，我又晕车，一路上是吐着去的。到了工厂，自己排队买票和工人一起吃饭。哪里会把你当专家。这是现在大家都难以想像的。因为“炮打林彪”的事情解决了，系里有些事情也让我做了，如前面讲到的准备办新专业、开课。1972年全家去“五七干校”劳动半年。
到了1975年下半年又要我带教师、学生到农村去搞农业学大寨的教育活动。我们去的地方是德清县三合公社向阳大队。过去每次工作队下乡都是先搞阶级斗争，开批斗会，由于这个大队的书记因为儿子的事受了牵连，担心我们这次去也这么做，很消极。我们就商量，不能这么搞，动不动就开批斗会，就整人，我们要多做些实事，就商定了先修路。德清农村这个地方路很差，很多地方是冻土，冬天一冻一化走路都很难，我们就到处为他们去找煤渣来辅路。这么一来就化解了他们的担心，跟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也就把“农业学大寨”的教育活动搞起来了。
问：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您是怎么度过的？
答：这年的1月8日，我们是在德清农村度过的。在此之前，1975年初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全国各条战线开始整顿，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
但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社会上又开始搞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我们也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
1976年1月8日那天一早起来，听到村里有线广播播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当时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过，听完了就坐在楼板上哭（我们当时睡在大队仓库的楼板上）。因为我从内心来说，不管自己受什么委屈，但只要中国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就觉得希望还在。所以总理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
就在我们商量第二天怎么布置灵堂的时候，吴敏达同志从大队部来到我们住处，说中央有文件，不能设灵堂。在传达文件时，他很难过，一边流泪一边读，我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听。他读完了，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布置灵堂，让附近的农民来悼念周总理，就算是因此把我再一次打成反革命，我也认了。最后我们布置了灵堂，附近几个大队的农民都来祭拜。
那一年，一位又一位党的老前辈去世，我一次次给自己戴上黑纱，心情很沉重。周恩来、朱德逝世的时候，我都戴了一个月的黑纱，有人不理解，我说，我是从老苏区长大的，从小我就一直听长辈们说红军的故事，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
周总理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周总理的种种事实，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集中地爆发了。
那时经常有北京的零星消息传来。我们一些看法比较一致的几位同志，经常在电机系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一起交流信息、商议，大家议论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悼念周总理，我们也应该做些什么？一是纪念周总理，二是表达对批邓小平的不满。商议了几次，大家就决定在校门口做一个像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的模型，我们料定只要这个碑一放，肯定会有群众来献花圈。另外，搞一个特刊，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录三篇文章贴在大门口，一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篇是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以后在红场的讲话；第三篇是中共中央悼念周恩来的悼词，这个悼词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念的，我们在前面不说这个悼词是邓小平念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有意地对再次打倒小平同志表示不满。
这个《丙辰清明特刊》在浙大校门口一贴出来，看的人非常多，纪念碑前也马上放满了花圈，在特刊旁边和对面的专栏上，还有很多纪念周总理、悼念杨开慧烈士等内容的标语口号等。当时省革委会就定性“三个悼词并列”是“反革命”事件，但他们真要以这个理由抓人，当时还不敢。这时有一个“总理遗言”在传，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由，抓了学校的几位教师。还好，这一年10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不然这件事是否会再牵连我们也是很难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十年，我经历了三次大的风险。
问：“文革”中刘丹老校长的“8.8”讲话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
答：那是1972年，也就是林彪爆炸以后，中央提出解放一批老干部之后，刘丹同志在1972年夏天也被解放了，并且结合进了浙大革委会，成了核心小组成员。
1972年8月8日，刘丹同志第一次参加核心小组会议，就作了一个了不起的发言。他说，我一生参加过很多运动，哪像这次这样搞的，打击了那么多人，有的人历史上的问题早已查清楚了，又拿出来整，而且所谓审查就是逼供信，又关又打，简直就是法西斯专政。他还说，现在是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到处都是垃圾都没有人管；老师不上课，学生不读书。我在图书馆劳动时就看到，我们图书馆这么多的书，都没有人去读，夏天还要找人把图书搬出来晒。工厂批利润挂帅，难道办工厂亏本就是好事？
在1972年那个时候刘丹同志敢讲这样的话，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刘丹同志真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铿锵有声，铮铮铁骨。这个讲话的全文应该在学校的档案馆里可以找到，我记得的这些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些话。
刘丹同志的讲话被当时的浙大党的核心小组写了报告，一层层向上汇报，王洪文还专门作了批示，说是要注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为此，学校召开了批判会。刘丹同志又一次被闲置，当然在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也不可能做什么事。
问：后来提出要把浙大办成万人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答：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我们国家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3月，被称为科学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浙江省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陈伟达同志，副团长是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浙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刘丹同志和副省长刘亦夫同志。当时浙大光仪系被评为全国科研先进单位，我作为光仪系的代表出席了这个被称为科学春天的大会。
