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传统的证明
陈春声
按语：陈天资，明正德年间生于饶平县宣化都上里（今大埕镇上东村）。明嘉靖辛卯科举人、乙未科进士，历任户部给事中、叙州知府、辽东道监察道员、山东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陈政绩卓越，所至都以名宦载入当地史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致仕归乡时，钦赐进阶为一品，敕封真乐翁，建一品恩光坊。《东里志》是陈天资归里后，约同下湾吴少松相与采辑旧闻，搜罗遗逸，编纂而成。手抄本共八册，廿余万字，是潮汕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为史家所推崇，并为历代编纂方志者广泛借鉴，是研究潮汕地区地方史的重要史料。本文聚焦陈氏为文、作志之态度，通过剖析《东里志》中如何对乡绅言论事功做出评价，得出陈氏著述旨在儒学经典的构架下，力证东里地方早已接受礼制教化的结论。本文对于廓清东里民风流变的历史颇有启发。
《东里志》为万历初年饶平县东里上里村陈天资所作。陈天资为明末饶平著名士绅，在县志、府志中有许多他参与地方事务的记载，顺治《潮州府志》有传：
陈天资，登嘉靖乙未进士，称石冈先生，历官至布政使。致仕归，以道谊为乡里所重。又留心文献，著有《东里志》一书，藏于家。兵燹之后，典故借以有传云。
据《东里志·序》所记，陈天资历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叙州府知府、辽东道监察御史、湖广左布政使司等职。《饶平县志》称其“博学能文，所至宦绩载于其地”。
协助陈天资撰修《东里志》的还有另外两位乡绅：曾任教授的吴少松和周时庵。此书后经乡进士岳州通判刘守元增补。
所谓“东里”，并非乡、都之类的行政区域，而是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饶平县东南部沿海的一个半岛，亦称“东界”。明代为宣化都的一部分，即以大城所为中心的所谓“下宣化”，包括上里、东埕、大埕、神前、岭后、长美、上湾、下湾、柘林、下岱、高埕、大港等村落。而《东里志》的记事范围实际上并不限于“下宣化”，而是包括了相邻的同县信宁都部分地区和隔海相望的南澳岛。所以，《东里志》既非县志，亦非乡志，编修的体例和内容与一般的方志不同，且后人也再未以这样一个地域为范围续修志书。从《东里志》的内容和其他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这部独特的志书编修的动机，直接与嘉靖以后该地区社会激烈动荡的环境有关。
从士大夫的观念出发，《东里志》的作者尽力证明东里早已接受礼教的“教化”，决非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对于东里的士大夫文化传统，刘守元在《后序》中说：
自《东里志》之所能识，迄于豪杰之生于我里者无数。而能兴起斯文为己任者，若曹宗道之善课多士、陈子旃之笃志力行、周舜中之博学清修，一时人士，翕然宗之，家诗书而户礼乐，亚邹鲁矣。居是里者，士无儇佼之风，女无匪僻之行。长幼尊卑，以礼序也；亲戚急难，以谊劝也；父兄之教，子弟之学，不为浮词剿说，以实胜也。非先民之遗风乎？
这里提到的曹宗道、陈子旃、周舜中等，都是成化至嘉靖初年当地著名的士大夫：
曹宗，字宗道，［成化］七年辛卯官国子监佐教。油园人，习春秋。公幼即聪敏……读书通大义，缙绅长者称为神童，弱冠以春秋登贤书，入太学，祭酒琼山邱公甚爱之，使著春秋通典。未几丁母忧，卒于家。……生平乐育士类，课讲不倦。和斋、直斋暨竹湖、悫斋诸公皆出其门，甚为物望所归，诗词古文繁多，兵燹之后，无复存者。有一二遗稿，俱出之民间云。
陈懋，字子旃，饶平人。制作高洁，母丧庐墓三年。由国子生授雍府审理，改藤县知县，复调柳城教谕。秩满归家。好学不倦，县令延之为大馆师，教训乡之子弟，清白终身，绝无怨悔。从祀乡贤。
周用，字舜中，饶平人。颖悟博学。弘治壬子举人，历知建昌、惠安，惩恶旌善，兴学赈饥。尝北行，舟至丰城，遇狼兵（地方土司或山寨之兵）鬻所掠老妪于市，用已金赎之，归其家，仁爱发于天性。擢大理评事，决狱明允。改浙江佥事，力辟白茅港，灌田数千顷，民利之。上疏乞归，家居十余年，布袍草履，吟咏自适，无异致焉。
这几位士大夫都以其学问和道德的成就为地方所重，陈懋和周用还是嘉靖时本县乡贤祠奉祀的三位“乡贤”中的两位。除“后序”外，《东里志》还在多处地方引述他们的言论与事功，这自然有助于本地“家诗书而户礼乐，亚邹鲁矣”的形象的塑造。
其实，陈懋与周用乡居之时，也一直与本地的士绅一起为塑造和证明家乡的士大夫传统而竭力。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毁淫祠、立社学时乡绅们的态度和行动。
魏校在广东大毁淫祠的举动，是明中叶对地方社会影响至深的一件大事。《粤大记》记其事曰：
