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
陈平原
按语：本文根据2007年6月25日在汕头大学的演讲《暮春者，春服既成》第四节整理而成，初刊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1日。作者陈平原教授曾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文章表现了他对故乡俗文学的关注。2018年，陈平原、黄挺、林伦伦编著了《潮汕文化读本》（一套四册）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现代作家中，老舍对北京的关注，沈从文对湘西的迷恋，还有汪曾祺热心撰写关于高邮的文章，着实让人感动。不过，我认同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说法，北京住久了，有了感情，也会关注其“前世今生”。这与我对自己的家乡潮州古城的魂牵梦绕，并行不悖。家中挂着潮州的戏曲木雕，闲来无事，听听潮州弦诗，喝喝准工夫茶，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作为潮州人，我的“潮州文化研究”，仍停留在冥想阶段；而谈论北京的文章，却已结集出版（《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曾经设想，像《贵州读本》（钱理群等主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广东九章》（黄树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那样，为家乡编一册《潮汕读本》，勾起世人了解潮汕历史文化的热情。可惜，也只是说说而已。真希望有一天，我能腾出手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为家乡写本像样的书。
谈论家乡的历史文化，可以是撰述，也可以是编辑。而大规模整理出版本地先贤著作，清人已开始这么做。我写《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曾提到他做学问从辑佚入手，《会稽郡故书杂集》之“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以补方志之遗，这一思路渊源有自。鲁迅自述受张澍《二酉堂丛书》影响，其实，张书乃清儒大规模辑存乡邦文献以养成地方学风、人格这一思潮的后起者，顺治、康熙年间，已经有《甬上耆旧诗》《姚江诗存》《粤西文载》等书。这个问题，与其像章学诚那样从方志学角度论述，还不如从地方学术以及文化教育的思路着眼。最近十年，学界之关注地方文献及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全新的视角；谈论作为学术对象的“潮州”，不再满足于掌故之学，而是希望兼及国际视野、科学方法与乡土情怀。
记得是2004年春天，《南方日报》曾组织大型系列采访报道，而后加工成《广东历史文化行》一书，邀我写序。我的序言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当今中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很可能对纽约的股市、巴黎的时装、西班牙的斗牛、里约热内卢的狂欢了如指掌；反而漠视自己身边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以及各种有趣的生活细节。如此看来，单讲“世界大势”或“与国际接轨”还不够；还必须学会理解并欣赏各种本土风光——尤其是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在大与小、远与近、内与外的参照阅读中，开拓心胸与视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与偏执。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
如果编《潮汕读本》，我建议以历史文化、文学艺术为中心，尽量少收当下的政论文章，更不要贪图一时方便，恭请官员领衔或出面协调。这方面，《广东历史文化行》有深刻的教训。
谈论潮汕文献，不少先贤的工作可以借鉴。如温廷敬辑、吴二持与蔡启贤校点的《潮州诗萃》，还有饶锷、饶宗颐所著《潮州艺文志》等，都很值得赞赏。前者选辑了自唐、宋、元、明至清末的潮籍诗人436人，诗歌6530多首，是潮州历代诗歌的精粹集成；后者则是相当严谨的学术著述。我想补充的是，还有好些不太为人重视的“小节”，同样值得关注。
应邀为《广东历史文化行》写序时，我正在巴黎讲学。为了查找相关资料，特意跑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用功。没想到，在图书馆里，竟发现了一册小书——杨小绿编《潮州俗谜》。这册1930年由支那印社刊行的小书，附有“潮州歇后语”。在异国他乡撞见“老乡”，自是感慨万端。杨小绿，又名杨睿聪，生卒年月不详，潮州人，民俗学专家，只知道抗战前曾在广东省立第四中学（潮州金山中学在1923—1935年的名称）任教。这册小小的《潮州俗谜》，辑录广泛流传于潮汕民间的谜语二百则，煞是有趣。此外，杨先生还编著过《潮州的风俗》（支那印社1930年版），可惜未曾拜读。
另一个潮州人丘玉麟（1900—1960），在其《〈潮州歌谣〉代序》中，提及为搜集歌谣而“决意去拜访杨睿聪先生——他已搜集了一册儿歌、谜语和妈经”；而杨先生还对他的编辑分类提出了若干建议。听其口气，这位杨先生应比丘玉麟稍为年长。
小时候，在家里乱翻书，曾见过丘玉麟选注的《潮汕歌谣集》。当时并不在意，只知道编者是我父亲在金中念书时的老师。换句话，我关注此书，最初是基于人情，而非学术。直到前几年，主持中国俗文学学会工作，方才意识到此书的价值。此书的版本有三：《潮州歌谣》第一集，1929年在潮州自费刊行；《潮汕歌谣集》，195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新版《潮州歌谣集》（包含《潮州歌谣》《潮汕歌谣集》《回回纪事诗》），2003年12月在潮州印刷（封面署“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在1929年所撰的《〈潮州歌谣〉代序》里，丘玉麟特意凸显自家学术渊源。那篇序言是以致周作人信的形式写的，其中有这么一段：
