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知时斋的诗词创新力——《知时斋说诗》序

杨景龙

正值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时代，中华诗词界正经历着一个“求正容变、承旧创新”的黄金时期。著名诗人王国钦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诗词创新活动，至今也已硕果累累了。

新世纪之初的2002年11月，笔者曾写过一篇《诗词阵营的双枪将——王国钦的诗词创作与理论探讨》，当时刊发在《中州诗词》杂志上。那时候，国钦先生还是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青年人。记得在2004年，他一次性出版了论文集《守望者说》、诗集《歌吟之旅》两本书，这篇文章被作为“任人评说”内容收进了他的论文集。

十多年时间匆匆过去了，年过半百的国钦先生，而今已是霜发满头。端午节刚过，他来电话说要再出版一本文集《知时斋说诗》，并且邀序于我。听口气不像开玩笑，笔者便郑重地答应下来。

诗言志与内容创新

创新是国钦先生生命的主题。在他的诗词创新理念中，内容创新应该是第一位的创新。《“诗言志”之言在“当下”》是他近年来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比较“创新”的话：

在这里，笔者愿改用白居易的名言来表达对我们当下诗歌的热切期望：

文章合为国而著，歌诗当为民而作。

以上这段话，是2014年9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国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承办的第二届“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上国钦先生发言论文的点睛之笔。无论是作为一个与会者，或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都为他的这个“创新”热烈点赞。白居易的原话，在《与元九书》中是这样说的：“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国钦先生虽仅仅改动了其中两个字，但其境界似已胜出许多。

胡适先生20世纪初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曾就旧文学提出过“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其实，这里所说的“八事”，大部分都是针对诗词创作而言的。其中的一些“改良”内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99年，国钦先生在《走向新世纪的中华青年诗词》一文中，曾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改造为指导当代创作的“诗词八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无病呻吟；三曰倡双规韵制；四曰敢承旧创新；五曰弃陈词僻典；六曰少模仿古人；七曰要走向社会；八曰对时代关心。

从1999年到2014年这十五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仅就所见到的文字来看，始终贯穿着国钦先生关注国家、关注民生的一条红线，始终如一地表现了他心系“兴观群怨”、心系“内容创新”的诗家情怀。《知时斋说诗》把全书内容类分为九个专题，第一个专题就是“说言志”，由此即可见出作者对于“诗言志”这个问题的看重。“说言志”这个专题中的另一篇文章也十分值得珍视：《诗词：诉说不尽的“红色情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深情回忆了从童年就开始濡染的“父辈精神”，真切述说了其大量作品中对党热切而自觉的情感渴望，诚挚揭示了至今萦绕于心的“红色情结”。以笔者十多年的观察，国钦先生不仅是个言行一致的君子，而且是个真正表里如一的“红色诗人”。他的作品里回荡着风雅“正声”，用比较时兴的词儿说就是充满了“正能量”。而且，无论别人怎么看待党在成长和执政过程中的不足或者错误，他都痴心不改地保持着对党的一腔挚爱深情。如他在七律《初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中写道：

青山一座立丰碑，西柏坡前访翠微。

正气曾教天下折，新风再绽雨中梅。

游人影剪千秋画，旧址情留万里晖。

勿忘毛公双务必，征途望眼尽芳菲。

这一首七律的内容，完全是当代社会新人物、新事件、新情感的艺术表达，同时也是一个不太好表现的“重大题材”。作为一名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钦先生的这首诗，既包含了对中共“曾教天下折”的无比钦仰，也寄寓了对中共“再绽雨中梅”的殷切期望。而“勿忘毛公双务必”一句，不知是否会让一些只在作品中纠结于个人小情调、小恩怨，或者经常在作品中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作者感到些许的触动。

探路者与理论创新

客观地说，国钦先生既不属于学院型的理论研究者，也不属于专业型的学术从业者，而是一个颇有见地、颇为执着的性情化的诗词探索者。从1987年创作出第一首度词开始，从1990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度词”概念至今，他一直默默无闻地致力于度词新词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工作。

就《知时斋说诗》的“说创新”专题来看，作为国钦先生在度词新词方面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度词新词问题答疑系列”来说，既是探索，更是创新。这组系列文章篇幅虽然不大，但却融入了作者近三十年的心血。从文章最后的时间标注说明中，即可分别梳理出作者创作、修订、定稿的大致轨迹。如在《度词：为“自度曲”正名的最佳选择》文尾，就有明确标注：“本文乃1992年全国首届中华诗词表现艺术研讨会暨海南行吟会宣读论文，原题为《度词——一种值得倡导的新诗体》；2000年5月30日重新修改；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又如《度词：当代诗词创新中的技术革命》文尾，亦明确标注曰：“本文乃1993年全国首届中华青年诗词研讨会宣读论文，原题为《再论度词与创新》；2000年8月10日重新修改；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再如《新词：一步到位的当代诗词新品牌》文尾，也标明了写作、修改的具体情况：“本文专为‘答疑系列’而写，2001年2月1日零时终稿于中州知时斋；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在大跨度的时间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正见出作者对这些阐发自己创新理念的文章萦心系怀，高度重视。而本次收入《知时斋说诗》之际，读者仍可发现作者对这个系列文章的修订与完善。

