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
张晓峰(注：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彭明老师1990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6月去世。)
恩师彭明先生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作为彭门弟子，每当静夜阅读或写作间隙或课堂讲授之时，先生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脑际。“五四书屋”的茶香萦绕，师生同室的亲切交谈，先生的温厚和蔼、循循善诱，或温和中略带严厉的批评，或鼓励中充满期许的话语，让我常忆常新，难以忘怀。
在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有幸在本科和博士生两个学业生涯中师从先生门下就读。我是1978年人大复校后所招的第一届学生，在中共党史系读本科，当时先生就是人大党史系的著名学者。入学不久我就从图书馆借来先生和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诸前辈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部四卷本的著作是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讲义》的重要补充和辅助教材。当时正值从“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徘徊向拨乱反正转变的时期，这两部著作成为我们学习中共党史的启蒙教材。在后来的学习中，彭先生曾为我们讲授《民国史研究》和《五四运动研究》。记得先生当时主要介绍民国初期中国的政局，在讲授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时，先生用“龙”、“虎”、“狗”三个形象来描述段祺瑞、吴佩孚和曹锟这几个北洋军阀头子的个性和特征，非常生动形象。在讲北伐战争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也参加了北伐的北方战线。因为我是陕西人，对西北军非常感兴趣，在写课程论文时选题为“二虎守长安”，即在北伐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李虎臣两位将领坚守西安八个月，后由冯玉祥的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我小时就听老人们说过这个故事，但并不了解其来龙去脉。学习民国史后我对这一事件的意义才有了认识。我写这篇作业时查阅了一些资料，并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民间传说，写作行文夹叙夹议，有点文学性描述，属史话类风格，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的论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交了作业，但先生却给我打了一个优秀的高分，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后来我在大三时写学年论文，又选了“冯玉祥与国民革命”，我的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张同新老师。顺着这条学术路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又选了“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指导教师是李良志老师。这两篇习作都得到指导老师的肯定并取得了好成绩。大学毕业后我回西安，在陕西师大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西安事变研究会秘书，1986年举办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会议时，我们邀请了李良志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本人也有了研究西安事变的一段学术经历，也可以说这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起步。这个开端的缘起就是当年听彭明老师讲授民国史以及初次习作的那篇“二虎守长安”的作业。1990年我考取了彭先生的博士，再次来到先生门下时曾提起这段往事，先生说记得记得，原来你就是那个张晓峰。因先生知名度高，学术活动多，自己当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本科毕业后也几乎没有和先生联系过，但提起当年我写的那篇作业，先生竟还记得，这也使我很受感动。20世纪80年代的彭先生正值盛年，神采奕奕。记得先生在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在课堂讲授之余，亲自带我们去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旧址，参观北大红楼，看李大钊当年工作的老北大图书馆，带我们沿着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看火烧赵家楼旧址，看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新世界游艺场旧址，看鲁迅故居等。当时北京已是夏天，天气炎热，先生边走边讲，满头大汗，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这次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五四运动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认识，对课堂教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不正是今天我们正在提倡的情景教学、体验式教学吗？可见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创了这一效果很好的教学方法。
本科毕业后在陕西师大从教八年，期间曾师从房成祥教授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我有点心绪茫然，又想回到母校人大继续读博士研究生。我想报考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担心我在那场政治风波中的一些事让先生为难，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征求先生意见。先生没有直接给我回信，让当时在读的学姐贺渊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可以报考，并提供了一些复习参考书目和注意事项等，特别是贺渊师姐在信中特意转告了彭先生的叮嘱。这样，我才打消了顾虑，开始准备考博。在1990年的中外政治思想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中，我虽然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我还是担心政审这一关，到7月初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才放下了这颗悬着的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先生的宽容温厚和学术大家的胸襟。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先生不怕因此受到非议，坚持自己的标准和原则。
在重回人大师从先生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中，我们每两周到先生的林园五楼四号的“五四书屋”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与先生和同学一起讨论学术话题，先生在校内外有讲座也带我们去听课。期间在做学问与做人上老师的一些教导，我也时刻铭记于心，不敢忘怀。
在如何做学问上，先生教给我们一种方法，可以名之为“笔记心得法”。就是要求我们要勤读勤记，不动笔墨不读书。学术研究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心得，然后，把这些心得整理出来，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孙思白先生为例，说孙先生在书房中挂了不少小纸篓，看书时一有心得就立即记下来，然后揉成纸团放在分类不同的纸篓中，这样时间一久，再把纸篓中的心得拿出来，进行整理、论证就形成了一篇论文。这个方法非常形象生动，也很管用。我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照搬先生介绍的方法，但逐渐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而且在我自己带研究生后，把这个方法也传授给了我自己的学生。
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著名专家，一生写了大量学术论著。先生的著作文风朴实无华，却又不乏生动的人物形象或场景描述。先生主张史学文章要写得有可读性，不要干巴巴的，写历史人物要有人物形象和个性。在听先生的讲课中，先生以《史记》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例，说司马迁在写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巡游车队时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见到秦始皇的威仪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寥寥数语，人物个性跃然纸上。先生主张史学著作应学习太史公的文笔。
再就是写论文首先要学会作注。有一次我拿了一篇论文请先生指正，先生认真看过之后，把我叫去，和气而不失威严地对我说：“你先把论文后面的注释换成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我当时写的是一篇题目为《救亡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论文，所用的资料有一大部分是人大党史系编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部资料没有正式出版，也引用了旧版《毛泽东选集》，先生说：“用这些文本作注是不行的，应换成正式出版的和最新版的图书，出处一定要注明版本。”同时先生给我推荐了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我费了很大劲把注释全部修改为正式出版的文献和新版《毛泽东选集》，并进行了校对，后来这篇论文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此后我写论文就很注意注释引文的权威性。
