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一）中美关系改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运日盛，GDP（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奖牌总数超过美国，2012年伦敦奥运会位居第二，中国越来越以强国姿态屹立于世界之东。伴随中国国力的显著上升，中美关系也在不断发展，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评价随之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中国热”在美国蔚然成风。
1．对华评价明显改善，中美友善成美国人主流观点
根据盖洛普
的调查，1960年代末，中国是最受美国人敌视的国家，仅有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友善态度，远低于其二战敌国日本的72％和其当时主要竞争对手苏联的19％，见表1。进入21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改善，从表2可以看出，视中国为友好国家（盟国及友好但非盟国两类合计）的人从2001年的27％急剧上升到2011年的76％。
表1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对部分国家的友善程度
资料来源：George Gallup，The Gallup Poll，1935-1971，N．Y．：Random House，1972，转引自熊志勇（2012）。
表2 2001—2011年美国人对中国是否友好的认识
资料来源：Gallup Poll，转引自熊志勇（2012）。
2．美国人对华仍然存在较大误解，不友好观点仍有市场
美国人对华的友好态度并不稳定。根据盖洛普调查，中国在敌国排行榜上一直位居前列，2011年更是仅次于伊朗，与朝鲜相当，见图1。盖洛普网站在2013年6月1日至6月4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华友好率从2011年的76％大幅下降至55％（11％的盟国率，44％的友好国家比率），不友好率则高达40％，其中2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1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此比率仅低于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的2001年，创了近年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2011年1月25日至2月4日对1 012名美国成年人做的一项全国性网上调查显示，69％的受访美国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图1 2002—2011年美国人对敌国的认识
资料来源：Gallup Poll，转引自熊志勇（2012）。
美国人对华存在的不安与焦虑感更表现在经济议题上。2000年盖洛普民调显示，65％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第一强国，但是《华盛顿邮报》与ABC电视网2010年2月25日公布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经济议题上，41％的美国人相信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40％认为是美国人的；就外交议题上，43％的人相信中国将主导全球，38％的人相信美国将继续独领风骚。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6月17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崛起心存忧虑，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好事，47％认为是坏事。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2011年的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相信中国将在20年内成为世界首要经济强国，但48％的受访者对中国观感不佳。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感到好奇，75％的受访者要么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有点”感兴趣，要么是“很”感兴趣，但存在大量误解。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无法认出中国的货币，55％的人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是谁，只有32％的人能说出中国的首都。5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更大。
（二）“中国热”升温
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使中国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新兴市场之一。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更有力促进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以了解中国经济、文化，学习汉语为代表的“中国热”开始在全球兴起。美国作为全球热点的感应器，其对中国的关注度节节上升。
在美国，汉语从一个小语种一跃成为备受青睐的关键语言。2006年，小布什总统推出了“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每年暑假选送部分优秀大学生到关键语言所在国学习，旨在培养美国优秀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及卓越的文化体察力，中文于2007年被纳入此项目。2006年5月，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设立“AP汉语项目”。始于1955年的美国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是为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开设的达到大学学术标准与学业水平的课程（任长松，2007）。汉语被列入AP课程是美国汉语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汉语正式进入美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国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办公室（汉办）大力支持AP课程开设，与美国大学理事会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约，在经济和教学资源两个方面支持美国中文教学。汉办通过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等平台，为美国大、中、小学的中文教学提供经济、师资和教材资源等方面的支持（陈东东，2011）。在双方合力下，美国大、中、小学汉语学习人数逐年上升，2011年共有27 035名美国中学生参加AP中文考试，以年均增约25％的速度快速增长，开设AP中文考点的学校从2006年的433所增加到2011年的1201所（肖舜良，2011）。
汉语学习热也体现在美国学生选择海外留学目的地的变化。中国已成为除西欧外美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第一选择。美国国务院通过交流项目支持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的人数已超过到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数（肖舜良，2011）。
“中国热”的兴起还表现在国外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显著增加上。北京语言大学外媒报道分析中心建有“外媒报道分析系统”，能实时抓取国外55家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数据分析发现：截至2012年12月28日，2012年度涉华报道为28 840条，总量比2011年度有较大提高（2011年度为24 486条），报道主题及关注点呈现多元特征，伦敦奥运会、莫言获诺奖等有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报道较之以往有较大幅度提升（高金萍，2013）。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
文化软实力一直在国家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软实力（soft power）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提出并加以详细阐述的概念，即：“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的有利的规则或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的权力之源，在当今世界政治中，这些软性权力之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在全世界推行、保卫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灵魂与核心。目前美国软实力的战略体系包括：1．以价值观为核心，宣扬并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观；2．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体系，主导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制定与修改，形成国际制度霸权；3．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软渗透；4．以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其《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报告中判断：中国缺乏协调的国家软实力战略，中国自身的软实力是防御性的和被动反应的，是为了减轻其他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意识（江凌，2012）。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为在“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开始将输出中华优秀文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报告首次明确了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强调：“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随后，文化部出台《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未来5至10年中，推动实施五大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强调：“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011年10月，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的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和国际性文化奖项。”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逐步形成；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逐步改善，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规划的第九项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要求：“加快推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形成展示、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制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出去规划。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鼓励从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作品、出版物、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武术杂技和演出展览等领域的文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开拓海外市场。”
为贯彻党和政府制定的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我国推行了系列政策措施。2004年中国外文局创设“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08年财政部设立了“国产音像出口专项资金”、“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政策资金，文化部设立了优秀出口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奖励措施；2010年年初启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年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首次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海外“中国热”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四）中国文学译介效果欠佳
1．中国文学英译热潮
文学向来被视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及精粹，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充分代表其意识形态及审美原则的文学作品的传扬与接纳。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进程形成重大影响的每一个伟大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其重要文学作品的广为传播。基督教传播之与《圣经》、欧洲文学启蒙之与希腊神话、英国戏剧兴盛之与莎士比亚剧作，均是文化与文学紧密结合进而构成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最好例证。中国文化如想在世界舞台占领一席之地，中国文学理应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文学译介作为文化推广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重视。
建国至今，国家大规模的文学对外译介工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国文学》（1951—2000）杂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熊猫丛书”（1981—2000）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大中华文库”（1995—）、“金水桥计划”（2003—）、“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2005—）、《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2007—）、“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等系列图书为代表（郑晔，2012）。
其中，第三阶段的大部分工作在对外文化传播的号角吹响之后推出，具体来看，属于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的有：从2004年开始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底，新闻出版总署又一个重点项目“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编选工作开始，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分6卷本向世界展示20世纪中国优秀和经典文学作品，以中外合作翻译和出版的方式进入英美国家的主流出版机构，同时为海外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中国作协的项目有：从2006年2月起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适当资助国外译者及出版商的翻译费、出版费等，计划用三年时间把百余部中国优秀作家作品译介到海外，增强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下设了单项翻译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宗旨是鼓励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向外翻译”。另外，汉办和教育部等也积极投入该项事业。2009年7月，国家汉办批准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共同申请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立项，计划三年内出版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发行（王建开，2013）。2012年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公关项目”专设对英译作品出版和研究的资助，其“招标课题指南”的第16项即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的首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向10个语种的33部作品提供了翻译资助。
