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上海人

第二章 西风独凉·花样年华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资格、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的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张爱玲·迟暮

到底是上海人

她本自海上而来,光阴借走的七年,她在暮霭沉沉的大宅中蜗居。然而,命运的迂回,让她也不禁要感叹:“到底是上海人!”

上海是张爱玲的底色,它已然成为一个标签,与张爱玲的人生沉浮密不可分地绑定在一起。这座城市与张爱玲气味相投,它的精致、它的繁华、它的纷乱、它的苍凉,都可以与爱玲的文字充分地咬合在一起,酝酿一场将要席卷中华大地的“海上”风潮。

1928年,张爱玲8岁,张家举家迁回上海。她开心地接受着鲜艳的大千世界,却一个不小心就迈入了薄情的国度。

这一年,北方的局势很不太平。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会面,计划要断奉系张作霖的铁路线,准备向天津进军,京津地区面临着一场大战,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京津地区居住的遗老遗少为了避祸,都想要尽快地远离战争,而当时的上海租界区正是避难的好去处。张家自然也不例外,况且他们的老宅就在上海。

不过,据张子静所说,他们的父亲之所以要搬家,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廷重曾经托一个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长的堂房兄长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但他不仅不去上班,还因为种种恶习而声名狼藉,甚至影响了他的堂房兄长的名誉,于是被撤了职,他自己也搞得颜面尽失,在天津再也待不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廷重决定搬回上海去住,同时写信给远在欧洲的妻子,求她尽快回国。

小爱玲坐在摇晃的大船上,她从未在书中看到过海的礼赞,第一次瞧见翻涌的大海,她却有一种由衷的欢喜。浪花卷动起来,都是快乐的弧线。海浪翻滚着,她的血液也翻滚着。如果冥冥中有天注定这件事,她相信自己与海有缘。然而,这时她尚且不知,多年后,当她望着同一片海,眼底到心底,却翻涌起了另一种忧伤。

她睡在船舱里,身体和记忆一起摇摇晃晃,她没有喝过酒,却仿似有一种醉酒的朦胧感。有时,她会捧读片刻《西游记》,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她却品得津津有味。虽然那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那里没有水。原来在她小小的心灵里,也向往着一段举世无双的神秘故事。

总有人喜欢把女子喻为水,因为水至柔至刚,至纯至美。张爱玲是水,她容纳着世间所有的薄幸和寡情,然后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经过黑水绿洋,她说,“仿佛的确是黑得漆黑,绿得碧绿”。她是喜欢海的,因为海辽阔、壮美,她坐在甲板上看夕阳。船在水面荡漾,沧海一粟,于孤帆远影中她窥探着自己的渺小。

旧上海,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什么?是款式多变的旗袍?还是乱世中的柔情?在孩子的眼中,这里有大大的汽车、满街穿行的黄包车和卖报的孩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不同款式的衣服,婀娜地穿行在历史的街道上。

到了上海,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张爱玲的心里仿佛一下子被注射了满满的归属感。她坐在马车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儿快要歌唱起来。此时,她是非常快乐的,像是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的蓝蝴蝶,她感到了自在、愉快的空气。

刚到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张爱玲和爸爸暂住在成定路的一条里弄里,他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这小房子远没有天津的大洋房阔气舒服,在旁人的眼中,曾经烜赫一时的张家真的落寞了。可是对于张爱玲,却有一种朱红的快乐。

孩子眼中的世界与大人不同。在世俗的目光里,房子是以“大”与“小”为分别,亲人以“远”和“近”为分别,幸福是以“富”与“穷”为分别。可是在爱玲的心里,只要有家庭的温暖,有一处平静自由的天地,哪里都是天堂。

然而,快乐的感受是稍纵即逝的。虽然在那小气而古旧的石库门房子里,天津家中那种春日迟迟的氛围再也找不到了,但很快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闯入她的心中。时隔多年,她仍旧记得那个下雨天,如同鬼影一般的死亡气氛,从窗口蔓延到整个家中。

上海是个多雨的城市,梅子成熟时,窗外整日里缠缠绵绵地下着雨。父亲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双目直视前方,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可别人总是听不清楚。

