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一切趣味来自时间，我们休想躲开它密谋任何事。所以不得不发明让时间停住的办法，比如艺术，生生世世地发言、哭笑，或干脆胡来——消解主题，疯疯痴痴自己毁灭自己。
——《阿根廷南部的冰川》，写于诺丁汉（Nottingham）
何必是何园
何园在扬州，又名“寄啸山庄”，取自《归去来兮辞》里的“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相比同城的另一处名园“个园”，何园是小园，看得细致一些，半晌也够了。但它之作为“晚清第一名园”，算是大有来头，而实则大有意思。
晚清的园子，其时间轴上承同光乃至更古，下启北洋民国日踞乃至更今。何园旧址虽是同治时期的“双槐园”，西南角的“片石山房”却是明末大涤子叠石作品的人间孤本。它的源头究竟应标记在清还是明？或许今人当它清朝园子，清朝人当它“上承前朝”吧！但何园之为何园，是从光绪九年才正式开始。彼时，片石山房由何氏自吴氏处购得，历十三载，扩为今天所见的何园的规模。但算起来：园子正式完工后，何家人只住了五年。二十世纪第二年便举家入沪，从此园内几无何家人了。到此，何园的时代结束，时代的何园开始。
抗战前，何园内办过游乐园，演过维扬剧和魔术。抗战时期，何园收过伤兵，又几乎全园卖与汉奸殷汝耕。胜利后，顾祝同将军办的“祝同中学”在何园复校，后订名“江都私立同仁中学”，一直办到1948年年底……民族兴废的节点统共那么几个，何园都没能绕开。园子上空堆起的时间，每一页都有历史的签名，其中几页竟书写得密密麻麻。
把它铺开了看：满园的精致、跌宕、余韵。游园时，一多半的时间在二楼回廊：复道回廊联通院内几乎所有建筑，路线和视线都是自由的。这本身就是载入园林史、建筑史的设计。既得以自由地走和看，就连着屋内、屋外，再和楼下的庭院一起看：屋内有法式壁炉，也有圈椅长案、观音坐像；屋外有西洋百叶窗，而这些窗子与典型的江南粉墙相得益彰；园景又为墙体、檐角、假山收取放纵，既不封闭又不轻易地袒露于人。大涤子等建筑家的造型艺术不论如何精致、跌宕，不可能涵盖“艺术”一词的全部。园内随处摘见的黄予向等名家的字画将造型未及的余韵填满。
一为艺术，便只有完成。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奴隶》，就尤里乌斯二世陵墓来说未完成，就艺术本身是完成的；舒伯特《第八交响曲》的一、二乐章，就交响曲创作来说未完成，就艺术本身是完成的。何园之作为园林，尤比雕塑、音乐艺术的“完成”完成度更高。它曾供人居住，人在一直参与着，人的参与不停带来艺术，不停形成余韵。而今，它供人赏鉴，赏鉴亦在一直发生，不停确认艺术，不停发现余韵。雕塑、音乐即便供人百载、千载，乃至永恒地赏鉴下去，如何似园林这样曾供人居住、聚人参与、令人生活？
其实世间园林，个个是《红楼梦》。不仅从实质上承载过朱紫王谢、楼起楼没的故事，在形式上也仿佛《红楼梦》那样的大书。普通人的竹篱茅舍也有“隔篱呼取尽馀杯”的趣味，终究似才子佳人后花园那样的小说——简单直接。没有前缘，没有后世，“蟪蛄不知春秋”，浪漫一下就无影无踪——至多在回忆深处的斑斑凹槽，存放些失掉波光的水印罢了。何园这样的园子是《红楼梦》，前缘后世，客观俱在。片石山房是它的木石前盟，“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何氏后来的营建，骑马楼、玉秀楼、船厅，是不肖公子与丫鬟、小姐一桌吃、一床眠——耳鬓厮磨又“不涉淫滥”，慢慢滋生出来的为生活的依托和为时空、艺术的情愫。而今，我们与它继续谈情、惜古，岂非那身猩红斗篷？“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晚清园林之消失，倒不是晚清和园林的一同消失，是对艺术参与的消失。无艺术参与，则《红楼梦》式的对园林的继续营建就不存在，唯余继续赏鉴。赏鉴也是珍贵的。艺术作品因艺术参与的停止，其艺术生命停止；但它们因艺术鉴赏的延续，其艺术史生命绵延无际。但艺术史讲得清楚，艺术讲不清楚。艺术史就是讲出来的，艺术怎是讲出来的？对艺术史的误解可以通过研究和沟通解决，对艺术的误解或靠艺术或靠对艺术的参与解决。艺术又是什么？我只知道在碌碌浮生里难找得到它，它是对浮生的“六记”，与浮生交遘，终相对浮生而平行。艺术的参与是什么？何园中人居住何园，米罗的维纳斯被不知哪个弄丢双臂，《红楼梦》牵动一个叫脂砚斋的读它……它不是纯粹的鉴赏，是对艺术作品栽植、修剪，乃至嫁接。
这几年在英国，偶会和几个特别要好的英国朋友交换礼物。一个很堪玩味的现象是：每当我交出大红大绿缂金线坠以多彩塑料珠的“中国礼物”，他们爱不释手，第二天就挂在书包上“噔噔噔”老远跑来让我鉴赏；可当我把精心挑选的绢制宋画山水书签送给一两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朋友，他们只是礼貌地接受，眼中没有任何跃动的光芒。我的一个中国同学也有类似经历，我俩凑在一起感叹：怎么这群老外这么不识货呢？一起分析后发现：不是不识货，是他们觉得大红大绿才是中国艺术。若礼物稍显素净，他们许会觉得是日本工艺品。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拆除“三无”外国人（无经历、无知识、无意识）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乃至中国足球的“误解”都不难，但拆除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误解太难。英国人自小从何处经历中国？中餐馆、唐人街、农历新年时的焰火和舞狮……唐人街和唐人街上的餐馆其次供人吃喝，首先供人阅览。英国人的《中国艺术课》大都是它们教的。怎么教呢？夜里亮的爆炸的霓虹、以钢筋弯成的僵硬的飞檐、翠绿的立柱淌血的栏杆、塑料珠串的帘子遮不住大写“恭喜发财”的神龛……尽管中国政治精英每年带着国家宣传片到处走，尽管卡梅伦值农历新年发表祝词，长城、三峡大坝、核电站、Happy Chinese New Year……一时新奇，有点意思，可家门口的中餐馆天天就在那儿啊！信谁的——谁与我同在，信谁的。
那日本餐馆呢？宣纸、篾片、黑陶……小而精巧，素净一些，安静一些。西人擦擦嘴，摸摸肚子，打帘出来：哦，日本艺术就是这样。其实日本艺术也没这么简单，中国艺术更没这么简单。但谁要听你盘腿“一一道来”？许子东曾评价高行健的《灵山》不属于典型的乡土文学，不是风格或笔法问题，在于《灵山》写的是西南边区。西南岂非吾土？但提起中国的乡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黄土高坡、华北平原或松辽的千里膏腴地。起码在大众审美框架里，中国人共同的乡土需要比三湘、云贵更干燥、土俗、粗粝。相比西南，近年来这些地方入画、入诗、入小说的次数要多得多吧！还是那个道理：谁与我同在，信谁的，不论是以餐馆还是文艺作品的形式同在。
游居海外的国人具有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从而消除他们对中国误解的责任。只因中国艺术与外国人生活之远，令其参与中国艺术从而消除对中国艺术的误解尤为艰难。何况我们自己对本国的艺术就没有误解吗？浮生之内沉浮，无抽离、无反省、无等待、无期许——无艺术创作，无对艺术的参与，艺术越来越远，误解越来越深。
此误解又何必是纯粹的对艺术的误解？对浮生的绝大误解亦在其中。无艺术的生活不独离弃艺术，亦是对生活本身的消融。消融了艺术的生活，如消融了精致、跌宕、余韵的何园——似也没失去什么，木头笼子该住还能住，但住得还有意思吗？王尔德说：“为情感而情感是艺术的目的，为行动而情感是生活的目的。”我更愿改为：为情感而情感是艺术的目的，为情感而行动是生活的意义。
初稿写于扬州何园
改定于北京家中
2016年4月8日星期五
温莎堡拾遗
在英国四年，我一直很抗拒去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看看。
首先，它几乎出现在一切有关英国旅行的宣传页里，敌人攻不破的坚城，自己人几乎踩平。其次，还是它过于著名的原因。任何过于著名的东西都教人过于放心——它反正在那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它反正在那里。盛名像铁鞋，穿上就被拖住，跑也跑不远。
趁一个朋友预备回国的契机，陪他“拾遗”几个地方，恰巧包括温莎。统共在温莎城堡待了一下午，倏忽弹指，难舍难弃，往后几天都经常想起来。首先，那天人不太多，看得比较仔细。其次，还是那天人不太多的缘故，历史打败了琐碎。
让我和历史距离最近，乃至感受到它进入我身体的是温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再具体些，是教堂内的唱诗堂。唱诗堂两边的座位上，高高摆着嘉德骑士团骑士（Garter）的头盔。所谓头盔，几乎是羽冠，且偏大。每副头盔上挑一面旗，色彩、纹路各异。头盔下挂着骑士剑，每把剑半出鞘，露出寒光，让人知道它们并非刷成黄金色的男孩玩具。再往下，唱诗堂的墙上，排着不少瓷釉金属片，绘着复杂的骑士纹章。嘉德勋章骑士死后，旗帜和羽冠撤下，金属片保留。自爱德华三世起，骑士团成员共二十四名，国王和威尔士亲王领衔这二十四名骑士。目前，伊丽莎白女王和查尔斯王储麾下有二十一名嘉德骑士，所以可以看到：摆头盔的位置空了几处，没仔细验证是否真的是三处。
唱诗堂很小，却因这些文物显得幽深。每件被历史加盖了烙印的东西，都像看不到底的洞口——通向某一人生、事件、场景、情绪。认真的凝望、艰苦地对知识的拼凑，拧成照亮洞口的一束火。身在唱诗堂中央，一束火向某一洞口燃过去，洞中景物恍惚一瞬暗下——只因我对这段故事、这个人的茫然无知。再向下一个洞口探望，再一下个、下一个……这座唱诗堂似是英国历史的正中央——可惜我一个外人、一个不明所以又缺乏知识的外人，原地打转，走不通任何一个洞口。
走不通，也起码来过，起码在历史的中央站过，起码感受到它若明若暗地投在我身上，浸入我身上的现代织物——踩着雕满神奇花纹的战靴，往里略踏了几步。骑士团在今天是纯粹的荣誉组织，说明国家看重你，君主需要你的庇护。翻了点资料，发现它在历史上并非如“首席禁卫军”，也基本是荣誉组织。回到我较熟悉的中国历史，骑士团之于历代英王，类似“凌烟阁”之于唐朝皇帝。只是凌烟阁把国家功臣图像化、平面化，骑士团和唱诗堂把英雄物象化、立体化。
如果中国今天还有凌烟阁或类似的先贤祠，想必能在母国也获得身处历史中心、扫祛现实琐碎的感受。对没有参与过、阅读过历史的普通人而言，只需指给他们看：历史在那里，他们便油然生发荣誉感或悲伤感。对于平常人而言，历史只是一种向后去的方向，这个方向背对现在，与未来或可有关暂时无关——没有日常生活的烦恼、没有琐屑，是相对干净的一张纸。可以大胆酣畅地涂抹情绪——或喜或悲、或讥或谤——越为现实所压抑的极端、浓烈的情绪，越可以无代价放心地泼墨在对历史的想象上。而一旦为历史染上情绪，历史便具有某种仪式感，某种催人下拜、引人折节的崇高的威仪。
这一切都无关历史的真实或狭义的求真，是人性、人的情感与人的过去、人的想象、人对过去的想象的自然联通。这种联通若非通过政治、军事、社会介入现实，而只表现为私人的、审美的、先验的感受经验，则无大所谓，无可指摘。嘉德勋章骑士团、凌烟阁，都提供给人们一个共同的荣耀的过去，为过去染上情绪，让过去成为仪式，把人放入仪式中而暂时从现实抽离。残垣荒冢、平沙折戟，提供给人们一个共同的悲伤的过去，也把人带入仪式——除了历史的仪式，还有生命的仪式。悲剧莫不只是废墟的文字化？略以为然。
走出温莎堡，越发觉得英国与中国可做一番有趣的对照。都是有皇统的国家，且皇统作为线索可以串起历史、构建传统：英国的皇统，打断了骨头留着点儿皮肉，然而人们认同这点儿皮、赞美这点儿皮；中国的皇统则教刷干净皮肉也似乎掰断了骨头，人们熟练地指控皇朝历史，把它的遗迹扫给“旅游业”，几乎从现实中排干净。英国所谓的皇朝传统是无骨的，王室添一个大重孙子、大重孙女而万众胪欢，都是君主政治的皮肉，甚至皮屑；中国的皇朝传统无皮也无骨，爱新觉罗家、朱家等等添一儿半女谁还跟着激动？
以中国人习惯的那一套，英国皇统近于“封建余孽”，中国才是进化的向前的。但在温莎堡走走，尤其在圣乔治教堂内的唱诗堂停一会儿，确实感到旧时空与新时空之间没有剧烈的擦伤。“骑士”及其背后的东西很轻易地打通不同时空的间隔：墙上的铜片是过去的，高处的头盔宝剑是现在的，他们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嘉德骑士——共享荣耀，共享传统。相比之下，中国纵然现代化了，现代和传统没有融合在一起，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阻止它们的交融。
霍布斯、卢梭都曾将国家比喻为身体（body politics）：国家就像身体，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这就使传统不被中断，使文明和生活方式在既有生命的延续中变化。英国通过柔和的和解性革命过渡到现代国家，除了极端共和主义者克伦威尔杀掉一个国王，并没有与传统硬碰硬。历史向前走，英国人与时间携手，淘洗掉传统中不值得挽留的东西，它在结构上崩塌了，变成胶体，与新东西不停凝结、黏合，直到共同制成现代化的大图谱。
外化地看，中英两国只差一间唱诗堂的距离；内化地看，中国选择披荆斩棘、遍体鳞伤地直接走向现代化，而英国迂回曲折、浮浮沉沉地绕向现代化。于中国而言，所得是长长的英雄名单却无法把他们放在同一间纪念堂，那梗住现代与传统相交融的东西就是一种位置的模糊不清：我们究竟在历史的哪一页？究竟和过去是什么关系？过去的荣耀、悲哀，怎么作为今天可用的现代化的材料？历史感、传统感的匮乏而引起的仪式感、荣誉感的虚淡，怎么支撑“亿兆黎民”对“泱泱大国”的亲近、认同？
时间没断、历史没断，但面对时间和历史的空置感却在那里。李泽厚谈“告别革命”，也许告别的了革命，但告别不了是革命留给后人的空置感——是革命以其迅猛地鞭策时间、历史，而通过它们传递给后人的失位、失重。今天的中国人很少能找到一块地方挣开现实的琐屑与历史对话，因为历史真的被斩断或人为地抹去了，至少它的口腔被二十世纪的一连串过于强烈的冲拳砸坏了，以致它本身及应当表达它的人失去与今人对话的能力。
温莎堡内，历史留在墙上的骑士章纹里，传统继续在高处的旌翻羽舞中。如果愿意，可以照亮洞口看看里面模糊却生动的影子。中国的嘉德骑士呢？经历那么多革命，那么多精彩的杀伐，凑齐二十四个英雄好汉太简单了。但他们是否能唤起历史感、荣誉感？是否能代表一个民族的伟大传统？把今人摆在他们身旁，他们愿意吗？今天的人愿意吗？
初稿写于温莎回诺丁汉的火车上
改定于诺丁汉Beeston新居
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
废墟的幽默
