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彭明教授
李良明(注：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1965年9月，我第一次记住彭明教授的名字，那时，我初学中共党史，他和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我最喜欢的参考书。
1986年11月上旬，我第一次见到彭明教授。当时，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校召开。鉴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年龄结构偏大，为了持续开展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工作，胡华教授提议，要在全国选一批三四十岁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委会的工作。我有幸与湖北大学的田子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殿尧、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宋霖一起，被吸纳为编委会的新编委，直接在胡华、彭明、陈志凌等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审工作。11月5日，会议闭幕，彭明教授致闭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鼓舞下召开的。我们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历年来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所作的题词和批示……进一步明确了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深远意义及其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决心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定不移地为完成既定的编写五十卷传稿的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此后20年，经常与彭明教授在编委会上和全国其他学术讨论会上谋面，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87年，我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精神很不爽。当年暑假前，学校评职称，专门发了一个破格晋升的文件，提出凡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者，可以破格晋升高一级职称：(1)在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三篇以上学术论文者；(2)获得省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者；(3)获得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者。这三个条件我当时都具备，熟知我的人都认为我破格晋升副教授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当时系里主持职称评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说学校没下指标，而学校主持职称评审的主要负责人却说，系里没将我的名字报上来，学校也没有办法。他们相互推诿，就是不解决问题。我很气愤，但也无奈。当年暑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次审稿会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彭明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职称这玩意不要看得太重，它并不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学术水平。”他还诙谐地说：“比如粮票，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地方粮票面额再大，也不能在全国通用。要使自己成为全国粮票，不要当地方粮票。”
彭明教授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是啊，全国粮票，全国通用，大家都承认；地方粮票，只在当地使用，面额再大，也不能在全国其他地方使用，没人承认。所以，不要只看粮票面额，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粮票。这使我认识到，职称的高低，不等于学术水平的高低，一个学人，不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职称再高，也没人承认；反之，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即使职称低，社会也照样承认你。从这以后，我的心胸开阔了，精神大振，学习和科研的劲头也更大了。
1987年12月14日，我们正在广州参加审稿会，突然传来胡华教授不幸去世的噩耗。胡华教授生病的情况，我们全体编委都是知道的。他在手术前，于11月26日致信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杨世兰、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卢权和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胡提春，并通过他们三位向出席广州审稿会的全体编委通报了他的病情。但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胡华教授走得那么快。胡华教授去世的当天上午10时左右，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陈志凌教授向全体编委宣读了胡华教授11月26日的这封信，并给每位编委复印了一份。读着胡华教授的信，我们每个编委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向胡华教授默哀致敬。
遵照胡华教授的意见，广州审稿会由彭明、陈志凌、杨世兰三位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审稿工作。彭明教授在默哀后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要求编委们继承胡华教授的遗志，团结一致，辛勤努力，在何长工会长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的编纂任务。各位编委化悲痛为力量，競競业业地投入广州审稿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广州审稿任务。
胡华教授在世时，《中共党史人物传》前30卷还没有出齐，后面的工作还很繁重。编委会商定，仍以胡华名义主编，彭明教授代胡华教授签署终审书稿。特别是前50卷的后10卷，主要是彭明教授主持完成的，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后10卷的主编，但是彭明教授仍坚持以胡华名义主编，不署自己的名字。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成为学术界和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美谈。
彭明教授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甚丰，在全国同行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愿意和他交流，因为他平易近人，在学术晚辈面前，从不耍大牌。
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出版后在全国影响很大。2001年7月在北京开会，我向他谈了读该书的感想。他几十年如一日研究五四运动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大街小巷，这部力作，不是关在研究室里写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史料丰富，堪称信史。他对我说的“《五四运动史》是‘跑’出来的”这句话比较满意。他说，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固然重要，但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的功夫也不能少。他还给我讲了他对卢沟桥考证的故事，是怎样将泸沟桥的“泸”字改为“卢”的。由此可见他对历史真知的执著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彭明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品德堪称楷模。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正派，尊重外地学者，团结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他疾恶如仇，反对腐败，教育青年学者要甘坐冷板凳，专心做学问，不要受官场、商场的诱惑。他治学严谨，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课题，都是有感而发，读者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真思想的。
在彭明教授周年祭日来临之际，特作此文以彰其美德，永世其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