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The First Time
人这辈子要遇到很多很多个第一次。刘震云第一次给《安徽文学》投稿，拿到了七十多块钱的稿费，立马就请女朋友去吃饭；许镜清老人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一场音乐会，他为这一天等了三十年；王学圻二十年前就第一次当导演了，可是这部电影拍到最后就剩下了三个人，让他欲哭无泪。
这都是非常宝贵而难忘的第一次，因为它们意味着我们的成长。就像作家汪曾祺所说的：“人的第一次，往往需要勇气。”但是第一次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它是探索、是挑战、是机遇。所以说，如果你的人生能够拥有更多的第一次，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更丰富、更多彩！
其实细想来，每一个人都是在第一次过自己的人生，不是吗？在这条不能回头的人生道路上，正是许多不可复制的第一次，让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朗读者 王学圻
王学圻1946年生于北京，十四岁就参军入伍了。那一年，他被一辆载着二十个北京小孩的大卡车拉入吉林深山的绝密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立志报效祖国、献身国防，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影星。
李雪健曾透露，王学圻在文工团时有个外号叫“阿齐”。这个名字来自日本电影《望乡》里的角色“阿齐婆”，那是个戏很少但很出彩的龙套。王学圻从三十一岁开始演戏，与陈凯歌、张艺谋合作过《黄土地》《大阅兵》，由于是军人出身，不便出演“反派”，演过许多军衔不等却腔调雷同、步调一致的军人角色，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出演《梅兰芳》里的“十三燕”，他才开始声名显赫，从此片约纷至，角色不拘一格。这一年，王学圻已经六十二岁。
人们喜欢用“大器晚成”来形容王学圻，但对于王学圻本人来说，电影就像是他一辈子也无法走出的梦境。演戏是他最热爱的事，只要有好戏，什么时候“成”都好。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王学圻并不惧老，在演戏之外，他仍愿意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去获得更多的“第一次”，为此他重操旧业，踏上了导演之路。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要不是这一次做节目，我还真不知道，二十年前您就当过导演了。
王学圻：对对对。1996年我拍了一个电影，叫《兰陵王》。我记得那时候刚认识杨丽萍。一天早上，我在那儿化妆，她就给我讲了，她有这么一个半自传性质的故事。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美。
董卿：当时是根据杨丽萍的经历，写了这么一个《太阳鸟》的故事。那为什么要找您做导演呢？那时候拍《兰陵王》您是演员呐。
王学圻：是。她也找过很多导演。有的杨丽萍自己觉得，导演的想法跟她不一样；有的是时间等方方面面的碰不上，反正是七凑八凑的，最后就赶到我这儿了。
董卿：可是那时候您没导过戏。
王学圻：是啊。我说这我哪行啊。她说，你没问题，你就来吧。就是赶鸭子上架嘛。
董卿：那您当时心里觉得您做这事成吗？
王学圻：哎呦，（摇头）要不然我把杨丽萍拉上呢。我说你必须得来当导演。
董卿：联合导演是吗？
王学圻：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人介绍我说，这是我们导演。我真的抬不起头来，脸红，出汗，真不好意思。这电影一拍就拍了将近四五年吧。拍着拍着，没想到……
董卿：出问题了。
王学圻：当时是杨丽萍自己投资的。九十年代，投了七八百万。
董卿：大制作呀！（观众笑）
王学圻：绝对大制作了。但是你要知道，摄制组是个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拍到中间的时候，资金有问题了。
董卿：是指拍到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王学圻：拍了将近一个多月吧。这时候有好几个广告找杨丽萍。杨丽萍从来不做广告。她真的很纯粹。可是当时组里这个情况，又面临着马上要结账，于是她就接了这个广告。最后，还不错，不管怎么样拍完了。
董卿：看来整个拍摄的时间不是很长。
王学圻：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当时我们觉得以后这剪辑需要的人也少了，就好办了。没想到，苦难刚刚开始。剪辑我也没学过，不懂，觉得就剪呗。剪来剪去，一遍一遍地都不行，不满意。后来一看，还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资金的问题跟着又来了。于是，就精简剧组，精简到最精简，只有三个人：一个我，一个杨丽萍，还有一个剪辑员，剪辑师都没钱请了。于是我们三个开始大张旗鼓地剪，从北影厂里面的树是绿的，剪到它是黄的，再剪到它是白的，再剪到它是绿的，一直剪了十五剪。
董卿：一般的电影可能剪三四剪已经很多了。
王学圻：对。我整个一个全结构都剪。
董卿：你是从头到尾，全部翻篇儿重来，剪了十五遍？
王学圻：对，十五遍。那时候电影局有一个专家，可能看我实在太可怜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王啊，找个明白人吧。”但是为什么我没换导演剪？我是想，如果说我觉得好，你们觉得不好，那我是糊涂人，要找一个明白人来；关键是我也觉得不好，所以我不服啊！那我得剪到我认为好的时候。第一次送审，就我和杨丽萍两个人去的。电影局说，你怎么不找制片主任送来？我说制片主任就是杨丽萍。（笑）
董卿：电影局的人，每次把你送审的还给你说不行，你每次都能虚心接受吗？
王学圻：能接受。因为我也觉得不好看。（笑）这个我一点儿没有分歧意见。
董卿：我觉得要把掌声送给学圻老师的诚实。（观众笑）
王学圻：每次看完以后他们都说，不好看。我说怎么回事儿呢？什么问题呢？太奇怪了。我都花费那么大心思剪了，还是不好看。
董卿：您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说这事儿我干不了了？
王学圻：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董卿：杨丽萍也没有对你失去过信心吗？
王学圻：她可能也不敢说吧，看我那么卖命地剪，一本正经地投入创作的状态。我真是全在创作中，满脑子都是《太阳鸟》。
董卿：最终通知你说过了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是……
王学圻：我估计是慢慢看、慢慢看，也能更了解这片子讲的是什么东西，不明白的也明白了。
董卿：但是《太阳鸟》其实好事多磨，后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居然还拿了个大奖。
王学圻：对对，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当时我看着一舞台的奖杯，就剩俩了，一个评委会大奖，一个美洲杯奖。突然电影局的翻译说，《太阳鸟》！王学圻！我什么都没考虑就站起来，真是矫健的步伐，“嘡嘡嘡”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接过奖杯，突然感觉到情绪往上拱。其实我平常看很多人获奖掉眼泪，我还说呢：“这装什么呢，得个奖还掉眼泪。”真轮到自己，还真是要掉眼泪的感觉，就是一种委屈，特别委屈。完了我就说，站在舞台上的还应该有杨丽萍、摄影张黎、李岚华、赵季平。我听说当时张黎在国内听到我念他名字的时候，也掉泪了。
董卿：第一次当导演的经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二十年了，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学圻：有些你认定能做的东西，要坚持。但是这个坚持不是盲目地坚持，要很清醒、理智地想到是哪儿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坚持下去，就会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印象最深的。
董卿：我想第一次是需要勇气去尝试的，知道自己能力的边际在哪里；但是也需要有勇气去承担，如果是失败又会怎样。那您今天要为我们读什么呢？
王学圻：《平凡的世界》节选。孙少平这个人物，确实很打动我，他的坚持，他的性格，我真的很喜欢。我想献给《太阳鸟》摄制组的全体人员。
