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怀念彭明老师
汪朝光(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一次见到彭明老师究为何时，30年过去，已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因为彭老师于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我也没有直接受教于彭老师。不过，彭老师的盛名却是早有耳闻，因为我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李新先生，于公于私均与彭明老师有非常好的关系。1982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随李新老师读书，那年全所就招了我一个研究生。所谓上课，就是到李老师的办公室或家中，听李老师用他那浓重而好听的川音聊天，其间便不时听到李老师说起彭老师，他们当年怎么在八角亭编书，他们又怎么共同在做民国史的事业，等等，使得那时不过20多岁的我，对学界同仁的学术往还与人际关系，有了初步的印象。
记忆中与彭明老师的相见，最深刻的印象却来自于他对我的批评。1984年12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已经写完，就等答辩结束，便可走上研究工作的岗位了。当年不似现在，研究生的人数不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颇为隆重。为了我的论文答辩，李新老师招来好几位知名学者，组成了一个阵容颇盛的答辩委员会，彭明先生便列名其中。
记得是在1984年12月的某个工作日，我来到位于近代史研究所五楼民国史研究室的会议室，心情是激动而忐忑的。答辩循程序进行，照例是由导师介绍情况，学生报告论文写作的经过和要点，答辩委员进行质疑。在我报告完论文后，彭明老师首先提问：“小汪，刚刚你提到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位美国教授的观点，能否请你告知我们他的具体信息？”我没有明白彭老师问题的真实含义，还觉得彭老师怎么问了这样的问题，这似乎不难回答，于是便自信地又介绍了一番这位美国教授的学术看法。等我说完，彭老师便接着问：“小汪，我问的是这位美国教授的具体信息，在什么单位工作啊？”我还是没有明白彭老师的意思，便翻开论文某页的注释，说这人姓甚名谁，在何年何月的何期刊发表了他的论文，这就是此人的全部信息呀。这时，彭老师又问我：“好的，我问的是这位美国人是在哪个学校当教授？”我一时愣住了，因为杂志上只标明了他的国籍，确实没有标明他的身份，我只能回答说：“不知道。”彭老师此时才揭开了他所提问题的谜底：“小汪，我来告诉你，你引用的这篇文章没有错，是个美国人写的也没有错，但他不是美国的教授，而是在中国留学、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生，最近我还见过他，他向我讨教了若干问题，为什么你把他当成教授呢？什么地方标明他是教授呢？总不能说凡发表文章的美国人都是教授吧？”至此，我方恍然大悟，原来我犯了粗疏大意、强不知以为知的错误，而且回答时毫无退路，无法辩解，只能认栽啦！当时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以逃脱此等错误之尴尬难堪！
答辩当然还是顺利通过了，彭明老师对于论文还是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提问，告诫我学术之路来不得半点虚饰与虚假，而应该老老实实，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答辩结束后，彭明老师很坦诚地对我说：“小汪，你不必在意，我刚才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提问，让你对学术有敬畏之心，方才可以使你今后的学术之路走得更顺利。当年，我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让我们共勉！比如，如果你不说这人是美国教授，而说是美国学者，那就没有问题了，这也是做学问的方法之一啊。”
这是彭明老师在我学术之路即将开始之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实际反映的正是他们那辈学者对于学术的敬畏与追求。正是因为李新老师、彭明老师以及其他许多老师的教导，才使我从此之后在学术道路上踏实负责、认真努力，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我在学术之路上一路走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彭明老师这样坦荡负责的教诲是分不开的。这件事也成为我终身为之感念与怀念的难忘往事！
毕业以后，我和彭明老师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负责民国史研究室的工作，更与彭老师时有往还。每次听到他那洪亮爽朗的声音，每次听到他对我们民国史工作的督促与鞭策，心中总是泛起温暖与敬意。2008年6月，彭明老师因病逝世时，我因为有事在外，不能到彭老师的灵前致敬，于此借回忆彭明老师的文集出版，写下我个人的一段难忘感受，也算是我个人的心香一瓣，奉献于彭明老师！
2013年1月初于东厂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