20世纪80年代，随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的英译出版，中国文学开始在北美获得积极回应。“熊猫丛书”为一些作家初步赢得了国际关注，而根据中国小说改编的电影进一步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随着外国出版机构以及汉学家们的介入，中国小说的翻译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市场的扩大，英美商业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文学英译本，取得一定影响的小说如下：1994年，企鹅出版集团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红高粱》（Red Sorghum）；1995年，纽约威廉莫柔（William Morrow）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苏童小说《米》（Rice），企鹅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北京娃娃》（Beijing Doll）；2005年，企鹅出版集团以10万美元买下姜戎《狼图腾》的英文版权并全球发行。除此之外，企鹅出版集团同年还将珍妮·凯莉与华裔美国人茅国权1979年合译的钱锺书的《围城》（Fortress Besieged）纳入“企鹅现代经典文库”（Penguin Modern Classics）出版，赢得许多佳评。其次，中国文学得到英美专业杂志的高频度的关注和评论。以美国影响最大的世界文学刊物之一《今日世界文学》为例，20世纪90年代该刊物登载中国文学书评、研究性论文、访谈和报道等达30多篇。
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译介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声誉最高、公正度及权威性最强的文学界最高奖励，自瑞典文学院于1896年接受颁奖任务并于1901年首次颁奖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把奖励“授予全世界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除了引发新闻传媒、出版机构、报纸刊物和文学团体的追踪报道、采访和全方位的评论外，更会在全球范围内催生对获奖作家作品的热读、评论和翻译。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从业者对获奖作家的创作特质进行专题研究及批评，而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成为当年度畅销书，有的更进入文学经典必读书系列，更有的被列为大学生课外阅读书目，成为全球师生阅读、讨论和研究的对象。“诺贝尔文学奖影响较之其他的奖项，如欧洲大陆的布克奖或龚古尔奖等，要广泛和深远得多。它无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王晓路、潘纯琳、肖庆华、蒋欣欣，2008）莫言作品的获奖不仅引发了西方国家普通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也间接推动了之后麦家等当代作家受到企鹅等英美主流出版集团的礼遇。麦家作品《解密》（Decoded）于2014年3月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与美国FSG出版集团联袂推出，在英美等21个主要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市场反响不凡。
2．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效果不明显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作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文化事业，肩负着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当今社会及文化生活的任务，国家在《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文化工程上的巨大投入即为最好的凭证。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程确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就“总体而言，这些翻译作品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很小”（孔慧怡、杨承淑，2000）。1980年代，“熊猫丛书”10％左右的译本引起了英美读者的注意，一些读者对此表示出阅读的兴趣，而90％左右的译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接受效果（耿强，2011）。
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因面临市场压力均于2001年前后停刊，其他由国内出版社组织的对外译介作品市场反应冷淡。由国外出版社推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不乏成功的案例，但是，部分译介作品并没有起到正面宣传中国新时代、新形象的作用，反而容易使读者误解中国。这些作品往往取材于极端贫困的边远乡村或者文革、三年自然灾害等新中国历史上犯了路线错误带来的困难、动荡的时期，反映出的是贫困和压抑导致的扭曲人性。这些作品符合西方读者对性、政治等方面的阅读习惯，但是给中国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3．中国国内现当代文学英译质量受到质疑
导致中国之热与中国文学译介效果不佳之间产生巨大反差的原因不一而足，既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交流中必然出现的文化流动不对等缘由，也有文学作品因本身对读者要求更高而造成读者群相对较小的因素。其中，中国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水平受到了非难。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奉献出鲁迅、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的不是优秀作品，而是与原著水准相当的优秀翻译。
由于汉语迥异于西方语言体系，西方汉语研习者很少，精通者则更寥寥无几。以诺贝尔评奖为例，为保证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瑞典文学院具有文学奖评审资格的18位终身院士均为精通数门外语的学者，可以直接阅读几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但除马悦然外，无人懂得中文。中国作家要想进入评委视野，必须借助高水平外语译本。但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所言，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至今，中国文坛只有三位作家进入终审名单：沈从文、高行健、莫言（后两者分获2000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三人作品的译者均为海外汉学家。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宜由外国译者完成的言论在2012年莫言凭葛浩然、陈安娜等海外译者译本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成为定论。国内评论界也发出相同的感慨：“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国内机构即使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刘再复，2012）
4．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式有待加强
除了对本土译者翻译水平的质疑，对中国文学输出及传播方式的反思也开始出现。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汉学家们中英文俱佳，深得中国文学及文化之精髓且英文创作能力优异，其翻译成果早已获得读者市场及专业评论的双重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在译著出版中学会了如何驾驭美国文化市场的运作规则。汉学家驱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打通了资源、文化、审美、市场等多个环节，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2014年春，麦家的《解密》在企鹅出版集团与FSG出版集团的成功商业化运作下，其英译本Decoded在美、英等英语国家获得大卖，显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译介在现代性的架构下扩大海外影响力的“密码”。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涉及的范畴很大，包括中国文学、翻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以及作家、翻译家、汉学家、出版商、新闻界、外宣部门等多个主体。翻译研究者及比较文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即使翻译质量好的文学作品也未必能有理想的海外接受度。“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出版及新闻界关注的是翻译作品的选材，作品译本的版权、译本装帧、发行、宣传环节等市场化因素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汉学研究者和国外译者则普遍认为作品的文学水平、译者的翻译能力、国外市场的推介手段和接受程度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都很重要（郑晔，2012）。2010年1月在北师大举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界代表在深刻剖析中国文学在本土及海外的生存状态及遭遇的问题后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达成共识：只有把创作、翻译、翻译批评、海外汉学研究、传播等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才能改变中国文学目前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窘境，使中国文学的传播更加有效（西川等，2010）。
（五）汉学界开始重视文学研究
1．西方汉学发展经历的三个时期
汉学（Sinology），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内容广泛，包括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地理、社会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学科。汉学从16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自发业余研究开始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均为西方传教士，如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来自英国的理雅各等。他们系统学习汉语，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用本国文字记录了在中国的所闻所见并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了描述和评价。理雅各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为标志，汉学研究开始向注重学术理性的西方科学范式靠拢，逐渐进入专业化阶段。此阶段汉学研究的重点仍是中国古典时期的语言和文化典籍，文学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兴起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时期。由于美国战后在全球地位的不断上升，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也成为美国研究关注点之一。出于政治及战略的考虑，中国研究学的研究范围从古代中国拓展到现当代中国，学科重心也从以语言文化为主拓展到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研究。受冷战影响，中国大陆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大部分联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展示现代中国风貌人情及社会情况的核心手段，并进一步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人员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以往清一色西方人的欧美汉学家队伍中开始出现以汉语为母语、接受过东西方高等教育的华裔学者，且后者依靠自身深厚的母语功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开始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更具多元性、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加快了与外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随之逐渐褪去原有的浓厚政治色彩（马睿，2009）。
2．汉学家在美国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目前，美国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东亚系或者中文系，每年学习中国文化的大学生、研究生近万人。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专家学者数量日渐扩大，并逐渐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等涉及中美关系的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学术界，汉学家的地位也日渐上升，如美国历史学会，近几届的主席都由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担纲。在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上中国当代小说受到的礼遇也说明了作为译者的汉学家地位的上升。随着中国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如何从译介角度出发，借助汉学界及汉学家的巨大学术影响、实现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目的由此构成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新动向。
二、国内外相关分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是一个跨越译介学、文学，社会学及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议题，其多重视角决定了本书依托的理论基础将兼容译介学、文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
（一）跨领域视角
1．译介学
