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风独凉·花样年华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资格、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的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张爱玲·迟暮

到底是上海人

她本自海上而来，光阴借走的七年，她在暮霭沉沉的大宅中蜗居。然而，命运的迂回，让她也不禁要感叹：“到底是上海人！”

上海是张爱玲的底色，它已然成为一个标签，与张爱玲的人生沉浮密不可分地绑定在一起。这座城市与张爱玲气味相投，它的精致、它的繁华、它的纷乱、它的苍凉，都可以与爱玲的文字充分地咬合在一起，酝酿一场将要席卷中华大地的“海上”风潮。

1928年，张爱玲8岁，张家举家迁回上海。她开心地接受着鲜艳的大千世界，却一个不小心就迈入了薄情的国度。

这一年，北方的局势很不太平。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会面，计划要断奉系张作霖的铁路线，准备向天津进军，京津地区面临着一场大战，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京津地区居住的遗老遗少为了避祸，都想要尽快地远离战争，而当时的上海租界区正是避难的好去处。张家自然也不例外，况且他们的老宅就在上海。

不过，据张子静所说，他们的父亲之所以要搬家，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廷重曾经托一个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长的堂房兄长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但他不仅不去上班，还因为种种恶习而声名狼藉，甚至影响了他的堂房兄长的名誉，于是被撤了职，他自己也搞得颜面尽失，在天津再也待不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廷重决定搬回上海去住，同时写信给远在欧洲的妻子，求她尽快回国。

小爱玲坐在摇晃的大船上，她从未在书中看到过海的礼赞，第一次瞧见翻涌的大海，她却有一种由衷的欢喜。浪花卷动起来，都是快乐的弧线。海浪翻滚着，她的血液也翻滚着。如果冥冥中有天注定这件事，她相信自己与海有缘。然而，这时她尚且不知，多年后，当她望着同一片海，眼底到心底，却翻涌起了另一种忧伤。

她睡在船舱里，身体和记忆一起摇摇晃晃，她没有喝过酒，却仿似有一种醉酒的朦胧感。有时，她会捧读片刻《西游记》，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她却品得津津有味。虽然那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那里没有水。原来在她小小的心灵里，也向往着一段举世无双的神秘故事。

总有人喜欢把女子喻为水，因为水至柔至刚，至纯至美。张爱玲是水，她容纳着世间所有的薄幸和寡情，然后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经过黑水绿洋，她说，“仿佛的确是黑得漆黑，绿得碧绿”。她是喜欢海的，因为海辽阔、壮美，她坐在甲板上看夕阳。船在水面荡漾，沧海一粟，于孤帆远影中她窥探着自己的渺小。

旧上海，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什么？是款式多变的旗袍？还是乱世中的柔情？在孩子的眼中，这里有大大的汽车、满街穿行的黄包车和卖报的孩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不同款式的衣服，婀娜地穿行在历史的街道上。

到了上海，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张爱玲的心里仿佛一下子被注射了满满的归属感。她坐在马车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儿快要歌唱起来。此时，她是非常快乐的，像是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的蓝蝴蝶，她感到了自在、愉快的空气。

刚到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张爱玲和爸爸暂住在成定路的一条里弄里，他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这小房子远没有天津的大洋房阔气舒服，在旁人的眼中，曾经烜赫一时的张家真的落寞了。可是对于张爱玲，却有一种朱红的快乐。

孩子眼中的世界与大人不同。在世俗的目光里，房子是以“大”与“小”为分别，亲人以“远”和“近”为分别，幸福是以“富”与“穷”为分别。可是在爱玲的心里，只要有家庭的温暖，有一处平静自由的天地，哪里都是天堂。

然而，快乐的感受是稍纵即逝的。虽然在那小气而古旧的石库门房子里，天津家中那种春日迟迟的氛围再也找不到了，但很快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闯入她的心中。时隔多年，她仍旧记得那个下雨天，如同鬼影一般的死亡气氛，从窗口蔓延到整个家中。

上海是个多雨的城市，梅子成熟时，窗外整日里缠缠绵绵地下着雨。父亲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双目直视前方，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可别人总是听不清楚。