朗读者读本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起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他曾装得一个字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个文盲。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弓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完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圪垯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打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
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州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他们光做饭还可以，但那个老汉还兼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老汉一个人拿不动。胡永州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胡永州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
活路稍微一轻松，他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晓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一点钱，好给家里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没心思想其他的事。
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的“文盲”身份。正因为他是个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州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在他这里清闲得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现在还不要像其他工匠一天顶到头地出死力。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
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州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盖起的那一层楼房里。虽然那楼房还正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现在天气已经转暖，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
胡永州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也和我胡永州球不相干！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
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蛮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
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晓霞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
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
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
两个人像往常那样，一块儿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谈论了许多话题。
临走时，晓霞给他借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
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
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
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
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平凡的世界》
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为记录时代的巨大变革呕心沥血。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首先是把他的目光注视于平凡人的命运。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平凡，只要他是为自己的生活意义而奋斗，那么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大变革就都是息息相关的。唯其如此，这本书才具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柯洁
柯洁，职业围棋九段棋手，六岁开始学棋。1997年出生的他，未满二十岁就已拿下四个世界冠军，被誉为“天才棋手”。同时，他也是在世界第一位置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中国棋手。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第二名”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第一，就是失败。
2016年，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以1：4负于机器人阿尔法围棋（AlphaGo），这场对弈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围棋一直是一个禁区，而阿尔法围棋的推出无异于一道宣战书，所有人类都是它的对手。李世石战败之后，柯洁放出豪言：“就算阿尔法围棋能赢得了李世石，也赢不了我。”但遗憾的是，经过几番激烈的人机大战，柯洁以失败告终。
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智能打败，不知道该值得骄傲还是该觉得沮丧。柯洁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将会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界。新的风暴即将来袭，我将尽我所有的智慧终极一战！”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之前好像你说过一句话，你说AlphaGo，你可以打败李世石，但是你打败不了我。
柯洁：对。之前我说过这句话。我希望我能通过一些很自信、很阳光的言论，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知道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色的棋手。
董卿：你的意思是你这句话只是为了引起关注吗？
柯洁：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当时我是真的认为，自己能击败AlphaGo。
董卿：AlphaGo后来是以Master（大师）的化名在网上对决李世石、聂卫平、古力，也包括你。你们都输了。
柯洁：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之后它的成长是飞速的。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它的原理其实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深度自我学习的功能。它多的时候一天甚至能下上亿盘。人的一生最多也就下两三万盘棋。
董卿：输给它的时候，和输给真正的人类对手，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柯洁：最开始是很震惊。因为在之前我们都认为，人工智能这十年内是不可能打败我们人类棋手的。我们跟它对局，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就是，它不是人类，它真的是机器。它是一个很冰冷、很恐怖的东西。