译介学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的跨文化学科。译介学脱胎于比较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格局之下，随着各种文化及文学的相互交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一种受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操控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去予以分析、进行研究”（谢天振，2007）。译介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他也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创始人。译介学研究者们对翻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学层面的文字转换，“不仅止于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不参与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下，而将翻译文本作为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查明建，2005）。因此，比较文学视野里的翻译研究，也即译介学研究，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对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定、指导，从而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多面的角度以及更丰富的美学成分。
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相比，其开创性及拓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译介学突破了翻译研究拘泥于语言文字转换的狭隘视角，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双语之间的转换问题固然是译介学关注的一个方面，但其更关注的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体现的基本特征及共同属性。译介学上升到了文化交流及传播的层面思考问题，其所特别考察的现象包括不忠实的译本对原文文化和文学意象进行有意改变的背后原因，译本在目的语内部的传播方式与接受情况，译本的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背后又体现出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心理，等等。因此，译介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译文分析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并由此切入某个时期的文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查明建，2005）。
其次，译介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将译前、译中、译后的所有相关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考察范畴，包括译前阶段的赞助机构、译本选材、译者选择、译介目的、资金筹备等因素；译中阶段则有翻译策略、翻译规范、编译沟通、译者诉求等具体内容；译后阶段包括装帧设计、市场推广、组织评奖、专业评论、读者反馈、流通情况等相关环节。
另外，译介学对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高度强调实质上是对文学翻译角色以及文学翻译家价值的充分肯定。谢天振引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言论对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做了标签式的总结。埃斯卡皮曾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译介学研究者对“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经过文学翻译家的再创造后就融入了文学翻译家的创作血液，它已经不可能等同于原作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通常有四种：（1）个性化翻译，即译者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和独特的追求目标；（2）误译或漏译，目的在于迎合本民族文化及阅读心态；（3）节译与编译，以符合译入国风俗、道德从而利于传播及接受；（4）转译与改编，通常出于特殊原因而造成的文学作品的二度转型（谢天振，2007）。
最后，译介学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范式，从传统翻译研究的以原文或译文为中心、以双语切换最佳模式为考察重点的规定性研究转为对翻译行为及翻译作品的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描述性研究。译介学不以指导翻译实践以生产出更好译文为唯一目的，其研究重点在于对已经存在的译本及围绕译本的所有操作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原因，总结规律，揭示重点（耿强，2010）。
2．文化学派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翻译研究开始突破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将目光转向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学术界将之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与译介学所倡导的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本研究理论架构有启发意义的文化学派理论主要有：多元系统理论、操控理论、翻译规范等。
1）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通过对不同的文学形式的考察，指出翻译文学和诗歌、儿童读物、通俗读物一样，也是一种文学形式，与所有其他文学形式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系统。而文学系统自身也是一个子系统，同语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由人类交际符号支配的交际形式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Even-Zohar，I．，1978）。在这个由若干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依存，部分交叠，以有组织的整体形式运作。整体中各系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系统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随时代变迁而被边缘化，而边缘系统却有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成为主流。
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他提出，在一种文化中，只有那些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并得到认可的文学规范和作品才会成为“经典化”文本，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会被社会留存并流传，并进而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那些“非经典化”文本的通常命运则是逐渐被遗忘。“一般而言，整个多元系统的中心就是地位最高的经典化形式库（repertoire）”，这里所说的“形式库”就是制约文本生产的规律和要素的集合。“经典化”和“非经典化”的划分并不是评判文学作品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这里最关注的乃是文学作品的书写及内容是否符合既有的得到统治阶级认可的文学规范。某一时期构成“经典化”文本的要素只是那一时期的文学规范，这些规范的集合就是经典化形式库，而“制约当权人士行为的文化模式必然也制约着经典化形式库”。自从世上出现文学作品以来，某些文学规律和要素特别具有普世性，但是仍有一大部分规律和要素会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改变（Even-Zohar，I．，1990）。
除此之外，佐哈尔的翻译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他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强势和弱势相关联。他提出，当翻译文学处于强势地位时，译者的翻译策略就会尽量靠近源文的语言形式，善于引进新的语言表达，从而以新的姿态丰富已有的民族文学形式（Even-Zohar，I．，1978）。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会使用已有的文学模式来翻译源语文本，此时的翻译是不充分的。因此，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如何是考察文学译介的传播和接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地位的变化又会同时折射到翻译规范和翻译政策上从而导致译者翻译策略的变化。
“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在美国”是一种文学翻译研究，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与所有其他文学形式一起构成了美国文学系统，而美国文学系统又同语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其他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当中，翻译文学目前来说仍处于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相关数据显示，翻译作品在整个美国文学市场只占有百分之三的份额（季进，余夏云，2011）。而在这微薄的百分之三的份额当中，中国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则更显微不足道，大约每年出版一本（马会娟，2013）。中国现当代翻译文学乃至整个翻译文学所处的边缘地位势必映射到翻译规范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之上。
关于经典文本的树立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译介主体（编者、译者、出版商）可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代表，由他们择定的“经典”文本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流通领域中的经典化形式库。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化理论对翻译规范的择定及经典文本的挑选提供了理论支持，至于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译介主体对“经典化”文本的选择则没能给出更具体的指导。此外，多元系统理论对于翻译规范与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系统里所处地位的联系虽然给出了解释，但“充分翻译”和“不充分翻译”的说法显得过于单薄，至于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程度及具体衡量手段则语焉不详。文化转向学派的后来干将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勒菲弗尔等人注意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他们基于多元系统理论所发展出的“翻译规范”、“改写/操控”等一系列理论试图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2）翻译规范理论
以色列译学理论家图里认为翻译研究应该以目标语为导向，而“翻译则是存在于目标语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文化事实”（G．Toury，1995）。他将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及影响译本生产的文化“规范”（norms）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对影响翻译过程的翻译规范以及翻译作品的接受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他认为接受文化或目标语系统中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支配着译者的审美期待，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传统翻译研究一味强调原文而忽视译入语因素的方法遭到了图里的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需将译入语的各种有关参数纳入研究范畴，这些因素包括政治、语言、文化、历史等等。翻译研究者的侧重点尤其应该调整，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应该开始成为研究重点，相关因素对翻译结果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图里认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三类规范的制约：（1）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模仿、改写有何区别？目标文化偏爱哪些作家、哪个时代、何种文类或流派的作品？是用直接翻译或是间接翻译？即是否允许或接受经过第三国语言的转译？（2）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充分性”）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可接受性”）。（3）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操作规范又细分为：（1）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包括如何对译文进行改动，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如何划分等。（2）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 linguistic norms），即在微观结构上影响文本的原则，如句子结构、语言措辞、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等（廖七一，2009）。翻译规范无法直接感知，须通过文本（textual）和文本外（extra textual）资源方可重构。译本即为文本资源，使用语料库技术对大量译本的文本资源进行观察可以提炼出各种预先规范；文本外资源包括半理论性或评论性的观点，比如：规定性翻译“理论”，译者、编辑、出版商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翻译思想和言论，对个人译作、译者或某派译者的翻译行为的评价等（1995：65）。图里不仅对翻译规范进行了精确分类，并且提出了考察翻译规范的方法。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畴，译前阶段的预先规范，译中阶段的初始规范及操作规范都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撑。但是译后阶段的作品推广、市场反馈、读者接受等情况在图里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更多阐释。赫曼斯在图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翻译规范的范围，译后阶段的相关因素被纳入到他的研究视域中。
赫曼斯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或从翻译的内部研究来看，翻译系统是一个独立的自主存在的社会系统，有自身的功能和结构，是自律的；而从文化的角度，或从翻译的外部研究来看，翻译系统必须迎合其他系统，与其他系统互动，服从客户系统（client system）的主流话语，因而是他律的（黄德先，2007）。人们有关翻译规范的陈述与实际翻译行为仍有较大距离，翻译文本中规律的发现未必能够揭示译者的选择及决定的各种原因。规范研究最重要的根据应该是翻译文本；其次是相关的副文本（paratexts）和元文本（metatexts）。副文本是译序、译跋、注释等，元文本是独立发表但针对其他文本的文本，例如译者、编者、出版商、读者以及译界的陈述和评论，对译者的讨论与评价，以及其他有关接受情况的文本资料如翻译理论和实践之评述、翻译教科书、由翻译引发的法律纠纷、翻译发行和重印的数据、翻译获奖（包括谁获奖、谁颁奖、授奖原因）等（Hermans，T．，1999：85）。对翻译文本的体察研究主要是从翻译的自律性角度出发，寻找并归纳翻译系统在语言转换之间必循的规则，而对副文本及元文本的充分研究则是要从探察翻译他律性的角度出发，揭示其他系统当中哪些因素与翻译系统形成了联动，这些因素的作用有多大。
3）改写操控理论