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小爱玲很害怕。那个时候的张廷重，已经打了过度的吗啡针，进入另一个世界里。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究竟是看到了天堂的光，还是触到了死神的衣角。但爱玲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感受，她的恐惧是切实的，她感到自己后背的毛孔全部打开，应该是一种来自死亡的威胁。她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能说，也不敢哭泣，只能手足无措地恐惧着，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不能理解也不能排遣的感受。

每到那种时刻，一切瞬间变得突兀起来，包括那北方不曾见过的粗暴有声的大雨，一些不安的东西，从虚无中猛然冲出来，迎面扑向小小的心灵。她惴惴不安地守在父亲身边，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世界上有令人恐惧的一面，那是一片阴森可怖的暗影，突然地移进了她的视野。

所幸这种阴影并未持续太久，她终于不必孤单地面对这种情景，因为她的母亲及时地从外国回来了。当女佣告诉小爱玲这个消息时，她觉得自己内心那个黑暗潮湿的小房间里，陡然射入了一束温暖阳光。

其实，从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出发。得知母亲的回来，爱玲的心里除了高兴与期待，还有着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在年幼的时光里，母亲的形象是她日夜思念的对象，可是细细想来，对母亲的印象，依稀还停留在四年前，那个波光粼粼的离别场景。母亲在她眼中一直是神秘而辽远的。甚至，母亲的样子，她也有些模糊了。

在小爱玲眼中，妈妈长得像外国人，她的头发不是很黑，肤色也不白，有些拉丁民族的味道。她在英法两国耳濡目染的时髦装扮和优雅风度，更让人觉得她同一般的中国女人不同。其实，母亲家里十分守旧，因而她从小就缠足，但据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比一直是天足的张茂渊滑得还要好。

张爱玲曾经俏皮又骄傲地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女人。

母亲黄素琼回来的那天，小张爱玲吵着要穿上一件小红袄，那是她认为最俏皮的衣服。可是，黄素琼看见张爱玲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了这样小的一件衣服？”

不久，小爱玲就做了新衣，一切就都不同了：张廷重痛改前非，被送到了医院。张爱玲和母亲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母亲的到来，解救了父亲，驱走了家中的恐怖。其后，她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气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对八岁的张爱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觉得，自己原本的生命航线已经驶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亏了母亲的回归，才让她的人生，画了一个完美的弧线，转入另一个轨道。

家，很多种颜色

上海宝龙花园，一幢欧式洋房里，藏着一个大放异彩的世界，那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它的名字叫作文化。

摩登家具，错落有致的摆设，色彩鲜明的装饰，墙上的大大的穿衣镜，装着热水汀的房间……斯文雅致，宽阔明净。

天津的家，也是洋房。可它昏暗，摆着古旧的实木太师椅，印象里都是父亲斜靠在炕上，烟枪里冒出呛鼻的年轮。在这个窗明几净的西方现代化家中，沉淀着历史气味的古老记忆慢慢退去，也在小爱玲的心中消散。母亲和姑姑，正是这个家和张爱玲的改革者。

在女孩朦胧的认知里，古老的记忆遭到了现代文明的取代。一个是黑白幻影，一个是彩色相片。彩色相片最终取代了黑白幻影，让刚刚被文化启蒙的女孩的生活焕发着光彩，也带给她不可磨灭的快乐，那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幸福。

姑姑常常在家中练习弹钢琴，母亲有时站在她后面啦啦啦地唱歌，张爱玲在旁边听着。那美妙优雅的声音，明亮得像初升的晨光，轻柔地带她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在欧洲时，母亲就读于一所美术学校，虽然据黄素琼自己说是“非常散漫自由地去读书”，可她在美术方面的确颇有天赋。这位新派太太回归上海之后，经常在家中作画。因为画油画的关系，她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经常在一个圈子里聚会、交流。当然，最终她并没有走进绘画领域的主流视野，如今也已经看不到她的绘画作品，但在她精心上色的两张照片——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单人照片上，也不难看出她对色彩敏锐的把握能力。

张爱玲正式学画也在这个时期。黄素琼有时候也给张爱玲讲一点儿绘画的常识，她告诉张爱玲，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通常来说，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可是红的背景会显得太过突兀，总觉得近在眼前。