董卿：那你再想象一下，未来它有没有可能完全取代职业棋手。
柯洁：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类棋手在对局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好笑的失误。很多事情有残缺才是有美的。失误才会引起战斗。
董卿：对，我同意。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你通过自己的步步为营、咬牙坚持，最后反败为胜的话，心理感受和精神的力量，也完全是机器无法体会的。它完全是不感知这个世界的。
柯洁：对。它是无法感知的。我们人类下棋的时候，如果对手下出妙手的话，除了自己的一些懊恼以外，还会赞叹、折服；然后我再想想看，我还有没有更妙的，能把这棋破解了或者扳回来的办法，所以我觉得人类和人类的对决是不会被取代的。
我知道人工智能总有一天可以完全碾压人类，我们人类会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应该下好自己的棋。我是一个在围棋上追求尽善尽美的人。我希望自己能超越一切。有的时候会累到这种程度，我啃着苹果，拿着书，“啪嗒”，苹果掉了，我睡着了。我一直都认为，亚军什么都不是，只有冠军才能……
董卿：扬名立万。才是有意义的。那你怎么样来预测你跟AlphaGo之间的一个正面交锋？
柯洁：非常荣幸我能代表人类与AlphaGo去对局。
董卿：站在人类的高度看这个问题。（笑）
柯洁：对，站在人类的高度去迎战这个机器。我非常渴望胜利。我非常渴望我能把它零封。卿姐你刚才问我说的那句话：就算AlphaGo赢了李世石，但赢不了我。如果我这场输了，这句话会被大家拿出来嘲讽。我不会怕，怕，就输了一辈子了。
董卿：有人说人生有六个字，前面三个字是“不害怕”，后面还有三个字，“不后悔”，努力去做吧！
柯洁：谢谢。
董卿：那你今天是要为谁来朗读？为AlphaGo吗？
柯洁：为来自未来的对手。为了AlphaGo也好，为了人工智能也好，我希望能献给它们。
董卿：这个朗读的对象很有趣，献给所有的超强的对手。
柯洁：对。无论是人类对手还是人工智能对手，我觉得只要是我的对手，我就会去尊敬他。尊敬之后再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然后拼搏过后，争胜之后，钩心斗角之后，结束了之后，大家还是能够融洽地相处，大家能够回味这盘棋的精彩的地方。我觉得做这样的棋手是最有意义的。
董卿：遇到强大的对手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强大的对手会重塑强大的自我。
柯洁：如果没有对手的话，围棋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像AlphaGo一样左手和右手互搏，我们是人类。
朗读者读本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存目）
［英］J．K．罗琳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是全世界哈迷的向往之地。惊险、刺激的课堂，有个性的老师，亲密无间的友谊……一所理想学校应该有的，这里都有。而且，每一堂课的魔法，都像让人脑洞大开的“第一次”一样，让人惊喜。哈利·波特系列和全世界少年心里的英雄梦有关，所以它才会赢得那么多哈迷的心，创造那么多的出版奇迹。
朗读者 许镜清
许镜清的名字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他的作品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1986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作曲，25集电视剧中的十三首歌曲、上百段配乐以及十几首脸谱歌均出自他的手笔。
1983年春，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设计的许镜清，进入《西游记》剧组。四年后，随着电视剧播出，他的音乐流入千家万户。其中，片头曲《云宫迅音》，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等经久不衰，成为传世佳作。尤其是片头曲，巧妙地运用刚刚进入中国的电声，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孙悟空腾云驾雾的神奇与潇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当时，这是超越时代的音乐手法，在电视配乐中开了民乐、电音与管弦乐相结合的先河。
2016年是1986年版《西游记》开播三十周年。许镜清已经七十四岁了，但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西游记》音乐会”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圆了许镜清三十年来的梦。为了筹办这次音乐会，老人不眠不休，对音乐做了许多再创作。“我的创造力还没有消失。”许镜清说，“总有一些光亮，让人觉得可以向前迈出脚步。”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和许老师对话，一定得在晚上，因为白天您要休息。
许镜清：三十多年没看见过北京早上的太阳怎么升起来的。
董卿：就是因为《西游记》改变了您的作息吗？
许镜清：是的。
董卿：我知道当时因为整个的创作量非常大，所以您老要熬夜，连夜要赶稿子。
许镜清：是的。插曲十三首，加上上百段的音乐，另外还有脸谱歌曲，大约有十多首。
董卿：这么大的创作量，您是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的？
许镜清：从1983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87年的春节。
董卿：四年多的时间。说到这个，《西游记》所有的音乐里边，最广为人知、广为传唱的，就是《敢问路在何方》了。
许镜清：是的。那天我是坐公交车到单位去。当时我看着窗外，我就在想人这一生，忙忙碌碌为了什么。我自己答不上来。很多东西对我而言，情感一转变，马上就会变成音乐。（唱）“一番番春秋冬夏”，一下冒出来了。（唱）“一场场酸甜苦辣。”我自己都被这两句感动了。到了下车，嘴里还在唱。我说不行，我要一会儿忘了怎么办，得赶紧把它记下来。一摸兜，没有纸，有一个烟卷盒，一两根烟就揣兜里了，然后把烟卷盒撕了，展开。没有笔，正好一个小学生放学，从我面前过。我就拍拍小孩，小朋友，赶紧借我一支笔。小朋友就赶紧从铅笔盒里拿了一个铅笔头，问叔叔你想干吗？我说叔叔要做一件大事。我就在电线杆子上，把这两段音乐写下来了。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就从第一句开始写，然后大约是不到一个小时，这首歌就写完了。
董卿：一个多小时，一首经典的歌曲诞生了。而尽管您创作了这么成功的一部电视剧的所有的音乐，似乎也没有给您带来很多的名利吧。
许镜清：我对名和利，基本上没有想过，也没有去刻意追求过。我说谁想买我的版权，我卖。他说你多少钱卖？我说给我几万块钱我都卖了。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缺钱，太需要钱了。
董卿：您为什么说自己太需要钱了？
许镜清：《西游记》播完之后，我就有一个开音乐会的念头，但是我做不了。它确确实实需要一笔钱，而且是一笔不小数目的钱。
董卿：您这个想法酝酿了多久？就是“我想开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这个想法。
许镜清：至少有个二三十年。我曾经做过几次努力，但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但是我这人就是，我就要开，我必须得开，我不开这个音乐会我死不瞑目。网友们就说，你众筹吧，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后来我就众筹成功了，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场《西游记》的音乐会，而且大家都说好，评价都很高。这圆了我一个梦，几十年的一个梦。
演出的时候，我不敢上台。我不敢坐在观众席上去看。我就坐在下面的化妆室里。大家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边，心里很矛盾。我又怕观众责备我，又怕观众太喜欢了，我受不了这刺激。所以我就在里头，一直就不敢动。
董卿：上台说话了吗？