推开42号的门：“喂，我回来了！”
屋内夜色方方正正，摸廊灯——“噷”——开关干咳一声，还黑着。
斯旺西De-la-Beche路42号，读研时长租的房子。我住一楼唯一的大间，客厅改的，空旷潮湿。天花板上的石膏霉斑杂迹，几条水渍拖出的裂缝旋出梅形，蕊芯伸出一副吊灯——正对我枕头的位置。曾对房东投诉：哪天它真掉下来，记得满屋子帮我捡脑袋！
——那你调头睡啊——腿砸断了生不如死，还是爆头痛快。
现在那房间住一位三十多岁据说两个月不洗一次澡的老哥，与吊灯对峙的恐怕变成他站直了就不趴下的袜子。老哥儿几个不是没劝过他，但人家坦然臭自己的，让别人卫生去吧。出国这两年，见事心愈平。过去忍不了他人不卫生，现在想来：王荆公“虱自襦领直缘其须”而浑不察觉，西洋亦有贵妇满头生虱子而发明专用搔头的“象牙钩钗”。比起“古雅”，似乎该老哥只是味儿冲要好多了。
向楼梯上去，枯叶、takeaway菜单、空笔芯、半条塑料梳……再比如今夜借宿的阁楼，简直如睡在秀水街的服装库房。哪里来一架一架的衬衫、T恤、长裤！大大小小，红红翠翠，待售似的整齐挂着……脚下不断绊快递箱子……额头“铛”一记……哪个天才在半空挂副折叠椅？！
42号，三层六七间房可住，现在租出三间而已，却比当初乱太多。但不能全怪后来的住客。乱象不定在之前多久——起码从我住这儿就静静爆炸。算而今，重到不惊。42号已变成一堆废墟似的幽默的东西。
废墟怎么回事？它向任何人敞开，任何人踏几脚、拔几株草、丢一袋垃圾进去，它都不曾抗议。小时候，深心里把废墟看作最接近天堂的东西，进进出出毫无拘束，碎砖烂瓦下挖出的“宝藏”也没谁惦记。臭则臭矣，猛一看丑陋不堪——至少不协和，但日日路过，赤膊嬉戏其中，则打红圈的“拆”字忽然哪天变成密境入口，断壁变成一面喁喁独语的悬崖，满地咯吱踩去的碎灯泡变成独眼龙遗弃的魔法水晶……因实在看得多了，看得太久，如慈母天天围着逆子转，不原谅也其实彻底原谅；断送梦想，而徒生无数幻想、慈悲。推门进42号，就见溜墙根儿一排滚圆的垃圾袋，心里烈声埋怨，但黑暗中眯眼看——圆弧搭起山峦的曲线，溢在外面的塑料瓶似乌篷船——正流在路灯送进的毵毵树影中，“归来呦，归去呦”；一条皱巴巴的鞋带儿弯成河岸，地上碎纸片儿皆成岸上赶庙会的游客……再说，那条附满破烂儿的楼梯理所当然由垃圾袋拱卫，如大闸蟹配黄酒，Fish配Chips。登楼梯似拨云朝天去，有“群山”在底下殷殷行注目礼。
42号离生活区、学校都比较近，是初到斯旺西的上选。但房子今儿漏个水，明儿炸条钨丝，洗衣机严重哮喘，抽水马桶半夜自己学猫叫……失修失察，他们多住不久。牵牵绊绊一通搬家，手里失准置办的家当便积在这里；犹犹豫豫几番去留，卫生搞好——坏掉，又搞好——坏掉，终于仰面躺下、两脚一搭，刨个坑儿就能做饭，扫出片巴掌地儿就呼呼睡觉。薄情待它，它薄情加蔫儿坏待你。
再华美神圣的建筑也是废墟的铺垫，房倒屋塌而变废墟，笑料抖出来。多像一个丑角儿前半段大吹其牛，最后故作凄惨揭出真实，赚人居高临下的自足的哄笑。相比起朱楼、宴宾客时一团一团的热闹人气，伴废墟玩耍的孩子、窃居其中的穷汉、追怀凭吊的故人，不仅同现实和解，同回忆也和解。不和解试试？再把废墟建起来？和解而有更深的原谅，原谅而寄希望于他处。
42号远远算不上废墟，最多是从王爷府（外观还不错）变大杂院儿，再变垃圾堆。真正的废墟，如巴士底狱。老老年（相声用语）间就塌了，盖在上面的建筑都是古董了。当废墟也已成传说，换它做顽童爬上我们的心——这儿挖挖那儿刨刨，任由它经验我们、想象我们、误解我们、理解我们……它惯了，不计较了，计较也无效了，反过来照料我们的无经验、乏想象、自以为是和不予理解。
有理想主义性格、精神、气度，而难说有理想主义。面对进行下去的生命、生活，最终都得和解，大打一场或主动阿谀都是和解。广厦华屋，想想它终究废墟一片；碎石涂野，曾经也许是圆明园似的杰作大观。说回文章题目——废墟的幽默，幽默在哪里？你面对它，一番投诉、埋怨、嬉闹、耍赖、滥情——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能把它重建起来吗？重建起来还是它吗？还美吗？有意思吗？巴士底狱的几段破地基还在地下，斗兽场今后也得那个颓败样儿，帕特农神庙咋不整整漂亮……乃至大杂院儿咋不改回王爷府？
敢问：历史呢？角斗士呢？祭司们呢？王爷呢？……那么，问题又来了，是让废墟废下去好，还是我们磨干净它的皱纹，割副双眼皮的好？翻新之后，你让历史、角斗士、祭司、王爷生生世世地住哪儿？！
一般废墟你找它和解，看多了，习惯了——哪天它被清理干净，再看新的，习惯新的；了不起的废墟主动找你和解——同时空、时空中人一律和解，我们执着我们的，它看我们无笑无不笑。
幽默是什么？就是和解后再品评下当初的执拗。被逼着和解或主动和解，总之和解。和解，则有面对臭袜子的淡定，有衬着垃圾袋勾勒江南水乡的矫情……撵走不洗澡的房客，倒掉垃圾，刷干净地毯，则不过同“卫生才好”的经验和解。换言之，那老哥只是与“卫生才好”不和解。有任何东西是开天辟地的吗？世界从整体到细节，都是现成的。
把窗推上去吹风，“刺啦”——“啪”，一大块墙皮重重砍下，受难在这窗台上。42号，你又逗我！明儿再塌行不？
写于斯旺西De-la-Beche路42号旧寓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阿根廷南部的冰川
老爸在阿根廷出差，发给我一张冰川的照片，附：“在阿根廷最南端，离南极只有一千公里，对面是智利。在阿的卡拉法特市。”
我捏着手机屏幕，直至它爬满手纹——浸得照片里的冰川虚化、乏软。仿佛那些弥乱、亮晶晶的还涌动着我体温的玻璃线绞成天轨，我若由它弹掷，则瞬间可教装进冰川下一芝麻大的船上。似“聊斋”一般，我画进画出，而停在幻想的余续久不能转出去。
越发能感悟出画面和实际景物间的“不平等”。看画勉为解馋，领受那份震撼则非得翻山越岭地递上一只泥巴捏的脑袋——待冰川焕出的幽蓝火焰不断贴温度上去，直至将水涔涔的泥壳化成铁生生的瓷壳。玲珑自在。没这份虔心或悠哉，则在家捧着画解馋。看着玩着，双目不禁向上摇动——乃至挖穿荒凉的天花板，与思绪的银河相逢九天。则自涤荡我于其中，虚幻大千，舞容回环。世界在底下活生生精彩，我待的太空没有热闹可以传递的介质。
我能为地球上的旅行找到的一个意义是：以脚记忆。平时生活而工作，用脚的地方不很多，指尖之于键盘，双眼、颈椎之于屏幕，双脚不服气地在桌下堆来堆去，怎么搁着都不自在。离开城市和书桌，去真的踩一踩世界别处，则双脚脑力全开，一一记下脚板自碎石棱上揉过的感觉，海水扶着脚腕一匝一匝裹蚕丝上去的感觉，青草、沙砾不断与袜子上的线头相互撞戒指的感觉等等。其实无异于用脚拍照，替代被信息压痛了的双眼；又或者用脚书写，抢过手指与键盘的亲密，换一卷竹简、一柄刮刀调笑其茫然。无法阻止双脚在此时的得意，它们在得意中是可以思考的。
按世界被创造的顺序，先自然万物，缺乏观众而上帝给派来了人。则人是用来：其一，给自然叫好，更赞颂造物者的伟大；其二，给一切自然变迁提供刻度，比如时间，帮一草一木、风风雨雨设计些来处与去处、和谐与冲突、永恒与短暂、表象与内涵。世界上的一切趣味来自时间，我们休想躲开它密谋任何事。所以不得不发明让时间停住的办法，比如艺术，生生世世地发言、哭笑，或干脆胡来——消解主题，疯疯痴痴自己毁灭自己。
阿根廷南部的冰川不是浅浅搁在海水上的，它从大地根部发出活的渴求，千百万年——人出现后，它被加上历史，而未来则意味：仍旧这般矗立着。待所有时间性刻度作废，仍旧这般矗立——历史堆积停止，一把透明的火解决掉已金黄金黄蓬勃着酥熟味道的时间麦垛——解决为一攒透明的时间灰。
快给冰川写首歌、写几句诗，别让它原地——或简直在照片里——站丢了。
写于诺丁汉Raleigh Park
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
你好啊，诺丁汉
这就到诺丁汉大学了。
飞机上乱睡一通，大巴车上再乱睡一通……我撑着浴室的墙壁，热水一层一层砌在身上，还不太反应得过来。
降落希斯罗机场，就感到自己从没离开过英国。哪怕排长长的队过边境，哪怕呆望着吐出一圈履带的大嘴一桩一桩咳行李出来。不忙寻那些接新生的志愿者——机场外站好一会儿，直把眼前这一小片伦敦看得有些陌生，才心满意足。
登上大巴，摇晃三个半小时，诺丁汉大学到了。下车到处看，全是绿的。这个绿不是“绿化”的那个绿。一般印象里，大学校园的花草灌木用于点缀建筑，是为绿化——“化”的是那些建筑。诺丁汉大学的建筑则完全是来点缀树林子的，该叫什么呢——建筑化？树林子的建筑化——“化”的是这些绿。
还没开学，校园内的人少之又少。来回走几趟，只有Derby Hall这边迎新的志愿者在招呼新生以及上下行李。其他人呢？全赶着跑步去了！人行道上迎面不断有慢跑者……怎么那些跑步者都换了一张我的脸？而我又穿上黄T恤搬行李、督促新生排队？一时天地，都可听我的自言自语，真是孤独。好容易一边走一边鼓捣得手机能连上无线网，一看时间，国内这时候入夜已深。
从下飞机到我站在诺丁汉大学的校园，先是熟悉，再陌生，直至非常陌生。若不教我看见这么多树呢？若先回斯旺西和旧友啸聚几天呢？若联系几个同在这附近求学的一路一起过来呢？若随便拽几个陌生人茶寮酒肆闹上个半夜呢？都不是孤独的解法，反倒把它开方成无理数，抓之更抓不到。
仰面砸在床上，我第一次问自己这种问题：来这里做什么？
读书，博士博士后地读下去……是干什么？我渐渐体会出：我之在此，不为选择，为体验；不为迫近目的，为丰富孤独。
读书不能作为一种选择。选择是什么？它必牵扯到得失的估量，利弊的权衡。读书一事无法归置进得失、利弊的尺度，或者它至少无法在这种尺度内被估量、权衡。越多读一点书，越觉得读书就是体验这个世界，无关选择。我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还是太少了，一生能走去的地方也有限，如果没有书，只是我，我会觉得世界和我有关，但并没什么大的关系，毕竟我所占据的只是它庞大时空谱系里的一个针孔；带上书，我加上书，我就觉得带上了整个世界，我是世界的一员，我是整个世界，我和它在一起。这种充盈感、满足感，是读书加给我的。我的这一点脑筋、这一寸笔墨，才挡开多少丛芜？收拾多少毛躁？可是前人的脑筋、笔墨变成书，在耳边一直喊：这里不许去，那里没意思。我就更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读书的妙处不仅在它帮我做乘法，把我充塞为和世界差不多的体积；也帮我做除法，令世界和我一起缩小，缩到那么几句箴言、几处风景。亲身经历过世界是一回事，亲身经验过世界是另一回事。读书显然帮助经验，而非经历。天地之大美，万物之不言，是我们经历不到而经验得到的。蓝色的月亮、葳蕤的内脏……想想立体主义绘画，同样经历不到而经验得到。甚至我没听过一个音节的《高山流水》，但我可以奉送最高赞美给它。等等。我们所能经历的毕竟只有直观世界，所能经验的却不只是直观世界——还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它绷在画架上的样子、展成胶卷的样子、舒为舞姿的样子、穿进诗性的样子……读书能教我体验到这些，它不仅没把世界抽象坏，反倒把它具体至越来越好——具体在具体上，具体在抽象上，具体在具体与抽象的相互打量上。
这几年，不多的机会去做纸外的旅行。每到一处都感到那里处处有意思，根本看不过来。是读书，在先启迪了我体验世界的敏度。随便什么地方，我看到都不止它的现在，不止它印在明信片正面的呆样子。是的，我也做选择，选择将来做什么职业，和谁组成什么样的家庭……但人生并非一根望不到底的玻璃长管，它的终点处安装了“死亡”的镜子，每一步看似的“向前”，不过更加抵达镜中衰退下去的自己。所以，如何选择呢？不如把那些选择也当作体验吧，体验将死未死中无穷的虚假与真实——它由人生的玻璃管折射幻化至无边无涯，既不在有限的时间中，镜像怎禁锢得了你呢？
那，何为“丰富孤独”？
我相信世上任何人的一生都存在孤独。但很多孤独是单调的、情绪化的、笨拙的、后知后觉的，像一格日本动漫里辟出侧脸摆深沉的男酷哥、女靓妹——而非丰子恺的那些小画里：大石头上垫一把雨伞歇脚的旅人、腿下摆两柄蒲扇作双轮自行车的幼儿……丰富的孤独是一种人从此心、念兹在兹，慢慢分解难题又享受分解难题之苦的状态。它同样源于体验，对困厄、欢闹一视同仁，来者不拒；而非选择，摆好了天平这边添十克、那里去半两。它先验于世界，但不打扰世界的发生；发生在世界，但不为世界所牢牢迫于爪牙之下；迫于世界，但对任何一点妥协、扭曲充满自省，随时提溜出自己调侃无妨。
初到诺丁汉，人员、课业皆新鲜。一周三四次，低头，举头，天亮了。
我甚至认为这种丰富的孤独是一种境界。它以上没有更高的境界，而以下没有更低的境界，它只相对世界淡淡地存在，相对人群淡淡地退开，相对你我淡淡地微笑。它追求不来，不能作为选择、目的，它也是体验来的——体验不出，它就不来。
在诺丁汉，白天读读书，晚上想点也许有关于书有关于世界，也许尽皆无关的事情。奢侈啊。奢侈如何理解呢？大家应该听过很多种。我可以给出的是：把爱情给诗歌、困苦给小说、竖琴给奴隶、黄金给富婆……把丰富的孤独，给读者和作者。
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Derby Hall
2014年9月18日
浴火厦门
与人讲电话：“前段时间我到厦门去了……”
“什么……什么……前段时间？你不是昨天才回来吗？”
我这一想，是啊，昨天才回来，但这切近的游历在我脑中已退得极远极远了。原因呢？回到北京，似重新诞生在清凉世界，浴火厦门，杳如前世。
到厦门走这一趟之前，我是不晓得自己有这么怕热的。但左看看右看看，即便当地人，也有不少在路边探着身子，展开光背，以蒲扇刮那上面的汗，即便偏正经的场合，老爷们儿的衣服也绝没有第二层。
我和我妈住在思明区中山路这边，溜达着就能乘船去鼓浪屿，每天一早都钻老巷子找沙茶面吃……说明什么？这正是市中心啊！热岛中最热最拥挤的一块地方。而我被热疯了的那次是某晚随两个老友到厦门大学：夜色清浅地罩在灯光上，热气满满地在一切光线底下顶住，那目之所及的光明便都在这夜色和热浪的挤压中扁平。我疑心是被放在这扁平锅铲的中央，一齐用于炒动厦大里给砍了脚的空气、剔了神经的树叶、洗掉横线和竖线的地砖……当然，炒不动的。我只感觉渐渐板结在那天的夜里，似一粒棋子坠下大地的深渊，更好似给封进一团火做的胶体中。
上衣抹布似的揉在身上，短裤绷成了泳裤，我分明和哥儿几个聊着天，但笑骂声仿佛是先进入他们的耳朵，才由我的嘴巴里传出。——结束这一切吧，回旅馆！一路公交车，空调倒是不错；拉开房间门，我直接冲进浴室。
继续聊厦门之热恐失于无聊，那几天我的发现还是很多的。比如我们寄住的这一带，到处是老房子。是的，老房子，不是古建筑！至早建于民国，而多数是五六十年代三层左右篇幅的遗作。就这么一排连一排，麻将似的整齐，游人如织，几乎如织在这由典型的危房构建的迷宫中，上面的夜空高而无关。但，危房，很美。尤其我一早拉着我妈找东西吃，一条巷子钻去另一条巷子，已有早起的居民往街上泼水，已有水润新鲜的裤衩背心儿在层峦叠嶂的晾衣架上抻出来……这里的人老老实实在这里生活，或说，他们的生活继续被封存在危房构建的空间框架里，非常自然。当然，厦门的新城就在不远处，出了这一带就是熟悉的高阁楼台、亭林水榭；甚至我心里清楚，他们是渴望新的空间框架的，私底下悄悄搬过去，老厦门在流失；更有甚者，已在新区置业，不过做生意的季节回来盘几所铺子，装作一切如旧。但，不很重要，来龙去脉不很重要，他们此刻待在这里，老城的生命感就是活络的。