译介学理论强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美国的文化及社会导向，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的翻译规范概念以及赫曼斯关于翻译的自律及他律性阐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美国的译前、译中及译后阶段都提供了理论支持。至于哪些要素应该成为研究的核心关注点，美国籍比利时裔学者勒菲弗尔的改写操控理论给出了具体回答。勒菲弗尔的改写操控论的详细描述体现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此书对翻译功能做了突破性阐释，翻译作为文学改写者及声名重建者的重要功能被重点勾勒。
勒费弗尔认为在非专业读者越来越占据全球文化主流市场的今天，是改写者而非创作者在决定文学作品的命运。勒菲弗尔在书中传承了佐哈尔关于文学是一种系统的理念，他也认为“文学是构成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彼此开放，互相影响”。有两种因素制约着文学系统的运行，使其保持与其他子系统的同步互动，这两种因素一个来自系统之内，一个来自系统之外。第一个因素由“专业人士”代表，包括文学批评家、专栏书评者、教师以及译者，他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改写以使其符合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第二个因素被称为“赞助人”，代表权力机构，其背后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赞助人通常而言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高于诗学，并以其权威性指导专业人士所维护的诗学。
由此可见，作为改写的翻译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在这里不局限于政治范畴，而指的是规范大众行为、习俗及信仰的平台框架，它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及主题的选择和展开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所信奉的，也可能是某个赞助人以某种限制形式强加给译者的。诗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原型、情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旦诗学形态形成，就会在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约束其必须取得社会认同。赞助人具体而言指那些可以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可以是一些个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权力机构、出版商，以至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A．Lefevere，1992b）。“改写理论”三要素阐明文学译介和传播将受到目标文化市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而影响的具体生成则由不同时代的诸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
3．文学社会传播学理论
译介学及翻译的文化学派理论不仅明确了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导向，还对文学翻译的传播、接受、影响等社会学层面进行了探索。这个研究趋向与欧美国家上个世纪即开始的文学研究传播学转向文学社会学的发展轨迹相吻合。文学译介要取得更大影响，则应将其视为一种文学传播活动，“针对传播对文本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体过程进行有效分析”，以社会学方法分析问题，从而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Lasswell）1948年提出了经典的“五W”传播模式，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五个要素对应的研究内容分别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符号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参见下图。如果将文学视为一种传播行为，则需强调接受者的反馈对传播者的作用，把传播看成是一个循环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过程（W．J．Severin＆J．W．Tankard，1988：32-35）。
图2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郑晔（2012）。
美国社会学家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力场”理论将文学与传播学的结合归纳得更为具体，译介学与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在此也能找到基石，即大众传播。洛文塔尔是欧美通俗文化理论和社会传播理论的开路先锋和里程碑，是至今为止最出色的文学社会学家之一，为文学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建构了“传播力场”（forc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理解力场”（force fields of＆nbsp；understanding）等文学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开创了从社会传播的整体语境着手、对文学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
洛文塔尔认为要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研究文学，即把文学活动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来看待。文学传播活动必须在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和社会中被考察。文学传播研究不仅要包括它的传播者、文本和接受者，还应包括文化语境、社会过程和经济关系。他把个体表达、传播媒介、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模式都编织到一起，创造了“传播力场”这一动态结构概念。“传播力场”是其所建构的文学传播研究的最基本的、总体性的理论范畴。
洛文塔尔指出，文学“传播力场”至少应该包括对两个层面的活动要素的分析：（1）将文学传播活动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其中5个要素应得到具体分析，即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2）将文学传播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观察，即对文学传播赖以存在的语境——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模式等进行批判性分析（甘锋，2008）。两个层面的划分在理论上看来层次清晰，但在实际传播行为中二者水乳交融。洛文塔尔对文学传播行为的分析通常落实在依次梳理传播媒介、作家、出版商、批评家、读者和传播渠道等各种“力”在文学“传播力场”中的角色及相互关系的变化上。
洛文塔尔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无论是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文学所发挥的都是一种中介作用，即传播、交流、理解的中介。一部文学作品的效果才是它的存在：“文学作品的本质，基本上由人们体验它的方式来决定。”因此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首先是从对它的阅读公众的分析开始的，首开社会心理学的文学接受理论之先河。洛文塔尔“实际上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真正开拓者”（甘锋，2008）。
从“理解力场”的角度看，文学传播活动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理解和共享。理解是传播的深层内涵，寻求理解是文学传播最基本的目的。洛文塔尔使传播的人文主义内涵深受瞩目，洛文塔尔不仅认为文学传播行为以理解为目的，而且认为文学传播行为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在达到理想状态过程中，“理解力场”具有核心作用，它是原理性的理论观念和灵魂性的思想枢纽。
洛文塔尔重视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演变对文学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文学成就与科技发展及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有关，这一点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决定成功的社会因素。出版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版各种文学作品，然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生产方式却更为惊人。”（甘锋，2011：241）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既有文学的一面，也有翻译的一面，从媒介角度看，更有传播学的特征。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力场”理论既有“多元系统理论”的脉络，又体现了译介学将文学翻译置于文化、及社会层面进行考察的核心诉求，除此以外，对承载文学翻译的现代媒介出版方式也有关注。因此，“文学传播力场”理论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而译介学、文化学派等理论的核心观点则成为研究考察的分要点。
4．中国文学的抒情现代性理论
作为文化传播的对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乃至其他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学相比都具有巨大差异性。对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学进行译介，首先要厘清该文学的核心特质，才能保证译介结果与初衷一致——弘扬中华文化，解释中国现状。当然，译介的最终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受众最大化地接受并喜爱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因此，让译介初衷与译介目的达成一致的妥善做法是一方面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及文学审美进行解读，随后将两者有机结合。
近年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王德威提出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新概念——中国文学的抒情现代性。王德威试图结合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及北美现代文学研究来定义中国现代文学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其抒情现代性命题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剧烈反响。从译介学视角来看，则抒情及现代这两个主题词契合性地归纳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传播的核心特征：将抒情现代性兼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引入现代性的美国文化市场，正所谓抒情现代性路向。以下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抒情现代性的具体特征进行论证。
何为抒情？“抒情”来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华裔美国汉学家陈世骧、高友工等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lyrical tradition）的思考，同时，它又直接继承了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对“抒情”与“史诗”问题的关注。
陈世骧提倡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辨分中西文学，主张西方文学起源于史诗类的悲喜剧，中国文学则长于抒情诗传统。如果说“以字的音乐做组织、以内心自白做意指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的话，那么中国“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诗的传统”（陈世骧，1998：2）。
高友工对陈世骧的抒情道统论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他借用现代西方文论结构主义语言学脉络，将抒情拉高到知识论的高度，从“观念、结构、功用”三个层次形成庞大的“中国美典”架构，认为抒情美典体现的是“个人自我此时此地的心境”，而“抒情艺术正是在结构中体现生命经验之圆满自足”。而这种形式的美感经验唤醒“人生意义的一种洞见和觉悟”（高友工，2004：44-102）。
普实克、李欧梵等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则将“抒情”传统融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他们以纯文学的眼光和情怀对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进行评析，着重关注的作家及作品通常具备两个“抒情”特征：“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以及一个中国人对故国的“感时忧国”精神。“抒情”传统到此处已具备中西合璧的特质。“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是利维斯一向坚持的英国小说之大传统，“感时忧国”则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的特质。
王德威的“抒情”观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他的定义不仅回溯经典，称“中国文学传统里的抒情定义丰富多姿。从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到老庄的‘心斋’、‘坐忘’的逍遥，《易传》传统的生生不息，气韵生动，还有禅宗所启发出的羚羊挂角，天机自现，都代表表述抒情的不同意识形态面向。而‘言志’和‘缘情’，不论作为抒情的认识论讨论课题，或是修辞技术的指标，从情景交融，到物色比兴，神韵兴趣，更是千百年来诗学对话的焦点之一。”（王德威，2010：4）以多面向的角度来总结，“抒情”已成为一个“囊括艺术乃至文化政治的超级能指”（李杨，2013）：“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作为我们看待诗歌，尤其是西方定义下的、以发挥个人主体情性是尚的诗歌这种文类的特别指称，但是它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于最重要也最具有争议性的，一种政治想象或政治对话的可能。”（王德威，2010：72）
何为现代？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成为海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领域的热点。“90年代以来，‘现代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统摄性的概念，无论文化研究还是思想史研究，都乐于采纳这个研究视野。”（温儒敏，2005：405）
照一般意义理解，“现代性”与现代化休戚相关。现代化是一个由以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演变的过程，现代性则表现为推动这一现代化过程的意识和精神。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开始进行文化及思想上的变革，重视实证，反对宗教权威，渐渐形成近代科学精神。18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推动西方社会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启蒙运动则高扬起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大旗，最终在近代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确立了尊重理性、知识、科学和人的现世利益的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作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产物的，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王晓初，2002）。