不过，张爱玲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判断的孩子，她钦佩母亲的绘画才华，不过喜好是血液里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敏感。她喜欢红色，在她心中，仿佛红色象征着光明的家，触手可及，温暖柔亮。

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这是张爱玲自己的选择，这也在幼年时成了她的一个小小癖好。画小人时，她也愿意在纸上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多年后，张爱玲在文章中谈起对于这个家的记忆，她说，浮现眼前的是两种颜色——红的和蓝的。她把这个家称作“红的蓝的家”，旧的玫瑰红色的地毯，覆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和煦；红地毯上配套着蓝色的椅子，色彩鲜明的对比，仿佛是她用油彩画出来的。

红配蓝，看似是不甚和谐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

母亲会纠正张爱玲的错位思想：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用。浪漫的种子正在发芽，它有着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其实，令她欢喜的，是一种难以忘却的欣悦的记忆。

家中常常有很多看起来十分绅士的人来做客，他们的娱乐消遣也是活泼有趣、令人难忘的。多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胖伯母和她的母亲，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逗得她哈哈大笑，控制不住地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成年后的张爱玲，有着洞悉一切情感的犀利，有着不相信任何感情的悲观。她真正认识到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着生活。世事本就薄情，又何必太过在意？她选择在薄情的世界里，多情地活着。

然而，她从不掩饰对这一段生活的喜爱。她享受这一段回忆。因为这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致。

刚搬到上海的张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兴奋炫耀之情溢于言表。她没得到回信，她是得不到回信的——那样的粗俗夸耀，任谁也是要讨厌的吧？

大约是想要补偿四年的不闻不问，张爱玲的母亲现在要对她的前途负一些责任了。她要将爱玲从遗老遗少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准备把这个不满9岁的小女孩培养成一个与时代相协调的，甚至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现代女性。

张爱玲对母亲的训练十分配合，她不再穿侉气的中国旧式衣服，改穿式样新颖别致的洋装；画画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据张爱玲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自己的评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张爱玲曾说自己：“9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还是美术做我终生的事业。看了一场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或许是童年时光的变故，爱玲显得比同龄人更加多愁善感，总是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然也会触动心底的某一根细弦，簌簌掉下泪来。每到这时，母亲会半开玩笑地对弟弟说：“看看你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被母亲夸奖着，一高兴，爱玲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会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有切身的感受，明白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有多滑稽。

爱玲听母亲读，她便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因为一看到这篇小说，张爱玲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之后的冷冰冰的亲子关系相比，《二马》联结着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经过母亲的谆谆教导，张爱玲养成了极为矜持的淑女式的社交态度。她本就是孤独内向的孩子，天生多疑的她更喜欢与世隔绝，惜语如金。矜持的淑女式社交态度与她原有的性格非常合拍，所以母亲很是欣慰自己的教育成果。

事实上，张爱玲不仅矜持，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拘谨的。

有一次，她的俄国钢琴老师在家里开音乐会，可是她弹得不太好。为此，张爱玲很是愧疚，牙齿紧紧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尽管老师并没有批评她的意思。再后来吃点心的时候，她竟然连一点吃点心的心情也没有了，一味地对老师说：“不吃了，谢谢。”

在母亲的熏染下，她终于告别了传统古板的私塾教育，再也不用一唱三叹，站在父亲的榻前背书，也不用担心因为背不出来父亲要求的篇章而挨罚。

她像所有的现代女孩那样进到洋学堂里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她九岁时写的一封投稿信可以知道她当时正在家里补习英文，预备第二年考小学四年级；后来尽管已经出院的父亲一再大闹着反对送她进洋学堂，但她还是被母亲坚持着——据说是像拐卖人口一般地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关于她在小学里的情况，除了在填写入学证时由母亲给她取了“张爱玲”这个名字外，另一件可以确切知道的事情是她第一次写了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

张爱玲从小就被誉为天才。她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她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的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要从下面这篇算起。

那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以女主人公的投湖自杀为结局，故事情节很可能是她所阅读的现代爱情小说的一个模仿品，至于她让故事里的少女选择西湖作为自杀地点，是因为她刚刚被母亲领着到杭州游玩过，在她的印象里，西湖很美，尽管她母亲向她指出这一情节显得不真实，她还是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宁肯牺牲情节上的可信性，她也要让少女的死有一种诗意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