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风独凉·花样年华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资格、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的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张爱玲·迟暮
到底是上海人
她本自海上而来，光阴借走的七年，她在暮霭沉沉的大宅中蜗居。然而，命运的迂回，让她也不禁要感叹：“到底是上海人！”
上海是张爱玲的底色，它已然成为一个标签，与张爱玲的人生沉浮密不可分地绑定在一起。这座城市与张爱玲气味相投，它的精致、它的繁华、它的纷乱、它的苍凉，都可以与爱玲的文字充分地咬合在一起，酝酿一场将要席卷中华大地的“海上”风潮。
1928年，张爱玲8岁，张家举家迁回上海。她开心地接受着鲜艳的大千世界，却一个不小心就迈入了薄情的国度。
这一年，北方的局势很不太平。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会面，计划要断奉系张作霖的铁路线，准备向天津进军，京津地区面临着一场大战，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京津地区居住的遗老遗少为了避祸，都想要尽快地远离战争，而当时的上海租界区正是避难的好去处。张家自然也不例外，况且他们的老宅就在上海。
不过，据张子静所说，他们的父亲之所以要搬家，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廷重曾经托一个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长的堂房兄长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但他不仅不去上班，还因为种种恶习而声名狼藉，甚至影响了他的堂房兄长的名誉，于是被撤了职，他自己也搞得颜面尽失，在天津再也待不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廷重决定搬回上海去住，同时写信给远在欧洲的妻子，求她尽快回国。
小爱玲坐在摇晃的大船上，她从未在书中看到过海的礼赞，第一次瞧见翻涌的大海，她却有一种由衷的欢喜。浪花卷动起来，都是快乐的弧线。海浪翻滚着，她的血液也翻滚着。如果冥冥中有天注定这件事，她相信自己与海有缘。然而，这时她尚且不知，多年后，当她望着同一片海，眼底到心底，却翻涌起了另一种忧伤。
她睡在船舱里，身体和记忆一起摇摇晃晃，她没有喝过酒，却仿似有一种醉酒的朦胧感。有时，她会捧读片刻《西游记》，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她却品得津津有味。虽然那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那里没有水。原来在她小小的心灵里，也向往着一段举世无双的神秘故事。
总有人喜欢把女子喻为水，因为水至柔至刚，至纯至美。张爱玲是水，她容纳着世间所有的薄幸和寡情，然后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经过黑水绿洋，她说，“仿佛的确是黑得漆黑，绿得碧绿”。她是喜欢海的，因为海辽阔、壮美，她坐在甲板上看夕阳。船在水面荡漾，沧海一粟，于孤帆远影中她窥探着自己的渺小。
旧上海，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什么？是款式多变的旗袍？还是乱世中的柔情？在孩子的眼中，这里有大大的汽车、满街穿行的黄包车和卖报的孩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不同款式的衣服，婀娜地穿行在历史的街道上。
到了上海，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张爱玲的心里仿佛一下子被注射了满满的归属感。她坐在马车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儿快要歌唱起来。此时，她是非常快乐的，像是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的蓝蝴蝶，她感到了自在、愉快的空气。
刚到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张爱玲和爸爸暂住在成定路的一条里弄里，他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这小房子远没有天津的大洋房阔气舒服，在旁人的眼中，曾经烜赫一时的张家真的落寞了。可是对于张爱玲，却有一种朱红的快乐。
孩子眼中的世界与大人不同。在世俗的目光里，房子是以“大”与“小”为分别，亲人以“远”和“近”为分别，幸福是以“富”与“穷”为分别。可是在爱玲的心里，只要有家庭的温暖，有一处平静自由的天地，哪里都是天堂。
然而，快乐的感受是稍纵即逝的。虽然在那小气而古旧的石库门房子里，天津家中那种春日迟迟的氛围再也找不到了，但很快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闯入她的心中。时隔多年，她仍旧记得那个下雨天，如同鬼影一般的死亡气氛，从窗口蔓延到整个家中。
上海是个多雨的城市，梅子成熟时，窗外整日里缠缠绵绵地下着雨。父亲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双目直视前方，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可别人总是听不清楚。