在普遍接受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还有多个侧面的现代性解读。从艺术角度切入的现代性最早由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出，他的“现代性”定义充满美学色彩：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2002：424）。这一定义提倡消解传统、拒绝模仿、追求新奇的审美特性，强调艺术应以孩童般的感受力和持久快乐的好奇心为原则，从现实中提取变幻无常的新事物（杨柳、张柏然，2004）。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在文学艺术领域保持了强盛的生命力，逐渐与强调理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分庭抗礼，使得现代性范畴充满内在的张力与矛盾，成为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悖论式概念。
卡林内斯库把这种矛盾而对抗的现代性总结为两种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是科技进步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迁等的结果，以启蒙思想发轫，崇尚理性、秩序、完美、普遍性、同一性和意义的确定性；而审美的现代性则具有反资产阶级的倾向，刻意反对传统模式中的整体性和意义的完整性，以否定的激情和颠覆的姿态表现出对混乱的渴求与冲动。它反对工具理性，关注感性和欲望，赞美短暂、偶然和创新的瞬时美，追求差异、个性和意义的含混、多维甚至否定。它代表开放的、解放了的审美意识，寻求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为日常生活提供审美的“救赎”（杨柳、张柏然，2004）。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国土辽阔，发展不均，既不可自外于现代化及全球化的进程，又不能割断与古老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社会现实面貌因此波澜壮阔而千变万化。作为反映中国现代社会面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现代性必然呈现出多层次多形态的特质。
李欧梵（Leo Ou-fan Lee）第一次将“现代性”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对后来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欧梵认为，主流理论家使用的“现代性”通常指的是个人主义、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理性思维等科技传统，当它被移植到中国文化这个完全不同的土壤之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李欧梵将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现代性概括为时间观念上的先期改变，认为“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新的意义”。而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史的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特征。晚清时期表现为通过想象的共时性，利用印刷媒体的力量，以大叙述的方法塑造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开启民智；“五四”时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国民化、社会化、写实化”，渴望“民主、科技”；198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大潮之中，市场经济的大行其道参与塑造了文学的商业气质。文学作品的现代化建构并未完全完成，一直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季进，2003）。
王德威以“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情现代性做了一个沟通中西古今的宏大提议。王德威坚持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框架来考量中西文化的差异并重新认识自身。他认为，现代中国的抒情传统恰好是古典中国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抒情传统放在中国近现当代的文学、文化语境里，再重新思索，重新陶冶出不同的境界或想象呢？”（王德威，2010：82）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以沈从文、陈世骧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为坐标，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放置于现代语境里重新诠释抒情传统，提炼出三组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王德威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辨厘清的盲点（王德威，2008）。王德威关于现代语境里的传统诗学观点的论述将李欧梵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命题厘清了轮廓。
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对现代性给出的定义是“中国文学传统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王德威，2005：38）。因此，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性不能唯西方浪漫文学的个人主义定义是尚，其抒情传统里的主体，“不论是言志或是缘情，都不能化约为绝对的个人，私密或唯我的形式；从兴、观、群、怨到情景交融，都预设了政教、伦理、审美、甚至形上的复杂对话”（王德威，2010）。抒情应该是“新感性”的重要一端，其所召唤的历史意识应该持续与时空经验里的“当下此刻”相互印证，因此出现的驳杂动机和变量，皆为“情与志、情与辞的复杂结合，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关键”。在王德威眼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抒情现代性的重要代表，从沈从文、海子、顾城，再到瞿秋白、鲁迅、茅盾，均为现代中国写作能成其大者，他们“除了感时忧国外，无不也是关注语言、用以思考、呈现内心和世界图景的好手。通过声音和语言的精心建构，抒情主体赋予历史混沌一个（想象的）形式，并从人间偶然中勘出审美和伦理的秩序”。所谓抒情，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有情’的历史，就是文学，就是诗”（王德威，2010：65）。
“感时忧国”也好，“言志缘情”也罢，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更与“当下此刻”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学议题、写作方式都呈现出与古代世界截然不同的“现代”甚至“后现代”气息，因此，抒情现代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瑰丽面纱。既然现代性本身拥有多幅面孔，其“强调美学，追求新奇、消弭传统”的一面则完全贴合了既抒情也现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学所要做的就是将抒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的美国文化市场合理对接，让深谙现代性之道的美国读者开始懂得品鉴抒情中国文学的“分庭抗礼”之美。
（二）国内外关注点的不同
1．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美译介进行研究的学者通常来自三个学科领域：翻译研究、文学研究及传播学研究。虽然三类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扩大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改善中国外在形象，但研究侧重点及落脚点仍各有不同。翻译研究者更为关注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质量、翻译效果、翻译策略、译员选择等译类论题，而文学研究者则侧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的选材角度、传播广度、阅读角度、接受程度等介类问题。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则对美国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推广等情况表示出更大的兴趣。鉴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内相关文献大致可见以下趋势。
1）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译介的总体状况的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往往涵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之中，研究者倾向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做全景式概括。刘江凯基于博士论文写成的著作“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情况为落脚点，围绕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与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文类（小说、诗歌、戏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了清单似的整理分类（刘江凯，2012）。陈岚的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布局宏大，将本土及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情况做了粗略论述（陈岚，2008）。吕敏宏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中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时代背景，运用目录学和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对其译介模式作了分类研究（吕敏宏，2011）。马会娟的《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则依据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会刊《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副刊Annotated Books Received（1981—2011）近30年来刊载的中国文学英译书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总结，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的翻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马会娟，2013）。鄢佳在《中国当代文学作者的英译之旅》（鄢佳，杜鹃，2013）及李朝全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成就概述》（李朝全，2007）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具体译介信息作出细致总结。王侃从中国当代小说北美译介的视角着手将研究范围从英语世界聚焦到北美，指出北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和接受仍然存在一些阻力和偏见并分析了个中原因（王侃，2012）。李德凤及鄢佳两人将中国现当代诗歌四个阶段的英译状况进行了描述，总结特点，指出趋势，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译介研究提供了综述性史料借鉴（李德凤、鄢佳，2013）。刘江凯博士对中国当代戏剧及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也有翔实总结（刘江凯，2010；刘江凯，2012）。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如何突破困境这一课题，吴赟、高方等学者提出了应对之策。吴赟在《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现状进行综述分析，就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现实困境深入思考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吴赟、顾忆青，2012）。高方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则从中国文学的大层面上给出了相关建议（高方、许钧，2010）。
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进行全面介绍外，一些学者对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姜智芹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研究传播研究的方法及存在的问题》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在方法论上应注意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求同更求异。姜智芹并提醒相关研究者应从初级阶段的资料整理走向带有问题意识的深入分析，警惕东方主义心态和意识形态因素，戒备过于乐观的自我认识（姜智芹，2013）。
2）分文学类别，或针对单个作家、译者的翻译的研究
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情况做深入研究的方法之一是采用分类、分时期及具体到个人的切片式研究视角。与全景式研究相比，这一类研究具体而微，能以翔实的材料证实具体观点，因而具有较强说服力。
付文慧在中国当代文学分类别作品英译研究领域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其论文《从中国寻根小说的英译透视意识形态和诗学取向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寻根小说代表作家作品的英译情况，揭示大陆和英语国家出版机构及译者在选择文本时的不同侧重点以及其后所反映出的诗学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付文慧，2006）；论文《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与异域传播：不同视阈与定向诠释》以1979—2010年间的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家为切入点，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考察本土译介行为与英语国家译介行为的异同，并着重从政治、性别和审美诗学三个维度阐释英语世界译介行为的偏好以及背后的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渊源（付文慧，2013）。郝莉的博士论文《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英译史研究：性别视角》对五四以来女性作家的英译作品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现当代女性作家英译作品作为整体所具备的共同特点以及其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在论文中均有翔实数据及分析（郝莉，2013）。单昕的论文《论先锋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中通过对先锋小说海外传播与影响状况的考证与剖析，探索先锋小说译介在跨语际、跨文化语境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矛盾与悖论，以及它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转型的重要作用（单昕，2012）。李可的论文《先锋派小说英译管窥——以余华作品为例》对中国先锋派作家在英语世界的相对更受欢迎现象加以探讨，认为西方译者的“个人兴趣”、海外编者的“文学责任”，以及汉学家们对作品社会与文化附加值的期待三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可，2013）。