会议期间，陈伟达同志和刘丹同志都很兴奋，经常在一起商量浙江大学的发展。有一次我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们正好谈到要把浙大办成万人大学，我一进去，陈伟达同志就喊，小张，把浙大办成万人大学，你看怎么样？我马上想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当时浙大的学生宿舍很多都成了教师的宿舍，实验室也是乱七八糟，所以我回答“这要算一算”；第二天，我去他房间，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又给了同样的答案，他点着我的额头，笑着说，你这个同志，年纪轻轻，思想这么保守……但很快，浙大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了。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的合影（局部）（最后一排左起第6人为张浚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工作重点也开始转移，提出了加速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口号。1980年7月，学校召开第七次党员大会，党委第一书记刘丹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把浙大办成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攀登科技高峰的全国重点大学”的奋斗目标，也就在这次党员大会上，我被选为学校党委副书记，直至1983年离开浙大到杭州市委工作。在此之前，1978年我被省委任命为浙江大学党委常委。
第四节 到中央党校学习
问：您在浙江大学工作时，曾经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一年。当时是由哪里决定的？为什么会送您去学习？
答：1981年8月下旬，我刚从外省检查本科招生情况回到学校，校党委书记刘丹同志对我讲，省委有通知，我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对此我感到很突然。我当即说中央党校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其中一些基本理论，我在大学都学过了，我的本行是光学工程、激光技术，在党校学习一年。对我以后的业务工作作用不大，还是不要去吧！刘丹同志说这是省委的意思，我不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向省委反映。我当即联系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薛驹同志，汇报我的想法。
薛驹同志很快就安排我去见他。他是我们很尊敬的老领导，平时对待同志非常亲切，和颜悦色，和他谈话可以毫无顾虑。到了薛驹同志那里，我把我的想法谈了，我说，要我担任学校党委的工作时，我就说过，只干一届，我还要回到业务工作岗位，我不想花很多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多学一点基本理论，对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这次培训班是中央专门为中青年干部办的，已办过一期，这次是第二期。第一期没有给我们浙江省分配名额，第二期给了几个名额，省委考虑安排你去学习，机会难得，还是去吧。”他这么说了之后，我也不好坚持不去，就对薛驹同志说，能不能请省委替我请几天假，因为我外出检查刚回来，两三天内来不及准备，9月1日的开学典礼我参加不了。他表示可以，由省委和中央党校联系，我推迟几天去报到。
9月初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党校已经开学，所以开学典礼上党校领导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一开始就进入学习阶段。
问：在中央党校，你们主要学习什么，能说说吗？
答：进了中央党校，我才知道这个培训班称为“中共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一共有142名学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多数为中央和省级机关各部委的副局级干部，地方党政中地市委、地市政府的副职，一部分大专院校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也有少量是处一级干部，文化程度有一定差别。
我去的时候，中央党校的校长是胡耀邦同志，当时他还是党中央主席。但是到第二学期时他就不再担任校长，改由王震同志担任校长。培训班的班主任汪琼同志，是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达同志的夫人，也是一位老革命。其他还有几位同志负责我们这个班的学习、生活等。他们对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极为关心和照顾。
学习的内容除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之外，特别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当时一些国际上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还专门开设了一门“现代科学技术”课程。这门课当时全国还没有哪个学校开过，就由学员中的科技人员自己讲，其中一讲“激光技术”是我讲的。在学习期间还多次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来举行讲座，如请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同志来讲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
我当时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不想作深入的探讨，因为我是学理工的，而且这些理论过去也确实都学过，《毛选》四卷也都读过，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对于一些主要的理论观点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在学习中除了在规定时间认真听课、学材料及参加小组讨论外，其他时间是到阅读室看我过去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书，如有一本清朝人写的有关光学的书叫做《镜镜聆痴》，以前没有看到过。这对我了解我国古代光学学科的发展很有帮助。我仔细看了，而且还抄录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又如我过去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一本书叫《何典》，以前没有看到过，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个阅览室并不大，藏书也不算多，但因为是开架，浏览一下，看到有兴趣的书就拿下来看，倒也看了不少书。
当时我也想过，如果组织不同意，我在学校党委干完一届就回系里去，要我专做学校党的领导工作，自己不搞教学科研肯定不好，但要完全回到实验室又肯定做不到，因此想利用既有的科技知识，加上文史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我虽然学习的是工程，但对自然科学还是比较有兴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一些积累的），打算在科学哲学等方面开一门课。
恰好前两年我校代表团赴美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个教授送给王启东先生一本书The Patterns o f Problem Solv ing，是讲思维方法的，我感到这样的课程对我国的大学生学习也是有用的，参考他们的课程内容再加上我们自己这方面的材料，可以开出一门新课程。所以在晚上，我基本上就在看这一本书，并作译文摘要。同时我的一位在长春光机所工作的同学陈捷光，他和我一样长期搞光学分析仪器的设计和研究工作，他看到一本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的A Dictionary o f Spectroscopy（《光谱学词典》），那时我国还没有这样词典，就建议我们一起把它翻译出来，我答应一起合译，也在此期间加紧进行。这本小册子1984年初以《英汉光谱学词汇》为名由我国《光学与光谱技术》杂志编辑印刷出版。