如果把人们整体迁走，这些危房是不美的。铲车平推过去，翻篇儿也就翻篇儿了。但人在这里，他们与危房互相封存：危房负责继续破败，他们负责倒那些水，晾那些衣服，出卖一碗一碗的沙茶面……就坚实地敞开了老厦门的景观意义。相比之下，我在鼓浪屿泉州路一带，就摸索不到景观。花花绿绿的咖啡厅、旅游纪念品店、食品作坊等等与这片岛屿在基因上无关的存在，把这片小岛切成一段一段的“景儿”，而观之乏力，凝视不足，无法在我眼里形成“景观”。
“景儿”者，“景点”也矣。走过中国很多地方，景观不多，景点则缀如繁星。那么孤零零一座老楼、一匹瞎眼的石狮子、一栋无声的墓碑，周遭流窜着一片现代文明的基因片段，互相就合不了，搅和不下——原住民纷纷撤出，从“居民”撤退到“商家”，只身份上变一变，景观就整个取消掉。这一身份的改变，即当代人与老物件儿互相封存的结束，谁也看不住谁，就放你独自破败，而我乔迁十公里外的新区——故乡，就都变成他乡。
念及我这两年在欧洲旅行的经验，那些好玩儿的所在，都在于本地人没有自我驱逐，就结结实实生活在那里。或他们已把自己驱逐干净，一部分的生活在伦敦、巴黎、柏林，另一部分则在斯旺西、波尔多、伯恩，如我猜测中的老区做生意、新区安家落户的老厦门人。
总此体会，现代世界其实在逐渐变得空心。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事业选择、价值观、情感通道、审美标准，我们各抓一丁点儿，扎成灯笼擎住了，在它外围蓁蓁莽莽地游弋。但它的中心地带是什么？或者，由最伟大的事业、最核心的价值观、最珍贵的情感、最高尚的审美构成的中央大厅在哪里？古语有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江海之于魏阙，可看作现代世界以前，边缘地带相对中心地带。如今，我们各持一片乌瓦，而不得见现代世界的空间框架。各持魏阙朝堂的方青大印，而手里其实搭着搏击江海的一柄船桨。在与世情滚滚的互相封存中，人和世界都不断溢出去，调和不出局部的舒适状态。但反过来，就这么身心倥偬，一路孤行，却也抚慰出另一番静虚，疏瀹五藏，澡雪摩登。有它，自由它。
就此思考而引出的另一旅行体验于心不甘，铎铎敲门。
书为：那年在巴黎某高层建筑俯瞰全城。旁边一讲英文的哥们儿气定神闲地丢出一句：“这果然是巴黎。”另一法国人用法语和他叨叨两句，从他此后的独自嗫嚅里我猜测那个法国人说的是：“对啊，这就是巴黎。”言下之意，他们知道巴黎是什么样子，不仅该是什么样子（ought to be），而且确实是什么样子（to be）。再听说某美国朋友登上纽约——他老家的摩天大楼，惊呼：“哇，纽约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我登上厦门一漫漶高耸的阳台、北京那手指似的峭拔凌云的中央电视塔，往下看：“哇，这就是厦门/北京！”言下之意，那个美国人和我都不知道纽约、厦门、北京是什么样子，“ought to be”和“to be”统统失效，只一旁厮打，无关。
有什么区别？现代世界以前，我们心里有数；现代世界而后，我们的眼界控制不住双手。自己搞出的宏伟的奇迹，莫名不得知。在无从认识空间框架或价值空心的现代世界，我们都飞扬在它巨大的离心力里，被抛出多远完全体会不到。所以我更倾向于把现在世界的城市作品看成“行为艺术”，而非“建筑艺术”。后者是凝固的，是由图纸运动到施工现场的；前者是发散中的，由现场而另一现场，不断在时空上跳跃、诙谐，我们躲在后台静默、失笑。
还回到厦门的燥热上，毕竟文章题目是谈这个的。
厦门过去也很热，现在也许更热，但“热”是可循的，它几乎永在。或许现在城市里的新区和老区可以互相沟通的也就剩下“热”或“清凉”这一上帝本来加赋此地的性情。除此之外，老人家是不认识年轻人的。老人家可以永远做老人家，年轻人则做了几年年轻人就给拆掉，腾地方给更时尚、更新锐的后来者。
现代世界以前，世界被整块的历史托着；现代世界而后，我们脚踩的都是断代史。每一年，2013年、2014年……3015年……都是断代史。
在厦门机场等飞机回北京，时间还早，我溜达到机场书店。各种企业家会要、心灵鸡汤大典向读者吐珠纳玉。我轻轻拎起一本，随便翻翻，登机口已开始催人；回想起儿时被人摁着读白话三国志，以及后来自找没趣读亚里士多德、康德，咬碎牙、脑里搅成咸豆花儿……方十五分钟过去——而已。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典型的游客装扮
这里的欧洲不一样（莫斯科之一）
在经验里，我很难把俄罗斯看成一个欧洲国家。在莫斯科下飞机，一路走一路看，这座城市更深化了我这一偏见。
欧洲该是什么样子？选几个代表，跑不出伦敦、巴黎、罗马。当然，这实在把欧洲说简单了，但既作为比较公认的欧洲的象征，不会没有道理；何况，这三个城市并不简单，也许它们已足够延展为无限的球面，所谓“欧洲”，无非它们身上经纬线的交点之和。回来看莫斯科，它哪有一点伦敦的呆、巴黎的闹、罗马的旧？它也旧，但不古朴，满城可看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的建筑物，相比罗马那些废墟，旧得相当复杂。罗马是从时间上一线旧掉，莫斯科攀住时间的横轴、纵轴，扇面状旧掉，霉味很新鲜。其中纵有历史纠结、民族伤痛、文化觉悟，但和罗马摆在一起看，它尚在年华渐逝的万花筒里，向未来的光明不断爬。
莫斯科是真干净，可能树太多，空气中稍挂着点水汽，整座城就显得是被丢在了自然界里，空旷丛芜。被森林、大河、澄碧的天宇分掉了人的重量的俄罗斯首都，又不似瑞士的伯尔尼的那种干净。后者的干净是收拾出来的，无一处不渗透给人文明的修养；莫斯科的干净是自然界本来的干净，本应给人玷污一番再修饰成伯尔尼那种样子的，但没被玷污，到处是真山真水。
大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里，莫斯科两端都粗糙：自然环境——说过了，未经大修大补的真实的自然；前世今生——苏联那些、沙俄那些，其历史质感也不同于巴黎、伦敦。后者再怎么上演过血雨腥风，其历史仍穿在一袭大理石色的拖地长袍里，雍容绵密，娓娓道来；莫斯科就算今天安安静静、一切似常，但闻着、看着像一块青铜，且是那种不一定会做成什么——存在，即一切的青铜原料。
莫斯科基本没有当代，老建筑上放一块SONY、SAMSUNG之类的广告牌，就凑合宣告给你这是二十一世纪。我住的旅馆尽管也算国际连锁，却只有商标是连锁，建筑外观也好，酒吧的地毯也好，乃至房间里的热水管、窗帘钩子，都是莫斯科自己的。莫斯科里随便走，和当代隔着一个整的时空车厢。它在这点上既不像西欧——古归古，并不远离当代的便利，更不像中国——很多城市一般不会让你想起五年以前的事。它就自顾自在历史轨道上静驰，和西欧、中国都隔着这么一截空无一人的时空车厢，虽则一起前进，一起开车、到站，但它前后都阻塞着历史的真空，仿佛专用于让拉它把手，打算走进来一探究竟的外来者先感受什么是失重。
另外，莫斯科有克林姆林建筑群，有红场，有政治，有大块大块的油画，有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的俄罗斯人……这一点上，它和北京般配。北京有两个：抽象的北京——就是给坐落了皇城、永定河、胡同京戏以及长城在山巅列队森森的北京。具体的北京呢？拿掉它的历史，把它从那些疲惫惯了的符号里抠掉，生活着小白领、蚁族、外企高管、电脑民工、中关村导购和西客站蛇皮袋的北京。莫斯科给归置一下更简单，拿掉红场那些，它就是具体的莫斯科，是大树林子莫斯科，故乡莫斯科。哪个莫斯科是真实的？我这样的外来者恰在栈桥上，两边都够不着真实。
可能文化底本太不同，传统认识里的欧洲——天主教框架里的欧洲和循环着东正教血液的莫斯科这边的欧洲。可又不太对。我去过爱沙尼亚的塔林，那里和伦敦、巴黎不一样，但欧洲的意思很浓（据说圣彼得堡是这样）。莫斯科则除了那些树和天空同欧洲一样呼吸着上帝普降的金风玉露，建筑、快速路的线条，太僵，太蛮横，以及那小巷子不够悠长，草地太四四方方……我是背着整一个欧洲的审美经验来标度这座城市，并拎着北京的大口袋，把它归入再拿出，所得竟异常惊喜——那完全印证了我曾经的偏见的惊喜。
哎呀呀，多谢你真是这样。
初稿写于莫斯科Best Western-Vega酒店，6月7日
二稿整理于北京家中
2014年6月15日星期日
主义的余味（莫斯科之二）
又在莫斯科一天，这天是逛“景点”。
粗粗分这里的景点，可作两类：东正教的遗产，苏联的痕迹。红场、克里姆林建筑群、无名英雄幕、列宁墓这些太负盛名，走一圈下来余味不够，吃进去的仿佛是早预备下的一沓明信片——万里迢迢过来，只为消化不良。此可谓审美过程中先验的经验压力，越熟悉，越怕就这么一下看个干净——而事实上，绝不可能看干净。等离开这里，想起这儿那儿还没看妥，再分泌“还会再来”的溶液去消化那些遗憾。折腾这么几下，一生就过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旅行者更喜欢不期而遇的美景。横竖不必有这些负担。而真的不来这些景点，好像也不行，菜谱和菜肴满足的毕竟不是同一件器官。——不来可惜，来了消化困难，逛著名景点就是这样。
倒是大巴在城里转悠时，我仔细看最平常的——给人留居、生计、终老的莫斯科，斟出高高一樽余味——什么呢？社会主义苏联的余味。
大批建筑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二战后斯大林亲自主持莫斯科建设，七处那时候诞生的著名建筑被合称“七姐妹”。其中我看得最出神的是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它什么样子？北京展览馆放大五倍，差不多就它的样子：两边对称，中轴大楼金光闪闪的尖顶托一颗很有重量感和工艺感的五角星。诸如此类，相当之亲切。好像北京城认了一批老熟人，此时拜见他们已老得出了奇的父母们。由此亲切感，又很容易落入一种成规模的——不断拥挤过来的历史云雾。一切安置其中，云雾外闲看，不辨细处，只大概认认所以。这些建筑的色调也好，精神也好，都打通自北京而莫斯科的一万四五千里，今日中共而昔日苏共——彼此沟通底色，但各自擦拭灵魂。我感觉一部分血被抽出来，由云雾吞进去，嚼得它怡然——依然送回我体内。简单说，遍身无空旷区域了，莫名其妙地感到充实。
穿行莫斯科，顶有意思的发现是：于苏联而言，它脱胎而未换骨。你要稍仔细去找，处处苏联：街角屋檐上的麦穗、齿轮神气犹在，动不动耸立云霄的巨大铜像仍一副憨而凶狠的表情。北京，乃至中国，进入真正的现代化节奏要到1992年后，比俄罗斯结束苏联时代还要晚，与过去告别却较这里彻底得多，除北京这样直接做时代插座的所在，仍给你看些晚清、苏联、新中国时期的丝丝遗迹，更多城市直教你觉得是二十一世纪下的蛋，蛋皮还冒着热气呢！崭新、急躁、枕戈待变，都不必黎明给它们宣布一个地球时间，它们自有时间。
中国对过去的态度和俄罗斯太不一样。俄罗斯也有它数不尽的尴尬、痛切、茫然，但并不令这些感情失去直接的载体。苏联尽管也热衷于毁弃过去，但我所亲眼见到的今天仍在这里熠熠闪光的文化遗产，说明它对过去的毁弃和咱们当初的毁弃没法比。更何况，俄罗斯并不打翻、踢开苏联，但中国则不论哪一番朝代更迭，都抱定对过去的决绝说不。靠的不尽是消灭，更多是新生，乱花渐欲迷人眼，过去的地理空间被新生事物和思想很快抢占，历史便大段大段塌在文字里，而不教我们从地表上直接看到多少。
欧洲其他地方更对过去反应得慢，你说莫斯科还没从苏联醒过味来，伦敦、巴黎、罗马则在更旧的前尘梦影里憋足了道德正确晃悠着——这架势，管你什么新生的空间，就晃悠到底了，管我？当然不管，还对你这迟钝劲心迷不已，每年多少人去看呀、拍照呀，附庸风雅——附庸的就是你这个破罐子不摔的劲头。要这么说，中国是真灵活，他们死劲；中国奔前程，他们舍不得把记忆统统兑换为文字纸币——就金疙瘩大穹顶、石柱子断头雕像的满行李都是。中国文化有一种极强的简化能力，这背后，就是它善于记载，善于把物质遗址折叠成三毛一张、五块一扎的表达平面，随逛游着随消费掉。
莫斯科也好，伦敦那些城市也好，把各阶段的历史遗迹直接留下，也间接留下了它们背后的时代品质。这些国家的历史，恰是在不断吸取时代的。它虽看上去死板，仿佛不希望改变，其实在不断丰富自己，把本国文化的各个支脉都与时空接通。中国只有一种时空，即当下，它与时代发生联系更多靠文字，它的历史不是物质性的，是谣言、宣传、死谏、吟诵等各种文本连起来的。而故宫之类也算不得物质，它是精神性的，承担了明确的符号责任。它不像凯旋门就是凯旋门、伦敦塔就是伦敦塔，它是中华帝制的总休止符，是古中国永远的闭幕，是人们追迹这种交响的唯一门票。故宫大于故宫很多。很简单，因为物质性的遗址太少，那仅存的便被加上太多文本，而终于连它们自己也成了文本的注脚，成了文字拼图的极小一片。
莫斯科太多主义的余味，它果真有主义，却是一种主义一种味道，拌在一起可以区分得出来。北京之类的中国城市没有什么余味，更谈不上确切的主义。比起文字内容，它们有文字已足够。整个中国，就藏在打乱了的汉字帝国里。
初稿写于莫斯科Best Western旅馆，6月8日
二稿整理于北京家中
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长城
这两个礼拜，基本在爬长城。
上周去平谷，意外摸到一条蜿蜒上山的小路，尽头有景曰：四座台，北京段长城的一部分。这周干脆到山海关，就立在沙滩上，眼神抚着城墙一头冲入沧海去。此景即“老龙头”。龙头者，长城起点；老之谓考，起点死掉了。
在平谷四座台时，寻得一块向外突出的山岩，登上去略略看那镶着淡灰色虚边的远山——晴日里绿得咔嚓脆响的山色，教这一绺长城的废墟一修饰，其中自有永恒与迭代兴灭，古意、今意都在。那四座台，就是这已成废墟的长城上的四座城台吧，彼此已无城墙勾连——我从这一座走到那一座，满脚绊着碎石。就其质地和颜色看，该是踏在已覆没了的城基。城台，即一方方正正的工事，随意被遗忘于此，离历史渐远，而较自然天地愈近。仔细看，嗬，讲究！明亡清兴，共和而复辟，复辟又共和，它几乎仅被时间折腾着、雕琢着，古老却单纯。皮肉有几处松懈，骨相堪作铮铮！躲在自然深处而避开宏大议题的打扰，它自成宏大。一方城台就往那里一撂，无可撼动，硬气！再五百年也剥不掉它似的。
难说我不爱长城，也实在怕长城。
“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每次攀登，都天长路远，白日梦随一身一身的透汗统统澥下来，脑中较白日梦本身更苍白。再就是人多，头顶净花花绿绿的屁股，不见好汉，还是一身一身好汗！八达岭之类到了“五一”“十一”想也别想，驱车山海关的半路，即听说八达岭高速上堵车五十五公里，和长城比长不是？虽然这堵车大军中真正为看长城的有限，但想必山上的长城这几年着实看腻了他们。