呵，北平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的一生爱恋的情妇，常入梦的苦雨斋。你，我一世不忘的恩师，我现在不能回到北平，然而我不能不在此时此地歌谣集印成了，向你表明敬忱，因为我对于搜集歌谣这工作之趣味的嫩芽是你护养壮大的——虽然岭南大学文学教授陈寿颐先生已早一年把搜集歌谣的种子播下我心田。其实是自认了先生才决意研究文学，搜集歌谣。
没想到，歌谣集出版后很受欢迎，初版2000册很快就售罄了。这让编者欣喜若狂，当即决定重印，还准备发行到南洋群岛，以满足那里的华侨思念祖国及家乡的心愿（参见丘玉麟撰于1929年5月5日的《再版序言》）。
引三首歌谣，以见此书特色。先看《天顶一条虹》：“天顶一条虹，地下浮革命，革命铰掉辫，娘仔放脚缠。脚缠放来真架势，插枝花仔冻冻戏。”这里所说的“革命”，当是指北伐前后南方的政治气氛。可我记得，小时候念的是：“天顶一条虹，地下浮革命，革命红军企驳壳，打得老蒋头驳驳。”一查原书，方知后者出自1958年的修订本。将民间趣味很浓的“性别偏见”，转化为立场坚定的政治口号，不是好主意。收入“讽刺类”的《老鼠拖猫上竹竿》，则基本保留了民歌特点，滑稽有趣，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老鼠拖猫上竹竿，和尚相打相挽毛。担梯上厝沽虾仔，点火烧山掠田螺。”至于《正月思君在外方》，继承的是《诗经》传统，歌咏永恒的爱情，从正月一直唱到十二月，除了方言诗之佳妙，还能见本地风情。若“五月扒龙船，溪中锣鼓闹纷纷；船头打鼓别人婿，船尾掠舵别人君”；“七月秋风返凉哩，要寄衣衫去给伊，要寄寒个又克早，要寄热个又过时”；“十二月是年边，收拾房舍来过年，廿九夜昏君就到，围炉食酒来过年”。唱完了十二个月，接下来是：“天光起来是新年，朋友相招去赚钱。衫裾扯紧无君去，忆得去年相思时。”
这样的潮州歌谣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编者显然很自信：“歌谣可承认为文学，编印成书，第一次到你们的手头，你们就能觉悟时代已变化了，这自来被贵族文学所摈弃的民间歌谣，已成为有价值的平民文学了！你们可以产生文学作品了，文学不仅是有暇阶级、豪富阶级之专有物，乃是各阶级的共有了。”而这种对于“平民文学”的褒扬与提倡，明显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21年考进广州岭南大学、后转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的丘玉麟，字拉因，潮州市意溪镇人。1927年起，丘执教于潮州金山中学，除《潮州歌谣》外，还与林培庐合编《潮州民间故事》，撰写《回回纪事诗》等。正是在北京读书期间，丘与林培庐等在北大教授周作人的影响下，开始致力于潮汕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在《〈潮州歌谣〉代序》里，丘玉麟提及其受周作人“深望努力从事搜集歌谣的工作”的鼓励，与林培庐组织文学社、讨论歌谣的价值等：“培庐兄就把我的歌谣、佚民先生的编注，名为《潮州畲歌集》，先生作序，付上海朝霞书店出版，不幸朝霞遭一次封闭，畲歌集尚未能出版。”这段话，帮我解决了三个疑问。第一，一直在寻觅周作人写序的《潮州畲歌集》，没想到竟是胎死腹中，难怪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第二，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表扬“林君之坚苦卓绝尤为可以佩服”，其实有点错位，《潮州畲歌集》的真正编者是丘玉麟；第三，周之所以有此误会，除了书稿是林送去的，还有就是林培庐确实也在积极从事潮州歌谣及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故表扬其“坚苦卓绝”也不过分。
这就说到另一位俗文学专家、揭阳榕城人林培庐（1902—1938）。林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念书，大学毕业后回潮汕，先后在揭阳、潮州等地多所中学任教，1938年因病早逝，年仅36岁。林培庐30年代初在潮汕为《岭东国民日报》编“民俗”专刊，为《潮梅新报》编《民俗周刊》，还时常在中山大学主办的《民俗》杂志上发表文章，编有《潮州七贤故事集》《潮州历代名人故事》《民间世说》等。其中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刊行的《潮州七贤故事集》最广为人知，除了周作人的序言，还因此书封面题字，出自另一个潮州（饶平）人，以“爱情定则”“美的人生观”著称的北大教授张竞生。
读周作人文章，很早就注意他如何谈论我的家乡潮州。最为直接的，是两则序言：一是1927年4月3日的《〈潮州畲歌集〉序》（见《谈龙集》）；一是1933年2月24日的《〈潮州七贤故事集〉序》（见《苦雨斋序跋文》）。前者回忆当初自己在绍兴征集儿歌童话，“到了年底，一总只收到一件投稿”；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北大同人的合力提倡，此举才引起广泛的关注。后者则在表扬林编的同时，专论“记录的方法”，即如何避免“文艺化”：“它本来是民间文学，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学兴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学的记录而用了文艺的描写，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原来的色相……”