魏校，字子材，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正德末来为广臬提学副使。教士以德行为先，不事考较文艺，辄行黜陟。首禁火葬，令民兴孝。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教童生虽以经书，然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巫觋不复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风俗为之丕变。
魏校《檄郡县立社学文》曰：
广东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财，莫斯为甚。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怵然于衷。合行委官亲诣各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祠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敞者改建社学。仍量留数处以备兴废举坠。其余地基堪以变卖木植，可以启造者，收贮价银工料在官，以充修理之费。实为崇正黜斜，举一而两便者也。
可见，凡是“不载于祠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的庙宇，都在“尽数拆除”之列。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乡村庙宇，都属于这个范围，此举对地方社会原有的秩序和关系自然会有很大冲击。但毁淫祠是在兴教化、正民俗的理由之下进行的，从《东里志》的记载看，乡绅们对此事的反应相当微妙。
《东里志》这样记载这一事件：
［嘉靖元年］冬十月，提学副使魏校大毁淫祠寺观，立书院社学。周瞻峰有诗云：
举网得鱼日正中，晚禾收获荷东风。
杖藜来往闲相语，此日官司卖社翁。
时有毁及娘娘之庙。瞻峰曰，何可毁也。娘娘者，宋张世杰夫人许氏也。世杰奉帝入海，夫人统步兵于沿海扈驾，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陈吊眼助之，兵败，夫人阵亡，吊眼退保潘段四百岭。土人感慕忠义，故立庙祀之，阖境皆然。何可毁也？后进不知故典，妄作如此。是故乡有前哲，士之典型存焉。
瞻峰乃周用之号。不难看出，他对毁淫祠的举动抱着不甚以为然的态度，对娘娘庙被毁更是愤愤不平，因而考证“娘娘”的来历，说明娘娘庙应属于有关“风教”的庙宇。《东里志》作者盛赞瞻峰此举说明“是故乡有前哲，士之典型存焉”，将其视为地方士大夫文化传统的证明。瞻峰反对拆毁娘娘庙的影响十分深远，明末任饶平知县的邱金声著有《娘娘庙当复》一文：
魏学使毁淫祠，而及娘娘庙，其失岂在魏哉，奉行者过耳。娘娘为宋张枢密夫人许氏，枢密护跸海上，夫人率步兵沿海为援，在于百丈埔阵亡，土人义而祀之。此祠当与三忠庙并传，香火斯土。即前人无尸祝之事，犹为阙典，况见祠而毁之耶？时无老成人，听其摧废，至于遗址不可复寻，殊堪一叹。
很明显，邱金声的议论深受周瞻峰影响。尽管崇祯时娘娘庙遗址已经“不可复寻”，但从顺治《潮州府志》到光绪《饶平县志》，“百丈埔娘娘庙”一直被列于历次编修的府、县志“古迹”部分，条目之下都附录了周瞻峰和邱金声议论的内容。
尽管如此，士绅们还是对兴办社学采取了相对积极的参与态度：
嘉靖初，魏庄渠督学广东，欧阳石、江铎继之，令各乡立社学，延师儒。东里即三山国王庙为大馆，请乡贤陈恬斋、陈和斋为师，每以朔望考课，次日习礼习射。当时文教翕然兴起。
陈恬斋即后来入祀乡贤祠的陈懋。陈和斋讳理，乃周瞻峰之师，也是在地方上极具影响力的士大夫：
陈理，字子文，度量宽宏，行谊端谨，领成化庚子乡荐。两试南宫不第，以春秋受业于伍文定公之门，适时有分俸养亲之例，欣然就教兴德，崇教化，严规约，与大宗伯张公需吟咏唱和，甚见赏服，一时制作多出其手，声称锵然。洎擢浦城尹，廉以律身，严以驭下，惠以洽民。忽遘危疾，士民祈祷，愿以身代。疾愈拂袖归，环邑留之不听。居乡平心率物，大小皆得其欢心。既为乡约正，不存好恶，尽取东里正质成者。嘉靖初元，督学魏庄渠请延与恬斋共为大馆师，循循善诱，品藻公明。与翰博周复斋，及门徒周瞻峰，皆以古道结社，为时山斗云。
社学大馆设于三山国王庙，并非将该庙视为“淫祠”进行破坏的结果。三山国王信仰在潮州地区具有特别的地位，尽管明清时期三山国王未曾被朝廷正式承认，但历次“毁淫祠”中都未见有冲击三山国王庙的记载。位于大埕乡的三山国王庙实际上有某种社区中心的功能，陈理等主持的乡约也在此地举行：
东里旧有乡约，通一方之人。凡年高者，皆赴大埕三山国王庙演行。以致仕陈大尹和斋、吴教授梅寓为约正。府若县皆雅重焉。
《东里志》中还录有陈理所写《重建明贶三山国王庙记》，其重点也在强调本地“海滨邹鲁”的传统和三山国王“御灾捍患”的恩德：
吾乡风俗淳美，敦彝伦，服儒书，登科入仕接踵，亦可谓海滨之邹鲁矣。尚冀三山之神，益阐厥灵，御灾捍患，降福储祥，俾时和丰，人物康阜，阖境熙熙焉，长享太平之福。
乡绅利用各种关系与官府打交道，尽量减轻“毁淫祠”对地方社会的冲击。《东里志》还录有嘉靖末年的另一个例子：
观音堂，在大城内西南隅。嘉靖四十五年，生员林芳奋、陈守化、周文翰等，呈为会馆。蒙宗氏罗批，前任君子举有成规，兴废补弊，望贤有司加之意耳。据呈庞千区等惑众建祠，得罪名教大矣。仰县查勘，如再违碍，本官并参夺。知县杨批：“据呈淫祠理应拆毁，但地原为陈乡官所买，林芳奋等呈为欲造书馆，未审彼肯与否？仰县查勘，如无违碍，许造书堂，毋违。”蒙知县札陆巡检勘丈四十余丈无碍，缴依准讫。今生员即门建立小斋五间，肄业其中。观音像并堂为风雨毁废矣。