许镜清：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主持人问我，你现在想跟大家说什么？我说我想哭。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当时我确实想哭。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以后，真的，我就百感交集。这么多年的努力，今天终于见到成果了。我真的觉得完成了我这个心愿。在我生命的路上，我画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所以我就大声地喊了几声：真不容易呀！
董卿：许老师人生的第一场属于您的音乐会，似乎来得晚了一点儿，到您七十岁那年才……
许镜清：也不晚。我想，只要我活着就不晚。
董卿：对，只要开始去做了，永远为时不晚。而且在这个时候，也许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您看，《西游记》是您这一生最重要的音乐作品。《西游记》里边，师徒几人去西天取经，那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呀。它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取得真经，要获得真意，是一定要经历坎坷的。这场音乐会也让我们对这个道理又有了更深的感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许镜清：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这个问题，要追寻梦，然后你努力地向前走，这个路就在你的脚下。路是靠你自己走的。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董卿：那您今天想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许镜清：我今天想给大家朗读巴金先生的散文《灯》。
董卿：其实巴金先生也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告诉大家，人生中遇到黑暗的时候，只要有耐心、有信心，就可以渐渐地看到，在黑暗的海面上出现指路灯。
许镜清：对。因为人的一生总有痛苦的时候，总有找不到路的时候，总有看不到前路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丝光亮，你就觉得那是方向，就可以往那儿走。
朗读者读本 灯
巴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散文》
这篇《灯》写于1942年2月，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凄风苦雨、非常黑暗的时刻。巴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应该叫作《灯》。”不管是什么灯，实际上当它亮起来的时候，都是那个让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坚持下去的、都能感觉到生命美好的理由。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刘震云
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有一个影响力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位一定榜上有名。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用犀利而又不失幽默的文笔在书写着当今中国。
刘震云从大学时开始写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逐渐为读者所熟悉。在这些作品中，他确立了平民立场，确立了幽默风格。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因小说结构庞杂、语言繁复，诸多评论将刘震云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因笔下的人物接地气、幽默又富有命运感，他被导演冯小刚倚重，组成了影视圈著名的“冯刘组合”。作为当下少有的获得主流文学和商业文学双重认可的作家，他却自觉地与两者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作家，没有拿过纳税人的钱；而另一方面，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问——涉足影视如何保持写作状态，他回应道，“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朗读者 访谈
董卿：2016年您有两部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一部是《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一句顶一万句》，人们都把那年称为“刘震云年”。
刘震云：不管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一句顶一万句》，无非都是借了文字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从耕耘到灌溉，到除草，最后到收割，都是小刚导演和雨霖导演在做。
董卿：您提到的雨霖导演就是您的女儿刘雨霖。这是您第一次和女儿合作是吗？
刘震云：合作是第一次，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误会。雨霖导演并不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增加合作的说服力。合作的时候，无非我是一个作者，她是一个导演。合作的基础是这个导演为什么要改编这部小说。书跟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非常讲究节奏，像一头豹子，要跑得非常非常快；而小说是一头大象，可以边走边想。书最擅长的是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对电影是完全没有用的。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出版是2009年，出版之后就有导演想把它改成电影，但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里边的人物有一百多个，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故事里。要改编成电影，就好像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2015年，雨霖导演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她说我从中间找一段，可以关两匹骆驼。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二个道理说得稍微好一些，她说，真正的好电影是看不见导演的电影，是看不见摄影机、看不见演员的电影，看到的就是里边的人物和人物的情感。
董卿：就算在片场您也叫她雨霖导演，她叫您刘老师吗？
刘震云：包括在生活中也是。
董卿：您是说你们家女儿在家里也叫你刘老师吗？
刘震云：基本上是这样的。
董卿：为什么？
刘震云：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自己的想法，我从来都是尊重的。平常我们通电话，都不会超过两分钟。我特别喜欢跟两分钟之内能搞定事儿的人打交道。
董卿：那也就是说从来没有那种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电话。
刘震云：我觉得嘘寒问暖基本上都是废话。
董卿：家里人嘛，有时候就得说说废话，不然怎么叫家里人呢？家里人坐在一起天天就是只谈工作，只谈报告？
刘震云：也不谈工作，是谈她做这个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一点只要沟通清楚就可以了。（掌声）
董卿：鼓掌的都是喜欢听道理的人。
刘震云：都是有学问的人。（观众笑，掌声）比如她出门说，爸我走了。我说好。你没什么要说的吗？我说有。第一，出门注意安全。什么叫注意安全呢？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她说我记住了，Yes Sir。就结束了。
董卿：那您出门还是有关照的。她一个人去美国读书前，您有什么关照吗？