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小爱玲很害怕。那个时候的张廷重，已经打了过度的吗啡针，进入另一个世界里。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究竟是看到了天堂的光，还是触到了死神的衣角。但爱玲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感受，她的恐惧是切实的，她感到自己后背的毛孔全部打开，应该是一种来自死亡的威胁。她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能说，也不敢哭泣，只能手足无措地恐惧着，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不能理解也不能排遣的感受。
每到那种时刻，一切瞬间变得突兀起来，包括那北方不曾见过的粗暴有声的大雨，一些不安的东西，从虚无中猛然冲出来，迎面扑向小小的心灵。她惴惴不安地守在父亲身边，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世界上有令人恐惧的一面，那是一片阴森可怖的暗影，突然地移进了她的视野。
所幸这种阴影并未持续太久，她终于不必孤单地面对这种情景，因为她的母亲及时地从外国回来了。当女佣告诉小爱玲这个消息时，她觉得自己内心那个黑暗潮湿的小房间里，陡然射入了一束温暖阳光。
其实，从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出发。得知母亲的回来，爱玲的心里除了高兴与期待，还有着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在年幼的时光里，母亲的形象是她日夜思念的对象，可是细细想来，对母亲的印象，依稀还停留在四年前，那个波光粼粼的离别场景。母亲在她眼中一直是神秘而辽远的。甚至，母亲的样子，她也有些模糊了。
在小爱玲眼中，妈妈长得像外国人，她的头发不是很黑，肤色也不白，有些拉丁民族的味道。她在英法两国耳濡目染的时髦装扮和优雅风度，更让人觉得她同一般的中国女人不同。其实，母亲家里十分守旧，因而她从小就缠足，但据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比一直是天足的张茂渊滑得还要好。
张爱玲曾经俏皮又骄傲地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女人。
母亲黄素琼回来的那天，小张爱玲吵着要穿上一件小红袄，那是她认为最俏皮的衣服。可是，黄素琼看见张爱玲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了这样小的一件衣服？”
不久，小爱玲就做了新衣，一切就都不同了：张廷重痛改前非，被送到了医院。张爱玲和母亲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母亲的到来，解救了父亲，驱走了家中的恐怖。其后，她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气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对八岁的张爱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觉得，自己原本的生命航线已经驶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亏了母亲的回归，才让她的人生，画了一个完美的弧线，转入另一个轨道。
家，很多种颜色
上海宝龙花园，一幢欧式洋房里，藏着一个大放异彩的世界，那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它的名字叫作文化。
摩登家具，错落有致的摆设，色彩鲜明的装饰，墙上的大大的穿衣镜，装着热水汀的房间……斯文雅致，宽阔明净。
天津的家，也是洋房。可它昏暗，摆着古旧的实木太师椅，印象里都是父亲斜靠在炕上，烟枪里冒出呛鼻的年轮。在这个窗明几净的西方现代化家中，沉淀着历史气味的古老记忆慢慢退去，也在小爱玲的心中消散。母亲和姑姑，正是这个家和张爱玲的改革者。
在女孩朦胧的认知里，古老的记忆遭到了现代文明的取代。一个是黑白幻影，一个是彩色相片。彩色相片最终取代了黑白幻影，让刚刚被文化启蒙的女孩的生活焕发着光彩，也带给她不可磨灭的快乐，那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幸福。
姑姑常常在家中练习弹钢琴，母亲有时站在她后面啦啦啦地唱歌，张爱玲在旁边听着。那美妙优雅的声音，明亮得像初升的晨光，轻柔地带她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在欧洲时，母亲就读于一所美术学校，虽然据黄素琼自己说是“非常散漫自由地去读书”，可她在美术方面的确颇有天赋。这位新派太太回归上海之后，经常在家中作画。因为画油画的关系，她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经常在一个圈子里聚会、交流。当然，最终她并没有走进绘画领域的主流视野，如今也已经看不到她的绘画作品，但在她精心上色的两张照片——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单人照片上，也不难看出她对色彩敏锐的把握能力。
张爱玲正式学画也在这个时期。黄素琼有时候也给张爱玲讲一点儿绘画的常识，她告诉张爱玲，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通常来说，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可是红的背景会显得太过突兀，总觉得近在眼前。
不过，张爱玲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判断的孩子，她钦佩母亲的绘画才华，不过喜好是血液里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敏感。她喜欢红色，在她心中，仿佛红色象征着光明的家，触手可及，温暖柔亮。