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小爱玲很害怕。那个时候的张廷重,已经打了过度的吗啡针,进入另一个世界里。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究竟是看到了天堂的光,还是触到了死神的衣角。但爱玲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感受,她的恐惧是切实的,她感到自己后背的毛孔全部打开,应该是一种来自死亡的威胁。她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能说,也不敢哭泣,只能手足无措地恐惧着,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不能理解也不能排遣的感受。

每到那种时刻,一切瞬间变得突兀起来,包括那北方不曾见过的粗暴有声的大雨,一些不安的东西,从虚无中猛然冲出来,迎面扑向小小的心灵。她惴惴不安地守在父亲身边,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世界上有令人恐惧的一面,那是一片阴森可怖的暗影,突然地移进了她的视野。

所幸这种阴影并未持续太久,她终于不必孤单地面对这种情景,因为她的母亲及时地从外国回来了。当女佣告诉小爱玲这个消息时,她觉得自己内心那个黑暗潮湿的小房间里,陡然射入了一束温暖阳光。

其实,从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出发。得知母亲的回来,爱玲的心里除了高兴与期待,还有着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在年幼的时光里,母亲的形象是她日夜思念的对象,可是细细想来,对母亲的印象,依稀还停留在四年前,那个波光粼粼的离别场景。母亲在她眼中一直是神秘而辽远的。甚至,母亲的样子,她也有些模糊了。

在小爱玲眼中,妈妈长得像外国人,她的头发不是很黑,肤色也不白,有些拉丁民族的味道。她在英法两国耳濡目染的时髦装扮和优雅风度,更让人觉得她同一般的中国女人不同。其实,母亲家里十分守旧,因而她从小就缠足,但据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比一直是天足的张茂渊滑得还要好。

张爱玲曾经俏皮又骄傲地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女人。

母亲黄素琼回来的那天,小张爱玲吵着要穿上一件小红袄,那是她认为最俏皮的衣服。可是,黄素琼看见张爱玲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了这样小的一件衣服?”

不久,小爱玲就做了新衣,一切就都不同了:张廷重痛改前非,被送到了医院。张爱玲和母亲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母亲的到来,解救了父亲,驱走了家中的恐怖。其后,她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气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对八岁的张爱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觉得,自己原本的生命航线已经驶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亏了母亲的回归,才让她的人生,画了一个完美的弧线,转入另一个轨道。

家,很多种颜色

上海宝龙花园,一幢欧式洋房里,藏着一个大放异彩的世界,那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它的名字叫作文化。

摩登家具,错落有致的摆设,色彩鲜明的装饰,墙上的大大的穿衣镜,装着热水汀的房间……斯文雅致,宽阔明净。

天津的家,也是洋房。可它昏暗,摆着古旧的实木太师椅,印象里都是父亲斜靠在炕上,烟枪里冒出呛鼻的年轮。在这个窗明几净的西方现代化家中,沉淀着历史气味的古老记忆慢慢退去,也在小爱玲的心中消散。母亲和姑姑,正是这个家和张爱玲的改革者。

在女孩朦胧的认知里,古老的记忆遭到了现代文明的取代。一个是黑白幻影,一个是彩色相片。彩色相片最终取代了黑白幻影,让刚刚被文化启蒙的女孩的生活焕发着光彩,也带给她不可磨灭的快乐,那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幸福。

姑姑常常在家中练习弹钢琴,母亲有时站在她后面啦啦啦地唱歌,张爱玲在旁边听着。那美妙优雅的声音,明亮得像初升的晨光,轻柔地带她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在欧洲时,母亲就读于一所美术学校,虽然据黄素琼自己说是“非常散漫自由地去读书”,可她在美术方面的确颇有天赋。这位新派太太回归上海之后,经常在家中作画。因为画油画的关系,她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经常在一个圈子里聚会、交流。当然,最终她并没有走进绘画领域的主流视野,如今也已经看不到她的绘画作品,但在她精心上色的两张照片——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单人照片上,也不难看出她对色彩敏锐的把握能力。

张爱玲正式学画也在这个时期。黄素琼有时候也给张爱玲讲一点儿绘画的常识,她告诉张爱玲,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通常来说,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可是红的背景会显得太过突兀,总觉得近在眼前。