刘震云：没有。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比如讲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门口，交代的话一定是好好学习，尊敬老师，上课多提问，这些话全是废话。其实家长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自私：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没责任了，剩下的是你的事。
她小的时候，我只是告诉过她一件事：不管是考试的时候还是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不要做了，因为做也做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把自己会的给它做对？你只要把会的做对，你得分一定就不低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在细节上犯错误。细节上犯的错误就是会的事没有做对。
董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第一次”。除了您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我想再追溯得久远一点儿，您第一次写作在什么时候？
刘震云：上大学的时候。
董卿：第一篇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
刘震云：《安徽文学》。
董卿：第一次的稿费有多少？
刘震云：七十多块钱吧。
董卿：后来用在哪儿了？
刘震云：请女朋友吃饭。
董卿：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太太？
刘震云：是。
董卿：我看过一篇报道，是您太太说的吗？说你请她吃饭，她当时心里想，这么抠门儿的人请我吃饭。
刘震云：我还没有七十多块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说咱俩一块儿吃饭吧，她说好。我说吃西餐，她说好啊。然后我们可能花了十几块钱吃了，吃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没拿钱哎。（观众笑）
董卿：（笑）您怎么好意思呢？
刘震云：我没钱嘛。
董卿：没钱您还说请人吃饭，那就别请了，就散散步啊，溜达溜达。
刘震云：已经溜达一下午了。（全场笑）
董卿：因为这样的一种同学之间知根知底的感情，是不是使得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特别地和谐、稳定？
刘震云：我觉得和谐、稳定最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啰嗦。
董卿：互相不啰嗦，是一种特别好的相处方式，可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大家在纠结的就是“说得着、说不着”这件事。
刘震云：其实说得着和说不着不在话语量，而在那些特别根本的话上。有一句诗，臧克家先生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书和电影，都是为了那些应该再活一回的人，重新在书和电影里永远地活下去。
董卿：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刘震云：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
董卿：那想献给谁呢？
刘震云：我想献给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喜欢这个电影的观众。
朗读者读本 一句顶一万句（节选）
刘震云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
“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开始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
“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儿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倒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一向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而且语言本身就含带了很丰富的意味，幽默风格本身就体现了他的审美。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既是他个人风格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朗读者 王珮瑜
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是京剧余派的第四代传人，被誉为“当代孟小冬”。十六岁的时候，她就得到了京剧前辈的赞赏和提携；二十三岁时就拿下了戏剧梅花奖；二十五岁时就成了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她的人生听上去顺利、完美，但了解她的人会知道，她是在机遇和拼搏当中，不断地完善、突破和超越着自己。
1978年生于苏州的王珮瑜，由票友舅舅领进京剧大门。开蒙学的是老旦，几个月之后，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后来改学老生，十六岁便以一折《文昭关》技惊四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惊叹道：“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从此，“小冬皇”芳名远播。
但对王珮瑜来说，她不满足于做一个“继承者”。京剧是一门太美的艺术，然而传承却越来越难。她要做一个“传播者”，要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方式去传播京剧。她上综艺、玩直播，教网友如何发声练习唱戏。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推手，她愿意去做那个推手。“我愿意这样一辈子做下去。”王珮瑜说。
朗读者 访谈
董卿：珮瑜今天这段朗读要献给谁？
王珮瑜：我想献给余派最好的传人孟小冬先生。
董卿：我觉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是你被人们称为是“小孟小冬”；在意料之外的是，她去世的那一年你还没有出生呢。
王珮瑜：她1977年去世，我1978年出生。所以有一些人就说，是不是孟小冬投胎啊！
董卿：而你自己和孟小冬真正有第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上的共鸣是在什么时候？
王珮瑜：有一段时间一直听她，尤其是1947年的那版《搜孤救孤》的现场录音，很多人都觉得是空前绝后的版本。那个氛围太迷人了。每次听我都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成为这样的角儿，该多好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天津，好像是2008年的时候，千挑万选选到冬至这一天，演墨壳原态的舞台剧《乌盆记》，是一个跨界的作品。我对这个演出非常重视，甚至有点惶恐，下那么大的雪，没想到还是客满。那样的一次演出，我想，不仅仅是孟小冬先生了，余叔岩先生也在看着我，很多爱我的老师们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演好，不能辜负了他们。
董卿：无论是孟小冬先生还是梅葆玖先生，到后来都担负起京剧传承的重任，都去教学生。你也不例外，只是你年龄上比他们介入更早。
王珮瑜：其实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去中学，甚至是幼儿园、小学，进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
董卿：真的有孩子因为你的讲座爱上京剧，甚至开始学习京剧吗？
王珮瑜：有。我第一次上一个三百人的小型公开课，当时有一个80后的妈妈，带着她三岁的女儿来到现场。最后有一个环节，我们做互动，然后这个妈妈就抱着她女儿到台上来，说能不能教她一下。其实我有点措手不及。
董卿：三岁？
王珮瑜：对。我就教她“今日痛饮庆功酒”这一段。过了三个月，又在更大的一个剧场开公开课，这个妈妈又把她带过来了，她就完完整整地把这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唱下来了。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一直到去年，我在京剧院排练，练功房有四五个小女孩，大概十来岁的样子，在学花旦的身段动作，其中一个我一看，好面熟，这不是贝贝吗？她说，对，老师，我现在已经五年级了，一直在学京剧。我非常喜欢京剧。你看，当年种下的一个种子开始发芽了。