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这是张爱玲自己的选择，这也在幼年时成了她的一个小小癖好。画小人时，她也愿意在纸上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多年后，张爱玲在文章中谈起对于这个家的记忆，她说，浮现眼前的是两种颜色——红的和蓝的。她把这个家称作“红的蓝的家”，旧的玫瑰红色的地毯，覆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和煦；红地毯上配套着蓝色的椅子，色彩鲜明的对比，仿佛是她用油彩画出来的。
红配蓝，看似是不甚和谐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
母亲会纠正张爱玲的错位思想：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用。浪漫的种子正在发芽，它有着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其实，令她欢喜的，是一种难以忘却的欣悦的记忆。
家中常常有很多看起来十分绅士的人来做客，他们的娱乐消遣也是活泼有趣、令人难忘的。多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胖伯母和她的母亲，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逗得她哈哈大笑，控制不住地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成年后的张爱玲，有着洞悉一切情感的犀利，有着不相信任何感情的悲观。她真正认识到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着生活。世事本就薄情，又何必太过在意？她选择在薄情的世界里，多情地活着。
然而，她从不掩饰对这一段生活的喜爱。她享受这一段回忆。因为这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致。
刚搬到上海的张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兴奋炫耀之情溢于言表。她没得到回信，她是得不到回信的——那样的粗俗夸耀，任谁也是要讨厌的吧？
大约是想要补偿四年的不闻不问，张爱玲的母亲现在要对她的前途负一些责任了。她要将爱玲从遗老遗少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准备把这个不满9岁的小女孩培养成一个与时代相协调的，甚至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现代女性。
张爱玲对母亲的训练十分配合，她不再穿侉气的中国旧式衣服，改穿式样新颖别致的洋装；画画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据张爱玲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自己的评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张爱玲曾说自己：“9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还是美术做我终生的事业。看了一场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或许是童年时光的变故，爱玲显得比同龄人更加多愁善感，总是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然也会触动心底的某一根细弦，簌簌掉下泪来。每到这时，母亲会半开玩笑地对弟弟说：“看看你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被母亲夸奖着，一高兴，爱玲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会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有切身的感受，明白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有多滑稽。
爱玲听母亲读，她便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因为一看到这篇小说，张爱玲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之后的冷冰冰的亲子关系相比，《二马》联结着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经过母亲的谆谆教导，张爱玲养成了极为矜持的淑女式的社交态度。她本就是孤独内向的孩子，天生多疑的她更喜欢与世隔绝，惜语如金。矜持的淑女式社交态度与她原有的性格非常合拍，所以母亲很是欣慰自己的教育成果。
事实上，张爱玲不仅矜持，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拘谨的。
有一次，她的俄国钢琴老师在家里开音乐会，可是她弹得不太好。为此，张爱玲很是愧疚，牙齿紧紧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尽管老师并没有批评她的意思。再后来吃点心的时候，她竟然连一点吃点心的心情也没有了，一味地对老师说：“不吃了，谢谢。”
在母亲的熏染下，她终于告别了传统古板的私塾教育，再也不用一唱三叹，站在父亲的榻前背书，也不用担心因为背不出来父亲要求的篇章而挨罚。