曾有人称誉国钦先生为“度词新词之父”，据说被他莞尔一笑婉拒了。现在看来，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也可谓名副其实：首先，度词新词的创作实践，正是从国钦先生开始的(1987年)；第二，对度词新词的理论探索也是由他开始的(1990年)，而且比较完善、系统；第三，固始、项城、开封、永城、商丘、洛阳、安阳、承德等地的“度词新词研究小组”，也是在他长期实践与探索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的(1996—2013年)；第四，“全国度词新词大赛”是由他发起举办的(2008年)，至今已满四届；第五，关于度词新词创新实践与理论探讨的第一本专著《春风着意出阳关》，是由他策划并正式出版的(2010年)；第六，中华诗词创新研究会是由他首倡成立的(2013年)；第七，中华诗词创新高峰论坛，是由他首倡举办的(2015年)。由此可知，“度词新词”本就是国钦先生的嫡亲“儿女”，称其为“度词新词之父”，有何不可？

关于什么是度词、什么是新词，二者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探索度词新词，度词新词对当代诗词发展的意义何在，这一系列相互牵缠的问题，国钦先生在相关文章中阐释得非常清楚。在其他有关的文章中，国钦先生也分别谈到了一些理论创新的具体问题。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到底如何，笔者无须置喙，高明读者自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其实，国钦先生关于度词新词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很早就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诗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1997年11月，丁芒先生就曾撰文《谈诗词改革兼论王国钦先生之“度词”》，分上、下篇专门论述度词的开创性理论价值及度词作品的艺术成就。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中国诗歌的改革推进和新、旧诗接轨的尝试，已经在新、旧诗界分头进行……我相信其(王国钦先生)精力与才力，是可以担当这一列车的前驱重任的。”2002年5月，霍松林先生专门给国钦先生写信，非常明确地表态：“我支持你把这‘新体’搞下去！”林从龙先生也曾在2002年元月撰写了题为《“樊篱”要突破，自由度“新词”》的文章。在谈到度词的另一个新品种新词时，林先生写道：“新词的提出，不仅与中华诗词学会的纲要精神相吻合，实际上也是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的直接指导下开始的。”

现在看来，度词新词原本就是当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早已赢得许多前辈学者和不少诗人的认可肯定。国钦先生多年的艰辛探索，其成果是宝贵的，其精神是可嘉的，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但令人不解的是，他这些纯粹艺术性的探索与试验，后来却遭遇了不少质疑、责难甚至挤压。许多人为此感到困惑，笔者也一样感到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偌大一个诗坛，本应该海纳百川、百花齐放，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一个诗人进行一些创新的艺术求索？在中国诗歌史上，若没有形式上从二言、四言到五言、七言、杂言、长短句，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再到白话新诗的不断新变，若没有内容、风格上从写实到浪漫、从婉约到豪放、从阳刚到阴柔的种种嬗递，哪里会有三千年诗国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呢？所以，我们应该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对国钦先生的创新探索实践投以嘉许和关注，多给一些理解和宽容，多给一些支持和鼓励，而不是相反。当然，国钦先生也要更大度一些，要善于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来丰富、完善自己。退一步讲，即便度词新词被实践证明“开创”错了，那也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此路不通”的教训和警醒，其价值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感受知时斋的诗词创新力00知时斋说诗令人欣慰的是，国钦先生并没有在责难、挤压面前退缩，反倒在长期的坎坷际遇与艰辛途程中站得更稳，走得更好！这有国钦先生的《度词·气如虹》为证：

……鼓掌何轻松？细说丹城。灵魂圣地自深情。腐鼠鹓雏身外事，大水总朝东。守望任从容。莫道苦衷。歌吟二九路重重。窗外依然红日照，雨过气如虹。

再看他在《度词·康桥惜别》中，是如何表达自己复杂心情并乐观坦荡地展望未来的：

……守望歌吟最不堪，只身唯有气如兰。知否风光凭手绘？康桥惜别再扬帆。乱云渡，情自安；心热热，意憨憨。把来鸿去雁千忧百虑捐。新词喜度更无前。寻芳草，出阳关。

诸君请注意：当一个人达到“把来鸿去雁千忧百虑捐”这种境界的时候，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得住他前进的步伐呢？在这里，笔者衷心希望度词新词的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能够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衷心祝愿国钦先生能够早日寻得“芳草”、走出“阳关”。