对单个作家或翻译家的作品进行译介分析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另一个主要方向。相对而言，以个体为研究对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译介规律总结不仅易于操作而且更利于得出明确结论。最受研究者青睐的作家首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其他作家包括王蒙、阿城、贾平凹、张贤亮、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张洁、毕飞宇、残雪以及北岛、顾城等在海内外均一定知名度的当代知名作家及诗人。
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最多的一位。在他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莫言小说英译的研究、莫言作品译本的出版传播研究、莫言作品的专职译者葛浩文研究以及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启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界的热点。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博士后邵璐发表过一系列以莫言英译为主题的论文，其《莫言小说英译研究》以英语世界主流期刊报纸为资料依据，对与莫言作品有关的评论文章进行梳理，评析莫言作品在西方受到欢迎并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邵璐，2011）。“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以莫言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译者葛浩文的个人文体风格，指出译者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其“伪忠实”译法凸显了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出了源文本的异国风情（邵璐，2013）。陈海涛在论文《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中也对葛浩文运用创造性叛逆手法传递中国文化的翻译策略表示了赞许（陈海涛，2013）。姜智芹、刘江凯等学者以西方视野对莫言作品的海外翻译及传播进行探讨，希望据此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姜智芹，2005；姜智芹，2006；刘江凯，2011）。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众多学者纷纷撰文，以出版、传播、翻译等不同视角总结莫言在西方文学世界的大获成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张清华、丁旭辉等学者指出莫言作品的成功传播在于莫言作品的译者都是热爱中国文化、语言能力出众、翻译经验丰富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同时译者和作者及出版社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和合作（丁旭辉、袁洪庚，2013；张清华，2012）。李直飞、刘英爽等新闻传播学学者则从出版传播角度提出中国当代文学要想像莫言一样走向世界，出版社必须转变出版模式，要在翻译上下工夫，培养熟知国内外市场的整合人才，也要在读者与作者、政府与民间、中国作家与外国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出版与外国出版商之间形成合力（刘英爽，2013；李直飞，2013）。
王安忆是最早引起西方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其作品的文学成就及女性主义色彩使她的多部小说被相继译介到西方。郝莉、吴赟等学者将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的译介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中一个具有讨论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度挖掘（吴赟，2012；郝莉，2013b）。王侃的论文《兄弟内外》针对余华小说《兄弟》在国内外受到的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现象对争议性小说在西方的译介原则及审美视角进行了探索（王侃，2010）。对于已经有两部小说在美出版且英译本获得文学奖的毕飞宇，吴赟、孙会军等对其译本高超的翻译策略及译介手段进行了总结（吴赟，2013；孙会军、郑庆珠，2011）。吴赟的论文《＜浮躁＞英译之后的沉寂——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英译研究》主要探讨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重要地位的贾平凹缘何在英语世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吴赟，2013b）。王蒙、苏童等其他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英译情况则在朱静宇、王榆琳等学者的论文中得到了细致阐述（朱静宇，2012；王瑜琳，2013）。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御用”译者，作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最好的翻译者之一，除了执笔莫言所有重要小说的翻译之外，他还翻译了萧红、苏童、韩少功、毕飞宇、贾平凹、姜戎等几乎所有中国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其译作水平获得出版界、作家圈、评论者、读者群的一致赞誉。关于葛浩文的翻译研究成为中国文学英译领域的重要话题，中国知网上可查询到的与“葛浩文英译研究”有关的论文已超过百篇，视角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报纸杂志对葛浩文个人及其代表的美国中国文学翻译情况的介绍（罗屿，2008；季进，2009；舒晋瑜，2005；张耀平，2005）。（2）葛浩文对七部莫言主要作品的翻译，前文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述。（3）葛浩文作为汉学家的翻译策略及译者风格总结（吕敏宏，2009；胡安江，2010b；王璐，2012；黄立波、朱志瑜，2012；文军、王小川、赖甜，2007；靳秀莹，2009）。（4）《狼图腾》作为英译中国小说打入国外商业市场的成功案例中葛浩文的翻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的分析（朱滕滕，2009；董静，2010；贾楠，2012；赵娜、李培、岳玉庆，2009）。
3）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传播的研究
在翻译学者及语言学者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研究之外，另有一批文学研究者以文学及比较文学为视角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及接受情况进行了探索。谢天振、季进、刘江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均颇有建设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是译介学及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学者，曾撰写多篇论文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国门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其论文及演讲中多次援引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译介及传播接受情况以为例证（谢天振，2013c；谢天振，2013a；谢天振，2013b；王志勤，谢天振，2013）。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在其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评介与研究》中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美传播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访谈了多位海外汉学家及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数篇论文中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传播现状及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季进、李洱、李朝全、郭冰茹、何言宏，2011；季进，2011）。刘江凯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为主题，并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本土写作与世界影响——中国当代作家海外传播研究。刘江凯将项目拆分为若干分命题，利用在哈佛访学一年的机会访谈了多位中国文学学者，并查阅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中国文学译介资源做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研究。2012年刘江凯将博士论文整理出书，以“认同与延异”两个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情况做了凝练性总结（刘江凯，2012b）。“通与隔”，“政治美学的混生与延宕”等词汇则见于其系列相关论文中。刘江凯博士认为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因素有：综合国力、文学水准、流通环节、译者译笔等。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正逐渐从政治审视过渡为艺术欣赏（刘江凯，2013；刘江凯，2012c）。
其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行过有益探索的文献还包括：（1）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交流逆差进行分析的作品，如《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试析国际文学交流逆差说》（张泉，1995）；《西方为何不了解文学的中国》（王研，2010）。（2）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塑造中国当代文学新形象新格局的作品：《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朱水涌，2001）；《全球语境下我国本土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张雅娟，2013）；《文学的中国想象与跨域——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塑造及传播》（方爱武、吴秀明，2010）。（3）如何推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的作品，如《如何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王宁教授访谈录》（刘贵珍，2013）。
不少文学界及出版传媒界的专业人士从传播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行了研究。何明星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60年》，从议程设置，即出版组织的角度总结中国文学60年间外译与传播作用的经验和教训，并声称此议题对于探索建设文化大国的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何明星，2013）。于翠玲的论文《宏观背景，出版视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多维思考》则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诸多环节，包括译者、出版社、读者、营销者等，借鉴文化传播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以及文化传播背后政治和经济诸因素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和探讨（于翠玲，2012）。吕敏宏的论文《从＜狼图腾＞版权输出看如何构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发行的新模式》以中国迄今为止在海外市场赢得最佳销售量的小说《狼图腾》为例，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发行存在的不足，总结了《狼图腾》海外版在出版协议签署、译者翻译、营销发行等各个环节的运作特点，提出通过加大版权输出力度、聘请知名翻译家翻译、依托国外出版商或发行商的发行渠道等，中外合作，市场运作、多方协作，以构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发行的新模式（吕敏宏，2012）。郭珊、郑莹莹等以报纸媒体为载体，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海外受众阅读取向、海外市场营销等话题为本展开讨论，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伦敦书展：透视中国文学输出三大难关》（郭珊，2012）；《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眼里是模糊的》（郑莹莹，2005）；《中国文学风风火火走世界》（杨鸥，2011）；《加强拓展海外市场，谋求合作升级突破》（渠竞帆，2006）；《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今日的中国文学》（洪柏，2010）；《当代中国文学，处于世界何端？》（李培，2008）；《赢得跨越语际与文化的传播契机——莫言的国际影响及对中国文学的启示》（胡燕春，2012）等。
2．国外学者所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
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小众及边缘化地位，对其具有研究兴趣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以汉学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通常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翻译本身而非译作的传播及其效果，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的主要论述是他们的译论。
1）有关翻译策略的译论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耶鲁大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他认为不仅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可译性”，而且一切文学文本都具有“可译性”。翻译中要使作品的“中国性”（Chineseness）得到体现，即能使读者感知到时代、体裁、风格，尤其是作家个性的差异。“作为译者，我确信这些作品的‘中国性’会得以显现，我的任务是发现这个谱系差异的语言风格”（Owen，1996）。翻译中既追求原诗的“世界性”，又保留“中国性”，通过体现诗人的风格而保存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宇文所安还倡导翻译的“文化共性”，提倡使用近似“归化法”的翻译策略翻译中国的历法、度量衡、乐器、酒和动植物名称等，反对纯用音译（魏家海，2010）。
葛浩文（Goldblatt Howard），美国文坛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第一人”，撰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译序、后记等文章，对自己多年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心得进行了第一手总结。《写作生涯》（“The Writing Life”）是葛浩文诸多译论中被引用率最高的一篇，于2002年4月28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并将副标题定为“译者：作者。人人恨之。勇气何来？（Translator：Writer．Everyone Loves to Hate．Where Does He Get His Nerve？）”（H．Goldblatt，2002）。葛浩文在文中对译者作为改写者的角色进行了充分辩护。他将可读性、可接受性及市场认可度视为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视的三大职能。葛浩文强调译作的可读性，认为出版社出版的是小说，读者要看的也是小说的内容，原文中那些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给予删除，以使使译本读起来“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加小说化”。《记忆，言说》（“Memory，Speak”）则对21世纪翻译文学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进行了细致阐述（Goldblatt，2011）。葛浩文的《作者与译者：一种不安、互惠又偶尔脆弱的关系》（葛浩文，2013）以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为视角，点明“译者、作者间的良好关系是翻译成功的前提，也令世界文学成为可能”。作为最好的中国文学翻译者之一，收放自如不仅体现在其翻译作品上，也体现在其翻译评论文章中。在《现代中国戏剧口述史》（“Small Well Lane：A Contemporary Chinese Play and Oral History”）的评论文章中，葛浩文对戏剧及口述史的翻译操作难题作出了试探性回答，他赞赏此书翻译团队超越政治纷争秉持忠实原则的态度，并对编者使用长达24页的介绍性文字及100余条脚注帮助读者了解中国近30年复杂历史的良苦用心表示赞许（Goldblatt，2003）。发表于《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针对《彼岸》（“The Other Shore”）英译本的评述文章则对译者过于注重解释，从而削弱了高行健戏剧剧本的先锋性及复杂性的翻译策略作出了委婉的批评（Goldblatt，2000）。