山海关的问题是：略走一遍下来，找不到一个古意盎然的角落。原因其一还是拥挤，相机这么摆、那么摆，看照片时总发现扫着一星谁的帽檐儿，带了半点谁的伞尖儿。我最后投降似的把镜头正对城墙，朝自己寄在远古的胸膛开枪似的啪啪一梭子子弹，照片上但见大大小小的坑、浓重的灰影、攀缘阳光的射线而斜腾起来的尘嚣。终于心满意足，可再放大了看——什么！这沈某某、青岛李谁谁、情定什么玩意儿……咳，忘了长城的砖早做了演草纸，姹紫嫣红，比蕃云际啊！
原因其二是过甚的生机。山海关旅游区，找不到不为生意而存在的角落。也就在这个原因，一般不愿往正经的旅游区去。上到“天下第一关”的城墙上，生意之红火较底下丝毫不逊色。太多颜色，太多杂音，我并非责难这些，他们被圈占家园，唯此能生存下去。但把苏东坡之类请过来，他们可还有半字怀古的闲余？虽说“心远地自偏”吧，但人在此中，感官教颜色和杂音牢牢酱住，失了锐度，难以擢离自我于一瞬，更谈不上把这一瞬的擢离导向审美的有效性上去。
穿过谋生的需求和游览的动机，长城对普通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能想到的：它是一处新鲜的骄傲，一种惨痛的审美，一部方法论的寓言。
新鲜的骄傲？不对啊，我们不从小就读着把长城印作封面的教科书和“中华五千年”？不张口闭口唯恐外国人不知道它是几大奇迹之一，要与金字塔、空中花园什么的扳个上下？对我们这几代以现代史做襁褓的婴儿，长城作为骄傲，不新鲜。但长城多大岁数了？北却东胡的年代且不提，戚继光督建南山岭、八达岭，即以形成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这一段景观，也有半个千年了吧？倨长城为国粹仿佛只百年，至早也在晚清倭仁一干所谓的“忠信”做的甲胄、“礼仪”做的干橹被捣毁了、遗忘了，国粹银行的信誉受到严肃挑战那会儿。国粹账本上扒了又扒，于精神遗产寻无可寻之后，遂抬出有清一代已失掉了关注的长城。这很可理解及同情。“国故派”在鲁迅之类先进人物的眼里动辄得咎，“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但他们毕竟有《论语》和《易经》之类精神层面蔚为大观的国故可整理——到后来，非长城之类看得见、摸得着，扔下去令人的神经猝然轰响的东西不能做国粹，实在因为《论语》《易经》几经涤荡和流变，前者迄今已是心灵鸡汤盛宴上的一种拼盘般的存在，后者也成了安抚暴发户们心灵的吉祥话的依据。
若长城生命的前半段不幸在它兵连祸结，尽职尽责抵挡异族人入侵而频频失落；后半段生命之不幸在它本被拿去应付掉“民族精神的符号”这一空缺，结果却做了很多人心中货真价实的民族精神。有错吗？谈不上。长城之类硬质性的存在既不像它的缔造者们在生物框架内有血肉消灭的一天，就必须在历史中不断为自己寻找归宿。仿佛它是一个可死但不可灭的流浪灵魂，飘在历史天空上不断检阅着下面的时代议题，苦寻它某一段生命的寄主。我是着实在它身上看到多寿的各种苦谛，耽于前尘梦影，又在“今宵酒醒何处”的焦虑中，自己搅和自己至不能再搅和。太搅和了，或许因为长城脚下的时空隧道太密集，它大于了时间，以致时间刻满了它的痕迹。
惨痛的审美？你且翻翻记忆书签，于真正流芳读者心中的字纸里，有半句为长城唱“嘻唰唰”的没有？若说另一中国文化的审美对象“月亮”还沟通了几个方面的情感，长城带给我们心灵的就是“苦”或“痛”。卢照邻《紫骝马》：“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呢？“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王昌龄《塞下曲》：“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又怎样？“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这些是痛苦的“痛”。“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是痛苦的“苦”。搬来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怎看它窝在历史较风丽的一角，四处捧着篮子去接天幻纷坠般的抱怨、控诉？两尺笑吟吟的“好汉碑”，真支撑得了这痛苦了两千多年的残裂背影？
值得肯定的是，长城作为边塞、兵祸等审美范畴的一个独立分支和总背景画面，为唐以后严重概念化，对“苟安”主题有皈依倾向的中国文学开了一个健阔的悲剧出口。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能净化观者的灵魂，中国人千年来靠文学净化灵魂的出口并不多。唐以后，历代有人在长城畔以泪签名——拿来读读，稍在内心沉淀一把，长城很对得起中国文学了！
最后，为什么它是一部方法论的寓言？我说的是权力方法论，可以衍生到别的方法论，但这篇小文章不衍生它。什么是方法论？粗糙之不能再粗糙的概括，就是“怎么办”。中国人在长城身上如何运筹权柄？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动用天下民夫百万修长城。今天穿旅游鞋、持登山杖爬长城没踩实还会崴脚，那时的百万民夫并非八爪章鱼，有多少富余的腿脚可以折断？自此，仿佛有了守家的资本，但并没有把家守住。尤其中原王朝丢失了幽云十六州之后，人家连锯掉这条门闩的力气都省了。当然，这里不是说长城没用，只是它没有当初的设计者所期望的那么一劳永逸。中国的权力方法论是什么？以巨大的代价，尤其数不尽的默默的死亡，去填充整个民族，至少是权力阶层的巨大妄想。所图在一劳永逸，就是省事。怪不得辜鸿铭会说中国人一直过着“心灵的生活”，确实够浪漫偏激，从心所驱的！
两个礼拜爬长城，大略如此。乱记成文，算我刻了一行“到此一游”哪怕覆盖掉上面刻工最糟的一个，也算我表达过对此千古伟业的诚敬。其实我最以长城为壮观的不是登上去，循着它某一条龙须向无极的远处望，而是在山海关兵部分司衙门仰观一幅这片区域的全景图。随便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今天开车也要很久，这幅图却很冷静地陈述：风景、地名，没有更多，并不诈唬其中的艰辛。骄傲、苦痛、强权，翻过来是一种花色，就是坚韧，来自一个一个曾与长城有关的中国人的坚韧。这种个人的坚韧与群体的驯服，实在是拆不开的。整部中华文明史，太多唏嘘动人之处建构在这一矛盾上。
初稿写于北戴河友谊宾馆
二稿整理于北京家中
2014年5月3日星期六
痴子
去住家附近的Sainsbury买东西，总碰见一个痴子收银员。
何谓“痴子”？智力不正常也。我不会用“弱智”这个词，因为我大概听说过有不少智力很高的人也显得傻乎乎，思维行动和一般人不一样。正常人不太傻也不太聪明，就在这一智力范畴中运行着一套生活经验和处事待人的动作，可以粗糙地将其看作“正常人的范式”；痴子太傻或太聪明，他处处表现出痴，从眼神到收银、递东西过来的一系列外部表现，都很僵硬，嘴角时有嘎嘎的一团笑，或整部脸木呆呆，令我不觉得那是一个活物，种种这些特征，是他“痴子的范式”。所以能辨别他是痴子，仍因为我基本在“正常人的范式”以里，而明确感受到与他“痴子的范式”的冲突。
也许Sainsbury内部有这个政策，会引进一些痴子参与简单劳作。我在斯旺西市中心附近的另一家店也看见过痴子，不时需要正常人帮忙，以促成稍有些复杂度的工作。她可能并不觉得那些是“帮忙”，毕竟我们理解的“帮忙”还是在“正常人的范式”以里的“帮忙”——她就一直紧紧贴住她的同事，变身一部垫在同事肩上的长筒望远镜，对那些顾客其目烁烁地扫一圈又一圈，完全没有“老师傅指教我要表演点谦虚”或哪怕“我躲开一点，给顾客行个方便”的意思。
又想起从小到大，我是见过一些痴子的。从职工宿舍、家属院到后来的小区，总看到、听说附近有一两个痴子。比如目前我在北京居住的小区，会有一个老太太走着走着无端对周围喊叫，喊着我从来接不上的句子，但那些句子分离地听又是有内容的，比如前半句她喊“狗别叫了”，中间一句“水开了”，后半句“我穿红的就是好看”。老太太穿得很整洁，据说是受了一次打击又生了一场病，自己踢破“正常人的范式”出走了。痴子干些痴子仿佛应该干的事，其实没什么。震动我的是某次，她和一个她的家人在小区外散步，声调平缓地互相讲话，整个人莫说“正常”，简直是“慈爱”。听说过“分裂”“间歇”云云，在此以前，也就是听人、听书上说说。
“智力”是我们用来帮助简化这个世界的一种符号，有时它非常蹩脚。我们习惯于把真正的智商残疾者、孤独症患者、精神分裂者，甚至阅读障碍者、心算无能者等等，都笼统说成“弱智”“傻子”。在正常人的范式以外，以直接贴标签的方式去标识一些非正常人群，的确很省事。这前提，是我们在自己脑门上已经贴好了“正常人”的标签。既然是一种简化的认识方式，必包含对具体情况的大量忽视，而“简化”这件事本身，就致力于忽视。像“智力”这种可以用来照应普遍共性的标签，用于简化世界最顺手。反正每个人都有这个钩子，抓住这个东西向上一拔，在一面投影出混沌漩涡的大墙上挂出来，举手便挂上去的是“正常人”，踮脚才能挂牢靠的是“天才”，深蹲才能挂得住的是“弱智”，一次对全人类、全世界、全社会的分类就完成了。然后还有其他钩子，互相拽出来再给彼此挂一挂，是为对简单分类的二度调整。还有三度、四度……我独说不清那面墙上的漩涡是怎么回事，但它就天经地义地旋转。兀自猜测它是一部细节的搅碎机，告诉你：“别给我废话。”
难道不行吗？行，但不好。那些百无一用的读书人能做的就是钻出来绊住搅碎机的运动，把细节抢出来。但结果，无非再给我们多找出一些钩子，把本来的提线傀儡变成八爪章鱼，就钉在一个别人拽不动你的历史坐标点上。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没有可能自己阐释自己。你越是一个值得抢救的人物，越被树立为一个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他者”，死后仍眼睁睁于别人把你不断填满，涨成你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庞然大物，其实就一枚满身倒钩的章鱼。而那填满使之变大的努力，也不过为了你能承载他们替你操办的那些钩子。
墙上的漩涡不断运行着，那些没什么要紧可言的张三李四也渐渐变成不重要的细节被吸进去、绞碎掉，腾出空间给后来的张三李四。至于整面墙，其实代表人类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它会不断变大，但不会朝四个方向均匀变大。我们的认识能力随所谓哲学革命、技术革命之种种革命，时代变迁、物种变迁之种种变迁，一定阶段内不平衡地膨胀或瑟缩。比如达尔文刚刚提出天演论（进化论）的时代，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哲学革命万马齐喑但暗自蠢蠢，人们被穿过漩涡挂上那面墙就很奇怪、很难受。等到他的学说和理论病树独春，很多已经给挂瓷实的章鱼形小贴士就得给重新挂一挂。看出点什么了吗？
就是复杂。
世界的复杂，人性的复杂，科学的复杂，哲学的复杂，总之一切之一切的复杂。标签既被生产出来，就一定蹩脚。在于它不论照应出多么普遍的普遍性，就一个钩子而已，一个钩子只负责一个社会方面、一种价值尺度。我们所能偷得的最大的懒，无他，拥抱偏见而已。那座大墙、那旋转不止的漩涡，推到人类面前的就一种认识方式：暂时割据。哪里割据？偏见。你拒绝割据，就一定被沉重的细节压死，被雨丝一样绵密而下的各种变量浸出一身过敏。
回到痴子身上，他们到底是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解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谁？将被牺牲或正在牺牲的偏见的载体，一群自以为沟通各种必然性，其实不过葬送着起码的可能性的“尖矛市民”。
人是被写好的书，但没有作者。
写于英国斯旺西Gower Road新居
2014年4月9日星期三
劈木头的人
上周回到苏格兰阿维莫尔小镇，借宿Cairngorm Guesthouse。
某天一早，隔窗看到“邻居”在自家庭院劈木头。我是多么匮乏生活啊，他那举斧子、劈下去、柴头分几片，再脚踝拢它们向一旁的操作，我盯着看十分钟不止。直到某个瞬间我听到嘴巴默念出脑袋里他寒冷的清晨工具手套抵住下巴抽鼻子的次数，以防继续看下去犯魔怔，我从窗前退回屋内。目之所及有延缓的山梁挂星星白雪，天光似着了淡墨，主干道负着甲虫般爬动的铁壳轿车追墨迹远端长长的一撇而去。少了些什么呢？似乎就是邻居的斧子楔在粗重的松木墩里，木质沿钢刃巧顺滑开的声音。
待我再找那旋律，演奏家谢幕已毕，饭厅的灯亮起，另一场演奏要开始。工具，嗯，工具。它们比一双紧紧裹在上面，叉出汗渍和欢愉的手更贴近生活的目的。就不再纠缠什么是那目的，我所见就是一个无知追另一个无知，唯他们脚底下的路是清楚的。想起我小时候信誓旦旦，愿为了一把手枪参军，为一把名剑做江湖游侠，等真报名学了点武术，却只焦急于自己怎么还不会飞檐走壁、劈山断岳。工具，啊，工具，已把所有故事凝在自己身上欢颂，传奇、幻变，静在兹而永在兹。抛却人，它们就是人；反而人来人往，磕头扮笑地加入它们，令其无奈卷起阴影，又开始滚动。
我是很愿意相信有一把鲁班的斧子，失去双手的人得到它也能顷刻造出挪亚方舟。我很愿意相信有一把无声的牧笛，浓浓愚昧里也可自放一声清长。我很愿意相信一木一石、一草一树已被赋予其意义及秘密，那些聋人瞽人，有我们无知、无法抓住的时间维度、价值维度以衡平智者世界的大宗傲慢。我很愿意相信一切不合理，不合解释及解构的现象、念头有我们所完全不可能认识到的自转、公转的规则。就放一片白茫茫大地给我们这些早已为岁月和文明胼手胝足的拓荒者发呆、生愣、摇头、扼腕，好制造更多难堪猜度的传奇在未待卷起的脚印旁。离开？根本没有离开这回事。离得了一声轰响，哪儿去躲那一声唏嘘？
苏格兰阿维莫尔火车站
回来？根本没有回来这回事。故乡、记忆、谵妄，无不端着圆桌到处找生活之舟驶不到的彼岸——接受谈判的话，只好随他们久久谈下去。
初稿写于苏格兰阿维莫尔小镇Cairngorm Guesthouse
二稿写于斯旺西Gower Road新居
2014年4月4日星期五
夜宿派丁顿
为何夜宿派丁顿车站，不打尖不住店不回家的，还要从头说起。
到伦敦参加每周三的项目例会，结束全天工作并用过晚餐，七点不到。我每次来是坐晚九点多的一趟车回斯旺西，今天会议顺利，想着能赶上七点多那班，零点前即可洗干净舒舒服服大字形拍在自己床上。
找到站台，还专门问一印度人模样穿橘色背心站台上比画完胳膊比画腿的小哥，确定这车就是到斯旺西的。登车，选座位，大衣折起来盖腿上，背包在脚下掖瓷实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等我被清洁工推醒，朦胧间问他：
“哥们儿，到斯旺西了？”
“哪儿？这不是斯旺西，是×××。”
