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
张静如(注：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08年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办公室小吴的电话，说彭明在9点多去世了。我吃了一惊，前几天我给老彭打电话，他还说挺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之前，他因吐血发现胃癌，动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三天我去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三医院看他，他住在重症监护室，不让进去。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醒了。等他回到普通病房，我又去看他，认得我。看护的人说他有肺炎，正在治。后来，三院让他出院，其实肺炎并没好，又设法去了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我又去看他，脸色、情绪、精神都很好，我想这回也许会慢慢好起来。我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的副院长孙秀民陪我一起去的，带去了鲜花，还送了一点钱，表示慰问。从医院回到家，我几次与老彭通电话，一直说不错。我与老彭约好，等他全好了，我请他一起吃饭。没想到他突然不辞而别。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遗体告别时，我尽量控制情绪，但从屋里出来，我还是大声说：“老彭不够朋友，约好一起吃饭，怎么就走了。”
老彭比我大9岁，我称他为老哥哥。因为是好朋友，我每次约他参加活动，他从未拒绝过，总说：“你让我来我能不来？”他年纪大了，凡是我约他出来开会，都安排学生用车接他。我与他经常交往，向他请教，并互相讨论一些问题，之间也会有不同看法。在接触中，感到他为人厚道，从不以语伤人。他很谦虚，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他没有架子，待人随和。他爱护学生，关心青年，扶持他们成长。与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用不着留心眼。他人很胖，肚子大，加上和善的面孔，特像一尊弥勒佛。当然，我不是说老彭十全十美，没有不足之处，世上任何人都会有缺点。比如，我和老彭多年接触中，觉得他遇事过于谨慎小心，这大概和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有关。
彭明博学多才、思想活跃，不保守，能随时代前进，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一生对中国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相当大，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很多。比如，他积几十年之功写成的《五四运动史》以及不断发表的有关五四时期的系列文章；他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他与李新等一起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华民国史》；他协助胡华主持《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的编撰工作；等等。对中国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的开拓、充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说说他在五四运动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
据彭明说，他之所以选择五四运动作为自己几十年研究的课题，是因为1946年看到于力发表的《北京高师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情况》而产生兴趣，并开始积累有关五四的资料。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认为老彭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无论中国现代史还是中共历史，都要把五四运动作为研究的开始。确定课题之后，老彭下的功夫相当大，不仅收集大量史料，而且不止一次地进行实地考察。他给我讲过怎样寻找陈独秀散发传单的新世界旧址的事，我听后觉得他搞研究特别认真，一点事也不放过，直到弄清楚为止，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后学者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彭终于成功了，写出几十万字巨著。
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及其有关五四的系列文章，全景式地描绘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轨迹，既概括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还说明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及不同思潮的争论。我认为，彭明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史料翔实。老彭说他收集大量资料，但没有跟我说过到底看过多少，从他使用的材料来估计，应该看过千万字以上。比如，书中他写新潮社，不看该社刊物《新潮》不行，而《新潮》第一卷就有60万字。当然，看史料有的是粗翻，有的是细读，不管怎样，这功夫下得相当大。我数了一下，《五四运动史》这本书的注共有1571条，大量是出处注，少量是说明注或学术注。我并不认为写东西注越多越好，而是要看什么性质的。写历史，属于说理的文章，就不要东引西引，自己把道理讲明白就行了，属于实证性的文章则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必须引用大量史料，并清楚地注明出处。老彭的做法是对的，后学者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不仅如此，我发现彭明对一些材料的使用是很慎重的，凡未能证实的材料就不用。比如，他写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的一段历史时，就没有用高一涵的回忆中说李陈二人在路上谈建党问题。
第二，细节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写历史书就要细节清楚，不然大而化之，使读者弄不清楚事情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当然就引不起兴趣。老彭的书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每一细节都不放过，交代得明明白白。比如，书中说道，各校学生在天安门汇合演说后，随即游行至东交民巷，但被阻，大家决定改道去曹汝霖家。书中对学生游行队伍去赵家楼曹汝霖家的路线写得很详细：“从东交民巷西口，转北走户部街，东行，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穿过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北行至前赵家楼胡同西口，再由此往东至曹宅。”(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为了让读者弄明白，书中还画出了学生游行示威路线图。要做到事事都让读者明白，确实不太容易，一部几十万字的书，说的事那么多，基本上找不到漏洞，令人佩服。
第三，分析透彻。由于彭明研究五四是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所以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很透彻，有根有据，说服力非常强。比如，他分析山东学生及各界爱国运动情况时，讲了四个特点：一是发动较早，二是响应的地区和阶层较为广泛，三是直接和侵略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四是运动延续时间较长。为了分析这几个特点，老彭用了34条材料，比如分析运动的广泛性，书中说到山东的一些议员对北洋政府的做法极为不满，并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和要求惩办卖国贼。书中用了两条材料，一个是当时《申报》的报道，一个是运动中时人编写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中提供的，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是1919年5月3日众议院山东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的查办卖国大吏议案，内容为：“本员代表民意，嫉恶如仇。庆父不除，鲁难未已。用是依据约法第十九条第十项，提出兹案，请即咨请大总统速行大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总长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褫职，交法庭严讯办理。”
第四，观点鲜明。在对五四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彭明提出许多明确的观点，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力反封建而非反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中救亡与启蒙始终相互促进，五四运动全程贯穿着理性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口号具有现实意义，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等等。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未必都被认同，但对研究者和后学者却很有启发。老彭很赞同毛泽东提出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论断，毛泽东界定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没有错，问题是这一时期内的“五四爱国运动”一段要把陈独秀说成“总司令”则需要史料的佐证。所以，彭明研究五四提出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学术研究非常有好处，能够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上边说的几个特点，看起来很一般，很多写评语也这样说，其实那好多是应付差事，这里却不是，完全是真心真意的。因为老彭做到的功夫，确实与一般为提职称写的文章、著作不同，当然这只有看过他的《五四运动史》及研究五四的系列文章才会明白。
1993年，与彭老师在一起
有的学者说，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前辈特别是彭明老师都研究过，我们没什么可研究的了。这话不对，因为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比如，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都是有名的(有些有名的人也研究得不够)，无名的群体有谁研究过？大学教师群体谁研究过？中小学教师群体谁研究过？可以说，至少有几百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其实，就老彭自己已研究的成果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进一步提高、调整、改正的地方。比如，他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叙述和分析，在观点上显得陈旧，不甚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许多新的说法，当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再有，在老彭书中用了一条材料证明工人阶级起决定作用，但这条材料实际上是说明商人罢市的作用的。我跟老彭说，你这条材料用的不对，关键是不应该删节，一删节就变成说工人的作用的了。这条材料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同沪海道尹给北京政府的电文，其内容为：“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会办法。”这条材料显然讲的是由于商人罢市才可能成为燎原之火，而且后边接着讲到学界“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始条件，商界亦曾有点请求”。但在《五四运动史》中却在“工人同盟罢工”之后做了删节，下接“星星之火”，这一来就使罢市作用变成罢工作用了。老彭听我说之后，也承认这样用有问题。前边我说到老彭很谦虚，知道自己错了就改，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风格。1978年，我提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标准，老彭和几位学界朋友都不同意，认为我的标准太高。1989年，老彭正式提出一个标准，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可是，到了20世纪末，老彭对我说也同意我的标准，收回他自己的观点。我想，以他的这种科学态度，如果他继续活着，一定会有更多的新成果，也一定能够把他写过的成果中不恰当之处改正过来。当然，这话现在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我这位老哥哥的一生可敬的精神是永存的。
我的好友彭明的去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我非常想念他。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