本来观音堂之建“得罪名教大矣”，知县也明确指出“淫祠理应拆毁”，但林芳奋等乡绅以建书馆为名将其保留下来。《东里志》的传抄者在该条记载之后加了一个批注，道出观音堂后来的命运：“明季重建，名松鹤庵”。较之娘娘庙崇祯时已经“遗址不可复寻”的结局，更能看出林芳奋等努力的真正意义。
乡绅们在“毁淫祠”问题上的态度，是在维持地方固有的秩序和利益与接受更具政治和文化“正统性”的外来干预之间平衡的结果。证明本地原有文化合乎“礼教”和朝廷法度，成为维护地方利益的重要武器之一。《东里志》的作者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大量记述陈懋、陈理、周用等“前哲”的言论和事功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就是在《风俗志·礼仪》部分把地方上的各种风俗都放到一个符合朝廷“礼制”和儒学经典的架构中进行解释，略举数例如下：
冠礼
《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郊特牲。日适子冠于阼，以着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敬其名也。东里行冠礼者少，然其始冠，亦卜日召宾，择其具庆子弟为冠者栉发，又推尊德望者为之字，冠者皆拜谢之。惟宾赞无传，设服无三加，无醮祝词。其既冠而字，与见祠堂，见尊者，礼宾友，及见乡先生，与父之执，俱如仪，然不敢以见有司。其有先施贺礼者，遍拜谢之。虽云从俗，也不失古道也。
婚礼
古者婚礼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今减其二矣。东里议婚，初遣媒妁用槟榔至女家，请生年月日时，女回庚帖，即古者问名之意也。即用槟榔礼物回吉，俗谓回包，即古纳吉之意也。然后送礼物聘仪下定，即古纳征之意也。将娶，送礼定日，俗谓扫厅，即古请期之意也，漳俗谓之乞日云。及娶，亲迎奠雁，与妇见舅姑、见祠堂，及婿见妇之父母，如仪。
社祭
洪武八年，令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周以土垣，而不盖屋，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以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轮一会首，时常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纸随宜。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扶弱抑强之誓。……读誓毕，长幼以次就座，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国朝社祭之设，盖因社稷之祭而推之，乃敬神洽俗之一事也。东里昔年遵行，谓之春福秋福，但社坛久迷处所，乃即各土地庙举行之。如上里三社、大埕七社、上下湾二社，欢聚群饮，少长雍雍。间有酗酒喧哗，令人可厌，然饩羊之意，尤有存焉者。
明朝立国之初，已对冠礼、婚礼、丧礼、社祭、乡厉（祭地方无祀之鬼）等礼仪行为有明确规定，正如《东里志》所言：“国初，洪武有礼制之颁，又有仪礼定式之颁，永乐又颁《朱文公家礼》于天下。是以家传人诵，国不异俗，礼教大行。”从前面的引文不难看出，编修者的目的就是尽力在王朝之“礼”与民间之“俗”之间找到共通之点，赋“俗”以“礼”的解释。所以，冠礼中未合礼制之处就成了“虽云从俗，也不失古道也”。民间嫁娶的习俗也一一与“古礼”对应起来。东里本无社坛，各村土地庙举行的“欢聚群饮”明显与王朝规定的“社祭”礼仪大相径庭，连士绅们都觉得“酗酒喧哗，令人可厌”，但编修还是要加上“然饩羊之意，尤有存焉者”的评语。对于种种不合礼制的风俗的存在，《东里志》的作者将其归咎为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不视为“教化”方面的问题：
东里衣冠丧祭，悉遵礼制，又依《朱文公家礼》。然贫者犹或有徇俗也。记曰：礼徇俗，使便宜。又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姑安焉可也。
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人，1959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9月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历史学计量研究和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两个学术领域有突出成绩。主持多项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计划，重点进行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