“啊？”
“×××。”
我心里嘀咕：坐错了？不能够啊！镇定下来，拽住倒数第二缕希望前进：
“那这儿离卡迪夫不远吧？”
“不！很远。我们×××，在伯明翰外二十五英里。”
我挠着头下车，疑心是坐了地狱专列，这给直接送到阴曹地府了。独立空旷的站台，环堵萧然。抬头看一串名字：Worcester Shrub Hill，原谅我翻译不出来。总之，英国待这么久，闻之所未闻。地狱或天堂，死后总要去一次，不坐错车怎么也不会来的。
再定定神，推候车室找倒数第一缕希望……完了……时刻表显示，最后一趟去布里斯托的车刚离开，威尔士方向我是怎么也回不去了。住下，明儿再说？干脆，留下玩两天直接再回伦敦？不行！没这个闲情逸致，我心一线，所系在家。选择便只剩一个，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别兀自检验判断力了，就伦敦派丁顿车站重新出发吧。是为我为什么大半夜困在派丁顿的前因。
捶胸顿足，以头抢地所解决不了的，是漫长旅途中的无聊。这一段回派丁顿的时间如何打发？想起白天还有几页和项目相关的报告没读，正好身负检索资料、整理有效数据的使命，所幸一脑袋闷在未尽的工作里。这点东西很不耐读，但总算勉强保佑我心理正常地站在伦敦派丁顿的站台上。
举目望列车信息，皆黑屏矣。见告此时段不发一车，拨手机——两点钟不到。我找来车站平时鲜有人问津的列车信息小册子，最早去斯旺西的一趟要早晨五点多。此时，车站内已无旅客，橘色背心满地忙碌，有一开地面清洁车的老大爷在我身边不停画圆，清洁液的反光渐渐朝我围过来，真怕被直接轰到大街上，跫音咄咄，硬去啃伦敦阒静下掩着各种危险的茫茫寒夜。
肚中转着圈响，不得不自放逐于入夜后充满未知的伦敦街头。也汉堡王餐厅离派丁顿不远，玻璃上印着两点关门的大字，我几乎将自己搭弓射箭，从门缝里扎进去的。原本端一条铁锁的伙计不得不回到柜台招呼我点餐，我没犹豫，叫了super size。倒没饿那么惨，实在份儿大我可以嚼得久一点。回身才看见角落里黑逡逡两个人形：一个真的是黑人，流浪用的毛毯堆在一边，正弓着背往自己的塑料袋里按什么东西，咔咔作响；一个是地下乐手之类，大半夜一副黑墨镜，长发垂肩，唇钉耳钉寒光熠熠，两边嘴角挂出的信息全是：看老子一眼就跟你玩儿命……玩儿命……玩儿命懂吗……
我倒坦然起来，平静接过食物，待推门而扑面冷风，才意识到：如果那老哥儿几个一合计，把我剁了油锅里炸着吃，我是没办法。还是没遇到恶人。多谢伦敦。
派丁顿边上就是希尔顿酒店，此时我正走过酒店后门，上下货繁忙极了，然而无声。金属推车当然有撞击，但工人们低头只是做事，无一字一个举动与大环境的交流，可能太麻木或深心里自得其乐呢吧。想起昨天读的两句唐诗：“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看人家小东小西的，也不唐突其位于无己的死寂，于诗人眼中尚搏一点鲜明的生机，难想象眼前的情景拍成电影我误捧着爆米花进来观看的心情。薯条我原本舌头一卷就下去，为解无聊，此时分五口，老松鼠啃松子似的每一口都嚼得着实然而慢，超大杯雪碧握在手里似擎着一把冰做的火。
数数盒里四支烟，又被一小黑哥讲闲话讲走一根。算了，谁让他陪我说了会儿话呢？想起手机里有全本的《史记》，翻出《项羽本纪第七》，想在太史公最钟情的大英雄身上找找战胜一切的力量。偏偏他如何百战不殆、跃马乾坤一行行从我注意力的最表层划过，及“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无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我心头骤紧。
有很多地方，或说，多数地方，如无意外，一辈子都不去，甚至，没听说过。
一顾一盼，两个大时代直撞。项羽抵死不许自己承认他亦时运中人，“天之亡我”？那何必天不给他留一寸体面，“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简直天之毁我、辱我、逐人间事里污我至惨。吕马童这个人物不为人所常提，但就是他标识出项羽亦在人间，一经戳破，渎其性命于纯粹的人祸，令太史公无法再往高处拱他。
读之郁塞，甭说战无不胜的力量，倒收集了一身细细的芒刺，拜世俗人间的方方面面所赐。其中之一，就是夜宿派丁顿——眼皮铅垂似的，屁股下堆着冰峰，距归程仍一小时余……
初稿写于伦敦派丁顿火车站
二稿写于斯旺西Gower新居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斯旺西的醉鬼
和斯旺西这里的醉鬼短兵相接，有那么几次。
某晚，斯旺西踢卡迪夫零比二输了，我和托尼回家途中，被某醉鬼制造的画面拦住了。他也就二十岁吧，端着一份可乐薯条在入夜后教微雨裹得黏津津的商业街游逛，地上的朵朵水泡都折射四散他的愤怒。年轻人一会儿有意跺着脚尾随这个，一会儿骂骂咧咧螃蟹似岔着脚追一自行车，最终目标锁定在一对晚归安详地挽着手走他们自己路的情侣。醉鬼忽然横在女士面前，一串不堪入耳的脏话扇面状扫射出去。女士那高大的男友牵着她迅速走，一言不发。醉鬼不依不饶，绕到他们俩后面继续蹦跶。要不说这边的女士猛呢，回头开始交锋，挺安静的大街各种脏话塞了车。
男友拖着她继续走，醉鬼更上蹿下跳个没完。终于把这铁塔似的绅士斗急了，一把薅过他的领子，他的脚尖简直离地，眼看将上演古典式的街头斗殴。好在有人从旁劝阻，醉鬼喋喋不休的嘴巴亦稍消停一些，一男一女扔下他继续走。待他们走出三十米，醉鬼又恢复勇气，赶几步追上去要打架。那边再薅领子，哑铃似的拳头又要砸下来……他们仨就这么僵持得很远，看不见了。
早听说过英国人输了球不能惹，没曾想他会主动招惹别人。斯旺西这小地方球队不多，某次和朋友去利物浦看球，利物浦、埃弗顿都赢球了，皆大欢喜吧？不！街面上多喝了两杯庆功酒的女孩，四处找人击掌。倘你是埃弗顿球迷，那当然击个掌就没事，利物浦球迷的话，待你有甚对客队球迷之刻薄。足球、酒精，都为这里大量心事重重但比较无所事事的民众提供出口，无所谓任何意见，看上去就是一种宣泄。听朋友说不久前斯旺西“意外”敲了卡迪夫三比零，卡迪夫的一簇银发苍苍的老爷子差点掰下自己的肋条插斯旺西球迷的脸上。看看吧，这多强的生命活力！
足球、酒精本质上是一回事，在我看。它们都代表着某种对生命的简单诉求，必须是简单诉求，跨过理性、耐心这些花鸟虫鱼弯弯绕的紫檀屏风，奔后面的混沌狼藉而去。当几万人在一个时间抱定相同的简单诉求，那就很具备山崩地坼的条件。生命，在很多时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么直来直去，我向你问话，你的答话必须快！九十分钟，再配上一场酒疯，一次同平庸生活的报复性狂欢就完成。大家一起报复的话，有似对生活发起大革命。当然，这夜翻过去，革命又被正常生活那微笑的权威镇压下去。
我是很感慨这种和谐又不那么合理的宣泄方式的，究竟正常生活里的哪些东西他们受不了？就不能一边过生活一边就在生活中发泄吗？他们是怎么跑出生活的汴京府，另找一处水泊梁山做他们可以稳定前去的落草之地呢？我渐渐觉得人心的奇诡多维，凡自称可以安贫于简单人生的，多半不可相信。个人而群体，造就大社会图景上一官一匪两种势力，现在的话来说：主流之于非主流；小清新之于重口味。前者是人心里对安定的渴望，后者是对此渴望的警觉和反叛。而那些官，又真的纯粹做他们的官吗？宋江手底下当过官的可不少啊。真的想获得平静简单的生活，就得动手先收拾了人心在“官”“匪”两种维度里的游移。简单不是别的——纯粹、坚定，以区别驳杂、踟蹰而已。
简单是一种高的够不太着的境界，它必依附于深刻的性格类型而在。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这种性格被理念感动，它们发现一切，重估一切。渐渐的，有这种性格的人会在某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精彩乐句、书香翰墨间为自己内心的蠢动找到“全声的表达”。他们性格本身的复杂深刻把心之所及的世界处理得很简单，在于他们于简单处就可告慰自己，在简单里就能回应生命本身强大的诱惑力。相反，那些低级的性格类型无法看到生活的细节，便无法开掘它的广阔。
再譬如前两天我在AK的理发店，又见识了醉鬼。晚上九点多，AK正在收拾他的最后几个客人，一个胡子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的老头拱玻璃门进来。我勉强在他的胡子里找发声的嘴，就听他“唔唔”地不知念叨什么。
他从碰到门到迈过门前揩脚的毯子，不夸张，足有三分钟。他的拐棍先探出去小半步，扎着实了，整个身子才拽着拐棍搬过去。他就这么慢慢地和所有排队理发的人打招呼：“唔”“唔”……忽然加快速度，摔在我左边的沙发里。AK正在我右边休息，隔着我，他扒拉AK道：“你……你……土耳其人……”
“朋友，我们马上关门了。”AK并不看他，“朋友，快十点钟了，回家吧。”拍拍手，AK又上理发台。
老爷子突然扭头对着我：“你哪里来的？你认识我吗？”
我想说不认识，怕他没完没了再介绍自己，就回答“似曾相识”。等待的人里有个满脸稚气却膀大腰圆的年轻人，恐怕觉得我打发老人的方式太不过瘾。笑着一指我：“哈哈，他——你知道吗？我儿子！”
“唔……唔……那个胖的？”
“哈哈，对，哈哈，胖的！”
又一指一旁无聊弄手机的托尼：“那个，我的女儿，她是个同性恋！”
老爷子贴过去看托尼：“女的？唔……女的？”
最后，我们费了不少劲才半送神半踢神屁股地把老爷子推出去。我疑心他精神病，后被告知：就是喝多了。我回忆起在斯旺西不同地方见过这种路数的醉鬼，他们倒简单极了，无不在落草为寇的边际，还捎带些“官”的成分，固然胡闹，大致还能听进人话，不至于看不懂他们在闹什么。
这“匪”亦可分成坐盗和流寇。坐盗如水泊梁山，你汴梁腻歪了，可以照着前辈的足迹去投奔；流寇就真的是一颗心永在日常生活之外四海为家。人心里的这些房间，既可互相沟通，又相互隔膜，你在任何一间屋子住太久，都容易由性情单调而如痴如狂。有人说：疯子和天才差一步嘛，我们的智商是不够做这两者了。现在想来：天才、疯子都无外一种谵妄筑死了锁眼，了断你去别的房间坐坐的兴趣。他们都不在“官”厅里，永持一颗流离而不失所的心。但纵此流离而不失所，亦抱残一些现成的概念及对此些概念的现成的反思，流浪呀、潇洒呀、阅读呀、感验呀，它不能成为一种真正无形的力量。那最强大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应当是音乐性的，一旦停止发声它就消失，且只有在重新发声时才又进入存在。这应是“官匪”之外的第三种维度，没有多少社会的介入，本于人最根本的感官欲求。
人这么脆弱啊！自己串自己的门都能走丢了。循着足球、酒精之类，走丢倒只是去了隔壁。真“匪”厅里这个屋串那个屋的，到第三种维度即是出走，甚至我所不知道的第四种维度，那就干脆是出家了。——世界如一架纸飞机，它划出边缘，亦站在边缘，瞭望下一个边缘。世界的一个意义是把我们的心房隔开，令这三种维度互不可触。
这么看，它根本在帮人搅和着持衡，匆忙于一种“永恒的消逝”，牵你我于萧瑟孤独中。
没有球赛的日子，也能和当地朋友（图为来自卡迪夫的艾伦）去酒吧。没有哪场比赛是该输的，所以没有哪次架是不该打的。我们都害怕。
写于斯旺西大学图书馆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门前两株树
门前两株树，指我所居住小区门前的两株柏树。我私家门前只有物业负责管理的消防栓和向地下车库去的楼梯。
这两株柏树从四年前我们搬到这里就在，面南而立大马路一边，脚下是市政筑起的水泥花池。这片地区有点偏，道旁树彼时都青嫩羸弱不像样子，这两株古柏勉强充道旁树，仿佛爷爷做孙子球赛的裁判。我日日路过，不很留心，但为它们每天吞咽尾气、噪声而抱歉。两株树一般高、一般粗，很规矩地立着，也许曾驻守庙门，荒郊泥津津的空气托起晨钟暮鼓，俯瞰皆光光的头顶，慢移于龙须面似的被抻开的时光；也许是旅京南人的墓树，谢在杭《五杂俎》里有记载：“古人墓树多植梧楸，南人多种松柏，北人多种白杨”，亦寂寞陪在孤魂旁，代他时时望乡，不必如今日硬吞着毒气难挨着喧嚣，自逐于毫无使命的光阴上。
一年两年的，这两株柏树越发不精神。可能守在这里久了，动了二老的真气，它们真耄耋老者一般，簪髻稀疏，皮相焦弱，一年年秋冬，一层层削下它们的膏腴，终于我今年再回来，西边一棵已徒剩圆圆树桩一枚。我在心里略感疲劳。过去是从它们二位中间看过去，现在从那树桩上直接看过去，车水马龙，匆匆不停，四轮铁匣子里装着的际遇千差万别而疲劳是一样浓烈的。它站看几年，困倦了，也许比先前几十一百年都困倦，悄悄死掉，干净死掉，木鱼在远处一棒一棒地敲，南音潇湘里的哭声又仿佛在耳，好，走吧，就走。
我是自小以大范围为家的。有时说起一个饭馆，哦，我家的；说起一个小卖店，哦，我家的；歪脖树、自行车库、洋灰喷泉池、翻地崛起的土堆……哦，我家的。后来读到周作人一段话：“但是要看树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我就这么把两株柏树也包揽到“我家”，反正日日路过，微薄地欣赏一眼，不足谈“欣然”或“满足”，结缘而已。
在去年写给妈妈的明信片里我有一句：“人在自然中过，才发现我本自然中来。”当时结束了一段事情，背着个破包到处走，旅行到英格兰中部某地，写一张明信片回去。稍在自然中走得久一点，自我意识会休息下去，脚步拖着脑袋，疲惫自下而上，到脖子那里就卡住。
我无数次想象自己前世是个什么样的动物，莫言《檀香刑》里写的那样：有时看问题的方式整个不同，会对自己感到陌生，向自己问话，怕人眼底下还有一对虎眼、蚂蚁的眼。如果能背着前世那个我的灵魂，一道行走于今生今世的自然风物里，那一片落叶、一枚树桩、一声蝉唱，又不知相对在答哪一个我的注目？或者我任何一篇文字揭起来，斜十几个角度按《百年孤独》里梅尔加德斯的方式读下去，是前世的我的另一番诉说。曾有一守单位花园的老汉，手点着手教我“乾坤云云”的算卦方法，学成再三叮嘱：慎明天机，慎明天机啊，孩子。这些年过去，“乾坤云云”早记不得，但我想若有天机的话，不仅我，我们每个人都不小心倚在上面小憩过。所得非心之所见，宁遍历所得而罔顾心景于丛芜，天机上靠一靠，是它取了我们的暖。
前些天看一个讲恒星爆炸的纪录片，顿觉得我们高出自己的脚面一米六几七几八几，难堪极了。小时候看天，经常觉得特别低，觉得蹦一蹦撕下来一块有意思，后来怎么蹦都不见结果，遂自解为：撕下来再粘上，还是不如不动它的好看。
雾霾里，我勉强在柏树桩边站一会儿，招了个四轮铁匣子，向城里去。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过竹园庄
下到南阳农村，就进入纯然的听力的世界。
我是不大能在犄角旮旯见到文字的，目之所及都是乡音。而这“乡音”与“乡音”之间，互不买账，都觉得自己才是“南阳话”。也是这个原因，我时常迷路。老乡喊出地名，再喊三遍、四遍，算已客气地完成解释，概不接招：“竹”是哪个竹啊？那个“园”是圆圈的“圆”还是元宝的“元”？我有一户重要的亲戚住在“猪猿庄”，或“烛愿庄”，其实猛一听更像“朱元璋”，除了末一个字我能猜出是村庄的“庄”，前面是什么毫无头绪。