董卿：你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起码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世界的存在，然后有机会走进去，了解它的奥妙所在。
王珮瑜：2001年，我在北大开过京剧的公开课，印象很深。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其实跟京剧是有距离的。做互动的时候，他用现代话，我来跟他用韵白，用湖广音中州韵对仗。
董卿：所有的都是可以用韵白念出来的是吗？
王珮瑜：基本上。
董卿：这个挺有趣的。比如说董卿呢？
王珮瑜：我来想想，“董卿她是个美人”（韵白）。
董卿：我也得学一下，“珮瑜她是个才女”（韵白）。很有味道。你也是在用这种方法吸引大家的关注和兴趣。
王珮瑜：迅速地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觉得京剧离他并不远。
董卿：光从人生履历上来看，珮瑜有一张非常顺利的履历表。但是我记得，你也曾跟你的同行们说过一句话，你说学习戏曲那是要受得起委屈的。那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受的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王珮瑜：委屈其实倒也谈不上。我觉得唱戏的人都有一种很坚韧的意志力，这是从小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董卿：每天？
王珮瑜：每天。比如说我们要练功、吊嗓，每天要排练。京剧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艺术，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不仅仅要学戏，要演出，要面对市场、面对观众，还要面对身后的老师，你的团队，跟你合作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还是依着我们这行的老例管我叫“老板”，所以我还肩负着一些比较重要的责任。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困难，就是传承的困难。那些喜欢我、教我戏的先生们有的离开了，有的老了，教不了戏了。大家知道我是余派的第四代传人，余派老生戏本来就是在象牙塔里，本来传承就很难。然后到了今天，你既背负着余派传人这样一个头衔，要一直传下去，还要教学生，自己也要演出。可是，戏传承越来越难，所以路很漫长。
董卿：那你今天想要为孟小冬读点儿什么呢？
王珮瑜：我想读一首词“大江东去”。
董卿：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很适合你。
王珮瑜：对，正面积极，正能量。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要丢了自己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心系“我是一个京剧演员”，做京剧演员的分内事。
朗读者读本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遭过一场大难，就是被朝廷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在这首词里面，苏轼所要表达的既有对历史、江山的无限向往，同时也有对自己处境的不胜悲叹。但总的来讲，这首词传递给我们的情怀，是比较旷达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朗读者 杨利伟
中国的航空事业到2016年已经有整整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我们创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许多辉煌的成果；在这六十年里，有着太多弥足珍贵的“第一次”。而能够参与、见证每一个“第一次”的人无疑都是非常幸运的。杨利伟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10月15日九时整，中国第一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时间一到，“神舟五号”飞船的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火焰。当推力让重达四百八十七吨的飞船升起时，大漠颤抖，天空轰鸣。杨利伟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就乘坐在这艘飞船中。
在普通人看来，太空是神奇而美妙的。但对于要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来说，太空更是危险而残酷的。没有重力、氧气和水，还要在密闭狭小的飞船里，经历超重、失重相互交替的过程。为了圆满完成飞行任务，杨利伟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高强度训练。
最终，一段历时二十一小时二十三分的太空旅行，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名字——杨利伟。他以自己的无畏壮举和飒爽英姿，赢得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尊敬，同时也让全世界为之瞩目。2003年11月，杨利伟被授予“航天英雄”荣誉称号。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当我说到您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族飞天梦的第一次的时候，我有点儿热血沸腾了。2003年的10月15日，这对您来说也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了吧。
杨利伟：对我来讲确实是终生难忘的。而且后边的每一次任务，都会让我想起这“第一次”。随着我们的火箭徐徐地离开地面，进入了太空，我想许多人的心也跟着去了。这一刻实际上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无数人、无数航天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迎来的“第一次”。无数人的很多次，造就了这个“第一次”。
董卿：那天是北京时间九点整发射的，是吗？升空的过程中，好像还有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二十六秒。
杨利伟：对。那是在火箭发射以后，大概在离地面三十几公里的时候，火箭发生了震动，是一个低频的震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濒临坚持不住的感觉。我以为我要牺牲了。那感觉就像，我坐在中间，然后四周全是大鼓，同时在敲，震动得让我觉得已经忍受不了了。
董卿：当时地面看到了你的画面了吗？
杨利伟：那个时候，不管是测控，还是地面的技术跟踪，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发射了之后，在指挥大厅里边，静极了。那时候，我在返回舱里面的画面静止了。大家说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
董卿：看上去像静止了。
杨利伟：都很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三分二十秒的时候，整流罩打开。因为是上午九点钟发射，返回舱的舷窗，一缕阳光照进来，特别特别刺眼。一刺眼，我眼睛就在眨；一眨眼，大厅里边不知谁喊了一声，“你看他还活着，他的眼睛在动！”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一个异常的情况。我以为正常就是这样，是我自己不行。回来之后，我和我们的工程人员交流。在后面的任务当中，到神舟七号的时候，就把它完全解决掉了。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频率给它挪开。
董卿：所以您的第一次，给后来的航天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数据。
杨利伟：是这样。那时候去飞行，可能就相当于绿皮火车时代，现在肯定是高铁了。
董卿：而且2003年那年，其实出现了很多航空灾难。美国、俄罗斯、巴西，有航天员罹难的。