在党校学习一年，收获很大。到毕业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学习小结，我在小结中除了讲我开始不想来学习的思想缘由，以及后来思想为何转变的过程外，重点总结了在党校学习时期四个方面的收获。一，从理论上加深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念；二，进一步体会到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是求是的原则，才能使我们的一切行动符合客观规律；三，进一步体会到要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四，通过学习，对于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认识有了提高。总括起来就是提高了觉悟，明确了任务，增强了信心，增加了知识。这篇学习小结，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义，也说明当时确实是认真学习到了一些东西。尽管这个学习小结就其内容，现在看来比较粗浅，但是总的认识还是正确的，党校一年的学习也确为我后来离开学校从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问：那时候胡耀邦同志是党中央的主席，又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他给你们作过报告吗？
答：“文革”结束以后，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在此期间，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后来，他在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邓颖超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担任党中央主席。我进党校时，他还兼任党校校长。到了1982年就不再担任校长了。
1982年6月，我们这一期的学员快要毕业，各个支部都提出要求，希望耀邦同志能给我们讲讲话。培训班领导集中大家的意见，向耀邦同志报告了，这个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说耀邦同志要安排时间分别与我们班的学员见面谈话。与培训班学员见面谈话是分批进行的，每一批安排十多个人集中在一起，他一个一个点名询问情况，并和谈话的同志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我不清楚他见了几批，我参加的那一批大约在7月上旬，在和大家谈完以后，他问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学习，我们回答说，这个月底就要结束了，他说，哎呀！还有好几批，看来来不及和你们一个一个谈了，这段时间我也不可能都把时间安排和你们谈话，这样吧，如安排得出时间，在你们离校之前，我们集体谈一次，并且请班里的一位中央办公厅来的学员负责安排。
1982年7月20日下午，我们班的142位学员乘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和耀邦同志见面，先是大家排好队和耀邦同志一起拍了一张集体照，然后到西楼会议室。在这里，耀邦同志给大家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
一开始还有个插曲，耀邦同志在讲台的前面站定之后，看看学员不敢坐在前面几排，都靠后面坐，他就说，坐到前面来嘛！你们都是中青年干部，胆子还这么小。他这一说，大家都纷纷坐到了前面的凳子上。他又说你们希望我讲些什么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希望他讲讲形势，讲讲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讲讲我们回去以后怎么干。他说，这些今天就不讲了，形势总体上是不错的，方针政策三中全会都已经确定了，就是要坚持，至于你们回去后怎么干，这要你们自己考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情况都不同嘛！他又说，今天我牙齿痛，讲到这里还在面孔上摸了摸，说反正能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就讲一个题目，就是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期望。
耀邦同志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没有停过，在讲话中他对我们提了六条要求：一，为人民做好事，要摆正客观的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关系；二，要摆正工作成绩和自己努力的关系；三，要正确对待困难，对困难要加以分析，要按不同的性质对待；四，要敢于同一切错误和邪恶的东西作斗争；五，要正确认识进步与失误的关系；六，要摆正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和我们自己不断学习的关系。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要抓紧时间多看书，多学习，学习内容要包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党的重要文件，还要学一点历史、文学，诗词、自然科学基本知识，还要多少懂一点文艺。他说，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要读两亿字的书，这两亿字不包括看文件，看报纸，但是看小说可以包括在内。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的革命事业要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谁来接班，当然首先是从中年干部中选拔，然后青年接上来，还说“是不是从你们这142个人中选拔，我不清楚，你们这些人，无非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很有希望，将要为人民担负更多的责任；再一种可能是一部分人能为人民挑更重的担子，一部分人平平常常；第三种可能，是大部人出息不大”。最后他说，今天我讲了六条，总起来就是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多多要求自己，这就是今天讲话的主旨。
耀邦同志的讲话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受益匪浅，铭记在心。讲话结束后大家拥着耀邦同志走出西楼会议厅，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走在他旁边的曾建徽同志（曾是这一期培训班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已被任命为新华社副社长）说，今天的讲话可以发一个稿子，但不要发全文。曾建徽同志后来将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以《任何时候都要多多要求自己——中南海纪事》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发表在1982年8月19日《暸望》杂志上。
现在这一期的学员，最年轻的也已过花甲之年，仅有几位还在第一线工作，其他基本上都已退休或退到二线。按照耀邦同志的说法，应该是属于第一种，多数同志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在各个岗位上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在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过的，约有五六十位。当然，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胡锦涛同志，他已经担任了党和国家的一把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离开党校返回杭州时，我在我们宿舍走廊的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纪念在党校的生活和与同学告别：
同窗共读计一年，精研经典上百篇。
学友谈心情切切，领袖慰勉语涓涓。
开放伟业正兴起，改革重任担在肩。
临行不作惜别语，万里征途更扬鞭。
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