南阳很多土音介于普通话的二声三声之间，我一路走一路猜，幸有姥姥记得路，驱车由主路拐下去，翻眼看见三个字：竹园庄。表弟也惊呼：这么多年了，才知道是这个“竹园庄”，既称竹园，果然在道边看见竹子，只是不像“岁寒三友”或“四君子”的成员，只是一种作物。且雪消后裹着厚厚的泥水，这边扔一捆，那里有一丛，毋怪当地人直接叫“竹竿”，也并不见谁把“竹竿”树为后院的风景。
南阳这里虽属河南，气候并不似北方，今年少雨多风，倒不教外来者以之为北方拼图里的一个混子了。我想起北京的竹子，非常之难伺候，不论我们常见的居民小区里装点居住环境的，还是深宅古刹里已被赋予文物身份的，都很不情愿地绿着。空气冷下来，竹叶更油锅里炸过一般，唯余淡绿的琐屑在纷纷槁色里，以致习惯了灰蒙蒙冬色的京城人，看它们霜天旱地里不情愿地绿着也别扭得很。
竹园庄回来的路上随便翻书，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忽然就想起作者临终前的遗言，我私自翻译为：“我和我的墙纸搏斗不止——它死，或者我亡。”在审美世界，讲道理、讲逻辑是靠后的，如王尔德另一句话：世人仅有两种，迷人的人和乏味的人，审美世界里的审美对象也仅分成迷人的对象和乏味的对象。竹园庄里的竹竿和王尔德的遗言一时都在我心里成了迷人的对象，他们便自动相熟、主动交谈起来。
“喂，我说，你认识一个叫王阳明的不？”竹竿问。
“谁？”王尔德装作轻蔑，但他楔在眼里的轻蔑动了一动，出卖了他心底的重视。
“你不会想认识他的。况且他死了很久了。但我们对话过，很有意思。”
“哦。”
“我是竹子。你们俩都和竹子交谈过。”
“我没和你说话。”
“你比他的话可多多了。”
王尔德，或王阳明吧，都对这个世界研究未遂。他们各自落在世界广阔边缘的不同两个点上，越运动着智慧，越被智慧的舞台形象抛出去。我们平素以为的智慧是舞台形状的，上面托着一支笔巧舌如簧使用语言，无意识地避重就轻；王尔德、王阳明在竹园庄这个地方的“相遇”，在我眼里呈现出另一种管状智慧。这种智慧是由对审美的执拗来的，与语言在人格的机床里被镟成一条钢管。旁人捡起来，不可能把它垫在脚下想象成舞台，只会端着一头空空地看去，另一头仍然世界，或：世界在那一头空空地看旁人。
很多哲人和哲理，都是这类管子。甚至风景，也是管子。我们捡起来，看过去，它若静止在我们手中，所见仍然世界；旋转起来，所见是世界的变形，先色彩变形，旋转久了，时空都变形。我又想象：如果像我人在南阳乡下用不着文字似的，把世上可读的文字抽去，剩下的一丝不变，口语会成什么样子？我仿佛看到人类从野蛮的起点走来，向文明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上，捡起一条管子，眯起一只眼边走边看，迎面吹来的荒古的风沙、骤雨，把管子推向人的眼眶，渐深，深到血液以下。从此这条叫作“文字”的管子成了人身上的一件器官，我们到哪儿去都旋转它，互相憎恨时也先向对方伸出眼睛上的犄角。若把作为旋转钢管的文字抽掉，那些迷惘并指挥着我们的颜色的变形都消失，我们直接面对世界喊话、答话，会如何交流？更想知道：揭下文字扭出的幻影，世界什么样子呢？
从竹园庄出来，天色将晚。进城之前，已可看繁星烁烁，虽不比大漠戈壁，也较城市里明亮得多。会否有巨掌卷着天幕，凑在眼前看另一层次的宇宙？我们在哪里呢？总之很小很小，亦负俗云构中，行影继踵。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三人行
写在新年的第一篇文字，居然是告别主题。告别哪里？芬兰北极圈和三人行的旅行生活。
一
肖恩（Sean）、胶泥（Johnny）、我，三人在北极圈待了近二十天，白天滑雪，晚上各处找吃的。胳膊上、腰上酸胀难耐外，胃里也经常如放进一对缠斗中的拳击手。国内朋友那天发给我看他们在中国吃香的喝辣的照片时，我们正研究着怎么拿糖、盐、胡椒三种调料把发糠的土豆、软塌塌的番茄和几条粗皮糟馅儿的香肠拼兑成一盘菜，就着苦了吧唧、掉在地上铅球似的“咣”一声闷响的面包，三人吃。
如果饭桌上没有自嘲以及我们仨对彼此的言语侮辱，这种东西是很难送进肚里的。为什么不下馆子？一方面是贵，一方面是咸。咸到什么程度？肖恩、胶泥下气如雷并偶尔吃进自己制造的空气时，都洗手间里抹抹脸、漱漱口，否则渴。肖恩肠胃不好、腰子那几天也不好，最困难的时刻就是他穿戴整齐滑雪装备并想跑肚的时候——腰子的关系，有几天他不能自己弯下来褪滑雪靴、滑雪裤；肠胃的问题，他脱鞋脱裤子必须比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快。在胶泥的一再帮助下，他总能在最后一刻上演人体的奇迹并成功夭折一出收拾不住的喜剧。——看他们俩配合扒衣服简直如看F1顶级车队给进站的赛车换轮胎，没有一丝多余动作，动中有静。
今天在伦敦的国王十字街（King’s Cross Street）送肖恩回纽卡斯尔，我们握手、拥抱，目送他混在人群中的背影——嗯，腰好了……肚子也好了……大跳，快看，他大跳！垫步，嗳，他还会垫步！胶泥那眼神，则像机械师送别赛车手，一种番茄告别鸡蛋就再凑不成一盘热菜的惺惺相惜。
二
胶泥是我们的领导，他最小，1994年的，代沟不可避免，但没想象中那么大。胶泥听崔健、窦唯，还陈百强、王杰，怀疑他是不是九四年二十五岁那会儿突发奇想买的身份证，想“重新做人”了说不定。整天木一张脸，偶有天真的表情，也被我和肖恩狠狠修理回去而我们俩自顾自更天真而忒天真，尤其肖恩一旦灵感爆发，三四岁天天踢翻自己尿盆的小孩儿都会肃然拧起眉头，那意思——成何体统！他虽只比我大一岁，一把胡子，脑袋顶上风吹草低，说他离过两次婚、家有一儿一女，没人不信的。胶泥就在这种不合适的天真氛围里，变成我们的领导——“胶泥帮”帮主。
“不行！我要求选举。凭什么是我当帮主？！”
“好，举手表决。”我和肖恩两票，对胶泥的一票，胶泥当选。
“不行！我要求修改帮规。凭什么就两条：帮主死；帮主腿打折？！我是领导你们的！”
“好，举手表决。”我和肖恩两票，对胶泥的可怜的一票，不许修改帮规。
于是出现了以下匪夷所思的对话——
肖恩：“帮主，你为什么不带单反！你就祈祷咱们这次看不到极光吧，否则雪地里就把你腿打折！”
我：“是，手机根本拍不了极光，平时你老想带相机，这次可用上了……帮主无条件腿打折！”
胶泥：“我错了”，翻着眼睛看天，“没有极光……没有极光……”
又——
肖恩：“帮主，他欺负我你不管，把你腿打折！”
我：“对，帮众受欺负，帮主腿打折！”
胶泥：“操！操！凭什么啊……”
……
肖恩：“帮主，刚才那首歌太难听了，把你腿打折！”
我：“帮主，实在不行，听不下去，腿要打碎！”
胶泥：“操！操！我带的钱还不够治腿的。”
我：“北欧看病不要钱！”
肖恩：“为啥他们看病不要钱啊！帮主，你说——你说为啥？不行，看病不要钱，帮主腿打折！”
……
后来连赫尔辛基接待我们的阿福都学会了。
阿福：“帮主，拿个饮料呗？要不那啥腿……”
胶泥：“你也学会了，有完没完了……”
无聊吗？无聊。但把无聊重复下去，以致人在旅途的无聊被人本身的无聊完全盖过去，我们就作为自己情绪的掌控者睥睨发生在旅途上的一切了。多麻烦的事，无聊一下就过去了；闹心的见闻，无聊一下许就没那么闹心。胶泥做“胶泥帮”的领导很多天，我们后来真的玩这个玩累了，他的腿最终不必打折，但那天滑雪，鼻梁差点教摔折……拜他自己所赐。我解释为：腿保住后，他寂寞。
最后一天，我们回到伦敦，在泰晤士河边吹风。胶泥一会儿唱《大西厢》，一会儿又《五环之歌》，最后为劝肖恩大半夜的别去圣保罗大教堂，脱口而出：“哎，走吧！走吧！一送里格红军！”回到旅馆，即以对某件事的处置失当被远在中国的女朋友骂，我们去找他：只见他颓然歪在楼梯上，眼角里湿漉漉的，一翻眼特别可怜地看着我们。待我俩遛弯儿回来，他又唱着蹦着：“嘻嘻，和好了！没事了！我跟她说刚才我太激动了……”
三
我呢？主要负责在逆境中把可笑的东西总结出来，而将顺境里原本顺心的撕碎了给肖恩和胶泥看。我们三个偶尔有静下来讲些心里话的时候，有互相排忧解难其实自寻安慰的时候，有憧憬未来而给飞翔中的想象插上更多翅膀，以致翅膀太沉，它呼扇不动掉下来的时候……我在这些时候会多聆听一点，揪着哪个节骨眼儿翻一下，大家或者更悲伤或者冲上来把我一顿踹。
当然，三个人待久了冲突是难免的，也总需修改决策机制以吸取充分的意见。两个人一起玩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人就需要组织纪律，就要在决策前察觉出盟友在哪里，且决策出的坏的结果要有渠道消化掉。但总的来说，我们三人比较和谐，没有不想带谁玩儿的情况。非集体活动，除了一次我和胶泥滑雪冲出雪道，大雾蔽空的雪山上迷路而和肖恩失散，就是最后一天滑雪我实在凿不动了，早早回房间蒙头大睡而错过了胶泥学会换刃的大时刻。哦！还有！还有一次！抱歉，我们仨蒸桑拿蒸不到一起。我能蒸到七十五度，肖恩五十八度靠上表情就跟闷炉烤鸭似的。想来我们仨蒸桑拿也真是凶残，次次五十度起，直蒸到胶泥鼻子上的伤疤要喷血而肖恩早挣扎着阳台上凉快去，我还能再坚持一下。
四
我们三人一路走来，每个人都是一条一米七五左右的滑雪板包，转个身扫倒几个人那种，一只拉杆箱一只背包。胶泥第一天到雪场旅馆，拉杆箱就从旋转楼梯上打着滚掉下去，他后面猫腰一通追，其形状电影里都没有，卡通片里才有。
关于滑雪板包，走到哪儿就把我们就地累死在哪儿。抱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包挪来挪去，有人就问肖恩：“那是一把长吉他吗？”
“滑雪板。”
“喔！你们可以去冲浪了！”
“……”
最后在伦敦小住的那晚，帮着搬行李的印度三哥又问：“这些是什么啊？”
“滑雪板。”
“喔！你们可以g o hiking了！”
雪坡上：左边胶泥、中间肖恩、右边……是谁？
“……”
写于伦敦回斯旺西的火车上
2014年1月3日星期五
旅中琐事
一、汗脚
此去北欧，有“吉祥三宝”常伴左右。
先说汗脚。肖恩（Sean）、胶泥（Johnny）、我，谁都没有完全的资格责备谁，以我为尤甚。平时自己待着，并不觉得这是多要命的问题。三个大老爷们儿天天不到三张床睡觉，那就别指望关窗户了。北欧的寒夜应当没有嗅觉，溜溜达达进屋，半夜冻得咳嗽，也没谁敢把“保暖”拿出来强调。不是不洗澡，一天一次、两次，但不停地行走，不停踢胶泥的屁股，总之不停地把脚抬起来、放下去，仅这一套动作，就令沐浴露本难带走的芬芳更加难以带走。我们进阿福家之前，总要在附近一截旋转楼梯坐会儿，解开鞋带，把双脚在风中烫成麻木，还一边往上面吹烟柱，再哈着腰、赔着客气地进去。
先前我们仨在伦敦旅行，我误穿了平常打篮球的鞋，又误而更误地穿一双隔夜袜子。刚在青旅一脱鞋，肖恩就随便拉块布遮住半边脸，胶泥也表示：有点辣眼。更惨是同屋的一个阿根廷哥们儿，推门进来一句话没说，眼光掠过他们俩的头顶，最终在我头上攥成拳头似的一团——肖恩边跳边向阿根廷人使眼神，那边回答：“En，I think，number 1.”后来我把鞋锁在柜子里，早上开柜子，只听隔床的意大利哥们儿重重地翻身，被子蒙住头。
自此，我随身携带十双袜子。但这次出行时间长，看上去还是不行。加上他们俩也不能算花神附体，每次半夜上厕所回屋，手刚搭在门把手即“呼”的一声冲出一股热风。比较好是昨夜在去爱沙尼亚的船上，总结起经验：要么闲着，几乎不做“抬脚—放下”的动作；要么闲着也是闲着，两小时洗一回澡。
二、呼噜
打鼾是胶泥带给我们的问题。我只在这里面贡献一点点和声，而肖恩是纯粹给硬推进这炼狱似的剧场的无辜观众。
胶泥从沾枕头到入睡，五秒钟左右。我们俩不可能在他前面睡着。呼噜声的序曲是深沉低徊的，但没有一点过渡，即进入全面奔腾的激昂。前两天在船上，偏肖恩玩平板时，呼噜地还没那么起劲；刚有困意，胶泥睡的上铺就仿佛有一场泥石流冲过正在砍杀的古战场，其间刀剑乒乓、战叫无数、呻吟凄惨。我在朦胧间看到肖恩一次次坐起来，瘪着嘴，愣几秒钟再一头砸向枕头……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是的，他一宿就没睡着一分钟。
后来阿福说：再打呼噜，就摸下他的脸。昨夜据肖恩说，他简直抽上胶泥嘴巴子了，胶泥还胶泥一块，任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是只能在梦里想一想为什么周围总路过一队野牛，撞上疾驰的卡车，而不至于像肖恩被这么一宿一宿折磨着。今夜要搭火车往更北边去，我们订的票不在一间车厢，而假设北欧这边的壮汉也有打鼾的问题，明天拉开胶泥的车厢，该是：上下铺上睡着的，都一边脸颊红肿而依然吹出一朵亮晶晶的鼻涕泡，枕头边散落着对砍留下的可乐瓶子、暖瓶、照相机、假牙……
三、英文
北欧人的英文其实不成问题，成问题是我们的英文。说实话，来英国后没怎么听过英文普通话，净是各种英文方言。这边人一律听力考试磁带里面的清凉发音，我们倒前后不习惯起来。肖恩在纽卡斯尔（Newcastle）上学，那边说“一瓶水”发音是“阿包头敖福哇阿”，是的，听上去绝不是“bottle”之应是“瓶子”，而“water”之应是“水”。斯旺西是威尔士味儿英文，不断句、最后一个字拖长；更可怕是满大街的印度朋友的咖喱味儿英文，我简直怕他说着说着就打个喷嚏把舌头崩我脸上。一条街溜达下来，“唉？！这谁的舌头啊！”——芬兰这边，甚至爱沙尼亚东欧那边，高大全男子的铿锵浩瀚还是冰雪美人们一粒碾月光而成的盐随飞雪绵亘敷在古城墙上，都“如听仙乐耳暂明”。
一趟滑下来，揭了头盔透透气。
四、结语
旅中琐事，不胜其烦而不恹其乐。
我们仨继续晃悠，向北极圈去，封天罩糜里，继续琐事，娱乐复愚乐。
写于芬兰赫尔辛基阿福家中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无能为力的事
今晚和“鬼佬”托尼、几个中国朋友在一家东北厨子掌勺的餐厅吃饭，适逢斯旺西卡迪夫“德比之战”，又据说斯旺西0：1输了球，吃完饭我们只能坐着，外面血流成河而血凝在河床的白鹅卵石上没必要刮下来了之后，才好叫车回去。
一
闲扯到什么才算富人的话题。托尼的意思，快乐的人才rich。很心灵鸡汤的回答，且联系到外面正有一个人快乐地揪住另一个也许是卡迪夫球迷的倒霉催，“铛铛”往垃圾桶上磕以赞美他天灵盖的质地，更以这个回答为不然。托尼为一个solicitor工作，某次他接电话，是一个卡迪夫大婶寻求帮助：
我结婚很多年了，现在和丈夫分居，但我们不能离婚，他离开后会马上娶另一个女人，我的遭遇就会发生在那个女人身上。
我丈夫六英尺高，很强壮，有次他打我，把我的脑袋塞进微波炉里用门夹。我逃到楼下，他举起不知道什么东西砸向我，我现在坐轮椅。这几年，老了，失去工作能力，每个月领一些抚恤金。我申请政府贷款，因为……你知道的，我这个情况……但当我去申请，他们告诉我十年前我已经申请过了，而且现在要还贷款。怎么可能？后来查到：有人——我肯定是我丈夫，以我的名义申请了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花在家庭上，当然，这就是他，但我不能再申请贷款了。不能证明先前他申请这笔钱我完全不知情——我知道，我不知情——你知道的，没有证据能说明我不知情。所以……唉……所以……