杨利伟：对。我记得特别清楚，2月1日，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时候，我们在过春节。我记得所有的航天员被集中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实际上后来就变成请战会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它不单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任务，或者选择的职业，更多的是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承诺和责任。
董卿：您的家人在得知10月15日您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杨利伟：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爱人、小孩，都十分担心。我看到我父亲趴在我们家的窗台上，一棵一棵地抽烟，整晚上也没有睡觉。我母亲，还有我爱人，她们都是这样。
反过头来去看，我们很多的工程人员，同样是这样。我们的零号指挥员，当宣布二百公里，进入轨道了，就是发射取得成功的时候，他把话筒扔到旁边，就开始流泪。很多老科学家，白发苍苍，都在流眼泪。包括我回来之后，到了航天中心，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我非常遗憾，干了几十年的航天，但是没有亲手把你送到太空去。”实际上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航天员送到太空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董卿：第一次飞天的任务大概是二十一小时二十三分。
杨利伟：对。飞行时间对我来讲确实太珍贵，太珍贵了。所以在上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把它利用起来。舍不得睡，想在上边体会更多的动作，想回来之后给后续的航天员提供更多在上边的依据。
董卿：记得你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到，在太空看地球，美得无法想象。
杨利伟：对，就是让你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以前我们在媒体上也会看到国外的航天员拍的照片。但那一刻，当自己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俯瞰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数百万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那种感受实际上不单单是视觉带来的。
董卿：有一种精神上的冲击。
杨利伟：对，是这样的。
董卿：那在返回到地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和心情？
杨利伟：接地还是比较重。那一瞬间实际上飞船又弹起来了，弹起来之后又有二次接地。二次接地的时候把我嘴磕了一口子。前段时间我看网上还在说，说我满脸是血，实际上并没有，是旁边的一个麦克把我嘴磕破了。我当时都没感觉到疼，就突然间一麻，我觉得可能是不对劲了。手边没有其他东西，然后我把航天服手套摘下来，里边还有线手套，就用那个手套去止血。
这个时候，内心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激动和兴奋的。真的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凌晨六点多，非常巧合，跟天安门升国旗是同一时刻。太兴奋了！很多人现在还在问我，看你从舱里出来的时候傻愣愣的，在想什么？实际上那一瞬间，我想的就是任务。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自主出舱，就是我自己要从里边能够走出来。我记得我们的医监、医生老要扶我，我说没有问题，我可以走出去。我上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欢呼雀跃。下面有很多人在喊，利伟你说话，你说话！我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是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说，还有其他的语言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吗？真的是没有。
董卿：其实当一个人的第一次可以和国家、和民族，甚至和整个人类进步关联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份自豪和荣耀啊！
朗读者读本 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杨利伟
飞船此后的飞行非常顺利。在将近10分钟时，飞船仿佛一下子跳进了轨道。我突然有了失重的感觉。
失重的确是突然来到的。因为一直有火箭推着飞船，一直在加速，加速就有过载，有相对重力作用。近10分钟时，最后一级火箭跟飞船分离，突然一分离，飞船没有推力了，身体感觉猛地往上一提，我意识到已经处在微重力环境了。
这时，我被束缚带固定在座椅上，人肯定飘不起来，但是我突然感觉离开了座椅，不贴着它了。我注意到飞船里的灰尘“噗”的一下，全起来了。
灰尘肯定是有，再洁净也会有灰尘。正好9点多钟的阳光从两个舷窗外边照下来，因为没有大气的原因，没什么遮挡，光线非常明亮，就跟早上把窗帘一打开差不多，细微的灰尘在光线里一下“升”起来。跟我一样，所有的物体在失重时都会“升”起来。好像舱里的万物一下有了生命和翅膀，会自由飞翔了。我的眼睛几乎不够用。
我低头往下看，只见所有的束缚带，在飞船里用来固定物体的绳子，全都竖了起来，微微摇动，挺有韵律感，特别好看。就像湖水中的水草一样，在水中蓬勃生长，舞动着生命的活力。
我太惊奇了，尽管读过关于失重的描述，也曾有过体验，但在地面不可能见过这种现象，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奇特情形。
我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真正进入茫茫太空了！
测控数据显示，飞船正确入轨，此时它的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83公里；轨道近地点为200公里，远地点是400公里。
入轨之后两分钟，飞船按指令调整姿势。我的工作是操作太阳能帆板，让它像两只翅膀一样展开。之后我按程序向地面报告：“飞船工作正常！”我的身体“感觉良好”。
在克服了初到太空的不适之后，除了要做的工作和与地面的配合，我就迫切地想赶快看看太空是什么情形，但这需要等地面的指令。
10时31分，舱内环境监测正常，地面指挥人员下达指令，允许我摘手套、解束缚带。我内心的渴望早就迫不及待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摘下手套，解开系在膝盖下方的束缚带，第一时间先往起一飘，然后拽着座椅很轻松地就过去了，飘到了舷窗边上。
哈，太空和地球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选择先细看太空还是先细看地球这一点上，我内心涌动着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我贪婪地向下张望。
地球真的太漂亮了，漂亮得无可比拟。
以前不理解文学描写中“美得让人窒息”是什么情形，而此时我真的是屏住呼吸，久久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激动得不得了。
在太空的黑幕上，地球就像站在宇宙舞台中央那位最美的大明星，浑身散发出夺人心魄的、彩色的、明亮的光芒。她披着浅蓝色的纱裙和白色的飘带，如同天上的仙女缓缓飞行。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和倾慕，啊，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您太完美了。
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而唯一的机会幸运地降临到我身上。我一定要替所有的中国人好好看看她。我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我要留下所有我见到的奇异景色。
随着飞船的飞行，地球在我面前呈现着不同的景观，我动用了脑海里所有的地理知识观察她。上学时，我们经常看地图，平时我们会转动家里的地球仪给孩子讲述地形地势的概念。而现在，我眼前的地球却以无与伦比的维度伸展着她的壮丽身躯。她的形象使得所有的地图变得苍白简单，也使所有的地球仪呆板无趣。她真实地在宇宙中自如地永不停歇地运转着，以她的宏大、美妙向我阐述着生命之星的往世今生。