双枪将与多面创新

笔者曾在前面提到的一篇旧文中，称国钦先生为“双枪将”，主要是说他在诗词创作与诗词理论两个方面都颇有斩获。但后来发现，国钦先生同时还是多个方面的“双枪将”呢！

1983年3月，作为大四学生的国钦先生，在距离毕业只有三个多月之际，与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创办河南大学“羽帆诗社”，并且担任了首任社长。他在“羽帆诗社”成立大会上充满期待地说：“若干年之后，如果能够有一位、两位、三位诗友从我们的‘羽帆诗社’走出来，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的著名诗人，那就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实际上，从“羽帆诗社”走出来的著名诗人远远不止一位、两位、三位，而是一批、一群，代表性的诗人名字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张鲜明、李暄、李霞、杨吉哲、董林、高金光、吴元成、萍子、刘静沙、西屿、史大观等。2013年12月，纪念“羽帆诗社”成立三十周年暨十卷本《羽帆诗选》出版新闻发布会在河南大学新校区隆重举行。应邀与会的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羽帆诗社’，我省当代诗歌史是要重写的。”是的，在恢复高考之后的河南乃至全国大学里，由学生自己创办的诗歌社团比较普遍。但这些社团能够由学生一届接一届地传承三十多年仍然生机勃勃者，恐怕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国钦先生2004年出版的《歌吟之旅》中，就有“羽帆卷”“新诗卷”两部分内容。在河南诗词学会、河南省诗歌学会甚至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的活动上，经常能够见到国钦先生的身影。而他对于诗歌(词)的这些特殊贡献，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一个诗人令人惊叹的艺术创造创新能力。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无疑是要更为广泛、更为持久地在当代诗坛发挥积极作用的。

不唯如此，国钦先生在诗词评论与诗词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有着非常突出的特色与引人注目的亮点。除以上谈到的文章外，国钦先生在诗词理论方面还有《中华诗词当代创作之我见》、“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中国诗圣的襟怀》等文章先后面世。他这些文章表述的观点，大多卓有创见，令人耳目一新。

如《胡适和他的七首“白话词”》一文，在客观肯定胡适对白话新诗开创性贡献的同时，也着重评价了胡适在白话词方面的艺术成就。尤其是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以《沁园春·誓诗》的词体形式来表达他“文章革命何疑”的信心与决心，确实是一个很生动、很有趣的例子，其他学者还真是很少言及。国钦先生对这个有趣现象的独特发现和巧妙诠释，给胡适在新、旧文学史上找到一个不言自明的合适位置。再如《诗词：该如何对待毛泽东？》一文，原为1993年“海内外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时竟为八次掌声打断。当时，他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十年后的2003年，他这篇文章又先后被《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刊发。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中的许多观点仍然令人信服，也仍然被很多研究者引用。又如《平仄人生“高大上”，“毛氏唱和”尽奇观》一文，条分缕析，层层推论，第一次明确地为毛泽东诗词确立了“高大上”的文学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毛氏唱和”的全新概念。正是这篇文章，为他在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的社会兼职之外，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的社会兼职——至此，他既是两大学会分别在本埠的唯一常务理事，更是本埠两大学会“双常务”的唯一拥有者。这一殊荣的获得，确属名副其实、实至名归。另如《试论“诗词入史”及与新诗的和谐发展》一文，就当代诗词是否能够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与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等著名学者进行商榷。文章的基本观点，不仅深刻而且犀利，颇有独到之处。其求真务实的勇气及创新精神，更令人感佩。

按照国钦先生自己的说法，文学出版是他一生“安身立命”的职业。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本职工作岗位上，他先后策划、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及《毛泽东诗词唱和》《中华新韵府》《中州诗词精华》等相关诗词图书，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华诗词十五年年鉴》《河南当代诗词选》《河南当代诗词选(续)》及“新纪元中华诗词艺术书库”(6辑60卷)、10卷本的《羽帆诗选》，编著出版了“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之《云中谁寄锦书来：宋代合集》等诗词著作。笔者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是国内首部尝试打通中国古典诗歌与20世纪新诗的著作，也是由国钦先生于2004年春天责编出版的。

应邀作序，不由得多说了几句实话、真话。一不小心，拙序显得有点长了。即便如此，笔者还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好在国钦先生的文章尽萃一书，并且对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类分及安排，那还是请各位读者直接从他的著述里寻找自己的答案吧！

是为序。

2016年10月写于扬子居

(杨景龙：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年度人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