1918年北大发起征集歌谣运动，一般视为现代中国俗文学研究或民俗学的开端，其中刘半农、沈尹默、蔡元培固然是重要人物，可周作人的贡献更大——提倡早，工作勤，而且有理论高度。周作人1914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上登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1922年《歌谣》周刊创办，周作人积极参与并一度主持。同年，周在4月13日《晨报副镌》发表《歌谣》一文（见《自己的园地》），对歌谣进行分类（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并强调歌谣研究的价值，一是文艺（“从文艺的方面我们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二是历史（“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除此之外，还有第三，那就是儿童教育（“但是他的益处也是艺术的而非教训的”）。1923年3月，周作人为《之江日报》十周年撰写《地方与文艺》（见《谈龙集》）：“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有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同年12月，周作人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猥亵的歌谣》；两年后又联合钱玄同、常惠在1925年10月的《语丝》第48期上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理由是，一、“我们相信这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二、“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将周作人这段时间关于俗文学的诸多言论略为梳理，很容易理解为何丘玉麟会“入梦苦雨斋”，以及再三强调“我这册歌谣是先生的鼓励的收获”。
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俗文学的崛起与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厚的思想史价值”（参见《学者呼吁加强中国俗文学研究》，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潮汕地区的俗文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且与北京及广州学界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了解这些，你对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等潮汕学人的工作，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的编著，并非古已有之的乡邦文献整理，而是深深介入了现代学术潮流。
如果再加上出生于广东海丰（广义的潮汕人）、毕生致力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1903—2002），那么，20世纪30年代潮汕学人的俗文学及民俗学研究，实在让人刮目相看。20年代中期，钟敬文到广州的岭南大学国文系半工半读，参与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开始其漫长的学术生涯。我关注的是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的钟敬文编《客音情歌集》和《歌谣论集》，那是其歌谣学工作的起点。后者收集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的诸多论文，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歌谣”观念很有益处。
将1927年出版的《歌谣论集》《客音情歌集》和1929年的《潮州歌谣》、1930年的《潮州俗谜》、1933年的《潮州七贤故事集》等穿起来，再捎上引领风骚的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在北京和广州两地来回穿梭的顾颉刚，你可以想象当年潮汕与外界的学术联系。据另一位潮籍俗文学家、丘玉麟的弟子薛汕称，求学北京对丘一生影响极深：“记得他壁上所挂的旅平照片，穿着西装，握着手杖，倚于巨大城门拱下，一种风沙中的雅趣，比读呆板的课本，更能引起我的心动……”（薛汕《山妻夜粥的歌者》）不是关起门来称大王，也不以“省尾国角”妄自菲薄，而是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这点精神与志气，很让人感动。
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读书人，谈论潮汕文化，需要“同情之了解”，更需要切切实实的体会，以及深入骨髓的探究，而不是什么“提倡”或“表彰”。以前觉得这不算什么正经学问，属于“土特产”或“边角料”；可最近二十年，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微观史的兴起，从边缘看中心，从山村谈历史，挑战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区域历史及方言文化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我相信，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像潮州方言、潮州戏、潮州歌册、潮州音乐、潮州大锣鼓、潮州饮食（潮州菜、工夫茶）及工艺（陶瓷、木雕、刺绣），还有众多礼仪与风俗，作为潮汕人审美趣味及文化传承的活化石，将逐渐进入新一代学人的视野，其研究成果也将反过来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