先生性情温厚中和，也表现为学术上的既不保守也不标新立异。学术上，先生对我们既要求严格，又不乏宽厚包容。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我原先想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着重探讨一下毛泽东放弃自己原先构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先生对学生的学术旨趣一般都很支持，但当我跟先生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学术思考时，先生却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正值政治风波后不久，学术界比较沉闷，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很难有新突破，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标新立异的观点很容易被认为有自由化倾向。后来先生建议我以“国外毛泽东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我当时有些为难，因为这个领域在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借鉴的成果较少，而且我本人对此领域也不熟悉。研究这一领域需要看大量的外文资料，而我学的外语是日语，难以查阅英文资料。但先生鼓励我说正因为这一领域新，才有学术价值，也容易有自己的突破。为此，先生自己也开始对此领域研究的初步梳理，并有一些思考，同时还以此为题开设了讲座。在一次讲课中先生通知我去听课，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并对当时在国内发行的几部从国外引进毛泽东传记进行了评析。课后，先生让我按照他的讲课思路进行论文准备。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从选题论证、框架结构、资料收集与使用，都是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经一年多的辛苦耕耘，总算拿出了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但我毕竟是初涉此一领域，总觉功力不逮，与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先生鼓励我说，博士论文只是研究的一个起步，你只要汇报好你这一阶段的研究收获就行。在我的答辩会上，由程歗、林茂生、陈铁建、刘桂生先生等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评审，我的论文获得通过，同时各位先生也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批评建议。在我的答辩会上，林茂生老师的一席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内学术界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正在兴起毛泽东研究热。我也主编了和参编了一些此类编著或丛书。林先生针对这种情况对我说：古人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毛泽东时代是神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在走出神的时代，但现在还是圣的时代，下一个时期才是人的时代。研究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尤其要以古人说的“君子三畏”为训诫，小心谨慎，不可犯忌。后来我在这些学界先辈意见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增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当时让我选这一研究领域，也是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的，当时我所读的专业名称是中外政治思想，国外毛泽东研究可补充这一学科领域中外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不足。2006年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时，又专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级学科方向，而国外毛泽东研究则在这一学科方向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亦可见先生的学识之深厚和预见性。可惜的是后来由于我的工作流变，没有一直在此领域深入研究下去，对此我一直对先生抱愧。从当时到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学术领域。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中又有选择“国外毛泽东研究”方向取得不错成果、并考取了人大此一方向的博士生的，这也算是薪火相传吧。
另一件事是，1992年我曾作为副主编协助先生一起主编《论说毛泽东丛书》，因我当时在丛书的选题、组稿、编辑、联系出版等事务中耗费了大量精力，致使自己承担的一册书稿《毛泽东的革命观》迟迟不能完成，后为了赶出版时限，我又增加了一个作者，匆匆完成。当全部书稿共8册交给先生审阅的时候，我原想先生年事高工作忙，可能不会细看，因我和其他编委已经修改过一遍。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打印稿，全是手写稿，有的作者字写得不太工整，看起来很费劲，全书稿有近200万字，看稿的工作量很大。没想到先生竟逐册逐页仔细审阅批改，尤其是对我写的那册《毛泽东的革命观》更是详细审阅。先生审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我看你这本书还是不忙出版了吧，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偏颇，而且一些论述也不太严谨。尤其是对晚年毛泽东失误的一些评价和分析，不太合适。”我当时有些难堪，一是这部书稿是和别人合作的，担心对合作者不好交代。二是已与出版社签约，只要先生同意就可出版。我就说我们再好好修改一遍，让先生再看一次。但先生坚持说：“既然让我做主编，我就得严格把关，要不我就不做主编了。”我当时还有些虚荣，觉得自己忙碌了一年，恰恰耽误了自己的书稿出版。后来先生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是有名越是要珍惜自己的名望。先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家，能够辅佐带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担纲，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先生并非只挂名不负责，而是要做名副其实的主编，而在当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先生这种提携后辈和担当责任的精神。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非常对不起先生。
在学术思想上，先生的很多见解使我终生受益，仍在指导我今天的教学与研究。此处仅举两例。一是在宣传与学术的关系上，先生明确提出应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宣传政策和理论，而学术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非只是图解理论和政策，而是要为理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提供论证和思想资源。他明确批评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中，不深入研究问题，只是解说中央文件或领导人的讲话。他指出在二者的关系上，应先有学术研究，后有理论和政策及宣传。博士毕业后，在我所从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一直遵循先生的这一思想，注重以学术研究为教学提供支撑，这样的教学也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上，先生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反帝救亡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反帝的理论武器。因为旧民主主义理论不反帝，所以解决不了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受老师的启发，我在教学与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不断思考，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同时也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帝救亡的工具理性与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的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为反帝救亡所需要，而且也是被压迫人民追求公平正义、自由解放、幸福生活的价值需要。正是有了这种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才激励千百万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们党却逐渐脱离了中国和时代实际，以致发生了“文革”，使信仰与理性发生分裂。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重新回归到理性，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又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似乎发生了分离。我们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是因为现代化的需要，实践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但毋庸讳言的是工具理性冲击价值理性所致的理性与信仰的再次分裂。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再一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我的这些思考和粗浅认识是多么需要和先生一起交谈讨论啊，如先生健在，一定会得到他老人家的悉心指导。我为失去一位难得的良师而深深抱憾。
写到这里，我再次凝视桌前的先生遗像，看着先生那和蔼可亲的目光，我想，先生在天国一定也在注视着我们这些弟子们。
2010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