她像所有的现代女孩那样进到洋学堂里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她九岁时写的一封投稿信可以知道她当时正在家里补习英文，预备第二年考小学四年级；后来尽管已经出院的父亲一再大闹着反对送她进洋学堂，但她还是被母亲坚持着——据说是像拐卖人口一般地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关于她在小学里的情况，除了在填写入学证时由母亲给她取了“张爱玲”这个名字外，另一件可以确切知道的事情是她第一次写了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
张爱玲从小就被誉为天才。她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她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的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要从下面这篇算起。
那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以女主人公的投湖自杀为结局，故事情节很可能是她所阅读的现代爱情小说的一个模仿品，至于她让故事里的少女选择西湖作为自杀地点，是因为她刚刚被母亲领着到杭州游玩过，在她的印象里，西湖很美，尽管她母亲向她指出这一情节显得不真实，她还是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宁肯牺牲情节上的可信性，她也要让少女的死有一种诗意的背景。
爱玲的母亲是这篇小说的读者之一，但是还有许多和她同住一个宿舍里的同学们在蚊帐里争相翻阅，看来可以算是她第一篇在家庭以外广有读者的作品。
故事的主题是爱情的背叛和女人被抛弃后的绝望与自杀，对于年仅10岁的张爱玲来说，一定也是不能完全理解的，然而她竟然写成了，她以异乎寻常的虚构能力弥补了她在理智与情感经验方面的不足。
说到这里，已经是幸福家庭的尾声了，但张廷重的本性回归，粉碎了女儿华丽的梦。泛着多彩光华的家像是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
飘零，海中的孤岛
对于张爱玲来说，父亲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恶之花”。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的爱与改变，他曾经对母亲发誓过要重新开始，可是时间会让所有的海市蜃楼消失无形，也让所有的真相最终浮出水面。
伪装总是坚持不了太久，原来的那个父亲又回来了，带着他的遗少臭脾气，打算想法子弄光母亲所有的钱。
这个懦弱的男人只想到了这样一种可怜的维护家庭的方式，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张爱玲的母亲用自己的钱补贴家用，想着把她的钱花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
其实，张爱玲的父亲还没有不堪到挥霍无度的地步。他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无非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耳濡目染，在张爱玲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遗少脾气的男人都会想法子弄光女人的钱。大概，在张家这样大的家族里，这样的男人并不少见吧。
如今，已经无法分辨张廷重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对妻子的爱，还是一个贵族遗少的自尊心不能允许妻子做“第一代出走的娜拉”，或许两者都有吧。
爱与恨，黑与白，是与非，并不似考题一般有着分明的对与错。生活中的事情，有着许多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张廷重和黄逸梵（原名黄素琼）之间的感情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难以言明。
张爱玲的母亲冰雪聪明，自然很快明白了父亲的用意，所以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嘈杂难听的话语，有着极高的分贝，伴着玻璃、瓷器被摔碎的声音，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在张爱玲耳边不远处轰隆一下子炸开。
佣人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告诉他们要乖一点。她和弟弟早已经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着一辆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
没有爱的争吵，每一句话都赤裸裸地伤害着对方。这段婚姻的不幸即将走到尽头。年仅10岁的张爱玲，很早就领略到了无爱婚姻的不幸。幼小的心灵留下的童年阴影，让她对婚姻充满了恐惧与不屑。婚姻，不过是一种关系的象征，相较于这种象征，她更看重爱。
张爱玲对这一幕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在张爱玲懂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父亲、母亲、姑姑、弟弟还有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原本，她以为，母亲的回归会让“红的蓝的”家更加明亮。
然而，父亲笼罩下的张家有一种阴暗的氛围，窗明几净的大房子，一点一点暗下去，暗下去……
