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大家对我国收回香港恢复行驶主权这件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心，我又有幸在这一事件中连续工作了十三年，所以经常有朋友要我讲一些关于香港回归过程中经历的事，也有许多朋友劝我把这些经历过的一些事写下来，可能在某某角度会有一些历史价值，我思之再三，觉得这些朋友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香港回归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记忆，已经有好几本书了。如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俊同志的《回归的历程》（1997年4月香港第一版），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志的《周南口述：自在疾风骤雨中》（2007年7月香港第一版），此书2007年6月内地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的修订版。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同志的《鲁平口述香港回归》（2009年3月內地出版第一版）。在有关香港回归的事务中，他们几乎是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而且都是在更高层面上具体操作。他们的著作都极高历史价值。此外在钱其琛前副总理兼外长的《外交十记》中有一章是《港澳回归》。曾担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也记述了香港过渡前半段的一些事。
五千余年的文明古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近五、六百年中国落后了。鸦片战争一役，暴露了中国落后的一面。中国和国签订的第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就是和美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和掠夺，这一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压的我国人民喘不过气。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洗刷国耻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签署遗嘱特别提到“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废除和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包括九龙和新界）这个愿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得到实现。
由于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对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正确方针政策，加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及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有关各部门的紧密配合，1997年7月1日香港实现了平稳过渡，顺利回归。
自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大生效起至1998年香港回归后近一年这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其中十二年的过渡期内我没有总是地参与了有关事务，真是生而有幸。
1997年6月30日前往香港参加回归庆典，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上将对周南社长说，能够亲身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的大事，可以说死而无憾，真是表达了我们这些人的心声！
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从青年时期起就立志要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上大学选择了工科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将来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工厂而留校当了一名教师，也下定决心当一名好教师，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1958年大学毕业时正是我国“左”风开始兴起，知识界及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大学也取消了讲师、教授的职称，我们互相开玩笑说，我们这些人将是“助教终身”，钽也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谁知好景不长，而立三年横遭文革劫难。
文革结束之后，本以为可以在业务领域有所作为，谁知又被推上另一人生历程，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曾有一句豪迈的口号“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所以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只要是国家的需要，我们都会积极地去做，几次变换工作岗位，都是非我所愿。但却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所以在学校进入领导岗位的后我曾经给一位同学写信说过，我不可能做两个人的工作，也许可能做一个半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在努力做好学校领导工作的同时，兼做一点教学工作，愿意做铺路石让其他人踏着这条路前进，愿意作为人梯，让其他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往上攀登。又谁知1983年后我又被调离了学校走上了地方和党政领导岗位，经中共杭州市委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整整工作了十五年。在此期间我也曾慨叹“唯愿年新好，未思主修名，何事符竹累，不老书斋中。”可能也是命运使然，香港回归之后，我已年过花甲，本可以颐养天年的时候，恰逢我的母校有将原同根同源被一分为四的学校重新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机遇，我又被推回到了高校工作的岗位，回到了书斋中，回到了书斋中，这既是一件巧事，也是一件乐事。
岁月流逝，现在我已古稀地半，年将及耄，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当年步入浙大就学时曾赋诗“平生之志为国训，红透未涂是所求，益民即为萤光闪，似过青春亦风流”的。我既是由国家培养成长，也和同时代人一样与国家同命运走过了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在这一人生历史中得到许多师长、领导和好友的教诲、指导和帮助，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朋友们对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些事有兴趣，对我作访问，我也就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因为是访谈的记录，既不是完整的回忆，也可遇得凌乱，加上我自文革之后就中断了记日记的习惯（以前读中学开始曾有过续记日记的的习惯，几次搬家现在过去的日记都找不到了），所以这些答问全凭记忆和少量的工作笔记，也可能不完全完整准确。
在回答这些提问时，我不时想到许多师生和同事，其中包括在浙大、杭州市委、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在浙大时刘丹同志主要的同志所言传身教，在杭州市委时的厉德馨同志为班长的领导和集体，在香港分社工作时的南同志为班长的领导集体都是团结和谐，同事间坦承相见的好集体，还有我到分管部门和单位的许多同志都是互相支持，相互理解的非常好的同事，回浙大工作后，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以及合并后的一段时间，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因为有一个很好的领导集体和教师干部队伍，然而使新浙大顺利发展即使因工作变动而分开了，大家长期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这一切都难以一一尽述。
另外，我选取了少量过去写的文章和发展的演说作为附录，为的是留一点某一个时间思考一些总是，参与一些工作的记忆。
非常感谢徐有智、李曙向，单玲同志，在访问前，他们事先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许多问题。我的答应又是杂乱无章，他们耐心地听取并详尽地作了记录，然后又进行整理，同时还要感谢浙大出版社曾建林同志的编辑整理，使这本访谈录得以出版。
张浚生
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