仿佛在告诉我，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地球母亲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是怎样运行生存的，你要仔细看看你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她是宇宙的宠儿，而你们人类是她的宠儿。
地理知识告诉我，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海洋，我果然看到了大片蔚蓝色的海水，浩瀚的海洋骄傲地披露着广阔壮观的全貌；我还看到了黄绿相间的陆地，连绵的山脉纵横其间；我看到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空，大气层中飘浮着片片雪白的云彩，那么轻柔，那么曼妙，在阳光普照下，仿佛贴在地面上一样。海洋、陆地、白云，它们呈现在飞船下面，缓缓驶来，又缓缓离去。
当飞行员的时候，我曾飞到内蒙古或新疆上空，看到下边的草原绿油油的，白羊一群群的。现在我看见云彩就像草原上的羊群，蓝色的海面和多彩的陆地，披着淡淡的白云，美轮美奂。我就随着这美轮美奂的星球一起转，乐此不疲。
在地球蓝色的弧形地平线之外，是深远幽黑的宇宙。
我以敬慕的心情凝望宇宙的远处。在太空看到的宇宙是黑色的，是那种纯净的墨一般的黑。宇宙是真空的，没有空气折射光线，所以它是黑色的，不像我们在地面看到的是蓝色天空。去过西藏的人都看到过透亮的、满天星斗的星空，而此时在太空中观看星空，是更透彻、更明亮的。没有物质的遮拦，没有大气产生的折射，星星眨眼睛的现象看不到，所有的星星就那么远远地耀眼地亮着，一颗一颗，像色调不一的晶莹宝石，悬在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上。
我知道自己还是在轨道上飞行，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球的怀抱，冲向宇宙的深处，然而这也足以让我震撼了。我并不能看清宇宙中众多的星球，因为实际上它们离我们非常遥远，很多都是以光年计算。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宇宙的广袤真实地摆在我的眼前，即便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飞天的人我已经跑到离地球表面400公里的空间，可以称为“太空人”了，但是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仅像一粒尘埃。
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对外界事物激动的人，但当看到这些壮美奇丽的景观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原本非常镇定的我，脑子里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
我为人类的伟大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感到自豪。中国人能把这个八吨重的金属飞船，弄到好几百公里以外的太空飞行，多么不容易。飞行原理虽然我十分清楚，但在太空飞行的过程中，我在神五上围着地球一圈圈绕行时，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惊叹人类的能力，我深深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伟大而自豪。
虽然独自在太空飞行，但我想到了此刻千万中国人翘首以待。我不是一个人在飞，我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人类来到了太空。我看到的一切证明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功，我认为我的心情一定要表达一下，就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以此来表达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写这句话，事前并没有设计。我因为太激动了，而且是在真空中用特殊的笔写的，字就写得很潦草。写完之后，我立刻拿到摄像镜头前让大家看。我想把自己的骄傲和喜悦表达出来，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
返回地面后在香港访问，曾有人问我：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我就说，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是祖国和人民送我上天，祖国和人民是赋予我使命的“上帝”，也是给我力量和勇气的“上帝”。在太空飞翔最喜悦的时候，最激动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祖国和全国人民。
我并不是在喊口号，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广袤无垠的空间，看看无边无际的星空，看看地球，看看黑色的宇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我不过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没有国家、民族的合力，我不可能飞到如此高远的天空。我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人类、祖国、民族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特意就此感受和其他国家的航天员交流，大家都有相似的感受。
在此后的飞行时间里，除了工作，我抓紧一切时机反复观看太空景象，体会奇妙的失重状态。
只有到了太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惜支付昂贵的费用，做一次太空旅游，这绝对可以称为“梦幻之旅”。
我乘坐的飞船每90分钟左右，就可以目睹一次日出和日落的循环。我的整个飞行是将近一天的时间，飞船一共绕地球飞行了14周，我看了14次日出与日落。由于飞船的速度比较快，太阳的出现和落下，就如火球一般飞跃而出、飞跃而下。
尤其是日出，气势磅礴、撼人心魄。我曾在新疆的天山上，也曾站在家乡的大海边看到过几次日出，每次都会欢呼雀跃，但那些日出都无法与太空中的日出相比。
因为，在太空中，日出的参照物不是远远的地平线或海岸线，日出也不是在大气散射折射的光线下出现。在太空中，日出前的地球边缘呈现一片亮丽的白色，好像在地球的边缘镶嵌了一条美丽的金边。随着飞船的高速飞行，这条金边逐渐扩散开来，迅速地照亮整个大地，光明的一天就这样来到了。而从白天向黑夜过渡的时候，大地是逐渐变暗的，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黑去，直到我看到的这一面地球完全融入宇宙的一片漆黑之中。
月亮也极为有趣，白天看到的月亮呈浅蓝色，很漂亮；夜里看，却只能看到月亮的局部，但是非常明亮。
失重的状态与地面人工制造的失重大有不同，它不是让你在仓促中去体验二十几秒，而真是“一张柔软的床”。我可以真正地飘起来，在飞船的一边，只要手稍微一点舱壁，就会飘向另外一边；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比较重的东西，轻触一下就飞了起来，任何东西都可以悬在空中。如果不小心有水珠在饮水时跑出来，它也不会洒落，而是在空中飘浮。你可以把液体做成长条、圆环等各种形状，如果不给它外力，它会在自身张力作用下形成一个个非常圆的球。人可以连续不停地翻跟头，玩各种形状的水。
我更多时间仔细地看着地球。海岸线和高山的轮廓、弯曲的河流都显得非常清晰。
从这样的维度审视我们的家园，思维方式会有所不同。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似乎也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
每当飞临祖国的上空，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下遥望。太空浩渺无边，却只有地球上的家园最让人牵肠挂肚。
（该文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的四名大学生王浩楠、贾蕙谦、崔可夫、汪帆与杨利伟在节目中共同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