这里变成一座孤岛，四周是浩渺的海水，没有人烟，没有思考。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笼罩在父亲的家里，她失去的，不仅是母亲的爱，还有一瞬间已经占据她心灵的现代文明生活。
最后的最后，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分开了。他们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也清楚地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带给她很大的满足。
无休止的争吵终于结束了，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她和弟弟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不幸。
大约在张爱玲的心里，虽然得不到完整的家庭的温暖，至少无须随时担心突如其来的争吵，这真的已经足够了。
父母的离异于张爱玲的生活是一个转折，从此，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家庭生活的色彩黯淡了下去。在母亲的家的映衬下，她感受到了父亲的家的束缚、封闭，她说父亲的家有一种颓丧的色彩。
她曾经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父亲与继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父亲的家是迟暮，母亲的家是晨起的第一缕阳光。自母亲回国后，张爱玲就是母亲式生活的忠实追随者。得到了复又失去，她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窗外的车水马龙，可她走不出去，只能转身面对浑噩的瞌睡、灰扑扑的旧照片，游走在阴暗与光明交界的边缘。
她时常想起，小时候她伏在用人身上，从灯红酒绿的起士林回家；她从瞌睡的朦胧中醒来，在奶油的回味中品尝到了懒洋洋的暖意。同样是懒洋洋的生活，如今只有秋天的萧条肃杀，日之将丧，暮气沉沉。
父母离异后，母亲再次离开去法国。张爱玲在当下其实并没有难过，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看她，她没有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很安然。一直等到母亲出了铁门，爱玲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关闭了的红色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可还是漠然。
站了良久，她觉得眼前的场景需要眼泪，于是眼泪来了。她在寒风中大声地抽泣，她哭给自己看。
从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的生活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是因为喜欢母亲生活里西式的气氛和情调，并不是一个女儿对妈妈的依恋。既然“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现在也不过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母亲这一次的短暂出现，不过是让家里旧式的窒息生活生出一种年轻人的夸张和激情。
其实，爱玲爱着家中的每一个人，她的爱清醒坚贞。所以，对于她，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她曾经这样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这或许是人说她的孤绝。她在文艺里孤独地坚贞，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童年的一切都是她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那是一个作家最为需要的，也是她一辈子无法摆脱的需要。不过，她一直深深记得，母亲是含恨远游欧洲的，红色铁门外边，她离去的背影孤独而落寞。
张爱玲的姑姑因为和父亲气味不相投，所以和她母亲一起搬了出去。母亲走了，姑姑还在，姑姑的家就是母亲的家。每当到姑姑家，看到瓷砖浴盆和煤气炉还在那里，她就觉得高兴和安慰，因为那里依然有“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
这一段时间里，虽然短暂，可是“父母离婚后的孩子未必是不幸的”这类话在她身上是适用的。
此时的张爱玲已经在学校住读，平时不大回家，但她还是愿意去姑姑那里小住的。而父亲的家，还是止于“昏睡”，太平无事地浪费着光阴，直到她有了一位继母。母亲的离开，她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可是继母的来临，却让她暗暗在心底攥紧了拳头。
她的童年是几经波折的，所以她渐渐习惯了离别、习惯了冷漠，好像那是生命的必然。可是，这并不代表，她可以接受一个昔日的家庭里，硬生生插入一根鲜艳的毒刺。
曾经遥远的记忆
如果母亲是阳光，此时她已只能靠记忆取暖。可是在她心里，太阳换了一处悬挂的地方，却仍旧是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如今，悬挂太阳的地方忽地被其他什么东西取代了，她那颗柔软又脆弱的心，不由得伤感起来。
夏夜的小阳台上，当姑姑第一次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哭了。眼泪结结实实地砸在地上，在她的心底泛起了回音。