托尼说，她想买一台电视，存了整整一年的钱才买得起。如今，她就天天和那台电视做伴，家里什么都没有。是的……空的……什么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后来我发现，我的丈夫以我的名义申请了很多信用卡。我先前有工作，没有还款不及时的记录，信用额度很高。我的所有信息他都知道，现在找不到他——找到他又怎样，我有一万四千英镑的账单要还。我，怎么还？
——这就是她想咨询的问题。不是怎么打官司，把应得的拿回来，而是：我，怎么还——还银行的钱。没错，可以把她丈夫扔进监狱，十八个月后，那个混蛋就会出来。问题还是一样：我，怎么还银行的钱？
二
2011年出国之前，当时我大学三年级，参加了“赛扶”（现在改名叫“创行”）社团。八月底，大概，北京区各个学校的赛扶团队聚到一起，是为赛扶年会。当时请到一个慈善组织的所谓执行董事，讲他们正在运行的一个国际义工项目。
Agenda给他十一分钟，他啰啰唆唆二十几分钟，花花绿绿几十张PPT没讲清楚：一、他们是谁；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三、赛扶的成员加入后应该以及能够做什么。但他几乎在每一小段话的结尾部分叫嚣一句：OK，我们来改变世界！以致在场的北京区赛扶队友们按捺不住对“难道两片嘴唇夹着空气介质而碰出的动静都叫作人话吗”这一生物学问题的不理解，而嘘他，让他一边儿凉快去，他还愤愤地扔一句：你们不想和我一起改变世界！
当时不认为，现在更不认为做某一种事情——哪怕是世界上最牛最牛的慈善，把“懒惰”从人的基因里踢出，个个都给安上“爱因斯坦+革命干部永远是年轻”的芯片，会改变世界。是的，某一种事，做到它所想象不到的极致，其辐射作用也绝不可能涵盖世上的多数困厄。
世界怎么样，才算被改变？这更是一个问题，涉及那些想改变世界以及不想改变世界而被迫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该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改变的范畴无疑应包括“改善”，做一点好事，就会发生一点好的直接效应，虽然其连锁效应未必是好；说一句人话，就会让空气质量稍好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年会的下午，我是如何感到脑袋顶上有一吨可吸入颗粒物在打转。
想改变世界吗？且问你到底知道有哪些事情是你改变不了，而它们，都已发生或在发生、即将发生于你宣称去改变的世界？比如，那个卡迪夫大婶，她该如何还银行的钱？
做国际义工就是做国际义工，你会让那个被帮助的村子获得某种改善，会让某些人的良知被擦拭出透得进光明的一角。哪怕把那个执行董事送去，让那个村子穷苦但要出去闯荡一番的青年人感到某种安慰：原来，我们挺有“竞争力”啊！
三
托尼又说到他要交税这件事——凭什么我那么辛苦地干活，有些人啥都不干白从政府拿钱？我马上提醒他：那个卡迪夫大婶就属于这种人，他们应该被帮助啊！还有你去过马拉维对吧，那么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小孩，也需要帮助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政府应该成为最大的慈善机构，但为了让托尼听懂，我且把他往这上面忽悠。
托尼收敛了不少愤慨，但他仍然纠结并告诉我：英国政府，认为那些酗酒症患者不能一次就给掐断了酒精，慢慢掐，所以发给他们钱，只是一次比一次给的少。然后你知道吗？Oh，too stupid。他们拿到钱只会买更多的酒。所以我交的税一部分是给这群人喝酒喝掉了。我自己买酒还要再交税呢！说着，外面传来两个醉汉的争吵并动手的声音，垃圾桶又被用来检验，这次不一样——是某个人对发型的品位。
我再宽慰他：如果那些人拿不到钱买酒，就会上街四处寻衅滋事，看到你碰巧买了酒唱着歌回家，就会来抢你的酒，税的确是少了点，你的酒钱就没了。于是，你去告这个人且前提是不能加税给他们买酒，国家为了你的安全，就要雇更多警察或者给他们涨工资让他们卖力工作，就可能出现比给他们买酒而引起的税收更大额的税收。你的损失就变成一瓶酒的钱加警察涨的工资了。那时候你再抱怨警察工资高或警察太多，晚了。行政机构有自我繁殖的能力，警察多起来，机构就更多，警察就更多之更多。然后你就要继续交更多的钱养活他们。我估计国家算过这里面的账，最终决定还是掏钱给那些酗酒者。
可这，听起来不愚蠢吗？是，你说得对。但我就觉得掏钱给他们买酒太傻——是，听起来是挺荒唐。但这是权衡之后最妥当的办法。什么叫事情办妥？就是各方都比较满意，代价相对小而受益相对大。换言之，各方到这一步都无能为力了。所有人无能证明问题差不多解决了。
所以，哥们儿，你不爱听，我也还要再提那个卡迪夫大婶，她是改变世界的那帮人永远要忽略的，照顾到她的话，法律得改，银行办事规则得改；给她贷款的话，马上冒出来一千个脑袋被微波炉门夹了两次以及二十个被夹了一百次的，你得继续给他们贷款，然后你就又要交税。
无能为力——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不是证明没努力过，证明这是努力后最好的结果。就这么简单。做三件事情，扔两件事情、四件事情、一百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无数后果错综复杂团和在一起，解得开？捋不直。捋得直？你想再捆成什么样的？
四
回家路上，托尼给一满脸胡茬、立着领呆站着抽烟的old guy一磅，托尼解释道：平时想也别想，但斯旺西输球，他反正要找人打架，向我要五十便士，我扔下一磅，咱赶快跑……世间事正如踢足球，常常平手观众不干而电视转播商都不干，谁赢了谁，对方都不干；赢几个赢多少，输几个输多少，人人心里有掂量。
近年少听到“完美主义”这个说法了，须知追求完美，先以承认不完美——那些挖到宝藏后永不会填上的坑为基本的聪明。当然，聪明是为继续完美下去而准备的；它的另一面，是良知——晓得你所最终追求以及竟然追求到手乃至超出预期很大很大的所谓“完美”，是个包含了多少先天遗憾的东西。
先天遗憾的东西，如那个卡迪夫大婶的遭遇，抽去万人指摘的元凶——她的丈夫，变得没有人可以负责。另一方面，不光她本人，银行、纳税人都是受害者。而诸如银行，既成为恶化大婶情况的帮凶，又其实同大婶一样受害。有人当然跳出来，劝大婶“秋菊打官司”，或茱莉亚·罗伯茨的哪个电影里演的，一个人放倒一片“恶势力”，唯以其坚持不懈。我想问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既然不是上帝，不能把电影拿过来照着它重新画大婶的命运，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既然不是律师、会计专家，除了抱几句不平，捐一点小钱，我们能做什么？放眼天下，我们一定是无能为力的，连天天义愤填膺都做不到。甚至在岁月荒沙的追逐下，那些良知的村落也纷纷只剩一口枯井，回荡着干涸的喟叹。
若改变世界之所得，乃不过看清了又一个“无法改变”，其实是正常。终人类之文明史，太多“无法改变”而如今其实被提升到“无法尽善”，其实很可欣慰。
相比门外张望的穷人，银行对门里客户的宠物花多得多的心思。拷问“朱门酒肉臭”——把义愤钉在朱门上，不要影响把酒肉的防腐问题搞清楚。
写于英国Swansea新居
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风衣和流浪汉
这次到伦敦，格外注意这里的风衣和流浪汉。
风衣，不必多解释。很原始的原因是这里的天气。一袭长风衣，一只乌黑柄的曲颈伞，一把年纪，一份时时推着他上下地铁、在这个城市的辘辘饥肠中钻来钻去、额上结一层白蒙蒙汗水的工作，再加一本书，一副耳机——这里的人是被砍出来的，没什么多余的东西。到处是四方块、长方块，过眼如“哗啦哗啦”翻初中的几何书，没有椭圆、双曲线，而想必那些曲波带弧的图形都穿插在风衣包裹了的心里。
送朋友自Paddington车站，一些火车晚点的旅客就和风衣而眠在冰冷湿润的车站地板上，领带笨头笨脑地随他们任何一个翻身而地板上游动，脸颊是硌出的轮胎纹似的印子。疲倦的伦敦，奔波的伦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可以一天不和别人说一句话，陪着聊天，不时板起脸训你一顿的是手腕上的分针秒针。
有多喜欢这城市？不太熟，又不太生，有交情，没感情。抛开老物件儿，抛开憋在老物件儿中间硬是给锉出了花纹的满城背影，勉强往Circle Line、Waterloo Line上冲锋，不如回那个大北京去冲锋一号线、四号线。这部分的伦敦、北京，都是被拆碎了再细细密密拼起来的，断裂的风险恰就在那严谨的维持、勤恳的开拓里。现代城市或城市现代的部分，都其实在政治、经济、社会，总之过于纷繁复杂又其实浅淡脆弱的世道人心的梅花桩上锻炼平衡能力。而所谓“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如一袭风衣，把城市身材上的那些不平衡熨得平平当当。城市在风衣里，而人在风衣口袋里亦打扮一身风衣，再把自我身上的不平衡藏实掖好。我这身居英国乡下的野人看他们城里人，佩服又绝不羡慕他们，如是把自己叠在层层包袱皮儿里。
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体面”，有体有面，一口气顶在喉咙，不能嚼着零食、垃圾音乐而自觉妥当，大概是风衣这东西可以很好解释给你的。昨天我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图书馆查资料，没曾想更给搡进风衣的柳树林里。此一带是伦敦法律事业的中心，推门进一家书店就有烫金硬壳的大部头法学著作卖，扳着那些书转来转去的是风衣男孩、风衣女孩；云淡风轻扫一眼，焦点折着跟头跳几十页过去的，是风衣男士、风衣女士。中午，我涨疼了脑袋从图书馆出来，买两个三明治随便找一截台阶坐下来吃，捏在手里的三明治盒子不时被风衣角碰歪。小巷子，也就并排走两辆摩托，我吃东西正对的地方就是一家solicitor&barrier，不用说，进进出出全是风衣。无意往身后一看，怎么门牌上都是“Pro.”“Dr.”？眼神往下逛，才看到赫然有一行字：International Arbitrators。这小小台阶连着的小小房子，格局仅如一只全封闭的伦敦红色邮筒，又该是怎样一座风衣的大衣柜？这个专业轻易烧坏人的脑袋，那点IQ在锅底滋滋地腾为一阵青烟；更不知以几段位的化功大法、北冥神功，把万般他人的种种不平衡纳入自己身体，有时看他们，连厚实的风衣都关不住那些不协和。英国各地有律师的宗教协会，想必是他们脱下风衣，令发霉了的肋骨见见光的所在。
我住在伦敦桥（London Bridge）附近，这一带稍缓解风衣带给我的紧张。随处可见是伦敦的流浪汉。流浪汉有不要钱的，就一身褴褛，坐在地铁站入口处看报纸，身边一杯清茶，清茶边偶尔还摆一副眼镜。看他们的神色，并不挨饿，但也不很自在，看一会儿报纸就抬起头愣生生盯着黑压压的人流，从他们的两眼到伦敦人的这段距离，满张一副大网，笼络着外乡人的怯意。我太认得这种眼神，在中国尤其常见。故乡，普遍地已剩概念。
还有一些摆明了立场要钱的流浪汉，那花样就很多很多了。卖艺的且不算。有些是牵着狗的，一条老狗，不时挥一挥脏兮兮的大尾巴，眼睛半睁着，颇怜悯地预感着这一切的无聊。有些比较聪明，堆在自动取款机附近，谁来取钱就张张嘴念一段，伦敦这边不是“要饭”，是“要茶”，这个也很特别。我早预备一些碎钱，怕他们“要茶”不成就来煮我，每次打发得还算利索。经济不景气是一个原因，但经济再好，也总有一些流浪者存在。这些人行走江湖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潇洒，但也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堪。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比如一个弹布鲁斯的老头儿，过去是建筑工程师，后来和妻子离婚才出来流浪的，他是拿退休金的，不识江湖之远。再比如碰见一个专门装瘸子，睡在人行道最中间，想过那条路几乎要踮着脚在他摆出的大字型上找空隙的。常有人上来搀扶他，以为他喝多了或者跌倒了，他诡异一笑，一笑不起。
古希腊、古印度都有类似的流浪汉，后来人整理他们的言行，发现原来是一些苦修的哲学家。这些人也多是在大城市露顶曳屣，真可谓招摇过市。我现在稍稍能理解他们一点，城市，像上足了发条咔咔行走的钟一般，齿轮套螺母，螺母转簧片，据说伦敦底下整个掏空，地铁只是一副扑克牌里的一对尖儿，红桃、梅花JQK……是二战时期的防空隧道和整个城市的下水道系统，难怪会让人有匍匐下去听听究竟的冲动，我曾绊倒过几跤，额角磕伤但觉得世界仿佛给正过来。而一些大作家，即便选择在大城市写作，也不能在风衣织成的夜梦里稳住，或者小咖啡座，或者地下室，或者哪个穷凶极恶的亲戚的走廊，城市不怎么见土地的，他们趴下来，聆听锁在下面很深很深的土地，构想那永远的黑牢里，地下水、老鼠、虫子们的运动，及于这整个人间模型围着一个什么样的轴怎么样地旋转，边旋转边分自己的碎片给别人而不自知。
我比较爱读活在城市并写城市的一些作品，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对硬邦邦的城市充满信任的，与喧哗的街市、高耸的楼宇、隐秘的资本、心事重重的房东四目相对，互有尴尬。我甚至可以说，面对城市，无人不乡愁。亚当、夏娃是乡下人。也许很多卡夫卡、普鲁斯特，甚至不止这些卡夫卡、普鲁斯特，盼着去摔那一跤，醒来乾坤颠倒，很多事自然就理清楚了。
又将从Paddington回我英国乡下的家去。到达、离开，两个瞬间，疲惫感最甚。近来火车晚点的事常有，又见那些风衣或相与枕藉，或干脆歪倒，流浪汉似的回家、出门之前。
写于英国伦敦Paddington火车站，初稿记于Train Times手册背面
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
非洲故事
托尼刚从非洲的马拉维回来，横管他四十小时没睡觉，我们就一瓶香槟把他留下来听他讲在非洲的见闻。托尼捏着塑料口杯，一圈一圈地晃那里慵懒着吐几个泡泡的液体，不时斜着眼眺这个瞪那个，只好冲上去对他推推搡搡，暴力踹碎他卖的所有关子，托尼开始登坛“作法”。
一
我和汉娜住在一个小村子的小学校里，学校的老师讨厌学生，老师讨厌老师，校长讨厌学生和老师。我指着校长的鼻子说：“如果你再讨厌学生，我就讨厌你！”
“喔！喔！托尼……”
“校长说什么，你猜……就是——OK。”
学校有八个班，开始在第一个班，考过了就升到第二个班，一直到第八班。第八班再考过，可以去更好的学校，就是大学校。四年前，八班有十五个人，三年前是三十四个人，现在有八十六个人！八十六个人！你懂吗？他们四年没有一个从八班考出去的。唉！