蓝诗玲（Julia Lovell），新生代英国汉学家，伦敦大学教授，译有鲁迅、张爱玲、韩少功等多位重要作家代表作，其译论见于其译作前言及后序。在《鲁迅全集》的翻译札记里（“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蓝诗玲提出了“忠实性再创造”的概念，她把原文的书写称为“创造”（creation），译文的产生称为“再创造”（recreation）。所谓再创造，就是在全新的英语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再现原文读者阅读原作时的体验。此说与奈达的“等效理论”及葛浩文的“忠实性叛逆”似有异曲同工之妙（Lovell，2009）。
金凯筠（Karen S．Kingsbury），美国汉学家，其执笔的张爱玲译作继鲁迅、钱锺书后进入“企鹅经典”，跻身于高品质中国现代文学译作之列。她认为翻译是译者的主体性阐释，是一位特殊读者的个人解读，译者只是凭一己之力去传达作品给自己所带来的心理和感官刺激。“语言间的翻译不是机械的转化，它是一种阐释，是个人主观心智将艺术材料从一种介质转换为另一种介质的行为”。其翻译策略与葛浩文和蓝诗玲不一样，她大量采取直译（甚至是硬译）法，目的是传递汉语文化的特色，给英语文学注入新元素。她的翻译异化句式占很大比重。她甚至戏称自己是个“句法奴隶”，总是绞尽脑汁想去复制中文的措辞方式。“我只简单地试图把我从原文体会到的每一寸细微意义和感觉塞进译文里，其余则顺其自然。”金凯筠认为翻译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不仅方便、便宜，而且也体现了环境友好与公平贸易精神。特别是当译文读者明白地球上有许多社会并不靠英语来运转的时候，翻译就成了英语读者建构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过为了化解一些生硬的表达，她的译文中浅化、归化，甚至是过度阐释的地方也并不少见（覃江华，2011）。
陶忘机（John Balcom），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系教授，台湾诗歌翻译界权威，近年对大陆山西作家作品多有译介。他曾发表数篇论文对自己的中国文学翻译心得进行总结。在苏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担任主编的译论文集《作为作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Writer”）中，陶忘机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道》（“Transl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alcom，2006）从美国出版业对翻译文学作品的编辑原则出发，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诗歌、历史小说、科幻小说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的经验，将中国文学翻译策略归纳为四个方面：还原情境，解释内容，改写文风与接受不可译性。他于2008年发表的论文《构筑桥梁：译者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Bridging the Gap：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a Translator's Perspective”）（Balcom，2008）则从提升美国读者接受度的角度出发，以李锐、曹乃谦的作品为例，在重视译文情境、内容、文体等元素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还应注意文化、政治方面的中西差异，以消除误解为己任，争取实现教育读者、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长远目标。陶忘机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见解还散见于他多本译著的前言及后序当中，如《到黑夜想你没办法》（There's Nothing I Can Do When I Think of You Late at Night）的前序中，陶忘机提到曹乃谦的雁北方言行文对翻译构成极大难度，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是增进与作者的个人沟通，以简净洗练的标准英语还原方言原意（Balcom，2009）。
2）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传播效果不佳的思考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认为，相对于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同为异域文学的中国文学在学术界外的读者中关注度较低。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正是美国汉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回答都落在对翻译质量的质疑上。宇文所安认为翻译质量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声誉以及中文写作的特质。邓腾克等也支持此观点。
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则认为，大部分的学者和读者对1949—1980年间的中国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在于宣传属性太过突出。蓝诗玲在英国最重要的报纸（卫报）（The Guardian）上曾撰长文《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美国家的译介、推广及传播不佳的情况进行分析。该文开篇以中国近邻、同为东方文化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广受好评入手，指出美国主流出版社克诺夫出版集团（Knopf）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重塑日本形象并打击中国共产主义形势，精选日本现代文学中忧郁、精致、动人之作进行译介，成功构建日本文化的异国审美图景，打造出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一大批蜚声国际的日本作家，帮助日本现代文学顺利进入英美主流出版界。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却因政治宣传色彩浓郁、题材单调、情感匮乏、审美缺失、中外交流渠道不畅等多种时代原因受到英美国家读者冷遇。新世纪中国文学形势虽已蒸蒸日上，但因文化传承方面的断层，西方读者仍需时日才能充分理解并接受中国现代文学。蓝诗玲还对西方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方面重装帧、轻内涵的做法提出批评，文末附有经典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列表，将作者认为原文及译文均经得起西方国家读者推敲的作品呈上。该文论点鲜明、见解深刻，既有批评性，更有建设性，足见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及翻译实践方面的深厚造诣及功底（J．Lovell，2005）。
邓腾克认为，美国读者素有不阅读翻译作品的习惯。加上很多中国小说与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关联紧密，美国读者太过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在美销量不佳，市场规模较小，出版商因此不愿意承担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风险。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白睿文的观点与邓相似。他认为，“美国人不看翻译小说是文化失衡”（白睿文，2012）。他也将翻译小说的冷遇归结为美国出版商不愿出版异域文学的顾虑，并对这种文化上的短视行为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文艺报发表的《中国文学翻译危机重重》的报道中，白睿文将中国文学翻译的危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学翻译过程艰辛，译者工作缺乏认可；二是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行销不利，导致恶性循环。而销售困难的原因在于：首先，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小众及边缘地位；其次，电子时代带来的“速食文化”之风对中国文学翻译市场形成了巨大冲击（白睿文，2014）。
不过，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传播的前景非常乐观。他在《从翻译视角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中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翻译虽然比以前多，但读者群并没有随之扩大，依然处于第三世界地位的中国文学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启发中国之外的读者。”他发现美国的商业出版商中已经开始增加中国文学的出版书单，不是一本书一本书地增加，而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增加，并且在推销这些作品的时候至少也还是有一点热情的（葛浩文，2010）。
3．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
1）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译轻介”，对翻译文本分析、翻译策略进行的研究较多，对如何更好地深入认识海外读者及市场的运作规律、更好地获得传播的效果却研究不足，缺少将翻译学和文化传播学很好结合的理论构建和对海外传播的深度实证分析。近年来，以谢天振为代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译介学”学派较好地将翻译学理论和文化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结合，一些博士论文对熊猫丛书、《中国文学》杂志的对外译介工作及其效果开展了专门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受条件所限，其研究立足点仍然放在考察国内资助人、译介主体及其相关行为上，对国外市场的情况则论述不足，语焉不详。
近年来虽有刘江凯等学者开始注意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应该重视海外市场的接受度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开拓性研究，但他们多局限于收集整理相关材料进行报导式写作，著述的理论深度及高度则相应不足。在研究视角的切入方面，因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牵涉到的领域众多，文学、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出版学等各派学者、作家、翻译家及业界人士均活跃其中，虽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但囿于各自领域的行业隔膜，互相之间的缺乏沟通，导致观点零散、呼应缺失。在研究方法方面，受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多采用文献法作为主要方法，直接观察、实地调研、定量分析、深度访谈等科学性方法并不多见。此外，在研究视野不够宽广的前提下，研究结论多有重复且缺乏新意。
2）国外相关研究的不足
汉学家对选材、翻译策略等的论述较为充分，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之后如何在美传播的研究不多，其著述往往来源于编、译者个人所思所感，经验式、感想式、杂谈式的写作是主流，就译论译，缺乏对中国文学对美译介这一主题的完整论述，没有形成文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良好结合的理论构架，无法反映出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两国间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互动的现实情况。因受自身眼界的局限及其在社会中的小众及边缘化地位影响，即使间或有葛浩文等学者结合自身实践及思考提出颇具前瞻性的学术观点，也因受众的缺失及学术影响力的缺乏而无法形成气候。在研究立场方面，西方中心主义及意识形态等政治正确性在众多研究文章中频频闪现。研究主题单一，现有著述或总结某个时间段的中国文学概貌，或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对某一具体文学家立传评说，或研究某个作品译本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大多把中国文学放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下加以评判或者过度阐释。研究方法落后，多采取文献归纳、材料罗列等基本资料收集手段。
三、研究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它包括了选材、文本翻译及译本在海外文化市场营销及流通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中国文学对外翻译这一重要环节的向前回溯和向后延展。洛文塔尔文化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语意不匹配，而是符号和资源没有用对地方。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研究视阈应该进一步扩大，恰如生产过程不仅要重视产品在企业中的设计、生产、包装，还要看产品原材料、资金筹措等前生产过程，也要看产成品如何通过销售渠道进入消费者，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这就意味着译介二字可以拥有较之以往更广阔的含义。如果说“译”毫无疑问指代翻译的话，那么“介”可以具备多层意义：媒介、中介及介绍。
因此，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研究不仅要重视文学翻译，而且应该结合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研究不仅是文学的研究或翻译学研究，而且是社会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融合着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视野，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一）选题意义
1．选题的理论价值
1）将研究对象前伸后延，拓展了译介学的研究内涵，构建译介并重的译介学研究框架
在更大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翻译理论与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理论有机结合，综合“目的论”、“接受美学”、“多元系统理论”、“文化转向”等多种流派的翻译理论，结合“抒情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梳理出以抒情性的中国文化为依托，以现代性的文化市场运作为手段的“抒情现代性”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策略，以跨学科的视角拓展译介理论研究内涵，从译与介并重的角度开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思维，为后来研究提供新思路及新方法。