旧说部（指古代小说、笔记、杂著等一类书籍）和报上连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无数关于继母的故事早已让她对继母的形象得出了恶劣恐怖的印象，而今她竟要扮演那类故事中饱受虐待的悲苦角色——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这当然只能是她的“狂想”。1934年，不管爱玲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进了张家。
婚礼那天，爱玲面无表情，举止麻木，像个小小的木偶，周围的嘈杂仿佛与她毫无干系。她十四岁，那一刻她站在阴影下，仿佛在严肃地见证一个王朝的更迭。
父亲再婚后，爱玲一家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生在那里，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爱玲很少回家，见到继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其实是痛恨这种冷漠的关系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很难填平。
这位继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也是陆小曼的好友。可这位继母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倒是有着一般人们想象中的继母的阴毒。她总是挑三拣四地嫌弃家里不够气派，或者颐指气使地苛责家里的佣人，直到逐渐辞退旧人，渐渐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据说，孙宝琦的官声不好，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染上了“阿芙蓉癖”，俗称抽大烟。女儿出嫁时，他隐瞒了这一情况，嫁过来后，张爱玲的父亲也并未有什么抱怨，反而近墨者黑，自己也重新拾起了恶习。
继母与陆小曼是朋友，婚后，她的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就斜歪在花瓶下面吞云吐雾。父亲躺在烟榻上，烟圈袅袅升起，氤氲出一个摇摇欲坠的家族。在爱玲心中，两种蒙太奇交织成一个结点，从此，童年生活结束了，连带着那种春日迟迟的气氛一并消失在烟雨中。
对于爱玲来说，家里的气氛已经不是她所向往的模样。她与继母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走不近，但也保持礼貌。她会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时间，常常混在学校里，或是与朋友出去闲逛，将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
此时，爱玲已经有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面对生活，仿佛可以不带一丝情感，冷冷旁观发生的一切。
她与继母也会有短暂的交流，但是浅尝辄止，并不过多纠缠。日子久了，她也渐渐明白，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反倒是用一双早熟的洞悉世事的眼睛，看透了这个无端闯入自己世界的女人。
有一次，继母在收拾房间时无意看到了爱玲的一篇作品，题目竟然是《继母的心》。她从来不曾觉得，这个看似冰冷的女孩靠近过她的心，却不想阅读过之后，句句击中自己的神经。此时，爱玲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特质——洞悉人性。
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脚步沧桑了指尖浮华，花样的年华，爱玲却在羞耻、悲哀、落寞中度过。从黄氏小学毕业后，爱玲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这是一所有着五十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深造。
一群花样年华的淑女中，张爱玲感到“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她是落寞而悲哀的。继母曾给爱玲送去两箱子旧衣服，她说自己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事实上，敏感的少女第一眼就发现了残破的领口。
在一所前沿的国际化学校中，学生们都保持着独特的个性，将时尚演绎得别具一格。没有人会愿意整日穿着旧衣，尤其是那上面还散发着自己所不喜爱的气息。
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她几乎天天穿，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这件衣服，也成了她记忆里的一道疤。
后来，当能够自食其力的时候，爱玲用自己的稿费添置新衣，在花样繁多的舞会上，她以“奇装异服”而被大家认识。这种对服饰近乎疯狂的痴迷与执着，大约同此时的遭际有关系。
张爱玲长成一个大女孩，她已经有了独立的意识去应对生活，迎接变故。令她心痛的是弟弟张子静。弟弟不似张爱玲那般，一方面受母亲熏染极深，一方面凡事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坚持。一日，爱玲放假时返回家中，竟然无意撞见弟弟在看一些极其艳俗的画册，他瘦小的身躯，埋在一件残破的蓝衫之内，表情无知而懵懂。那一刻，爱玲的心里再度涌起了悲哀、涌起了恨。
悲悯的身世之感、痛苦的抉择和难堪的境遇，往往是作家开始创作的契机——爱玲在中文方面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