我问起托尼他走之前我托他带到非洲的书签，在书签背后我写了一段话，大致是：这个东西来自中国，送给一个想读博士、想做教授的棒青年。托尼说，他送给一个想做教授的孤儿，又附赠一些饼干，孩子欣然收下。
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饼干，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我说的是任何事。有一次我上山，随身带的东西请一个孩子帮着拿，人家把登山包顶在头上，健步如飞冲上去。完了我给他三四片饼干，没办法，我就那么多，千恩万谢——他真的对我千恩万谢。又有一次，我掏出四包饼干给那谁谁谁，他吓傻了，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吓成那个样，然后他说了一百万遍“thank you”。还有一次，嗯，那次是我不对，我说：“只要你去站在那儿五个小时，我就给你一块饼干。”那孩子拉了他的兄弟姐妹，欢天喜地“罚站”，太阳大得很，沙子都晒得冒泡。说着，托尼又摇了摇那杯劣质酒，几个黄叽叽的水泡瘪下去，托起一层白沫，仿佛谁啐在里面的一口痰。
一磅，one pound，你也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是的，雇他们一天……任何事……我说的就是任何事……
二
那次学校举行足球比赛，不是瞎踢踢，是比赛。他们踢的足球，喏，给你看照片……就是这个，纸团、塑料布，没有胶水，没见过胶水。足球滚到我脚下，我拿起来假装掷还给他们，高举起来却撕个粉碎。
把球撕碎后，我从背包里抽出一个崭新的扔给他们。他们看着球大摇大摆滚到跟前，又傻掉了。没人敢碰那个球。我向他们喊：“送给你们！他们哭着叫着就继续比赛了。”
一个公立学校，两年才能买一只足球，如果你买了足球，就再没钱去买铅笔、作业纸……什么都买不到了。
“两年？是啊，两年！”
所以你们这群傻瓜别抽烟了，你们一根烟，就能救活四个非洲孩子。还抽，还抽，你没有负罪感吗？我四点钟准给他们哄起来，我走到哪儿，都有五百个孩子跟着我，他们让我扔那个塑料球，然后他们一群人打架，决定谁来捡球还给我。就那个球，我扔了起码五千次！
就那么一回，一个孩子陪我上山，他让我把球扔下山，他背后插火箭似的捡来给我，别提多高兴。因为那次就他一个人捡球，不用和剩下四百九十九个打架了。
三
“我们给你打包的婴儿装他们喜欢吗？”
喜欢啊，疯了！简直疯了！全校五百多孩子，就十几个有鞋子。我给一些孩子送鞋，他们压根儿没见过，不敢穿。腰里围块破布，上衣也没有，就这么一辈子、十辈子、一千辈子。我一个朋友癌症晚期住院时照顾她的护士是当地人，我给他们家送去几件婴儿衣服，可巧他们刚生孩子，不会说英文，就一句一个：谢谢托尼，谢谢汉娜，上帝保佑你们。
我拿一双school shoes给一个孩子，孩子带我走了半个小时回他家，他的父母也不会英文，“谢谢托尼，谢谢汉娜，上帝保佑你们”。干吗保佑我们？上帝到底去哪儿了！
四
还有就是我老板的一件事。
四年前，他们夫妇到马拉维，他搭出租车去旅馆，一会儿听有人敲旅馆门。他开门，是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司机也不会英文，把钱包还给他。他把钱包忘车上了，拉开皮夹子，里面有五千英镑，他此行带的现金一个子儿不少。
司机一个月大约挣三十英镑，一年就是三百六十磅，这五千英镑差不多他二十年的收入啊！人家什么话都没说，扔下钱包就走了，一句“谢谢”也没讨。我老板，傻掉了，当然傻掉了，英格兰人，那破地方来的哪儿见过这个啊？
第二年，老板又去，正巧又是那个司机。司机当然忘记他了。他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一车库，问他：“如果是你买车，你喜欢哪一辆？”司机说：“那个吧！”“好的！”老板掏钱，把那车送给他。司机懵了，嘴里咕哝着他们的语言，大意就是：Yeah，it is a really good story.
五
慈善、国际志愿者之类，说靠谱也靠谱，说不靠谱也是真的。一腔热血，撒给陌生的土地，不如人家一泡尿浇出的气味大。但就是这么一批人，以其可歌可泣的笨脑瓜子，推着人类整体堕落掉的道德——如蟑螂那小细胳膊碾碎在亚欧板块的撬动下，默默无闻到连默默无闻都没有。
勤快有多顶用？这世界上有太多地方是人类的那点理解能力所涵盖不了的。把你推到和自然、命运作对的兵马前，你不撒着丫子、抬着金银珠宝去做叛徒才怪。招安后，数你最积极，领着自然、命运杀向自己的过去，提两筐满满当当的人头回来——千人一面，挂着如释重负的冷嘲。
“哦，对，托尼，我送的书签他们到底喜欢不喜欢啊？”
“谁知道，也许留下饼干，扔那玩意儿给老师。反正铁做的，老师磨尖了成匕首，杀了村长加入叛军，慢慢做大……一个国家诞生了！”
写于英国Swansea新居
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
西恩·托尼
西恩（Sean）、托尼（Tony）是我在斯旺西结识的两个朋友。西恩已离开此地，撰文纪念一下；托尼还在，却也值得纪念一下。
抒情到此为止，下面讲这两个人的故事。
一、为什么他们是西恩、托尼
西恩是中国东北辽宁葫芦岛人，所以“西恩”是他在此地的艺名、花名、笔名，作业上也只许写他中文名的汉语拼音，所以“西恩”的效力仅此而已。
西恩是我在某聚会上由另一个朋友引荐而认识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一把胡子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看到他的脸，心中马上跳出一个字——不是“帅”，是“叔（儿）”。在我有限的阅历里，连鬓胡儿的88年的中国人就他这一位。然后我就问他，他的胸毛是不是也茂盛；光膀子喝汤会不会先粘在胡子上，然后掸到胸毛上等等。下一拨发问围绕在：为什么是“西恩”？
在他以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而叫约翰尼（Johnny）的。他的解释是：哪个哪个神话里的哪个守护神是约翰尼。翻翻字典，守护神没找到，这个词倒是“短袖无领病号服”的意思，电影里孕妇、精神病常穿的那种。再譬如我的另一个中国香港朋友叫吉米（Jimmy）的，大家都知道，这名字还有“铁撬棍”的意思。虽然英文名字不能这么看，不少当地人起名，无非随口一叫，可在中国养成了“名字是有意义”的偏见。这也是后来我从托尼口中得知，在当地俚语中，Johnny还有“避孕套”的意思。
西恩为什么叫“西恩”呢？他的解释早忘掉了，也许是另一出神话里的另一个守护神。这个词还有“矿脉”的意思，他欣然接受，因为运气不错。后来我听见他的一些刚来英国的同学，英文并普通话都不甚灵光，把“Sean”念成了“顺”。我敏锐地看到“顺”这个字的好处，且很自然地喊成“顺儿”，那感觉：漂洋过海，地球这头儿到那头儿，兜回北京胡同里去了。尤其我大概教会托尼“顺儿”的读法，他更被迫地宾至如归。
至于托尼，他就是那个当地人“无非随口一叫出来”的，约相当于中国的王刚、李刚、刘刚、史刚……
二、西恩、托尼都是好销售
西恩本是出来糊里糊涂学商科的，但他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好销售。比如，我从未想过尝试滑雪，听他一通神侃，当即决定随他试试……然后，我现在是个滑雪爱好者；再比如，我更没想过攀岩，听他一通神侃，决定以后自己装修房子的话，一定加固一面墙，安几个岩点，没事吊一吊；还比如，我更没想过自己驾船出海，听他一通神侃，尤其他再三保证考执照前一定学游泳，果然后来在学校泳池把狗刨刨得很有样子，我保证他出海算我一个。
托尼是另一种销售。他会先让你被爱包围，再被他的商品包围。比如西恩提到他去过泰国，托尼第二天就给他带来一条“绊尾幔”式的大裤子；我们的另一个朋友王家隆提到他喜欢果汁，托尼第二天就给他弄来一台榨汁机；王家隆曾张罗着买音响，托尼第二天就提了四门松下的炮筒子给他送去……还有西恩的IPOD、X-BOX。我几乎不敢提我喜欢什么，因为托尼只会让我等一天。我习惯了被拖延、怠慢的感觉。托尼工作之余倒腾一些中国进口的假货，我们当然是不感兴趣的，但他另外还倒腾当地的营养品，我就很感兴趣了。一段时间相处下来，西恩已经答应在他回国期间帮托尼倒腾更多的中国假货过来，同时通过朋友倒腾一些比基尼过来给托尼卖；我更答应，他能搞来真正的英国老玩意儿的话，我在中国那些“雅人”堆里帮他散散。
西恩是中国人里Clever的一个，托尼是英国人里Sophisticated的一个。中国人多Sophisticated而乏Clever，当地人Cleverness有余而Sophisticate不足。两者相较，Sophisticate如身份证，出国就不怎么好使；Cleverness是护照，没它你出不了国。所以托尼比同龄人有钱，西恩出了他的国。
三、跟着西恩遇粗人，跟着托尼遇疯子
我不理解为什么西恩像柯南似的，那么招事儿。不过，好的一面是：柯南如瘟神，而西恩招糙人。比如我俩复活节从苏格兰滑雪回来，布里斯托下飞机坐出租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回斯旺西。我过去经历的出租车司机，尤其老大爷，都彬彬有礼，幽默也幽默，属于那种顺便带出魅力和沧桑的幽默。和西恩坐的这出租车啊。当我拿着出租公司开的收据找到司机时，老大爷的第一句话是：“别让这该死的垃圾（收据）进我的车！”一路飞车，我在后座被摔来摔去，满耳朵是老大爷换挡换得咔咔响。老大爷指着前面的车就说：“新买的宝马，滚出我的超车道！”西恩在副驾驶悠然已入圣境，随着老大爷一通笑，鼓励他一句接一句。而我们这段布里斯托“疯狂出租车”的故事，也由西恩广泛传播在朋友们中间。
再比如西恩提到的他的一个前室友，拿他玩户外用的炉头在寝室煮方便面，另一个室友风风火火地回来，没注意脚下，一脚就把面锅踢飞了——方便面经过飞行，连汤带菜地整个贴在墙上。说着，西恩脸上又浮现出那种悠然已入圣境的表情。更不必说他的那些老同学的家长：“什么，你又跟那谁出去玩？”在家长圈子里，有西恩这么一路人混得很次。大家觉得把错事归结为是他撺掇的，特别舒服。
常言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西恩属于那种你见到他就忘了人话怎么说的人。所以很多人，尤其那样——就是“那样”的女人和挺不错的女人都愿意和他聊天。所以他总能见证离奇的场景、离奇的群众，闹不清有多少是他真的看见的，多少是他自己干了但赖别人的。
托尼呢？被他描述的人，都是以“crazy”起头的。他曾告诉我们他奶奶的故事。某次他奶奶和爷爷开车在美国旅行，另一辆车可能并线的时候比较突然，或超车还是怎么的比较突然，红灯停下时，他们的车与那辆车并排，触手可及。奶奶从容地摇下车窗，敲着那辆车的玻璃叫道：“你个混蛋、瘪三，你知道你干了什么？我真想在你脖子上拉一泡屎！”托尼强调：那辆车里坐的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壮汉，愣了半天，估计把他幼儿园犯的错误都顺便反省了：“对不起……对不起……”
西恩还告诉我他和托尼以及托尼的爸爸去酒吧刷夜的故事。托尼的爸爸，也是一个疯狂的人。当时应该是完事儿了，他们一行人在街上拉拉杂杂地走，一个个喝得嘴歪眼斜的。托尼喊：“爸爸，秀一下你的文身！”走在前面的爸爸掀开体恤，并不回头，两个大拇指朝背上指指：整个背部，简直一面涂鸦墙——骷髅叠铁链，铁链叠丁字裤的。我问托尼，平时你怎么称呼你爸。托尼说：“Fuck you，dad！”
还有托尼他哥。在他哥的婚礼上，托尼告诉大家：在他们小时候，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天晚上托尼尿急，起床后直接朝他哥床上尿了一泡，好像渍了他哥一脸，然后托尼继续睡觉。可想而知他哥在婚礼上的反应，弄死他的狠招儿心里过了不止一遍。他哥的婚礼讲话也是托尼负责的。他问他爸应该讲多久，他爸说：讲到他哥想和他嫂子犯困为止。托尼站起来：“大家好，嗯，我讲完了！”扑腾一声坐下。宾主尽兴。
四、西恩的欢送会
西恩要离开斯旺西。我们几个自然会给他张罗一个欢送会，其实就是王家隆下厨，我们吃。
吃饱喝足了，我们开始兴致盎然地给西恩收拾屋子。西恩忽然说：“我咋觉得你们分我东西这么高兴呢！”且不说托尼后来把我们锁在西恩屋里，并一把薅了他的门锁，扬言要困住西恩不让他走。房东的弟弟，印度人鲁斯（Ruz）回家，送别西恩并让他发表感言，西恩祝福道：“我的心愿……就是你把王家隆给收了！”鲁斯立即转向家隆，双眼发绿。家隆环顾四周，都是确定和赞许的表情。那之后……哇，原来人可以跑得这么快！
五、结尾
西恩收拾着要走的这几天，我正在读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入狱后的两段描写，尤其要抄在下面。
其一，“在我被监禁的开始，最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还常有一些自由人的念头……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响声，身体跳进水里以及我所感到的解脱，这时我才一下子感到了牢房的四壁相距是多么的近……然后，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日在院子里放风或我的律师来访……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这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是的，什么都可以被习惯。可西恩、托尼都是我努力了，但迄今习惯不了的人。如果世界太荒诞，那感谢他们偶尔的正常。
其二，“一个人离开捷克……二十五年之后，他发了财……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开了个旅店。为了让她们吃一惊，他把老婆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竟租了个房间，并亮出他的钱来。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那旅客的姓名。母亲上吊，妹妹投了井……一方面，这事不像真的，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自作自受，永远也不应该演戏。”是的，永远也不应该演戏，逃离这“局”，一并把逃跑时的脚印都拾干净，实在没什么意思。游行队伍从记忆里碾过去，麦当劳、煎饼果子扔一地，才好看。
“上飞机了说一声。”
“嗯。要哭了。”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