2）对美国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美国研究，或称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在中国是一门“显学”。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美国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上，对于中华文化这一外来文化如何进入美国市场并产生有效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课题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通过对汉学家译介的典型案例进行解析来试图构建对美文学译介的较优模式，从而为我国美国研究领域提供有益补充。
2．选题的应用价值
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成为国家战略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效果不够理想的当下，本书从译介并重的原则出发，提倡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应还原文学海外传播的本质，从抒情现代性角度选材，依靠汉学家的力量，充分运用传播手段，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市场有效传播，实现提高美国人民对华认识水平，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美友善关系。
1）有助于加深对美国文化市场运作规律的认识，提高对外译介的效果
首先，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为背景，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走向，并成为风向标似的全球最大文化市场，其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最大目标。熟悉目标市场文化传播的流程规范、对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进行分析，知己知彼后才能调整目标，制定正确方针，确保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
其次，本身历史较短、不拘泥于既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美国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容易创造新事物，美国文化产业一开始走的就是市场化的道路。如何在既定时间内达成既定目标已是美国文化市场约定俗称的操作模式。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既定目标既然是要实现与美国文化市场的接轨，就应突破旧有束缚，以符合市场特性的模式进行相关运作。此模式的习得对大力扶持文化事业却效果不明显的中国文化推广相关部门而言极为关键。
2）有助于建立有效的赞助人模式，理顺对外文学传播的管理体制
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美国文化产业市场属于边缘化区域，但主流文化市场的现代性及外向型特征同样在该区域得到了反映：意识形态多元化、赞助基金专业化、文化产品数字化，传播手段多样化等译介形态预示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未来路径。
由于中国政府承担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主要赞助人角色，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美译介效果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较大影响。本书的研究对改革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管理体制、促进政府部门角色转换、建立符合西方惯例的赞助人制度将不无裨益。
3）有助于建立以汉学家为依托、注重西方文化市场接受性的新型文学译介模式
很多人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美国文化市场的边缘状态归因于东西方文化的无法兼容。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推断。同为亚洲近邻的日本，因采用严格遴选优美作品并聘请精通日语的母语译者的译介手段及模式，其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美学意味的文学作品在二战后的美国文化市场声誉日隆，不仅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也培养了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等一批优秀日本作家的忠实英语读者。文化上与日本具有相似性的中国文学应借鉴其经验，建立起以汉学家译者为依托、注重西方文化市场接受性的新型文学译介模式。
（二）研究思路
1．基于传播力场理论的全流程、多视角、跨学科的译介学框架构建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翻译这个传统环节外，它还包含了相当长的文化传播链，涉及政府部门、出版企业、基金会、作者、译者、评论家、读者等极为广泛的关系人，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译介思路进行拓展，将之“前伸后延”。本研究将糅合多种文学理论、翻译理论、译介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及文学社会学理论，将整个流程中涉及的关系人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置于欧美著名文学传播理论专家洛文塔尔（Lowenthal）的文学传播力场（Theory of Force＆nbsp；Field）的理论框架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的问题进行研究。图3是对研究思路的直观展示。
图3研究思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关系人与流程
2．基于海外传播目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抒情现代性的传扬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的终极目的是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介绍到美国文化市场并赢得更多读者，从而帮助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感受中国文化之美并了解中国的真实现状。这就势必要求译介主体不仅要深刻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核心特质（抒情传统下的现代性），更要把握美国文化市场在整体社会系统影响下所形成的特定审美期待及阅读视野（抒情与现代兼具），两相结合达到既定目标。
中国现当代文学既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又具备了现代文明统领下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在向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市场进行传播时，其二元性应得到合理呈现，即不仅发扬中国文学独特的抒情文化传统，更应兼顾目标读者即美国读者的现代化眼光，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王德威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学抒情现代性”学术概念被移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译介研究之中，从而带有跨学科性质。它涉及中国文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结合译介学与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本研究将从宏观及微观两方面入手，既对整体市场、策略方针、运营模式等大背景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又落实到具体汉学家译者的翻译策略探讨、翻译文本分析，力求数据化、科学化、具象化地说明美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抒情与现代兼具的英译现状及启示。
3．汉学家作用的分析和切入
在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作为传播中国当今社会风貌、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路径日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美国本土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对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汉学家完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有益经验并将相关结论推广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标。研究将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主题，基于抒情现代性理论视角对汉学家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总体剖析，包括选材、翻译策略、译介趋势等三方面内容，聚焦美国三位代表性汉学家的具体翻译实践特征，从微观层面对其翻译作品、翻译策略及个人特征等方面分析其抒情现代性特征的体现，并且从市场接受的角度考察汉学家抒情现代性译介成果的推广状况，总结出以抒情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汉学家译介在作品选择、文本传达、读者接受、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事实依据和策略，实现中国文化海外传扬的中国梦想。
（三）研究框架
本书借助翻译学及传播学等相关理论，以汉学家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抒情现代性表现为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选材、翻译、出版、推广过程及国外读者接受情况，并以三位有代表性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陶忘机、白睿文的翻译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其翻译作品及翻译策略进行深度剖析，综合考察后得出相应译介结论。
本书将结合勒菲弗尔文学翻译理论：过程、产品及接受（process，product，and reception）（Lefevere，A．，1992），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理论，基于洛文塔尔文化传播理论——传播力场理论，从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接受5个要素考察对外文学译介能否有效实现其目标。传者主要考察译介赞助人、编译者，信息主要研究文本选材时如何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情现代性特征，媒介侧重于研究汉学家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翻译规范以及电子书籍快速发展对中国文学在美传播带来的影响，受者分析不同的目标读者群体，接受则主要利用亚马逊图书销售排名、图书馆收藏数量等元文本信息加以研究。
具体的研究框架如图4所示：
（四）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了文献研究、案例分析、访谈、观察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梳理翻译学理论、译介学理论及文化传播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抒情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洛文塔尔的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了融抒情现代性中国文学理论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论框架。
图4本书研究框架
对汉学家主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译介运用文献法、历史法、访谈法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由于葛浩文的研究资料较充分，因此其个案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为主的方法；对陶忘机、白睿文两位汉学家则以访谈为主，文献法、文本分析法为辅的方式对两位汉学家分别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访谈，并以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等形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沟通，最后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两位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的主力军作个案研究。本书还以蒋经国基金会为例研究赞助人方式的革新，以麦家《解密》英译版在英美两国国主流文化市场获得巨大成功作为综合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旨在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较优模式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本书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文化市场的接受及反馈情况运用观察法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整理图书馆藏书、Amazon书籍销售排名、书评、读者评论、获奖情况等渠道观察传播效果，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搜集整理，归纳出数据背后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一般规律。
- 美国权威民意调查公司，http://en．wikipedia．org/wiki/Gallup_（company）#Gallup_Poll。
- 熊志勇，《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85—96页。
- 盖洛普：超半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友非敌，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6/4009266．html。
- 调查：中国人对美观感好转，近半美国人对华有好感，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0-06/23/content_20330799．htm。
- 外媒：传媒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看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23/c_121220654．htm。
- 2003—2012年文化产业政策汇编_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54620b3d376baf1ffc4fadb1．html。
- 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jrzg/2012-02/15/content_2067781．htm。
- 许心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外国译者热议中国文化》，2014年8月19日，http://www．cssn．cn/hqxx/xshjl/xshjlnews/201408/t20140819_1297727．shtml。
- 在2000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为经济亏损被关闭，出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文学》杂志随即停刊，“熊猫丛书”也陷入困境。
- 谢天振，《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国文化》（采访：王研）《辽宁日报》，2008年5月9日第12版。
- 转引自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2。
- 赵妍，《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在海外：无法摆脱的翻译难题与政治意味》，《时代周报》，2012年10月18日。
- 《美国汉学家：从翻译视角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中国文化报》，2010年01月25日。