与大多数的天才作家一样，与生俱来地，爱玲的身体里就流淌着文学的血液。不过，总有一个人要在懵懂的时代助她推开那扇大门。爱玲的伯乐是学校新来的国文部主任，名叫汪宏声。
多年之后，爱玲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汪宏声的第一次作文课，她在两个题目之间摇摆不定，一个是“学艺叙”，另一个是“幕前人生”。她由心底觉得这位先生的思路与想法极好。
同样，汪宏声也敏锐地在人群中发现了张爱玲写作方面的“慧根”。比如爱玲的一篇《看云》，就让他大为赞赏。
其实，此时的张爱玲已经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有了初试啼声的新鲜感。用英文撰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已有了寻常少女不曾有的成熟笔触，到了散文《迟暮》的发表，更让人有惊讶的感受。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的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种资格、这种心情，来追随那些站在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
倘若不说，谁又能相信，如此荒凉的文字是出自一个稚嫩少女的手中。后来，因为汪宏声先生的支持与指导，爱玲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也成了《国光》杂志的长期投稿者。
《国光》杂志的兴办者是汪宏声先生，汪先生其实十分希望常常见到爱玲的作品。不过，犯懒是少女的通病，爱玲嘴上答应得好，却常常以一句“我忘啦”来回复汪先生的殷殷期望。
“我忘啦”是爱玲的口头语。她记性极差，有时候会忘记交作业，甚至会忘记将鞋子放进柜子，总之，生活琐事常常有遗漏的情况发生。后来，张爱玲成名之后，有人找到其原来的同学和老师进行采访，大家还饶有兴致地回忆着，她带有独特腔调的“我忘啦”。
除了写作，爱玲保留了绘画的爱好，这也是母亲留给她的一种温暖习惯。在配色上，爱玲更加喜爱大胆的撞色，比如葱绿配桃红，比如宝蓝配苹果绿。《大美晚报》还曾经引用过她的一幅作品，并付给她5元钱的稿酬。她将那笔钱换成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这又为她的美丽行囊增添了一件物品，小小的欣喜已经足以让她快乐很久。
那时，爱玲才17岁。
17岁的爱玲，尚且不知，接下来的时间，命运为她安排了一次无望的囚禁。她所喜爱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晚风渐凉的夜晚慢慢飞走，只剩下如生命般漫长的黑夜。她，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却仿若永远找不到光明。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1年之后，毕业典礼在美国礼拜堂举行。爱玲的中学时代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
在阳光里昏睡
少女旧事，凄凉地蔓延开来，在1938年的一个阴霾的上午。
人心惶惶的日子里，蜗居在租界的遗少家族，在日本的炮火下仍然纸醉金迷，歌舞升平。你看那手染丹寇的美少妇，她有一颗恶毒狠戾的心；你听那回荡在客厅洗麻将牌的哗哗声音，在子弹和炮声中分外刺耳；你闻那从烟榻上升起的灰白色烟圈，穿越鸦片战争的屈辱，一直氤氲开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继母恶毒的眼神投向自己时，爱玲只觉浑身阴冷。脸上火辣辣的感觉还没退去，父亲却像疯了一般，从楼上冲了下来。心灵的绝望让这个18岁的少女忘记了身体的疼痛。待到她恢复神智，她已然成了被父亲囚禁在府中的可怜少女。只是，哗哗的洗牌声还回荡在空空荡荡的街景里，仿若一曲末世哀歌从心底奏起。爱玲手捧着破碎的梦，绝望无助地枯坐在黑暗中。
爱玲毕业后，母亲从国外回来了。美人迟暮，更显动人风致。母亲还带了美国男友同行。他是个商人，四十左右的年纪，英俊潇洒。黄逸梵此次回国，是为了爱玲留学的事。她曾约爱玲的父亲谈判，可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毕业之于爱玲，是件开心的事。她感到自己羽翼渐丰，是时候飞出弥漫着沉腐气息的家，挣脱羁绊，自由地追逐新生活新世界。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去英国留学，是张爱玲一生的夙愿。命运弄人，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没能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也许是梦想只为一种活着的期望，可能一直无法实现，但生活总要继续。
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母亲的归来使她欣喜，但她并不敢在父亲面前表露无遗，何况她的继母又是如此的狠厉。
可父亲还是察觉到了她的变化，张廷重不能忍受一直被自己抚养、教育的女儿，心却向着别人，即使那人是他的前妻也不可以。对于张廷重来说，前妻就像他的一个魔咒，只要一出现，就将他脆弱的信心全线击溃。他觉得自己一向对这个女儿很好，张爱玲如此做，作为父亲的自己无缘由地生出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于是，两人的关系陷入僵局，张廷重怎么看她都不顺眼。家中的气氛一度降到冰点。
一次，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扇了弟弟一个耳光。爱玲被震住了，她愣了几秒钟，用饭碗挡住脸，眼泪就流了下来。也许是心疼弟弟，也许是对家中可恶的气氛感到无力、寒冷又悲凉。当时继母莫名地看了一眼爱玲，没好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丢下饭碗，快速冲到隔壁浴室，反锁上了门，站立在镜子前，看着眼泪流下脸颊，无声地抽噎着。
