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是汉唐民族语言文学的艺术英华——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之一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诗的国度。那么，是谁为我们赢来了这些伟大的荣耀呢？是令人百读不厌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吗？不是！尽管这辉煌无比的四大名著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尽管它们具有诗化的标题、诗化的语言、诗化的人物和内容，甚至每个章回都以“词曰”入题或者以“有诗为证”收尾，但它们的作者却只能被认为是具有诗词修养的小说家而不是诗人。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桃花扇》《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吗？也不是！尽管这千古不朽的四大名剧自身就是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诗剧，尽管它们的每一段唱词、每一句台词都堪称一首或一句优美的诗，但它们在我国文学史上毕竟是以戏剧形式来奠定其艺术地位的！所以，真正为我们赢得“诗国”这一光荣称号的，还是数千年来灿若群星且魅力永存的中华诗词！
所谓“中华诗词”，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相对宽泛的文学概念。它并不单指某一种诗歌体裁，而是指包蕴着运用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古风、律绝、词曲等所有体裁的古典诗词形式。
巍巍哉中国文化辉煌灿烂，泱泱乎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煌煌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诗词的发展史。从诗骚、乐府、古风，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诗歌，中华诗词以其谨严规范的形式美、凝练工稳的语言美、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声情并茂的韵律美和造象奇妙的境界美，通过数不胜数的美篇佳构，铸就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之树，郁郁苍苍，枝繁叶茂，在深深地根植于丰厚的民族文化沃土的同时，也高高地耸立于丰富的世界文化之林。(“新纪元中华诗词艺术书库”总序)
1987年端阳诗人节，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许多年来，神州大地无处没有中华诗词运动的蓬勃发展。其参加人员之广，其创作热情之高，其活动影响之大，其书刊出版之多，已经形成人数最多、组织最广、影响最深的当代中国第一大民间社团。
那么，已经沉寂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华诗词，何以还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呢？
诗者，语言艺术也；中华诗词者，我汉唐民族语言艺术之英华也。相比而言，中国汉语的方块文字，就像一个个奇妙无比的语言魔方，它所具备的文化特质和艺术功能，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而中华诗词的艺术生命，也正是得益于这些特质和功能并将之发展到了极致的境界。
(一)汉字大都是由单音、单形、多义组成的复合体；而音、形、义三要素，也便构成了中华诗词最基本的格律内容。
音者，汉字本身固有之读音也。每一个汉字，大多有一个单独的读音；每一个读音，就是一个最小的词素单位。汉字的特定读音在某些方面大多是其与生俱来并在长期的演化进程中约定俗成的。读音的轻重缓急、高低长短、抑扬顿挫，不仅区别了每个汉字的不同意义，而且规定了每个汉字的不同声调——古代的平水韵分平、上、去、入，当代的普通话分阴、阳、上、去。那么这四种清浊不同的声调，也就是中华诗词所谓的平仄——平水韵中的平声和普通话中的阴平、阳平为“平”；平水韵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和普通话中的上声、去声为“仄”；平水韵中的入声，在普通话中因分别派入其他三声而消失。
其实，平仄并不神秘。凡是会说汉语的人，只要自己略加体悟，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并运用它。汉语中的单音词，是中华诗词句式结构中平仄转换的基本条件。南朝沈约所谓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者，准确地说明了因声调不同而产生抑扬亢坠、回环往复的音乐美和旋律感的艺术功能。诗之有平仄，犹如乐之有音阶。“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这段记录，就是华夏远祖对中华诗词功能的最好概括。
形者，汉字音义之形式体现也。或为“象形”或为“形声”或为“会意”的方块汉字，单个看来横平竖直，规规整整，犹如一块块建筑方砖。对于诗词而言，正是通过对这些“方砖”的“咬”文“嚼”字、列队成行，才使之显示出一种方阵的视觉和建筑的美感。也由于它组成方式的特殊性和书写形式的独立性，作者更便于进行各种因素的对应与协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华诗词独一无二的存在状态——平仄之对立、词义之对应、句式之对仗及章法之对称等。对称是人类心目中最古老、最普遍、最自然、最实用、最智慧的审美存在，它不仅包含着万事万物中阴阳相互依存、正反相互转化、优劣相较而显、色彩相配而明的对应关系，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的美术构图、建筑设计、思维方式、行为表现及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汉字的音、形、义本身，也无处不在地反映出这种种的对称美和对应美。