不过,张爱玲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判断的孩子,她钦佩母亲的绘画才华,不过喜好是血液里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敏感。她喜欢红色,在她心中,仿佛红色象征着光明的家,触手可及,温暖柔亮。

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这是张爱玲自己的选择,这也在幼年时成了她的一个小小癖好。画小人时,她也愿意在纸上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多年后,张爱玲在文章中谈起对于这个家的记忆,她说,浮现眼前的是两种颜色——红的和蓝的。她把这个家称作“红的蓝的家”,旧的玫瑰红色的地毯,覆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和煦;红地毯上配套着蓝色的椅子,色彩鲜明的对比,仿佛是她用油彩画出来的。

红配蓝,看似是不甚和谐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

母亲会纠正张爱玲的错位思想: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用。浪漫的种子正在发芽,它有着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其实,令她欢喜的,是一种难以忘却的欣悦的记忆。

家中常常有很多看起来十分绅士的人来做客,他们的娱乐消遣也是活泼有趣、令人难忘的。多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胖伯母和她的母亲,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逗得她哈哈大笑,控制不住地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成年后的张爱玲,有着洞悉一切情感的犀利,有着不相信任何感情的悲观。她真正认识到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着生活。世事本就薄情,又何必太过在意?她选择在薄情的世界里,多情地活着。

然而,她从不掩饰对这一段生活的喜爱。她享受这一段回忆。因为这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致。

刚搬到上海的张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兴奋炫耀之情溢于言表。她没得到回信,她是得不到回信的——那样的粗俗夸耀,任谁也是要讨厌的吧?

大约是想要补偿四年的不闻不问,张爱玲的母亲现在要对她的前途负一些责任了。她要将爱玲从遗老遗少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准备把这个不满9岁的小女孩培养成一个与时代相协调的,甚至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现代女性。

张爱玲对母亲的训练十分配合,她不再穿侉气的中国旧式衣服,改穿式样新颖别致的洋装;画画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据张爱玲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自己的评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张爱玲曾说自己:“9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还是美术做我终生的事业。看了一场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或许是童年时光的变故,爱玲显得比同龄人更加多愁善感,总是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然也会触动心底的某一根细弦,簌簌掉下泪来。每到这时,母亲会半开玩笑地对弟弟说:“看看你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被母亲夸奖着,一高兴,爱玲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会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有切身的感受,明白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有多滑稽。

爱玲听母亲读,她便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因为一看到这篇小说,张爱玲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之后的冷冰冰的亲子关系相比,《二马》联结着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经过母亲的谆谆教导,张爱玲养成了极为矜持的淑女式的社交态度。她本就是孤独内向的孩子,天生多疑的她更喜欢与世隔绝,惜语如金。矜持的淑女式社交态度与她原有的性格非常合拍,所以母亲很是欣慰自己的教育成果。

事实上,张爱玲不仅矜持,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拘谨的。

有一次,她的俄国钢琴老师在家里开音乐会,可是她弹得不太好。为此,张爱玲很是愧疚,牙齿紧紧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尽管老师并没有批评她的意思。再后来吃点心的时候,她竟然连一点吃点心的心情也没有了,一味地对老师说:“不吃了,谢谢。”

在母亲的熏染下,她终于告别了传统古板的私塾教育,再也不用一唱三叹,站在父亲的榻前背书,也不用担心因为背不出来父亲要求的篇章而挨罚。

她像所有的现代女孩那样进到洋学堂里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她九岁时写的一封投稿信可以知道她当时正在家里补习英文,预备第二年考小学四年级;后来尽管已经出院的父亲一再大闹着反对送她进洋学堂,但她还是被母亲坚持着——据说是像拐卖人口一般地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关于她在小学里的情况,除了在填写入学证时由母亲给她取了“张爱玲”这个名字外,另一件可以确切知道的事情是她第一次写了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

张爱玲从小就被誉为天才。她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她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的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要从下面这篇算起。

那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以女主人公的投湖自杀为结局,故事情节很可能是她所阅读的现代爱情小说的一个模仿品,至于她让故事里的少女选择西湖作为自杀地点,是因为她刚刚被母亲领着到杭州游玩过,在她的印象里,西湖很美,尽管她母亲向她指出这一情节显得不真实,她还是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宁肯牺牲情节上的可信性,她也要让少女的死有一种诗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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