讽刺的是，就像是电影里的特写慢镜头，啪的一声响，皮球撞到阳台的玻璃上又弹回去，弟弟正兴高采烈地玩皮球，仿佛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
死气沉沉的家、凶狠的父亲、阴鸷的继母，张爱玲觉得再在这个家中住下去，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变得和这些人一样，麻木，不争气，一种凉薄之感，从身体深处散发开来。于是，她将想要留学的事情对父亲和盘托出。
张廷重在女儿糟糕的“演讲的方式”下大发雷霆，他瞪圆了眼睛，将愤怒的火喷射出来，吓呆了女儿。父亲认为，爱玲分明是受到了母亲的挑唆，原本无事，现在一回来就要将女儿带离他身边。而继母当场就以泼妇骂街的架势骂了起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
矛盾一点一点积累，最后像洪水一样爆发了，随后就出现了饭桌上的那一幕。不过，事件没有就此停息，几个敏感的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一不留神，就会引发一场战争。
此时，正逢日本进攻上海，张爱玲父亲的家在苏州河旁边，夜晚总有炮火声，难以入睡，爱玲便去母亲的家住了两个星期。回家那天，爱玲侧耳细听，发觉楼上在打麻将，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想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料爱玲一抬头，竟看见继母半倚在楼梯上，手中端着一盏茶，口气不善地责备爱玲：“你怎么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张爱玲回答对父亲说过。
继母冷笑：“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说罢竟然抬手打了爱玲一个耳光。爱玲从未受过这个气，况且，对这个毫无大家闺秀样子的继母，爱玲早就深恶痛绝。她本能地想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拉住了。继母见状，一路狂奔着上楼去向爱玲的父亲告状，并尖叫道：“她打我！她打我！”
喊声回荡在空气中，爱玲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
父亲冲下楼来，拳脚交加，怒吼着要打死她。她只觉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直到她倒下身去，躺在地上，他还揪住她的头发，又是一阵踢，直到被人拉开。继母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添油加醋。
爱玲想起母亲的话，“如果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爱玲没有反抗，她麻木地待在原地，窒息的感觉蔓延开来，一种叫作“亲情”的东西渐渐远离。她卑微、绝望地等待着，等待这场闹剧的结束。这一刻，爱玲觉得，亲情像一把利刃，刺穿了她寒冷的胸膛。骄傲，早就碎了一地。
父亲走后，她立刻要去报巡捕房。大门锁着，她撒泼，叫闹，踢门，想引起门外警卫的注意，然而，她终究没能突破淑女教育的熏染，她不知如何应对这一类的事情。
她被监禁在一间空房里，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时候，往日仅仅给她颓丧之感的家露出了另一重面目，她把这面目写进了小说《半生缘》里，被监禁的顾曼桢的原型就是这一时期的爱玲。“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之后，爱玲患了痢疾，父亲只给她请医生，却不给她吃药。发烧，人像在半空中飘着，幻想、哀悼，一切真实与不真实的场景，交叠出现，爱玲觉得自己要疯了。“……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吗？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因为“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中越狱的情节，一下子全都跑了出来。她想到《九尾龟》中的一个人物用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缒出去，对照着自己当下的情况，她可以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墙边的鹅棚正可踏脚，她甚至把夜深人静时会将棚中的两只鹅惊得叫起来这样的细节也想到了。
她在床上“倾全力”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抽出锈涩门闩的咕滋咖滋声、大门打开时的呛啷啷的巨响、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上有人走过时沙子发出的吱吱声，声声入耳，甚至梦中也听到这些声音。
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张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
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短短的几步路、几分钟，爱玲终于逃离了藩篱。她回到了人间，却不知，命运在夺走了父爱之后，又再一次考验着爱玲对母爱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