为了便于进行诗词创作，古人著有许多韵语类工具书。如《声律启蒙·卷上·一东》：“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请君细加体悟，这一小段纯粹的韵语本身，不就是一幅工笔的人物山水画和一首绝妙的自然风景诗吗？所谓“山川人物皆双对，天上人间有仄平”者，信否？而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缺少了汉语音、形、义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想象的。
纯粹的韵语尚美如此，中华诗词何能不妙？
义者，汉字音形所代表的内容也。由于数千年来历史的积淀和语言的演化，在几乎每一个方块汉字中，均贮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生长着多重的思想意义，使得它的诗词表达手段和诗意联想功能显得尤为富有弹性与活力。例如我们经常使用的“楼”字，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你一听到“lóu”的发音，眼前便立即会显现出它“木”旁“娄”音的形体，会于心中联想起它古代多为木质结构、而今多为混凝土结构的种种楼房建筑，进而会有“红楼”“书楼”“城楼”“酒楼”“琼楼”“高楼”“钟鼓楼”“楼外楼”“摩天楼”“秦楼月”“近水楼台”“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百货大楼”及种种有关“楼”的人物、故事、成语、诗篇、风景、历史等信息，各种大量“楼”的信息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到你的眼前、口边、笔下、心头。所谓“望文生义”“闻声知事”“一见钟情”者，即此之谓也。当此之际，你已经是一个关于“楼”的语汇富翁，而关于“楼”的诗篇还能不激情难抑地破口而出、出口成章吗？
(二)汉语的丰富语汇大多是十分稳固的双音搭配或四音组合，为中华诗词基本句式的双平双仄创造了先决条件。
从我国最早的民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已经开始了双音节词汇在口头文学中的运用。中国最早的元典文学《诗经》，则已经将双音节词汇运用得令人叹为观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尽管这些诗篇创作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它两字一顿、四言一隔的句读结构和双双相对、似对非对的语法特征，却已确立了中华诗词音顿节奏方面的基本模式。至于它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和美丽意象，更是至今无法替代或超越的。
正是汉语词汇的这一基本特点，才使得中华诗词的句法格式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地相沿至今。虽然中华诗词已历经了《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许多朝代、多种体裁的流转变化，虽然除四言、五言、七言等基本句式外还有杂言诗的一顿、三顿节奏，但是其内部结构的实质内容，却是仍以二字顿为主或者为二字顿服务的。如：“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这首词的上阕，一共十句五十七个字，其中双音节词十七组三十四字，几占总字数的三分之二；另外，“更那堪”“都似恨”“知误会”“算人间”四处三字顿的十二个字，“更”与“都”为副词，作用在于分别加强其后双音词“那堪”“似恨”之程度，“知”与“算”为动词，作用在于分别加重其后双音节词“误会”“人间”之语气，均属为二字顿服务性质；而剩余九处一字顿，“云共雾”与“吾和汝”两处的“共”“和”二字，却又桥梁般连接着“云”“雾”和“吾”“汝”，其联系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节词只有三个：“去”“人”“天”。
在中国汉语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语汇现象，那便是成千上万个固定不变、独立存在、高频使用、流布极广的四言词组——成语。所谓成语，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这样解释的：“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而由湖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大词典》一书，共收入成语一万七千余条。更为神奇的是，在每一个成语中，几乎都有一个丰富的文化背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都已成为一个生活实践的高度凝结。比如成语“买椟还珠”，据《韩非子·外储说》载：“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从字面上来看，不过是说有人把装珍珠的椟匣买下却把匣中的珍珠还给了卖者，后人便常常以此比喻舍本求末，取舍不当——而《韩非子》就是成语“买椟还珠”这个典故的出处。又如成语“青梅竹马”最早的出处，是李白《长干行》中的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晏殊在《浣溪沙》中的流水对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则因巧妙而自然地嵌用成语“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尤为令人惊叹的是，我国这些相当稳固的定型成语，大部分属于平仄相间、词性相当、意义相关、形式相称的律化成语，如“千军万马”“万水千山”“朝三暮四”“晨钟暮鼓”“姹紫嫣红”“卧薪尝胆”“闻鸡起舞”“杯弓蛇影”“瓦缶雷鸣”“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如饥似渴”“大刀阔斧”“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抛砖引玉”等。而当这些成语被援用、拆用、化用、嵌用、借用、暗用、活用在诗篇之中时，便会立即产生诗人所想要达到的或凝练，或典雅，或活泼，或风趣，或流畅，或简明，或丰富等特殊的艺术效果。其以一当十、委婉含蓄的艺术功能，是颇为令人惊诧和深感奇妙的！
丰富的成语给诗词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汇源泉；而成功的诗词创作，则又不断地创造出意境更妙、意义更新的成语来。且以鲁迅先生的诗词为例，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的诗句，曾被郭沫若先生称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鲁迅诗稿序》)，早已成为人所共赏的联式成语；他“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的诗句，不是也定型为成语“于无声处”而广为流传吗？又如他另一首《无题》中“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两句，既化用了“疾风知劲草”的五字旧成语，又创造了“血沃中原”的四字新成语，岂能不令读者为之折腰——这就是中国汉语的英华之象，这就是中华诗词的妙不可言！
本人在对中华诗词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也有在这些方面的尝试：“缘何红杏出墙来？小雀无端枉嫉猜。墙内樊篱墙外骨，闹春且作路边开。”(《杏花吟》)首句借用四字成语“红杏出墙”，尾句化用七字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并演化成了“路边闹春”的新意象。又如“红星喜伴紫荆舞，两制金瓯分外圆”(《度词·春风着意》)两句，试图将“一国两制”的政治术语诗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三)诗词篇章在音乐性、旋律感和声韵美方面的艺术体现，彰显出汉语深厚的文化含量与特殊的审美感觉。
中华诗词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恰到好处地将汉唐语言之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汉语在诗词篇章上的音乐性、旋律感和声韵美。“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诗序》)声者何也？郑玄注曰：“声为宫、商、角、徵、羽。”何为“宫、商、角、徵、羽”？即中国五级音阶之名称也，唐代又称之为“合、四、乙、尺、工”。而现在则相当于七级音阶之1、2、3、5、6。若从音韵学的意义解之，则分别为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也。
汉语之妙，在于其字有定声，声有定音；音分清浊，声分平仄。而其更妙的，还在于每个字的平仄清浊本身，已蕴含着这个字意义上的感情色彩。比如平声：“东”“冬”二韵，宜于表达宽宏、超迈、雄浑、高远之情；“江”“阳”二韵，宜于传达昂扬、流畅、激赏、放达之感；“支”“尤”二韵，宜于揣悟细腻、清奇、优柔、惆怅之意；“寒”“先”二韵，则宜于体味恬静、淡然、沧桑、轻健之趣。又如仄声：“屑”“叶”二韵，宜于悲壮、激烈、孤傲、清高感情之抒发；“啸”“号”二韵，宜于阔远、哀伤、苍莽、慷慨景象之描画……如杜甫的平韵《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又如柳宗元的仄韵《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若我们细加玩味，即可感觉出它们在数字、色彩、情感、思想、节奏、平仄等方面的微妙之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我们知道，汉语大多单字的读音，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素组成的复合音节。如“光明”二字的发音“guāng míng”，就分别由声母“g”“m”和韵母“uɑng”“ing”拼读而成。又如“理想”二字的发音“lǐ xiǎng”，就分别由声母“l”“x”和韵母“i”“iɑng”拼读而成。所谓的“押韵”之说，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韵母字在诗词作品规定位置上的前后呼应(诗之偶句尾字、词之固定尾字为韵位)。
押韵是中华诗词这种文学样式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突出特征，也是汉字平仄韵律、音乐特性、单词音素的自觉运用。中华诗词对于汉字规律的运用，在唐代以前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当沈约发现了四声的存在并被唐代的诗人们用以创造了近体律绝之后，诗的发展才真正从其技术上的朦胧自然状态，进入到一个艺术上的自由王国。
总而言之，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系统中，唯有我们汉唐民族的语言集音、形、义三者为一体，以其丰富的信息贮藏、深厚的文化含量、悠久的演化历史、稳固的语汇构成和独特的审美感觉，成为承载人类历史、表达思想感情、描述理想追求的最佳记录工具。而中华诗词这一优秀的艺术样式，正是能够借助汉语自身优势、发挥汉语多种特性、展示汉语艺术魅力的最佳文学形式。自《诗经》以来绵延不绝的中华诗歌史说明了这一点，自屈原以来数不胜数的杰出诗词家证明了这一点，而自“四五”运动以来中华诗词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顽强不息的艺术生命力也表明了这一点。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他《与友人谈诗》的信中指出：“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此所以一语抵千言矣！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汉字电脑化运用的实现为中华诗词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生机，更为之走向世界创造了新的机遇。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华诗词艺术必将在21世纪再现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